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道德范文10篇

翻譯行為是一個以譯者為中心的復雜系統。從靜態的角度來看，它不僅包含譯者與作者、讀者的主體間關系，也包含譯者與文本以及世界的主客體關系。從動態的角度來看，它是譯者在主體間和主客體對話基礎上不斷選擇的行為過程。無論從哪個角度，翻譯都與倫理道德有著深刻的聯系。概言之，無論主體間關系還是主客體關系中都包含著倫理道德的內容，翻譯行為必然受到一定的倫理道德原則和規范的制約，并往往對社會的倫理道德價值觀產生影響。由此可見，翻譯研究不僅應該關注語言層次上的對錯問題、話語層次的美丑問題，還要關注倫理層面的道德問題，即言語行為的是非善惡問題。這三個層面的研究既獨立又聯系，可以使人們全面地認識翻譯行為的本質。

一、研究現狀

從倫理學的層面研究翻譯主要涉及翻譯主體品格以及翻譯系統中主體間、主客體關系的倫理道德內涵，翻譯行為與社會倫理道德的關系，翻譯行為的倫理道德價值，翻譯的倫理道德規范和評價等問題，根本的目的在于思索和分析翻譯行為的倫理道德內涵和意義。以經驗的、隨想性為主要特征的古典譯論，對于倫理道德問題的關注體現在“忠實”翻譯的觀念中，在中國古典譯論中主要建基于宗法倫理精神，而西方以宗教翻譯為基礎的早期譯論則帶有宗教倫理的痕跡。現當代系統的譯論要么關注語言學范疇的語言結構規則，要么關注美學范疇的藝術規則而忽視了倫理層面的道德問題，“科學”和“藝術”二元對立長期壟斷翻譯研究領域的事實就是該現象的有力注腳。20世紀80年代以后，翻譯的倫理問題越來越引起西方翻譯研究者的注意，一些理論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涉及翻譯的倫理道德問題:如女性主義的翻譯理論注意到翻譯和性別差異的聯系，揭示了翻譯所體現的兩性不平等關系;后殖民主義的翻譯理論則注意到翻譯所體現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角色關系;功能主義的翻譯理論則強調翻譯的職業服務特點等等。佩姆(AnthonyPym)在其主編的翻譯研究文集《翻譯研究向倫理的回歸》的前言中指出:“翻譯研究已經向倫理問題回歸。”［1］赫曼斯(TheoHermans)、圖瑞(GideonToury)等人關于翻譯與規范的爭論，威努蒂(LawrenceVenuti)關于譯者隱身，諾德(ChristianNord)對忠實原則的重新解釋等等都反映了翻譯研究的這一趨向。徹斯特曼(AndrewChesterman)還從倫理的角度概括了翻譯的五種模式，即再現倫理模式、服務倫理模式、交際倫理模式、規范倫理模式、義務倫理模式等，并提出了翻譯的四個價值原則，即清晰(clarity)、真實(truth)、信任(trust)和理解(understanding)等。［2］這些研究無疑有助于人們認識翻譯在倫理層面的價值發生問題，但從中也可以看出，其關注點主要在于翻譯與規范、翻譯的倫理原則等問題。筆者認為，翻譯行為本身的倫理道德內涵、意義及其表現應該成為翻譯研究的重要內容。

