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人口范文10篇

尊敬的彭委員長，各位領導、同志們、朋友們：

在黨的勝利閉幕不久、中央《決定》頒布近一周年、全國農村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會議剛剛結束之際，國家人口計生委和中國人口文化促進會聯合在河南召開全國農村人口文化工作現場研討會。這是貫徹黨的精神，進一步落實中央《決定》要求，推動農村人口計生工作開展，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實際行動。我代表國家人口計生委向大會的召開表示熱烈的祝賀！

中國人口文化促進會自年創建以來，在委員長的正確領導下，在全國各級人口文化促進會的共同努力下，做了大量開拓性的工作，促進了人口和計劃生育事業的發展。

一是以文化藝術形式宣傳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團結了一大批文藝界有社會責任感的人士，組建了一支熱心于人口文化事業的志愿者隊伍，以生動活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宣傳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增強了人口計劃生育宣傳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和滲透力。

二是創辦了中國人口文化獎。這項活動由小到大，報送作品數量越來越多，質量越來越高，在社會上的影響越來越大，迄今為止，已舉辦了十三屆中國人口文化獎評獎活動，為與廣大文藝工作者、文藝愛好者密切合作架起了橋梁，擴大了人口計生事業的社會影響。

三是推進了農村人口文化大院建設。大力支持“農村人口文化大院”這一新生事物，積極推廣農村人口文化大院建設經驗。目前，人口文化大院在全國各地蓬勃發展，已建成20多萬個，在促進群眾婚育觀念轉變，推進家庭美德建設，加強計劃生育村民自治，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1、是進小城鎮抑是進大中城市

關于我國城市化與城鎮化問題，國內外學術界都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并取得一系列階段性成果。但是，對城鎮化與城市化的關系問題，至今還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這就很難對我國農民進城的方式和條件作出正確的回答。我們認為，城鎮化不等于城市化，甚至不是城市化的主流。發展小城鎮是我國特定條件下城市化戰略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發展小城鎮是城鄉二元體制下被迫作出的選擇，而不是最佳的選擇。確立這樣的一種觀點，才能正確認識我國農民進城的方式和條件。換句話說，我國農民進城的方式和條件的特殊性，在相當程度上是和我國城鄉二元結構以及與此相聯系發展小城鎮戰略聯系在一起。在城鄉二元結構還沒有被破除的背景下，大中城市的發展從一開始就同農村問題的解決無關。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提出發展小城鎮戰略時，又總是同解決農村問題聯系在一起。我國現階段農民進城方式和條件，都是由此派生出來的。在城鄉分離或城鄉分割體制尚未消除的背景下，人們往往把大中城市和小城鎮區分為兩個不同類型的社區。與此相適應，在農民進城上，也可以劃分為進大中城市和進小城鎮這兩種方式。當城市化還沒有基本實現的情況下，必然是進大中城市和進小城鎮并重（目前兩者人口各占一半），而且在一定時期內，進小城鎮的人數還會比進大中城市的人數多得多。當城市化演變到一個相當高的程度，城鎮化就會逐漸被城市化所代替。屆時，農民進城的方式，主要表現為進入大中城市，或進入大中城市的人數遠遠超過小城鎮。

我國小城鎮的戰略地位，是源于農村工業化是在城市化嚴重滯后的背景下運行的。農業勞動力向鄉鎮企業轉移，是采取“離土不離鄉”的就地轉移方式。剩余農業勞動力就地向鄉鎮企業轉移，比起舊體制下農民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缺乏必要的勞動力流動機制，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是，這種初級形態的勞動力市場，畢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突出表現在剩余農業勞動力轉移在就業空間上的封閉性和分散性。封閉性指的是面向農村，就地轉移。分散性指的是92%的剩余勞動力轉移是分布在村落，向小城鎮集中的不及8%。應當這樣看，即小城鎮建設對帶動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還將繼續發揮一定的作用。我國目前仍然有大量分布過散、缺乏規模效益的鄉鎮企業，迫切需要改善布局和基礎設施條件。但由于企業自身和外界條件的限制，它們大多數還很難向大中城市集中，而小城鎮的進入門坎則要低得多。但是，和大中城市相比，小城鎮的集聚效益差，二、三產業發展規模小、檔次低，對投資的吸引力和對勞動力的容納能力很有限，不應對它在城市化中的作用寄予過高的期望。我國小城鎮的發展速度很快，目前總數已突破60000個，但每個城鎮平均人口（指非農業人口）只有2000人左右，作為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載體的初衷始終未能達到。大中城市可以吸收大量的鄉村勞動力和其他資源，可以創造出更高的經濟效益。為了擴大小城鎮的規模，提升小城鎮的檔次，客觀上要求小城鎮建設必須同大中城市的布局和結構調整有機結合起來，例如在與大中城市一定距離內和交通干線附近形成小城鎮群帶，可以有效利用大中城市對周圍地區的擴散和帶動效益，并減輕其膨脹壓力。事實上，目前有些小城鎮所表現出來的規模和效益，有相當部分來自鄰近大中城市發展的可能性。應當認識到，農民進入小城鎮，是在傳統的城鄉分割制度安排下的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今后我國新增就業崗位，將有很大一部分集中于第三產業，如果絕大部分人口集中于小城鎮，第三產業的發展將嚴重受阻。我國城市化已經演變到一個新的階段，即小城鎮數量擴張已經基本完成，今后發展的重點應放在提高建設質量上。還應當指出的是，我國經濟增長正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以往在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下發展起來的低技術含量的產品市場已經相對飽和，在鄉鎮企業中有相當一部分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需要進行技術改造、產品升級、資產重組和產業轉移，小城鎮是無法滿足這一結構重組要求的。大中城市不但比較容易提供鄉鎮企業進行調整所需要的資金、技術、信息、人力資源、市場條件等，而且還將為第三產業發展提供廣闊的市場。統計資料表明，我國100萬－200萬人口的城市，勞動力在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高達45%，而20萬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其比重僅占23%。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采取更加積極的城市化發展戰略，在繼續為小城鎮發展（擴大規模、提高檔次）提供必要條件的同時，把城市化政策的重心，從消極限制向積極鼓勵發展大中城市。與此相聯系，農民進城的方式將越來越由集中小城鎮轉向集中大中城市。

