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銀行業范文10篇

一、問題的提出

對于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的研究，主要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是二戰后至80年代初期，羅納德·麥金農、愛德華·肖、約翰·格利和雷蒙德·戈德史密斯等從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欠發達”出發，認為凱恩斯主義主張的政府財政赤字政策實際上是在淺化和抑制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活動，并不適合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發展，因此主張發展中國家應該金融深化。二是90年代初期以麥金農和馬克威爾·弗萊為代表的一些經濟學家在總結發展中國家金融改革的實踐基礎上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次序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金融深化的方法即金融自由化是有先后順序的，如果金融自由化按照一定的次序進行，就能保證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穩健性。金融自由化理論是因為金融抑制限制了競爭而導致金融的低效率，金融自由化先后次序理論說明金融深化是以發揮市場作用的一個有序過程。進一步地說，發展中國家的欠發達性和金融主體的脆弱性必須以管制為基礎，如何體現管制基礎上的適度競爭，充分獲得經濟效率，是金融發展的關鍵。在監控每個機構運作方面，存在著有關管制體系和市場力量作用這兩個主要問題。（注：參見Vittas，D.，1991：FinancialRegulationChangingtheRulesoftheGame.蒂米奇·威塔斯：《金融規管——變化中的游戲規則》，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中文版。P4.）

中國金融改革和轉軌指的是將金融壓制、限制性競爭以及資源直接配置的體制，轉變為穩定、結構良好的以市場競爭為基礎的運作體制。因此，一方面要進行金融自由化與金融深化；另一方面要進行金融微觀主體的構造，克服原國有主體的低效和脆弱性，加強金融管制。這兩個方面的集合或者說金融自由化次序的基礎就是實現管制與競爭的均衡。易綱、趙先信（2001）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銀行業有過兩次大規模的競爭。第一次競爭發生在1984年至1997年間，以機構擴張為主要競爭手段，依托的是行政層級；第二次競爭發生在1997年之后，以金融工具為主要創新階段，主要是對西方現代銀行已經發明的金融產品的模仿。認為中國銀行業必須過渡到以投資收益為目的，以制度創新為依托的競爭階段，實現多元化的股權結構，以明晰產權為基礎的現代公司治理結構和激勵制度。混業經營是西方國家放松管制后80年代以來的新趨勢，中國加入WTO，面對世界范圍內的競爭和經濟發展的需要。顯然，需要回答三個問題，一是銀行是以專業的形式存在還是以混合型形式存在？那一個更好？即是否具備混業經營的條件？二是金融業改革的次序問題；三是混合型金融中介是否會對金融體系穩健和安全造成威脅，即管制重建的問題。從美國經營模式的演變看，21世紀模式是新的自由主義哲理為基礎，尊重和鼓勵競爭。政策重點是消除競爭壁壘、防止風險擴散、實施有針對性的監管。有兩個特點：一是強調競爭與創新；二是控制風險擴散。（徐諾金，2001）

本文通過對放松管制下商業銀行在規模經濟、范圍經濟、SCP和金融市場化程度等方面進行了分析，認為，規模不經濟和金融市場化程度低，以及壟斷程度高，說明競爭的不充分要求分業經營；而表現出來的范圍經濟對混業經營產生需求；在上述基礎上決定了我國金融業改革的次序。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對我國商業銀行業的效率現狀進行了分析，這是影響金融業實行混業與分業的條件。第三部分分析中國金融深化的次序；第四部分是結語，并給出管制重建的建議。

二、中國銀行業放松管制的績效分析

我們將從銀行自身、銀行業和宏觀經濟中金融市場化程度三個方面對中國銀行業的金融深化績效進行分析。

2003年11月26日，國際著名評級公司標準普爾（Standard&Poors）公布了對中國12家商業銀行（包括4家國有商業銀行和8家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評級結果，這12家銀行無一達到投資級別（BBB級），全部被定為較低等級。隨后，另一國際著名評級公司穆迪公司（Moody‘s）宣布了對內地部分銀行的評級結果，其中四大國有銀行均獲得較高評級。此外，國際評級機構惠譽（FitchRatings）也曾對中國銀行業進行評級。鑒于這些國際評級公司的權威地位，其評級結果將對中資銀行在海內外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本文旨在介紹這些國際評級公司的評級方法和評級結果，并分析此次評級對我國銀行業的影響。

