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現(xiàn)代文論發(fā)展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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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文科大學中開設“文學概論”課程有近百年的歷史了。它為培養(yǎng)文學人才,傳播文學思想,促進文學觀念的變革,加快文學理論的建設等,都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文學概論”課程的開設,是我國高等教育現(xiàn)代化的產(chǎn)物。近百年來的“文學概論”教學的具體實踐,定格在不同時期所遺留下來的“文學概論”教材中。這些教材既反映了施教者的文學思想,也濃縮和沉淀著不同時期的文學觀念和文學思想,甚至是不同時期文學理論的經(jīng)典標本。因此,這是研究20世紀我國文學理論史的一個重要的課題。

本文擬從20世紀我國“文學概論”教材關鍵詞的視角,探討以下幾個問題:其一、我國現(xiàn)代文論話語的資源何在?其二、我國現(xiàn)代文論話語“西化”的內(nèi)在原因是什么?其三、是“失語”還是“得語”?這里,我們對“關鍵詞”的概念稍作限定:所謂“文學概論”教材的關鍵詞,是指能夠反映該教材文學觀念的重要術語,或是建構該教材框架體系的核心范疇,也指該教材所處的某個時期文學理論界普遍流行的基本話語。

一

“文學概論”課程的開設,是我國高等教育現(xiàn)代化的產(chǎn)物。清代以前的高等教育只有經(jīng)學課程,而無文學課程。清代只有阮元任兩廣總督時創(chuàng)辦的學海堂(廣州),講授過《文選》、《杜詩》和《昌黎集》,其他的學堂書院在文科的教學方面,仍跳不出經(jīng)學的樊籬。進入20世紀,“遠法德國,近采日本,以定學制”(康有為)①,引入國外現(xiàn)代教育體制以后,情形才有所改變。1902年,在《欽定高等學堂章程》和《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中,雖設有“文學科”,但實際講授的內(nèi)容還是傳統(tǒng)的“詞章學”。1903年,在《奏定高等學堂章程》中,設置了“中國文學”學科。同年,在《奏定大學堂章程》中規(guī)定,文學科大學分設中國文學門、英國文學門、法國文學門、俄國文學門、德國文學門和日本國文學門。尤其是在中國文學門中,開設了“文學研究法”和“古人論文要言”兩門課程。前者雖然內(nèi)容龐雜,但也涉及到了文體、文法、風格,以及文學與人事世道之關系、文學與地理之關系和文學與道德之關系等,可以看作是“文學概論”課程的萌芽。后者涉及到《文心雕龍》等內(nèi)容,是“中國文學批評史”課程的濫觴。新的文學觀念正在孕育之中。到1913年,現(xiàn)代文學觀念便呼之欲出了。這一年有兩個重要的文件值得一提:一個是《教育部公布大學規(guī)程》中規(guī)定,在文學門的梵文學類、英文學類、法文學類、德文學類、俄文學類、意大利文學類和言語學類等,均設置了“文學概論”課程;一個是《教育部公布高等師范學校課程標準》中指出:“國文部及英語部之豫科,每周宜減他科目二時,教授文學概論。”②但是,國文學類當時還是開設“文學研究法”,直到1917年才開設了“文學概論”。由于“文學概論”是從國外新引進的課程,所以師資奇缺,就連北京大學都找不到專任教師③。1920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學講授“文學概論”課程④;同年,梅光迪也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暑期課程中講授“文學概論”。我國高校正式開設“文學概論”課程大概就從此時開始。從這個時間算起,可將我國文學理論教材的編撰和出版分為三個時期:

1920年至1946年為第一個時期,大約出版文學理論教材類圖書40多種。從沈天葆《文學概論》(1926)、馬仲殊《文學概論》(1930)、曹百川《文學概論》(1931)、趙景深《文學概論》(1932)、陳穆如《文學理論》(1934)、譚正璧《文學概論講話》(1934)、陳君冶《新文學概論講話》(1935)和張長弓《文學新論》(1946)等10多部具有代表性的教材看,其關鍵詞有定義、特質(zhì)、起源、情感、思想、想象、形式、國民性、時代、人生、道德和個性等。這些關鍵詞都淵源于西方文學理論。其中“思想”、“想象”、“感情”和“形式”來源于美國學者亨特的《文學概論》(1935年,傅東華譯)。后來,溫徹斯特《文學評論之原理》(1922年,錢新、景昌極譯)據(jù)此提出了著名的“文學四要素說”。這兩部書在當時的影響很大。梅光迪在東南大學開設文學概論課時,就是直接采用溫徹斯特《文學評論之原理》作為教材的。此外,還有丹納《藝術哲學》提出的“種族、時代、環(huán)境三要素說”,也影響到我國早期文學理論教材體系的建構。

