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哲學范文10篇

摘要：沃爾什《歷史哲學導論》主要探討所謂分析的歷史哲學。分析的歷史哲學重點涵蓋四組基本問題，即歷史學中的“史實”真理性問題、解釋問題、預言問題和客觀性問題，質言之，歷史學是不是科學的問題。本文將這四組問題與科學哲學中的同類問題進行了比較研究，并進一步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剖析了現代西方歷史哲學和科學哲學中共同的基礎性問題。由此得到的結論是：歷史學不僅是一門科學，而且就是一門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

關鍵詞：歷史哲學；科學哲學；沃爾什；《歷史哲學導論》

Abstract:ThePhilosophyofHistory:AnIntroductionbyW.H.Walshdealsmainlywiththeso-calledanalyticphilosophyofhistorywhichgenerallycoversfourissues,namely,thetruthoffact,interpretation,predictionandobjectivityinhistory.Inaword,ittriestoanswerwhetherhistoryisoneofthesciences.Thispapercomparesthefourissuesinthephilosophyofhistorywiththeircounterpartsinthephilosophyofscience,andfurthermore,dissectsthebasiccommonquestionsinthemodernphilosophyofhistoryandphilosophyofsciencewithdialecticmaterialismandhistoricalmaterialism.Itconcludesthathistoryisnotonlyoneofthesciences,butalsoascienceinthesenseofnaturalscience.

Keywords:thephilosophyofhistory；thephilosophyofscience；W.H.Walsh；ThePhilosophyofHistory:AnIntroduction

一、從沃爾什的《歷史哲學導論》談起

英國歷史哲學家沃爾什（W.H.Walsh）的名著《歷史哲學導論》，主要探討所謂分析的歷史哲學。沃爾什首先考察了歷史學與科學的關系問題。科學知識，按照他的概括，具有以下主要特征：（1）它是有方法地獲得的，并且是系統地加以敘述的；（2）它是由一套普遍的真理所構成的；（3）它能使我們做出成功的預言；（4）它是客觀的。

引論

在黑格爾對形而上學與科學進行綜合的企圖失敗之后，歐洲哲學開始為純粹理性尋找其他的出路。這種尋找構成近代哲學向現代哲學的過渡，或者也可以說，構成現代哲學的一個基本開端并且成為它所包含的一個貫穿要素，從而使十九世紀以后的哲學以新的面貌突出近代哲學。

自18世紀末至19世紀末，這種尋找的結果已在以下幾個方面上羅為明顯的表露出來：后期的謝林與叔本華試圖為邏輯理性設定界限；而尼采哲學則甚而宣告論證理性的終結；基爾凱戈爾與馬克思力圖直接從生存和實踐的層面出發來理解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孔德和米勒則希望用經驗實證的方法來解決純粹理性的難題；此外，絕對不應忽略的是，威廉·封·洪堡此時已處在理性向語言的過渡之中。而威廉·狄爾仄——這是我們這里所要討論的課題所在——則努力在歷史主義和解釋學之間找到一種歷史理性的立足點。

隨著“歷史理性”內涵的展開，狄爾仄或遲或早會面臨一個理論上或方法上的兩難處境。形成這個處境的最終根源在于傳統意義上的哲學意識與歷史意識之間的張力，或者說，在體系要求與歷史發生之間的張力。本文試圖追索這個線索并且試圖追問，狄爾仄是如何對待這個張力的；他是否能夠緩解乃至克服這個張力。

由于狄爾泰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歐洲哲學在從近代向現代過渡的過程中流露出來的基本思考趨向和態度，因而對此努力的考察或許不僅有助于對這個過渡階段的理解，而且也有助于對這個過渡的兩端的理解，即對近代和現代之基本性質的理解。

1．狄爾泰的哲學觀念

在西方哲學中，形而上學一向是哲學家們極為關注的問題。

作為古典哲學的核心和基礎，形而上學在西方哲學史上曾經長期占據著絕對的統治地位，在某種意義上說，從巴門尼德到黑格爾的西方哲學史就是一部形而上學史。不僅如此，即使在自覺地與古典哲學劃清界限的現當代西方哲學之中，哲學家們仍舊在研究形而上學問題，當然他們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批判形而上學。然而令我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20世紀以來不知有多少哲學家宣稱形而上學已經被徹底清除了，可是人們直到今天卻還是一而再在而三地批判形而上學。這一奇特的歷史景觀向我們表明，如果不是形而上學本身仍然有其生命力，那就是西方哲學的形而上學傳統實在是太沉重了，以至于人們花費了將近一百年的時間還在為清除形而上學的影響煞費苦心，這至少說明哲學還沒有徹底卸除它的負擔。種種跡象表明，或許我們注定了要與形而上學糾纏不休。

因此不論從哪個角度看，研究形而上學的問題對我們來說仍然是有意義的。無論我們對形而上學持什么樣的立場或態度，無論我們反對它還是贊同它，其前提條件是，我們必須弄清楚形而上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要弄清楚形而上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理清形而上學的歷史演變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

