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館學報范文10篇

摘要：回首中國高校圖書館近百年的發展史，記錄了其地位發生的轉變，采用層次分析法從不同視角來解析高校圖書館的各種地位處境。對高校圖書館發揮的各種積極作用進行了分類分析。對高校圖書館的未來發展進行了合理展望，給出了復興圖書館事業的可行性方案。

關鍵詞：高校圖書館；地位；作用

前不久，筆者路上偶遇一名教授，交談中對方得知筆者調入圖書館任職，便脫口而出道：“怎么去了那個鬼地方？”從而引發了筆者對于高校圖書館地位與作用的思考。

一、高校圖書館地位

（一）高校圖書館的行政地位。筆者對中國從民國時期以來的圖書館的行政地位進行了相應研究，發現在民國時期，公共圖書館行政級別都比較高，往往是隸屬于各級的教育主管部門。國立圖書館由教育部直接來管轄，省立圖書館歸省教育廳管理，市立圖書館則屬市教育局。相比較之下，高校圖書館的行政地位比較多變。民國初期，高校圖書館往往是直接隸屬于校長來管轄。隨后，開始逐漸出現高校圖書館歸教務處管轄的情況，相應地高校圖書館的行政地位也隨之出現了下滑[1]。解放后，中國高校又向前高速發展了幾十年，當代中國高校行政系統對圖書館的定位依舊存在諸多不同的態度。北京大學將圖書館定位為直屬機構，目前中國一流大學清華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等高校也大多把圖書館定位為直屬機構。有一些高校把圖書館定位為教學輔助部門，比如廈門大學。還有一些高校則把圖書館定位為業務部門，比如景德鎮陶瓷大學。綜合來看，站在歷史的角度，高校圖書館的行政地位今不如昔；而站在高校本身水平的角度，越是好的大學越重視圖書館。（二）高校圖書館的學科地位。圖書館學作為一門學科，發展至今已經有兩百年的歷史。主要涉及圖書館服務與理論、文獻分類與編目、文獻信息檢索、圖書情報、文獻數字化等方向的研究。目前圖書館學科的發展遇到了一個比較大的瓶頸，最近一段時間，一直沒有突破性的發展從而表現得有些停滯不前。目前，國內高校當中一流大學圖書館學的研究還是值得肯定的，比如，在科研產出與學術影響上，武漢大學頗具影響力；而在圖書館機構的設置方面，北京大學有了嘗試與突破，其專門成立了信息管理系，來支撐與發展圖書館學的各個研究方向，下屬的教研室或研究室有：圖書館學教研室、情報學教研室、圖書館發展教研室、信息系統教研室、信息組織與信息設計教研室、情報分析教研室、信息行為研究室。整個學科的設計與定位給人以高屋建瓴之感[2]。而有些地方性高校圖書館的學科地位則比較尷尬了，以景德鎮陶瓷大學為例，建制上僅有一個信息檢索教研室，負責給大學一年級新生進行信息檢索培訓的教學任務。綜合來看，中國高校圖書館的學科地位普遍不高，實力普遍不強，發展狀況令人堪憂。（三）高校圖書館的館員地位。說到圖書館的館員地位，就不得不講一位曾經擔任過北京大學圖書館館員的傳奇偉人。回憶起1918年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員時期的經歷，說：“由于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愿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都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3]。從的話中，高校圖書館館員的地位可見一斑。當代中國高校圖書館的館員地位也并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由于高校圖書館學科發展處于較弱地位、高校領導普遍對圖書館發展的理念不夠理解、不夠重視等，目前，高校圖書館有點像“收容所”。在高校教師隊伍中有不聽話的刺頭“發配”去圖書館工作，高校各級領導的家屬“安排”去圖書館工作，高校引進博士等人才時的博士夫人“照顧”去圖書館工作。領導家屬與博士夫人現象造成了高校圖書館館員的結構比例出現嚴重失調。一是男女比例的嚴重失調，高校圖書館長期處于男少女多的情況；二是學歷結構的嚴重失調，高校圖書館大專與本科學歷比例明顯多于高校的院系與行政部門；三是專業背景方向的嚴重失調，高校圖書館當中圖書館學專業背景的館員少之又少[4]。綜合來看，高校圖書館館員結構比例失調的狀況短時間內無法改善。

二、高校圖書館的作用

1、引言

所謂技術理性，是指人類追求技術合理性、規范性、有效性和理想性的抽象思維活動、智慧和能力，是一種扎根于人類物質需求及人對自然界永恒依賴的實踐理性和技術精神。技術理性作為人類理性特殊的和典型的形式，是人類多種理性的某種合取，它貫穿于人類實踐活動的始終[1]。技術理性并不追求單純的手段或目的，而是把科學合理性、社會合意性整合到技術原理的可行性和技術規范的有效性中，既追求功效又內含目的，基于自然又面向社會，實現人類與自然的可持續發展。

科學技術具有兩面性，使得圖書館學需要技術理性的支撐。現代科學技術已全面滲透到圖書館學的發展之中，成為圖書館學的催長劑，導致圖書館學技術研究和學科建設存在技術評價缺失規范、技術至上、技術誤導等問題的出現。特別是在全球科技浪潮和信息化、知識化的時代背景下，圖書館的發展越來越依賴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圖書館學的發展與科技也有著解不開的情緣。面對科學技術的全面滲透，圖書館學應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符合技術理性的發展之路。

