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范文10篇

摘要：國際法學問題研究中最常用的三種研究方法是比較研究、實證研究、文獻研究，但在目前的研究運用中都存在一定的誤區：比較研究中出現了大量為了拼湊字數而選取重復比較對象的情況；實證研究中，定性分析為主、定量分析缺位的情況也值得關注；而這兩個問題均與缺乏扎實的文獻研究有關。在以上三種方法之外，法社會學、法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也值得借鑒、引入國際法學的研究中。

關鍵詞：國際法；比較研究；實證研究；文獻研究

翻開任何一份國際法領域的科研項目申報書，在“研究方法”這一欄幾乎都能見到這樣的方法羅列：比較研究、文獻研究、實證研究。以上三種方法是在國際法學學科的問題研究中，甚至是整個法學領域的科學研究中，都是得到廣泛接受和運用的主流研究方法。雖然是老生常談，寫各種報告、申請時總掛在嘴邊、寫在紙上，但是對于這三種常用的研究方法的真正內涵和實際使用，事實上還存在一定的誤區和盲區。本文旨趣在于在筆者日常的研究學習的體會之基礎上，討論國際法學問題研究中常用的三種方法———比較研究、實證研究、文獻研究在研究及寫作過程中的運用可能遇到的問題和誤區，并探究是否還有新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鑒、引入國際法學的研究中。