眾所周知，西方哲學史上的形而上學問題是一個十分復雜十分混亂的問題。我們今天稱之為“形而上學”的這門“學問”，其實并不是一門嚴整劃一、具有普遍認同性的“學科”，幾乎可以說有多少種哲學體系就有多少種形而上學，人們經常是在不同的意義上談論甚至批判形而上學的。造成這種混亂局面的原因有許多，在這些原因之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曾經作為古典哲學核心部門的形而上學并非一經確立便固定不變，而是在長期的歷史演變之中逐漸形成的，在它的演變過程中，人們關于形而上學的觀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如果從比較嚴格的意義上或者說從狹義上說，形而上學意指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學”，而從廣義上講，形而上學乃是古典哲學的核心部門，我們可以把巴門尼德的存在論、蘇格拉底－柏拉圖的理念論、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學以及近代本體論等等都稱之為形而上學，因為它們雖然形態各異，但是在問題、對象、結構和方法等方面畢竟或多或少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本文在此主要從廣義上使用形而上學這一概念，目的是通過對于形而上學從巴門尼德存在論到近代本體論的歷史演變過程的疏理，為研究形而上學問題提供一些基本性的幫助。

一、存在論

摘要：表達的歷史(重寫的歷史)和表達歷史的觀點和方法都是對歷史的反思，在這個意義上西方的歷史總是“今天的歷史”，它的最高反思形式是現代的分析歷史哲學，即現實的批判的歷史思想；中國歷史是歷史自身的同一性超越，它歷史地形式化為中國文化，因此它是“歷史的今天”，它的最高本質就是作為中國哲學的中國思想。對歷史的自覺的思想是歷史在人的思想中實現的歷史的本質，分析的歷史哲學由于最終實現了歷史與史觀的分析的統一，因而達到了與中國思想在歷史問題上互補的境界。

歷史是一門既不同于自然科學也不同于社會科學的學科，它既是它的自身，又是自身的對象，它雖然與哲學似乎完全不同，但它所具有的反思性質即它自身的超越卻與哲學無異。正是這種超越性使它具有超文化性，從而為不同的歷史文化之間的比較提供一個共同的研究平臺，歷史的自身、歷史的重寫、歷史研究、對重寫歷史與研究歷史的觀點和方法的反思即是性質上的同一，又是形式的同構，它暗示了不同的歷史文化之間存在的共同基礎，歷史在認識論的意義上所達到的深度可以把中西哲學帶到了一種互補的境界。

一、歷史與哲學

歷史總是多重意義的：時間意義上的過去的歷史，成為了現在的歷史事實——這首先是保存在人們的記憶中的歷史，然后是指包括文化遺跡和史料中的歷史，再就是由歷史學家重寫的歷史，這就是一般意義的被表達的歷史，最后是有關歷史理論包括關于歷史研究，史學觀點和方法、關于歷史的哲學思想等等，但這一切最終也是都是歷史即人類自身的歷史。

時間意義上的過去的歷史是一個真正的哲學問題，過去的存在比現在的存在更令人困惑，在哲學上更加困難，比如海德格爾(1889-1976)對存在與時間的描述就給讀者一種夢境中的掙扎般的印象，但是，雖然時間意義的存在問題如此困難，但至少現在的存在在理性的思想中卻是確實的，笛卡兒（1596-1650）說：“我思故我在。”現在的存在因理性的思想而被自覺，或者說在理性的思想中因自覺而被證實，這句話是人類理性的自我意識最終從朦朧時代掙脫的句號，也是人類自身存在的理性自覺自身開始的問號，它宣告了人類從歷史的覺醒進入到了思想自覺的時代。

對于歷史來說，這意味著歷史的真正意義不能離開歷史的時間性本質，但是過去總是以被表達的重寫方式成為有意義的歷史，因此歷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相信有兩種歷史，基于時間的過去的歷史即歷史的存在和基于表達的歷史即被歷史學家重寫的歷史或稱之為現在中的歷史，他們留下了過去的存在問題去折磨哲學家們,但是他們并不能逃脫歷史哲學，因為基于時間的歷史最終包括了現在，人們無法區別存在在歷史時間之中的現在與在現在之中的歷史存在，它的最高形式就是歷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在現實思想中的歷史反思，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就是歷史的反思或反思的歷史，這種歷史存在的超越同時性是歷史和歷史哲學所透露的世界最重要的秘密之一。

【英文標題】ThehistoricitythatMarxadvocatedinthesenseofphilosophicalontologyisnotequaltohistoricism,thereforeMarxistsmustrejectthephronesisofKantianepistemology,andconstructthehistoricalontologyofMarx''''sphilosophy,andsoastoshowthefulltruthofMarxistsocialandhistoricaltheory.TheprimacypossibilityofontologyinthephilosophyofMarxisthehistoricalontology.HistoryistheOntowiththeindexicalwordofhistoricityandwiththetranscendentinterpretationofmodeofproduction.Whilethemodeofproductionisbeing,itembodiesthe“absencecause”ofhistory,soitispresenceinthewayofabsence.Oururgenttaskatpresentisnottotalkthegeneralontologydirectly,buttorereadthehistoricalontologyinthephilosophyofMarxandillustratetherelationbetweenitandthemethodologyofthephilosophyofMarx.

