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美意識形態論范文10篇

當新時期開始之際，對于文藝學界來說，所面對的是“”時期留下的“文藝是階級斗爭的工具”一套僵硬的理論和口號。文學理論的泛政治化泛哲學化是當時最為嚴重的問題。誠然文學理論是有政治性的，是必須以一定的哲學為基礎的，但單一政治的或哲學的對文學問題的解決，把文學僅僅說成是政治斗爭的風雨表，是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并不能解決文學自身的種種復雜問題，尤其不能揭示文學固有的特征問題。文學理論是做政治的附庸，還是要尋找自己的學理的園地，成為當時在這一領域工作的人們必須作出的選擇。我認為新時期的文藝學建設就是從這種選擇開始的。

一、面對六種文學觀念

新時期二十年來文學理論最大的變化莫過于文學觀念的多樣化。可以列出十幾種甚至幾十種不同的文學觀念，但我以為影響最為持久和巨大的文學觀念有以下六種：

第一，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或審美反映論。這種觀念采用的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視角，但與傳統的單一的認識論視角又不同。傳統的認識論實際上是知識論，把文學僅僅理解為一種知識，這種觀念的局限是明顯的。審美意識形態論最重要的改變是引入“審美”這一概念，從而把文學看成是美的價值系統。在80年代初、中期的美學熱潮中，它力圖擺脫了對“文學政治工具”論的單一的、僵化的思想的束縛，力圖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地平線上揭示文學自身的特征。這一觀念二十年來歷久不衰，在我看來，至今仍是文藝學的第一原理。當然這種觀念的不足之處是過分看重作品，沒有把文學理解為一種活動的過程。

第二，文學活動論。這種觀念采用馬克思早期人學的視角。它的新穎之處是把文學看成是區別于動物的生命活動的生活活動和精神活動，這種活動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自然的人化。這種觀念的長處是揭示人與人性與文學的密切關系，揭示了主體的人的實踐是文學活動產生的根源，進而說明人的自由是人的實踐的收獲。但這種觀念立意在揭示人的文學活動與其他活動的共性，對于如何來確定文學區別于人的其他活動的特性，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第三，藝術生產論。這種觀念采用的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它的突出的特點是把文學看成是一個生產與消費的過程。在這種觀念下面，作家從獨特的創造者變成普通的生產者，作品從高雅的藝術品變成普通的商品。文學的商品價值被突出強調。文學消費等許多新的問題被提出來了。這種觀念對于實行商品經濟的社會來說，無疑是有時代性的。但是，文學被完全納入生產與消費的視野，未免太狹隘了。這就必然要有許多不可缺少的補充，如說明藝術生產的二重性等問題，需要有更充分的研究。更重要的是，這種觀念要揭示文學固有的特性也比較困難。

當新時期開始之際，對于文藝學界來說，所面對的是“”時期留下的“文藝是階級斗爭的工具”一套僵硬的理論和口號。文學理論的泛政治化泛哲學化是當時最為嚴重的問題。誠然文學理論是有政治性的，是必須以一定的哲學為基礎的，但單一政治的或哲學的對文學問題的解決，把文學僅僅說成是政治斗爭的風雨表，是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并不能解決文學自身的種種復雜問題，尤其不能揭示文學固有的特征問題。文學理論是做政治的附庸，還是要尋找自己的學理的園地，成為當時在這一領域工作的人們必須作出的選擇。我認為新時期的文藝學建設就是從這種選擇開始的。

一、面對六種文學觀念

新時期二十年來文學理論最大的變化莫過于文學觀念的多樣化。可以列出十幾種甚至幾十種不同的文學觀念，但我以為影響最為持久和巨大的文學觀念有以下六種：

第一，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或審美反映論。這種觀念采用的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視角，但與傳統的單一的認識論視角又不同。傳統的認識論實際上是知識論，把文學僅僅理解為一種知識，這種觀念的局限是明顯的。審美意識形態論最重要的改變是引入“審美”這一概念，從而把文學看成是美的價值系統。在80年代初、中期的美學熱潮中，它力圖擺脫了對“文學政治工具”論的單一的、僵化的思想的束縛，力圖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地平線上揭示文學自身的特征。這一觀念二十年來歷久不衰，在我看來，至今仍是文藝學的第一原理。當然這種觀念的不足之處是過分看重作品，沒有把文學理解為一種活動的過程。

