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建研究方法思考

導語：黨建研究方法思考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黨的**屆**全會以來，黨的建設作為一門科學研究日趨受到重視，成果不斷問世。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與黨的建設實踐相比，黨建理論滯后的現象仍未得到根本扭轉。究其原因，除了黨建實踐發展迅捷之外，與黨建研究的方法不完全對頭也有關系。因此，要從根本上扭轉黨建理論滯后于實踐的局面，需重視黨建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一、從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研究

研究黨的建設，應首先搞清楚黨建實踐中存在的問題，然后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與對策，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不弄清問題的來龍去脈，也難以完全解決現實問題。比如，關于聯系黨的基本路線建設黨這個問題，只就此問題本身說來說去，很難把它說得更明白、更準確。要把聯系黨的基本路線建設黨講清楚，就不得不聯想到建黨思想中圍繞黨的政治路線來建設黨這條原理。況且，黨的建設是在黨的歷史發展中進行的。所以，研究黨的建設離不開黨的歷史。說過：“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這當然不是說要把歷史上每一件事統統搞清楚了才可以辦事，而是要把黨的路線政策的歷史發展搞清楚。這對研究今天的路線政策，加強黨內教育，推進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這段話對研究黨建很有指導意義。一是說研究黨建中的現實問題需要聯系黨的建設史，二是說聯系黨的建設史旨在為研究黨建現實問題服務。另外，研究黨的建設現狀，不僅要聯系黨的建設史，還要聯系中國近代史，甚至整個中華民族文明史，因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不研究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近代史，何以得出“歷史發展的必然”這一結論呢？再者，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曾創造了燦爛的優秀文化，這是古為今用的豐富源泉。比如，中國古代有個哲學家荀子他曾說過：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受其器，擇其用，鏟其妖。同志在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專門引用過這段話。荀子的上述思想對黨的干部隊伍建設，尤其是在選人用人問題上仍不失其借鑒意義。大家知道，實事求是是思想、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精髓，而“實事求是”四個字就是源于傳統文化。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決議規定，道德建設是新時期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我們除了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大公無私等共產主義道德之外，還要弘揚中國幾千年形成的傳統美德。如：孔子的“見義勇為”；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禮記》中的“天下為公”；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范仲庵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等。這些精辟言論經常被、鄧小平等領導人引用，早已成為共產黨員和領導干部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列寧說過：“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律的發展。”(《列寧選集》第4卷第285頁)建黨思想、鄧小平建黨理論正是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合乎規律的發展。當然，我們挖掘黨的建設史、中國近代史、中華文明史，其目的還在于揭示當前黨的建設的現狀，理出合乎規律的東西。說得好，“古為今用”。這是從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研究黨建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二、從中外政黨的比較中研究

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政治都是政黨政治。目前，不存在政黨或禁止政黨活動的國家寥寥無幾，因此有人稱當代為政黨時代。盡管世界政黨現象錯綜復雜，各國黨的產生、發展都有其特殊性，但認真研究起來，我們不難發現各國政黨也有共性。關于這一點，從馬克思主義關于政黨的定義中便可找到依據。馬克思主義認為，政黨是階級和階級斗爭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代表一定階級、階層或集團的根本利益，為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特別是為了取得政權和保持政權而建立的一種政治組織。這個定義就是概括了政黨的三個方面的共性之后得出的。可見，中外政黨是有共性而言的。既然有共性，就有可比性。也就是說，我們在中外政黨的比較中可以發現各種政黨共同遵循的規律。多少年來，我們所說的黨建只是研究無產階級政黨產生、發展和活動規律，尤其是指研究中國共產黨的產生、發展和活動規律。無論是從黨的建設的科學發展要求看，還是從黨的建設現實需要看，原來意義上的黨建研究對象的局限性都是顯而易見的了。從黨建研究的現狀看，盡管已有部分研究者已認識到拓寬研究對象的必要性并做了一些開拓性的工作，但是多數黨建研究者尚未完全意識到黨建研究對象拓寬的必要性、緊迫性。時至今日，黨建理論界還沒有人寫出一本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闡述政黨產生、發展和活動規律的著作。這里邊有兩方面的問題值得重視：一是思想解放的問題。堅持用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為指導研究黨的建設，堅持黨的性質、宗旨、指導思想、領導地位、根本組織原則等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中的基本點不動搖，這是不能含糊的。但這不意味著不能研究外國政黨特別是西方資產階級政黨的運作規律，也不排除我們可以借鑒和利用西方政黨的某些帶有共性的東西。說過：“資本主義國家制度我們不能學，那是剝削階級專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議會的某些形式和方法還是可以學的，這能使我們從不同方面來發現問題。”的確，西方的多黨制我們決不能學，因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是資產階級的傾扎狀態決定的，哪一個資產階級政黨也不代表勞動人民的利益。但我們不能以此來否定西方政黨運作中的某些合理成份，如對權力的各種監督：憲法監督、議會監督、輿論監督、黨派監督等。從我們黨的建設實踐看，只重視黨內監督是不夠的。二是黨建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說：“一個是由特殊到一般，一個是由一般到特殊。人類的認識總是這樣循環往復地進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環(只要是嚴格地按照科學的方法)都可能使人類的認識提高一步，使人類的認識不斷地深化。”這段話對我們端正研究黨建問題的方法很重要。長期以來，我們只就中國共產黨的建設進行研究(這一研究是很重要的)，缺乏對其他無產階級政黨和中外資產階級政黨的研究。這也就是說，我們還沒有完全做到象所指出的“從特殊到一般和從一般到特殊”。我們應該做到如下的黨建研究：從中國及其他國家共產黨建設的特殊規律到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的一般規律，再從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的一般規律到指導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從無產階級政黨、資產階級政黨建設的特殊(相對于政黨來說)規律到政黨的一般規律，再從政黨的一般規律到指導無產階級政黨建設，主要是中國共產黨的建設。