與農民進城方式相聯系，在大中城市勞動力市場上，還存在著事實上的二元市場，即進城農民的就業市場與城市居民的就業市場同時存在。從相對意義上，這兩類市場是相互分割，相互獨立的。由于戶籍制度、就業制度、醫療制度、教育制度、養老制度等方面的差別，轉移到城市的農民還不可能享有城市居民同等的就業權利和就業條件，還無法同城市居民一樣進入同等待遇的職業領域并獲得制度性工資。在城市二元勞動力市場上，進城農民所從事的多為城市勞動者不去競爭的崗位，并領取比城市居民相對低得多的勞動報酬，相對少得多的社會福利。這種對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的就業限制和歧視，在短時間內還難以完全消除。至于城市中的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知識密集的產業領域，農民進入的機會也很少。這種制度上的市場結構差異，目前起著緩解進城農民工對城市居民就業的沖擊力的作用。與此相聯系，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其就業性質一般是屬于非正規就業。所謂非正規就業，指的是廣泛存在于非正規部門和正規部門有別于傳統典型的就業形式。它包括非公有部門里的各種就業門類，和正規部門里的短期臨時性就業、非全日制就業、勞務派遣就業、包生產或服務項目的外部工人等。相對于傳統的國有、集體單位的正規就業，非正規就業穩定性較弱，流動性較強，加上非正規部門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嚴重滯后，要被城市居民所普遍接受，還需要經歷一個很長的適應性過程，使得這種就業崗位大都留給進城的農民。

2、制約農民進城的制度性與結構性障礙

農民進城的條件，首先取決于城市門檻的高低。要形成有利于農民進城的條件，就必須降低農民進城的門檻。1980年國務院作出“嚴格控制大城市，合理發展中小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的方針，其中的一個考慮，就是農民進入小城鎮的門檻相對比較低。從理論上說，要把一個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城鎮，大約需要三種基本投入：(1)生產資本投入，為創造一個就業崗位所需要的資本投入；(2)生活資本投入，農村勞動力及其家屬在城市安家和生活所需要的資本投入；(3)基礎設施投入，就是生產與生活所必需的水、電、路、汽等基礎設施。這三種基本投入大中小城市的差別不是很大。但是，根據我國的國情，越是中心城市，政府的補貼越高，大中城市建設的制度性成本所占比重很大，而小城鎮則近乎等于零。在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下，城市居民所享受的而農民又享受不到的社會福利（或國家財政補貼），大城市最多，中等城市次之，小城鎮最少。從這個意義上說，要創造有利于農民進城的條件，尤其是進大中城市的條件，就必須消除附著在城鄉戶籍上的各種待遇差別（包括就業制度、教育制度、醫療制度、住房制度、養老制度等），實現城鄉一體化。由此可見，為了加快我國農村城市化進程，就必須從根本上突破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城市建設是由政府負擔的，城市居民的高福利、高保障是由政府負擔的。受政府財政資金的限制，政府很難把對城鎮居民的義務擴大到農民身上。因為農民的大規模進城，意味著政府財政支出的擴大。為了緩解這種矛盾，政府所作出的反應，自然是限制農民進城，即阻礙農村人口城市化進程。為了改變這種情況，就必須因勢利導地促進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逐步實現城鎮建設市場化，使城鎮化建設從以往政府主導型轉變為市場誘導型，即不依賴于國家投資，引入市場競爭機制，誘導先富起來的農民進城務工經商，依靠農民自身力量，多渠道籌措城鎮建設資金，解決城鎮發展中的人口集聚、經濟發展和建設資金三大問題，使城鎮化步入快車道。