第二，文學活動論。這種觀念采用馬克思早期人學的視角。它的新穎之處是把文學看成是區別于動物的生命活動的生活活動和精神活動，這種活動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自然的人化。這種觀念的長處是揭示人與人性與文學的密切關系，揭示了主體的人的實踐是文學活動產生的根源，進而說明人的自由是人的實踐的收獲。但這種觀念立意在揭示人的文學活動與其他活動的共性，對于如何來確定文學區別于人的其他活動的特性，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第三，藝術生產論。這種觀念采用的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它的突出的特點是把文學看成是一個生產與消費的過程。在這種觀念下面，作家從獨特的創造者變成普通的生產者，作品從高雅的藝術品變成普通的商品。文學的商品價值被突出強調。文學消費等許多新的問題被提出來了。這種觀念對于實行商品經濟的社會來說，無疑是有時代性的。但是，文學被完全納入生產與消費的視野，未免太狹隘了。這就必然要有許多不可缺少的補充，如說明藝術生產的二重性等問題，需要有更充分的研究。更重要的是，這種觀念要揭示文學固有的特性也比較困難。

內容提要本文認為，“審美意識形態”是一個拼湊起來的“偽概念”，造成理論上失誤的關鍵，是它混淆了“審美意識形式”與“意識形態”之間的界限，實際上變成“審美意識”與“形態”的拼接。“以詩語為載體的有意味的形式，就是審美意識形態”，此種界定更加不妥。“文學是審美意識形式的語言藝術生產”這一界定，有六個方面的優長與特點，比流行的“文學是顯現在語言中的審美意識形態”的界定合理得多。研究文學本質，要回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維度。

關鍵詞文學本質社會意識形式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維度

看了《文藝研究》今年第2期上《對文學不是意識形態的“考論”的考論》（以下簡稱《“考論”的考論》）一文，頗受教育。

錢中文先生的這篇文章，主要是批評我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上的《文學本質界說考論——以“審美”與“意識形態”關系為中心》（以下簡稱《考論》）一文，并對當前正在進行的“文學本質”探討及“審美意識形態論”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

該文最大的缺欠，是把事情的本末弄顛倒了。為了讓更多學界同仁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我在初步答復錢文內容之前，先簡要交待一下這次論爭的“緣起”。因為知道了“緣起”，也就明白了真相。

一、這場“審美意識形態”論爭的緣起是什么？

一、審美意識形態論”存在的主要問題

縱觀童先生的各種文論教材和相關論文，關于“審美意識形態論”具有三處代表性的闡發：其一，文學“是一種具有審美特質的社會意識形態”（注：童慶炳：《文學概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60頁。）。此處“意識形態”被看做是“人類社會意識的外化形態”：“文學是人類意識活動的產物，即人類意識的外化、形態化，就這一點而言，它如同政治、哲學、科學、宗教、道德一樣是一種意識形態”（注：童慶炳：《文學概論自學考試指導書》，武漢大學出版，1995年版11頁。）。這里的“審美特質”在客體上表現為：面對客觀事物的自然屬性和價值系統，文學所擷取和反映的“必須而且只能是客體的審美價值”（注：童慶炳：《文學審美特征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6月版，29～30頁。）。

其二，“所謂審美意識形態，就必然是審美與意識形態復雜的組合形式”（注：童慶炳：《文學理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頁。）。而這里的“意識形態”已與“人類意識的外在化形態”大相徑庭：“意識形態是與經濟基礎相對的一種上層建筑形式，指上層建筑內部區別于政治、法律制度的話語活動，如哲學、倫理學、宗教、文學及其它藝術等。”（注：童慶炳：《文學理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頁。）此處也對審美作了正面闡釋：“審美是人類掌握世界的一種特殊方式，指人與世界（社會和自然）形成一種非功利的、形象的和情感的關系狀態。”（注：童慶炳：《文學理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頁。）

其三，“文學是一種意識形態，文學又是人類的一種審美活動。文學的意識形態性與文學的審美特性有機結合在一起，就產生‘質變’，產生了作為文學的根本性質的‘文學審美意識形態’”（注：童慶炳：《文學概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4月版，80、72頁。）作為文學屬概念的意識形態又不是“話語活動”了，而回到了“人類意識的外化形態”上去了：“我們說文學是一種意識形態，就是說社會生活本來是自然形態的東西，經過作家的藝術改造，變為觀念形態的東西。”（注：童慶炳：《文學概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4月版，80、72頁。）而審美也變成了人對事物的特殊精神活動過程：“審美是心理處于活躍狀態的主體，在特定的心境時空中，在有歷史文化滲透的條件下，對客體的美的關照、感悟、判斷。”（注：童慶炳：《文學概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4月版，80、72頁。）

由上述可知，童先生的“審美意識形態論”存在的主要問題體現在兩個層面中：一是不同版本的論著對“審美意識形態論”具有不同版本的解釋，各種解說之間不僅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二是不同解說自身也有諸多不盡合理和值得商榷的地方。

