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價值范文10篇

本文作者：韓玉璞工作單位：安陽師范學院

道德寬容的核心內涵道德寬容的核心內涵是道德自由、不干涉及尊重權利原則、實現公平正義的道德秩序。道德自由。道德自由是道德寬容的應有之義，應該說沒有道德自由就沒有道德寬容。道德自由是指道德主體自覺、自愿、自主地遵循反映歷史發展必然性的道德原則和公眾共同認可的道德范式去行動，它由道德認識上的自覺、道德情感上的自愿、道德行為上的自主三個維度組成，以自覺自愿為主要特征［3］。而道德寬容的態度和行為也必須是行為主體自覺自愿的選擇，行為主體非理性、非自愿情況下作出的選擇不能稱為道德寬容。因此，道德寬容要求行為主體能夠發自心靈地選取道德價值觀念，具有深刻而自覺的道德認識和道德覺悟，完全自主地選擇道德行為，這實質上就是主體的道德自由。不干涉及尊重權利原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文化的精華，也是道德寬容的核心實質。每一個人都有不可剝奪、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任何人任何組織都無權干涉人們正當合理地行使自己的權利。給予別人自由的空間，給他人道德選擇、道德實踐的“有限”自由，站在別人的立場上思考問題，采取行動。絕不可用獨裁思維和行動來宰制別人，絕不強迫要求別人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與自己同一，不干涉并且尊重每個人的基本權利，這也應該是道德寬容的核心內涵。當然，不干涉和尊重權利并不是所謂的完全自由，放棄原則，聽之任之，那樣只能導致整個社會狀態的無序、混亂，會與我們的初衷背道而馳。不干涉及尊重權利原則的目的是對社會個體有利、對國家民族有益，是為了實現全社會的道德和諧秩序和歷史發展秩序。因此，實現道德寬容的一個基本要求就是不干涉及尊重權利原則。實現公平、合理、正義的道德秩序。通常來講，秩序是一個規范系統。雖然道德秩序相對于社會法制、宗教信條、政治策略等秩序要素顯得力量較弱，但它卻涉及面廣，屬于一個整體范疇的“秩序源”。我們知道，道德寬容的存在基礎是個人平等、文化多樣，也由此可知，追求個人平等、尊重文化多樣是道德寬容始終不渝的目標。要實現公平、合理、正義的道德秩序，就要求各道德主體在堅持一定原則的前提下，以寬和的心態容得下并尊重異己的價值觀念、異己的審美需求、異己的文化生態、異己的行為方式，而不是千方百計地排斥、打擊、壓制異己行為和異己觀念。只有這樣，整個社會才會處于良性運行中，才能達到公平、合理、正義的道德秩序。

