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近代史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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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胡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中國近代史作為戰(zhàn)斗武器，“以史論政”；同時用唯物史觀觀察近代中國，提出了近代中國歷史上若干重大問題的認識。1949年以后，他推重革命性與科學性的結合，在中國近代史研究和著作的實踐中，提出了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規(guī)范的一系列重大認識，在推動創(chuàng)建科學的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中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從“以史論政”到科學的學科體系的創(chuàng)建，胡繩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是一個歷史過程。

關鍵詞：胡繩中國近代史唯物史觀學科體系革命性與科學性

1936年5月10日，胡繩發(fā)表《<中國近代史>評介》一文時，年僅18歲。一年前，他從北京大學哲學系一年級肄業(yè)，回到上海刻苦自學。他已閱讀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著作，初步接受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在上海從事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文化活動和抗日救亡運動，為《讀書生活》等刊物撰稿，參加《新學識》的編輯工作，已然在思想界嶄露頭角。在這篇文章中，他嘗試以唯物史觀為準繩，來評價最早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tǒng)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專著——李鼎聲所著《中國近代史》。他指出，“這本書的作者是很正確地把握到現(xiàn)代中國社會發(fā)展的本質的，而且在他這本書中間是負起了應負的任務的”。在他看來，李著《中國近代史》相對于其他史學著作的優(yōu)越之處在于：第一，處處顧到中國歷史的世界背景；第二，對于中國近代史中間許多常被誤解或歪曲的重要事變都有很有力的說明。同時，他也毫不客氣地指出這本書的缺點：內容過于簡略，尤其對于“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來中國經(jīng)濟上的變化”解說得還欠周到；他認為，在解釋歷史事實時，不可“忘了當時的社會經(jīng)濟背景”。而且，“國際資本、中國民族資本、封建勢力這幾方面微妙的復雜的關系，是不能只用幾句概念式的話就算表過的”。①重視社會經(jīng)濟在社會發(fā)展中的決定作用，重視社會階級勢力消長的分析，這些都體現(xiàn)了青年胡繩已然接受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內核。

1937年5月5日，抗戰(zhàn)爆發(fā)前夕，胡繩發(fā)表《“五四”運動論》。他既充分肯定激烈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又明確指出，五四時代思想的最大弱點是“只有熱情的口號，只有雜亂的思想介紹，而沒有對于宇宙、社會、人生全面的、一貫的、深刻的理解作理論基礎”。正因為這些弱點始終不曾被克服，“于是在客觀的形勢稍一變動的時候，有些起初以英勇姿態(tài)而出現(xiàn)的戰(zhàn)士便一敗涂地向后退了，而且退得那樣地迅速，那樣地毫不遲疑”。對群眾的發(fā)動極為有限，“它只喚醒了一小部分人的‘人’的自覺，它仍然把大部分的在多重的壓迫下掙扎生存的人遺忘了”。胡繩指出，必須“要給民主與科學建立起與歷史的發(fā)展過程配合，與當前的救亡運動的實踐配合的堅實的理論基礎”，②這個基礎就是唯物論與辯證法。唯其如此，才能徹底肅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勢力。撰寫此文時，國共聯(lián)合抗日局面已初步形成，全國上下一心，統(tǒng)一于抗日救亡的旗幟之下，中共和一些有識之士呼吁國民黨實行民主，發(fā)動人民群眾的力量，實行全面抗戰(zhàn)。胡繩通過論述，吸取歷史經(jīng)驗教訓，他指出，救亡無疑需要民主和科學，但更為重要的是確立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與辯證法的指導地位，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胡繩轉至武漢，于1938年加人中國共產(chǎn)黨。此后，他在武漢、襄樊、重慶等地參與黨的文化領導機構和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由于投身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人民求解放的宏偉革命實踐，他對的偉大歷史意義看得更清楚了。解放戰(zhàn)爭勝利前夕，胡繩在1949年5月4日《進步青年》創(chuàng)刊號發(fā)表《的歷史意義》。文章指出，五四以前，農民大眾的“血雖然向外國侵略者表明了中國人民是不可輕侮的，但是他們究竟并不能對民族的新生有多少積極的貢獻”；資產(chǎn)階級和小資產(chǎn)階級的革命熱情“往往只表現(xiàn)為脫離廣大群眾的個人主義的搏斗。他們朦朧地想望著資本主義的中國，實際上卻隨時準備著與帝國主義者和封建勢力的妥協(xié)”。五四后，“由于中國工人階級之作為獨立的、領導的政治力量的出現(xiàn)”，由于無產(chǎn)階級政黨——中國共產(chǎn)黨的出現(xiàn)，中國人民的革命有了確定不移的目標，中國革命呈現(xiàn)了煥然一新的面貌，“百年間中國人民所抗議和反對的舊中國就不能不一天天走向死亡，合于最大多數(shù)的人民大眾意愿的新中國也就一定能涌現(xiàn)到地平線上來”。③文章的結論：成為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水嶺。在《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一書中，他這樣評價：十月革命的影響，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人民的進一步覺醒，巴黎和會外交的失敗，終于引發(fā)了。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使帝國主義不得不承認“中國人民的團結和行動的力量，的確是一個相當重的砝碼”?！皬拈_始，我們可以看到，具有徹底地反帝國主義性質的人民愛國運動在無產(chǎn)階級領導下展開了。”中國革命成為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國人民的反帝國主義斗爭就不能不展開新的面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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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繩全書》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3、355頁。