1947年至1979年為第二個時期,大約出版文學理論教材類圖書18種。從林煥平《文學論教程》(1948)、劉衍文《文學概論》(1957)、山東大學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文藝學新論》(1959)、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1964)和蔡儀主編的《文學概論》(1979)等影響較大的幾部教材來看,其關鍵詞有三大系列:一是本質(zhì)論系列,以“意識形態(tài)”為核心,有經(jīng)濟基礎、上層建筑、反映、社會性、階級性、黨性、人民性、世界觀、傾向性和社會生活等;二是創(chuàng)作論系列,以“創(chuàng)作方法”為核心,有形象思維、現(xiàn)實主義、浪漫主義、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風格、創(chuàng)作個性、流派、文學思潮、個性化和典型化等;三是本體論系列,以“形象”(人物形象或藝術形象)為核心,有性格、典型(包括典型人物和典型環(huán)境)、真實性、藝術性、內(nèi)容和形式等。這些關鍵詞大多來源于蘇聯(lián)文論。這個時期先后譯介蘇聯(lián)文論教科書10多種,其中影響大的有維諾格拉多夫的《新文學教程》(1952)、季摩菲耶夫的《文學原理》(1953)和畢達可夫的《文藝學引論》(1958)等。

1980年至2000年為第三個時期,大約出版文學理論教材40多種。其中80年代前半期所出版的幾部教材,如十四院校《文學理論基礎》(1981)、鄭國銓主編《文學理論》(1981)、李衍柱主編《文學理論基礎知識》(1981)和黃世瑜主編《文學理論新編》(1986)等,還基本上使用著前一個時期的文論話語。從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第三次西化浪潮的迭起,大量的新話語應運而生。據(jù)統(tǒng)計,平均每年產(chǎn)生800多個新詞語,共約有7000多個新詞出現(xiàn)⑤。這當然包括新的文論話語在內(nèi)。從此間所出版的幾部具有代表性的教材諸如錢中文等《文學原理》(三卷本,1989)、暢廣元主編《文藝學導論》(1991)、童慶炳主編《文學理論教程》(1992)、姚文放著《文學理論》(1996)、吳中杰著《文藝學導論》(1998)、王先霈主編《文學理論》(1999)和顧祖釗著《文學原理新釋》(2000)等來看,這個時期的文學理論關鍵詞有文學活動、文學生產(chǎn)、審美意識形態(tài)、文學消費、文學接受、世界、作品、作者、讀者、文本、話語、符號、主體、客體、再現(xiàn)、表現(xiàn)、意象、闡釋、期待視野、召喚結構、隱含的讀者、對話、言語、細讀、誤讀、語境和傳播等。

至于這些關鍵詞的來源卻比較復雜。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也譯介了幾部外國文學理論教材,但影響似乎都不大。人們感興趣的只是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1984)“內(nèi)部研究”的理念和浜田正秀《文藝學概論》(1985)靈活多樣的研究方法。盡管,波斯彼洛夫《文學原理》(1985)在蘇聯(lián)文論界自成一派,但仍是“意識形態(tài)論”的調(diào)子,使已厭倦了蘇式文論的學者們大減胃口。只有艾布拉姆斯《鏡與燈》(1989)是個例外。當然,嚴格說它并不是一部文學理論教材。這部出版于1953年的文論名著,經(jīng)過美籍華裔學者劉若愚《中國的文學理論》(1987)的咀嚼,成為我國正在尋找新路的文論家們的精神食糧。他的文學理論“四要素說”成為一些教材建構體系框架的參照。這個時期人們的興趣點主要集中在西方當代的文學理論之上。所以,伊格爾頓《當代西方文學理論》(1988)便格外受到人們的青睞。