【內容提要】馬克思主義哲學本體論意義上倡言的歷史性不等于歷史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必須放棄康德式近代認識論的思路，打造出一種歷史本體論來，方可盡顯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理論的真義。本體論在馬克思哲學中的首要可能性就是歷史本體論，歷史作為本體，其指示詞就是歷史性，并以生產方式作為其對存在的超越性解釋，而生產方式作為存在則體現為歷史的一種“缺席的原因”，因此是以不在場的方式現身的。我們的當務之急是重新解讀出馬克思哲學中的歷史本體論，并說明其與馬克思哲學方法論的關系，而不是直接去奢談一般哲學本體論。

【關鍵詞】歷史/本體論/認識論/馬克思/history/ontology/epistemolog/Marx

【正文】

自盧卡奇提出“社會存在本體論”問題以來，歷史能否作為本體而存在就成了馬克思主義者的一個懸案：“常駐不變中的連續性，作為動態復合體中的存在原則，證明了歷史性的本體論趨勢，是存在自身的原則”(P700)；“對馬克思來說，通常對恩格斯來說也是一樣，歷史性是物質運動的一種不能被進一步還原的本體論性質。”(P734)馬克思哲學中的歷史本體論似乎已昭然若揭了。然而，由于“歷史主義”(尤指自狄爾泰以降的諸歷史主義嘗試)與近代認識論的奇特結盟，“歷史主義”一直都面臨著一個尷尬的“兩難處境”(PP.148-150)，因而這一問始終沒能被包括盧卡奇在內的馬克思哲學研究者們明確問出。緣此，本文試圖問出這一問，以求在當代哲學語境下，重新解讀出馬克思哲學的歷史本體論：本體論在馬克思哲學中的首要可能性就是歷史本體論，歷史作為本體，其指示詞就是歷史性，并以生產方式作為其對存在的超越性解釋，而生產方式作為存在則體現為歷史的一種“缺席的原因”(PP.148-150)，因此是以不在場的方式現身的。

一

赫勒的標志性著作《歷史理論》寫于1982年。大多數學者把《歷史理論》看作赫勒與馬克思在思想上斷裂的標志，事實上，不僅如此，它恰恰是赫勒思想發展過程中內在邏輯的體現。在《歷史理論》中，赫勒首先厘清了歷史性、歷史意識、歷史編纂學和歷史哲學四個基本歷史概念:歷史性指的是人所獨有的歷史意識，即對人存在的意識，而歷史編纂學和歷史哲學則是歷史意識對象化的表現形式。正是在對這四個基本歷史概念作出區分的基礎上，赫勒明確了自己的歷史觀，即以歷史理論范式來替代歷史哲學范式的歷史觀，并以此為基礎在歷史理論視域下重新解讀了社會主義。

一、對宏大敘事歷史哲學的批判。《歷史理論》作為赫勒現代性理論三部曲的開山之作，標志著赫勒本人思想與立場上的一個重要轉向，即從一個新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為一個對馬克思的左翼激進歷史理論進行自覺反思的思想家。赫勒以后現代的后結構主義為視角來重新審視和評判馬克思的歷史哲學。她認為，傳統歷史哲學的特點主要表現為，一種有關歷史的宏大敘事。赫勒指出了以馬克思的歷史哲學為代表的傳統歷史哲學的主要缺陷:歷史哲學以大寫的、整體的歷史遮蔽了特殊的、具體民族的歷史;對歷史的進步與歷史有目的、必然的發展規律的預設限制了人的自由選擇和行動，進而造成了通向自由這一最高價值道路的堵塞。

二、歷史理論的維度。赫勒認為，是我們的時代和時代的現實需要歷史理論。她認為，她所設計的歷史理論是一種未完成的歷史哲學。總的來看，赫勒并沒有否定歷史哲學的全部內容，這首先體現在她對大寫歷史的重新解讀和說明上。不但如此，她還部分地接受了傳統歷史哲學關于歷史進步觀念的前提預設，懸置歷史哲學中的目的論。縱觀《歷史理論》，我們可以從多個維度來解讀它，但從赫勒本人從前期到后期的思想發展邏輯來看，最重要的是歷史理論的倫理學維度。就歷史理論而言，這一倫理維度內在于其他的維度之中并統攝其他內容。正是這一維度使得赫勒的歷史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馬克思的歷史哲學。