2、科學主義與圖書館學技術理性的缺失

19世紀30—40年代，科學主義產生于法國和英國，其創始人——法國實證主義哲學家孔德，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歷史沿革，先后演繹出馬赫主義、邏輯實證主義等眾多的哲學派別，成為一股在世界影響力很大的哲學思潮。科學主義思潮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強調用實證科學方法研究自然、社會的各種問題，崇拜科學，技術至上。從科學主義的本質和特征來看，不難發現科學主義本身具有一系列危害性，包括：壓制科學精神和人文理性；盲目應用科學技術，忽視科學技術應用的負面效應；扭曲人文社會科學，將自然科學方法和技術方法機械地應用到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中[2]。

科學主義思潮對圖書館學界也頗有影響，最主要的表現就是不同時期、不同形式的技術論。在西方圖書館學發展史中，先后產生了圖書館學技術論的兩大流派——傳統技術學派和新技術學派。20世紀末期以來，網絡信息技術高度發展，國內外圖書館學界再度興起技術熱，圖書館學的不少研究都反映了科學主義的學術思想。

【內容提要】分析了圖書館學學術批評的性質、類型、特征和功能，制定了學術批評規范。認為，欲促進圖書館學的繁榮并推動圖書館學的可持續發展，圖書館學人必須恪守學術批評規范，并營造良好的批評環境，充分發揮學術批評的積極作用。

【摘要題】專題探討

1學術批評本質論

1.1學術批評的性質

1.1.1學術批評的涵義

“學術”指“較為專門，有系統的學問”[1]。“圖書館學學術”泛指有關圖書館學的一切方面，如圖書館學思想、理論、觀點、學派、方法以及圖書館學風等。“批評”一詞，一是“指出優點和缺點，評論好壞”；二是“專指對缺點和錯誤提出意見”[2]。圖書館學學術批評是指對一切圖書館學現象進行評論，指出其優點和缺點，并對其缺點和錯誤提出意見。

［摘要］從基層圖書館工作的需要的角度，分析了我國圖書館學本科教育存在的問題，從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師資建設、教學方法等方面對圖書館學本科教育提出了建議。

［關鍵詞］圖書館學教育；本科教育；課程設置

我國圖書館學專業教育已形成了由專科教育，本科教育，碩士、博士教育組成的比較完整的教育體系。［1］隨著信息經濟時代的到來，圖書館工作重心發生了轉移，圖書館自動化、數字圖書館建設、特色資源數據庫建設、參考咨詢服務等工作已成為基層圖書館工作的核心內容。由于條件的限制，基層圖書館對圖書館學碩士、博士畢業生是可望不可即的，但是他們對于圖書館學本科畢業生還是寄予了厚望。他們理想中的本科畢業生是能很快適應圖書館工作，具有較強的敬業精神和扎實的專業知識，能給圖書館工作帶來技術上、理論上的指導，并且具有一定的圖書館管理知識的人才。然而，事實上基層圖書館盼來的相當一部分本科畢業生卻并不能給圖書館工作帶來預期的變化，于是他們便對圖書館學本科教育提出了質疑。

1圖書館學部分本科畢業生的工作表現

1．1不愿從事流通、閱覽服務第一線的工作

圖書館行業沒有準入制，基層圖書館員文化、業務素質都偏低，圖書館學本科生有一種優越感。其實流通閱覽工作是熟悉館藏和干好采訪、編目、參考咨詢工作的基礎，但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又由于缺乏正確的職業價值觀，他們輕視流通、閱覽工作，不能正確認識到這些基礎性服務工作的重要性，大多不愿從事第一線服務工作。

【正文】

20世紀，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過我國幾代圖書館學家的艱苦奮斗和不懈努力，我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不斷發展，圖書館學理論體系逐步健全，一大批具有一定影響的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論著不斷出版，我國圖書館學理論研究如火如荼，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研究者提出了許多新觀點、新概念和新理論，大大地促進了我國圖書館學的發展。使我國圖書館學學科具有了時代氣息，圖書館學的理論基礎不斷得到拓展；對圖書館學中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關系的研究進一步拓展和加深了人們對圖書館學的理性把握等等。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所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不僅為我國圖書館學的發展起到了推動和導向作用，同時也為我國的各級各類圖書館改革與發展提供了理論上的有力支持和思想解放前提。沒有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發展，我國的圖書館改革特別是圖書館觀念的轉變和更新，要取得目前的成績是不可想象的。但我們也似乎意識到，目前仍有一些人對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缺乏了解和認識甚至抱有某種偏見，從而導致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成果無辜地背上了“玄”、“虛”、“空”等罪名，對此我們不能熟視無睹。

1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特點

1.1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抽象性

所謂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就是對圖書館實踐和圖書館學領域的基本問題進行高度的分析、概括，是普遍性、規律性的總結和歸納。而不是對圖書館實踐和圖書館學現象的簡單描述或復制。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對圖書館實踐和其他圖書館學分支學科的發展應起到根本性的、深層次的和普遍性的指導作用。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學科性質和所應發揮的功能，要求它必須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從現狀來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抽象程度還明顯不夠，理論層次還明顯偏低。現在圖書館界存在這樣一種偏見，認為圖書館學理論越抽象，就會越脫離實際，變得虛無縹緲。其實，科學的抽象只是高于實際而不是脫離實際。不高于實際的認識就不是理論，尤其不是基礎理論。理論的抽象有不同的層次，但是基礎理論必須是高層次的抽象。因此，圖書館學基礎理論作為圖書館學體系的一個分支，應將其定為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學科。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的抽象性，抽象性可以說是圖書館學基礎理論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之一。