一、國際評級方法簡介

（一）國際商業性評級準則

國際評級公司采用的信用評級準則一般是在美國金融機構統一評級制度（UniformFinancialInstitutionsRatingSystem）的基礎上形成的。這套評級制度包括五個基本項目：資本充足率（CapitalAdequacy）、資產質量（AssetsQuality）、管理水平（Management）、盈利能力（Earmngs）、流動性（Liquidity）。其英文單詞的第一個字母組合在一起就是“CAMEL”，正好與“駱駝”的英文單詞相同，因此該評級方法被簡稱為“駱駝評級法”。因為標普、穆迪等公司進行的是國際評級，因此在評級項目中又外加了“政府支持”一項。

（二）標普評級的標示方法

標準普爾的幾大類評級中，從AAA、AA、A到BBB、BB、B再到C、R、SD依次降低，分別代表企業償還債務能力由強到弱的過程，“+”號或“-”號用來區別在同一等級內更詳細的信用狀況，“+”號表示在同一等級內較優，“—”號表示在同一等級內較差。其中最高等級AAA，目前在全球尚沒有金融機構獲得，但是花旗、匯豐等國際金融機構曾獲得過AA、A這樣的良好評價。BBB級是投資級，在此級別以下國際投資者將不再投資。評級后有時加的后綴“Pi”表示該評級是利用已公開的財務資料或其他公開信息作為分析的依據，即標準普爾并未與該機構管理層進行深入討論或全面考慮其重要的非公開資料，所以這類評級所依據的資料不及末標有“Pi”的評級全面。

銀行改革的兩難與外資引入

銀行業的技術特點形成了經營風險大、道德風險大和危害風險大等三大風險，也決定了銀行業的發展對外部制度環境的高度依賴性。就中國的銀行業而言，無論是從銀行內部而言，還是銀行業的外部環境，都面臨著許多問題，這就導致了銀行業改革進程中遇到了兩個兩難：效益與風險的兩難和快與慢的兩難。

1、對內開放中效益與風險的兩難

銀行業對內（如民營銀行）開放，因道德風險問題和制度的不完善，銀行業整體風險非但沒有減小，反而加大。但如果銀行業不開放，則不能形成競爭的市場，無法促進國有銀行的改造，提高效益，從而形成了第一個兩難。

從目前看，國有銀行具有低效益和低風險的兩低特征。由于國有銀行為國家所有，其行為不是商業化模式，很容易受到行政干預，形成了大量不良貸款。同時，又由于有國家做靠山、軟預算約束，導致國有銀行的自我改造動力弱和低效益。

相比之下，民營銀行具有高效益和高風險的兩高特征。民營銀行的產權明晰，采用商業化經營模式，其效益相對于國有銀行要高。但同時，民營銀行的風險也大。民營銀行的盈利動機十分強烈，普遍存在著道德風險大、社會信用低、不良外部效應難以控制等問題。民營銀行對外部制度環境的要求最高，因而對銀行業的改革不能先制度而行。

[內容摘要]本文從經濟轉型的視角，提出了一個分析中國銀行業不良資產生成機制的理論框架。該框架表明，在我國經濟轉型過程中，源于財政分權的地方政府行為的差異，和源于政治集權的銀行主導型融資結構的結合，使得我國銀行在各地區分別積累起了因經濟周期、金融財政化及政策干預等原因而導致的巨額不良資產，從而使得這些不良資產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征和企業所有制結構特征。因此，要阻止新的不良貸款的產生，不能僅僅依賴于金融體系的改革，還必須進一步改革財政分權制度，完善分稅制，實現地方政府行為的轉變。

[關鍵詞]不良資產；經濟轉型；財政分權

Abstract:Thepaperprovidesatheoreticframeworktoanalyzethemechanismwhichresultsinbigvolumenon-performingloansinChinastate-ownedbanks.Intheframework,thefiscaldecentralization,localgovernmentbehaviorsandstate-ownedbank-basedfinancialsystemplaykeysrolesinexplainingChina’snon-performingloans,butallthesefactorscanbeseenasendogenousfactorsofChinaeconomictransitionintheframework.