二、翻譯的倫理道德表現

倫理道德因素首先是構成譯者主體品格的重要內容。傳統譯論中關于譯者基本素養的要求即包含著倫理道德的內容，比如要求譯者具備較高的語言能力和廣博的知識之外，還特別強調譯者的思想道德修養。中國隋代名僧彥琮在其所著的《辨證論》中提出了“八備說”，其中四條涉及翻譯工作者應該具備的人格修養，包括“誠心愛法，志愿益人，不憚久時”(第一條)，“將踐覺場，先牢戒足，不染譏惡”(第二條)，“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第五條)，“耽于道術，淡于名利，不欲高炫”(第六條)。［3］37著名翻譯家張谷若先生曾經提出“地道”的翻譯原則，該原則中包含著“做人地道”的內涵。拋開種種對翻譯工作者的規定和素質要求，翻譯的倫理道德內涵體現在翻譯工作者的精神品格上。眾所周知，歷史上的大多數時期，翻譯都被看作低等、次要、邊緣化的活動，翻譯人員的社會地位低下。貝洛克(HelaireBelloc)曾在1931年說過，翻譯的藝術是一種附屬的藝術，是派生的，因此，它從來沒有取得與原作對等的尊貴地位，且在文人中受到批判。［4］直到今天，無論從社會聲望還是物質報酬方面，翻譯都無法和創作相比。在2007年首屆中坤國際詩歌獎頒獎典禮上，德國學者兼翻譯家顧彬還對世界范圍內的多數翻譯家不被所在國重視以及生活窘迫的現狀表示同情，并呼吁提高翻譯家待遇。他說，翻譯工作是一種艱苦的工作，譯者既要忠實原著、理解原著，還要用好的母語在譯文中進行再創作。許多譯者為翻譯工作耗盡心血、精力和時間，卻一生默默無聞、無名無利。他們最大的安慰是看到，通過他們的譯詩、譯文、譯著，使原作者及原著在另一種語言中產生影響、獲得成功。的確，很多翻譯工作者不惜面對種種困難和壓力，熱情地投身于翻譯事業。例如，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面對種種困難和社會政治壓力，翻譯家們把大量的優秀外國文學作品介紹到中國。茅盾在1945年為《現代翻譯小說選》所寫的“序文”中寫道:生活的不安定，工作報酬的微薄，乃至工具書之不能具備，精善原本之難得———這一切，都影響到近幾年來翻譯工作的量，乃至一部分譯本的質;但是屈指一數，這幾年來譯作范圍之廣闊，不亦大可說明我們的從事外國文學之介紹者非但不曾在困難前卻步，而且是目光四射，精神勃發的么?從古典文學直到當代的戰爭文學，從古代希臘，直到今天流離失所還沒有自己的祖國的猶太民族，史詩、戲劇、詩、小說，我們的翻譯文庫真可以說一句琳瑯滿目。為了輸進新的健康的血液，優秀的世界文學的傳統，我們的翻譯工作者曾經怎樣地克服困難努力工作啊!［5］這段話不僅肯定了翻譯工作者的成績，也贊揚了他們的精神人格。沒有翻譯，人們可能就無法讀到世界上偉大的文學作品，無法了解和繼承優秀的文化傳統;沒有翻譯，不同民族就缺乏溝通的橋梁，人類就可能缺少發展的動力。翻譯家之“有所為”的思想觀念和翻譯動機中有著十分突出的倫理內涵和道德傾向。這種傾向首先表現為譯者追求自我實現的品格。袁莉指出，翻譯“不是對原作品意義的追索或還原”，而是“譯者主體自身存在方式的呈現，同時也是譯者在理解他人的基點上對自我本性的一次深化理解”［6］。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翻譯是譯者認識自我、發揮自我潛能、追求成功的人生和真實自我的過程和方式，是“譯者生存、發展、實現自我生存價值的本能需要”［7］。例如，茅盾把翻譯與人生的意義聯系起來，巴金把翻譯看作“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因而選擇譯介那些積極宣傳人生意義和目的的作品，瞿秋白把翻譯看成是為人民服務的神圣事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當成自己的職責，傅雷認為翻譯是“崇高的事業”等等。譯者的自我實現與對社會現狀的道德關注緊密相連。人的自我實現總是與一定的社會現實和文化相聯系。同樣，譯者的價值選擇和價值目標會受到所處社會文化的制約和影響，對社會現實的關注，承擔自己的社會角色和責任正體現了翻譯家的精神品格。