人口壓力與小農經濟的關系，作為一個理解明清以來資本主義化的問題，已引起國內外學界的廣泛討論，對美籍學者黃宗智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1986年版）、《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1993年版）及《中國經濟史中的悖論現象與當前規范認識的危機》（《史學理論研究》1993年第1期）等論著中提出的理論模式，國內學界評價不一。本文擬在考察近代華北農村人口消長及其流動的基礎上，就黃宗智先生的理論提出拙見，不妥之處，尚祈指正。

從區域地理的角度而言，本文所指的華北地區指通常所說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大體以長城為北界，秦嶺—淮河為南界，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山東及周邊地區，雖較黃氏所指范圍更為廣泛，但對問題的討論當不會有太大影響。

一

古代華北地區不僅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發祥地，而且是全國人口最為集中的地區。據《漢書·地理志》記載，紀元初年全國13州及司隸部人口總數為5760余萬，而位于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兗、豫、青、冀、徐、司隸、并州的人口即有3800余萬，占全國總人口的66%，班固所謂“地小人眾”正是對此時這一地區人口狀況的高度概括。自紀元初年至明后期的1000多年間，中國人口經歷了一個緩慢增長的過程。研究表明，西漢末年，全國人口總數增加到6000萬；自東漢至五代末，幾經增減，總數未突破8000萬；12世紀初突破1億；13世紀初達到1.2億；17世紀初達到約1.5億（注：見袁永熙主編《中國人口·總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年，46頁。）。伴隨著王朝的興衰，周期性的波動是人口數量變化的明顯特征。華北地區是中國封建時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也是戰亂最為頻仍和集中的地區，幾乎每一次社會動蕩都給華北地區社會經濟造成極大破壞，人口的流亡也相伴出現。正是由于長期的社會動蕩，華北地區的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重逐漸下降。大體而言，唐“安史之亂”后，華北已失去作為全國人口重心的地位，胡煥庸等認為，唐末黃河流域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重跌至40%，明初已不足30%（注：參見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14-17頁。）。具體而言，西漢元始二年（2年），華北人口總數為38041307人，唐天寶元年（742年）25232884人，明萬歷六年（1578年）22724951人（注：據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以下簡稱《統計》）甲表2、甲表25、甲表72計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整個封建時代，華北地區人口總數呈下降趨勢，總量當不會超過4000萬人。

清代是中國人口發展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時期。清初，歷經近20年的兵荒馬亂，全國人口亡失嚴重，直至17世紀末全國人丁戶口才大致恢復到明代末年的水平。康熙二十年（1681年）后，清王朝在全國范圍內的統治趨于穩定，人口總數恢復并平穩在1億左右。乾隆一朝，全國人口總數突破3億，此后嘉慶、道光朝仍繼續增長。1840年，全國人口總數為412814828人。咸豐元年（1851年）增長到4.3億多，達到清代人口總數的最高點。同全國各地人口增長大勢一樣，華北地區的人口總數也有了明顯增長。統計資料表明，乾隆朝后期，直隸、山西、山東、河南四省人口共計80677833人，嘉慶時期增加到93991016人，道光朝后期達94234910人，咸豐元年達到96341715人（注：據梁方仲《統計》甲表82計算。）。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朝以后，華北地區的人口數量雖然也呈上升趨勢，但卻明顯低于全國平均增長值。若以乾隆末年人口平均數為基數100，至咸豐元年直隸為101.02、山西118.09、山東144.82、河南112.88，四省平均上升到119.20，而全國已上升到145.42。此時，全國各省區人口增長速度最快的當屬四川、奉天、巴里坤、烏魯木齊、吉林、云南等邊緣地區（注：見梁方仲《統計》甲表84。）。此種人口發展態勢說明，在一定的生產力條件下，華北地區已出現“人滿為患”之勢，未開發和待開發的邊疆地區則成為全國人口增長最快的地區。

咸豐元年爆發的太平天國農民戰爭，是清代全國人口由升而降的轉折點。這一時期，全國人口最為稠密的江南地區成為太平軍和清軍及外國侵略軍長期廝殺的主要戰場，戰后，江南地區人口銳減。以蘇、浙、皖三省而論，江蘇戰后“一望平蕪，荊榛塞路，有數里無居民者，有二三十里無居民者”（注：李鴻章：《李文忠公奏稿》卷3。）。浙江“人民死于兵燹，死于饑餓，死于疾疫，蓋幾靡有孑遺”（注：左宗棠：《書牘·家書》卷上。）。安徽“人民死傷無數”（注：民國《安徽通志稿·民政考·戶口》。）。據清官方統計，三省在此期間凈減人口5400多萬（注：有關太平天國起義前后江南地區的人口變動，可參見何炳棣《1368-1953中國人口研究》下卷，第10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王業健《太平天國對于蘇南人口的影響》，載《中國論叢》（英文版）19卷；行龍《論太平天國革命前后江南地區人口變動及其影響》，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年2期。）。而在華北地區，雖然也有捻軍起義、太平軍北伐等戰事，但除直隸而外，河南、山東、山西三省人口仍在繼續增長，而直隸人口數字銳減實為統計缺失（注：據清官方統計，直隸人口1851年為23455000人，1858年減至974000人。按1858年數字僅為承德一府人口數字。）。到光緒三年（1877年），華北四省人口總數增長到1億，按清朝戶部清冊，是年山東人口35657000人，河南23944000人，山西16443000人，直隸若以1857年數字23032000人計之，則四省人口總數為99066000人，比咸豐元年凈增約270萬人（注：1858年至1898年直隸人口僅承德一府造報。），這一數字達到清代華北人口增長的最高峰。