道德寬容的實現

道德寬容的真正實現，需要道德教育的指引與范導，需要制度的規約與支持。（一）教育的指引與范導任何一種道德意識和道德自覺都會以一種強大的、無形的、非秩序的力量深藏于人們的內心世界，內化為一個人的感情、意志、信念，以一個人的品性、意向示現與人，道德寬容亦是如此。心靈的改變最為艱難，某種道德觀念要想成為現實的道德力量絕非易事，因為它的實現必須首先“征服”“占據”人們的心靈，從而獲得意識上的肯定。因此，道德教化在道德主體的道德養成過程中必不可少，起到了指引與范導的引領作用。道德寬容的理念和原則既不會“胎生”在人們的頭腦中，也不會自動根植到人的心靈中生根發芽，它需要在道德主體中反復進行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寬容理念教化，才有可能在社會上自覺化、普遍化、共同化。道德寬容教育的主要任務是培養道德主體的三種意識。培養道德主體的價值多樣性、差異性意識。道德寬容首先承認差異性和多樣性。這就要求道德寬容的實施主體具備多樣性、差異性的主動意識和認知能力。意識決定實踐活動，如果道德主體不具備價值差異性、多樣性意識，就會在實踐中立己為標桿，以自己的道德意識為中心，干涉別人的道德自由權利，否定別人的價值理念、價值審美、價值選擇。道德主體要想具有道德寬容的觀念，進而將道德寬容付諸實踐，就必須具備價值差異性、多樣性意識。所以，培養一個人的價值差異性、多樣性意識就成為其具有道德寬容觀念的首要之舉。一般而言，應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培養：首先，要讓人們明白，價值的差異性、多樣性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是無法避免的。世界上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地區，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獨有的價值追求、宗教理想、道德準則，它們的形成歷經了漫長的過程，依賴于各個國家、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歷史階段、地理存在、文化傳承甚至種族的不同。即使是同一國家、同一地理區域內的人們，生活方式的選擇、價值觀念的追求、宗教信仰的理想等受社會分層、教育程度、性格特征、興趣愛好、家庭環境、學校教育等因素的影響也不可能整齊劃一、絕對同一，而是有差別的。其次，要培養出人們的道德寬容意識還必須要培養人們用理解、寬諒、尊重的姿態理性和融地對待價值選擇的差異性、多樣性，任何壓制、排擠、棒殺價值差異性和多樣性的做法只可能導致道德滑坡。培養道德主體的平等意識。社會的發展與變革增強了人們的平等意識，實際上，主體平等是道德寬容得以存在和實現的重要基礎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主體平等，就沒有道德寬容。所以，對道德主體進行平等意識的教育也就成為實現道德寬容的必修課程。不具備平等意識的人極易產生兩種極端傾向，即盲目性的優勢論和習慣性的劣勢論［4］。盲目的優勢論者往往自視極高，把自己看做最好的，是別人的榜樣，對他人一概采取貶低、蔑視的態度，不屑一顧，沒有理解、尊重他人的意識，更不會去理解、尊重異己的價值理想和道德實踐，這與道德寬容是背道而馳、南轅北轍的。而習慣性的劣勢論者則步入了另一個極端，他們缺乏自信，自覺矮人三分，習慣于用別人的觀念、價值尺度來衡量自己，人云亦云，不具備獨立的人格尊嚴，甚至于成為別人的附庸。這樣的人可以容忍別人，但絕不是寬容，因為這種容忍是被動的，缺乏道德自由的底蘊，只能屬于道德容忍或道德縱容，不屬于道德寬容。所以，只有培養道德主體的平等意識，加強對道德主體的平等意識教育，才能消除以上兩種不良傾向，逐漸養成人們的道德寬容習慣。一個人只有深刻理解了什么是平等、平等有什么重要意義，才有可能真正地從思想上接受平等，并按照平等的要求去做。所以培養道德主體的平等意識無疑是一個艱苦而漫長的過程。另外，道德主體所處的社會環境也不容忽視，平等、和諧的社會氛圍將有助于人們平等意識的培養和形成。營造平等的社會氛圍首先要從制度、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與執行上體現平等精神；其次要從輿論導向上大力倡導平等精神，創設一種平等的輿論氛圍。培養道德主體的主體性意識。道德寬容意識的產生同人們的道德主體性意識的覺醒和增強是分不開的。所謂道德的主體性，是指人們在一定道德情境中對待所面臨的道德客體時具有道德準則和規范的自主性、積極性和創造性［5］，也就是人們在道德活動中具有主體性意識。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道德主體在道德活動中具有自主選擇的意識和能力。人們在實施道德選擇時往往會受到來自方方面面的干擾和破壞，無論遇到什么樣的情況，道德主體都能及時調節自身的需求和情感，堅定自己的信念，自主地做出自己的選擇和決定，使得道德活動的方法選擇、手段使用、過程調控都指向活動的終極目標。如果道德主體具備自我選擇的能力，他就會自主理性地選擇尊重和不干涉的對象范圍，促成道德寬容的實現。所以培養人們獨立進行行為選擇的能力也就是培養人們自主選擇的意識和能力，這與道德寬容的實現是密不可分的。第二，主體具有自覺的社會責任意識和利益意識。社會責任意識和利益意識實際上是密不可分的。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會促使主體對自身擔負的社會責任具有明晰的判斷，會成為道德主體從事道德實踐的內生動力，同時也會引導道德主體在道德活動中處處為社會、為他人著想，從而使正確的利益意識成為主體自性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道德寬容首先強調的是一種道義責任，只有當道德主體認識到自己對他人和社會所負的義務、責任和使命時，才不會畫地為牢，推諉自己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和義務，才能夠尊重他人的權利，不干涉他人的自由，心甘情愿地讓渡或放棄某些權利或權力。綜上可知，培養道德個體的主體性意識，關鍵在于培養道德主體的自主選擇的意識和責任意識，這將有助于人們把握道德寬容限度和實施道德寬容實踐。（二）強化制度的規約與支持人性的多樣化使得任何有益目的的實現都必須制度化，道德寬容亦是如此。道德寬容意識的教育可以使道德寬容成為一種可能，但要使這種寬容意識真正內化為人們的思想，轉化為人們自覺的道德寬容實踐，僅有道德意識教育顯然是遠遠不夠的。首先，道德寬容教育總是崇高化、理想化的。道德寬容教育所描繪的理想化的人性意識和道德圖景雖然可提升人的主觀意識和精神境界，引導和激勵現實世界的人們為實現理想的道德寬容愿景而努力，但“勸導”和教育無法讓人格各異的人在諸多的摻雜了利益存在的道德選擇中保持“崇高”的道德寬容。其次，道德意識教育只有通過主觀世界的自我接受和認可才起作用，它是通過榜樣示范、思想勸導、社會輿論等柔性手段和途徑來進行的，對那些缺乏較高道德責任感和較堅定的道德信念，破壞、逃避道德建設的人往往無能為力，只能給予良心和道義上的譴責，不能保證社會道德規范的共同遵守。因此，要培養人們的道德寬容意識并將之真正付諸實踐，就必須在道德教育的基礎上強化制度的規約與支持，使道德寬容得到制度的倫理關懷。為了使道德主體的道德意識和道德自覺的養成得到制度力量的支撐和關懷，就必須為道德建設提供一種制度安排的倫理環境，這就是制度的倫理關懷。建立允許存在并尊重多元道德體系的制度是道德寬容在更廣泛的領域得以實現的保證。這一制度的核心是尊重多元道德價值，尊重異己觀念、異己價值、異己行為，反對一元道德價值體系。這就從制度內容本身體現出寬容，即容忍差異性、尊重多樣性，并反映社會基本的、正義的價值理念。制度內容的正確性需要制度制定程序的嚴格來保證。這需要做好兩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制度的制定者要有廣泛的代表性，能夠代表社會群體大多數的利益。二是制度制定過程的基調是平等、尊重、協商、對話和討論。任何組織、群體和個人的粗暴獨斷甚至以自己的價值標準來認定道德價值體系的合理性與存在性都是行不通的。懲惡揚善是最為樸素而有效的道德準則。制度內容的寬容性和制度程序的正義性保證了制度的內容和制定程序符合寬容原則和正義理念。但要真正實現道德寬容，同樣需要在這一制度貫徹、踐行的過程中把握好懲惡揚善的基本準則。一是揚善，要想揚善，必須報善。個人的思想和行為只有得到了物質和精神上的認可和滿足，才能再接再厲并且示范于社會。所以，對于符合人性和社會要求的道德寬容行為一定要大張旗鼓地給予制度上的支持和鼓勵；二是懲惡，即對排斥、打擊符合正義的價值差異的態度和行為予以制度上的打擊和制裁，使其為自己不符合道德寬容的行為付出實質性的代價。揚善是一種攜帶和引領，是正義和道德的肯定和彰顯，它可以促使道德寬容與文明逐漸成為社會的主旋律；懲惡是一種制止和糾錯，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阻止人們在道德上步入歧途。制度的揚善和懲惡可以在人之本性的基礎上促進個體的道德寬容自覺性的形成，在道德寬容建設中，這兩種功能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具備了制度的合理安排，一個社會的普遍的道德寬容才有可能形成。