Keywords:non-performingloans;economictransition;fiscaldecentralization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資產問題受到國內外的高度關注。自1999年以來，中國曾先后多次對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進行了剝離。1999年4家國有商業銀行向4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對口剝離了近1.4萬億元的不良資產，2003年底核銷了建行569億元、中行1400億元損失類貸款，2004年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又分別剝離了1498億元和1289億元的可疑類的不良資產，2005年中國工商銀行剝離了包括損失類和可疑類在內的不良資產近7050億元。[1]這些不良資產的剝離以及隨后的國家再注資為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是，通過對國有商業銀行再注資、股份制改造以及商業銀行強化內部控制和管理能否阻止新的不良貸款的產生，人們仍然心存疑問。

一、問題的提出

對于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的研究主要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是二戰后至80年代初期，羅納德·麥金農、愛德華·肖、約翰·格利和雷蒙德·戈德史密斯等從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欠發達”出發，認為凱恩斯主義主張的政府財政赤字政策實際上是在淺化和抑制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活動，并不適合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發展，因此主張發展中國家應該金融深化。二是90年代初期以麥金農和馬克威爾·弗萊為代表的一些經濟學家在總結發展中國家金融改革的實踐基礎上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次序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金融深化的方法即金融自由化是有先后順序的如果金融自由化按照一定的次序進行，就能保證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穩健性。金融自由化理論是因為金融抑制限制了競爭而導致金融的低效率，金融自由化先后次序理論說明金融深化是以發揮市場作用的一個有序過程。進一步地說，發展中國家的欠發達性和金融主體的脆弱性必須以管制為基礎，如何體現管制基礎上的適度競爭，充分獲得經濟效率，是金融發展的關鍵。在監控每個機構運作方面，存在著有關管制體系和市場力量作用這兩個主要問題。

中國金融改革和轉軌指的是將金融壓制、限制性競爭以及資源直接配置的體制，轉變為穩定、結構良好的以市場競爭為基礎的運作體制。因此一方面要進行金融自由化與金融深化；另一方面要進行金融微觀主體的構造，克服原國有主體的低效和脆弱性加強金融管制。這兩個方面的集合或者說金融自由化次序的基礎就是實現管制與競爭的均衡。易綱，趙先信(2001)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銀行業有過兩次大規模的競爭。第一次競爭發生在1984年至1997年間以機構擴張為主要競爭手段，依托的是行政層級；第二次競爭發生在1997年之后，以金融工具為主要創新階段主要是對西方現代銀行已經發明的金融產品的模仿。認為中國銀行業必須過渡到以投資收益為目的以制度創新為依托的競爭階段，實現多元化的股權結構，以明晰產權為基礎的現代公司治理結構和激勵制度。混業經營是西方國家放松管制后80年代以來的新趨勢，中國加入WTO面對世界范圍內的競爭和經濟發展的需要。顯然，需要回答三個問題，一是銀行是以專業的形式存在還是以混合型形式存在?那一個更好?即是否具備混業經營的條件?二是金融業改革的次序問題；三是混合型金融中介是否會對金融體系穩健和安全造成威脅，即管制重建的問題。從美國經營模式的演變看，21世紀模式是新的自由主義哲理為基礎，尊重和鼓勵競爭。政策重點是消除競爭壁壘，防止風險擴散、實施有針對性的監管。有兩個特點：一是強調競爭與創新；二是控制風險擴散。(徐諾金2001)