1.2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超前性

圖書館學基礎理論是關于圖書館現象的一般理論知識。它是由關于圖書館現象的一般性認識問題的理性知識和關于圖書館學各個分支學科的共性問題的理性知識等構成的思想體系。對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問題的研究，在我國起步于20世紀50年代后期的圖書館定義問題的討論。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教材和專著的不斷問世，大大推進了我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但是，應當承認：在建設和發展我國的圖書館學基礎理論方面，我們尚有許多問題需要討論和解決。

1關于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中統一性和多樣性的對立統一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圖書館學的研究領域出現了一種聲音，即認為對以描述客觀規律為已任的圖書館學基礎理論而言，不應該有各國自己的特色，因為特色太多不一定是件好事，圖書館學的理論、原則，特別是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只是用于本國，不適用于大多數國家，就不是真正的科學理論。對于這種認識，我們應當辨證地加以分析。一方面，基礎理論不同于應用理論，它主要用于解決人們在從事圖書館事業的活動中所遇到的各種基本認識問題和具有共性的基本理論問題，所以，就應當充分認識到一個基本的事實：即由于人們認識有關問題的角度和深度的不同，思考問題的情境不同，解決問題的宗旨不同，掌握相關信息素材的齊全程度不同，思考和解決問題所采用的思維方式不同等，因而自然會出現認識結果的不統一性和多樣性；同時由于圖書館現象本身的多樣性、復雜性和變化性等因素的影響，也造成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成果的多樣性和不統一性。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當看到，通過各種學派和相關問題的理論爭鳴，在一定時期，圖書館學界對某些基礎理論的理性認識會出現暫時的統一現象。但是，應當看到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過程中的這種統一的現象只是相對的，而且通常的情況是，隨著人們認識水平的進一步深化，所掌握的信息素材的進一步豐富，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方法的某些局部的統一和平衡往往會被人們所突破。

回顧一下我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歷史，從其建設和發展的基本軌跡中，我們不難看出理論建設中的波浪式前進和螺旋式上升的基本規律。例如，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展的圖書館定義問題的討論，使人們對圖書館本質問題的認識基本上達成了共識；但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由于世界性的圖書館學知識橫向交流的發展，以及人們認識的深化，所以又出現了一次較大規模的學術爭鳴，在這次爭鳴過程中，人們的一些認識又一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統一。再如，20世紀80年代其中較有代表性，統稱為“交流說”問題的討論，也使人們對“交流說”問題的認識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并且通過學術爭鳴，形成了一些頗具代表性的理論觀點，拓展了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研究范圍，深化了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理論內容。這種打破原有平衡狀態并出現不平衡狀態的現象，其實是圖書館學不斷成長和發育的一種正常表現，我們決不能將其看成是反常現象而加以責難。

我們在建設與發展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道路上，必須充分認識到關于某些問題或某個方面問題的理性認識的統一只是相對的，即理論研究中的平衡狀態是相對而言的，而理論研究中對有關問題的認識的不統一性、多樣性，從歷史的發展的角度來說，則是絕對的。如果我們只是認識到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統一性，而對其建設性和發展性認識不足，那么就會出現自覺或不自覺地限制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思想傾向性。同樣，如果只是承認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發展性和多樣性，而不承認在某個時期的某些問題的理性認識方面的相對統一現象，則會給實際工作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所以，正確的做法是：承認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建設和發展是一個動態性與靜態性的統一的過程，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是一個統一性和多樣性的對立統一的過程。

2關于圖書館學基礎理論中有無至善的理論

【【內容提要】我國的圖書館哲學研究起源于20世紀30年代，到80、90年代形成研究局面。目前，對圖書館哲學概念和內容結構的認識還很不一致。圖書館哲學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把握圖書館現象本質，培育人的圖書館精神，為圖書館實踐提供哲學指導。圖書館哲學的一些理論問題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研究。參考文獻63。

【摘要題】理論縱橫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W.Hegel，

1770～1831）指出，“哲學認識本質”[1]。哲學歷來是人們認識自然、社會和思維現象本質的思想武器。圖書館現象是一種社會現象，對圖書館現象本質的把握自然也離不開哲學思維。為了認識和把握圖書館現象的本質，我國圖書館學研究者們也進行了長期的圖書館哲學研究，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圖書館哲學研究進入了一個高潮期，形成了一股持續的“圖書館哲學研究熱”。本文就是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狀況的綜合述評。

1關于圖書館哲學研究的起源及其發展

是誰在什么時間第一個提出“圖書館哲學”這一命題，這是一個很難考證的問題。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這一提法至遲在1934年就出現，其根據是丹頓（J.PeriamDanton）于1934年就著有《呼喚圖書館哲學》一文[2]。據臺灣胡述兆先生在《印度圖書館學之父——阮岡納贊》一文介紹，阮岡納贊于20世紀30年代就著有《圖書館分類哲學》一文[3]。據臺灣沈寶環教授《在“圖書館哲學”的竹籬外徘徊》一文介紹，英國的包得菲（A.Broadfield）于1949年著有《圖書館哲學》（APhilosophyofLibrarianship）一書[4]。這說明，圖書館哲學研究至少已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

1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困惑.

