近代西方經濟政策的演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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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方法論；學術刨見

一、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

在進行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過程中，胡老經過不斷的探索，尋找出了一套頗具個人學術特色而行之有效的科學研究方法。大體說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堅持以為指導

胡老一直堅信對于社會科學研究的指導意義，并將這一理念貫穿于中國經濟思想史的整個研究過程之中。例如，胡老在50年代開始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時，最初只考慮到是搞一門專史，對歷史分期問題采取了一種被歷史學界較多接受的觀點一一秦漢封建制說。但隨著胡老對經濟思想分析的深入，卻碰到了一系列按照政治經濟學無法解釋的問題。于是他依據的基本原理，對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重新進行了審視，果斷地放棄了前說而采用了西周封建論，肯定西周是較典型的封建領主制經濟，結果困難即迎刃而解。①

胡老在長期的研究中敏銳地發現，單純運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這一“社會基本矛盾學說”作為歷史研究的指導思想，會碰到許多不易正確解釋的問題。他從同志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得到啟發，認為將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和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并列為社會基本矛盾，對中國封建經濟的歷史分析是一個很有力的指導理論。由此，胡老提出，在歷史研究尤其是中國封建經濟的研究中“還須充分運用同志的社會基本矛盾理淪作為分析的武器”，認為“掌握了這一理論武器，會幫助我們解決單純以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作為歷史研究的指導思想時所不能很好解決的問題。”②由此他開創了運用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這一社會基本矛盾學說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先河，為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更為有效的的科學方法。正是在基本原理，尤其是在社會基本矛盾學說的指導下，胡老準確清晰地把握住了中國經濟思想史發展的基本線索，并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對此，胡老曾深有體會地指出：“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過程中，作者深深地體會到，如果不正確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正確地運用思想，許多的歷史事件就不能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③

胡老還以此為理論基礎構建起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堅實大廈。他發現，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經濟思想史也相應地呈現出不同階段的時代特征，“一個國家的經濟思想史，是與這個國家的社會發展進程有密切關聯的，所以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在這里，就應該特別予以考慮”。④基于這種認識，胡老將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基本原理作為肇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大廈的理論基石，在分析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變動的基礎上探討經濟思想的變遷，并將其作為貫穿歷史上各種紛繁經濟觀點的一根紅線，從而首次完整地建造起了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系統框架。所以，胡老始終強調，“一部完整的中國經濟思想史，必須以政治經濟學的范疇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⑤“他的中國經濟思想史體系，是在馬列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建立起來的?！雹?/p>

胡老一再指出：“有不少關于歷史經濟問題的分歧意見或觀點，都是由于沒有很好地或全面地掌握理論才產生的，根本不是什么分歧”，因此在研究中“更重要的仍在于更熟稔地運用經濟諸范疇”，結合中國歷史的實際情況，“作出實事求是的具體分析?！雹?/p>

2．主張以近代習用經濟范疇為基礎構建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體系

許多學者認為，編寫中國經濟思想史時應該有和它相適應的獨特體系，而不能按財富、生產、流通、分配、財政、金融等經濟范疇為體系的方式敘述，否則就是以西方經濟學說史的框框來套中國經濟思想史。由于這一觀點涉及到應否借用西方經濟學說史的某些“框框”的問題．所以是一種方法淪的問題．對此，胡老發表了自己獨特的看法。⑧

胡老指出：“任何一種思想史必然有一些它自己的特殊的理論范疇，只有在闡述其特殊理論范疇的發展過程條件下，才能顯示它本身的特色”。⑨他認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體系則必須以各種經濟范疇如生產、分配、財富等為基礎。因為“這樣做有幾個好處：(1)易于理解某一思想家或時代的經濟思想的面貌及其所反映的階級關系和經濟條件；(2)可能把不同時代的或同一時代的各個思想家的經濟觀進行比較分析；(3)易于探索許多重要經濟概念的歷史發展過程及其賴以產生的階級關系或經濟條件的變化”；(4)中國歷史上不存在專業的經濟思想家，傳統經濟思想大都混雜在哲學、政治等論述之中，將各個經濟觀點按照經濟范疇分別加以表述，易于和哲學、政治等觀點嚴恪地區分開來；(5)經濟思想史區別于其他思想史之處即在于它以論述代表一定階級或集團的經濟概念、理論及其發展過程為任務，而只有以一定歷史時期或人物所接觸到的經濟范疇為表述內容，才能實現這一任務，更充分地體現出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特點。⑩

