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地區范文10篇

一、引言

文化是廣大貧困地區群眾的精神食糧，在實現全面脫貧中起著重要的作用。2017年全國連片特困區農村居民人均文化教育娛樂消費僅883元，相當于全國農村居民的四分之三，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而連片特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有9264元[1]，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有待從供給側發力。從2015年底中央提出“供給側改革”，迅速引起我國經濟領域的高度重視。在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供給側”改革的理念也逐步受到關注，并被學者們廣泛運用。“十三五”規劃強調在未來發展中要克服供需失衡等一系列問題，而文化發展的供需平衡是重要內容。學者們的研究聚焦于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側改革的意義、存在的問題（歐小蓉[2]）、內涵（陳莎[3]）、基于需求現狀調研與居民文化狀況及地方實踐探索總結的供給側改革策略（陳艷[4]、張忠[5]、黃君錄[6]）、基層文化隊伍建設（彭雷霆[7]）、“互聯網+”視域下的文化供給側改革的動力機制設計（陳波[8]）、實踐探索（姜雯昱[9]）等方面。王為理等梳理公共文化產品有效供給不能滿足農民工群體的原因，基于公益電影放映項目和繼續教育項目兩類項目進行分析，進而提出創新新媒體服務平臺等改革對策[10]。陳建提出自治與他治形成合力、整體性政府合作伙伴關系、線下與線上互補優化等革新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策略[11]。汪開利在總結當前安徽公共文化服務現狀的基礎上，設計多元供給配置、精準對接需求、實施科技引領等創新安徽公共文化服務模式的發展路徑[12]。特別是《“十三五”時期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規劃綱要》強調“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的實現，貧困地區的任務是最艱巨、最繁重的”[13]。本文研究中部地區安徽省貧困地區的公共文化服務供給運行機制，試圖探索減少區域公共文化服務提供中與需求不相適應、不相匹配的內容，為促進供需協調與匹配，促進文化資源公平共享提出建議。

二、安徽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現狀

截至2017年底，安徽省共有20個國家級扶貧重點縣、12個集中連片特困縣和9個深度貧困縣，安徽貧困人口為679.1萬，排名前三位的致貧原因依次是因病、因殘和缺勞動力[14]，2018年9月—11月，選取利辛縣望疃鎮辛溝村、臨泉縣高塘鄉賈王村、金寨縣天堂寨鎮泗河村、望江縣雷池鄉三河村四個村的村干部、村民進行個別訪談，發現貧困居民的文化需求更傾向于群眾自組織類的活動或去休閑健身器材鍛煉，而對閱讀或鄉鎮文化站等政府組織的活動參與較少。截至2016年底，安徽皖江城市帶鄉鎮公共文化設施的普及率看，絕大多數鄉鎮都有圖書館和文化站，只有安慶市沒有達到全覆蓋；而劇場和影劇院的普及率則較低，最高的為馬鞍山，達到28.57%，但與發達城市上海市68.9%的占比仍有很大差距；鄉鎮公園及休閑健身場所的普及率也達到80%以上，最高的仍然是馬鞍山，這與馬鞍山積極探索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側改革有密切關系，但與無錫市、寧波市、舟山市100%的全覆蓋還有一定差距。在公共圖書館供給方面，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上等圖書館中，其中一等和二等圖書館安徽省累計達到64個，國貧縣和集中連片特困縣中分別有6個和1個圖書館未達到三等圖書館評定標準，9個深度貧困縣中，一、二等圖書館累計達到5個，而霍邱縣和蕭縣圖書館尚未達到三等圖書館標準[15]。在文化館供給方面，近年來安徽貧困地區增加了人、財、物的供給，以9個深度貧困縣為例，2018年度文化館活動和訓練的次數并不弱于懷寧、樅陽、五河、固鎮、東至等非貧困縣，其中臨泉縣為1533次，利辛縣也超過100次；用于文化館活動舉辦等各項支出也均超過100萬元，最少的太湖縣年度支出109.3萬元。從站均組織文藝活動的次數來看，除了阜南縣略低于5個非貧困縣外，其余8個深度貧困縣均超過5個非貧困縣，最高的臨泉縣接近50次/個，約為5個非貧困縣平均值的5倍，站均舉辦訓練班班次9個深度貧困縣中也有5個高于非貧困縣的最高值12次/個。

