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話語變遷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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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話語在20世紀30年代形成了以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為代表的“近代化”話語和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為代表的“革命”話語，前者以中西關系為中心，以近代化為主線來構建中國近代史話語，后者以帝國主義侵略為主線構建中國近代史話語。兩種話語隨著20世紀中國社會的發展而演進，其角色地位在一定時期互相變換。1949年以前，近代化話語是正統、是中心，居主導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話語從邊緣走向中心，成為正統，近代化話語則被邊緣化，其角色正好互換。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涌現出了大量從近代化視角來審視中國近代史的論著，近代化話語日益受到學者的青睞，近代化話語有趨向主導地位的態勢，保守地說至少可以和革命話語平分秋色。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外交問題影響中國的內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許多內政做法都是以外交舉措為轉移。帝國主義在中國扮演著控制內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紀初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多是從外交史起步。劉彥著的《中國近時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點探討中西關系。蔣廷黻1923年從美國回國后首先著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這一時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廣義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國對外力挑戰的反應之種種內政的舉措與變革的研究，所有中國不同階段內的自強的努力，如不同的維新運動與革命運動的發動與發展，均列入范圍之內。因為這些內政舉措與變革的原始推動因素，雖然是錯綜復雜的，但無不可以從中發現一條‘外力’影響與操縱的線索——這是中國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與擁有完整主權與強大政權的近代大國，很不相同的一點。”20世紀初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從外交方面來探討中國近代的進程，這是時勢使然，既是歷史發展的真實情狀，也是國人開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時20世紀初，革命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主題，革命史研究在這一時期也受到應有的重視。在辛亥革命期間，為了更多的為現實服務，為政治需要提供理論武器和宣傳工具直接導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孫中山成為研究革命史的新熱點。192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郭孝成的《中國革命紀事本末》，“條理清楚，敘事比較確切扼要，為人們所熟悉和經常引用。”用唯物史觀研究革命史以華崗1931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國大革命史》為代表，初步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史的研究體系。

總的來說20世紀30年代以前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大都從現實政治需要出發，把政治和歷史熔為一爐，以歷史論證現實，為現實的政治斗爭服務。雖然這一時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具有開拓和奠基的作用，為20世紀30年代中國近代史話語的確立奠定了初步基礎。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后，中國面臨淪為殖民地的危險，適應民族抗戰到來的形勢，中國近代史研究開始成為中國學術界的熱點。感應現實和社會的需要，在30年代以前研究的基礎上，中國近代史作為學科體系的研究開始興起。兩種話語也在這一時期得以確立。羅家倫1931在《武漢大學社會科學集刊》第二卷第一期發表了《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羅家倫的這篇文章，可以說是提倡科學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標志，也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納入主流史學范疇的呼吁，作者對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代史的歷史意義和方法的論述，奠定了此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體系”。此時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在羅的呼吁下和現實政治的推動下，產生了兩種研究思路：一種以蔣廷黻、陳恭祿為代表運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中國近代史，確立了中國近代史的“近代化”話語；一種是以李鼎聲為代表，以馬克思唯物史觀為指導研究中國近代史，確立了中國近代史的“革命”話語

對于20世紀30年代幾乎同時出現的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為代表形成的中國近代史話語，歐陽軍喜在《20世紀30年代兩種中國近代史話語之比較》一文從四個方面做了深入的闡述：關于中國近代社會的性質與歷史主題；關于中國近代事與人物的不同解說；對“中國問題”的思考與中國近代歷史經驗的總結；兩種話語的思想淵源。歐陽先生的結論是“歷史是多么深入地介入到現實政治之中，或者被社會政治介入。如果我們離開30年代初中國特定的社會政治環境，離開當時國、共兩黨關于中國道路的爭論，離開當時的國際社會關于中國問題的討論，我們就無法理解這兩種中國近代史，無法理解為什么同一段歷史卻有如此不同的兩種認識。”筆者認為作者在文中的分析是相當深入的，其結論也非常平允。遺憾的是作者對當時服務主流意識形態中國近代史的力作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以中外關系為中心，以近代化為主線構建的近代化話語少有論及，僅在兩種話語的思想源源中略有提及。筆者認為與當時蔣著在學術界的地位及后來對近代史研究的影響不相稱，要完整的了解1930年代確立的近代化話語必須對蔣著進行詳盡的分析。蔣著所構建的近代化標準，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劇轉型的現實；反映了當時學術界正在進行的近代化問題的討論；反映現實中近代化的困厄。他將眼光轉向了中國近代化的歷程，通過分析中國近代化的成敗得失，為當時中國歷史提供借鑒，表現了作者尋求救亡之道的責任感。“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成為了這一時期影響很大的代表作。蔣著《中國近代史》圍繞著中華民族是否能走出落后的‘中古’狀態進入‘近代化’，能否廢除狹隘的‘家族觀念和家鄉觀念’組織一個‘近代化的民族國家’這一主題”。“這部僅5萬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一政治史為經，以事件史為緯，以點帶面，一線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響，根本就是這一構架所體現的史學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這一政治需要”。