同時，這種表述體系并非是資產階級學說史的“框框”，其實經典著作就是采用財富、利息、生產等范疇來考察、論述經濟學說史的。故以各種經濟范疇如生產、分配、財富等敘述一定歷史人物、學派或階級的經濟思想，非但是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學體系應該且必須采用的，即便“將來從事于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思想史的編寫也必須使用這些范疇?！雹虾线M一步指出，由于舊有的古代經濟思想與近代經濟思想在邏輯思維和名詞術語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我們不能完全以舊有經濟思想的范疇作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體系的基礎，而“必須以近代經濟范疇為基礎并：兼顧舊有特點的體系來編寫中國經濟思想史?！雹羞@樣才能更好地運用觀點對舊有的經濟思想遺產進行整理，才能使人們易于理解。因此，中國經濟思想史學體系以近代習用的經濟范疇為基礎，“不僅無可非議并是勢所必然?！雹?/p>

3．倡導比較分析的研究方法

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中，胡老一向重視并極力主張運用比較分析的萬法。他指出：“所謂對比分析，以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來說，就是把各種經濟觀點在可能范圍內進行古今對比、中外對比并加以分析批判．”⒁針對一些學者反對進行古今或中西對比的觀點，胡老堅定地認為：“進行對比分析，不僅可以這樣做，有時甚至必須這樣做?！雹?/p>

一方面，各類經濟范疇有進行對比的可能和必要。首先，任何社會形態所共有的經濟范疇如勞動、消費等，其本身就具備相對比的可能性，且只有通過對比才能體現出各社會形態經濟范疇所反映的經濟思想和客觀經濟條件的特點。其次，一定社會形態所特有的經濟范疇，只有通過對比才可能發現其在同一社會形態下的中西方不同國家之間以及在同一國家的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上的具體差別，且只有把同一社會形態下中西方特有經濟范疇進行一番全面對照之后，才能發現中國經濟思想的某些特有范疇。最后，幾種社會形態所共有的經濟范疇，如貨幣、商品等，“是古代社會和近代社會所共通的”，故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既可以把中國古代經濟思想與它的半殖民地時代的經濟思想相對比，也可以與西方從奴隸制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思想相對比。”⒃且只有通過對比才易于發現一定經濟范疇的演變過程，并找出它在各個生產方式或不同國家之間的共同點和差別點。另一方面，對比分析是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要求．首先，胡老指出，19世紀后半期西方經濟學說即開始輸入中國，并成為人們談論經濟問題的慣用模式，而之后傳人的的經濟范疇在名詞術語上仍是沿用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經濟范疇．由此他認為，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下，任何一個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學者，無論他是以為指導或是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都必須選擇使用人們所熟習的經濟范疇才能為人們所理解，而“這樣做，已經是在進行一種對比分析”。⒄其次，一部完整的中國經濟思想史，既然必須以政治經濟學的范疇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舊有的經濟思想和解放前曾一度流行過的由西方傳人的資產階級經濟思想，這就要求必須進行對比分析。只有通過對比研究，才能知道19世紀中葉前后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存廢變遷情況，理清其發展演化的歷史線索。最后，只有把我國舊有的經濟思想與西方古代和近代的經濟思想進行對比分析，才能使我們知道我們祖先曾經為經濟學說作出過哪些貢獻，及其在世界經濟思想史中占據怎樣的地位，才能真正發現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光輝成就。所以，胡老堅持認為，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中進行對比分析，是可能且“十分必要的”。

4．力主“古人思想現代化”

如何準確而恰當地解釋、分析和評價古人的經濟思想，是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探討中一個頗受重視的熱點。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者曾發起了一場關于該問題的討論，即“古人思想現代化”之爭．胡老旗幟鮮明地主張“古人思想現代化”。

胡老指出，所謂“古人思想現代化”，至少應該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不遵守列寧所說的“嚴格的歷史性”，把某些古人在他的歷史地位上不可能做和不可能想的當代的東西，無中生有、牽強附會地強加到古人身上；第二種情況是遵守嚴格的歷史性，運用現代科學觀點、概念、術語和語言論述古人在他的歷史地位上應有的思想和行動。⒅胡老堅決反對前者而肯定后者，他指出：“第一種情況的現代化顯然是錯誤的，幾近于無中生有的造謠，這已不完全屬于把古人思想現代化范圍”，而“第二種的現代化是正確而必不可少的步驟，也是所有反對把古人思想現代化的同志們所認為應該堅持的正確研究態度”。⒆

胡老一再強調，要堅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去分析、評論古人的思想和用現代的科學概念與術語去解釋古人的思想，進行“古人思想現代化”是十分必要的，他指出：“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和現代科學成就去整理祖國文化遺產，盡管我們遵守嚴格的歷史性，把古人及其思想放在他應有的歷史地位上，仍然有不少必須把古人思想現代化的過程．”⒇