本文通過對放松管制下商業銀行在規模經濟、范圍經濟。SCP和金融市場化程度等方面進行了分析，認為，規模不經濟和金融市場化程度低，以及壟斷程度高說明競爭的不充分要求分業經營；而表現出來的范圍經濟對混業經營產生需求；在上述基礎上決定了我國金融業改革的次序。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對我國商業銀行業的效率現狀進行了分析，這是影響金融業實行混業與分業的條件。第三部分分析中國金融深化的次序；第四部分是結語，并給出管制重建的建議。

二、中國銀行業放松管制的績效分析

我們將從銀行自身、銀行業和宏觀經濟中金融市場化程度三個方面對中國銀行業的金融深化績效進行分析。

一、問題的提出

對于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的研究，主要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是二戰后至80年代初期，羅納德·麥金農、愛德華·肖、約翰·格利和雷蒙德·戈德史密斯等從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欠發達”出發，認為凱恩斯主義主張的政府財政赤字政策實際上是在淺化和抑制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活動，并不適合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發展，因此主張發展中國家應該金融深化。二是90年代初期以麥金農和馬克威爾·弗萊為代表的一些經濟學家在總結發展中國家金融改革的實踐基礎上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次序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金融深化的方法即金融自由化是有先后順序的，如果金融自由化按照一定的次序進行，就能保證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穩健性。金融自由化理論是因為金融抑制限制了競爭而導致金融的低效率，金融自由化先后次序理論說明金融深化是以發揮市場作用的一個有序過程。進一步地說，發展中國家的欠發達性和金融主體的脆弱性必須以管制為基礎，如何體現管制基礎上的適度競爭，充分獲得經濟效率，是金融發展的關鍵。在監控每個機構運作方面，存在著有關管制體系和市場力量作用這兩個主要問題

中國金融改革和轉軌指的是將金融壓制、限制性競爭以及資源直接配置的體制，轉變為穩定、結構良好的以市場競爭為基礎的運作體制。因此，一方面要進行金融自由化與金融深化；另一方面要進行金融微觀主體的構造，克服原國有主體的低效和脆弱性，加強金融管制。這兩個方面的集合或者說金融自由化次序的基礎就是實現管制與競爭的均衡。易綱、趙先信（2001）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銀行業有過兩次大規模的競爭。第一次競爭發生在1984年至1997年間，以機構擴張為主要競爭手段，依托的是行政層級；第二次競爭發生在1997年之后，以金融工具為主要創新階段，主要是對西方現代銀行已經發明的金融產品的模仿。認為中國銀行業必須過渡到以投資收益為目的，以制度創新為依托的競爭階段，實現多元化的股權結構，以明晰產權為基礎的現代公司治理結構和激勵制度。混業經營是西方國家放松管制后80年代以來的新趨勢，中國加入WTO，面對世界范圍內的競爭和經濟發展的需要。顯然，需要回答三個問題，一是銀行是以專業的形式存在還是以混合型形式存在？那一個更好？即是否具備混業經營的條件？二是金融業改革的次序問題；三是混合型金融中介是否會對金融體系穩健和安全造成威脅，即管制重建的問題。從美國經營模式的演變看，21世紀模式是新的自由主義哲理為基礎，尊重和鼓勵競爭。政策重點是消除競爭壁壘、防止風險擴散、實施有針對性的監管。有兩個特點：一是強調競爭與創新；二是控制風險擴散。（徐諾金，2001）

本文通過對放松管制下商業銀行在規模經濟、范圍經濟、SCP和金融市場化程度等方面進行了分析，認為，規模不經濟和金融市場化程度低，以及壟斷程度高，說明競爭的不充分要求分業經營；而表現出來的范圍經濟對混業經營產生需求；在上述基礎上決定了我國金融業改革的次序。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對我國商業銀行業的效率現狀進行了分析，這是影響金融業實行混業與分業的條件。第三部分分析中國金融深化的次序；第四部分是結語，并給出管制重建的建議。