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中所構建的分析模式與話語系統對當時乃至以后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郭廷以說過“蔣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國史之學科研究實于羅先生(即羅家倫)同開風氣，直接間接，編者亦受其相當影響”。1965年考古學家李濟也指出：“他(蔣廷黻)為中國近代史在這一時期建立了一個科學的基礎。這個基礎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緊的是他發展了幾個基本觀念。有了這些觀念的運用，他才能把一大堆原始材料點活。”余英時認為蔣廷黻是一位對費正清“發生了定型作用的史學家”。故論述中國近代史話語就無法避開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論述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近代史話語必須論述蔣廷黻、陳恭祿、李鼎聲三人的著作，他們分別代表了為主流意識形態服務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反映學者立場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為無產階級革命服務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三者反映了當時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全貌，同時也反映了社會現實中不同人群對近代中國不同的思考。

“近代化”話語和“革命”話語在1930年代形成后起角色互相變換。在1949年以前“近代化”話語居主導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話語占絕對統治地位，1980年代以后，“近代化”話語對“革命”話語形成強大的挑戰，形成了兩種話語的對峙階段。

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所構建的中國近代話語成為后來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基礎，因此他的《中國近代史》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學派的濫觴，其主要以帝國主義侵略過程為線索組織歷史事件，主要集中于半殖民地形成過程的考察，對半封建社會及人民群眾反侵略的一面重視不夠。最早闡發階級斗爭歷史觀和階級分析方法的中國近代史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冊)。這本半部的中國近代史以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斗爭為基本線索，以階級斗爭為歷史發展的動力，上起1840年的鴉片戰爭，下止1900年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它的出版標志著階級斗爭為指導的“毛——范近代通史體系”開始崛起。胡繩的《帝國主義和中國政治》所構建的“革命”話語是以政治史為分析框架，所依據的理論是的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他以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的關系演變為線索，分析中國反動勢力與帝國主義侵略相勾結的過程，中國人民如何對外來侵略作出反應及在反應中逐漸成長的過程。胡繩的《帝國主義與政治》和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冊)對中國近代史革命話語產生深遠影響。在建國初期，“大多研究者認為，只有根據他們提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才能得到科學的結論。這兩本書對中國近代歷史事件的描繪和解釋，后來成為許多研究者進一步研究的基礎”。因此這兩部著作初步奠定了中國近代史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的基本模式，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革命”話語初期的代表作。

20世紀30年代開始發端的“革命”話語經過50年代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的大討論和1956年全國高校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學大綱的產生，到60年代初，“革命”話語形成了完整的分析框架。它以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為理論指導，以階級分析為基本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為基本線索，以一條紅線、兩個過程、三大革命高潮、十大歷史事件為基本構架，旁及社會經濟、思想文化、社會史和邊疆少數民族，力圖揭示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到前夕近代中國80年中間半殖民地本封建社會的歷史發展規律。反映這一完整話語權的第一部著作是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編的《中國近代史》，該書“采用了一些近年來我國學術界有關中國近代經濟史、文化史的論述和整理的材料，在各個重發展要階段上，對經濟狀況和文化動態做了適當的概述，企圖說明社會經濟和文化思想與階級斗爭的內在聯系，以避免使中國近代的階級斗爭，即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的激化和暫時松弛及其多種表現形式，成為單純政治事件或一連串的內外戰爭。從而使這一基本線索貫穿著全部社會生活，窺見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全貌”。而真正使這一話語得以形成共識的，則是出版于1981胡繩的《從鴉片戰爭到》。“在此期間和以后出版的數量眾多的中國近代史著作和教材，只有肥瘦的不同，在體系結構上沒有明顯的區別。”這樣在1930年端的“革命”話語由奠定，經范文瀾闡發，到胡繩最終完成，中國近代史“革命”話語成為當代中國近代史的主導話語。