胡老認為，真正正確而恰當地將“古人思想現代化”至少要經過三個必須的過程：一是“轉譯”把古人習用的語言，“現代化”為我們今天通用的語言，即將古漢語譯成現代漢語；二是“對口徑”，即為古代的概念術語找到現代習用的相應替代概念術語；三是“加工”，即把古人尚無確定術語概括的思想用現代習用的概念術語表達出來，從而更易于理解、分析和批判．此外，這些概念、術語和語言，由于歷史的差別，古代與現代必然在內容上有簡單與復雜之別，認識上有深淺之別，以及反應客觀事物的正確程度之不同，這些也都需要在分析批判中進一步加以指出。胡老指出：“從某種意義來說，對口徑、加工和轉譯等才是真正而正確的把古人思想現代化。”[21]

對于“古人思想現代化”，胡老是一貫堅持的。20世紀80年代已年屆80多歲的胡老仍著文指出：“將古人思想及其有關文獻予以現代化成為任何古代中國學術史者所必須闖過的第一關”。而“無論今譯、對口徑或加工均是治我國任何古代學術思想史者(包括中國經濟思想史學者)所必須經歷的過程和艱巨的任務，其目標正是使古人思想現代化，并無可非議之處”。[22]

二、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學術創見

胡寄窗先生作為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大師、專家，他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領域的卓越學術成就，集中體現在他對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系統總結和獨到評析上。

1．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研究

從整體上對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進行系統的貫通性總結和研究，是由胡老開創的。胡老的三卷本《中國經濟思想史》是以為指導寫出的第一部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通史專著，在該書中胡老對中國古代經濟思想提出了許多獨到見解，主要有以下幾大方面：

(1)《管子》經濟思想的精辟剖析。胡老首次對《管子》經濟思想作出了系統整理和分析。頗值一提的是對《管子》輕重理論的研究。他不但力排眾議，認定該理論成于戰國中后期，而且對該理論的內容從研究對象、輕重規律及其運用等方面作了明白曉暢的分析，同時獨樹一幟地指出，輕重理論實質是封建王權與商業精神的混合物。又如以往中國學者大多認為《管子》的消費觀念是其思想中最矛盾、最不易處理的一部分，因為《管子》既主張崇儉卻又鼓勵侈靡．胡老則認為，這二者并不矛盾，崇儉是一般情況下都適用的原則，而侈靡是在特殊情況下為了達到一定目的所采用的手段．胡老對于《管子》的其他經濟思想如貨幣數量說、自利觀念、財政上擴大經濟收入和價格；既念等等，亦都有獨到精辟的論述。

(2)古代經濟循環論的首次發現和系統闡述．中國古代經濟循環論后人始終未真正理解其根本內涵，更沒人作出明確系統的論述。胡老全面考察后指出，史書所載“木饑”系“木康”之誤，后世輾轉傳抄，迄今未被發覺，這樣就不但糾正了一個史料的謬誤，而且首次對這一中國古代經濟循：不論作出了系統合理的闡述，認為該學說說明當時人們已察覺到社會經濟生活過程中存在著某種客觀規律，是世界上最早說明社會經濟變動規律的經濟循環論．

(3)古代人物經濟思想的重新審視。胡老對古人經濟思想提出了許多新穎獨到的見解。例如，對于王莽的經濟思想，學術界幾乎全盤否定，認為其代表了漢代大地主階級最腐朽集團的既得利益．胡老則對王莽的經濟思想給予了較為肯定的評價，指出王莽對當時社會經濟的一些問題已有較為深刻的認識，如認識到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商品化是土地兼并的前提條件；非生產性的家庭奴婢人數的增加會導致農村勞動力的缺乏；具有壟斷性的生產事業由政府嚴加管制的必要性；尤其是他對標準價格的設計和對生產成本的重視以及對利息來源于利潤的認識，更是十分深刻和獨到的。所以盡管王莽經濟改革措施存在不少錯誤之處且以失敗告終，但失敗了的經濟政策并不一定都是錯誤的政策，他仍不愧是對經濟問題有一定觀察力的知識分子，能對以前的思想家在這方面的成就加以綜合利用，并在某些方面有較深刻的或獨到的認識．

(4)古代土地思想、貨幣理論、財政思想、“重本輕末”思想、分配思想等的系統研究。

1)土地思想．胡老深刻地指出：在封建社會前期解決土地兼并問題是土地思想的主流，由此思想家們設計了各種以小土地平均分配為指導原則的各種土地方案，從而形成了井田思想、限田思想、王田思想、占田思想、均田思想等等；而從唐中期開始，土地思想則從解決土地問題本身更多地轉向賦役問題，特別是從宋代起，思想家多將土地兼并看成是積重難返不易改變的客觀事實，并對以前的土地思想如井田思想進行了分析批判，主張定經界和清丈土地成為土地思想的主要內容，一些新的土地思想如“耕者有其田”思想的雛形開始萌生。