同志們：

在全國人民深入學習貫徹*精神之際，我們在河南省漯河市召開農村人口文化工作現場研討會，總結交流各地開展農村人口文化工作的經驗，討論按照*精神如何進一步做好農村人口文化工作，為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服務，為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服務，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在此，我謹代表中國人口文化促進會向關心、支持人口文化工作的各級黨政領導和計劃生育部門及社會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謝，向全國的人口文化工作者表示誠摯的問候。

不久前剛剛閉幕的中國共產黨第*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我國改革發展關鍵階段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同志代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描繪了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藍圖，為我們繼續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指明了方向。我們要密切聯系工作實際和思想實際，深入學習和領會*精神，并用*精神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

短短兩天來，大家通過參觀漯河市舞陽縣屈崗村和二郎廟村的人口文化活動和十個地方的經驗介紹，真切地感受到人口文化以其寬泛深厚的內涵、豐富多彩的形式受到廣大農民群眾的歡迎，對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繁榮發展農村社會主義文化、推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發揮了積極作用。廣大農民群眾參與人口文化建設的熱情和創造能力也使我們深受感動和鼓舞。大家結合學習*精神，對如何進一步做好農村人口文化工作進行了熱烈的討論，發表了許多很好的意見。下面，我講幾點意見。

一、加強農村人口文化工作的重要意義

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愿望。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必然要求文化有一個大發展大繁榮。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我國的文化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總體實力和總體水平同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適應，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不相適應，同我國的國際地位不相適應。

一、引言

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農村經濟社會獲得很大發展，同時也對農村人口職業素質提出更高的要求，但農村人口職業素質偏低的現實問題與農村城鎮化發展和經濟社會的進步之間形成直接的現實矛盾，表現為城鎮化的推進要求農村人口有更高的職業素質，而農村人口職業素質偏低在一定程度上阻礙著農村的城鎮化進程。在城鎮化背景下，通過對農村人口開展職業教育是解決這一現實矛盾和發展農村經濟的重中之重和關鍵舉措，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城鎮化對農村人口職業素養的要求及農村人口職業教育的現實矛盾

(一)城鎮化對農村人口職業素養的要求。1.職業理論素養是城鎮化背景下農村人口職業素養的保證。城鎮化的發展要求農村人口具有良好的職業理論素養，這是提升農村人口整體理論素質和推進城鎮化發展的保證。職業理論素養表現為對所從事部門工作的相關理論知識的認知、掌握和理解，是開展具體工作和提升操作技能的理論保證和方向指導。這種理論知識的學習需要通過開展行之有效的職業教育才能得以實現，需要通過進行系統的、科學的、層次的指導和講述才能成為自身頭腦中的理論知識。2.職業專門技能是城鎮化背景下農村人口職業素養的關鍵。城鎮化的發展會形成多種領域的不同工種，需要多元化、多樣性的農村人口具有專門的技能開展工作，這種職業專門技能的提升是城鎮化背景下農村人口提升職業素養和推進城鎮化進程的關鍵，能夠最大限度地促進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和整個城鎮化進程的科學可持續推進。城鎮化的發展對職業技能的要求會變得更加具有復雜性、難掌握性和不斷變化性。3.持續學習觀念是城鎮化背景下農村人口職業素養的保障。城鎮化的發展具有不可逆轉性和不斷發展性，因此，自然要求農村人口在職業素養上要樹立起持續學習的觀念，這既是滿足城鎮化發展需求的重要保障，也是實現農村人口自身職業素養不斷與時俱進和提升的科學價值觀念。這種觀念的養成，在進行職業教育灌輸的同時，還需要營造一種學習的良好氛圍，并能夠為農村人口的持續學習觀念的樹立提供有利的物質條件。4.自主創新能力是城鎮化背景下農村人口職業素養的核心。自主創新是城鎮化得以不斷發展和持續推進的活的源泉，是農村人口發展農村經濟、農村社會的根本素養，更是通過職業教育來提升農村人口的職業素養的核心。自主創新意識是農村人口職業素養所必須具備的一種意識，是關系其自身職業發展和整個農村城鎮化發展進程的重要一環;自主創新能力則是在自主創新意識基礎上的進一步提升，這同樣需要職業教育的開展和實現。(二)城鎮化背景下農村人口職業教育的現實矛盾。1.城鎮化的強勁勢頭與農村人口職業教育滯后之間的現實矛盾。首先，從農村的勞動力情況來看，其勞動力的數量和素質均難以滿足城鎮化發展對于勞動力的需求;其次，從農村人口的技能培訓來看，沒有接受過職業教育技能培訓的人員占到農村人口總數的70%以上，而在接受過職業教育的農村人口中，有相當一部分只是初級水平或者根本沒有提升自身的職業技能。農村人口職業教育與城鎮化進程之間存在嚴重的滯后性，表現為農村人口受教育水平較低，農村人口職業教育難以提升農村人口的知識水平;農村人口技能水平較低，農村人口職業教育難以提升農村人口的技能水平。2.城鎮化背景下農村人口職業教育的多元化需求和農村人口職業教育體系不健全之間的現實矛盾。表現為:一是農村人口職業教育的學歷制度不夠健全，造成接受職業教育學生的就業機會較少;二是農村人口職業教育的教育階段劃分不明顯，影響職業教育的完整性;三是農村人口職業教育中師資力量不高，職業教育的基本功能喪失;四是農村職業教育與企業和其他類型的學校之間人才接收和銜接機制不密切，難以獲得制度保證;五是農村人口職業教育缺少必要的實習基地和有關項目的帶動，影響農村人口的職業技能培訓。3.農村人口低收入的現實狀況與高成本的職業教育之間的現實矛盾。這一矛盾既是農村人口職業教育發展受阻的直接性矛盾，也是破解農村人口職業教育發展困境的關鍵所在［1］。一方面，農村人口收入較低的情況依然在大部分農村中存在，農村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儲蓄存款均較低，農村人口的社會負擔比較沉重;另一方面，農村職業教育的收費較高，加上其他費用，會進一步加重農村人口的負擔，同時職業教育的社會出路比不上普通高等教育，就業機會相對來說會更少，并且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和認可，自然也會影響到農村人口職業教育的發展和建設。4.農村人才資源嚴重匱乏與農業類相關專業的萎縮之間的現實矛盾。農村的人才資源存在嚴重的不足，同時農業類相關專業的嚴重萎縮又導致農村人才資源的嚴重匱乏，這種現實矛盾阻礙了城鎮化的進程和農村人口職業教育之路。一方面，農村勞動力素質偏低，這種素質較低的勞動力自然難以滿足城鎮化建設對與農村人口素質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在農村人口職業教育中，對于農業類相關專業的設置與培養有逐漸萎縮之勢，農業職業教育院校在規模和數量上均有所下降，農業人才存在后繼無人的現實困境。