先說第一個層面的問題。上面三種解釋都把文學的屬概念規定為一種“意識形態”，但對意識形態的界定卻并不一致。解說一、三認為意識形態是“人類意識的外化、形態化”，在外延上包括全部社會意識內容。解說二認為它是一種“話語活動”，這一說法實際上已經把社會意識中的某些因素排斥在外了。一般認為，所謂“話語活動”不過是說話主體與接受者之間在一定話語情境中通過文本進行的一種信息溝通過程。而話語活動之所以能夠進行，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是話語雙主體（說話主體與接受主體）之間溝通的媒介——“文本”的存在。文本大體有兩個存在形式，即所說的話與所寫的文字。我們知道，如社會習俗、幻想、集體無意識等社會心理因素并不常常構成“文本”和“話語系統”。因此，從意識活動的角度說，社會心理因素不能構成話語活動的重要內容。這樣，一邊認為意識形態包括全部社會意識內容，一邊又認為它排除了社會意識的某些內容，兩個意識形態概念在外延上發生了矛盾。在內涵上兩者也相互抵牾。前者認為意識形態是“人類意識活動的產物”，把它視為靜態的、凝固化的事物；后者又認為它是“話語活動”，即是包括說話主體、接受者、文本、溝通等多種因素在內的動態過程。其實話語活動本質上就是意識活動，如果意識形態是話語活動，在更大范圍上等于說意識形態是一種意識活動，那么，一面說，意識形態是“意識活動的產物”，一面又認為它是“意識活動”本身，孰對孰錯？令人匪夷所思。

關鍵字：文學觀念審美意識形態論意識形態

當新時期開始之際，對于文藝學界來說，所面對的是“”時期留下的“文藝是階級斗爭的工具”一套僵硬的理論和口號。文學理論的泛政治化泛哲學化是當時最為嚴重的問題。誠然文學理論是有政治性的，是必須以一定的哲學為基礎的，但單一政治的或哲學的對文學問題的解決，把文學僅僅說成是政治斗爭的風雨表，是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并不能解決文學自身的種種復雜問題，尤其不能揭示文學固有的特征問題。文學理論是做政治的附庸，還是要尋找自己的學理的園地，成為當時在這一領域工作的人們必須作出的選擇。我認為新時期的文藝學建設就是從這種選擇開始的。

一、面對六種文學觀念

新時期二十年來文學理論最大的變化莫過于文學觀念的多樣化。可以列出十幾種甚至幾十種不同的文學觀念，但我以為影響最為持久和巨大的文學觀念有以下六種：

第一，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或審美反映論。這種觀念采用的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視角，但與傳統的單一的認識論視角又不同。傳統的認識論實際上是知識論，把文學僅僅理解為一種知識，這種觀念的局限是明顯的。審美意識形態論最重要的改變是引入“審美”這一概念，從而把文學看成是美的價值系統。在80年代初、中期的美學熱潮中，它力圖擺脫了對“文學政治工具”論的單一的、僵化的思想的束縛，力圖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地平線上揭示文學自身的特征。這一觀念二十年來歷久不衰，在我看來，至今仍是文藝學的第一原理。當然這種觀念的不足之處是過分看重作品，沒有把文學理解為一種活動的過程。

第二，文學活動論。這種觀念采用馬克思早期人學的視角。它的新穎之處是把文學看成是區別于動物的生命活動的生活活動和精神活動，這種活動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自然的人化。這種觀念的長處是揭示人與人性與文學的密切關系，揭示了主體的人的實踐是文學活動產生的根源，進而說明人的自由是人的實踐的收獲。但這種觀念立意在揭示人的文學活動與其他活動的共性，對于如何來確定文學區別于人的其他活動的特性，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內容提要】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家在闡述文本意識形態與現實意識形態關系的基礎上，更突出強調“文本意識形態”的不在場化。它隱藏在文本的形式當中，通過形式的變化，達到超越現實、揭示現實的目的，同時也暗示出一個理想的未來。而欣賞者在閱讀文本的過程中，在對形式的透徹領悟中，受到深刻的審美教育，進而回到“詩意”的生存狀態。