二、中國銀行業放松管制的績效分析

我們將從銀行自身、銀行業和宏觀經濟中金融市場化程度三個方面對中國銀行業的金融深化績效進行分析。

1999年11月15日，中美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達成正式協議，這為中國最終加入WTO掃清了最大的障礙。2000年5月19日，中國與歐盟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達成正式協議，從而使中國加入WTO的步伐大大加快。“入世”意味著我國各行業面臨著更進一步的開放，金融業也不例外。自從1995年WTO成立以來，各成員國繼續對金融業進行一系列談判，并於1997年12月13日最終達成新的金融服務協議(FSA)，對該行業的開放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國加入WTO后，按照與《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的基本原則和新的金融服務協議（FSA）的要求開放金融服務業將成必然趨勢。雖然入世后中國的金融業并非全部開放，而是視情況開放：加入WTO兩年后，獲得許可的外資銀行可以開辦人民幣業務；5年后，中國將進一步開放銀行業，但仍在股權，地域和業務范圍上對外資銀行進行限制。但是，中資金融機構不僅由于目前的制度安排上與外資金融機構在競爭上處于劣勢，而且在經營管理方面將面臨挑戰。與此同時，入世后我國的銀行也可以充分參與到國際銀行業的競爭中去，在競爭中謀求更大的發展。因此，加入WTO后，作為中國金融機構主體的中國銀行業機遇與挑戰并存。

一．中國與WTO

世界貿易組織（WorldTradeOrganization）成立于1995年1月1日，它是獨立于聯合國的永久性國際組織，總部設在日內瓦，現有134個成員國。它取代關貿總協定（GATT），負責管理烏拉圭回合一攬子協議的實施，負責管理世界經濟和貿易秩序。世貿組織的宗旨和基本原則與關貿總協定基本相同，旨在通過市場開放、非歧視性和公平貿易等原則，來達到推動實現世界貿易自由化的目標，但它與關貿總協定又有所不同，它比關貿總協定有更寬的管轄范圍，除管理傳統的和烏拉圭回合新確定的貨物貿易外，還包括長期游離于關貿總協定外的知識產權、投資措施和服務貿易等領域。世貿組織是具有法人地位的國際組織，它在調解成員爭端方面具有更高的權威性和有效性。世貿組織的最高決策權力機構是部長大會，至少每兩年召開一次會議。下設總理事會和秘書處，負責世貿組織日常會議和工作。總理事會設有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知識產權三個理事會和貿易與發展、國際收支、行政預算三個委員會。秘書處設總干事一人。1986年1月10日，中國總理在會晤關貿總協定秘書長亞瑟.鄧克爾時表示，中國希望恢復其關貿總協定中的締約國地位。1986年7月11日，中國正式照會關貿總協定秘書長，要求恢復其關貿總協定成員國席位。1986年9月15——20日，中國出席了在烏拉圭埃斯特角城舉行的關貿總協定部長級會議，正式地全面參與了烏拉圭回合的多邊貿易談判。1995年1月1日，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后，中國繼續參加談判，但是由于少數發達國家的阻撓，談判一度中斷。1999年11月15日，中美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達成正式協議，使得我國入世的步伐大大加快。我國與歐盟的談判在一度中斷后于2000年5月重新開始，終于在2000年5月19日達成最終協議。中國加入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已經走過了14年的歷程，現在終于看到了曙光。

二．中國銀行業的現狀

從現狀看，中國的銀行體系由四部分構成：①國有商業銀行；②其他商業銀行；③城市商業銀行；④中央銀行。其中，其他商業銀行是指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是指按國務院批準的計劃由原城市信用社組建而成的為城市企業和個人提供金融服務的銀行。在上述四類銀行中，其他商業銀行沒有歷史包袱或歷史包袱較小；城市商業銀行資產在全部銀行資產中所占比重很小很小可暫不討論；中央銀行則無論在現存狀態下還是在完全開放情形下，所面臨的只是監管內容和形式的轉變，因此，我們要分析我國銀行業，關鍵是分析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因為工、農、中、建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在全社會儲蓄、存款和信貸資產總量中占有絕大比例。

與世界發達國家的銀行業相比，我國銀行業的差距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以美、德、日、英四國銀行業作為世界先進水平，從平均資本金、員工人數、人均資本、人均利潤、人均資產五個方面，與中國銀行業進行對比，附下表）:

基于中國銀行體系對于中國未來經濟增長至關緊要的影響力，近期世界不少有影響的金融研究機構、評級機構不約而同地發表了對于中國銀行體系的一系列研究報告，其中比較有影響的，如2002年12月高盛公司的對于中國銀行業的預測、2002年10月里昂證券的對于中國銀行業的評論、以及2002年10月穆迪公司的對于中國銀行業發展展望的研究報告。這些報告從不同的側面觀察和總結了中國銀行業近年來的主要進展和存在的問題。盡管角度不同、數據也未必準確，但是這些研究報告確實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觀察側面。比如，高盛公司在研究報告中指出，從當前中國銀行業的發展趨勢看，中國的銀行體系最值得擔心的倒不是類似東南亞金融危機中東南亞國家的銀行業所出現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閉風潮，最應當擔心的倒是想日本的金融體系一樣，因為遲遲不推出徹底的金融改革，不僅使得銀行體系一蹶不振，而且還嚴重制約了日本經濟的復蘇和增長潛力的發揮。

在上述種種報告中，穆迪公司的研究報告相對更為中立，分析也更為全面，因而盡管其中可能有這樣或者那樣不全面和準確的地方，但是同樣值得我們予以關注。在這份2002年10月的研究報告中，穆迪公司宣布在綜合考慮了在政府主導下的銀行業改革措施、市場開放帶來的壓力、整個銀行業正在面臨的挑戰等因素之后，將中國銀行業的評級確定為穩定。

一穆迪公司對于中國銀行業的總體評價

在研究報告中，穆迪公司注意到中國的銀行業在改革中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并且是中國政府在制定其改革日程表時優先考慮的行業。這是由中國獨特的改革路徑所決定的：中國銀行體系積存的高額的不良貸款，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經濟轉軌的成本；中國政府如果要試圖建設一個健康的銀行體系，必須要尋求適當的方式和渠道為這些巨額的成本買單，同時控制新的不良貸款在銀行體系中產生。

因為中國銀行業目前問題的形成有歷史的原因，其解決也需要一定的步驟和階段，同時也考慮到銀行改革過程中可能來自金融、政治和社會層面的壓力，穆迪公司認為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前提下，目前如果斷然全面在銀行市場引入市場機制必然是弊大于利。這種漸進的改革思路顯然與前述高盛公司激烈的銀行改革思路有明顯的區別。

由于國有銀行在中國的金融體系中一直占據主導性的地位，因此國有銀行改革的進展狀況直接影響到對于中國銀行業改革的進展的評價。在穆迪公司看來，中國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繼續壟斷中國的金融系統，它們也是整個系統風險的來源；穆迪公司在研究報告中指出，由于業務范圍狹窄、國有企業表現不佳、沉重的稅負和僵硬的利率政策，四大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很高，而資本水平則很低。四大銀行由于貸款損失準備金不足，沒有足夠的能力核銷自己的不良貸款。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穆迪公司在研究報告中強調，如果單純依靠銀行自身的經營，四大銀行很難保證整個金融系統的償付能力；從長遠角度來看，中國的銀行有可能需要注入更多的公共資金才能與國際標準接軌。這實際上就是我們經常提及的“誰應當為國有銀行的巨額不良資產買單”的問題，巨額的不良貸款已經形成，損失也已經形成，要回避這個尖銳的問題顯然是難以持續下去的，在穆迪公司看來甚至可能會威脅到國有銀行對于金融體系償付能力的支持水平。顯然，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評價。如果按照穆迪公司的看法，研解決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問題就必須要注入更多的公共資金，但是如果在注入公共資金的同時又不能給國有銀行形成預算軟約束的預期和可能產生的道德風險，目前看來還是一個難以解決的難題。