三、安徽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存在的問題

（一）供給總量逐年增長，供給質量和效率偏低。隨著中央和地方財政對貧困地區政策傾斜力度的加大，人才、資金、公共文化設施和文化活動的供給數量逐年增長。表現在如人力供給上，從2013年起，實施貧困地區文化人才支持計劃，以2018年安徽省文化人才選派指標計劃為例，國貧縣、省貧縣和其他各市縣分別按10人、5人和3人選派[16]；在財力供給上，2018年安徽省地方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專項資金中，位居前五位依次是歙縣、壽縣、金寨縣、臨泉縣、霍邱縣，五個縣中有四個都是國貧縣。但貧困地區文化資源配置仍不合理，供給質量和供給效率不高，在公共文化服務設施方面，安徽省41被評定為一級的圖書館中，位于集中連片特困區的只有潁上縣、金寨縣、太湖縣和岳西縣4個圖書館，而深度貧困縣只有金寨和太湖圖書館為一級[15]。在服務產出上，以安慶市貧困縣太湖和非貧困縣桐城相比較，2018年公共圖書館的人均藏書量分別為0.302和0.205冊/人，但總流通人次卻分別為221.23千人次和317.86千人次。在走訪的利辛縣望疃鎮辛溝村、臨泉縣高塘鄉賈王村、金寨縣天堂寨鎮泗河村、望江縣雷池鄉三河村等多個農村書屋，都存在書籍利用率低的普遍現象，且不少鄉鎮綜合文化站存在硬件設施陳舊老化，軟件設施更顯不足的現象。（二）供給與需求有所脫節，供需失衡。文化扶貧的支持力度在不斷增強，投入到公共文化設施、群眾文化活動組織和舉辦的財政專項資金不斷增加，扶持政策不斷推出跟進，但是群眾文化自組織建設困難，居民受歡迎的文化活動較少，參與率不高，難以滿足貧困地區群眾對公共文化的多樣化、差異化、多元化需求。以國家新聞出版署制定的農家書屋《推薦目錄》為例，安徽省2015年《選用目錄》不足《推薦目錄》的9%[17]。由于自上而下的供給方式，群眾表達不暢通，送文化多，種文化少，致使供給沒有對接居民文化需求，貼近貧困地區百姓生活的文藝作品不多，以潛山縣2018年164場送戲進萬村演出為例，通過對潛山縣黃柏鎮、五廟鄉、梅城鎮3各鄉鎮9個行政村村民的個別訪談，雖然這些活動也送去了歡聲笑語，但群眾更喜歡文化自組織開展的活動。在公共文化設施建設上，大量農民文化樂園、文體活動設施、場所的復制式建設，供給內容趨同性，供給方式單一化，存在基層文化設施閑置、文體活動無人參與等無效供給的現象。公共文化的財政投入與產出不成正比，不少文化惠民項目沒有收到良好的效果，公共文化空間布局不合理，文化資源配送網絡建設不完善。（三）供給體系不健全，缺乏文化人才。通過課題組抽樣調查，對安徽省貧困地區的靈璧縣黃灣鎮、碭山縣朱樓鎮、阜南縣王堰鎮、宿松縣許嶺鎮等4個綜合文化站的調研，并對管理人員和個別村民進行訪談，調研中還發現公共文化服務“散、亂、差、少”的問題仍很突出，創新模式較少，文化資源共享建設與非貧困縣相比，有較大差距。在文化管理、服務人才方面，基層綜合文化站、農民文化樂園等工作人員責任心不夠強，不能積極主動地開展各項工作。在文化專業人才方面，雖然實施了文體人才工程等各項政策，但對于貧困地區依然缺乏優秀的文化專業人才，難以吸引文化能人留在本地，業余群眾文體隊伍也不夠壯大，部分優秀的民間文化和特色技藝面臨無人繼承的困境。在實踐中，絕大部分貧困地區在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側改革中，并沒有采用有效的績效評價機制來考核和量化貧困地區的這項工作。在調研中，筆者發現不少貧困地區的文化發展并沒有與經濟、社會、環境、生態等各項發展相融合，更沒有將文化發展置于整個地區發展的大背景中，因此，以文化人、以美育人的功能并沒有充分發揮出來，文化反哺經濟的作用也沒有更好的體現。

摘要：當前西部貧困地區在村民自治過程中，鄉鎮行政的過度干預與村民自治功能萎縮現象十分嚴重，造成了鄉鎮行政權與村民自治權關系失衡。要改善這一關系，一是要依法改善鄉鎮治理體制和方式，界定村務與政務，增設派出機構，為村民自治提供廣闊的空間，二是要落實村民自治各個環節，構建科學合理的村民自治結構，平衡和規范自治權力內部關系，努力提高村民自治能力。