【關鍵詞】不在場/在場化/文本意識形態/現實意識形態

【正文】

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所產生的意識形態形影不離地伴隨人的社會生活存留至今，而以透視人和人生為宗旨的文學，自然也就與意識形態結下了不解之緣。然而，意識形態又絕非純粹空洞的東西，它具有指向現實的意指性，人們在生活中潛移默化地受著意識形態的教化，同時也努力在同構著意識形態。這種同構過程在文學活動中既指作家針對現實的某一方面，審美意識形態于文本中的生成過程，同時也指讀者在欣賞作品吸納這種審美意識形態進行再創造的實踐過程。亦即文本的審美意識形態源于現實生活的意識形態，同時它又以自身的審美烏托邦性以及藝術實踐性，使人們在文學作品中憧憬著未來，完成了審美意識形態的實踐過程，而文本意識形態的重要特性正在于此。

一、割不斷的血緣紐帶——文本意識形態的活水源頭

文本是經過了作家以審美的眼光直觀現實而后激起那涌動的情感浪潮所記述下的篇章。在對現實的審美直觀中，作家的思想感情深受現實生活意識形態的影響。可以說現實生活中的意識形態作為集體無意識深深扎根于作家的思維當中，想擺脫這血緣紐帶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正如馬克思所說仍然存在著虛假的意識形態，即把思維和觀念的發展看作與其他種種關系分離的純粹獨立的過程，這種物質與意識的關系相違背的“觀念的東西”就是“虛假的意識形態”。因此，當作家處于這樣的意識形態下，只能以其審美、批判的眼光關注現實生活，從而在自己的文學作品中達到對現實意識形態的完善與超越。即文本意識形態是一種審美意識形態，它雖源于現實的意識形態，但絕非簡單地模仿，而是審美地、批判地重鑄一個新的意識形態。在這個審美意識形態中，融注了那烏托邦式的情感理想，同時又在讀者接受這一審美意識形態中完成它的實踐準則，至此一個源于卻不同于現實意識形態的審美意識形態生成了。

【關鍵詞】不在場/在場化/文本意識形態/現實意識形態

【正文】

［中圖分類號］C06［文獻標識碼］A

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所產生的意識形態形影不離地伴隨人的社會生活存留至今，而以透視人和人生為宗旨的文學，自然也就與意識形態結下了不解之緣。然而，意識形態又絕非純粹空洞的東西，它具有指向現實的意指性，人們在生活中潛移默化地受著意識形態的教化，同時也努力在同構著意識形態。這種同構過程在文學活動中既指作家針對現實的某一方面，審美意識形態于文本中的生成過程，同時也指讀者在欣賞作品吸納這種審美意識形態進行再創造的實踐過程。亦即文本的審美意識形態源于現實生活的意識形態，同時它又以自身的審美烏托邦性以及藝術實踐性，使人們在文學作品中憧憬著未來，完成了審美意識形態的實踐過程，而文本意識形態的重要特性正在于此。

一、割不斷的血緣紐帶——文本意識形態的活水源頭

文本是經過了作家以審美的眼光直觀現實而后激起那涌動的情感浪潮所記述下的篇章。在對現實的審美直觀中，作家的思想感情深受現實生活意識形態的影響。可以說現實生活中的意識形態作為集體無意識深深扎根于作家的思維當中，想擺脫這血緣紐帶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正如馬克思所說仍然存在著虛假的意識形態，即把思維和觀念的發展看作與其他種種關系分離的純粹獨立的過程，這種物質與意識的關系相違背的“觀念的東西”就是“虛假的意識形態”。因此，當作家處于這樣的意識形態下，只能以其審美、批判的眼光關注現實生活，從而在自己的文學作品中達到對現實意識形態的完善與超越。即文本意識形態是一種審美意識形態，它雖源于現實的意識形態，但絕非簡單地模仿，而是審美地、批判地重鑄一個新的意識形態。在這個審美意識形態中，融注了那烏托邦式的情感理想，同時又在讀者接受這一審美意識形態中完成它的實踐準則，至此一個源于卻不同于現實意識形態的審美意識形態生成了。

“意識形態”（Ideology）這個外來詞，如今差不多成了我們的日常用語。據說，當年郭沫若曾譯為“意德沃羅基”，那倒頗像個俄國人的名字了。而海外的林毓生先生則主張將之譯成“意締牢結”，這樣，意義和聲音倒是巧妙地結合起來了。只可惜，不太像中國詞。事實上，我們對于這個耳熟能詳的概念，正像對意識形態本身一樣知之甚少。

到底該怎樣理解和面對意識形態呢？英國新馬克思主義者特里·伊格爾頓在一九九O年出版了《審美意識形態》一書之后，一九九一年又出版了《意識形態簡論》一書，企圖“清理附著在這一概念之上的一些混亂”（《意識形態簡論》，第221頁，以下僅注頁碼）。