然而,這些都還不是這個時期關鍵詞的來源。此時,從啟蒙時期和成熟時期的文論背景下誕生的新一代文學理論研究者,已經(jīng)不滿足于從西方文學理論教科書中去尋找話語資源的模仿行為,而是將目光移向更為廣闊的當代西方文論研究界。所以,這個時期文學理論教材中關鍵詞的來源便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狀態(tài),要逐一考察起來便是一個十分復雜的課題。只有寫出類似韋勒克《批評的概念》那樣的專著,才能說個明白。因此,這里只能大概而言了。諸如來源于表現(xiàn)主義文論的有“表現(xiàn)”、“再現(xiàn)”,來源于俄國形式主義文論的有“陌生化”,來源于新批評文論的有“細讀”、“構架”、“張力”,來源于符號學文論的有“符號”、“能指”、“所指”,來源于結構主義文論的有“言語”、“歷時”、“共時”,來源于接受理論的有“期待視野”、“召喚結構”、“隱含的讀者”,來源于精神分析學文論的有“無意識”、“情結”、“原始意象”,來源于原型批評文論的有“集體無意識”、“個體無意識”、“原型”,來源于闡釋學文論的有“話語”、“對話”、“視野融合”,來源于對立實用批評文論的有“誤讀”,來源于女權主義文論的有“反思”、“缺席”,來源于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有“活動”、“生產(chǎn)”、“審美意識形態(tài)”等等。還有“主體”、“本體”、“本文”、“文本”⑥、“語境”、“意象”、“在場”和“不在場”等話語各家都在用,一時還難以考辨出它們的本源。

總之,近百年來,我國學者共編撰和出版文學理論教材近百部,為我國高等教育的發(fā)展和現(xiàn)代文論的建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這些教材中的關鍵詞大多取自西方文論。由于這些教材也反映了我國不同時期的文學理論發(fā)展狀況,所以我國現(xiàn)代文論關鍵詞的來源路向也基本上與此相同。歐美文論、蘇聯(lián)文論和西方現(xiàn)代文論,是我國現(xiàn)代文學理論關鍵詞的重要資源。

二

我國現(xiàn)代文論話語“西化”的內(nèi)在原因是什么?這雖是一個極復雜的問題,但有一點是十分清楚的,就是外國文論話語都是我們主動拿來,而不是人家送來的。這里似乎不存在什么“文化侵略”和“殖民色彩”。為什么要去拿?道理很簡單:“需要”。所以,我國現(xiàn)代文論話語“西化”的內(nèi)在原因只有兩個字:“需要”。

首先,是培養(yǎng)人材、改革教育的需要。明清以來,科舉考試以八股文為主要文體,流弊日深。諸生的知識視野愈來愈狹窄,不知經(jīng)學之外還有其它學問,八股之外還有其它文章,更不知中國之外還有世界。有的考官,以為“貞觀”是“西京年號”,“佛寺”是“西土經(jīng)文”;一代名臣,而不知范仲淹為何人;甚至有人入了翰林,還鬧出“問司馬遷為何科前輩”的大笑話⑦;若有人問起“亞非之輿地,歐美之政學,張口瞪目,不知何語矣”⑧,可見其孤陋寡聞到何種地步!因此,近代有識之士無不認為,中國的落后主要在教育。當年,康有為曾憂憤填膺地說,這樣的教育是愚弄人民,甚至是殺人,“徒令其不識不知,無才無用,盲聾老死。是比白起之坑長平趙卒四十萬,尚十倍之。”“中國之割地敗兵也,非他為之,而八股致之也。”⑨所以,此時改革教育的呼聲,此起彼伏,不絕于耳。但是,如何改革?雖議論紛紛,然而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向西方學習。因為,人們發(fā)現(xiàn):“凡泰西之所以富強、橫絕地球者,不在其炮械軍兵,而在其學校也。”⑩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我國不斷引進“西學”,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現(xiàn)代的教育體制。“文學概論”課程的引入和開設就是其中的一項內(nèi)容。所以,引入西方文論話語和關鍵詞,完全是為了適應培養(yǎng)人材和改革教育的需要。