三、城鎮化背景下有效開展農村人口職業教育的對策

(一)創新農村人口職業教育發展觀念。1.堅持以人為本，注重個體需求［2］。城鎮化的發展對農村人口素質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農村人口職業教育的發展需要更加適應城鎮化發展的要求，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注重農村人口的個體需求，不斷推進職業教育的深入發展。其一，注重專業教學的因人而異，進行專業的差別性教育。不同的農村人口具有不同的專業特長和專業興趣，要堅持從農村人口的個體實際情況出發，堅持因人而異進行教育，充分考慮不同人的不同專業特長，進行差別化教育，保證人盡其才。其二，注重從農村人口實際生活現狀出發，考慮不同經濟情況，適時給予成本補償。農村人口收入較低，需要根據不同的經濟情況采取不同的教育成本策略，保證農村人口能夠接受職業教育。其三，對職業院校農村畢業生的就業安排要根據不同的專業、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興趣等給予科學的就業安排。職業院校農村畢業生面臨擇業的問題，要加強疏通和引導，實現畢業生充分就業。2.堅持多元價值，規劃發展戰略。農村人口職業教育的發展還需要樹立多元化價值利益共同體，避免單一利益機制造成職業教育難以達成目標。表現為:一是堅持人本性價值理念，即注重以農村人口為職業教育的根本，注重提升農村人口的整體素質，注重農村人口的長遠發展;二是堅持公平性價值理念，即注重職業教育院校能夠為農村人口提供平等接受教育的機會，并能夠保證為農村人口尤其是弱勢群體提供平等公平的就業機會;三是堅持發展性價值理念，即職業教育要注重農村人口的個人發展，包括素質提升和就業方向上的發展，注重職業教育在不同農村地域的發展，保證地域之間的均衡性發展，注重職業教育在推動農村城鎮化和農村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發展。通過多元化價值利益觀念的建立，保證農村人口職業教育在城鎮化大背景下規劃出新的發展戰略，促進農村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二)發揮政府功能。1.出臺優惠政策。農村人口職業教育發展的現實矛盾離不開政府政策的大力扶持，因此，可以發揮政府的功能，出臺一系列優惠政策，保證農村人口職業教育有效開展。例如，通過建立健全農村人口職業教育院校的培養接收機制，保證更多的農村人口獲得職業教育，出臺農村人口職業院校畢業生的定向就業政策，保證農村人口職業教育畢業生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等。通過此類優惠政策的出臺，不僅實現農村人口素質的提升，保證職業教育的可持續發展，還為農村人口的城鎮化建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注入一股新鮮的血液。2.加大職業教育投入［3］。政府不僅要保證農村人口職業教育現實矛盾的有效解決，還需要加大對農村人口職業教育的資金投入，保證農村人口職業教育獲得更好的發展。一方面，從內在看，政府要能夠保證職業教育院校在硬件設施、引進教師、專業實訓、培訓基地等領域的資金投入，從而為農村人口的職業教育提供更好的環境和條件支持;另一方面，從外在看，政府要在不同鄉鎮、不同農村之間的職業院校的均衡發展上加大資金力度，通過資金鏈條的運作，實現不同地方之間的農村人口職業教育的有效連接和密切聯系，從而實現教育資源的共享和有效利用，這有助于農村人口職業教育的深入發展。(三)加大職業院校自身建設。1.要加大對職業院校自身建設的改革。改革職業院校，以適應城鎮化對農村人口素質的現實要求。這種改革表現為:(1)要建立健全多元化農村人口職業教育發展機制。要對教師的評價機制進行改革，從評價內容、評價方法、評價過程和評價人等角度進行改革和創新;要對課程、專業設置機制進行改革，保證所學課程和技能能夠滿足城鎮化建設的需求;要建立健全教師資源的整合機制，通過與豐富經驗的工廠師傅等合作，保證“雙師型”教師隊伍的有效建立。