一、三種傳統方法在運用中可能存在的誤區和盲區

（一）比較研究。典型的比較研究方法的使用過程大致如下：在某一具體問題上，在兩類國家中分別選取幾個樣本與我國進行對比。一類是相對比較有經驗的國家（大部分情況下在英美、歐盟、德國、日本等國中選取），另一類是和中國類似的起步較晚、國情相近的國家（大部分情況下在印度、韓國等國中選取），有時還會選取在這一問題上未有動作的國家作為比較對象（如在自貿區戰略研究中，選取未發展自貿區戰略的國家）。通過對比分析其他國家相關問題的實踐和研究，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分析中國的實踐存在的問題，借鑒他國的長處，整理出可取的發展經驗。1.比較研究方法的優點比較研究方法在近些年的法學研究，尤其是國際法學研究中被越來越多的運用。不可否認的是，這一現象的出現，與國際法律關系是“以法律形式表現出來的國際關系”[1]的內涵有著不可分割的重要聯系，但與此同時，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比較研究的方法在科研論文撰寫中，因其所具有的以下兩大優點而受到作者歡迎。首先，充實文章內容。對于同一法律問題，不同的國家與地區的做法即使在大方向上遵循相似的解決思路，但在具體實踐中必定有其特色所在。因此，無論想寫多長篇幅的文章，亦無論作者在能力上對于每一種實踐能做到多詳細的分析，只要選取足夠數量的樣本，總是能夠在字數上達到要求。其次，豐富表現形式。兩方或多方經一番比較之后，在小結部分列出一張表格，既梳理了前文的論證成果，又給文章增添了圖表的表現形式，使得文章不只是密密麻麻的方塊，表達方式上有所變化。2.比較研究方法使用中的問題從以上對比較研究方法的優點的描述中，我們就不難發現，在比較研究方法的使用中可能存在這樣的誤區：選取的對象缺乏代表性，或者，為了湊字數而選取多個雷同的研究對象，從而導致某一部分的比較研究缺乏學術價值。之所以存在這樣的問題，是因為比較研究被普遍當做一種很簡單的方法，在選取比較對象的時候，想當然地直接投向英美德日等傳統上認為法律制度更先進的國家的懷抱；殊不知比較研究的基礎應該是廣泛的閱讀和收集，繼而在大量比對的基礎上，最終選取一個或幾個對象。另外，在選取了合適的比較對象之后，更重要的是將二者之間的比較分析做得透徹。目前大量的比較分析都停留在表層的現象面，比如將美國的規定與中國的規定分別羅列，篇幅長者可能再附上一兩個案例，之后總結美國與中國有什么不同、中國應當向美國多多學習，最后收尾完篇。然而，現象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不同，中國在立法時為什么沒有借鑒美國的立法模式，這與中國現今的社會條件、經濟政治環境、民眾接受程度都分別有哪些關系，對以上的問題均缺乏分析和解答。因此，比較研究方法雖然在國際法學論文寫作中的出鏡率頗高，但真正對其運用的效果并不理想。比較研究方法不應當只是作為拼湊字數的法寶被使用，廣泛的閱讀、涉獵才是支撐比較研究的堅實基礎。（二）實證研究。1.所謂“實證研究”實證研究在近年來國際法學的研究中是一個日漸受到關注的新熱點，眾多教授學者也一再強調其重要性。宋連斌教授指出，脫離了實證研究的國際法學研究存在兩大弊端：其一，模糊了國際法之法學性質，而更偏向于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其二，沒有實證研究作為支撐，使得研究成果之說服力欠佳[2]。有鑒于此，越來越多的國際法學研究中開始出現實證研究的影子。為什么說是實證研究的“影子”？我們來看國際法學科研項目申報書中在研究方法一欄關于“實證研究”的常見闡述：在現狀解讀、困境分析、對策思考的多個層面上，注意結合各國的典型案例，并收集近期發生的最新案例，從實踐角度發現問題、著手研究、解決問題。這一思路在精神上的確與實證研究致力于回答“實際是什么”的精神是一致的，重點落在對案例的收集和分析上，可以說事實上是將實證研究與案例分析相結合的一種方法。不可否認，這的確也是一種實證研究，但這種研究方法更偏向于定性研究，在觀察、描述的基礎上對現象嘗試進行解剖和分析，從紙面上來到紙面上去，缺乏數據和圖表的支持。2.對白建軍教授實證研究的分析學習如果拜讀國內法學界致力于實證研究的白建軍教授的一系列實證研究作品，便不難發現，一份扎實的實證研究需要大量的樣本數據及多角度的數據分析統計結果支持，質言之，實證研究中定量分析不可缺位。以白建軍教授的《法學博士論文選題創新性實證分析》[3]一文為例，白建軍教授以刑法學的學術論文選題為研究對象，選取了中國大陸1987—2005年的全部刑法學、犯罪學的博士論文共351篇作為研究的數據樣本，探討的主題是論文選題與學術創新之間的關系。在一般的統計學意義上，樣本數量大于30即可被視為“大樣本”[4]；白建軍教授所選取的樣本數量已達到351個，且限制在了同一學科同一地區內在連續一段時間內取樣，可以說取樣過程考慮了多個因素，具備了一定的客觀性和周延性。但在文章的第一章，白建軍教授仍舊不厭其煩地從多個方面論證了這一取樣的科學性：（1）能否用論文題目代替選題；（2）博士論文能否作為整個學術科研界的代表；（3）對刑法學、犯罪學論文選題的研究結論，能否推廣至法學其他學科、甚至于整個社會科學。在對樣本的數據分析中，白建軍教授首先從問題類型、學科領域、問題容量三個角度對數據進行分類統計，再將三個角度兩兩組合，排列出三個新的角度再進行分類統計及排序；在基礎數據分析之后，白建軍教授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從文章所想要探究的選題與創新性的關系這一主題出發，從研究傾向和出新模式兩個角度引入新的變量，對樣本數據再次進行分割和統計。暫且撇去文章的具體分析與結論不看，單就這一步一步對一個較為龐大數量的樣本的逐步切割、分類和統計而言，白建軍教授的這篇文章不僅僅是將定量分析作為一個分析方法，而事實上是將定量分析作為了整篇文章的最重要的部分，定量分析才是文章的主體，也是結論最重要的論據和論證。這可能與我們慣常的對法學論文的印象大相徑庭，但這才是實證研究應該學習和前進的方向。（三）文獻研究。無論是以上提及的比較分析、實證研究兩種研究方法，還是其他的案例分析、歷史分析等研究方法，事實上都必須建立在文獻研究的基礎上；可以說，文獻研究是國際法學研究、甚至于法學學科和整個社會科學學科最重要的研究基石。在以往的研究中，對于文獻研究所給予的關注是少之又少的。畢竟，在大多數人眼里，所謂“文獻研究”等同于“閱讀文獻”；而“閱讀”這件事對于做研究的學者、研究生而言已經做了十幾甚至幾十年，又有何特別值得討論之處呢？首先應當明確，“文獻研究”不等于“閱讀文獻”，或者說，“文獻研究”之范疇應當遠遠大于“閱讀文獻”。“文獻研究”這一研究方法，事實上涵蓋了從檢索文獻、搜集資料開始，至閱讀文獻、摘抄筆記，再到整理匯總、提煉升華的整個過程。這一誤區導致了兩個盲區：在以往的文獻研究過程中，我們將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了“閱讀”上，而忽視了在檢索搜集和匯總梳理這兩個環節。也正是因為這兩個環節被忽視，才更有可能導致了前文所述的兩個問題：（1）在比較研究中，比較研究的對象選取不當，因為部分可能更適合作為比較研究對象的文獻資料并沒有被搜集整理；（2）在實證研究中缺乏定量分析，因為一方面缺乏定量分析的基礎———大量的數據，另一方面缺乏對數據的歸納、分類和總結。由此可見，文獻研究不僅是其他研究方法實施的重要基礎，在日常的學習和科研寫作中，也是對作者搜集整理資料、歸納匯總能力的訓練和提升；而對于國際法學的研究者而言，由于文獻資料常以外文形式存在，對我們的檢索能力、語言運用能力和文字表達能力都更具考驗。