2)貨幣理論。胡老指出，“子母相權”論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貨幣理論，而《管子》的貨幣思想則標志古代貨幣理論的最高峰，這二者支配了整個封建時期，成為封建地主經濟時期經常被引證的貨幣理論依據；封建地主經濟前期雖出現了一些新的貨幣觀點，但經常是點滴的發現或論述，少有人對這些觀點作綜合的系統研究，且絕大多數均系重復前人的觀點；宋以后，由于紙幣的出現和流行，給貨幣理論增添了一個嶄新的內容，紙幣問題成為爭論最多的議題，而從明末開始白銀則不時成為貨幣議論的中心問題。

3)財政思想。中國古代財政思想是甚為豐富的。胡老對其發展演變的脈絡進行了系統梳理，并指出在先秦時期許多基本的財政觀點包括量人為出、開源節流、培養稅源、平均負擔、輕徭薄賦等均已產生，西漢思想家則將其具體化為財政措施，在許多方面都具有首創意義，對此后的封建王朝財政起了極大的指導作用，但就其理論來說并未有所突破；隋唐開始發生了重大財政改革，出現了一些新的財政觀點，如量出為人、以貧富為差征稅等等；宋代起則更多地是對傳統財政思想教條的批判、深化和改進。

4)“重本輕末”思想。胡老指出，中國古代“重本輕末”思想的變化主要表現在“輕末”思想的演變上，具體說來：春秋及以前普遍重商，至戰國開始出現輕末思想，漢代則成為一個傳統的：經濟教條，但漢末即有人對其提出了異議，封建地主經濟后期這一趨勢更加顯明，明清之際黃宗羲的工商皆本論對傳統的輕末抑末作了根本否定，魏源則以新的時代精神宣揚富國，給輕末觀點敲響了喪鐘。這種對輕末觀點的懷疑或公開批判，體現了順應商品經濟發展客觀條件的進步要求，特別是明中葉以后的反輕末思想更是預示未來新興剝削階級的要求。

5)分配思想。胡老認為，中國古代分配思想在封建社會的不同階段呈現出不同特點：戰國中期以前的思想家大都主張緩和貧富對立現象，兩漢戰國末年的分配思想則變為肯定貧富不均現象的合理性，兩漢起卻又掀起了激烈抨擊貧富對立的思潮，而從宋代開始，則較多地宣揚富民思想，反對打擊富民的思想日益流傳，維護富民利益成為主流思想，愈接近封建地主經濟的末期愈是如此。胡老指出，剝削階級思想家所謂“均貧富”只是用溫和的方法以適當縮短懸殊的貧富差距，勞動人民的“均貧富”要求則是以革命的暴力剝奪方式達到財富的絕對平均。

此外，胡老對于古代價值與價格概念、消費觀點、干涉與放任等也都進行了較為系統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許多獨到論斷，不一一列舉。正因如此，學界稱譽胡老：“他在未探索的航程領域中開辟出一條路徑，和他對許多空白的填補以及對大量未見分曉的問題的澄清，則胡氏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上樹立了一塊里程碑?！盵23]

2。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研究

胡老在其另一部代表性著作《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大綱》中，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對中國近代經濟思想亦作出了許多深刻獨到的分析和評價。例如，對于近代官督商辦，當時學界大多傾向于指責其對的遏制作用。胡老指出，不能認為官督商辦形式本身也是錯誤的。當時民營工商業的幼弱、國際資本主義的強大競爭壓力，以及外在融資條件的欠缺，決定了官府參與工商業的必要性，如不存在官督商辦企業，則民營工商業將拖延到若干年后才能緩慢出現，所以官督商辦企業開風氣之先的創始意義是不能否定的。由此，胡老認為，近代思想家倡行官督商辦之說，亦自有客觀基礎，不應受到責難。又如，舉借洋債主張在當時學術界一直受到較多的批評．胡老認為，舉外債以興辦近代工業是任何一個經濟落后國家發展國民經濟的正常途徑，不應當將其同一些由于經辦官僚的無知而接受的苛刻借債條件攪混在一起。當時馬建忠因倡議舉外債以修鐵路而備受非議，胡老則認為馬建忠所說的外債是指在資本市場上發行鐵路股票以籌集資本，是資本主義世界創辦工商業的習慣方式，其倡議舉洋債以興辦各種工商事業之論的本身，從理論上講是不能非議的。