伊格爾頓認為，“意識形態”的原初意義指的是對人類思想的科學研究（有后綴-ology為證）。但是，很快這個詞就用來指既定的思想和體系自身了。因此，說誰誰是意識形態論者，那么，很少是指他或她是思想的分析和批判者，更多的是指他們是某種特定思想的闡述者。這一概念的最初“發明者”，也許該是拿破侖時代的安東尼·德拉圖·特拉西，這位貴族出身的知識分子在獄中醞釀了“思想科學”雛形。伊格爾頓說，“‘意識形態’是產生于一種完全意識形態化的情形之下：與恐怖時期非理性的殘暴相反，屬于理性政治學。”（第66頁）它的建立是要把神學從作為一切科學的女王的地位上驅逐出去，建立思想自身的統一性，從而自下而上地重構政治學、經濟學和倫理學，重新認識從簡單的感知過程到崇高的精神領域的一切事實。例如，特拉西認為，私有財產就是建立在“你的”和“我的”二者的區分之上的，而這可以在關于“你”和“我”的對立中尋到蹤跡。也就是說，思想在這個意義上具有自身的規則，循其蹤跡，可以找到發生與發展的根源。而特拉西則稱自己是“思想科學的牛頓”，企圖通過“意識形態”來揭示這種規則或規律。很明顯，這具有極強的啟蒙主義色彩。

但是，很不幸，這位反對神學迷信企圖為法蘭西社會重建提供理論之翼的知名哲學家，很快就黯然失色了。理由很簡單，拿破侖后來拒絕革命的啟蒙思想，空想家（ideologues）之名被加在了特拉西們的頭上。皇帝聲稱，這些學院派的空想者必須由科學家、學者降級為宗派分子和顛覆破壞分子。由此，這位由霧月政變的領袖進而登上皇帝寶座的革命家，終于發動了一場“”，“意識形態”不復思想科學矣！在波拿巴·拿破侖看來，特拉西們在一個孤立的自我封閉體系中尋求理性法則的企圖，像精神病人所為，脫離了活生生的現實，并實際上曲折地否定了政治權力的絕對權威。所以，“意識形態”就漸漸地不再意指懷疑論的科學唯物主義，而指抽象的、脫離實際的思想觀念。今天，當我們重新回顧“意識形態”是怎樣由一個“冷血知識分子”（馬克思語）所認為的純粹精神的范疇，而被統治者宣稱為異端時，反諷意味不難見出：拿破侖也許并不自知，他所使用的批判的武器，卻正是時至今日仍在使用的意識形態策略。而也正是從拿破侖開始，意識形態概念不再只是思辨的范疇，它已進入了社會歷史運作范圍內，統治思想對非統治思想的歸化和統轄成了意識形態的一種類型。

伊格爾頓歸納出了特拉西以來，人們對意識形態所下的十六種定義。（第1——2頁）這十六種定義，我們又可粗略歸納為這樣三個方面：第一種觀點認為，意識形態即是指社會特定團體的信仰或觀念或者這些信仰和觀念的生產，它是在一定社會利益刺激下形成的思想形式或具有行動導向作用的話語；而第二種觀點則認為，意識形態主要指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權力的生產所形成的思想觀念；第三種觀點有所不同，它認為，意識形態是必不可少的中介，通過這個中介個體可以感知“它”所存在的世界，并激活個體與社會結構的聯系。在這樣三個主導性的觀點統攝之下，各種流派各個理論家的觀點各不相同。比如，同是主張意識形態即特定集團的觀念形態，但有人特指錯誤觀念形態，有人卻指正確的或一般的觀念形態。在伊格爾頓眼中，盧卡契就賦予了意識形態以其新的不具貶義的內涵。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盧卡契秉承了第二國際的思想傳統，否定了思想和存在之間機械“反映”和“對應”的關系，從而將他的意識形態理論建立在了新的哲學基礎之上。盧認為，科學、真理和理論，并不是與意識形態嚴格對立的概念，相反，它們是特定階級意識形態的表征，也就是說，意識形態不是錯誤意識。錯誤意識指的是思想的不正確，但是，意識形態特別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卻不是因為它不能與社會現實相對應，也許它恰恰是很好地反映了所處其中的現實的。只不過，它不能改變錯誤的現實，因而也不能以正確的意識來表現正確的現實。所以，意識形態相對的方面或“他者”，應該是無產階級所代表的“總體性”（totality），而它自身則是一種舉隅法（synecdoche），從整體中只抽取了部分。換言之，在盧卡契看來，當意識形態達到了總體性也即轉變成無產階級意識形態時，它就是正確的思想觀念了。這無疑是一個后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經典馬克思主義關于意識形態思想的重新闡釋。不過，這些觀點同時又遭到了另一些后馬克思主義者的反對，比如，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從后結構主義立場出發，視意識形態的對立面為差異性或異質性（heterogeneity），而不是盧卡契所謂的總體性。作為否定辯證法的堅決主張者，阿多諾認為，意識形態同化了這個世界，過分地將有差異的現象等同了起來。作為對這種同化的破壞，思想者必須具有否定和持異的力量。而藝術正是這樣一種力量，因為它以差異的而非同一的方式來言說，從而反對那些“天衣無縫”的整體性并進一步肯定了審美領域。