二、新方法引入之討論

黨的**屆**全會以來，黨的建設作為一門科學研究日趨受到重視，成果不斷問世。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與黨的建設實踐相比，黨建理論滯后的現象仍未得到根本扭轉。究其原因，除了黨建實踐發展迅捷之外，與黨建研究的方法不完全對頭也有關系。因此，要從根本上扭轉黨建理論滯后于實踐的局面，需重視黨建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一、從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研究

研究黨的建設，應首先搞清楚黨建實踐中存在的問題，然后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與對策，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不弄清問題的來龍去脈，也難以完全解決現實問題。比如，關于聯系黨的基本路線建設黨這個問題，只就此問題本身說來說去，很難把它說得更明白、更準確。要把聯系黨的基本路線建設黨講清楚，就不得不聯想到建黨思想中圍繞黨的政治路線來建設黨這條原理。況且，黨的建設是在黨的歷史發展中進行的。所以，研究黨的建設離不開黨的歷史。說過：“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這當然不是說要把歷史上每一件事統統搞清楚了才可以辦事，而是要把黨的路線政策的歷史發展搞清楚。這對研究今天的路線政策，加強黨內教育，推進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這段話對研究黨建很有指導意義。一是說研究黨建中的現實問題需要聯系黨的建設史，二是說聯系黨的建設史旨在為研究黨建現實問題服務。另外，研究黨的建設現狀，不僅要聯系黨的建設史，還要聯系中國近代史，甚至整個中華民族文明史，因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不研究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近代史，何以得出“歷史發展的必然”這一結論呢？再者，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曾創造了燦爛的優秀文化，這是古為今用的豐富源泉。比如，中國古代有個哲學家荀子他曾說過：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受其器，擇其用，鏟其妖。同志在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專門引用過這段話。荀子的上述思想對黨的干部隊伍建設，尤其是在選人用人問題上仍不失其借鑒意義。大家知道，實事求是是思想、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精髓，而“實事求是”四個字就是源于傳統文化。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決議規定，道德建設是新時期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我們除了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大公無私等共產主義道德之外，還要弘揚中國幾千年形成的傳統美德。如：孔子的“見義勇為”；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禮記》中的“天下為公”；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范仲庵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等。這些精辟言論經常被、鄧小平等領導人引用，早已成為共產黨員和領導干部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列寧說過：“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律的發展。”(《列寧選集》第4卷第285頁)建黨思想、鄧小平建黨理論正是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合乎規律的發展。當然，我們挖掘黨的建設史、中國近代史、中華文明史，其目的還在于揭示當前黨的建設的現狀，理出合乎規律的東西。說得好，“古為今用”。這是從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研究黨建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二、從中外政黨的比較中研究

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政治都是政黨政治。目前，不存在政黨或禁止政黨活動的國家寥寥無幾，因此有人稱當代為政黨時代。盡管世界政黨現象錯綜復雜，各國黨的產生、發展都有其特殊性，但認真研究起來，我們不難發現各國政黨也有共性。關于這一點，從馬克思主義關于政黨的定義中便可找到依據。馬克思主義認為，政黨是階級和階級斗爭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代表一定階級、階層或集團的根本利益，為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特別是為了取得政權和保持政權而建立的一種政治組織。這個定義就是概括了政黨的三個方面的共性之后得出的。可見，中外政黨是有共性而言的。既然有共性，就有可比性。也就是說，我們在中外政黨的比較中可以發現各種政黨共同遵循的規律。多少年來，我們所說的黨建只是研究無產階級政黨產生、發展和活動規律，尤其是指研究中國共產黨的產生、發展和活動規律。無論是從黨的建設的科學發展要求看，還是從黨的建設現實需要看，原來意義上的黨建研究對象的局限性都是顯而易見的了。從黨建研究的現狀看，盡管已有部分研究者已認識到拓寬研究對象的必要性并做了一些開拓性的工作，但是多數黨建研究者尚未完全意識到黨建研究對象拓寬的必要性、緊迫性。時至今日，黨建理論界還沒有人寫出一本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闡述政黨產生、發展和活動規律的著作。這里邊有兩方面的問題值得重視：一是思想解放的問題。堅持用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為指導研究黨的建設，堅持黨的性質、宗旨、指導思想、領導地位、根本組織原則等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中的基本點不動搖，這是不能含糊的。但這不意味著不能研究外國政黨特別是西方資產階級政黨的運作規律，也不排除我們可以借鑒和利用西方政黨的某些帶有共性的東西。說過：“資本主義國家制度我們不能學，那是剝削階級專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議會的某些形式和方法還是可以學的，這能使我們從不同方面來發現問題。”的確，西方的多黨制我們決不能學，因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是資產階級的傾扎狀態決定的，哪一個資產階級政黨也不代表勞動人民的利益。但我們不能以此來否定西方政黨運作中的某些合理成份，如對權力的各種監督：憲法監督、議會監督、輿論監督、黨派監督等。從我們黨的建設實踐看，只重視黨內監督是不夠的。二是黨建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說：“一個是由特殊到一般，一個是由一般到特殊。人類的認識總是這樣循環往復地進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環(只要是嚴格地按照科學的方法)都可能使人類的認識提高一步，使人類的認識不斷地深化。”這段話對我們端正研究黨建問題的方法很重要。長期以來，我們只就中國共產黨的建設進行研究(這一研究是很重要的)，缺乏對其他無產階級政黨和中外資產階級政黨的研究。這也就是說，我們還沒有完全做到象所指出的“從特殊到一般和從一般到特殊”。我們應該做到如下的黨建研究：從中國及其他國家共產黨建設的特殊規律到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的一般規律，再從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的一般規律到指導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從無產階級政黨、資產階級政黨建設的特殊(相對于政黨來說)規律到政黨的一般規律，再從政黨的一般規律到指導無產階級政黨建設，主要是中國共產黨的建設。