圖書館學研究對象是什么，“許多人，包括圖書館界內和圖書館界外的人們，都毫不遲疑地斷言：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圖書館工作”[1]。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然而，在事實上，從圖書館學誕生之日起，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就成為人們長期爭論的問題，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1]依時間順序，我們可以把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粗略分為如下幾種：

一是圖書整理說。“圖書館學”這一名稱首先是由德國人施雷廷格在1807年提出來的，因此，他被譽為現代圖書館學的奠基人。施氏認為圖書館學研究內容應為符合圖書館目的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題的總和。施雷廷還認為圖書館工作的核心是目錄的編制。他不僅編制出12個大類、200個小類的分類表，而且編制過主題目錄和字順目錄。另一位德國圖書館學家艾伯·特發展了施雷廷格的觀點。他明確地指出“圖書館學應當研究圖書館工作中的實際技術。”這與美國圖書館學家杜威的觀點十分相似。把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定義為“圖書整理”或“圖書館工作中的技術經驗”，是早期圖書館學家的主要觀點，也是對后世影響最大的學派之一。

二是圖書館管理說。“圖書館管理說”也是早期圖書館學思想之一。1821年艾伯·特首次提出“圖書館管理學”之詞。法國人海塞(1893)認為圖書館學的宗旨是解決如何最有效地管理圖書館。英國人愛德華茲和帕尼茲也致力于圖書館管理思想的研究。并對17世紀-19世紀以來的圖書館管理經驗進行了全面總結。杜威的圖書館學思想在本質上也是提高圖書館管理和成本效益。我國第一代圖書館學人的學術思想也是源出此。

三是知識信息交流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科技信息的交流日趨頻繁，邊緣學科、交叉學科、橫斷學科紛紛問世，情報學也從圖書館學這個母體中剝離出來。20世紀40年代-70年代，國外一些圖書館學者對知識、信息、情報的交流問題給予了很大關注。如美國圖書館學家謝拉在《圖書館學教育基礎》一書中提出，“交流是社會結構的膠粘劑”、“圖書館是社會交流鏈中的一環。”“圖書館具有教育作用和傳遞情報的作用。它是人們與文字記錄知識之間的中介，是促使記錄知識最大限度地為社會利用的交流系統”。前蘇聯學者米哈依諾夫、丘巴梁也認為情報交流是信息部門的主要任務。20世紀80年代，“交流說”引入圖書館學領域。“知識交流說”在理論形態上自稱是圖書館學的理論基礎，實際上它是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一種新解。它擺脫了從圖書館實體出發確定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封閉思維模式，以新的視角、新的方法探討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

四是信息資源說。20世紀80年代，歐美國家興起了一個新的專業術語“信息資源管理”（InformationResourcesManagement，簡稱IRM）。IRM理論形成后不久就滲入圖書情報學領域。80年代末，IRM傳入我國，并引起強烈的反映。如90年代初，國內圖書情報學系紛紛更名為信息管理或相關系名。并在教學中加大了信息資源管理課程的比重。1999年，徐引篪、霍國慶的《現代圖書館學理論》一書出版，該書明確提出：“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動態的信息資源體系”。信息資源說將圖書館視為動態的、有機的信息資源體系，力圖揭示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本質。“信息資源說”雖挾西風而傳布，但是也有不少“本土化”的成果，如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的信息資源管理方向碩士點博士點，以及一些信息管理學專著的問世都有一定的影響。