這么說，并不意味各種定義的意識形態沒有共通性。在伊格爾頓看來，一切意識形態均程度不同地具有六種主要的策略（strategies）。通過這些策略，一定社會力量的特定利益所標舉的價值和意義，得以實現。這六種策略就是：一元化（unifying），實踐化（action-oriented），合理化（rationalizing），合法化（legitimation）、普泛化（universalizing）和當然化（naturalization）。意識形態總是通過各種各樣的方法和手段，使人們相信，這是一種唯一正確、可行的，并且是既合理又合法的具有普遍意義的，關于這個世界、關于某個社會的正確認識（這與阿爾都塞的神話說互相對照）。因而，人們情不自禁地接受并承認它。正像伊格爾頓所說的那樣，“成功的意識形態常常被認為是呈現其自然而又自明的信念的，這些信念與一個社會的‘共識’等同了起來，從而沒有人會設想它們可能是不時地具有差異性。”（第58頁）這就是說，意識形態的魔法使我們潛移默化地成為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甚至我們自己對此還一無所知。

當前有一種說法,認為作為學科的文學理論陷入了危機。在筆者看來,這種“危機感”的產生雖然有現實人文環境的擠壓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在西方學術范式的影響下,就文學而言的“文學性”的內涵發生了膨脹、扭曲或游離,以至文學的內涵發生變化,外延發生移位了。所謂文學性問題,其實是探討“什么是文學”的一種方式,它試圖辨析文學區別于其他活動的特質,同時從邏輯上提出了“成為文學作品的標準有哪些”的問題。“文學性”問題之所以重要,理論家們之所以不斷思考這一問題,往往并非真正確認哪些文類包括在文學之內或者哪些被排除在外,也并非完全以其他文化或其他時代的標準為自己的標準,而是在于探討文學最重要的特征以便規范作為志業的文學研究活動。因為文學性研究可以作為理論導向和方法論導向的工具,運用這一工具,可以闡明文學的基本風貌,能夠進一步指導和規范文學研究。

一、西方的“文學”形成于19世紀,“文學研究”成型于20世紀;而中國的文學研究和文學理論,則是在20世紀初民族文化與學術隨著民族國家建設(尤其是文化建設工程)從古典一步步卷入現代的結果。至少在20世紀以前,傳統文學尚未完全從文化領域中析出,專業的文學研究也并未形成,因此,人們對于文學的理解,尤其是對于文學與非文學的理解,有著較為穩定的內涵。雖然并未運用“文學性”這個詞,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在古人的觀念中也并不是非常清晰,文學的內涵也比較復雜,但潛在的“文學性”指向卻依稀可辨。在儒家經學話語中,文學性指向在先秦兩漢時期定型為“詩言志”、“發乎情,止乎禮”、“主文譎諫”等禮樂文化和傳統秩序的內涵。在被后人說成是“文學自覺”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性指向“錯采縷金”、“聲偶為文”的語言形式和文體樣式。在唐宋道家釋家文論話語中,文學性指向“法天貴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鏡花水月,羚羊掛角”的“興會神味”的士人文化意蘊。到了元明清各類文論話語那里,文學性是泛化的,或者最后牽掛于理學家的“文以載道”,或者落實為古文家的“氣盛言宜”,或者收縮為儒家學者的“文德忠恕”、“修辭立誠”而已了。

20世紀對于西方與中國來說,可謂是文學研究全面體制化的時代,往往被人們稱為“批評的世紀”。就20世紀西方上半葉而言,“文學性”作為一種問題意識和理論導向,理論研究和批評實踐使文學進一步從社會文化系統中逐漸分析出來,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學研究系統,乃至文學理論(批評)的亞系統。不管科學主義文論還是人文主義文論持如何不同的文學理念和研究方法,但“文學性”的大致確定和默契,使得社會科學研究大系統中文學研究的版圖呈現出大體清晰和穩定的面貌。此中,俄國形式主義文論提出“文學性”術語,英美新批評提出“文學本體論”,功不可沒。它們將內涵確定為文學語言自身或文體形式等,奠定了文學研究的形式主義基本范式,影響巨大。