研究外國政黨，重點應放在外國的無產階級政黨。盡管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喪失了執政地位，有的還更換了黨的名稱，蛻變為社會，但我們還是要加強這方面的研究，因為研究他們失敗的教訓，對我們黨的建設有直接的警示作用，可使我們黨少走彎路。重點中的重點是研究前蘇聯共產黨。前蘇共是列寧親手締造的世界上第一個新型無產階級政黨，是具有90多年戰斗歷史、執政達70多年的黨。它曾經戰勝過各種艱難險阻，取得過輝煌成就，令西方資產階級政黨恨過、怕過。就是這樣一個強大政黨，戲劇般地喪失了執政地位，不能不令人震驚。那么，蘇共失敗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黨建理論界眾說紛紜。有人認為根本原因在于沒有把經濟搞上去，果真如此嗎？有人認為根本原因在于蘇聯共產黨內部沒搞好，試問他們是怎么搞的，為什么沒搞好？這些問題決非三言兩語能夠說清楚。它需要黨建理論工作者，從蘇共發展的特殊規律和無產階級政黨、政黨發展的一般規律相結合的新視角，認真研究蘇共發展的軌跡，從而得出有力的結論，使我們能夠實現達到以蘇為鑒、以蘇為戒的研究目的。

多研究及其成果對于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理論以及實踐無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的新的發展和新的問題，中國共產黨的自身發展以及中國共產黨努力推動的政治發展所提出的新的課題和新的任務，需要我們不斷拓展中國共產黨的研究，尤其是需要從方法論的改進上為政黨研究開辟一些新的視角。

已有的關于中國共產黨的研究大多采取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通過這些方法的研究，基本解決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價值和理念、原則和制度等等方面的一些問題。我們認為，從方法論改進的角度深入政黨問題的研究，就目前的情況來看，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尤為重要：

第一，歷史演進分析。

中國共產黨已經有80多年的歷史，其執政也已經有了近60年的歷史。黨從誕生到成長到成熟，從領導革命到執掌政權到領導建設，可以說既積累了非常豐富的經驗，也有非常深刻的教訓。因此，用歷史演進分析的方法，對黨的發展歷史特別是其執政的歷史進行研究，當可以從中總結出一些帶有規律性的東西出來。

通過歷史演進分析對黨的發展及其執政狀況進行研究，主要可以有以下的一些方面：一是黨的組織結構史。僅從黨執政的歷史來看，黨自身的組織結構就發生了許多變化。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黨的組織及其結構，乃至于領導職位的設置等等，都存在著一個基于黨的地位和工作中心、以及黨的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的變化等等情況而不斷變化的情況。研究這種演進的進程及其背后的社會因素和政治因素，可以揭示黨的組織結構得以建立的環境和基礎。二是黨的規章與文件史。長期以來，我們黨是以規章和文件“立黨”并執政治國的。因此，從歷史的視角梳理黨的規章和文件，從這些規章和文件的變遷中總結黨的職能變遷及其執政方式和領導方式的演變，也能從一個側面揭示黨的執政規律和領導規律。三是黨的領導制度史。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我們黨的領導制度無論是中央的還是地方的抑或基層的，都有不同程度的變化。我們可以從這種變化中來揭示不同時期領導制度的特征和模式，來評估這些不同制度變化所帶來的執政效率和執政成果。

第二，宏觀系統分析。

分析方法的驗證，就是對藥品分析實驗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否完全達到了預期目的，或證明由分析方法誤差而導致試驗結果判斷錯誤的概率是否在允許范圍之內，而進行的科學證明。

分析方法的驗證以驗證參數表示。在制定藥品質量標準時，可通過這些參數證明所建立的分析方法是否適當。本文所述分析方法驗證是指下述情況：藥局方新收載品種質量標準的建立；藥局方已收載品種質量標準的修訂；根據藥局方的通則建立替代方法。