學術期刊(以下簡稱“期刊冶)在促進科學知識的創新、科技成果的轉化以及社會科技的進步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在一定時間內某期刊所出版的學術論文對后續某段時間內相關領域知識創新的促進能力被稱之為期刊影響力[1]。期刊排序分區是衡量期刊影響力的重要指標,通常由某種或某些文獻計量學指標(又稱“期刊表征因素冶)來度量,對總體評估期刊的學術質量、宏觀考量期刊的辦刊定位與出版策略、學術績效短期評價、圖書機構期刊采購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意義。特別地,從科研管理實踐來看,期刊排序分區是對于以數量勝質量、賺取獎金和應付考核投機行為的低成本有效對策[2]。最常見的期刊影響力度量指標是影響因子。普遍認為,影響因子越大,期刊影響力就越大。因此,期刊排序分區方法通常與影響因子有關。例如,適用于SCI英文期刊的排序分區方法主要包括:科睿唯安公司的期刊引用報告分區方法(簡稱“JCR分區冶)[3]和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的分區方法(簡稱“中科院分區冶)[4]。在JCR分區方法中,將某一個學科的所有期刊都按照上一年的影響因子降序排列后,依據學科內期刊總數目,平均將這些期刊分為4個區,每個所占期刊數目比例為25%。在中科院分區方法中,采用期刊的前3年影響因子均值進行降序排位,然后將這些期刊以固定但非平均的方式劃分為四個區,期刊的區分位分別是5%,6%~20%,21%~50%,51%~100%。然而,隨著各個學科知識創新日漸加速、跨學科研究日趨普遍、文獻出版方式日呈多樣化,僅僅使用影響因子來進行期刊分區存在一定的缺陷。研究工作者試圖開發一個更為合理的期刊影響力度量指標,探索可以較為全面反映學術期刊質量和影響力的新型期刊分區方法。在影響因子基礎上,人們已經研究了多種新的指數,如h指數[5,6]、及其改進g指數[7]、特征因子[8-9]、f(x)指數[10]、PR8指數[11]以及學術期刊影響力指數(AcademicJournalCloutIndex,CI)[12]等。特別地,中國科學文獻評價研究中心的期刊影響力指數CI,目前已經成為了國內中文期刊文獻分區的重要依據。該指標是一種依賴于將“總被引頻次冶和“影響因子冶的非線性綜合指標[12]。CI分區方法首先將期刊的CI值作為排序度量值對特定學科的所有期刊進行降序排位,然后采用與JCR分區相似的方式,依據某個學科內所有期刊的數量來平均分割成四個分區。盡管影響因子是衡量期刊影響力的重要指標,但是期刊影響力是多個方面因素的綜合影響結果,其影響因素指標體系是由一系列具有內在關聯的評價指標所構成[13]。顯然,綜合各種指標的期刊影響力評價方法能夠從多個層面反映出期刊影響力的真實水平。然而,當前分區方法沒有反映出其它多種期刊因素(如即年指標、半衰期、互引指數等)。近年來,不少研究趨向于利用采用相關系數[14]、線性回歸[15]、因子分析[16-17]等線性分析方法綜合多種期刊表征因素,進行期刊影響力綜合評價并排序。盡管文獻[14]中同時也使用TOPSIS來捕獲期刊表征因素之間非線性關系,但僅限于因素之間的二次關系。總的來說,當前方法難以捕獲多個期刊表征因素之間的非線性關系,而且難以描述特定學科內期刊的全局和局部關系。另外,諸多期刊因素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關系會干擾期刊影響力評價。因此,針對目前的分區方法不足,本文利用相關系數矩陣和方差膨脹因子挑選高獨立性的若干重要期刊表征因素,并利用深度自編碼器的高維非線性刻畫能力,綜合集成這些因素,從而生成一種新的期刊排序度量指標并基于此進行期刊分區。

1方法

1.1實證數據選取與預處理。本文數據來源于2017年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年報(人文社會科學)[12],總共選擇“圖書館學;情報學冶(以下簡稱“圖情冶)、“法律冶和“體育冶三個學科中的學術期刊為實證研究樣本,其中“圖情冶學科包含43種期刊,“法律冶學科包含94種期刊,“體育冶包含41種期刊。每一種期刊包含學術期刊影響力指數(AcademicJournalCloutIndex,簡稱CI)和期刊分區(Q),以及35項學術期刊計量指標或表征因素(簡稱“因素冶)。例如,復合類指標、綜合類指標、人文社科影響因子指標、出版指標、引證指標、網絡傳播指標等。因為少量期刊缺失個別因素的數據,需要對數據進行篩選。本文采用如下篩選方案:(1)剔除存在較多缺失因素數據的期刊:“圖情冶期刊中的英文期刊《JournalofDataandInformationScience》,“法律冶期刊中的《中國法律評論》、《交大法學》、《蘇州大學學報(法學版)》、《國際法研究》、《醫學與法學》、《廣西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河南警察學院學報》、《中國律師》、《新疆警察學院學報》、《廣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學院學報》、《遼寧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中國刑警學院學報》,“體育冶期刊中的英文期刊《JournalofSportandHealthScience》和《當代體育科技》;(2)存在缺失單個因素數據的期刊,采用該學科內其它期刊該因素值的平均值作為其估計值,如《情報學報》的“web即年下載率冶;(3)用邊界值代替非確切數值,如“>20冶的數值均以“20冶替代;(4)刪除不必要的冗余因素和分區無關因素,如“影響因子排序冶是與“影響因子冶的冗余,“研究層次冶是與分區無關的因素。最終選用42種“圖情冶期刊,82種“法律冶期刊和39種“體育冶期刊為研究對象,每一種期刊均包含33個因素,如表1所示。根據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年報的方法,這些因素分為三組,分別是:“上年期刊主要影響因子冶,“其它各類計量指標冶和“人文社科類影響因子、被引頻次及可被引文獻量冶,詳細信息如表1所示。因為所有期刊影響力因素的取值范圍差異很大,比如“復合總被引冶的數值量級可達上萬,而“復合影響因子冶的數值量級只有10左右,所以本文采用數據標準化來減少計算誤差。標準化的定義為:z(i)=x(i)-滋(i)滓(i)(1)其中為x(i)為期刊x的第i個因素的原始數值,滋(i)和滓(i)分別為數據中所有期刊的該因素的均值和標準差,z(i)為標準化之后該因素的數值。1.2深度自編碼器。深度自編碼器(以下簡稱自編碼器)作為深度學習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種無監督的深度神經網絡[18]。它不僅能夠表達高維非線性變量關系,而且能夠將其壓縮為低維關系,從而為衡量期刊的排序分區提供一個可視化的表達和分析。在實際應用當中,自編碼器具有重建過程簡單、可堆疊多層等優點,通常由輸入層、編碼解碼隱含層和輸出層組成。其中,輸入層和輸出層維度(神經元數目)相等,輸入層和隱含層之間構成編碼器,輸入信號x沂Rd通過編碼過程在編碼隱含層產生含數據特征的激勵a沂Rm,解碼隱含層和輸出層之間構成解碼器,a通過解碼過程得到重構信號y沂Rd,解碼是編碼的逆向運算。在本文中,x代表期刊,用d個期刊因素表示,y表示重構之后的期刊。自編碼器的訓練目標是使原始輸入y抑x,從而捕獲數據中最重要的信息。如圖1所示,本文采用L層自編碼器,其過程可用如下公式表示:輸入層-編碼隱含層:a(1)=f(Wx+b)(2)編碼隱含層:a(i+1)=f(W(i)a(i)+b(i)),i=1,…,L(3)其中,W和b分別為各層的權值矩陣和偏置項,L為編碼隱含層的數目,f(誗)為激活函數,本文中采用sigmoid函數,其定義為f(z)=11+e-z,值域為[0,1]。在本文的自編碼器實現中,輸入層包含神經元數目對應于期刊因素的數目。同時,也設計了包含不同隱層數目的自編碼器構架,用來調查特定學科內期刊的全局和局部關系以及期刊排序分區。在可視化當中,最后一個編碼隱含層的神經元輸出值分別作為期刊的坐標值。該值又稱為隱空間主元值,簡稱隱元值。