隨著20世紀初民族國家的文化重建工程的開始,中國的文學研究開始出現。章太炎、劉師培、王國維、黃侃和魯迅以及“五四”新派等人都已自覺不自覺地運用潛在的“文學性”指標來把握文學,提出自己的文學理解、文學主張和發展方案,并注入民族內涵。“五四”以來,隨著社會、政治和文化形勢的變化,中國文學研究和文學理論蓬勃發展,一步步體制化,文學研究先后沿著西方化和蘇俄化的方向發展,文學性的內涵也漸趨復雜和細化,并富于高度的現代性張力。80年代以來,在西方范式影響下,“文學性”舉旗而出,并主要指向審美活動,故審美作為文學的本質屬性或特征,逐漸成為共識。如同先鋒派寫作一樣,文學理論在當時扮演著非常重要的急先鋒的作用。表面上,這種文學理論研究相對于新中國三十年而言是一步步邊緣化,但自主化與自律化的努力卻有著非常濃重的現實內涵和歷史內涵,即采取與社會或政治隔絕的方式,轉而從另一整體生活的、審美精神的角度上真正地切入現實。90年代以及其后的世紀之交,文學理論學科建設意識逐漸加強,文學理論獲得了自主性和相應的現實性。人們反思單一主體思維的獨斷性,注重主體間的對話,文藝學開始走向開放、多元和對話,文學研究的科學精神和人文品格得到了提高。

20世紀下半葉,結構主義及后結構主義興起,西方文學研究的“文學性”指向發生激烈而根本的變化,即從對文學作品的語言和形式的關注,一步步轉向人類學的普遍性、在世的修辭性和現實的文化批判。隨著資本主義政治的加強和文化語境的保守化,文學理論和批評趨向于把文學看作是作品與產品的結合體,即把文學作為具有審美風貌的作品的視角,與文學作為機構和產品的視角融合起來,對作品進行“文學性”解讀,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文化批判。與此同時,在羅蘭·巴特式的神話學批判和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影響下,文學研究出現“革命化”傾向,試圖解構資本主義文化實踐,為工人文化正名,“文學性”開始反叛自身,開始越界和泛化。值得注意的是,與此同時出現了“后現代”、“全球化”、“消費社會”和“信息社會”理論風潮。這些思潮鼓吹“審美的日常生活化”,民粹主義、消費主義、媒介主義和全球化等形形色色的理論一步步搶占現代或后現代思想的后臺,并把“文學性”等同于“裝飾性”,把“審美性”等同于“日常性”,把“媒介”等同于“信息”和“語境”。所以,這里的邏輯就變成:文學=審美=裝飾=媒介=感受=消費=生活。一切都是文化,一切都是媒介,一切都是權力,一切都是肉身感受。文學終結了,死亡了,而“文學性”、“審美性”開始了全面的后現代統治,文學研究據說要開始其他領域未曾開創的事業,把“文學性”研究貫徹到所有的人文學科乃至社會科學領域。

在這種“文學性”全面統治的聲浪中,剛剛引入中國、立意于文化批判的文化研究也開始出現“生活化”、“媒介化”和“消費化”走向。這種“文化研究”雖然欲遠宗20世紀60年代要為工人階級文化正名的英國伯明翰學派,但如果近以美國形形色色、雜亂無章的“文化研究”為學術正宗,且要求在全球化時代“與世界接軌”,則必然認同“文學性”的普遍統治,從而要求覆蓋或取代文學理論和文學研究。于是,在文學研究和文學理論剛剛獲得自主性的氛圍中,8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的經驗和教訓遭到各方面的質疑,因為據說80年代以來以審美特征論和審美意識形態論為主要探討方向的文藝學,是一種“審美意識形態”的理論表述,不過是資本主義時代里與資產階級一起分享艱難,與資本金錢或權力專制調情、欲拒還迎、投懷送抱的理論共謀而已。

在我國文科大學中開設“文學概論”課程有近百年的歷史了。它為培養文學人才,傳播文學思想,促進文學觀念的變革,加快文學理論的建設等,都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文學概論”課程的開設,是我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產物。近百年來的“文學概論”教學的具體實踐,定格在不同時期所遺留下來的“文學概論”教材中。這些教材既反映了施教者的文學思想,也濃縮和沉淀著不同時期的文學觀念和文學思想,甚至是不同時期文學理論的經典標本。因此,這是研究20世紀我國文學理論史的一個重要的課題。