1日本藥局方收載分析方法所需資料

1.1概要對分析方法作簡要說明，包括所采用分析方法的必要性，特點與優點及有關驗證的要點。如系分析方法的修訂，則需闡明新方法與原方法的區別以及新方法的優勢。

1.2分析方法本項記載的有關分析方法的內容要足以能對分析方法進行評價，并且必要時可用復核試驗進行評價。分析方法主要記載內容包括：分析的步驟、標準品及樣品的制備方法、試劑與試藥的調配、注意事項、分析系統是否正常運轉的檢驗證明方法(例如高效液相色譜法中的分離效率的研究)、分析結果的計算公式、測定次數等。并且，如果使用了藥局方以外的裝置，還需詳述有關內容；如果使用了新的標準品，則必須提供其物理、化學及生物學特征數據，并提供其質量標準。

1.3有關分析方法驗證的資料本項應包括求導各驗證參數的試驗設計、試驗數據、計算結果及檢定結果等。

拙著《草根的力量——臺州戲班的田野考察與研究》出版后，學術界的反應頗出乎我的意料。該書是我在浙江臺州經過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終研究成果，也是我學習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與田野結合的路徑從事當下藝術研究的初步嘗試。著作已經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讀者自會判斷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諸多學者對拙著的興趣并不完全針對拙著本身，學界的反應涉及到藝術學研究方法論層面的重大問題，而有關藝術學研究的田野方法，還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討。

一評價體系與學術規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藝術研究領域出現一些新的趨向，改革開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熱”和“文化熱”時期都曾經頗受關注的宏觀研究，漸漸失去了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則日益受到學界重視。其重要標志之一，就是一批針對個案的田野考察成果問世并且得到學界廣泛認同，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可以視為藝術學研究的社會學和人類學轉向。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介入藝術學研究領域，使得相當一部分學者開始嘗試著運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領域極受重視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藝術現象，這一方法層面的變化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二戰以來，文化批評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是令人矚目的學術熱點，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視角受到普遍質疑。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對中國藝術學研究的影響，也必然導致藝術學研究出現學術與文化視角的轉換。這個可能出現的最有理論價值的變化，我將在下一部分論述，這里首先想討論的是，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義不止于文化層面上研究視角的轉換，它還可能給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帶來另外兩個方面可能形成的變化乃至沖擊。

其一，是有可能導致目前的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研究重點和研究成果價值評價體系的根本改變。

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體系決定的研究者知識譜系的影響。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研究一直比較重視理論層面的探討。經由蘇俄引入的、從德國古典哲學這一思想路徑衍生發展產生的馬克思主義，以及作為其知識和思維方法背景的德國古典哲學本身，長期在包括藝術研究在內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占據特殊的主導位置，因而，和這一理論背景相吻合的藝術本體論研究，以概念和范疇為核心的抽象的理論探討與分析，長期以來都是藝術學研究領域最受關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經驗主義傳統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對具體對象的個案的、經驗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這樣的研究取向，不僅僅是出于對西方學術發展不同趨勢的選擇，同時也蘊含了中國傳統思維方法對當代藝術研究的影響，在中國學術傳統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整體性的、玄學研究路向，恰與德國古典哲學形成有趣的呼應——所謂“小學”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顯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樸學”也被后世的學術史家解讀成是由明入清的漢代知識分子對嚴酷現實的逃避，以及對清代統治者的消極抵抗。

科學是一種知識體系和研究活動。在這種特殊的生產知識的社會活動中，需要借助科學方法和科學思維才能創造出新的、日趨完備和完美的知識體系。當今，“科學已經成為追求知識的主要范式。”作為一種追求知識的范式的科學，對追求自然知識之外的其他知識具有示范作用，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科學方法和科學思維模式主導的。誠如雅赫爾所說：

科學是人類活動的特殊形式，是憑藉相應方法獲得新知識的創造性過程，它創造客觀反映世界并被實踐檢驗的新思想。在自己漫長而艱難的道路上，科學收集了許多事實，得出了許多設想和理論，發現了規律性并逐漸變成嚴整、完美的產物。這是人類最美好的成就之一。

一、什么是科學方法

“方法”（method）一詞源于希臘語“沿著”（μετα）和“道路”（σδσζ），即meta和hodos的合成，其本意是“沿著某一道路”或“按照某種途徑”，后意指達到某目標或做某事的程序或過程。中文“方法”一詞最早出現于《墨子•天志》，原為量度方形之法，后轉意為知行的辦法、門路、次序等。“科學方法”（scientificmethod，methodofscience）是認識自然或獲得科學知識的步驟、順序或過程；它既意謂特定科學門類所使用的或對其來說是恰當的探究程序、途徑、手段、技巧或模式，通常實施時是比較有秩序的、合乎邏輯的、系統的和行之有效的；它又意謂處理科學探究的原則和技巧的研究領域或學科，大體相當于“科學方法論”（scientificmethodology）。