2實證分析

2.1期刊因素分析與選擇。盡管期刊擁有多達33個因素,然而有的因素與其它因素密切相關,相互之間存在較高的相關性,導致因素之間存在共線性問題。比如在2017年的“圖情冶期刊中,第2個因素“復合影響因子冶與第3個因素“復合他引影響因子冶之間的相關性高達0.9969,它與第4個“復合5年影響因子冶之間的相關性為0.9768。再如,第11個因素“可被引文獻量冶與第33個因素“可被引文獻量2016冶的相關系數等于1,其中的原因在于數據來源于2017年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年報,所以這兩個因素包含相同的數據。指導期刊發展的首要任務是明確重要的因素、并剔除冗余的因素。以“圖情冶期刊為例,我們首先計算了方差膨脹因子(簡稱VIF)。結果表明,“可被引文獻比冶(15.279)、“基金論文比冶(22.645)、“平均引文數冶(24.273)、“引用半衰期冶(20.735)和“被引半衰期冶(15.520)這五個因素的VIF在15和25之間,存在較嚴重的共線性現象,括號中數值為對應的VIF值;更為嚴重的是,其它因素的VIF遠大于25,甚至高達10的7次方,存在極度共線性現象。由此可見,“圖情冶期刊的因素之間存在非常嚴重的多重共線性現象。其次,按照表1里面的因素編號順序,我們計算了建立因素之間的兩兩相關系數矩陣,從而挑選共線性程度較低的期刊因素。因為我們不關注相關性的正負,而是關注相關性的大小,所以相關系數矩陣包含的是相關系數的絕對值。為了進一步分析這些因素之間的關系,我們應用非負矩陣分解算法對該矩陣實施聚類。經觀察發現,這些因素可以形成4個聚類。其中,第1個聚類包含11個因素,包括10種綜合類、復合類以及社科統計源期刊引用的影響因子和即年指標、以及“web即年下載率冶,其內部的平均相關系數高達0.935。第2個聚類包含10個因素,包括8種復合類、綜合類總被引和各種統計源引用、“被引期刊數冶和“總下載量(萬次)冶,其內部的平均相關系數為0.841。第3個聚類包含7個因素,包括4種可被引文獻量、2種半衰期和“引用期刊數冶,其內部的平均相關系數為0.545。第4個聚類包含5個因素,分別是“可被引文獻比冶、“基金論文比冶、“平均引文數冶、“他引總引比冶、“互引指數冶,其內部的平均相關系數較低,僅為0.229。圖2(a)顯示了因素相關系數圖,其中節點表示期刊因素,連邊表示因素之間的相關系數,粗連邊表示高相關性,細連邊表示低相關性;為了突顯聚類,因素聚類用虛線框和對應的序號進行標定。最后,針對相關系數很高的聚類,只選擇其中第一個因素作為該聚類的代表因素。對于相關系數較低的聚類,選擇全部的因素。總共獲得了8個因素,包括“復合總被引冶、“復合影響因子冶、“可被引文獻量冶、“可被引文獻比冶、“基金論文比冶、“平均引文數冶、“他引總引比冶和“互引指數冶。在重新計算它們的VIF之后,我們發現由于“可被引文獻量冶的VIF值(4.314)相對其它的因素而言數值較大,而且與其他因素的相關性超過了0.600,因此為了降低共線性程度進一步剔除了該因素。最終采用其它7個因素進行期刊影響力分析。如圖2(b)所示,這些因素的VIF值均小于2.500,平均VIF值為1.693,“基金論文比冶具有最大的VIF值2.207。同時,我們也統計了它們之間的相關系數。如圖2(c)表示,其相關性絕對值總體較低,平均相關系數僅為0.250;最大的相關性發生在“基金論文比冶因素,它分別與“平均引文數冶和“復合影響因子冶之間的相關系數值為0.557和0.520;最小的相關性發生在“復合影響因子冶和“他引總引比冶之間,兩者幾乎完全獨立。這些結果表明,所選因素之間具有很低的共線性程度,可以用來進行下一步的期刊排序,從而可以用來指導期刊發展和提高期刊影響力。2.2基于深度自編碼器的期刊排序。在實證分析中,根據隱層數目與神經元數目,設計了不同構架的自編碼器,以將上一節選出的期刊因素拼接在一起作為自編碼器的輸入。采用了四種不同層數的自編碼器構架,其隱層數目分別為1,2,3,4,并分別調查了每一種構架對應的隱層神經元數目。通常隱層數目在3及以上的自編碼器被稱為深度自編碼器。為了描述方便,這里采用{A,B,C,D}的格式來表示自編碼器構架,其中字母數目表示層數,字母本身表示該層的神經元數目。以“圖情冶期刊為例,我們設計了漸進式的構架設計策略,即先調查隱層數目為1時對應的神經元數目,然后在此基礎上調查隱層數目為2時對應的神經元數目,以此類推,直至確定最后一個自編碼器構架中的神經元數目。