在對近代歷史人物經濟思想評價上，胡老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例如稱魏源“在經濟思想領域，他可算是典型的中國式經濟思想的最后一位足值稱述的思想家，同時也是向西方文明學習的這一巨大歷史潮流的發軔者，所以，魏源的經濟思想標志著我國傳統經濟思想之歷史變革的轉折點”。[24]魏源以后，許多學者大量接觸了西方經濟學，并以此來分析中國經濟問題，因此胡老提出對這些學者的經濟思想應以近代經濟學的尺度去衡量，如康有為在以前的經濟思想學界多給予較高評價，胡老在肯定其進步作用的同時又指出“只是把一些向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習的先行者的意見加以綜合，雖在個別問題上有所發展，仍談不上增加了中國經濟思想的什么新內容”；[25]嚴復是真正傳播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惟一學者，但“不能算是一位近代意義的資產階級經：齊學家，因為他只有對許多經濟學說或問題的片面見解，缺乏對任何一個經濟理論范疇的較完整的表述”。[26]等等，不一而足。

注釋：

①胡寄窗：《對古代史分期問題的一點意見》，《學術月刊》1979年第6期。

②⑦胡寄窗：《關于研究中國封建地主經濟的若干問題》，《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4年第4期。

③④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頁、第l頁．

⑤⑩⒁⒂⒄⒅⒆⒇[21]胡寄窗：《關于目前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幾個問題》，《學術月刊》1964年第1期。

⑥談敏：《回憶我的恩師一一胡寄窗先生》，《財經研究》1994年第4期．

⑧⑨⑾⑿⒀⒃[22]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歧見》，《學術學刊》1986年第3期．

⑦張立容：《評述胡寄窗著<中國經濟思想史>》，《美國政治經濟學季刊》1987年第3期。

[24][25][26]胡寄窗：《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大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頁、第209頁、第235頁.

參考文獻：

[1]胡寄窗．關于目前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幾個問題[J]．學術月刊，1964，(1)．

篇2

經濟活動是人們在一定的經濟關系的前提下，進行是生產、交換、分配、消費以及與之有密切關聯的活動。在經濟活動中，存在以較少耗費取得較大效益的問題。經濟關系是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結成的相互關系，在各種經濟關系中，占主導地位的是生產關系。

經濟一詞，在西方源于希臘文，原意是家計管理。古希臘哲學家色諾芬的著作《經濟論》中論述了以家庭為單位的奴隸制經濟的管理，這和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是適應的。

在中國古漢語中，“經濟”一詞是“經邦”和“濟民”、“經國”和“濟世”，以及“經世濟民”等詞的綜合和簡化，含有“治國平天下”的意思。內容不僅包括國家如何理財、如何管理其他各種經濟活動，而且包括國家如何處理政治、法律、教育、軍事等方面的問題。

包括在“經世濟民”內的“經濟”一詞，很早就從中國傳到日本。西方經濟學在19世紀傳入中、日兩國。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譯為“經濟學”，中國的嚴復則譯為“生計學”。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學已逐漸成為各門類經濟學科的總稱，具有經濟科學的含義。

現代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大量運用現代數學方法和現代計算機技術，進行經濟數量關系的分析，這是由于現代經濟發展日益錯綜復雜，在此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需要運用這些新的方法進行精確的描述和解釋。經濟學各門學科依據本身的特點，適當運用現代數學和計算機技術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對于增強經濟科學的精確性，具有重要的意義。

經濟學發展簡史

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以前，對當時的一些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形成了某種經濟思想，但是并沒有形成系統。

在以歷史和文明悠久著稱的民族和國家中，以中國、古希臘、古羅馬及西歐中世紀保存的歷史文獻最為豐富。它們是兩個獨立發展的文化系統，在經濟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貢獻。

古希臘、古羅馬及西歐中世紀的經濟思想

古希臘在經濟思想方面的主要貢獻中，有色諾芬的《經濟論》，柏拉圖的社會分工論和亞里士多德關于商品交換與貨幣的學說。

色諾芬的《經濟論》論述了奴隸主如何管理家庭農莊，如何使具有實用價值的財富得以增加。色諾芬十分重視農業，認為農業是希臘自由民的最好職業，這對古羅馬的經濟思想和以后法國中重農學派都有影響。

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從人性論、國家組織原理以及使用價值的生產三個方面，考察社會分工的必要性，認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經濟生活所必需的一種自然現象。這種分析與中國古代管仲的“四民分業”論和孟子的農耕與百業、勞心與勞力的“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的理論，基本上是一致的。

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與《倫理學》兩書中指出，每種物品都有兩種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與其他物品相交換，而且說明了商品交換的歷史發展和貨幣作為交換媒介的職能，指出貨幣對一切商品起著一種等同關系的作用，從而成為最早分析商品價值形態和貨幣性質的學者。