本文擬從20世紀我國“文學概論”教材關鍵詞的視角,探討以下幾個問題:其一、我國現代文論話語的資源何在?其二、我國現代文論話語“西化”的內在原因是什么?其三、是“失語”還是“得語”?這里,我們對“關鍵詞”的概念稍作限定:所謂“文學概論”教材的關鍵詞,是指能夠反映該教材文學觀念的重要術語,或是建構該教材框架體系的核心范疇,也指該教材所處的某個時期文學理論界普遍流行的基本話語。

一

“文學概論”課程的開設,是我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產物。清代以前的高等教育只有經學課程,而無文學課程。清代只有阮元任兩廣總督時創辦的學海堂(廣州),講授過《文選》、《杜詩》和《昌黎集》,其他的學堂書院在文科的教學方面,仍跳不出經學的樊籬。進入20世紀,“遠法德國,近采日本,以定學制”(康有為)①,引入國外現代教育體制以后,情形才有所改變。1902年,在《欽定高等學堂章程》和《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中,雖設有“文學科”,但實際講授的內容還是傳統的“詞章學”。1903年,在《奏定高等學堂章程》中,設置了“中國文學”學科。同年,在《奏定大學堂章程》中規定,文學科大學分設中國文學門、英國文學門、法國文學門、俄國文學門、德國文學門和日本國文學門。尤其是在中國文學門中,開設了“文學研究法”和“古人論文要言”兩門課程。前者雖然內容龐雜,但也涉及到了文體、文法、風格,以及文學與人事世道之關系、文學與地理之關系和文學與道德之關系等,可以看作是“文學概論”課程的萌芽。后者涉及到《文心雕龍》等內容,是“中國文學批評史”課程的濫觴。新的文學觀念正在孕育之中。到1913年,現代文學觀念便呼之欲出了。這一年有兩個重要的文件值得一提:一個是《教育部公布大學規程》中規定,在文學門的梵文學類、英文學類、法文學類、德文學類、俄文學類、意大利文學類和言語學類等,均設置了“文學概論”課程;一個是《教育部公布高等師范學校課程標準》中指出:“國文部及英語部之豫科,每周宜減他科目二時,教授文學概論。”②但是,國文學類當時還是開設“文學研究法”,直到1917年才開設了“文學概論”。由于“文學概論”是從國外新引進的課程,所以師資奇缺,就連北京大學都找不到專任教師③。1920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學講授“文學概論”課程④;同年,梅光迪也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暑期課程中講授“文學概論”。我國高校正式開設“文學概論”課程大概就從此時開始。從這個時間算起,可將我國文學理論教材的編撰和出版分為三個時期:

1920年至1946年為第一個時期,大約出版文學理論教材類圖書40多種。從沈天葆《文學概論》(1926)、馬仲殊《文學概論》(1930)、曹百川《文學概論》(1931)、趙景深《文學概論》(1932)、陳穆如《文學理論》(1934)、譚正璧《文學概論講話》(1934)、陳君冶《新文學概論講話》(1935)和張長弓《文學新論》(1946)等10多部具有代表性的教材看,其關鍵詞有定義、特質、起源、情感、思想、想象、形式、國民性、時代、人生、道德和個性等。這些關鍵詞都淵源于西方文學理論。其中“思想”、“想象”、“感情”和“形式”來源于美國學者亨特的《文學概論》(1935年,傅東華譯)。后來,溫徹斯特《文學評論之原理》(1922年,錢新、景昌極譯)據此提出了著名的“文學四要素說”。這兩部書在當時的影響很大。梅光迪在東南大學開設文學概論課時,就是直接采用溫徹斯特《文學評論之原理》作為教材的。此外,還有丹納《藝術哲學》提出的“種族、時代、環境三要素說”,也影響到我國早期文學理論教材體系的建構。

1947年至1979年為第二個時期,大約出版文學理論教材類圖書18種。從林煥平《文學論教程》(1948)、劉衍文《文學概論》(1957)、山東大學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文藝學新論》(1959)、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1964)和蔡儀主編的《文學概論》(1979)等影響較大的幾部教材來看,其關鍵詞有三大系列:一是本質論系列,以“意識形態”為核心,有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反映、社會性、階級性、黨性、人民性、世界觀、傾向性和社會生活等;二是創作論系列,以“創作方法”為核心,有形象思維、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風格、創作個性、流派、文學思潮、個性化和典型化等;三是本體論系列,以“形象”(人物形象或藝術形象)為核心,有性格、典型(包括典型人物和典型環境)、真實性、藝術性、內容和形式等。這些關鍵詞大多來源于蘇聯文論。這個時期先后譯介蘇聯文論教科書10多種,其中影響大的有維諾格拉多夫的《新文學教程》(1952)、季摩菲耶夫的《文學原理》(1953)和畢達可夫的《文藝學引論》(195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