研究外國政黨，重點應放在外國的無產階級政黨。盡管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喪失了執政地位，有的還更換了黨的名稱，蛻變為社會，但我們還是要加強這方面的研究，因為研究他們失敗的教訓，對我們黨的建設有直接的警示作用，可使我們黨少走彎路。重點中的重點是研究前蘇聯共產黨。前蘇共是列寧親手締造的世界上第一個新型無產階級政黨，是具有90多年戰斗歷史、執政達70多年的黨。它曾經戰勝過各種艱難險阻，取得過輝煌成就，令西方資產階級政黨恨過、怕過。就是這樣一個強大政黨，戲劇般地喪失了執政地位，不能不令人震驚。那么，蘇共失敗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黨建理論界眾說紛紜。有人認為根本原因在于沒有把經濟搞上去，果真如此嗎？有人認為根本原因在于蘇聯共產黨內部沒搞好，試問他們是怎么搞的，為什么沒搞好？這些問題決非三言兩語能夠說清楚。它需要黨建理論工作者，從蘇共發展的特殊規律和無產階級政黨、政黨發展的一般規律相結合的新視角，認真研究蘇共發展的軌跡，從而得出有力的結論，使我們能夠實現達到以蘇為鑒、以蘇為戒的研究目的。

在研究我們黨的歷史發展時，我們不能不聯系中國其他政黨，主要是國民黨。說：“中國的革命，自從**年開始，就由國共兩黨的情況起著決定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講，**年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就是國共兩黨合作、競爭、斗爭(主要表現形式為戰爭)的歷史。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國共兩黨彼此消長的結局。這種結局迫使我們思考；一個誕生早且握有全國政權的國民黨何以被一個誕生晚且不掌握全國政權的共產黨打敗，一個革命黨、執政黨何以在22年內就墮落為一個為人民所拋棄的黨，一個后起的比較弱小的共產黨在28年內何以成為一個走在時代前列的為人民所擁護的執政黨。究其原因，恐不能用只言片語所能概括。黨建理論工作者只有對國共兩黨發展史進行一番比較研究方能得出合乎邏輯的結論。

總之，如果能從中外政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著力研究我們黨的建設，那么黨建理論就會更科學更完善。

三、從宏觀與微觀的結合上研究

宏觀與微觀是相對而言的。所謂宏觀上的黨建研究是指就黨的建設中帶全局性的問題進行研究，而微觀上的黨建研究是指就黨的建設中的某個局部或某一點進行研究。兩者都不可缺少。宏觀研究是戰略研究，微觀研究是戰術研究。微觀研究要以宏觀研究為指導，宏觀研究要以微觀研究為基礎，但又不是微觀研究的簡單相加。說過：“懂得了全局性的東西，就更會使用局部性的東西，因為局部性的東西是隸屬于全局性的東西的。”“然而全局性的東西，不能脫離局部而獨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構成的。”目前，在黨建研究中，不論是宏觀，還是微觀，均需加強。如對中國共產黨的特點研究，這是一個宏觀問題。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極其特殊、復雜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中，在工人階級人數很少，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如大海的條件下進行自身建設的。這與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講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建設條件大不相同。他們所指的是，在歐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里，工人階級占多數，且有民主傳統、有議會可利用等條件下的無產階級政黨建設。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建黨條件是：資本主義沒有充分發展，封建主義卻有幾千年充分發展，經濟文化十分落后。這不僅與馬克思恩格斯所預想的執政黨的建黨條件不同，而且與原蘇聯東歐國家中的執政黨的建黨條件不同。然而，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經過艱辛探索競成功地解決了上述無產階級政黨建設史上的難題，使中國共產黨不斷發展壯大。在不同于蘇東共產黨建設條件下發展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必然會形成不同于他們的特點。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蘇東共產黨喪失執政地位之后，我們黨的執政地位卻日益穩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共產黨在75年的歷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對我們黨的特點，在**年中央黨建研究班上的講話中曾有過一個概括：中國共產黨是用馬列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是經過長期戰爭鍛煉和各種艱難困苦考驗的，有一批堅強骨干的黨；是牢牢掌握著一支忠于祖國、忠于人民、忠于社會主義，有強大戰斗力的軍隊的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同群眾保持密切聯系的黨；是在一個擁有11億人口的大國中執政，40年來努力發展經濟，特別是近十年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為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巨大成就的黨；是在同帝國主義和各種機會主義斗爭中取得了豐富經驗的黨。黨建理論工作者應對上述五大特點展開研究，這對回答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經受住蘇東劇變的考驗很重要、很必要。