三、對社會主義的理解。赫勒在明確歷史理論的內涵后，其歷史理論的真正用意在于她在歷史理論框架內，以歷史理論范式替代歷史哲學范式對社會主義作出新的理解和闡釋。我們看到，赫勒之所以批評馬克思的歷史哲學，其根本原因在于馬克思對社會主義的政治特征的過于強調，以政治包容倫理價值的方式，把社會主義的訴求完全交給歷史哲學關于對必然的未來社會主義的許諾和警告。相比馬克思，赫勒對于社會主義的理解和選擇則更多地強調它的價值維度，即赫勒試圖使社會主義擺脫對線性的歷史發展與歷史規律的依賴，進而呼喚人們立足于現在自覺地進行價值選擇。

總之，我們認為，在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上，盡管赫勒批判了馬克思強有力的政治路線，她卻選擇了一種折中，就這一點而言，她的理論實際上是搖擺于歷史哲學和歷史理論之間的。盡管如此，我們必須承認，赫勒關于社會歷史的深層解讀確實為我們厘清歷史問題與理解社會歷史發展在實踐上開辟了一種新的探索路徑，同時，在理論上拓展了我們自覺反思的維度。

作者:王海萍 單位: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

摘要：上世紀八十年代，李澤厚提出主體性實踐哲學，以實踐主體為本體性范疇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新的理解模式，高揚主體性、偶然性在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意義，提出要在偶然與必然的具體結構中分析歷史事件，這些都構成了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的反撥與糾偏。但李澤厚后來的哲學傾向是弱化主體、突出本體，工具本體取代實踐主體成為李澤厚歷史哲學的本體性范疇；與此相應的是在對現實問題的論述上片面強調經濟發展的客觀力量，而把其它問題作為在此基礎上的必然之勢推向無定的未來。

關鍵詞：李澤厚歷史哲學；經濟決定論；實踐主體；工具本體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是李澤厚的主要思想資源之一，這一點貫穿李澤厚哲學的始終。即便李澤厚的后期哲學側重于以原典儒學為主要資源建構以“情本體”為核心的“內圣之學”甚至當代新儒學，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獨到闡釋仍構成其“外王之學”或歷史哲學的基本支柱。且正由于馬克思所賦予的這一歷史哲學的基本特質，才使得在此基礎之上或前提之下展開的“內圣之學”或李氏新儒學獲得了歷史的質感和實感，而大不同于現代新儒家力圖以“內圣”開“外王”的“心性之學”，當然也避免了后者的理論困境。當然，就其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獨到闡發所構成的歷史哲學這一方面而言，也并非無可商榷。李澤厚對從階級斗爭和革命理論到《資本論》的基本邏輯等馬克思諸多基本思想的大幅揚棄所帶來的問題且按下不表，就以李澤厚著重闡發且構成其歷史哲學之核心或基礎的“實踐本體論”和“經濟前提論”而言，既在其提出之時的特殊時代背景下釋放出重大的理論變革意義，也在李澤厚后期哲學的微妙嬗變中呈現出一定的理論局限性。且這種理論局限性，如同其理論變革意義一樣，不僅是純粹的哲學問題，也涉及對當代中國之現實發展的觀照。基于此，下文擬分兩大階段，對構成李澤厚歷史哲學之核心和基礎的這一重要理論略作探討，在充分揭示其重大變革意義的基礎上亦分析指出其后期發展中的偏頗之處。