以上所言，是本文作者對科學方法的界定。許多學者對此都持有自己的大同小異的看法。辛格認為，進行科學研究的觀察、分類、導出定律等連鎖活動構成科學的“方法”。波蘭尼強調：“與解決實踐問題時的情況相比，科學方法的設計正是為了在更小心控制的條件下，用更嚴密的標準達到詳細闡明事物本質的目的。這些條件和標準只能通過對它的題材純粹的科學興趣才能被發現，而這種興趣又只可能存在于受到過鑒賞科學價值的教育的心靈之中。這種感覺力不可能為它的內在熱情以外的目的而隨意觸發。”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學人也有發表了諸多值得注意的見解。例如王星拱指出，科學方法就是“實質的邏輯”，即“制造知識的正當方法”。丁文江言簡意賅：

我們所謂科學方法，不外將世界上的事實分起類來，求它們的秩序。等到分類秩序弄明白了，我們再想出一句最簡單明白的話來，概括這許多事實，這叫做科學的公例[定律]。

【摘要】在林業經營中，新時期的林業工作需要通過加強造林技術與育林技術的研究開發，實現林業的良好發展，以“管”、“護”、“防”各方面作為出發點，從科學的造林、育林技術出發，調高林業資源的培育效率，提升林業資源的整體利用率，促進我國林業資源的更好發展。

【關鍵詞】林業；造林技術；育林方法

我國經濟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提升了對于林業的重視程度，并逐漸加大了對于林業造林和育林項目的投資建設力度，這促使我國林業得以更加健康高效地發展。林業工作人員需要在日常的工作當中，掌握并充分應用目前世界領先的造林技術，并結合當地情況引入優質的育林方法，將先進的理念、技術應用于具體的林業建設中，實現對林業資源的高效利用，加速林業發展。

1林業造林技術分析

1.1播種造林。播種造林，就是將樹種直接播種于土地當中的操作方法，是一種最為基本并且被廣泛應用的造林技術，也被稱之為直播造林。雖然播種造林技術門檻較低，操作簡單，也不需要育苗，優勢顯著，但播種造林的方法也存在明顯缺陷。具體應用播種造林技術時，對于土地的要求較高，需要土壤保持非常充分的水份，并且需要在一個相對穩定良好的環境中，不能處在常發生自然災害的環境里，此方法比較適用于地廣人稀的地域[1]。另外，播種造林完成后，需要較高的撫育管理水平以保證幼苗的良好生長。而在播種的過程中，則需要盡可能選擇粒大、易發芽并且種源充足的中子。常采用播種造林技術的林木種類包括油桐、核桃等。播種造林的重要操作方法主要包括快播、縫播和條播等。1.2分殖造林。在造林過程中，分殖造林是將種子的地下莖或樹木的根枝等部位直接植入到土地當中的技術，通過此方法能夠有效節省育苗的成本，降低育苗所需的時間，促使幼苗以更快的速度生長，還能夠保證所種植的樹木都能夠得到前代的優良遺傳基因，使其性質最接近母體。分殖造林具有操作簡單的優勢，并且通常情況下幼苗成活率都較高。但此種植方法和播種造林技術一樣，也需要較好的土地和環境條件，而且幼苗不僅能繼承母體優良的基因，也會攜帶母體不良的基因，可能會在不同的環境中表現出來，影響林木價值。目前廣泛應用分殖造林技術的林木種類包括柳樹、楊樹、松樹以及大量竹類。1.3植苗造林。植苗造林技術主要將苗木當作造林的基本材料進行栽培種植，這一造林的方法能夠對大多數樹種起效，并且相比于播種造林技術和分殖造林技術，植苗造林技術不會對土地提出嚴苛的要求，限制因素較少，是非常廣泛的造林方法。植苗造林相比于播種造林而言，在創造人工林郁閉上能更早實現，因其具有較快的前期生長速度優勢，也不需要過大的種量[2]。植苗造林技術在種源少并且價格高昂的林木種類造林應用中效果非常明顯。但植苗造林同樣具有一定的弊端，其培育過程十分復雜，并且需要投入較多勞動成本，而且需要具有較高的造林技術和操作水平，在總體成本上，遠高于上述兩種造林技術。

2林業育林方法探究

拙著《草根的力量——臺州戲班的田野考察與研究》出版后，學術界的反應頗出乎我的意料。該書是我在浙江臺州經過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終研究成果，也是我學習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與田野結合的路徑從事當下藝術研究的初步嘗試。著作已經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讀者自會判斷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諸多學者對拙著的興趣并不完全針對拙著本身，學界的反應涉及到藝術學研究方法論層面的重大問題，而有關藝術學研究的田野方法，還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討。