歷史表明，偉大的翻譯家是積極的社會觀察家，他們對社會變化和發展潮流非常敏感。由于熟知兩種語言文化，他們往往能夠判斷出哪些是最需要的，應該采用什么樣的策略來翻譯。例如，在中國翻譯文學史上，自覺服從于時代與社會的需要是翻譯家翻譯選題的基本的價值取向，這是翻譯家的參與社會的人生觀和社會責任感所決定的。［8］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編輯王央樂曾經指出，譯者和編輯的責任是為讀者提供“最需要的”和“盡可能好的”文學作品，為此，要在研究的基礎上擇書而譯。［9］28－29他所說的“研究”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要做到對外國文學有足夠的了解和足夠的研究，要對國內的需要有足夠的了解和足夠的研究。黃雨石在分析魯迅的“寧信而不順”的原則時認為，這一原則表現的基本精神是魯迅先生高度的社會責任感，不但無損于魯迅先生的偉大人格，甚至可以說是他的偉大人格的一個組成部分。［10］鄭振鐸在1921年《盲目的翻譯家》一文中也曾呼吁選擇翻譯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現實的作品:不過在實際上，不惟新近的雜志上的作品不宜亂譯，就是有確定價值的作品也似乎不宜亂譯。在現在的時候，來譯但丁(Danto)的《神曲》，莎士比亞的《韓美雷特》(Hamlet)，貴推(Geother)的《法烏斯特》(Faust)似乎也有些不經濟吧。翻譯家呀!請先睜開眼睛看看原書，開開(看看)現在的中國，然后再從事于翻譯。［3］228翻譯體現了人類對終極存在和終極價值的探索和追求，這在《圣經》“巴別塔”的故事中有所體現。威爾斯(Wilss)認為，從形而上學的角度來看，巴別塔可以看作是引發筆譯、口譯者需求的事件。［11］表面看來，語言不同是催生翻譯需要的前提，但是如果進一步追問，人類為什么需要通過翻譯而進行交流和溝通呢?答案就在于人類對終極存在和終極價值的追問。這可以從追問“巴別”的含義以及建造巴別塔對人類的意味來思考翻譯與人類終極追求的聯系。在《巴別通天塔》(DeToursDeBabel)一文中，德里達引用伏爾泰(Voltaire)在《哲學詞典》(Dic-tionariePhilosophique)關于“巴別(Babel)”的詞條。在德里達看來，伏爾泰認為“巴別”不僅有“混亂(confusion)”的意思，而且兼指［父親］之名，“是當作父名使用的上帝之名”［12］。在基督教中，上帝創造了一切，是萬能之神，而從人的存在來看，上帝不過意味著人類對終極存在和終極價值的一種預設。因此，能夠生活在“上帝之城”，意味著能夠擁有萬能的力量，擁有自由。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建造巴別塔象征著人類共同追求終極存在和終極價值的行為。雖然上帝“混亂”了人類的語言，但人類建造巴別塔的愿望和努力從來沒有停止，這就需要翻譯。由此可見，在深層上，翻譯和人類對終極存在和終極價值的追求是聯系在一起的。對人類終極存在的關懷使譯者從個體自我升華到人類“大我”，把翻譯與人的現實需求和未來需求的統一聯系在一起。翻譯體現了譯者對人類的熱愛和對人類未來的關懷，巴金的翻譯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巴金說自己選擇翻譯的作品都是積極宣傳人生的意義和目的、熱愛生活熱愛人類的。他解釋為什么翻譯愛羅先柯的作品時說:“這個俄羅斯的盲詩人，他以人類的悲哀為自己的悲哀，他愛人類更甚于愛自身。他像一個琴師，他把他的對于人類的愛和現實社會制度的恨譜入了琴弦，加上一個美妙而凄哀的形式，彈奏出來，打動了人們的心坎。”［13］在《巴比塔文叢》代前言中，許鈞、唐謹說:“人類不能沒有翻譯。數千年來，人類始終沒有放棄過對‘翻譯’的努力，一代又一代的翻譯家在‘不可為’中爭取有所為，而正是通過他們的有所為，人類得以共存與不斷溝通，人類文明得以不斷延續和發展，恰如季羨林先生所言，‘翻譯之為用大矣哉’。”［14］