②《胡繩全書》第1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41頁。

③《胡繩全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頁。

④《胡繩全書》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9、322頁。

嚴格說來，寫于1939年12月25日的《論鴉片戰(zhàn)爭——中國歷史轉變點的研究》是胡繩的第一篇關于中國近代史的學術論文。在這篇文章中，他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通過豐富的史料，展現(xiàn)了鴉片戰(zhàn)爭前中國社會矛盾日趨激化、下層民眾的反抗斗爭此起彼伏、清朝專制統(tǒng)治由興盛而漸趨衰落的歷史圖景，對“在鴉片戰(zhàn)爭中各種社會力量的動態(tài)和鴉片戰(zhàn)爭的發(fā)生與結果在中國社會中引起了怎樣的階級關系的變化”做了具體、深刻的闡述。鴉片戰(zhàn)爭一方面加速了小農經(jīng)濟的解體，造成了封建社會的崩潰；另一方面，“在這腐爛的過程中生長出了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過的新的對立階級，新的斗爭與發(fā)展?！痹谶@篇長約兩萬字的文章中，胡繩充分體現(xiàn)了他高屋建瓴的理論思維、游刃有余的史料駕馭能力，做出了許多新穎而富有卓識的論述。比如，對于清王朝采取的閉關鎖國政策，前人大多持否定態(tài)度。他通過辯證分析指出，“假如在18世紀，中國的鎖國政策，還是出發(fā)于封建社會中傳統(tǒng)的自大心理與對任何外來新勢力的畏懼與排斥，那么到了19世紀初葉這一政策有了積極的自衛(wèi)意義?！鼻宄y(tǒng)治者的顢頇愚昧固然應該批判，但絕不能因之而為萬惡的鴉片貿易開脫罪責。胡繩通過雄辯的歷史事實論證了鴉片貿易給英帝國主義帶來的巨大收益，給中國造成的深刻的社會災難，“英國在以大炮轟破中國的大門之前，已經(jīng)靠著鴉片那種奇怪的商品給予了閉關自守的中國比炮彈更要激烈的打擊了。”①閉關只是清王朝在面對帝國主義入侵時的一種無奈的選擇，如果對帝國主義侵略與擴張的本質認識不清，對英帝國欲打開中國這個海外市場，以挽救日益逼近的工業(yè)危機這個鴉片戰(zhàn)爭的內在根源視而不見，而歸咎于閉關鎖國政策，則可以說是倒果為因、顛倒黑白。應該注意到，此文寫作時抗日戰(zhàn)爭已進入相持階段，國民黨對日方針由初期的積極抵抗轉向消極妥協(xié)。鴉片戰(zhàn)爭中的統(tǒng)治階級依違于和戰(zhàn)之間，對于英國侵略者時而大張撻伐，時而委曲求和，最終使局面不可收拾，這樣的歷史教訓不啻是提供給國民黨當局的前車之鑒。