古羅馬的經濟思想部分見于幾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圖、瓦羅等人的著作中。古羅馬對經濟思想的貢獻，主要是羅馬法中關于財產、契約和自然法則的思想。

古羅馬早期有十二銅表法，以后在帝國時期有適用于羅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和適用于帝國境內的各族人的萬民法。在這些法律中，對于財產權、契約關系以及與此相聯系的買賣、借貸、債務等關系都有明確的解釋。萬民法所依據的普遍性原則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漸形成自然法則思想，成為資本主義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來源。

西歐中世紀雖然經歷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十一世紀才真正建立起來。中世紀的學術思想為教會所壟斷，形成所謂經院學派

經院學派主要用哲學形式為宗教的神學作論證，但也包含某些經濟思想，用來論證某些經濟關系或行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來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城市的興起，教會不得不回答當時社會上出現的兩個重要問題：一是貸款利息的正當性問題，一是交換價格的公正性問題。

貸款取息與教義抵觸，教會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來迫于大量流行的貸款取息的現實，經院學派不得不采取調和態度。

在中世紀神學家中較早論述公平價格的是大阿爾伯特，他認為公平價格是和成本相等的價格，市場價格不能長期低于成本。對這兩個問題，在中世紀并未形成有說服力的觀點，但為以后的經濟學家提出了研究的課題。

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

由于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有著自己的特點。與西方古代的經濟思想比較，除在重視農業生產、社會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處外，也有它自己的特點。這方面主要有“道法自然”的思想、義利思想、富國思想、賦稅思想、平價思想、奢儉思想等。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經濟思想。道家從自然哲學出發，主張經濟活動應順從自然法則運行，主張清靜無為和“小國寡民”，反對當時儒家所提倡的禮制和法家所主張的刑政。道家這種經濟思想后來傳到西歐，對17～18世紀在西歐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響。

義利思想是關于人們求利活動與道德規范之間相互關系的理論?！袄敝饕肝镔|利益，“義”是指人們行動應遵循的道德規范。儒家貴義賤利，成為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僵化教條，妨礙了人們對求利、求富問題的探討和論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商品經濟在中國的發展。

中國古代思想家為使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國家富強，提出了各種見解或政策。孔子的學生有若就提出“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這是儒家早期的富國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國變法，提出了富國強兵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和以后的韓非，認為農業是衣食之本、戰士之源，發展農業生產是國家富強的唯一途徑。同時，他們認為工商業是末業，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會使人人避農，危害農業生產，因而主張“禁末”。富國思想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思想史上具有獨特地位，這與中國長期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國家這一特點有著密切關系。

對土地課征賦稅是中國封建社會農產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國思想家經常論述的問題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對農業生產改為按所有田畝課征賦稅。因此，中國古代的經書、史籍如《尚書》、《周禮》、《國語》等，常有關于田地分級和貢賦分等的論述。

平價思想，即關于穩定物價的思想。戰國時代，李悝、范蠡鑒于谷價大起大落對農民和工商業者都不利，提出國家在豐年購進糧食，在歉年出售糧食的“平糴”、“平糶”政策，使糧價只在一定范圍內漲落。這一平價思想也被用于國家儲備糧食的常平倉制度，和救濟貧民的義倉制度中。

古代王公貴族生活的奢侈或節儉，關系到財用的匱乏或富足，稅斂的苛繁和薄簡，因此，對待消費應提倡“儉”還是“奢”，這也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經常論述的一個問題。一般來說，黜奢崇儉是中國封建時期占支配地位的經濟思想。

但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里，也出現過一些相反的觀點。如《管子》一書的《侈靡》篇，就論述過富有者衣食、宮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開支，可以使女工、太工、瓦工、農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貧民得到就業和生活的門路，也可使商業活躍起來。這在當時確是一個頗不尋常的觀點，它從經濟活動各方面的相互聯系來考察消費問題，提出了消費對生產的反作用的卓越見解。

除上述幾種主要經濟思想外，中國古代思想家還有其他的經濟觀點，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財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盡其利、民盡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來說，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大都是為維護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統治服務的，但也有些思想是為擴大商品生產與交換、發展社會生產力開辟道路而提出來的。

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發展和演變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在西歐各國逐漸形成了資產階級經濟學。

重商主義16～17世紀是西歐資本原始積累時期。這一時期商業資本的興起和發展，促使封建自然經濟瓦解，國內市場統一，并通過對殖民地的掠奪和對外貿易的擴張積累了大量資金，推動了工場手工業的發展，產生了代表商業資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義思想。