2O世紀8O年代以來，我國農村基層管理體制和治理方式發生了深刻變化，兩種力量及其制度模式構成我國農村社會“鄉政村治”的格局。一是自上而下的國家權力，具體表現為黨的政治領導下的鄉鎮政府行政管理權；二是存在于農村社會的村民自治權，村民通過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村民委員會對自己進行管理，按照民主的原則實行選舉、決策、管理和監督。我國西部貧困地區由于經濟、歷史和自然條件的原因，在推行村民自治過程中兩者產生了諸多矛盾，鄉鎮行政權與村民自治權的沖突成為最為突出問題之一，而當前西部貧困農村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交通落后、土地分散、粗放經營效率低、公共衛生建設嚴重滯后、公共水利工程年久失修等現狀，急需充分發揮村民自治背景下村民的民主創造性和主動性，并且需要國家負責任的引導和幫助，絕不能將國家應承擔的責任和費用變相轉嫁于農民或壓制村民自治運行。所以正確協調兩者之間的關系十分必要和重要。

一、貧困地區鄉鎮行政權與村民自治權關系現狀分析

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4條規定：“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對村民委員會的工作給予指導、支持和幫助，但是不得干預依法屬于村民自治范圍內的事項。村民委員會協助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開展工作”。此規定明確界定了鄉鎮政府與村民委員會的關系，實質上是村民自治權與鄉鎮行政權關系在法律上的定位，他們應是“指導與被指導，協助與被協助關系”。但對西部貧困地區村民自治現狀而言，現實中的鄉鎮行政權與村民自治權關系常常與法律法規存在著種種偏離，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鄉鎮政府對村民自治組織的頻繁干預與過度控制，將村民委員會當作鄉鎮政府的下屬機構進行行政領導，布置各項任務并下達行政指令，從而轉嫁鄉鎮行政權應承擔的責任和費用于村民自治組織和村民，造成國家行政權與村民自治權的空擋與錯位。一般表現為以下四種方式：

第一，鄉鎮行政對村民自治組織的人事控制。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民委員會成員由村民民主選舉產生，對村民會議負責，鄉鎮政府無權任免，但實際操作中鄉鎮政府通過在村干部中培植自己的人實行對村的間接控制。例如在選舉中對村民委員會成員資格進行限制，使他們認為“聽話的”、“有能力”的人當選。將村民自治組織的“當家人”轉變成鄉鎮政府的“人”，造成村民自治組織角色錯位。雖然便利了鄉鎮政府對村的管制和所屬行政責任的完成，但往往造成村民心目中精英人物落選，壓制了村民民主權利實現的構想與向往，實質上是對村民自治權的一種剝奪。

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和社會的持續進步，作為素質教育重要方面的美術教育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教育部先后頒布了《學校藝術教育工作規程》、《基礎教育改革綱要(試行)》、《全日制義務教育美術課程標準(實驗稿)》和《普通高中美術課程標準》，并于*年5月頒布了《全國學校藝術教育發展規劃(*—2010年)》，明確以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為目標，深化課程改革為核心，加強教師隊伍建設為關鍵。以普及和發展農村學校藝術教育為重點，大力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藝術，積極學習世界的優秀文化藝術。堅持積極進取，因地制宜，真抓實干，切實提高工作質量和管理水平，使我國學校藝術教育再上新臺階的指導思想。提出至*年，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城市學校藝術課程開課率達到100％，農村學校達到90％，處境不利地區的學校達70％；至2010年，農村學校開課率達到100％，處境不利地區的學校達到80％，高中階段所有學校按規定開設藝術課程。

近幾年來，各級各類學校在美術教育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改革與探索，尤其在經濟較發達的城市和城鎮學校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積累了很多寶貴的經驗。但我們在欣喜之余，也應清醒地看到，在我國經濟相對落后的廣大農村中小學校，藝術教育正面臨著諸多現實困境，開展得還相當薄弱，離《全國學校藝術教育規劃(*—2010年)}中提出的具體目標還相距甚遠。可以說，沒有占全國受教育人口80％的大多數農村學校藝術教育的繁榮，我們就無法實現既定的藝術教育目標，提高整個國民藝術素質更無從談起。因此，筆者對農村貧困地區學校美術教育問題進行了一些思考，以期引起大家都來關注農村美術教育，并把農村美術教育落到實處。

一、目前貧困地區學校美術教育的困境

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國農村經濟有了很大發展，但由于歷史、政治和地理等諸方面的原因，中西部廣大農村，尤其是一些老、少、邊、窮地區的經濟發展遠遠落后于東部及沿海經濟發達地區，這種嚴峻的現實狀況導致了這些地區學校的美術教育面臨著重重困境。