胡繩關于閉關的觀點在1949年所寫的《帝國主義掠奪中國的前奏》一文中有了進一步的發(fā)揮。他通過翔實的史料證明，“中國當時所拒絕的并不是什么和平的國際貿易。如果中國曾經(jīng)只能聽任西方海盜商人自由行動，那就等不到鴉片戰(zhàn)爭，先來的冒險家們早已會把中國蹂躪成和非洲、澳洲、印度、印度尼西亞一樣了。”胡繩進一步分析，“封建統(tǒng)治者企圖關緊大門，永遠保持封建統(tǒng)治秩序”，②但他們所采用的這種單純防御的方法，也不能逃脫破產(chǎn)的歷史命運。也有論者指責清廷不知利用國際關系以制英，胡繩認為，“固然當時英美、英法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但清廷即使能利用國際關系，而在國內矛盾日趨銳化的情形下，欲避免自身的危機也是不可能的。在國內執(zhí)行著一切退步政策的封建統(tǒng)治者是領導不起來一個勝利的全民抗戰(zhàn)的?！雹塾捎谟修q證唯物主義作為有力的分析工具，胡繩的這些論述既迭出新意，又有理有據(jù)。在這幾篇文章中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和觀點，對此后中國近代史研究有相當?shù)挠绊?。而且，他洗練流暢、雅俗共賞的行文風格也有助于吸引更多讀者。

1942年，胡繩從香港回到重慶，在《新華日報》編輯部工作。他在工作之余用大部分精力學習中國歷史，閱讀了許多歷史書籍，并于1944—1945年間，根據(jù)學習筆記寫了一本通俗讀物《二千年間》，寄給葉圣陶編輯的《中學生》雜志發(fā)表。④寫作此書時，胡繩只是將它當作自己學習歷史的筆記，并未想借此對現(xiàn)實有所諷喻。但作為一個有強烈歷史責任感與時代使命感的熱血青年，面對使人焦慮的國內政局，“由這些客觀形勢引起的感觸不可能不流露到筆端上來?！雹葸@本書結構獨特，從縱的方面寫官僚機構、軍隊、農民革命、上層改革等。在第六節(jié)“大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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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繩全書》第1卷(上)，第406、387、390頁。

②《胡繩全書》第2卷，第19、20頁。

③《胡繩全書》第1卷(上)，第401頁。

④據(jù)胡繩回憶，1949年前后中學里沒有歷史教科書，就拿《二千年間》當教科書。參見《筆耕豐歉說當年》，《胡繩全書》第7卷，第165頁。

⑤《第五卷引言》，1996年，《胡繩全書》第5卷，第2頁。

的撼動”中，胡繩對農民戰(zhàn)爭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農民起義雖然“無法違抗失敗的命運”，然而“在這一次接一次的斗爭中，畢竟是把封建社會推向前去”。尤其對最后一次大規(guī)模的農民戰(zhàn)爭——太平天國，胡繩認為它“一面總結了封建時代的農民戰(zhàn)爭，一面又下啟了近代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爭。”他進一步指出，“只有在現(xiàn)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才能真正解決農民問題，不會重蹈農民戰(zhàn)爭的歷史覆轍”，但無論如何，中國革命必須發(fā)動農民才能獲取成功，“表面上顯得似乎是凝滯不動的廣大農村中，有著無限的力量，一旦撼動起來，就能創(chuàng)造出一切奇跡。”①對于，胡繩認為不能高估其歷史意義，它不能算改革，而只是改良，是從統(tǒng)治者立場上提出改良政策，“把對于下層人民的剝削方法和統(tǒng)治政策作某些改變，以求達到穩(wěn)定既存的統(tǒng)治秩序，維持和鞏固統(tǒng)治者地位的目的。”在內憂外患中，為了挽救危局，統(tǒng)治集團中自動提出的改革辦法，最高限度“只是這種改良政策。”而且“縱使是這種改良政策，他們也不敢認真執(zhí)行”。最后，統(tǒng)治階級只能一切守舊，坐以待斃。尤為可貴的是，胡繩在此時已特別意識到反封建任務的艱巨性。他強調，“封建專制時代經(jīng)歷那樣長的期間，積蓄了那樣深厚的傳統(tǒng)，要把它整個埋葬掉，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一個人死了，固然并不會有鬼魂，但一個歷史時代死了，它的鬼魂卻還會繼續(xù)活著，給新的時代以騷擾破壞的。這‘鬼魂’卻并不是不可捉摸的精靈，而是實際社會中的存在?！雹谥敝两袢眨覀円廊徊荒懿慌宸K這些話里所蘊含的真知灼見。