重商主義原指國家為獲取貨幣財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紀末以后，在英、法兩國出現了不少宣揚重商主義思想的著作。重商主義重視金銀貨幣的積累，把金銀看作是財富的唯一形式，認為對外貿易是財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過出超才能獲取更多的金銀財富。因此，主張在國家的支持下發展對外貿易。

古典經濟學17世紀中葉以后，首先在英國，然后在法國，工場手工業逐漸發展成為工業生產的主要形式，重商主義已經不適應日益壯大的產業資本的利益和要求。資產階級面臨的任務是對封建勢力作斗爭，這種斗爭要求從理論上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怎樣使財富迅速增長，探討財富生產和分配的規律，論證資本主義生產的優越性。由此，產生了由流通過程進入生產過程研究的古典經濟學。

古典經濟學的先驅是英國的配第和法國的布阿吉爾貝爾。配第的主要貢獻在于提出了勞動價值論的一些基本觀點，并在此基礎上初步考察了工資、地租、利息等范疇。布阿吉爾貝爾認為流通過程不創造財富，只有農業和畜牧業才是財富的源泉。

出現于18世紀50～70年代初的以魁奈和杜爾戈為主要代表的法國重農學派理論，是對資本主義生產的第一個系統理解。他們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農業來概括資本主義，用的生產經營活動來分析資本的流通和再生產。

斯密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杰出代表和理論體系的創立者。他所著《國富論》一書把資產階級經濟學發展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他批判了重商主義只把對外貿易作為財富源泉的錯誤觀點，并把經濟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到生產領域。

他克服了重農學派認為只有農業才創造財富的片面觀點，指出一切物質生產部門都創造財富。他分析了國民財富增長的條件以及促進或阻礙國民財富增長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把它看作是一只“看不見的手”支配著社會經濟活動，他反對國家干預經濟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則。

李嘉圖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提出了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以分配論為中心的嚴謹的理論體系。他強調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是闡明財富在社會各階級間分配的規律，認為全部價值都是由勞動生產的，工資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利潤是工資以上的余額，地租是工資和利潤以上的余額。由此，他闡明了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工資、利潤和地租的對立。此外，李嘉圖還論述了貨幣流通量的規律、對外貿易的比較成本學說等等。古典經濟學到李嘉圖時達到了頂峰，對后來的經濟學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古典經濟學產生于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處于上升發展的時期，在這種條件下，古典經濟學還能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聯系和矛盾進行較為客觀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學成份。古典經濟學員主要的貢獻是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從而成為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的一個重要來源，但由于階級和歷史的局限性，他們的理論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歷史學派19世紀上半葉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還遠遠落后于英法。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出現了以國家主義為先驅的德國歷史學派。

歷史學派分為舊歷史學派和新歷史學派兩個階段。以羅雪爾為創始人的舊歷史學派活動于19世紀40～70年代。他們反對19世紀中葉以前的英法傳統經濟學，以歷史歸納法反對抽象演繹法；以歷史反對理論，否認經濟規律的客觀存在；以國家主義反對世界主義；以生產力的培植反對交換價值的追求；以國家干預經濟反對自由放任。

隨著19世紀70年代德國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工人運動的蓬勃興起，出現了以施穆勒、瓦格納、布倫塔諾等為主要代表的新歷史學派，他們在上述基本觀點的基礎上，提出改良主義的“社會經濟政策”，因而被稱為“講壇社會主義者”。

邊際效用學派這是19世紀70年代初出現在西歐幾個國家的一個庸俗學派，以倡導邊際效用價值論和邊際分析為共同特點，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兩大支派：一是以心理分析為基礎的心理學派，其主要代表為奧地利的門格爾、維塞爾和帕姆·巴維克等；一是以數學為分析工具的數理學派或稱洛桑學派，其主要代表有英國的杰文斯、法國的瓦爾拉斯和帕雷托。

邊際效用學派在美國的主要代表是克拉克，他在邊際效用論的基礎上提出邊際生產力分配論。當代經濟學家把邊際效用價值論的出現稱為“邊際主義革命”，即對古典經濟學的革命。這個學派運用的邊際分析方法，后來成為資產階級經濟學發展的重要基礎。

新古典經濟學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馬歇爾，他在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繼承19世紀以來英國庸俗經濟學的傳統，兼收并蓄，以折衷主義手法把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產力論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以完全競爭為前提、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相當完整的經濟學體系，這是繼密爾之后庸俗經濟學觀點的第二次大調和、大綜合。

馬歇爾用均衡價格論代替價值論，并在這個核心的基礎上建立各生產要素均衡價格決定其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的分配論。他頌揚自由競爭，主張自由放任，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可以通過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新古典經濟學從19世紀末起至20世紀30年代，一直被西方經濟學界奉為典范。