“革命”話語體系框架指導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對革命史、政治史給于了足夠的重視。卻忽視了社會是一個復雜的有機結構，對經濟、社會文化的關注不夠，對統治階級活動及其政策、民主制度研究非常少，使得人們難以看清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全貌。同時階級斗爭觀點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簡單化的毛病。“以階級斗爭代替一切，容易忽視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三次革命高潮’作為近代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既難涵蓋革命以外的社會改革運動，又難以反映豐富多彩、萬象雜陳的歷史內容。所以傳統的中國近代史體系缺憾，一是太重政治而輕其他，結果是只見國家沒有社會；二是過分強調階級斗爭而忽視其他社會力量，結果是多元發展成為了一元線性公式。”同時對政治革命的研究也未能從近代意義的政治革命的視角來審視，對暴力革命、革命破壞過于重視，相對忽視了非暴力革命和革命后的建設的研究。1990年代前后，也有部分學者用近代政治革命的視角來審視中國近代的革命，使得革命的內涵進一部豐富，“革命”話語更加圓滿豐韻。耿云志曾提出“我個人一向以來把清末以來開始的，以改變封建專制制度，建立某種形式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為目標的斗爭，不論是暴力的還是非暴力的，都看作革命進程中的一種前進運動”。革命固然是政治參與的爆炸性的極端事件，沒有這種暴發，就不是革命。然而，一場全面的革命還包括另一個階段，即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其制度化的階段。也就是革命含義不僅包含破壞部分還包括建設部分。筆者認為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郭世佑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論》，彌補了以前革命話語的不足。作者認為“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暴力反清戰士和民主立憲戰士是政治革命的主導力量，而梁啟超、張謇等人為代表的忠誠的君主立憲者試圖改變君主專制為君主立憲所做的種種嘗試，以及他們同民主立憲合流之后所作的有關努力亦屬于清末政治革命題中的應有之義”。筆者認為作者在該書中有關政治革命的論述表現了作者的見識和眼力，作者吸取了當代西方政治學和現代化理論的有關研究成果，豐富了革命的內涵，拓寬了“革命”話語的研究視野。

20世紀80年代起，“近代化”(或現代化)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熱點，這是中國近代史學界積極“以史經世”回應新時期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的主動舉措，也是中國近代史學科要求改進和突破原有的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內在要求，也是上承1930年代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話語，下接新時期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成果輸入的結果。近代化作為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進程是社會的全面發展和進步，具有非常廣泛而深刻的內涵。作為一個綜合性的概念學術一般認為，近代化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結構、人的近代化。

在20世紀60年代，因受政治因素的影響，中國史學界認為西方的近代化理論是西方資產階級對抗唯物史觀，抹煞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區別的反動思潮。在那種學術語境中很難從近代化的視角來研究中國近代史，更不用說吸取其合理內核。1980年代后以羅榮渠等學者為代表，對近代化理論進行了合理的吸收和批判性的改造。指出“人類歷史的發展歸根到底是圍繞以生產力發展為核心的經濟發展的中軸轉動”下，提出了“一元多線歷史發展宏觀構架”。也有學者認為“一百年的中國近代史不僅僅是一場革命史，一百年的中國近代史其實是一場現代化史”。現代化的視角介入中國近代史研究后，產生了大量科研成果，其代表性的著作有：章開沅、羅福惠主編《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羅榮渠著《現代化新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胡福明主編《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許紀霖、陳達凱主編《中國現代化史》第一卷1840—1949(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周積明著《最初的紀元：中國早期的現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陳勤、李剛、齊佩芳著《中國現代化史綱——不可逆轉的改革》(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史元芹主編《中國近代化的歷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版)等。