(2)要拓展多元合作渠道，實現職業院校與企業等機構有效聯系和密切合作。農村人口職業教育需要加強與普通高校、鄉鎮企業等機構的合作，在提升專業技能的同時，增加就業機會。(3)加強市場監管，健全職業教育的市場機制。對農村人口進行職業教育的目的在于提升農村人口的職業素養，滿足農村城鎮化建設的市場需求，因此，不論是職業院校的課程和專業設置，還是職業院校學生的就業，都應該堅持加強對市場的監管，及時準確了解市場動態，以培養能夠滿足市場需求的人才，提升職業教育的就業機會。2.堅持質量取勝，創新服務方式。城鎮化的發展要求有更高素質的農村勞動力群體，因此，農村人口職業教育的發展要堅持培養目標的有效實現，培養一批經得起市場淘汰的、具有高超技能的勞動就業人員，而這既要堅持質量取勝，又要創新服務方式，軟硬并重，才能取得良好的職業教育效果。其表現為:一是農村人口職業教育并不能夠只注重院校數量的增加和規模的擴大，更要注重44農村人口職業院校培養的質量，質量取勝的觀念是農村人口持續發展的關鍵和核心，只有培養出一批具有良好的理論素養和專門技能的新型農村人員，才能推進城鎮化的科學健康發展和農村人口收入的與日俱增;二是農村人口職業教育要能夠創新服務方式，在學生的入學報到、專業設置、課程講授、專業實訓、畢業指導和就業等方面都能夠做到不斷提升服務水平，尤其是在勞動力市場上要保證給予更多的服務和支持，只有這樣，才能實現農村學生的學有所成。(四)開發農村人口職業教育資源。1.開發和利用農村物質環境資源，為農村人口職業技能提供良好的實踐環境。其一，開發農村文化基礎設施資源，比如，圖書借閱室，能夠為農村社區居民提供較多的優質圖書和閱讀環境，最大限度地滿足農村人口的文化需求，從而有助于農村人口職業教育的開展;其二，通過建設農村教育活動站，實現農村人口與職業院校教育之間的有效連接，實現農村人口職業教育的多元化開展;其三，建設農村人口職業教育實踐基地。2.開發和利用農村良好的人力資源，為農村人口職業知識素養的提升提供人力支撐。其一，企業精英。企業精英能夠更加了解市場對于人才素質的需求，因而通過企業界骨干對農村人口進行教育，有助于幫助農村人口提升自身職業素養，滿足市場發展需求，從而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其二，相關專家學者。可以通過引進專家學者給予農村人口職業教育一定的理論指導和支持，或者在專家學者去基層開展實地研究的過程中，與其合作，開展專家學者的農村人口職業教育的專題講座，不斷提升農村社區居民的素質水平。(五)加強農村人口素質的系統化提升。1.加強基礎理論知識的學習。農村人口首先需要不斷地學習職業理論知識，懂得不同領域的關鍵性知識，理解工作中多種形式的理論基礎，掌握工作中所涉及的關于技能操作、自身安全等具體化、詳細化的理論知識，為不斷提升職業專門技能打下堅實的理論基礎。2.加強實訓操作和技能訓練。農村人口需要在職業教育的實訓操作和技能學習中不斷提升自身的職業專門技能，同時與自身的理論學習相結合，實現理論和實踐、理論和生產、理論和市場的有機統一，保證農村人口的職業專門技能更有針對性和操作性。3.學習觀念的樹立和學習氛圍的營造。處于城鎮化背景下的農村人口應該具有不斷學習、終身學習的意識和觀念，認識到不斷學習、持續學習的觀念對于城鎮化發展和自身適應城鎮化發展以及自身生存的重要意義。而這種觀念的養成，不僅需要職業教育的灌輸，還需要營造一種學習的良好氛圍，并能夠為農村人口持續學習的觀念的樹立提供有利的物質條件。4.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的培養和提升表現為具有自主創新意識和自主創新能力兩個方面。自主創新意識是農村人口職業素養所必須具備的一種意識，是關系其自身職業發展和整個農村城鎮化發展進程的重要一環;自主創新能力則是在自主創新意識基礎上的進一步提升，是對城鎮化發展的戰略創新、工具創新、管理創新、制度創新、技術創新、文化創新等，而這同樣需要職業教育的開展和實現。