一、實踐主體：對經濟決定論的反撥

上世紀八十年代，李澤厚提出主體性實踐哲學，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提供了一種以人為中心的、實踐哲學的理解模式，改變了以物質、意識關系問題為根本的傳統理解模式，使馬克思主義哲學由以客觀世界為中心轉變為以作為主體的人為中心。李澤厚認為，使用-制造工具的生產實踐是馬克思“實踐”概念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含義；使用-制造工具的生產實踐構成了人類一切歷史活動的基礎，這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或實踐哲學的最根本觀點。具有第一性的、本體性的不再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物質或規律，而是使用-制造工具的生產實踐，后者成了一種本體性的范疇，至于實踐之外的物質或規律則屬于不可知論的領域。這是在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解上的一種本體性變革，這一本體性變革自然也會引起對歷史哲學領域內的某些基本問題的理解上的質變。這種質變就是對傳統的、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決定論理解模式的明確反撥。經濟決定論是第二國際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典型理解模式，但這一理解模式一直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的某些論述。恩格斯雖然非常強調經濟因素只是在“歸根結蒂”的意義上起決定作用，而且在某些場合明確反對把經濟視為唯一的決定因素，但總的說來仍然傾向于對歷史唯物主義作一種經濟決定論的理解。如恩格斯的下述被廣為征引的經典表述：“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因為任何一個人的愿望都會受到任何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后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所以到目前為止的歷史總是像一種自然過程一樣地進行，而且實質上也是服從于同一［1］697運動規律的。”這種運動規律就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必然性，在唯物史觀的視域中它是由經濟基礎——更進一步的說，生產力的發展所決定的，而偶然性只是作為這種必然性的表現或補充而發揮作用。恩格斯的這些論述使個體主體性消解于群體主體性之中，又使群體主體性消解于客觀規律性之中，奠定了對歷史唯物主義作經濟決定論解讀的張本。不管恩格斯或第二國際的著名理論家普列漢諾夫如何強調經濟的決定作用只是體現在“歸根結蒂”的意義上，強調在這個基礎上主體能動性如何的重要，卻終不免于落入經濟決定論的窠臼，主體能動性只能成為無關緊要的點綴。究其實質，這是由于他們在本體論的層面上預設了某種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物質或規律的優先性，于是，人的實踐就成了這種客觀規律的體現，實踐的能動性至多體現在或者促進或者延遲這種規律的作用。也就是說，物質本體論的觀點決定了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決定論理解。如果沒有本體論意義上的變革性理解，對主體能動性的任何論證和強調都難以脫出經濟決定論的框架。后世的庸俗馬克思主義者索性疏于去做這種論證和強調，直接在一些關于主體能動性與客觀規律性的辯證的空話中解決了這個問題——實際是掩蓋了這個問題。我們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傳統理解基本上延續了這一思路。然而，誠如何兆武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辯證的空話只是掩蓋了一個悖論：即如果歷史真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必然性，那么人類創造歷史的自由意志就可有可無；如果人類可以影響甚至改變歷史的行程，那么在這之前就談不上歷史的［2］844“必然”。李澤厚在后期的著作如《實用理性與樂感文化》一書（2004）中又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這種必然性邏輯一直可以追溯到黑格爾哲學，它們的共同特點是把辯證法的推導邏輯實體化、存在化，以為這種理性的邏輯也應當是現實的邏輯，即現實的“必然”，從而導致了所謂的“先驗幻象”，如在理論上可以推論、但在現實中難以實施的共產主義即屬此列。因而，李澤厚明確地揚棄了這種實體化的辯證邏輯。其實其它學者也曾在不同程度上提出過這個問題，如喬恩•埃爾斯特《理解馬克思》一書中對“歷史與邏輯一致”的方法論的質疑與此論點不無類似。他認為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通過概念的分析得出“產品-商品-交換價值-貨幣-資本-勞動”的邏輯，這屬于“空洞的還原”，因為不可能通過概念的變戲法得出，除非已經有了答案，比如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通過大量實證分析表明的重新投資的動機——用牟宗三的話說這些只有“歷史的原因”，而沒有“邏輯的原因”。通過解構這種先驗理性的邏輯，李澤厚把使用-制造工具的生產實踐作為本體性的第一范疇，并無任何在此之上的先驗規律，因而使人的主體性真正凸顯。在這一本體論視域中如果說有什么歷史“必然”的話，那么就是在為維系“人活著”而進行的使用-制造工具的生產實踐中，生產工具會逐漸改進，經濟水平會逐漸提高，從而人的生活也會逐漸改善，但這只是“從千百年的歷史長河看的某種趨勢和走向”，“對一個人、一代人甚或幾代人來說，卻沒有這種必然。相反，［3］519無不充滿著偶然。”而且這一歷史“必然”也不是什么先驗規律，而是經驗后果。另方面，由于這種使用-制造工具的生產實踐是有賴于特定歷史條件的、歷史具體的，因而不至于走向主觀唯心主義和唯意志論。由于使用-制造工具的實踐構成了人類一切歷史活動的基礎，而使用-制造工具的實踐作為生產力的動態表述又是經濟基礎的核心，因而也就可以得出，經濟活動是其它一切歷史活動的基礎。這是主體性實踐哲學視域中的經濟前提論，區別于物質本體論視域中的經濟決定論。李澤厚指出，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所總結馬克思的兩大發現之一——“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這一“歷來為繁蕪叢雜［4］776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實質上就是經濟前提論。李澤厚為了強調經濟的這一前提性或基礎性地位，有意庸俗化地將他的哲學名為“吃飯哲學”。在李澤厚后來的哲學發展中，特別是在“告別革命”的口號下對馬克思的思想資源作了諸多揚棄（除革命和階級斗爭理論以及上述辯證法之外，也包括對整個馬克思經濟學的方法論原則的質疑）——其中的得失當另文再論，但實踐本體論和經濟前提論始終成為他哲學的根本性綱領以及借以消化包括傳統儒家在內的思想資源的基座。總之，由于李澤厚對歷史發展中的主體性與規律性、偶然性與必然性作了這一明確的界劃，因而便能免于上述的悖論或辯證的空論。經濟前提論的理解框架為個體、偶然在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留下了極大余地，如李澤厚在《康德哲學與建立主體性論綱》中指出：“從黑格爾到馬克思主義，有一種對歷史必然性的不恰當的、近乎宿命的強調，忽視了個體、自我的自由選擇并隨之而來的各種偶然性的巨大歷史現［3］471實和后果。”（1981年）因此，李澤厚在對歷史事件的分析中非常強調偶然性，如李澤厚指出的失敗就有很大的偶然性，不能從歷史決定論的視野中對之作一種狹隘的理解，也如李澤厚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的后記中指出：“偶然與必然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歷史哲學的最高范疇，如同它們也是藝術和生活中的最高哲學范［5］483疇一樣”（1978年），它們在歷史發展中的關系遠非“必然決定偶然”、“偶然體現必然”這類簡單化的公式所能概括，而必須具體和深入地分析偶然和必然在某個歷史事件中的特定比例和特定結構，以及這種比例和結構的發展有著如何多樣的潛在可能性，而最終又由于偶然與必然之間怎樣的互動關系成就了看似“必然”的現實性，等等：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上，李澤厚提出“上層建筑相對獨立性的強度”這個概念，以表示上層建筑獨立于經濟基礎的程度會依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而有所不同，而非機械的、一定的決定關系，在某些社會歷史條件下完全可以表現為經濟發展為上層建筑所決定。馬克思主義哲學著重于分析歷史發展中的橫截面，即特定社會形態中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決定與反作用關系，而李澤厚的歷史本體論則著重于探討歷史的縱向積淀，即人的認識、道德、審美等作為上層建筑的內容不僅與特定的經濟基礎相聯系且隨之發生變化，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些不斷變化的內容在人類心理上積淀著獨立于特定社會歷史條件的、具有恒久性和傳承性的形式結構。也就是李澤厚主體性實踐哲學中作為內在主體性之體現的文化心理結構，包括認知結構、意志結構和審美結構。個體繼承它們，又可以對之有所突破，這體現了內在的個體主體性。李澤厚的這些理論都表明了經濟決定作用的有限性和在此基礎上的主體能動性，特別是個體能動性。因而，每個人都應當為自己時代的發展去爭取、去奮斗，有所擔當、有所負責。這是主體性實踐哲學在歷史領域對傳統的經濟決定論的馬克思主義的反撥和糾偏，是那個特定時代的啟蒙呼聲在歷史哲學領域內的理論升華。