制度學派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美國出現的歷史學派變種。它的主要代表有范勃倫、康蒙斯、米切爾等。他們把歷史學派的方法具體化為制度演進的研究，否認經濟理論的意義，以批判資本主義的姿態出現，提倡改良主義政策。

此外，在北歐出現了以維克塞爾為代表的瑞典學派，提出與馬歇爾不同的理論體系，強調投資與儲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論，在這一時期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說中，占有特殊地位。

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學

這里主要指經過所謂“凱恩斯革命”迄至今日的資產階級經濟學。

凱恩斯主義與后凱恩斯主義1929年爆發空前規模的世界經濟危機后，資本主義經濟陷入長期蕭條狀態，失業問題嚴重。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借助市場自動調節機制，達到充分就業的傳統說教徹底破產，壟斷資產階級迫切需要一套“醫治”失業和危機，以加強壟斷資本統治的新理論和政策措施。正是適應這個需要，凱恩斯于1936年發表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

《通論》的出現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的震動，把它說成是經濟學經歷了一場“凱恩斯革命”。凱恩斯抨擊“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的薩伊定律和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觀點，對資本主義經濟進行總量分析，提出了有效需求決定就業量的理論。

有效需求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它主要由三個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費傾向、收益預期、流動偏好和貨幣供應量決定的。他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存在失業和蕭條，就是由于這些因素交相作用而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據此，他提出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采取財政金融政策，增加公共開支，降低利率刺激投資和消費，以提高有效需求，實現充分就業。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以凱恩斯這一理論為根據而形成的凱恩斯主義，不僅成為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界占統治地位的一個流派，而且對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具有重大的影響。

新經濟自由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和20世紀50～60年代相對穩定的經濟增長，促成了凱恩斯主義的盛行。但是隨著壟斷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激化，國家干預經濟不斷引起一系列的新問題，特別是70年代以來出現了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同時并存的“滯脹”局面，使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陷于困境，受到各式新經濟自由主義流派的挑戰。

各種色彩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具有各自的論點和論證方法，但是，反對國家干預經濟，鼓吹恢復和加強自由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作用，是他們的共同立場。

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面臨的問題愈來愈復雜，所研究的范圍也愈來愈廣泛。不同的流派出于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及其有效運行的共同目的，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別性，既相互交叉地研究同一課題，又各有側重地研究不同的經濟領域。因而，不僅在理論上彼此有爭論，而且出現了門類繁多的“經濟學科”。

經濟學說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濟學說的主要內容，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產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馬克思從分析商品開始，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批判地繼承并發展了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派奠立的勞動價值理論，指出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二重性是由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勞動的二重性決定的。

剩余價值學說是政治經濟學的基石。馬克思把社會總生產分為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兩大部類，并把每一部類產品的價值，分解為由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和剩余價值所構成。馬克思還考察了資本的各種具體形式，以及相應的剩余價值的各種具體形式。

經濟學學科分類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深化，人類經濟活動的內容愈來愈復雜、豐富，專業化程度愈來愈細密；同時，各種經濟活動之間、經濟活動與其他社會活動之間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聯系，也愈來愈緊密。

為了適應這種情況，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也愈來愈擴展。一方面，從帶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論經濟學中，不斷分化出帶有應用性和獨立的部門經濟學、專業經濟學等分支學科；另一方面，也出現了經濟學科內部各個分支相互交叉的學科，以及經濟學科與其他社會科學，以至自然科學學科之間彼此聯結的邊緣學科。

與此同時，隨著經濟學研究的深化，對分析的精確性的要求愈來愈高，出現了研究經濟數量的分析和計量方法的學科；為了總結歷史經驗，為理論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系統的歷史依據，出現了各種經濟史的學科。這樣，就在社會科學中逐步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門類分支繁多的經濟學科體系。

關于現代經濟學的學科分類，大體上可以分為如下幾個門類：

理論經濟學論述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經濟運行和發展的一般規律，為各個經濟學科提供基礎理論。理論經濟學通常稱為一般經濟理論，它分為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兩個分支。

宏觀經濟學以整個國民經濟為視野，以經濟活動總過程為對象，考察國民收入、物價水平等總量的決定和波動。其中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波動(經濟周期)理論又是宏觀經濟學的兩個獨立分支。

微觀經濟學研究市場經濟中單個經濟單位即生產者(廠商)、消費者(居民)的經濟行為，包括供求價格平衡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在不同市場類型下廠商成本分析與產量、價格決定理論、生產要素收入決定即分配理論等。

經濟發展史是研究人類社會各個歷史時期、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發展演變的具體過程及其特殊規律的學科。它為總結歷史經驗和預見未來社會經濟發展趨勢提供依據，也為研究各個歷史時期形成的經濟思想、學說、政策提供歷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