內容摘要：本文在對江蘇農村人口轉移趨勢進行判斷的基礎上，抓住就業這個推動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的關鍵，分析江蘇城鎮就業的轉移承載力，結合當前農村人口轉移就業質量不高和待轉移數量龐大的特點，提出了有序推動江蘇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就業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農村人口轉移就業承載力

江蘇省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截至2006年底累計已達1608.82萬人，占全部農村勞動力的60.5%，城市化水平相應達到51.9%，全省農村居民還有約3600萬人，約占全省總人口的48%。從城鎮化水平與人均GDP的關系看，按照錢納里的分析標準，與江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城鎮化水平應在63.4%以上。與全國其他省市的“十五”末城鎮化水平相比，江蘇省的城鎮化水平不僅低于經濟相近省份廣東61%、浙江56%，甚至低于東北三省。因此，江蘇的農村人口轉移規模和速度仍需進一步提高。

江蘇農村人口轉移就業的瓶頸

要推動農村人口的城鎮化轉移，就業和收入水平起著關鍵作用。目前城鎮就業的農村人口，大多數不具備城鎮生存所需的就業和收入水平條件，只屬于名義上的城鎮人口，并沒有真正實現農民變市民，即轉移就業的總體質量不高。轉移就業的低質量和低層次性，影響了已轉移成果的穩定和鞏固，也影響了人口轉移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和速度的提升，成為當前江蘇農村人口轉移就業的主要瓶頸。目前江蘇人口轉移就業的低質量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缺乏平等的就業機會。雖然從2003年以來，江蘇全面清理了針對農民進城就業的限制性規定、歧視性政策和不合理收費，但在微觀層面上，對農村人口就業的歧視仍未完全消除。城鎮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職業介紹、職業培訓、失業登記、失業求助、就業管理)受到物質與技術條件的制約，仍未將農村人口納入服務與管理范圍。據課題組的調查，江蘇城鎮轉移就業人口中，同工不同酬的問題還存在，轉移就業人口的平均收入低于同行業城鎮人口的比例為22%，平均低282元。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正在有序地開展業務培訓、戶口整頓等工作。我國約有7.13億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53.4%（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農村人口因其數量龐大、居住分散、流動性強等特點，在此次人口普查中面臨許多難點。如何克服這些難點，準確普查農村人口，事關人口普查數據質量，本文就此情況作簡要探討。

一、農村人口普查存在的難點

難點一：居住分散，普查費時。農村幅員遼闊，人口居住分散，要在短時間內挨家挨戶地上門普查登記，十分耗時耗力。

難點二：流動性強，聯系困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繁榮，人口流動性不斷增強，農村外出務工人員逐漸增多，在有的村達到了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在家留守的多是些老人和小孩，對于外出人員情況知之甚少，給普查工作增加難度。

難點三：“兩員”難找，素質需提高。近幾年，部分鄉鎮政府年輕的工作人員變動頻繁；在農村，由于年輕人外出務工較多，因而要選調熟悉業務、精力充沛的普查員、普查指導員，存在一定難度。

難點四：重視不夠，支持需加強。鄉鎮政府和村社基層工作千頭萬緒，工作精力、工作經費有限，加上部分領導干部認識不足，因而在人口普查的組織領導、宣傳動員、經費保障等方面還存在薄弱點。部分農村居民由于戒備心理、保密意識和抵觸情緒增強，對普查工作及其詳細問題的回答不予支持，或是不如實回答，也影響普查工作質量。

[摘要]農村人口流動一直是中國社會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本文簡要回顧了20世紀學術界對1949年以前中國歷代農村人口流動所做的探索，并對未來的研究提出一管之見。

[關鍵詞]20世紀；中國農村；人口流動

SummarizationofStudiesonChineseRuralPopulationFlow

inthe20thCentury

Abstract:RuralpopulationflowhasalwaysbeenakindofcommonsocialphenomenoninChinesesociety.Thisarticlebrieflyreviewstheacademicresearchinthe20thcenturyonChineseruralpopulationflowinpreviousagesbefore1949andgivesalimitedpointofviewtofuturestudy.