在用現代化的視角研究中國近代史時，不少學者認為：從中國現代化開始啟動的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的最后歷程，中國社會的一切變遷、動蕩、沖突，中國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經濟結構轉型、意識形態更新，都包含在現代化變遷的大框架之內，都可以在現代化這一宏大的主題下重新解釋，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問題、重大事件、社會風尚、社會生活的變遷及與現代化有關的各種人物都可以進行整體研究。這種做法是把現代化作為近代中國的主題，以現代化為主線來解釋中國近代史“近代化取向(特別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采用的形式)則把中國描繪成停滯不前的‘傳統’社會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賦予生命，把它從永恒沉睡中喚醒。”“這種模式對比較全面公平理解中國近代史，當然會造成災難性的后……沒有西方，不可想象中國會發生任何近代化的變化；同樣不可想象的是，除了近代化外還有任何變化稱得上重要的歷史變化”。柯文所說的美國漢學界對中國近代史研究存在的弊端，此種弊端在大陸的中國近代研究中也一定程度存在，可以說這種弊端在大陸中國近代史現實研究中也有所體現。考察整個中國近代史，要看到爭取民族獨立的緊迫性，同時也注意到現代化過程在近代中國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在考察視角上既不能只注意到民族獨立這一面，忽視現代化過程，也不能只看到現代化過程而忽視民族獨立這一面。二者在歷史實際發展中不能相互取代。

從現代化視角來研究中國近代史，目前雖存在一定的不足，但總的說其推動了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發展，同時也為學者服務社會提供了很好的切入點，表達了中國近代史學界對現實的高度關注。正如章開沅先生所說：“歷史學家的參與，不僅拓寬了現代化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加強了現代化研究中的科科技整合，同時也對歷史學(主要是中國近代史)自身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活力。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為歷史學找到了一個很好的與現實的契合點。”關于現代化視角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有學者從研究方法、研究內容、研究主線及解釋體系等方面做了具體介紹，認為近代中國現代化研究，起到了改造原有的學科體系的作用，豐富了原有學科的主線；改變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解釋體系；改變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內容結構。現代化視角研究中國近代史沖擊了原有的中國近代史學科，改造了原有的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使中國近代史研究出現了多種話語并存和相互競爭的局面，使中國近代史研究能逐漸獨立于經濟和政治的干預。

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從其一開始就不僅僅是一門單純的學術，而且深受當時中國政治語境的影響，近代史研究被納入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為當時統治階級提供合法性的依據。在階級斗爭緊張、激烈的時代里，近代史研究者往往集學者和政治人于一身，將學術當作救國和政治斗爭的工具。他們借中國近代史研究表達自己的政治要求。他們所構建的近代話語體系，折射了當時社會的政治主題。他們的政治理念，深深的滲透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術文本中，反映了不同時代政治主題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因為與中央政權關系的遠近而呈現出不同的學術地位：20世紀30—40年代以蔣廷黻為代表的“近代化”的研究居于主流學術地位，以無產階級的“革命”研究居于邊緣地位；20世紀50—60年代由于政權的變更，兩種話語的角色正好互換。“近代化”話語無容身之地，被大陸學者遺忘。期間，“革命”話語被扭曲，近代史研究處于停滯乃至倒退的階段；20世紀8090年代，在“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主題的背景下，“現代化”成為中國政治的主題，原有的以“革命”話語權難以保持主導地位，以“現代化”為主線的近代史研究成為學術的焦點。20世紀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具有強烈的政治取向和現實性。

英國歷史學家卡爾說過，歷史“是現在和過去之間的永無止境的回答交流”，“過去的事件跟眼前前進中出現的將來的目標之間的對話”，“是今天的社會跟昨天的社會的對話”。可以說歷史研究是現實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側重于現實中存在的歷史根據、歷史傳統、歷史連續性，并回答歷史與現實的聯系中的問題。歷史學的社會功能從本質講，就是理解過去、認識現在、把握未來，故中國近代史就無法割斷與現實中的聯系，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為現實服務的一面被彰顯得特別鮮明。由于中國近代史學科與現實聯系特別緊密的特殊性，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政治功能必須受到重視，但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研究應通古今之變，重視中華民族的連續性，更應圍繞提高中國人的整體素質和人格的完善來定位中國近代史的社會功能，發揮其人文素質教育和人文精神熏陶的基本史學功能。

[論文關鍵詞]近代史；話語；革命；近代化

[論文摘要]縱觀20世紀中國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在“革命”與“近代化”兩種話語模式中展開。各個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術語境和精神氣候規定其研究方式。左右其話語權。本文試圖通過對20世紀中國近代史話語的變遷過程的回顧和述論來解讀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治功能和社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