二、工具本體：對經濟決定論的倒戈

本文把西方哲學史上迄黑格爾為止前的理性主義稱為古典理性主義。西方古典理性主義在近代和現代遭遇到了非理性主義思潮的嚴重挑戰，以致瀕臨幾乎淪落的命運。雖然在非理性主義思潮肆虐泛濫的狂濤駛過以后，理性主義又在極度萎縮中慢慢復興，但正在復興中的當代西方理性主義的樣態和涵蘊，已經大大異趣于它的古典形態。理性主義從它的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超渡有其必然的歷史因緣，弄清西方古典理性主義的歷史流變，無疑對理解當代西方理性主義的生成和發展有重大的理論意義。

一、西方古典理性主義的源頭——希臘理性

哲學在本質上是理性的事業。當西方哲學史上第一個哲人泰勒士宣布“水是萬物的始基”時，泰勒士就在運用他的理性，“水是萬物的始基”這個判斷無疑地是一個理性判斷。因為在這個判斷中不僅包涵一個抽象的能夠作為哲學范疇的概念——“始基”，而且潛涵著一種認識論基礎和秩序：世界上存在著無數的物體、事物，這些物體和事物的總和構成一個整體世界，這個整體世界是無限多樣的統一，它統一的基礎是水，水是構成一切事物的原因與產生一切事物的本源。“水是萬物的始基”是泰勒士千百次觀察分析個別的具體事物，并對感覺經驗進行了一系列抽象概括的結果。因此這一判斷集中表現了人類思維的統一性、超越性，揭示了事物的普遍性、齊一性。而這也正是人類理性思維的基本特征、哲學的基本特征，正如黑格爾說：“什么地方普遍者被認作無所不包的存在或什么地方存在者在普遍的方式下被把或思想出現時，則哲學便從那里開始。”（《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第93頁）可以說“水是萬物的始基”這一判斷揚起了希臘理性的第一面旗幟，從此以后相信理性可以洞見和把握世界的本源就成為古希臘早期哲學的純樸信念，哲學拋棄了希臘遠古關于天地生成的非理性的信仰和夢幻似的傳說，沿著追蹤世界本源的理性之路向前發展。

但是，無論是在泰勒士，還是在泰勒士所屬的伊奧尼亞學派諸先哲那里，他們對萬物始基的探索卻仍然在理性和感性之間徘徊，在他們理性的思辨中仍然回蕩著感性的余響，黑格爾說：“思辨的水是按照精神方式建立起來的，不是作為感覺的實在性而揭示出來的。于是就發生了水究竟是感覺的普遍性還是概念的普遍性的爭執”（《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第184頁）。這就是說，一方面作為哲學范疇，揭示世界本源性的“始基”——水，應當具有脫離感性的個別事物的普遍性、思辨性，亦即在高度抽象的思維層次上對世界整體的把握，但泰勒士的水“不管怎樣仍具有其確定性或形式”，沒有完全擺脫感性的個別，“在我們的心目中仍浮現著水的觀念”（《同上》第185頁）。于是出現了“水是普遍（無形式的）概念和它的存在的矛盾。”（《同上》第184頁）這一矛盾一直是困惑希臘早期哲學的主題，其間愛菲斯的晦澀哲人赫拉克利特，雖然以他“深奧的思辨”發現了支配事物的“邏各斯”這一理性的規律，但他那“火是事物的始基”的本源論哲思仍然拖著一根光明的感性尾巴。