貧困地區學校美術教育面臨的最大困境就是美術教師的匱乏。就筆者所在地區的調查，目前近60％的農村中小學沒有專職美術教師，很多學校讓其他學科的老師兼任，使美術課流于形式。整體美術開課率尚達不到40％。同時，我們卻又看到另一種現象，隨著高等教育的發展，近幾年從高師美術教育專業和其他美術院校畢業的本專科大學生寧愿漂在經濟較發達的城市里打工，也不愿意到農村中小學從事美術教育工作，造成大量的人才閑置與浪費。這固然有大學生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最主要的還是經濟原因。這些大學生幾年專業學習下來，往往花費了近三四萬元的家庭收入，他們希望盡早實現自己的價值，為家庭分憂，而目前，貧困地區學校的教師待遇還是不能吸引他們安心工作的。這種狀況延續的時間越長，就會造成惡性循環，農村中小學的美術教師就會越匱乏。而且隨著社會信息交流和開放程度的增加，農村中小學現有的師資也在流失，鄉鎮的老師向縣城學校流動，縣城的美術教師向經濟發達的城市公立或私立學校流動。這無疑對農村的藝術教育是釜底抽薪。過去在計劃經濟時代，農村學校和大城市學校的差距沒那么大，現在差距越來越大的情況已不是個別現象。

現有師資水準較為落后是農村美術教育面臨的又一困境。農村學校現有的美術教師一部分為非專業兼職教師，另一部分多為20世紀90年代以前畢業的中師畢業生或專科畢業生。筆者在調查中發現，許多農村學校美術教育還是讓學生長期去畫石膏幾何形體或者簡筆畫，忽視鮮活的現實生活和變化了的社會現實，更沒有考慮學生的情感、興趣和需要，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相脫離，自然也不可能取得好的教學效果。當然，美術師資水準的落后與教育機構、學校對教學設備的投入、教師繼續教育情況也有很大關系。目前，80％的農村中小學沒有專門的美術教室或美術活動場所。

隨著“十三五”時期文化扶貧戰略的深入推進，我國在100多個貧困地區建立了卓有成效的公共文化服務試點工程，公共文化服務在脫貧、教育的實踐中可謂碩果累累。以來，黨和政府對于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力度顯著加強。公共圖書館有必要發揮其文化服務的媒介功能，從精神到實踐層面不斷地推動貧困地區文化建設前行，真正將積極的精神和正面的文化傳播到每一個人，從而提高貧困地區人口的人文質素養，通過不斷提高圖書館文化治理功效，為貧困地區的發展提供智力支持[1]。

1公共文化服務的功能及其價值

公共文化服務能夠在潛移默化中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發展。在提升文化自信的新時代背景下，我國公共文化服務效能會進一步強化，不但能夠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更能夠在文化治理上全面地提高國民素質，改善社會文化環境，從而傳播正能量和新知識，在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同時，對精神文明、科教事業和社會發展也有著重要的意義[2]。1.1精神的梳理與感知認同。圖書館公共文化服務作為知識、信息等內容的源頭，其文化宣導作用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增強，其能夠為民眾提供精神認知和情感感知，這種文化治理的作用隨著時間的延續而持續強化。隨著計算機信息技術的發展，傳統的文化服務基于“信息流”模式的變化而逐漸轉向多元化發展，這就要求圖書館公共文化服務建立新的發展平臺，拓寬文化服務的覆蓋面，從精準服務層面圍繞“精神文明”來進行創新和革新，真正鎖定文化服務的用戶，并精準匹配內容，在教育、科研、醫療、扶貧、商業等多領域創造更多的服務價值，將社會意識形態匹配社會的主流文化，同時提高服務認知，在潛移默化中提高公共文化服務的整體效度[3]。1.2文化的治理與提升實現。公共文化服務基于圖書館的信息供給模式能夠不斷地進行延展，從簡單的信息交互到當今的文化治理是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基本層面。因此，公共文化服務的發展是隨著圖書館、信息技術和用戶使用共同成長下的“生態圈”，其中包含了信息交互、知識傳播、科研教育和民眾教化等多方面內容，而公共文化服務是社會文化治理的根本。首先，公共文化服務能夠起到教化民眾的作用，從教育角度出發來構建正面的社會意識形態，提高民眾的綜合素質，在社會組成的各個節點中有著規范行為、優化溝通的作用。其次，文化治理能夠去蕪存菁，摒棄社會上的不良風氣，保證國家、社會的意識形態充滿“正能量”。同時，圖書館公共文化服務能夠傳承和發展我國五千年的優秀文化，是中華民族復興的重要基礎。最后，圖書館是文化治理的源頭。圖書館的多功能信息供給模式，能夠進一步傳播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自上而下形成一種向心力和凝聚力，大力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發展。1.3公共文化服務的價值。公共文化服務是國家文化發展的基礎保障，圖書館公共文化服務對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有著積極的影響，在弘揚“團結”“誠信”“友善”“奉獻”等正能量傳播的層面，在教育和教化層面，能夠幫助人們感知社會發展所需要的精神力量，推動社會意識形態緊緊地圍繞在主流文化發展思路之上，能夠幫助人們認清事物的對與錯、真與假、善與惡、因與果，這種持續不斷的精神宣導和教育教化，可以為社會的文明建設源源不斷地提供支撐力量[4]。