具體過程如下:(1)當采用一個隱層{L}的時候,我們分別調查了L分別等于2~10、15、20、30、40、50和60條件下自編碼器的隱空間輸出結果。由于CI是目前最好的期刊影響力度量指標之一,我們計算了第一個隱元與CI的相關系數,并期望第一隱元能夠正向衡量期刊影響力,所以選擇這個相關系數為正且數值最大時對應的神經元數目作為該隱層的最佳神經元數目。我們發現,L=3對應最好結果。同時,該值也可為多個期刊的影響力分布提供了一種可視化手段。因此我們選擇3作為自編碼器{L}的隱層神經元數目,同時也是自編碼器{L,3}中第二個隱層的神經元數目。(2)當自編碼器采用{L,3}構架時,我們分別調查了L在同樣條件下自編碼器的隱空間輸出結果。通過與上一步類似的方法,確立隱層神經元數目L=5。(3)當自編碼器采用{L,5,3}構架時,確立隱層神經元數目L=50。(4)當自編碼器采用{L,50,5,3}構架時,確定隱層神經元數目L=30。雖然可以繼續增加層數時,但是采用更多隱層構架的自編碼所產生的隱元數值卻越來越小,趨向于過擬合。最終,我們最多只考慮采用四層的深度自編碼器構架。此外,盡管最終獲得了三個維度的隱變量,但結果表明只取前兩個隱元來顯示期刊分布就足夠了。圖3(a)、(b)、(c)、(d)分別顯示了“圖情冶期刊由四種自編碼器生成的隱空間分布。為了方便可視化,使用CI分區作為期刊的標記,其中圓點、方塊、三角和淺藍菱形分布表示1、2、3、4區期刊。由四個不同構架自編碼器生成的期刊分布結果如下:(1)當采用第1個自編碼構架時:對比CI分區結果,第一個隱元與CI值的Spearman相關系數等于0.7582。其中,CI值排名前三的1區期刊《中國圖書館學報》、《圖書情報工作》、《情報雜志》與其它1區期刊相對分散;有兩個1區期刊《大學圖書館學報》《圖書館論壇》與2區期刊靠近;大多數2區期刊與1區期刊鄰近,但《醫學信息學雜志》遠離其它2區期刊;隸屬于3區的期刊與4區期刊和2區期刊均呈現較大重疊混雜。(2)當采用第2個自編碼構架時:第一個隱元與CI值的Spearman相關系數等于0.8028。期刊分布更加突顯了1區期刊與其它期刊的不同,大部分1區期刊保持與其它期刊分離的狀態;兩個2區期刊《情報學報》和《現代圖書情報技術》靠近1區期刊;此外,在2區期刊當中,除了《醫學信息學雜志》之外,《現代情報》也略遠離其它同分區期刊;4區期刊《圖書情報導刊》遠離其它的同分區期刊。(3)當采用第3個自編碼構架時:期刊的分布范圍進一步縮小,期刊分區邊界初步顯現,呈現出與第一個隱元相關的趨勢,其與CI值的spearman相關系數為0.826;CI值排名第一和第二的1區期刊《中國圖書館學報》《圖書情報工作》突顯出了與其它期刊不同,而其他兩個2區期刊《情報學報》和《現代圖書情報技術》呈現靠近1區期刊的趨勢,分別與《情報雜志》、《情報理論與實踐》和《情報科學》相近。(4)當使用第4個自編碼構架時,所有期刊被映射成一條近似單調直線,能夠使用第一個隱元對期刊進行排序和分區,其中第一個隱元與CI值的Spearman相關系數為0.8503;1區期刊可分為三組,第一組包括《中國圖書館學報》和《圖書情報工作》;第二組包括《情報雜志》《情報理論與實踐》《情報資料工作》《情報科學》《圖書情報知識》《圖書與情報》,但是2區期刊《情報學報》和《現代圖書情報技術》位于其中;第三組包括《大學圖書館學報》《圖書館論壇》,但是它們與其他分區的期刊混雜在一起。此外,其它分區期刊存在不同程度的混雜重疊。總的來說,自編碼器能夠一個以非線性方式綜合了多個高獨立性期刊因素的期刊排序度量,其第一個隱元可以用來作為期刊排序度量值(排序得分)。另外,也應用深度自編碼器在“法律冶期刊和“體育冶期刊。由于篇幅限制,只選用了采用一個隱層和四個隱層這兩種自編碼器構架的期刊排序結果,如圖4所示。期刊排序結果表明,這兩大類期刊表現為與“圖情冶期刊相似的規律。當采用一個隱層時,期刊較為分散,第一個隱元與CI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748和0.501,但是該構架利于發現離群期刊,如“法律冶期刊里面的《法制與社會》和《武漢公安干部學院學報》,“體育冶期刊中的《冰雪運動》。當采用四個隱層時,期刊分布呈現規律性,第一個隱元與CI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796和0.838。再次說明,第一個隱元可以用來作為分區得分。2.3分區方法對比。現有分區方法均根據期刊順序和數量來實施,可分為基于平均劃分的方法和基于固定非平均劃分的方法。