摘要：網絡技術的發展給社會帶來巨大利益，但也帶來一系列問題，其中倫理道德問題就是其中之一，而大學生的網絡倫理道德問題更是突出和重要，應該加以重視，并切實解決。

關鍵詞：大學生；網絡倫理道德；問題

互聯網技術作為現代信息技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以其信息傳遞快捷、獲取方便、信息內容豐富、交往全球性、隱蔽性和思想互動性的特點被廣泛運用，改變著社會各階層群體的活動空間和生存、生活方式，及建立在生活和生存方式基礎上的倫理道德觀念[1]。而這種改變的影響重大而深遠，特別是對還未步入社會的大學生來說更是如此：倫理道德觀念將影響他們對國家、對生活、對人生的看法和行為。因此有必要對大學生網絡倫理道德問題進行關注和深入研究討論。

一、對網絡倫理道德的認識

道德是以善惡評價的方式來調節人們行為規范的手段和人類自我完善的一種社會價值形態，它是一定社會生活的反映，是隨著一定社會經濟基礎和社會生活的變化而變化的，網絡道德亦不例外。所謂網絡倫理道德，是指網民利用網絡進行活動和交往時所應遵循的原則與規范，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新型倫理道德關系。與現實社會道德相比網絡道德是一種新的道德形態，它與現實道德既有緊密聯系又有明顯區別。現實社會道德規范是網絡道德的基礎。網絡道德是社會道德的延伸與拓展。是針對網上行為的特殊性而相應作出的對現實社會道德的細化和充實。網絡道德除具有一般道德所具有的特性外，同時具有多元性、開放性、自主性等鮮明的特點[1]。

二、當前大學生中存在的網絡倫理道德問題表現

摘要：互聯網的快速發展開辟了人們生活、工作和學習的新空間，對傳統倫理道德構成了多重沖擊，出現了道德主體缺席、道德標準多元、道德評判弱化等趨勢和傾向。

關鍵詞：傳統倫理道德；互聯網；沖擊

傳統倫理道德的主要使命是調整和規范傳統社會中人們的思想行為，使其合乎一定的秩序或利益。面臨社會的轉型與變革，傳統倫理道德常常會難以勝任其應有使命，所以，倫理道德也要處于變化、發展之中，它必須接受和適應新生的事物、現象，調整自身的內容與形式；反過來，新生的事物、現象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到原有倫理道德的約束。相對于傳統倫理道德而言，互聯網是一件全新的事物，它也受倫理道德的約束，同時互聯網也對傳統倫理道德構成了多重沖擊。

一、道德主體的缺席

在現實生活中，人的主體地位始終是不可動搖的。并且，人的名字總是同他們的社會地位、權力、收入、聲望甚至性別、容貌聯系在一起的，現實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能被人們拿來和某人“對號入座”，總是能找到肇事者、參與者等相關的人物。因此，現實生活中的道德主體通常是明顯、確定的。然而，在互聯網上，道德主體卻往往模糊難辨，有“缺席”的傾向。

1．主體的符號化

[摘要]網絡技術的發展為人類社會的進步提供了豐富的技術上的可能性，同時也對人類社會傳統的倫理道德提出了新的挑戰，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改變著一些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網絡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尤其是倫理道德問題已不容忽視。考察和研究網絡發展中派生的倫理道德問題，探尋可行的解決對策，必將推動社會的全面進步。

[關鍵詞]網絡技術；倫理道德；研究

作為當代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和現象，網絡技術的影響力正在日益增強，影響面也不斷擴大，其中的倫理道德問題也日益引起人們的重視。對網絡技術引發的倫理道德問題進行分析，充分發揮網絡技術在深層機理上對社會倫理道德傳承、建構、維持、鞏固的作用，是當前社會研究的重中之重。

一、網絡技術發展所帶來的倫理道德問題。

網絡技術發展所帶來的倫理道德問題涉及的范圍比較廣泛，在此我們僅通過兩個案例來闡述問題的幾個方面。

1.個人隱私遭遇尷尬。

摘要:我國傳統倫理道德歷史悠久,內容豐富,在其產生與發展的幾千年中形成了獨有的特點,并對社會的發展起到了巨大影響。但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運行,傳統倫理道德顯示出與之不相適應的方面,面臨著現代化的轉型揚棄,必須對傳統倫理道德進行重構,使其適應現代化發展的需要。

關鍵詞:倫理道德;現代轉型;重構

我國傳統道德源遠流長,歷史悠久,前后相繼,交相更替,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積累了豐富的倫理思想和價值觀念,形成了具有獨特內容和風格的傳統美德,有諸多的道德規范,有豐富的踐履道德規范的德行,有如何實現道德建設的教育思想,有我國文化獨到的修身之道,以及道德名言、理論,等等。這些內容不僅是對社會生活秩序和個體生活秩序的深層設計,也是社會健康發展的重要條件,更是社會正常運行的重要保證。今天,進一步探討我國傳統倫理道德的轉型與重構,對于我國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我國傳統倫理道德的基本特點

我國傳統倫理道德博大精深,形成一個完整的倫理道德體系。儒家倫理思想更全面、深刻地反映了我國古代社會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結構,適應了封建統治的需要,占據核心和主干地位。