其次,是為了適應時代的需要。自明末清初開始以至現(xiàn)代,引進西學往往與富國強兵的理想結合在一起。徐光啟是這樣,華蘅芳是這樣,現(xiàn)代的學者也是這樣。我國留學生教育的先行者容閎說,他赴美留學的志愿是:“以西方之學術,灌輸于中國,使中國日趨于文明富強之境。”11這代表了當時一代學者的共同心愿。因此,引進西學有兩條基本原則,一是對內(nèi)而言,我們需要不需要;二是對外而言,西學有用還是無用。其實,歸結起來便是一條原則,即“實用”的原則。這是選擇譯介對象和判斷西學價值的基本原則。徐光啟那一代學人引進西方自然科學,是為了實用;梁啟超那一代學人引進西方文藝美學,也是為了實用。所謂“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的最終目的,并不在詩、文和小說,而在于改良,在于革命自身。至于現(xiàn)代學者對西方文論話語的引進,還是為了實用。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實用”不是用于一己之私,而是用于民,用于國,用于實現(xiàn)富民強國的崇高理想。

具體說,第一個時期所引進的西方文論話語,主要是滿足兩方面的需求。一是滿足文學知識啟蒙的需求。諸如文學的“定義”、“特質(zhì)”、“起源”、“分類”等。這方面的問題在傳統(tǒng)文論中講得不多,而且分散在各處,不成體系。當然,劉勰的《文心雕龍》是個奇跡般的孤例。他受佛經(jīng)影響,“釋名以章義”(《序志》),從定義出發(fā)談論文學的問題。但是,這樣的東西不多。我們傳統(tǒng)的文論更習慣于在形而下的層面談論問題,而不習慣在形而上的層面建構體系。所以,西方文論話語的引入,在當時不僅使國人耳目一新,而且在文學知識上具有啟蒙的重大意義。至少在這些教材的編著者和受教者的心目中,建立了文學的基本觀念,諸如文學的本質(zhì)特征是“感情”,文學創(chuàng)作的思維方式是“想象”,文學的表達媒介是“形式”(文體和語言)等。另一個是滿足民族救亡的需求。“五四”時期乃至后來的一段時間,“人生”、“個性”、“國民性”、“時代”、“道德”等是社會文化的熱點話語,故在文學理論教材中也反映了出來。當時,國難當頭,文學理論工作者不可能超然塵外,只從事文學知識的啟蒙,而不去從事民族的救亡工作。

諸如“國民性”在當時不僅是一個社會學話語,也是一個文藝學話語。前者,如海爾巴脫的《國民性及其他問題》,日本學者芳賀的《國民性十論》等。廚川白村在《出了象牙之塔》一書中,剖析了日本國民性中所存在的種種弊病,提出了“改造國民性”的問題。他說:“對于國民性竭力加以大改造,則正是生活于新時代的人們的任務。……沒有將國民性這東西改造,我們的生活改造能成功的么?”這差不多也是當時我國學者的共識。魯迅先生認為,廚川白村不僅揭到了日本國民性的要害處,也揭到了中國國民性的要害處。所以,他翻譯了廚川白村的作品,其目的是借“從外國藥房販來的一帖瀉藥”12,治中國的國民性弊病。這也是“五四”時期的一個熱門話語。后者,日本學者本間久雄將“國民性”作為一個文藝學話語,引入其所著的《文學概論》之中。本間氏的著作于1920年引入我國后,影響很大。曹百川、趙景深、方光燾、夏炎德、薛祥綏、張長弓等人,都將“國民性”一詞建構在各自的文學理論教材中。因此,引入“國民性”一詞,不僅是社會革命的需要,也是文學理論自身建設的需要。第二個時期“一邊倒”地從蘇聯(lián)文論中引入話語和關鍵詞,也是由當時國內(nèi)的政治形勢所決定的,或者說是為了適應時代的需要。早在20年代,魯迅、馮雪峰、夏衍、成仿吾、蔣光慈和李初梨等人,就對蘇聯(lián)文論進行了翻譯和介紹,并具有相當?shù)挠绊憽Ｓ捎诋敃r國內(nèi)國際斗爭的主要任務是反帝反封建,以“個性”為中心的關鍵詞還占居主導地位,所以蘇聯(lián)文論話語還未進入教材建構。到了第二個時期,中國革命斗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作為剛剛走上國家領導地位的第一代領導人,考慮的問題就是如何鞏固政權和發(fā)展社會主義。戰(zhàn)時文化的色彩并未淡化。于是,這些以“意識形態(tài)”為核心的蘇聯(lián)文論話語,便成為中國學者唯一的選擇。于是便出現(xiàn)了由第一時期的文論話語向第二時期文論話語轉(zhuǎn)換。具體說來,就是文學的本質(zhì)話語由“思想”轉(zhuǎn)換為“意識形態(tài)”,本體話語由“感情”轉(zhuǎn)換為“形象”,思維方式話語由“想象”轉(zhuǎn)換為“形象思維”,表現(xiàn)對象話語由“人生”轉(zhuǎn)換為“社會生活”,甚至還有從“國民性”轉(zhuǎn)換為“人民性”等等。至于體系框架的轉(zhuǎn)換則更為明顯。如巴人說,他的《文學初步》(1950)“全書的綱要,大致取之于蘇聯(lián)維諾格拉多夫的《新文學教程》”13。類似的情形在當時是很普遍的。這其中實用的目的性是很明確的。