前者的代表方法包括JCR分區方法和CI分區方法,后者的代表方法有中科院分區。基于現有的劃分策略,本節對應地設計了深度學習平均分區方法(簡稱DL平均分區)和深度學習非平均方法(簡稱DL非平均分區),并以“圖情冶期刊為例進行對比分析。JCR分區和中科院分區分別使用影響因子作為期刊排序度量,而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年報(簡稱“年報冶)提供的兩大類影響因子:復合類和綜合類。為了實施后續的期刊分區方法對比,首先調查了復合類影響因子與綜合類影響因子在JCR分區和中科院分區中的差異。對比結果表明,兩者無論是對于JCR分區還是對于中科院分區而言,結果非常接近,在42個“圖情冶期刊中只有2個期刊的分區不同。因此,在后續的分區方法對比當中,只采用“復合影響因子冶(簡稱“影響因子冶)來分析JCR分區和中科院分區結果。對應于期刊分區策略,分區方法對比分為兩個部分。首先,以CI分區為基準,對比了采用平均劃分的JCR分區方法和DL平均分區方法。主要對比結果如下:(1)在CI的1區期刊列表中,JCR分區將《情報科學》和《圖書館論壇》分為2區,DL平均分區將《大學圖書館學報》和《圖書館論壇》分為2區;(2)在CI的2區期刊列表中,JCR分區將《圖書館雜志》《國家圖書館學刊》分為1區,將《圖書館理論與實踐》和《醫學信息學雜志》為3區;DL平均分區將《情報學報》和《現代圖書情報技術》分為1區,將《圖書館雜志》、《圖書館工作與研究》和《圖書館理論與實踐》為3區;(3)在CI的3區期刊列表中,JCR分區和DL平均分區同時將《中華醫學圖書情報雜志》分為2區、將《農業圖書情報學刊》和《農業網絡信息》分為4區;此外,JCR分區將《文獻》為4區,而DL平均分區卻將其分為2區,將《圖書館學刊》和《四川圖書館學報》分為4區;(4)在CI的4區期刊列表中,JCR分區將《大學圖書情報學刊》《圖書館界》為3區,DL平均分區將《古籍整理研究學刊》《圖書館界》《數字圖書館論壇》《中國典籍與文化》分為3區。其次,以采用非平均劃分的中科院分區為基準,對照CI值和CI分區,設計了一個CI非平均分區,并對比了DL非平均分區。主要對比結果如下:(1)中科院分區的兩個1區期刊中,CI和DL非平均分區將《大學圖書館學報》分別分為2區和3區;(2)在中科院分區的六個2區期刊中,CI和DL非平均分區都將《圖書情報工作》分為1區,將《情報雜志》分為2區;前者將《情報資料工作》《現代圖書情報技術》分為3區;后者將《圖書情報知識》《圖書與情報》分為3區;(3)在中科院分區的十三個3區期刊中,CI和DL非平均分區都將《情報理論與實踐》《情報科學》分為2區;前者將《信息資源管理學報》分為4區;后者將《情報學報》分為2區,將《圖書館雜志》《圖書館工作與研究》分為4區;(4)在中科院分區的二十一個4區期刊中,CI非平均分區將《圖書館理論與實踐》分為3區,DL非平均分區將《中華醫學圖書情報雜志》和《文獻》分為3區。綜上所述,在給定平均劃分條件下,三種分區方法在1區和4區的分區結果差異不大;在給定非平均劃分條件下,由于非平均劃分條件下1區和2區期刊數目較小,三種分區方法的結果差異稍大;少量期刊主要表現為分區差值臨近,沒有出現跨越一個及以上分區的差異情況;此外,《中國圖書館學報》在所有分區結果中均排名第一。詳細對比結果如表2和表3所示。

3結論

【內容提要】從認識論的角度探討了圖書館學研究中懷疑的發生機理、特點、類型、地位和功能以及懷疑的實施方略，指出了實施懷疑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摘要題】理論縱橫

【【關鍵詞】圖書館學/研究/科學懷疑

【正文】

圖書館學研究始于圖書館學問題，問題是圖書館學認識發生機制的核心，而懷疑則是提出問題的一個必要前提。縱觀圖書館學發展史，許多圖書館學理論、方法和技術的重大突破，都是同懷疑密切相關的。只要人們對圖書館學的探索不停止，科學懷疑也就不會停止。從這個意義上說，一部圖書館學（研究）史，就是一部圖書館學的科學懷疑史。因此，我們從認識論的角度深入探討圖書館學研究中懷疑的發生機理、特點、類型、地位和功能等，對于人們有效地進行圖書館學研究，推動圖書館學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1“懷疑”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