與此相反，在南意大利的畢達哥達拉斯學派，“他們不從感覺對象中引導出始基”，“他們所提出的始基和原因，是用來引導他們達到一種更高級的實在的”（《古希膜羅馬哲學》第39頁），他們認為數是萬物的始基。這樣，畢達哥拉斯學派在古臘哲學史上就開創了一種不是從感覺經驗上升到普遍的理性概括，而是從某種抽象的概念下降到感性事物思想道路。畢達哥拉斯學派還研究了關于事物對立面的學說，他們認為對立面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它們共有十條，最重要的是有限和無限的對立。實質上“有限”與“無限”的對立又是西方哲學史上“理性”和“非理性”對立最初表述。因為按照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學說，世界決不是某種無限的不可知的混沌，世界是可知的，它有某種固有的“秩序”、“結構”，而這種秩序和結構又服從數學的規律，也就是說“一切其它事物就其整個本性說都是以數目為范型的”，（《古希臘羅馬哲學》第37頁）數學在古希臘以及近代歐洲都被認為是表現人類理性功能的最典型的科學。畢達哥拉斯學派在比較深入地研究數學的基礎上還廣泛地研究了天文學、聲學和醫學，并力圖用這些科學成果來解釋世界，因此我們可以把畢達哥拉斯學派稱為古希臘第一個理性主義學派，而“理性”一詞在它的原初意義上就是一種科學精神，理性主義就是主張用科學來理解和解釋自然的哲學道路。

畢達哥拉斯學派在古希臘早期自然哲學的壁壘中開辟了一條由抽象原則說明感性經驗的理性主義道路，但理性主義的精神在畢達哥拉斯學派那里發展的程度仍然是很有限度的，因為他們關于數量的抽象也還沒有完全剝離諸如“卵石數”那些可以觸摸的感性質。只有發展到愛利亞學派時，希臘理性才找尋到她的“純粹思維”的圣地，造成了與感性經驗的對立，關于這一點列寧在研究古希臘哲學時曾經指出：“什么是辨證法？”“‘我們在這里’（在埃利亞學派中）發現了辯證法的開端；同時還發現了思維與現象或感性存在之間的對立。”（《哲學筆記》第276頁）

本文把西方哲學史上迄黑格爾為止前的理性主義稱為古典理性主義。西方古典理性主義在近代和現代遭遇到了非理性主義思潮的嚴重挑戰，以致瀕臨幾乎淪落的命運。雖然在非理性主義思潮肆虐泛濫的狂濤駛過以后，理性主義又在極度萎縮中慢慢復興，但正在復興中的當代西方理性主義的樣態和涵蘊，已經大大異趣于它的古典形態。理性主義從它的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超渡有其必然的歷史因緣，弄清西方古典理性主義的歷史流變，無疑對理解當代西方理性主義的生成和發展有重大的理論意義。

一、西方古典理性主義的源頭——希臘理性

哲學在本質上是理性的事業。當西方哲學史上第一個哲人泰勒士宣布“水是萬物的始基”時，泰勒士就在運用他的理性，“水是萬物的始基”這個判斷無疑地是一個理性判斷。因為在這個判斷中不僅包涵一個抽象的能夠作為哲學范疇的概念——“始基”，而且潛涵著一種認識論基礎和秩序：世界上存在著無數的物體、事物，這些物體和事物的總和構成一個整體世界，這個整體世界是無限多樣的統一，它統一的基礎是水，水是構成一切事物的原因與產生一切事物的本源。“水是萬物的始基”是泰勒士千百次觀察分析個別的具體事物，并對感覺經驗進行了一系列抽象概括的結果。因此這一判斷集中表現了人類思維的統一性、超越性，揭示了事物的普遍性、齊一性。而這也正是人類理性思維的基本特征、哲學的基本特征，正如黑格爾說：“什么地方普遍者被認作無所不包的存在或什么地方存在者在普遍的方式下被把或思想出現時，則哲學便從那里開始。”（《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第93頁）可以說“水是萬物的始基”這一判斷揚起了希臘理性的第一面旗幟，從此以后相信理性可以洞見和把握世界的本源就成為古希臘早期哲學的純樸信念，哲學拋棄了希臘遠古關于天地生成的非理性的信仰和夢幻似的傳說，沿著追蹤世界本源的理性之路向前發展。