2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現狀調查

2017年，全國仍有超過3000萬的貧困人口，其中貧困人口規模在300萬人以上的省份有6個，而教育水平不高和信息流通不暢直接阻滯我國脫貧的步伐，盡管每年平均減少貧困人口近1100萬人，但是扶貧工作越往后難度越大[5]。因此，為了從根源上推動脫貧工作的落實，避免脫貧后再度返貧的出現，有必要深入貧困地區了解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現狀，分析其根源并有針對性地提出對策和建議，在政策的大力推動下，切實改善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為我國新時代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貢獻力量。2.1蕉江村概況。全州縣蕉江村是蕉江瑤族鄉最偏遠的貧困村，位于大山深處。村委距鄉政府20公里，轄24個自然村，27個村民小組，共有人口2189人。全村有旱地1300多畝，水田780多畝，林地9萬多畝。農作物以水稻、紅薯、玉米為主，林業則以杉木為主。蕉江村基礎差，底子薄，村民居住稀散，交通十分不便；經濟、文化發展均滯后，村集體經濟薄弱單一，發展缺乏可持續性。2.2蕉江村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現狀。全州縣蕉江村貧困人口占比較高，當地的文化軟、硬件設施匱乏，全村公共文化服務滯后。筆者為深入了解當地公共文化服務現狀，設計制作了調查問卷。問卷內容涉及當地人口文化特征、文化意識、接觸文化服務的途徑、文化服務訴求等方面。據對100份問卷的統計發現，蕉江村公共文化服務存在以下問題。2.2.1居民文化程度較低。據對100份問卷的統計，中學以下學歷者占據93%，見表1。多數人對于讀書的重視程度不夠，認為讀書不如種地，獲得新知識的愿望不強。2.2.2對文化的認知程度不高。如表2所示，全州縣蕉江村村民對于文化的認知程度不高，認為有文化也沒用者居多，對于知識的理解程度也不深。2.2.3接觸文化的途徑較少。如表3所示，當地人接觸文化的途徑較少，而去過圖書館的人僅占調查總數的7%，區域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比較貧乏，公共文化接觸率較低。2.2.4文化意識比較淡薄。如表4所示，接受調查的100人中，主動表示愿意接受公共文化服務的人數為15人，絕大多數民眾沒有接受公共文化服務的意識。總體來看，全州縣蕉江村當地的公共文化服務狀況堪憂，主要限于當地社會文化發展水平不高，有很大一部分人還處于貧困水平線以下，村民的整體文化意識不強，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不夠健全，圖書館也難以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2.3蕉江村公共文化服務缺失的原因。全州縣蕉江村公共文化服務的缺失有很多原因：首先，當地的貧困人口較多，群眾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在這樣的環境下圖書館難以建立導向性的目標，難以有針對性地結合社會文化的主體延伸服務；其次，在公共文化服務過程中，受人力、物力等因素的制約，不能深入地針對個人進行文化宣傳，在嚴峻的生存環境下更難以進行正確的價值觀引導；最后，當地圖書館并沒有利用農村書屋、文化下鄉、技術覆蓋等方式來提高公共文化服務的影響力，在執行力、服務力缺失的情況下導致了圖書館文化治理的功能逐漸弱化[6]。總體來看，全州縣蕉江村是個例，但也代表了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供給不足的境況。作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中堅力量的公共圖書館有責任、有必要立足實際，以點帶面分析情況，進而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決方案，從根源上提高貧困地區民眾的文化素質，為打好打贏脫貧攻堅戰貢獻力量。

3改善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狀況的建議

一、樣本地區的基本情況

蘭考縣位于河南省東部，地處豫東平原，總面積1116平方公里，下轄6鎮、10鄉、1個工業區，總人口83．68萬，是國家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2013年全縣實現生產總值192．85億元。嵩縣位于河南省洛陽市西南部，因處于嵩山山脈而得名，總面積3009平方公里，下轄9鎮、7鄉、321個行政村，總人口59．34萬。2013年全年實現生產總值146．75億元。固始縣位于河南省東南隅，總面積2946平方公里，下轄3個街道、30個鄉(鎮)、630個行政村(社區)，總人口173．41萬，為河南省第一人口大縣。2013年全縣實現生產總值236．22億元。