儒家道德思想和道德學說中的核心概念是“仁”。“仁”的最高原則是“愛人”,其核心在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推己及人、將心比心,是儒家處理人際關系的倫理基本準則和要求;而將這樣一套處理人際關系的基本準則擴充到社會政治領域,提出“禮仁”一體,使倫理政治化、政治倫理化,是儒家倫理的鮮明特色。這使得儒家倫理在漫長的我國封建社會具有了與封建政治一體化的正統地位,對當時社會秩序的調整和傳統文化的繼承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具有如下基本特點:

關鍵詞：伊斯蘭倫理道德

伊斯蘭教傳人中國，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從公元7—14世紀，伴隨著大批穆斯林來華，優秀的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也同時向東方傳人。并與中國傳統文化長久的互相滲透與融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內涵豐富的中國伊斯蘭文化。而作為意識形態范疇的伊斯蘭倫理道德觀，當然也會在伊斯蘭整體文化中體現出來，并在人們的宗教行為與現實生活中發揮重要影響，逐漸形成有益于社會發展和時代進步的強大推動力，從而成為中華文明中優秀思想道德的有機組成部分。

伊斯蘭教是兩世并重的宗教。穆斯林在謀求基本生存條件和創造良好發展環境的過程中為有效地協調各種復雜的社會關系，實現自身價值，滿足心靈寄托，便以《古蘭經》、“圣訓”為思想準繩形成牢固的關于家庭關系、社會交往、從業思想等一系列重要的規范性要求，總結出閃爍著伊斯蘭思想光輝的道德風范和倫理準則。這一準則在日久年深的社會實踐中日臻完善，自成體系，成為一代又一代穆斯林的重要精神支柱，對提高穆斯林精神修養、道德素質，改善穆斯林地區的社會風氣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穆斯林把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和溫馨和睦的家庭關系，以及以積極的態度合理的開發、利用、保護自然資源，創造一定的物質財富等，視為真主賦予人類社會的神圣義務和不可推卸的責任，因而人必須以一種敬畏的心態和信仰的誠意去身體力行加以實踐，而這其中無一不蘊涵著伊斯蘭纖而美好的道德倫理因素。不難想象，脫離這種道德約束的行為，必然會對社會的穩定安寧，人際關系和諧和健康等帶來極大的破壞，而且也與人類文明進步的潮流相違背。

伊斯蘭倫理道德觀的確立，源于經訓原則，并與人們的宗教信仰、物質和精神生活等關系十分密切，因而它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和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中阿文化的交流融合，使伊斯蘭倫理道德的適應和影響范圍，從伊斯蘭世界向東方社會乃至人類活動的各個方面擴展和延伸，發展成為世界上大部分人們所普遍遵循的社會公德，如在中國，伊斯蘭教倡導的勤政廉潔、秉公辦事、尊師重友、尊老愛幼、扶若濟困、熱心社會公益事業等道德行為，不光在穆斯林民族中得到推崇，同時，也是穆斯林民族以外的其他兄弟民族所接受和遵從的，成為中華民族全體人民崇尚和洛守的美德就行，成為衡量一個優秀民族健康心理素質和美好精神情操及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

堅持愛國主義教育是伊斯蘭教思想道德建設的重要內容，熱愛祖國，維護國家統一，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為人民的事業前赴后繼，為祖國的繁榮昌盛建功立業，是穆斯林優秀品質的精髓。在我國歷史上，每當國家，民族處于危急存亡的嚴峻時刻，穆斯林挺身而出，不怕流血犧牲，為國效命的英雄事跡不勝枚舉，這種壯舉正是他們所具有的高尚道德情操和正確人生觀的最好體現。在加快現代化建設步伐，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的歷史時期，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是我國穆斯林倫理道德修養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之一。