1946年解放戰(zhàn)爭爆發(fā)，中華民族面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的抉擇。胡繩先是在上海，1947年3月轉赴香港，直至1948年10月?！斑@段時間在中國大地上發(fā)生了翻天覆地、驚心動魄的變化。革命勝利的形勢排山倒海地到來，使人有應接不暇之感?！雹圻@是胡繩寫作最為豐產(chǎn)的時期，“寫的數(shù)量大，當然是面臨著千年不遇的變化，但也和身處香港有關?！雹転榱俗屆癖娬J清獨裁統(tǒng)治的真面目，從而堅定地跟中共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他在這個時期寫了相當多的時政評論。由于國民黨的文化專制日趨嚴酷，“起先大多用現(xiàn)實的政治題目，但這樣的題目的文章漸漸地發(fā)表不出來了。于是就試用中國近代史的題材寫一些文章以代替政論?！雹葸@些文章以史論政，“試圖通過講歷史說服當時許多尚處于觀望狀態(tài)的知識分子與中國共產(chǎn)黨合作，教育廣大青年吸取歷史教訓投奔到革命洪流中去?！边@些“史事評論”文章主要包括《辛亥革命前知識分子和群眾的結合》(1946年)、《辛亥革命舊事》(1946、1947年)、《康有為與戊戌維新》(1948年)、《梁啟超及其保皇自由主義》(1948年)、《洪秀全與馮云山》(1948年)、《馬克思主義與近代中國社會思想發(fā)展概觀》(1948年)、《太平天國和資本主義外國的關系》(1949年)等。

對于辛亥革命傾覆清王朝的偉績，胡繩認為，不能孤立地歸功于一次次革命者孤注一擲的暗殺行動，一次次規(guī)模有限的軍事起義，而更應該看到先進知識分子在群眾中所作的長期宣傳教育和組織工作，奠定了一定的群眾基礎，從而爆發(fā)出無比的革命偉力。他征引豐富的史料，雄辯地論證了“知識分子和群眾結合的密切程度，是革命成熟程度的決定因素”。⑥辛亥革命前群眾運動并不充分，知識分子在主觀上還沒有真正把自己完全和群眾打成一片的決心，這就決定了辛亥革命成果是很脆弱的。文章的現(xiàn)實指向性是很強的：觀望中的知識分子，應該以史為鑒，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積極投身到發(fā)動和組織群眾的偉大事業(yè)中去。

①《二千年間》，《胡繩全書》第5卷，第90、91頁。

②《二千年間》，《胡繩全書》第5卷，第132、133、134、140頁。

③《香港雜憶》，《胡繩全書》第7卷，第190頁。

④《筆耕豐歉說當年》，《胡繩全書》第7卷，第170頁。

⑤《從鴉片戰(zhàn)爭到·序言》，1980年，《胡繩全書》第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頁。