Keywords:the20thcentury;Chineseruralarea;populationflow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口計生委、發展改革委、教育廳（教委）、公安廳（局）、民政廳（局）、財政廳（局）、人事廳（局）、勞動保障廳（局）、國土資源廳（局）、建設廳（建委）、農業廳（局、委、辦）、衛生廳（局）、農村綜改辦、扶貧辦，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人口計生委、發展改革委、教育局、公安局、民政局、財務局、人事局、勞動保障局、國土資源局、建設局、農業局、衛生局、農村綜改辦、扶貧辦：

為深入貫徹黨的*大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中發[*]22號，以下簡稱中央《決定》），全面加強農村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現講如下意見：

一、充分認識全面加強農村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農村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廣大農民為農村進入低生育水平和全國低生育水平的穩定作出了突出貢獻。同時，必須清醒地看到，當前農村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國農村人口比例大、社會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傳統婚育觀念尚未根本轉變、人口流動日趨頻繁，一些農村計劃生育家庭仍面臨生產、生活和養老等方面的實際困難，穩定農村低生育水平的任務十分艱巨。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仍然是"天下第一難事"，重點和難點依然在農村。

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迫切需要統籌解決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和分布等問題；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對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講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為此，要牢牢把握農村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基礎性地位和階段性特征，堅持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協調推進，堅持國家指導與群眾自愿相結合的原則，堅持把幫助解決群眾實行計劃生育的現實困難擺在首位，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轉變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

新時期農村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總的要求是：以黨的*大精神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中央《決定》，將農村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納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總體部署，完善利益導向政策，強化服務和管理體系，建立健全依法管理、村民自治、優質服務、政策推動、綜合治理的長效工作機制，維護群眾實行計劃生育的合法權益，引導群眾自覺實行計劃生育，穩定低生育水平，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為促進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創造良好的人口環境。

序言：“城鎮化”這一概念最早于1867年由西班牙工程師A.Serdad在著作《城鎮化的基本理論》中提出的。按照其定義，除了農村居民點外，鎮及鎮以上的各級居民點都屬于城鎮地區。通常所謂的城市化認為是通過社會生產力變革引起的，社會要素向城市集聚的過程，是人類社會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思想觀念由農村形態向城市形態演變，取終消除城鄉差別，實現城鄉間協調發展的歷史過程，也是人口、產業、資本集中過程，其中人口的集中是最基本特征。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加快，由于區域發展不平衡和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等因素影響，農業比較利益下降，城鄉差別不斷擴大，我縣農村人口不斷外遷到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和鄉鎮。“人們為了活著，聚集于城市，為了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語），人口向城市流動是必然的方向，為切實把握*農村人口轉移和城鎮發展現狀，科學管理、有序引導人口合理流動，促進城鎮發展，本文作淺顯研究。

一、*人口轉移現狀與制約因素分析

（1）*農村人口轉移現狀。*縣地處浙南山區，交通落后、工業基礎薄弱、經濟總量小，1984年先后被列為省級和國家級貧困縣，1997年實現基本脫貧，*年實現全面脫貧，但仍屬全省25個欠發達地區。*的貧困主要集中于農村，貧困的主要根源在于人多地少和惡劣的環境。農村貧困和對城市預期收入成了農村人口遷移的強勁的推動力。在*農村人口的遷移已有悠久的歷史，最初以勞務輸出的形式出現，經歷了從自發、無序、小規模的民間個體行為逐步走向自覺、有序、有計劃、有規模的政府行為，從單純向外輸出到內聚外遷相結合的過程。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以養家糊口為目的的季節性外出型轉移。家庭聯產承包制以前，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并未顯現，但是農民幾千年來賴以生存的土地并沒有使他們實現富裕，微薄的收入使一些家庭難以糊口。為了謀生，年輕力壯的勞動力只得在農忙之余外出賺錢。這些勞力外出帶有很強的季節性和分散性，主要以能工巧匠為主，如泥水工、篾匠、打銅工、彈棉工等等。

第二階段，以脫貧為目的的常年外出務工型轉移。自改革開放至上個世紀90年代，各地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受地域條件限制，鄉鎮企業發展緩慢，農村勞動力就地務工甚少，而隨著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城市就業和日用消費品供應日益納入商品化軌道，城鄉之間收入水平差距和地區之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加大，促進農民向外轉移。這時期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帶動農村人口轉移明顯增加，大量農民紛紛走出山門到外地打工。這一時期主要以泥水刀、裁縫刀、理發刀“三刀”為主，尤其是泥水刀建筑勞工為主，據統計，1990年，全縣建筑勞務輸出1.21萬人次，總收入3582萬元。還被國家建設部、農業部、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批準為全國建筑勞務基地縣。

第三階段，以致富為目的的經商辦企業型轉移。部分勞務輸出人員在城市從事各種工作，長了見識，解放了思想，增強了商品經濟觀念，同時也積累了一定資金，掌握了一定技術、信息、管理經驗，開始從以出賣勞力為主務工型向經商辦企業型轉變。他們通過親幫親，鄰帶鄰，帶動一大批農村勞動力轉移，形成農村人口群體帶動型的轉移模式。據不完統計，目前全縣外出人員達8萬多。他們分布在全國各地，主要分布在上海、江蘇、廣東及浙江主要發達城市，從事服裝加工、建材銷售、茶葉銷售、房地產開發、美容美發等等，年流回資金5億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