伊斯蘭精神的顯著特點舊對現實生活持積極向上的態度，并且認為營造今世是為了后世，這樣這能夠使穆斯林站在神圣信仰和遵從主命的高度去認識自己對時代、對社會、對人類應有的義務和必須承擔的歷史使命，有一位宗教思想家曾寫下這樣的銘言：“名實兼收，不獨潤身還潤屋；經營俱到，真能成己更成人。”他要求人們的作為必須具有明顯的，公眾的社會目的及相應的效益，凡做事應名實相符，有益于大眾，有益于社會和國家，在自己取得成功的時候，也要想到對他人提供必要的幫助和扶持。這一思想明顯的反映了伊斯蘭教的人世態度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它對于國家建設與富強，民族進步與振興都具有積極的意義。因此，對于國計民生與人民利益的大事，伊斯蘭教總是從各方面動員和鼓勵人們予以關注并熱情的參與，以實際行動響應政府的號召，積極主動地投身其中，努力貢獻自己的力量和才智。如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家實行的改革開放，經濟體制的轉型，西部大開發等許多重大的戰略決策，我國穆斯林是非常歡迎的，更何況這些重大戰略決策和舉措是與穆斯林自身的利益和長遠發展息息相關的，參與了它，也就是辦了有利于自己琢子孫后代的大事。

1見危不救的涵義及表現形式

見危不救，泛指一切在他人處于危難時或公共利益處于危難之時而漠然處之，不予救助的行為。根據國內外的立法與實踐，見危不救主要包括以下五種情形：

1.1不報告他人危難這種情形是指：見他人處于危難狀態時，能報告治安、醫療或其他有關部門喚起救助而故意不報告的行為。

1.2不救助他人危難見他人處于危難之時，能救助而不救助的行為，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見危不救的最普遍的情形。

1.3不應公務員請求協助救難這種情形主要是指當有危險災難發生時，若負責救助的公務員發出要求，請求協助救難時，公民不予協助救難的行為。

2對見危不救行為入刑的考證

摘要：互聯網的快速發展開辟了人們生活、工作和學習的新空間，對傳統倫理道德構成了多重沖擊，出現了道德主體缺席、道德標準多元、道德評判弱化等趨勢和傾向。

關鍵詞：傳統倫理道德；互聯網；沖擊

傳統倫理道德的主要使命是調整和規范傳統社會中人們的思想行為，使其合乎一定的秩序或利益。面臨社會的轉型與變革，傳統倫理道德常常會難以勝任其應有使命，所以，倫理道德也要處于變化、發展之中，它必須接受和適應新生的事物、現象，調整自身的內容與形式；反過來，新生的事物、現象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到原有倫理道德的約束。相對于傳統倫理道德而言，互聯網是一件全新的事物，它也受倫理道德的約束，同時互聯網也對傳統倫理道德構成了多重沖擊。

一、道德主體的缺席

在現實生活中，人的主體地位始終是不可動搖的。并且，人的名字總是同他們的社會地位、權力、收入、聲望甚至性別、容貌聯系在一起的，現實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能被人們拿來和某人“對號入座”，總是能找到肇事者、參與者等相關的人物。因此，現實生活中的道德主體通常是明顯、確定的。然而，在互聯網上，道德主體卻往往模糊難辨，有“缺席”的傾向。

1．主體的符號化

傳統倫理道德的主要使命是調整和規范傳統社會中人們的思想行為，使其合乎一定的秩序或利益。面臨社會的轉型與變革，傳統倫理道德常常會難以勝任其應有使命，所以，倫理道德也要處于變化、發展之中，它必須接受和適應新生的事物、現象，調整自身的內容與形式；反過來，新生的事物、現象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到原有倫理道德的約束。相對于傳統倫理道德而言，互聯網是一件全新的事物，它也受倫理道德的約束，同時互聯網也對傳統倫理道德構成了多重沖擊。

一、道德主體的缺席

在現實生活中，人的主體地位始終是不可動搖的。并且，人的名字總是同他們的社會地位、權力、收入、聲望甚至性別、容貌聯系在一起的，現實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能被人們拿來和某人“對號入座”，總是能找到肇事者、參與者等相關的人物。因此，現實生活中的道德主體通常是明顯、確定的。然而，在互聯網上，道德主體卻往往模糊難辨，有“缺席”的傾向。

1．主體的符號化

在互聯網上，人們慣于展示的不再是容貌、衣著、談吐、聲望等現實生活中的特征，而是一串串符號。同樣，人們的網絡交往對象也只能是一串串符號。這些符號可以被賦予各種意義，包含各種信息，但要追究其深層信息很難，試圖把網絡符號與現實生活中的人進行一一對應更是不可能，因為互聯網具有跨越時空界限的特性，常常使人和網結合表現出隨機、偶然、毫無規律性。在網絡社會中，絕大多數言論、行為，都無法歸結到現實生活中的某人，最多只能找到言論、行為的源頭———某一串符號。