蘇聯(lián)的文學理論是以“社會意識形態(tài)”話語為主流的文學理論,或者說是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理論。它產(chǎn)生在蘇聯(lián)特殊的社會文化土壤之上。與歐美文論和日本文論相比,蘇聯(lián)文論具有鮮明的特色,形成了新的文論體系。由于我國政治制度與蘇聯(lián)有某種相似性,因而蘇聯(lián)文論成為我國這個時期文學理論關鍵詞的主要來源。與上個時期相比,這個時期的關鍵詞顯得更加豐富多樣,尤其是在本質(zhì)論(意識形態(tài))、本體論(形象和典型)和創(chuàng)作論(形象思維和創(chuàng)作方法)等方面有了實質(zhì)性發(fā)展。我國文論家也由此顯得更加成熟了。如果說上個時期是文學理論學科的啟蒙期,那么這個時期則是文學理論學科的成熟期了。但是,“”期間,由于極左思潮的泛濫,階級斗爭話語浸染了文學理論教材,造成了文學基礎理論研究和教學的荒漠狀態(tài)。這當然不能說是文學理論自身的錯誤,而是政治運動干涉文學理論后所產(chǎn)生的一種畸形現(xiàn)象。

再次,是為了滿足我國現(xiàn)代文論建設自身的需要。前兩個時期的西方文論話語的引進,雖有適應時代需要的實用目的,但也不能忽視它在文論建設方面的意義。特別是第三個時期的到來,由于黨的工作重心的轉(zhuǎn)移和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文論界真正獲得了寬松和自由,開創(chuàng)了理論建設“百花齊放”的新局面。我們在對外來文論話語的態(tài)度上,雖然淡化了政治意識和實用意識,卻并沒有淡化“需要”意識。這時期引入的眾多文論話語和關鍵詞,雖不再是為了滿足政治的需要,但卻是為了滿足新時期文論建設自身的需要。它基本上是通過三條途徑來實現(xiàn)這一目標的,一是恢復和重提過去不占主流的或被扼殺的文論話語,諸如“文學是人學”、“寫真實”、“共同人性”、“形象思維”等;二是營造新的話語,諸如方法論的洗禮,性格組合論的提出,主體論的討論,審美意識形態(tài)論的強調(diào)和文藝心理研究的掘進等;三是對西方現(xiàn)代文論和后現(xiàn)代文論話語的接納,諸如“符號”、“本文”、“期待視野”、“召喚結構”、“解構”、“顛覆”和“權力”等。

總之,我國現(xiàn)代文論話語的“西化”,是在適應我國現(xiàn)代社會需要和文論建設自身需要的前提下,由我國學人主動選擇的結果。這里不存在被動接受,也不存在“文化侵略”。正如尼采所說:“求古源盡者,將求新源。”14當傳統(tǒng)文論的話語資源不能夠滿足文學理論發(fā)展的需要時,從國外引進新的文論話語是勢所必然的歷史選擇。所以,應該看到,“西化”在我國文論話語現(xiàn)代化過程中是立下了汗馬功勞的。目前,人們對此多持貶否之詞,是不正確的。試想想,如果沒有“西化”,很可能我們還在傳統(tǒng)文論的十字路口上徘徊著,中國現(xiàn)代文論的出現(xiàn)將不知要推遲多少年。