⑥《辛亥繭命前知識分子和群眾的結合》，《胡繩全書》第1卷(上)，第417頁。

在《康有為與戊戌維新》、《梁啟超及其?；首杂芍髁x》兩文中，胡繩對改良主義進行了深入論述。他認為，戊戌維新不可逃脫失敗的命運。首先，康有為等維新志士只想“從國主、貴臣、縉紳、士大夫中去找求保國的力量”，結果自然不堪反動勢力的一擊。雖然他們在從“上面”碰了釘子后，也曾想到過“下面”的“國民”，但“他們所能想到的國民，總究是脫不出官僚士紳的范圍的”?？涤袨榈葘τ谙聦尤嗣窀锩臉O端恐懼，決定了他們不可能真正發(fā)動廣大民眾起而抗爭。其次，他們“只想通過統(tǒng)治集團來進行漸進的改革，對于既存的統(tǒng)治秩序從來不敢設想基本的變化”。在中國革命力量還未嶄露頭角時，他們是使守舊的專制者震動的改良主義者；但是后來隨著革命形勢的迅猛發(fā)展，他們的“政治思想也就失掉了改良主義的意義，而把反革命的實質極端地表現(xiàn)出來了”。①應該看到，胡繩寫作此文時，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迎來勝利的曙光，在現(xiàn)實政治斗爭中，改良主義的斗爭鋒芒并非指向舊勢力，而是指向革命。毋庸諱言，這兩篇文章中，胡繩對于康、梁的改良思想多所苛求，對于康、梁前期的維新思想與活動缺乏必要的肯定，評價偏低，這種趨向在他后來的著述中得到校正。

在《洪秀全和馮云山》、《太平天國和資本主義外國的關系》兩文中，胡繩敘述了洪秀全等農民領袖對太平天國運動篳路藍縷的開創(chuàng)之功，對洪秀全改造西方的天主教、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給予了較高的評價?！秳袷懒佳浴穬H僅是一本拙劣的基督教宣傳品，但洪秀全在其間發(fā)現(xiàn)了革命的內容，從某種意義而言并非偶然，“因為在古羅馬社會中，基督教最早建立的時候，奴隸大眾正是拿這樣的宗教思想當作他們的斗爭武器的”。在洪秀全個人身上，“古代歐洲被壓迫人民曾經(jīng)用來宣泄他們的反抗情緒的宗教思想”，“和中國農民大眾的革命要求結合起來了”，從而成為中國近代第一次巨大的人民革命運動的觸媒。宗教信仰的一致，曾經(jīng)讓洪秀全等一度對帝國主義充滿幻想，力圖以避免沖突的方法爭取到列強的友好態(tài)度，但是，“資產(chǎn)階級侵略者，雖然滿口人道博愛，但是他們的實際利益是和中國的代表最腐敗落后的社會勢力的專制統(tǒng)治者緊緊結合在一起的”，②中國革命的人民決不能和外國侵略者站在同一個“上帝”的下面。