二、樣本地區在公共文化建設方面業已取得的成果與經驗

1．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實現了跨越式發展

近年來，在中央、省、市各級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財政扶持下，貧困地區黨委、政府提高對文化工作的重視，加大資金投入，加大公共文化設施建設力度，努力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初步形成了以縣文化館、縣圖書館“兩館”為龍頭，以鄉鎮綜合文化站為樞紐，以村文化大院(活動室)為陣地的三級基層公共文化服務網絡。蘭考縣積極引進社會各界力量，加大公共文化設施建設。投資8000萬元建設的三館兩場(蘭寶圖書館、文化館、體育館，體育場、文化廣場)目前正在緊張進行之中。其中由深圳寶安市捐資500萬元、總投資895萬元建設的蘭寶圖書館已經建成，投入使用。天津圖書館、天津少兒圖書館援建的蘭考分館也已在焦裕祿紀念館開館。嵩縣積極爭取中央、省、市支持資金，協調縣配套資金，建成集文化館、圖書館于一體的綜合性文化活動中心，圖書館為國家二級館。固始縣積極爭取上級補助資金，完善文化館、圖書館、博物館三館設施，圖書館為國家二級館、文化館為國家三級館，提升了服務功能和服務水平。三縣都加大對鄉鎮、村級文化設施的建設力度。其中蘭考縣建成鄉鎮綜合文化站16個，農家書屋340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縣級支中心1個，458個基層服務點，實現“村村通”，初步實現了基層文化設施的全覆蓋。嵩縣、固始縣的基層公共文化服務網店覆蓋率也大大提高。

2．群眾文化活動日益豐富

本項目調查的104戶貧困家庭,分布在貴州省麻江、三穗、思南和江口4個縣的少數民族聚居地。麻江縣和三穗縣地處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其中麻江縣的少數民族占總人口比例約80%,三穗縣的少數民族占總人口比例約75%,我們選擇了這兩個縣的臺烈鎮、下司鎮、龍山鄉和杏山鎮為調查點。思南縣的少數民族以土家族、苗族、仡佬族、蒙古族為主,少數民族占總人口比例約47%,我們調查了寬坪土家族苗族鄉和項壩苗族土家族鄉。江口縣的少數民族以侗族、土家族、苗族等15個民族,少數民族占總人口比例約54%,我們選取了太平土家族苗族鄉和民和侗族土家族苗族鄉為調查點。目前,這4個縣均屬于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簡稱國定貧困縣),區內經濟發展非常落后,基礎設施建設非常不足,居民人均收入太低,農村社會保障水平較低,嚴重制約了區域內巨大資源潛力的發揮和民生狀況的改善,不利于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因此,本項目的研究旨在探索如何完善民族地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簡稱新農合)以促進少數民族地區民生狀況的不斷改善。

一、研究背景

(一)當前民族貧困地區民生狀況的基本特點。

1.民族貧困地區的自然災害較多,但危害性不大,政府救濟效果較好。民族貧困地區基本地處生態環境脆弱的西部地區,從調查點來看,常見災害按嚴重性和頻發性排序,分別為病蟲害>旱災>洪澇災害>霜凍災>泥石流①。從救濟效果來看,約48%的農戶認為政府救濟及時,較少損失;29%的農戶認為只是受災后就發點救助金,沒別的措施;16%的農戶認為預防措施不夠,往往都是補救措施。

2.民族貧困地區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不足,廣播電視、通訊、飲用水條件較好,道路、衛生、土地和農田水利條件較差。(1)對于道路條件,有汽車能常年通行的正式公路,但大多是汽車能通行的土路。(2)對于衛生條件,67%的農戶認為本村無公共廁所,無統一垃圾堆放場所,但在調查中發現,定期有垃圾車過來收農戶堆在門口的垃圾袋,且村里有簡陋的公共廁所。(3)對于廣播電視條件,61.5%的農戶認為收視效果很好,但也反映有線電視收費高。(4)對于電話通訊條件,100%的農戶認為效果很好,固定電話和移動電話在每個村都可用。(5)對于飲用水條件,57.7%的農戶對飲水工程感覺非常滿意,能夠飲用經過凈化處理的飲用水,且取水方便,但也反映水費太貴,水質一般。(6)對于土地條件,調查的4個縣人均耕地過少,均低于聯合國規定的人均0.8畝的警戒線,且67%的調查戶認為土壤質量中等。(7)對于農業灌溉條件,50%的農戶認為本村水資源充足,但灌溉設施還不能滿足生產需要。28%的農戶認為本村灌溉設施與水源均不能滿足農業生產需要。