三

說到這里,我們還要結合本文論題,對“失語癥”一說談點看法。

文學理論教材中的關鍵詞是文學觀念的載體,理論的含載量頗高,具有較強的理論建構力。這些關鍵詞既是我們觀照文學風景的窗口,又是反映一個時代文學觀念演化的晴雨表。所以,文學界的風云變幻最先都會從關鍵詞中反映出來。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新潮之進中國,往往只有幾個名詞。”15也就是說,我國現(xiàn)代文論中的新話語和關鍵詞,大都是伴隨著文學新潮而引入的。這種情形在過去的百年中,主要有三次:一次是20世紀初,一次是50年代,一次是80至90年代。那么,一個世紀以來,我們從外國文論中引進的新話語和關鍵詞有多少呢?我依據(jù)最新出版的《世界文學術語大辭典》附錄I.《外來術語英漢對照表》16作一統(tǒng)計,共引進文學術語2018個,其中文論術語有533個,常用文論關鍵詞有126個。此表中文論關鍵詞的內(nèi)容和數(shù)量與本文所論及的關鍵詞大致相符,基本上反映了我國百年來引進外國文論話語的實際情形。

這些文論關鍵詞的引進,是通過“翻譯”實現(xiàn)的,也就是將外文關鍵詞譯成中文關鍵詞。“翻譯”實際上是一種對話,是兩種語言之間的溝通、交換和對等的雙邊對話活動。我國學者歷來對此態(tài)度是很嚴謹?shù)摹?903年,《奏定譯學館章程》中規(guī)定:“專科學術名詞,非精其學者不能翻譯。”17再說,一個文論關鍵詞的最后譯定,往往不是憑藉一人之力,而是經(jīng)過學界同仁長期商榷、磨合乃至約定俗成的。

比如英文術語“inspiration”在上個世紀20年代傳入我國時,開始音譯為“煙士披里純”。當時一些趕時髦的文人,一談文藝創(chuàng)作,就要大講特講“煙士披里純”。后來,人們才感覺到此種譯法非但不雅,而且令人費解。于是,才譯定為“靈感”。朱荻先生說:“單從術語翻譯的角度來看,把‘煙士披里純’從音譯翻成‘靈感’,是譯得極好的。靈感的靈,繁體字靈,從巫。《說文》:‘巫以玉事神’曰靈。照許慎的解釋:‘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袖舞形。’所以,靈感這個詞的翻譯,可謂與柏拉圖時代的含義相近,一是有通神的意思,二是與巫有關。”18

又如英文術語“romanticism”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傳入我國時,最初有兩種譯法。一種是梁啟超和王國維從日語中轉(zhuǎn)譯為“理想”,與“寫實”相對應。又有人譯作“理想主義”。這基本上是采用了意譯法。另一種是魯迅于1908年在《摩羅詩力說》一文中,采用梵文之意,音譯為“摩羅派”或“羅曼派”。又有人譯作“羅曼主義”。這基本上是采用了音譯法。當時,兩種譯法難分高下,故并行于文壇之上。直到1930年,才譯定為“浪漫主義”。

由此可見,作為對話的翻譯,就不僅只有外語在場,而且漢語也在場,是外語與漢語之間對等地溝通和交換。兩種語言的對話是否成功和有效,關鍵要看“翻譯”的水平。一般來說,翻譯者不僅要精通兩種語言,還要精通兩種語言的文學和文化;不僅要“專其學”,而且要“精其學”。所以,翻譯者要完成一次對話,便要使出渾身的解數(shù),調(diào)動母語方的語言、文學和文化的廣博知識積累。翻譯者代表母語方參與對話,并用漢語的表達方式將對話的成果固定下來。諸如上文所說的“靈感”、“浪漫主義”等就是如此。

為了進一步論證這種對話的有效性,我們組織了下面的一場對話。這場對話是用圖表形式進行的。對話的一方是陳慧、黃宏煦主編的《世界文學術語大辭典•外來術語》,另一方是彭會資主編的《中國文論大辭典》(百花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和《辭源》(合訂本)。

序號《世界文學術語大辭典•外來術語(英)》《中國文論大辭典》《辭源》

lLiterature(文學)文學文學

2Imagery(意象)意象意象

3Imagination(想象)想象想象

4Style(風格)風格風格

5Structure(結構)結構結構

6Form(體裁)(體裁)體裁

7Empathy(移情)移情移情

8Taste(趣味)趣味趣味

9Satire(諷刺)(諷刺)諷刺

10Plot(情節(jié))(情節(jié))情節(jié)