但是，無論是在泰勒士，還是在泰勒士所屬的伊奧尼亞學派諸先哲那里，他們對萬物始基的探索卻仍然在理性和感性之間徘徊，在他們理性的思辨中仍然回蕩著感性的余響，黑格爾說：“思辨的水是按照精神方式建立起來的，不是作為感覺的實在性而揭示出來的。于是就發生了水究竟是感覺的普遍性還是概念的普遍性的爭執”（《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第184頁）。這就是說，一方面作為哲學范疇，揭示世界本源性的“始基”——水，應當具有脫離感性的個別事物的普遍性、思辨性，亦即在高度抽象的思維層次上對世界整體的把握，但泰勒士的水“不管怎樣仍具有其確定性或形式”，沒有完全擺脫感性的個別，“在我們的心目中仍浮現著水的觀念”（《同上》第185頁）。于是出現了“水是普遍（無形式的）概念和它的存在的矛盾。”（《同上》第184頁）這一矛盾一直是困惑希臘早期哲學的主題，其間愛菲斯的晦澀哲人赫拉克利特，雖然以他“深奧的思辨”發現了支配事物的“邏各斯”這一理性的規律，但他那“火是事物的始基”的本源論哲思仍然拖著一根光明的感性尾巴。

與此相反，在南意大利的畢達哥達拉斯學派，“他們不從感覺對象中引導出始基”，“他們所提出的始基和原因，是用來引導他們達到一種更高級的實在的”（《古希膜羅馬哲學》第39頁），他們認為數是萬物的始基。這樣，畢達哥拉斯學派在古臘哲學史上就開創了一種不是從感覺經驗上升到普遍的理性概括，而是從某種抽象的概念下降到感性事物思想道路。畢達哥拉斯學派還研究了關于事物對立面的學說，他們認為對立面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它們共有十條，最重要的是有限和無限的對立。實質上“有限”與“無限”的對立又是西方哲學史上“理性”和“非理性”對立最初表述。因為按照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學說，世界決不是某種無限的不可知的混沌，世界是可知的，它有某種固有的“秩序”、“結構”，而這種秩序和結構又服從數學的規律，也就是說“一切其它事物就其整個本性說都是以數目為范型的”，（《古希臘羅馬哲學》第37頁）數學在古希臘以及近代歐洲都被認為是表現人類理性功能的最典型的科學。畢達哥拉斯學派在比較深入地研究數學的基礎上還廣泛地研究了天文學、聲學和醫學，并力圖用這些科學成果來解釋世界，因此我們可以把畢達哥拉斯學派稱為古希臘第一個理性主義學派，而“理性”一詞在它的原初意義上就是一種科學精神，理性主義就是主張用科學來理解和解釋自然的哲學道路。

畢達哥拉斯學派在古希臘早期自然哲學的壁壘中開辟了一條由抽象原則說明感性經驗的理性主義道路，但理性主義的精神在畢達哥拉斯學派那里發展的程度仍然是很有限度的，因為他們關于數量的抽象也還沒有完全剝離諸如“卵石數”那些可以觸摸的感性質。只有發展到愛利亞學派時，希臘理性才找尋到她的“純粹思維”的圣地，造成了與感性經驗的對立，關于這一點列寧在研究古希臘哲學時曾經指出：“什么是辨證法？”“‘我們在這里’（在埃利亞學派中）發現了辯證法的開端；同時還發現了思維與現象或感性存在之間的對立。”（《哲學筆記》第276頁）

唯物史觀應該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以永恒的觀念來解釋人類歷史的發展，而是不斷地從現實的物質實踐出發來認識人類歷史的發展。

一

用辯證觀分析現實的社會存在，我們發現社會主義經濟形態中的生產力水平與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中的生產力水平都處在商品經濟的歷史階段，因而兩異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具有相對的歷史同一性，即：現實社會生產力水平的發展－－商品經濟的歷史存在性之“自然”之無極（注：商品經濟的歷史存在性必將導致社會競爭機制的歷史存在性即市場經濟的歷史存在性。歷史已經發展到了這樣一個階段：揚棄“大鍋飯”機制、促使企業走向市場經濟已成為了在必行的客觀趨勢，也是不可抗拒的歷史進步）。

與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相對立的是，社會主義經濟形態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經濟形態即否定了以階級對抗為基礎的社會經濟形態（注：因為階級的存在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所以在商品經濟歷史階段，在人口眾多且又貧窮的國家，還離不開計劃經濟的統籌安排，離不開用公有制去防止階級分化與階級對抗的產生。從中國國情來講，尤其是應把國營企業經濟放在首位，要以發展國營企業經濟為主）。

社會運動是有機運行－－任何孤立的思維定勢都是不科學的：其的偏面性好比是蟪蛄不知春秋。又：“無”為萬物之始，“有”為萬物之母－－兩異唯物邏輯的提出，標志著歷史唯物認識的深化。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