2011年四季度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逐步放緩，資本加速外流，國內外機構紛紛調低了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有機構甚至預測增速會低于8%。中央政府決定，2012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以保證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基于此，筆者認為2012年的中國經濟增長將會整體呈現“前低后高”的基本走勢，全年經濟增速大約為8.3%左右。中國銀行業也會繼續保持整體向好的發展態勢，存貸款將平穩增長，信貸資產質量和整體盈利能力將保持穩定。在這種背景下，進一步深化改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加快銀行經營方式轉型，就成為2012年經濟金融工作的重心。

一、2012年宏觀經濟運行的走勢

2011年，中央政府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不斷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使中國經濟保持了平穩較快增長的勢頭，2011年GDP平均增速為9.2%。投資、消費、出口三大經濟增長動力保持相對均衡，通貨膨脹在第四季度后逐月回落，經濟結構調整積極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較快。當然，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國內外環境仍然十分復雜，預計2012年GDP增速回調到8.3左右，CPI漲幅回落到4.5%左右，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0%左右，實際消費增長10.5%左右，出口增長10%左右。

（一）世界經濟舉步維艱

從整體上看，2012年世界經濟復蘇依然很脆弱。一是美、歐、日等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速將在平穩中有所回落；二是全球通脹壓力不減。石油、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仍將高位波動，多數國家物價繼續上漲的壓力較大；三是發達經濟體的失業率居高不下，經濟增長缺乏動力；四是政府債務風險繼續積聚。很多國家應對全球危機超常規財政刺激政策的負面影響開始顯現，風險從私人部門向公共部門轉移。歐洲國家主權債務問題短期內難以緩解，將進一步拖累全球經濟復蘇進程。盡管2012年全球經濟劇烈波動的概率較小，但在中短期維持低迷狀態將是大概率事件。2012年全球經濟增速將在3.2%左右，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率將整體維持在2~2.5個百分點之間。2008年以來，世界經濟在新一輪全球金融危機中已掙扎了近五年，但其前景依然不明朗。未來一段時間，世界經濟依然處于美國次貸危機后深刻的全球經濟結構調整階段。本輪全球金融危機的本質是對過去長期美國“高消費、低儲蓄”、以中國為代表的“高儲蓄、低消費”這樣一種全球經濟失衡的結構調整，這一調整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美國原財長薩莫斯擔心：美國經濟可能會重蹈日本經濟“失去的十年”的覆轍。二十世紀30年代的大危機，如果不是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危機自然修復的時間可能要會更長。對于本輪全球經濟危機，由于再次爆發像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的戰爭概率很低（盡管局部戰爭不可避免），所以，通過世界范圍的戰爭來擺脫危機缺乏現實性。由此，本輪危機的結束將需要一段更長的時間。筆者認為，目前發達國家低迷的經濟勢態，未來至少還將延續5~10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認為，如果全球的主要國家不聯合采取行動阻止經濟繼續下滑，這種長期低迷局面有可能會延續10年，甚至更長時間。

（二）中國經濟難言樂觀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王元龍博士

1999年11月15日中美兩國簽署關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雙邊協議，為中國加入WTO掃清了最大的障礙。加入WTO之后，中國銀行業將得到眾多收益，同時，也將付出相當成本。

一、收益

(一)引進競爭機制外資銀行具有充足的資金實力和先進管理經驗和服務技術，高水平的服務效率和卓越的商業信譽，必然對中國銀行業產生強大的競爭壓力。外部競爭力量的引進，有利于推動中國銀行業素質和各方面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推動中國銀行業改革和服務現代化的進程。

(二)增加外部資金進入渠道外資銀行的進入增加了外部資金進入中國的渠道，為中國境內企業、特別是外商投資企業增加新的融資渠道。到1999年8月底，中國批準的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已達到33.55萬家，已開業的外商投資企業超過20萬家。毫無疑問，如此眾多的外商投資企業，如果單靠幾家中國國有商業銀行很難滿足其數額巨大的金融需求。

(三)有利于中資銀行擴展海外業務根據WTO互惠原則，在允許大量外資銀行進入中國的同時，中資銀行開展海外業務將會較少受到市場準入的限制，這就為國內經營狀況良好的一些商業銀行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爭取更廣泛的生存空間創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