3.民族地區的貧困面較大,鄉村集體經濟太差,少數民族農民人均收入與全國的平均水平不斷拉大。(1)民族地區貧困面較大,返貧率高。貴州省政府將年人均收入1200元以下的少數民族人口納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圍,并對其實施扶貧開發政策①,但由于農戶脫貧標準低,因病因災返貧率高,貧困面仍較大。在我們的調查中,58戶為貧困戶,占樣本量的57%,與實際情況符合。(2)調查村均無合作經濟組織,無鄉鎮企業,更無村辦企業。(3)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緩慢直接導致農民收入水平非常低。以少數民族人口占總人口80%的麻江縣為例,2009年麻江縣農民人均年純收入2658元,低于全省11.54個百分點,低于全國48.41個百分點,而且差距還在不斷拉大。

為檢驗“貧困農戶反對改革”的命題是真或者是偽，最近，我們赴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澗彝族自治縣沙樂村，對106戶貧困農戶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發現，農村改革無論從土地制度、農村教育、農村醫療等基本制度的改革上看，還是從農村道路、飲水、用電等治理方面看，都存在著有待于繼續深化改革、完善具體的改革措施的問題。但是從總體上看，貧困農戶全部從農村現有改革中獲益，因此都發自內心的擁護改革。由此可見，“貧困農戶反對改革”的命題是一個偽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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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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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席卷我國的反思改革的思潮始于2004年的“郎咸平發難”，于2005年的歲末開始升級。例如，吳敬璉就曾作出了“窮人反對岸改革”的結論；孫立平提出了“改革共識已基本破裂”的論點；新左派們更是利用互聯網掀起了持續性的反思改革高潮。2006年3月6日的全國“兩會”期間，中共中央總書記在參與上海代表團審議時發表講話強調，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之后不久，國務院總理亦公開表明：“要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前進中盡管有困難，但不能停頓，倒退沒有出路”。中央高層兩位領導人相繼對改革方向闡明態度，當時被視為對相關改革大討論的回應。但是，反思改革的思潮不但沒有降低，反而更加熱烈。其中，“窮人反思改革論”就是一個重要的論據。我們之所以選擇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澗彝族自治縣沙樂村進行了問卷調查，一是沙樂村是國家級貧困縣和國家級扶貧攻堅鄉所屬的村莊，農民群眾目前仍舊處于貧困之中；二是位于無量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邊沿；三是村內以彝族為主，是個多民族聚集的村莊；四是我們于2001——2004年在該村實施全球環境基金(GEF)/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資助的“中國云南山地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保護示范項目(YUEP)”，由于幫助設計并運行社區共管組織、社區保護與發展基金、小額信貸扶貧到戶等，受到村民的信賴，村民們愿意對我們講實話；五是該村距昆明市約7個小時的公路里程，便于其他研究者重復調查、驗證調查，以解決社會科學研究與調查難以重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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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況

在欠發達地區，硬幣普遍受到冷遇。商場里找零的時候，顧客一般會對營業員特意說一聲：“不要給我硬幣”；人們在娛樂、消費、看病付款的時候，身上沒有紙幣零錢而有硬幣零錢，支付時幾乎都要小心翼翼地問一句：“收硬幣可以嗎？”。甚至連各金融機構，在支付客戶存款本金和利息的過程中，也遇到了硬幣難以給付出去的麻煩。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幣管理條例》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貨幣是人民幣。以人民幣支付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一切公共和私人的債務，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拒收”。硬幣作為我國法定流通貨幣的一種形式，本應和其他紙幣一樣，在市場流通中發揮其作用，是什么原因使得欠發達地區把它們給冷落了呢？

二、原因探究

欠發達地區硬幣流通較難的原因主要有：

（一）硬幣本身的特點和其固有的一些缺陷使得持幣偏好不高。硬幣本身有著其特有的品質，是其他紙幣難以替代的。但硬幣也有著容易遺失、不方便較大量攜帶等缺陷，裝在身上顯得十分麻煩，并且數量不多卻占了很多地方。除非是存在一些非用其支付不可的場合，否則一般在消費者中難以得到很高的持幣偏好。

（二）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硬幣幣值設置逐步與社會需求出現距離。目前流通的硬幣中幣值設置最高是一元硬幣，從目前情況看，這個幣值設置逐步與社會需求不太適應。由于物價較以前年度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目前幾角錢的消費品或消費項目已少之又少，如果沒有超過1元幣值的硬幣，無形中就加大了對1元幣的攜帶需求，增加了麻煩。同時，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越來越愿意使用大面額的人民幣，這也是硬幣難以在市場流通。中發揮作用的原因之一。

受地理條件等多種因素影響，欠發達地區雖然自然資源比較豐富，但大多數村集體經濟都十分薄弱，造成了村級集體財務一直是農村工作中比較突出的一個熱點、難點問題，同時也是干群矛盾的焦點，直接關系著欠發達地區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和農村社會的穩定。因此，加強村級財務管理，發展村集體經濟很有必要。