與我們黨75年來的特點相比，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的特點就是微觀的了，如重大轉折時期黨的建設的特點。從黨的發展史看，黨經歷了如下重大轉折：從土地革命戰爭轉向抗日戰爭，從新民主主義革命轉向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從“”轉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黨在上述不同的轉折時期呈現出不同特點，這是因為黨在重大轉折時期的最大特點是黨的中心任務的轉變，所以圍繞中心任務所進行的黨建必然呈現出不同的特點。認真進行黨的建設的微觀研究，有助于我們從宏觀上把握黨的建設全局，加強新時期黨的建設的自覺性、堅定性和科學性。

四、從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上研究

黨的建設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政治科學。黨的建設科學的這一特點決定了黨建理論工作者必須研究黨建現狀，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從而指導黨的建設。關于理論與實際相結合，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既使如此，但也并非所有的人都完全理解了這一命題。我們認為，真正做到理論與實際相結合，首先要學習與掌握理論，其次要研究實際，用理論指導實際。若對馬克思主義的黨建理論，鄧小平建黨思想不甚了解，也就無法理論聯系實際，用理論指導實際根本無從談起。若理論不與實際相結合，這個理論就是空洞無用的，理論本身也得不到豐富和發展。目前，在發展黨建理論與把握黨建現狀兩個方面，我們都做得不夠。盡管黨的**屆**全會以來黨建理論界做了大量工作，取得顯著成績，但由于多年來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我們還不能說黨建這門科學已十分豐富和完善了。這方面尚有大量工作需要我們去做。另外，由于對黨建現狀缺乏系統的了解和研究，所以黨建理論落后于實踐的現象也還比較突出。在1942年《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曾經指出：“確實，我們的理論水平是比較過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國革命運動的豐富內容來說，理論戰線就非常之不相稱，二者比較起來，理論方面就顯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說來，我們的理論還不能夠和革命實踐相平行，更不去說理論應該跑到實踐的前面去。我們還沒有把豐富的實際提高到應有的理論程度。”事隔半個世紀，這段話仍有針對性。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我們黨是在一個世界人口最多的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里，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軍事、科技實力占明顯優勢的條件下，在蘇聯東歐國家共產黨喪失執政地位的影響下，在復雜而艱巨的以改革開放為明顯特點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進行自身建設的。就全黨而言，黨建實際非常復雜。就不同地區、行業、單位而言，黨的建設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就更多更具體更復雜。如就地區來說，經濟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就不同，漢族聚居區與少數民族聚居區也不同；就行業來說，企業與農村、農村與城市就不同，國有企業與外資企業、鄉鎮企業也不同。實際情況的差異決定了黨的建設任務的差異。如有的地區、行業和單位思想理論建設任務突出些，有的干部隊伍建設任務緊迫些，有的黨風廉政建設任務更重些等等。對黨建理論工作者來說，對黨建實際的深刻的系統的全面的而不是膚淺的零碎的片面的了解，是黨建理論界亟待解決并著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

怎樣才能解決黨建理論滯后實踐的現象，如何加速理論與實際的結合，早在戰爭年代就提出工農干部的知識分子化與知識分子的工農化的思想，實踐證明這是行之有效的。有鑒于此，我們認為今天提出黨建理論工作者的實際化與黨建實際工作者的理論化似乎是有道理的。所謂黨建理論工作者的實際化，是指他們在研究黨建時，要以黨建實踐中存在的問題為研究對象，避免就虛論虛；所謂黨的實際工作者的理論化，是指他們在做決策抓黨建時始終用黨建理論指導，避免就事論事。這樣，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研究黨建、指導黨建、加強黨建會更有效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