通常，現實生活中的人只有一個正當的名字、一個正當的身份，當他在某一確定的時間地點工作、學習時，他將無法再在另一時間、地點出現，即所謂“分身乏術”。而在網上，一個網民可以匿名，也可以擁有任意多的網絡名（或用戶ID），可以賦予每一個網絡名一種職業、一種性格，他能夠在網絡時空中任意馳騁，“分身有術”。多重身份在現實生活中常常使人疲于奔命，在互聯網上卻是一種時尚。由行為主體的符號化所導致的身份多重、行為多變，使得主體自己也常常難以堅持固有的倫理道德觀念。因為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常常是“情境主義”的，它們的適用性會根據時間、形勢、環境的改變而改變，一旦改變的頻率過快、幅度過大，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常常會顯得無所適從。例如一個網民在虛擬社區A中所感受到的是自我奮斗、自強不息；在虛擬社區B中又被互相幫助、同舟共濟所吸引；在網站C中又加入“強者為王”的游戲。在反差巨大的角色轉換中，行為主體固有的基于身份的倫理道德觀念會受到動搖。

一、企業倫理道德的內容

倫理是指道德關系及其相應的道德規范。企業倫理是倫理的具體表現之一，通過企業道德規范來調節企業和企業員工的行為。所謂企業倫理，是指企業全體員工認同并在實際處理各種關系中體現出來的善惡標準、道德原則和行為規范。倫理道德是一種習俗，是人們自覺自愿追求的，對人們行為活動具有約束力。企業倫理道德屬于企業文化系統中的習俗要素，對企業和企業員工的約束是自然的，對企業和企業員工的影響是長期的。企業倫理道德是企業長期發展過程中積淀的一種文化，企業倫理道德的優劣對企業的發展又具有深遠的影響。企業倫理道德包括員工個體道德和企業法人道德兩個方面。

1.員工個體道德。員工個體道德的主體是企業單個的員工，員工個人道德的內容是非常豐富的，任何人的道德素質的各個方面都有內在的一致性，它們互相依存、互相影響、互相作用、互相制約，都統一在人的根本道德價值觀念。人內在的根本的道德價值觀念，控制、導向、左右和調節人在各種場合下的道德行為。事實上，我國古代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就是人的道德行為在各種場合的統一性。員工個體道德素質的高低，影響著整個社會風氣，也必然影響整個企業的形象。員工個人道德對整個企業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員工的職業道德上，加強員工職業道德的教育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的一項基礎性的工作內容。

2.企業法人道德。企業法人道德是以善良、正直、公正、誠信等為標準，來評價企業和員工的行為，并調整企業與社會、企業與企業、企業與顧客、企業與員工等之間的行為規范。企業道德一方面通過輿論和教育來影響員工個體道德，形成員工的愛憎、善惡、是非的觀念，另一方面又通過制度在企業確定下來，形成一個完整的企業道德準則，明確企業的核心價值觀，成為約束企業和員工行為的原則和規范。企業法人道德素質的優劣，對整個社會風氣的影響比員工個體道德的影響更大，并直接決定著整個企業的形象和發展前途。企業道德建設必須從現代市場經濟的實際出發，明確企業法人道德在整個道德體系中的根本或關鍵地位，著眼于用優良的企業法人道德來帶動整個社會道德風氣的優化。企業正而后市場平，市場平而后社會穩，社會穩而后民風純，由此可見，企業法人道德建設的地位重要、作用重大。

二、企業倫理道德的建設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學》），是我國古代講的“修己安人”的道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是修已的功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安人的行為，體現了一種系統的管理哲學，其根本的核心就是“規規矩矩地做事，誠誠懇懇地做人”。企業要想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處于優勢，立于不敗地位，全面提高核心競爭力，加強企業倫理道德建設就顯得十分必要。企業倫理道德建設有兩個方面的層次，一是員工個體道德的建設，二是企業法人道德的建設。員工個體道德與企業法人道德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兩者之中，企業法人道德處于主導地位，因此，企業倫理道德的建設，應重點加強企業法人道德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