11Feigning(虛構)(虛構)虛構

12Tone(格調(diào))(格調(diào))格調(diào)

13Euphemism(委婉)(委婉)委婉

14Grotesque(怪誕)(怪誕)怪誕

15Humours(幽默)(幽默)幽默

上表縱列II括號中的文字是譯名;縱列Ⅲ括號中的文字是該辭典雖未收入,但在中國文論里又存在的話語。

其實,在中文與西文(主要是英文)的對話中,存在著三種情形。一是在中國語言和文論中有現(xiàn)成的詞語來作為譯名,如上表所列出的15個譯名。其中大多數(shù)譯名語義與西文相近,也有不盡相同的,如“幽默”,它的本義是“靜寂無聲”。這部分譯名最容易給讀者造成錯覺,以為在中國語言和文論中存在著與西文完全一樣的術語。有人甚至將譯名與西文等同起來,并認為譯名就是西文,西文就是譯名。這樣就忽視和遮蔽了西文的存在。正確的說法是:譯名與西文在語義層面上是大致相近的,但在語言層面上又絕不相同,即西文是西文,譯名是譯名。如在英文中只有“imagery”而無“意象”,“意象”只是它的中文譯名。二是在中國語言和文論中沒有現(xiàn)成的詞語來作為譯名,只有另造新詞來譯它。如“靈感”、“語境”、“解構”、“通感”、“召喚結構”、“期待視野”等。三是模擬西文的音譯,如“沙龍”、“羅曼”、“煙士披里純”、“洛可可式”等。

總之,在以上三種情形中,除了音譯是有特殊的需要之外,應該說譯者們調(diào)動了渾身解數(shù),站在中國語言和文化的立場上,使用漢語的方式來參與對話。這場對話,漢語不僅始終在場,而且發(fā)揮著積極的作用。所以,盡管我們在西方文論中引進了大量的話語,但這些話語大都“中國化”了,變成了中國文論的血肉。這是“得語”而不是“失語”,事實上我們并沒有失去什么。

那么,什么是“失語癥”呢?時下議論較多。按我們的理解,所謂“失語”’就是喪失了說話的權力。它是指我們沒有能夠創(chuàng)造出代表中國文學和文化傳統(tǒng)(或曰特色)的新話語,去參與世界文論的對話。在這層意思上說“失語”,說“缺席”,都是對的。但是,這與我們引進西方文論話語似乎沒有多大關系。也就是說,“得語”之因,并不一定會結出“失語”之果。因此,我們認為,西方文論話語的引進者和使用者,都不需要為“失語癥”負責。我國從東漢以來曾大量譯介佛經(jīng),佛學話語已浸透到中國文化話語的方方面面。但是,我們并沒有因此而“失語”,倒是帶來了漢語的極大繁榮。所以,“失語癥”不應該記在引進西方文論話語的帳上。任何時候,我們都要以更遠大的目光,更開放的胸懷,更理直氣壯地去接納世界各國文論的優(yōu)秀話語,并以此作為養(yǎng)料,去創(chuàng)造中國文論的輝煌!

①⑧⑨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37、38頁。

②17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中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646、729、638頁。

③曠新年:《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第二部下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8頁。

④傅瑩:《中國現(xiàn)代文學基本理論的發(fā)軔及檢討》,《文藝報》2001年4月3日第3版。

⑤引自張宏梁《科技詞語:飛入當代文壇的彩蝶》,載《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2期。

⑥對于“本文”和“文本”,國內(nèi)學者一般不加區(qū)分,常常混用。在西方文論界也有這種情況。但是,索緒爾認為,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本文”就是所指(事實、存在),而“文本”只是能指(語言、符號)。如果按這樣理解,文學作品就只能是“文本”,而不是“本文了。

⑦⑩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下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956頁、951-952頁。

11容閎:《西學東漸記》,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頁。

12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征》(魯迅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260頁。

13毛其慶、譚志圖匯輯《文藝理論教材史料匯編》(內(nèi)部刊印,1981),第23頁。

14引自魯迅:《摩羅詩力說》。

15《魯迅論文學與藝術》,山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0頁。

16陳慧、黃宏煦主編:《世界文學術語大辭典》,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87—806頁。

18朱荻:《靈感概念的歷史演變及其他》,載《美學》197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