一評價體系與學術規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藝術研究領域出現一些新的趨向，改革開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熱”和“文化熱”時期都曾經頗受關注的宏觀研究，漸漸失去了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則日益受到學界重視。其重要標志之一，就是一批針對個案的田野考察成果問世并且得到學界廣泛認同，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可以視為藝術學研究的社會學和人類學轉向。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介入藝術學研究領域，使得相當一部分學者開始嘗試著運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領域極受重視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藝術現象，這一方法層面的變化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二戰以來，文化批評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是令人矚目的學術熱點，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視角受到普遍質疑。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對中國藝術學研究的影響，也必然導致藝術學研究出現學術與文化視角的轉換。這個可能出現的最有理論價值的變化，我將在下一部分論述，這里首先想討論的是，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義不止于文化層面上研究視角的轉換，它還可能給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帶來另外兩個方面可能形成的變化乃至沖擊。

其一，是有可能導致目前的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研究重點和研究成果價值評價體系的根本改變。

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體系決定的研究者知識譜系的影響。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研究一直比較重視理論層面的探討。經由蘇俄引入的、從德國古典哲學這一思想路徑衍生發展產生的馬克思主義，以及作為其知識和思維方法背景的德國古典哲學本身，長期在包括藝術研究在內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占據特殊的主導位置，因而，和這一理論背景相吻合的藝術本體論研究，以概念和范疇為核心的抽象的理論探討與分析，長期以來都是藝術學研究領域最受關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經驗主義傳統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對具體對象的個案的、經驗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這樣的研究取向，不僅僅是出于對西方學術發展不同趨勢的選擇，同時也蘊含了中國傳統思維方法對當代藝術研究的影響，在中國學術傳統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整體性的、玄學研究路向，恰與德國古典哲學形成有趣的呼應——所謂“小學”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顯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樸學”也被后世的學術史家解讀成是由明入清的漢代知識分子對嚴酷現實的逃避，以及對清代統治者的消極抵抗。

摘要；文章闡述了抗震設計方法的轉變，并介紹了兩種不同設計方法的優缺點，對能量分析方法在抗震結構計算中的應用進行了分析。

關鍵詞：推覆分析方法；結構能量反應分析；地震動三要素；耗散能量

目前世界各國的抗震設計規范大多數都以保障生命安全為基本目標，即“小震不壞、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設防水準，據此制定了各種設計規范和條例。依此設計思想設計的各種建筑物在地震中雖然基本保證了生命安全，卻不能在大地震，甚至在中等大小的地震中有效的控制地震損失。特別是隨著現代工業社會的發展，城市的數量和規模不斷擴大，城市變成了人口高度密集、財富高度集中的地區，一般的地震和1995年的日本阪神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人員傷亡。嚴重的震害引起工程界對現有抗震設計思想和方法上存在的不足進行深刻的反思，進一步探討更完善的結構抗震設計思想和方法已成為迫切的需要。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美國地震工程和結構工程專家經過深刻總結后，主張改進當前基于承載力的設計方法。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J.P.Moehlelll提出了基于位移的抗震設計理論；日本建設省建筑研究院根據建筑物的性能要求，提出了一個有關抗震和結構要求的框架，內容包括建議方案，性能目標，檢驗性能水準等：我國學者已認識到這一思潮的影響，并在各自研究領域加以引用和研究，如王亞勇、錢鎵茹、方鄂華、呂西林分別發表了有關剪力墻、框架構件的變形容許值的研究成果，程耿東采用可靠度的表達形式，將結構構件層次的可靠度應用水平過渡到考慮不同功能要求的結構體系，王光遠把這一理論引入到結構優化設計領域，提出基于功能的抗震優化設計概念。