一、村級財務存在的問題

（一）村級收入后勁不足，收入來源主要靠補助。

欠發達地區的大部分村級集體經濟都非常薄弱，生產性投入嚴重不足，當地資源沒有得到充分的開發利用；在每年村級總收入中，各級政府補助收入是主要來源，自身的投資收益微乎其微。

（二）村級支出結構不合理，非生產性支出較大。

從支出情況看，除財政安排的專項資金外，許多村沒有自行安排農業發展支出；非生產性支出占很大部分，并呈逐年上升態勢。非生產性開支中招待費支出比重大、且增長過快；村干部外出學習考察費支出也有增加趨勢。

摘要:對于中國大部分貧困地區而言，藝術教育的普及程度和課程質量有待提高。本文從藝術教育對學生成長的必要性著眼，通過分析貧困地區藝術教育現狀，總結出制約貧困地區藝術教育發展的內在與外在因素，并根據社會現狀結合筆者個人的實踐經驗嘗試著對該問題的解決提出“教育主管部門完善藝術教育保障機制”“設立試點組織專家進行關聯課程開發”以及“積極開展與各類高校之間的交流活動”三項建議與對策，以期貧困地區藝術教育問題與質量能夠有所緩解與提升。

關鍵詞:藝術教育;貧困地區;藝術教育的普及

1藝術教育對于學生成長的必要性

隨著當今時代的發展，藝術修養對于一個人的成長與發展越來越重要。其原因多種多樣，首先是因為社會競爭更為激烈，對于人才的要求越來越高，評價體系特征已從過去的單一化、平面化過渡到全面化和多元化，尤其對藝術素養更為看重。例如，員工招聘時，在同等條件下，雇主普遍愿意招收在藝術方面具備一定特長的員工。這主要是因為有才藝的員工對于企業文化的推進更有裨益，同時在教育全面普及下，公民的文化差距逐漸縮小，好的藝術修養更能體現出受過更為優質的教育。此外，從個人發展來看，社會競爭壓力變大使得每一個個體的生存壓力激增，而接受過良好的藝術教育無疑對改善生活質量十分有利。在現代的社會生活中，不少人通過繪畫、聽歌、看劇等方式排解內心的孤獨與陰郁，充當壓力的調節劑。以樂器演奏為例，演奏者在演奏過程中融入個人體驗。情感得到宣泄，心靈獲得安慰，壓力得以排解。同時，從學習藝術的過程本身來說，掌握一門藝術技能，是需要付出時間和精力不斷練習與提升的。尤其是在藝術學習的初期，可謂是付出與所得并不正相關，然若持之以恒、努力精進，便會逐漸發現獲得一門新技藝的喜悅。可以說，這也是一種磨練品格、提升修養的途徑。同時，越來越多的科學實踐發現，藝術教育對于個人其他技能的提高和培養是極為有利的。正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在對多國藝術教育與大腦、創造力和社交能力的關系進行試驗后得出的結論所言：“藝術教育對創新型社會的主要貢獻在于它對眾多的和重要的思維習慣的開發。最后我們總結說，不管藝術教育存不存在轉移成果，其對人類體驗的藝術價值足以讓人名正言順地存在于學校的課程表中。”

2概述中國貧困地區藝術教育現狀

在中國大多數地區，藝術教育也在不斷引起人們的重視，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底，我國藝術培訓行業的產值已達330億元的規模，并且正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迅速增長。未來五至十年，藝術教育市場將發展到上千億元的規模。”特別是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大城市，藝術培訓市場規模更是達到十數億元，被稱為“朝陽產業”。而在中國大部分貧困地區，藝術教育的普及還是面臨著很大的挑戰，盡管藝術也會作為一門課程出現在課程表上。在許多農村學校，雖把“藝術教育”算作課程計劃，但由于意識匱乏、師資短缺、條件設施較差等原因，真正保質保量地踐行藝術教育的貧困學校少之又少。而在2014年國家教育部印發的《關于推進學校藝術教育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指出農村學校欠缺初級的藝術教育，要求開足開齊藝術課，把提升農村學校藝術教育作為工作的重點。特別是在《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中指出要“堅持促進公平。讓教育改革發展成果更好地惠及最廣大人民群眾。突出精準扶貧，面向中西部地區特別是邊遠、貧困地區，加大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幫扶力度。”同時，亦提到在教育方法和過程中要“堅持改革創新。充分調動基層特別是廣大學校、師生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創新體制機制和人才培養模式”。因此，支持貧困地區藝術教育是勢在必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