①《康有為與戊戌維新》，《胡繩全書》第1卷(上)，第436、433、438、442頁。

②《太平天國和資本主義外國的關系》，《胡繩全書》第2卷，第27、37頁。

《馬克思主義與近代中國社會思想發(fā)展概觀》是為紀念《共產(chǎn)黨宣言》發(fā)表一百周年而作。文章對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思想的激烈變化做了系統(tǒng)梳理與論述。西方資本主義的大炮沖破了封建中國的藩籬，也驚醒了“天朝上國”的迷夢，鴉片這種精神麻醉劑反而成了中國農民大眾中革命思想的觸媒。洪秀全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表現(xiàn)出封建壓迫下農民大眾求解放的朦朧希望，但它“給了預約，卻不能實現(xiàn)”。對于洋務運動，胡繩認為不能將其視為近代中國民族的自我覺醒運動的一頁，“因為這實際是封建的官僚統(tǒng)治集團爭取買辦化的一個運動。”洋務思想“是反動的，是在窒息了農民革命后繼續(xù)起著阻止歷史進步的作用的”。隨之出現(xiàn)的地主階級中反對派的改良主義思想，則提出了政治改良的要求，他們“確是不自覺地為剛在萌芽的城市工商業(yè)者做了代言人”。他們已并不滿足于甲午戰(zhàn)前的改良派卑微的存在狀態(tài)，企求取得政權力量來大行其志。戊戌維新是改良主義思想發(fā)展的最高點，但它“恰恰表現(xiàn)了改良主義思想的軟弱性”，“戊戌維新的失敗為這種改良主義思想的歷史進步性敲起了喪鐘”。在此以后，中國民族危機空前深重，革命浪潮風起云涌，改良主義者就“已從官僚統(tǒng)治集團的反對派，變?yōu)槿嗣窀锩α康姆磳ε伞?，他們的“歷史進步性也就斷絕了”。對于改良主義為革命的前驅，胡繩并未忽視，他指出，正是從改良主義中分化出了革命主義?？陀^形勢的發(fā)展“推進著人們的思想認識，不能不越出改良主義所劃定的藩籬，而走向革命的水平”。①胡繩在這里對改良主義的分析充滿了辯證法的思想，同他晚年的論述并無本質的區(qū)別。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也認為，正是戊戌維新的失敗，使得“沒有別的事件能比這更有效地證明：通過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辦法來使中國現(xiàn)代化，是絕無希望的”?！皬哪菚r起，政治革命就和立憲維新形成兩股齊頭并進的力量了?！雹?/p>

對于革命派思想的弱點，胡繩并未予以粉飾。他們狹隘的排滿觀念，對帝國主義不切實際的幻想，對革命艱巨性的盲目樂觀，所謂“畢其功于一役”，實則把最為迫切的反封建問題，反而輕輕放過。這些都反映了資產(chǎn)階級、小資產(chǎn)階級思想的貧弱，不可能領導革命取得徹底勝利。辛亥革命后的六七年間，中國思想界混亂無主，資產(chǎn)階級的革命理想日趨暗淡，這些思想曾在一定歷史時期起過進步作用，但“都在急速發(fā)展的歷史舞臺上被推向后面去了”，時代呼喚新的思想，這種思想“能夠組織起追求進步與解放的群眾，能夠明確指明中國的前途和如何達到這前途的路徑”。③事實上，只有馬克思主義思想才能擔負起這樣的歷史使命。

這篇文章通過梳理近代中國社會思想的演變脈絡，有力地論證了中國人民接受馬克思主義、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發(fā)揮了引導民眾的巨大功用。此文寫于解放戰(zhàn)爭即將勝利之際，當時不少屬于中間勢力的人們對于社會主義道路還心存疑慮，這篇文章無疑有助于這些人打消疑慮，認識到只有以馬克思主義武裝的共產(chǎn)黨才能將中國引上一條光明之路，社會主義是中國歷史的必然選擇，從而堅定地擁護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

胡繩于1947年10月寫的兩篇雜文，也帶有以史論政的性質。在《當一個朝代覆滅時》一文中，他由清末史實總結出一條規(guī)律：一個專制王朝越到衰微時，就越是巴結、依靠帝國主義主人，以為可以永葆尊榮。歷史事實證明，“結與國之歡心”，而不顧人民的死活，也就預示著這個專制王朝無法逃避覆滅的命運。文章的現(xiàn)實針對性是非常鮮明的，垂死掙扎的蔣家王朝不就是腐朽清王朝的歷史再版嗎?在《中國非袁不可嗎》一文中，更是將人們對袁世凱的衣缽傳人的幻想打得粉碎，中國不是“非蔣不可”，而是“非去蔣不可?！边@兩篇文章都采用歷史類比的方法，簡單的歷史比附并非一種好的方法，但是我們聯(lián)系當時的時代背景，以史論政是一種曲折委婉的時評，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對于這些文章在現(xiàn)實中所發(fā)揮的巨大的戰(zhàn)斗作用，無疑是應該予以肯定的。

①以上引文詳見《胡繩全書》第1卷(上)，第480—490頁。

②費正清：《美國與中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第190頁。

③《胡繩全書》第1卷(上)，第4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