我國現行的結構抗震設計，主要是以承載力為基礎的設計，即用線彈性方法計算結構在小震作用下的內力、位移；用組合的內力驗算構件截面，使結構具有一定的承載力；位移限值主要是使用階段的要求，也是為了保護非結構構件；結構的延性和耗能能力是通過構造措施獲得的。結構的計算分析方法基本上可以分為彈性方法和彈塑性方法。當前在建筑結構抗震設計和研究中廣泛地采用底部剪力法和振型分解反應譜法等。這些方法沒有考慮結構屈服之后的內力重分布。實際上結構在強震作用下往往處于非線性工作狀態，彈性分析理論和設計方法不能精確地反映強震作用下結構的工作特性，讓結構在強震作用下處在彈性工作狀態下工作將造成材料的巨大浪費，是不經濟的。隨著人們認識的提高，結構的地震反應分析設計方法經過了兩個文獻的轉變：(1)靜力分析方法到動力分析方法的轉變：(2)從線性分析方法到非線性分析方法的轉變。其中動力分析方法就經過了從振型分解反應譜法到時程分析法、從線性分析到非線性分析、從確定性分析到非確定性分析的三個大的轉變。作為一種簡化實用近似方法，目前的推覆分析方法(Push—overAnalysis)受到眾多學者的重視。它屬于彈塑性靜力分析，是進行結構在側向力單調加載下的彈塑性分析。具體做法是在結構分析模型上施加按某種方式(研究中常用的有倒三角形、拋物線和均勻分布等側向力分布方式)模擬地震水平慣性力作用的側向力并逐步單調加大，使結構從彈性階段開始，經歷開裂、屈服直至達到預定的破壞狀態甚至倒塌。這樣可了解結構的內力、變形特性和能量耗散及其相互關系，塑性鉸出現的順序和位置，薄弱環節及可能的破壞機制。這種方法彌補了傳統靜力線性分析方法如底部剪力法、振型分解法等的不足并克服了動力時程分析方法過程中，計算工作量大的問題，僅用于近似評估結構抵御地震的能力。但是，傳統的推覆分析方法基本上只適用于第一振型影響為主的多層規則結構，對于高層建筑或不規則的建筑，高階振型的影響不容忽視，并且對于非對稱結構，還必須考慮正、反側反推覆的不同所帶來的影響。此外推覆分析方法無法得知結構在特定強度地震作用下的結構反應和破壞情況，這限制了它在抗震性能設計中的使用。地震動能量是刻畫地震強弱的綜合指標，它綜合體現了地面最大加速度和地震持時兩個反映地面運動特性的重要因素。結構地震反應的能量分析方法是一種能較好地反映結構在地震地面運動作用下的非線性性質及地震動三要素(幅值、頻譜特性和持時)對結構抗震性能影響的方法。地震時，結構處于能量場中，地面與結構之間有連續的能量輸入、轉化與耗散。研究這種能量的輸入與耗散，以估計結構的抗震能力，是結構抗震能量分析方法所關心的問題。結構在地震(反復交變荷載)作用下，每經過一個循環，加載時先是結構吸收或存儲能量，卸載時釋放能量，但兩者不相等。兩者之差為結構或構件在一個循環中的“耗散能量”(耗能)，亦即一個滯回環內所含的面積。能量等于力與變形的乘積。一個結構(構件)所耗散的地震能量多，不僅因為它承擔了較大的地震作用，還因為它產生了較大的變形。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耗能構件是用它自身某種程度破壞所作的犧牲，來維持整個結構的安全。所以，每次大的地震作用之后，人們看到那些沒有其它途徑耗散所吸收的地震作用的能量的結構，只有通過結構自身的破壞來釋放所有的多余能量。因此，結構的抗震設計應當注意保證結構剛度、強度和變形能力的協調與統一，如結構的延性設計就是在傳統的單一強度概念條件下進行的彈性抗震設計的基礎上，充分考慮結構和構件的塑性變形能力，在設防烈度下允許結構出現可能修復的損壞，當地震作用超過設防烈度時，利用結構的彈塑性變形來存儲和消耗巨大的地震能量，保證結構裂而不倒。

能量法在近半個世紀的研究中發現較快，但由于地震本身的復雜性能量與結構反應之間的關系仍需我們進行進一步的探索。

摘要：近年來隨著高校畢業生人數的逐年增長，就業形勢日趨嚴重，與此同時物流的高速發展，讓企業需要更多專業性人才。學校作為人才儲備的主要陣地，基礎課程理論教育不能滿足企業的相關職能需求，而第五方物流作為培訓的一方，對解決這種境況意義重大。本文針對此基于互聯網+對第五方物流的構建方法進行研究。

關鍵詞：第五方物流；物流人才培養；第三方認證；校企合作；信息技術

近年來，我國物流人才需求規模逐年擴大，自國家出臺《物流產業調整與振興規劃》后，國家對物流業重視程度明顯加強，同時隨著互聯網、物聯網的高速發展，物流人才已經被列為我國12種緊缺人才之一。目前我國的物流人才現狀是：起步相對較低，低層次、操作人員相對飽和；同時，既懂技術又懂管理，能夠將理論與實踐有效結合的高層次、復合型人才嚴重短缺。如何構建成套完備的系統值得思考，大背景下現狀如何？可以利用哪些風口優勢？如何利用系統滿足痛點需求？如何持續地維持系統運轉？如何革新完備系統運行？從以上五個問題出發，我們將從就業趨勢、在線教育、人才素養、校企合作、第三方認證五個方面進行基于互聯網+的第五方物流系統構建方法的研究。

一、就業形勢

物流專業主要分為物流管理和物流工程兩大類。物流管理偏向于使用管理學的方法，優化物流過程，提高系統運行效率，降低成本；物流工程則是從工程和技術的角度，對系統的硬件進行設計、改善、調試。物流行業在人們眼里均是一個不錯的行業，只是思維方式和關注側重點不同，但總體來講，物流專業的學生進入物流領域，起步還是較低的。目前國內的眾多物流公司或者企業物流部門的經營和管理，仍處于相對落后、低效的一個水平。

二、在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