道德寬容的現代價值

倡導道德寬容的最終目的是指導道德寬容實踐，在解決道德領域的問題中彰顯道德寬容的現代價值。（一）公平、公正、合理、正義的國際新秩序的建立需要道德寬容建立公平、公正、合理、正義的國際新秩序是世界各國、各民族的共同心愿。當今的國際社會呈現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多樣性和發展極不平衡性兩大特點。在此基礎上，要想打破固有的國際政治、經濟、道德舊秩序，建立新秩序，并非易事。但只要各國、各民族都勇于承擔，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寬容，能夠發揮各自的作用，那么在付出艱辛的努力后，符合世界發展要求的、公平正義的國際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新秩序就能夠建立起來。世界的多樣性表現為社會制度、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等全方位的差異性，在這樣“差異”的世界里建立需要“妥協”甚至“犧牲”的新秩序更需要寬容。因為，只有寬容、尊重、諒解才能保持世界的多樣性與和平、穩定、發展。但任何寬容和尊重都是有限度和底線的，那就是無論在什么情況下，我們都要以維護國家、民族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對于侵犯國家主權的行為絕沒有尊重、寬容可言。所以，建立公正、合理、正義的國際新秩序不但需要各國、各民族以符合現代道德規范的民族寬容心態對待其他國家和民族，還必須打破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二）普遍倫理的建立需要道德寬容世界一體化趨勢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日益明朗，整個世界將成為一個密不可分的大家園。在這種大趨勢下，業已形成的、歷史的處理國家之間、地區之間、民族之間關系的倫理規范與原則顯然已不能適應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格局重組局面下各利益主體的要求，這就從客觀上要求重建能夠達成最低限度的普遍性共識的倫理規范與原則，即普遍倫理。當然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使得普遍性共識的達成極其艱難，它將遭遇到利益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等因素的重重阻攔。利益多元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不爭的事實，國家與民族之間的利益沖突不可避免且很難調和；文化多元亦無可否認，而且文化激蕩難以消除。因此，要在全球范圍內確立普遍倫理，就需要以民族利益為主體的利益團體放棄宰制性心態和文化霸權主義心態，適當進行利益“放棄”和文化“妥協”，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更加廣闊的視野，更加平等的準則即采取道德寬容的態度去理解、尊重其他國家和民族［6］。只有這樣，才有可能達成共識，避免矛盾和沖突，從而推動世界的和平與發展。關于普遍倫理建立的路徑，西方學者哈貝馬斯提出了商談理論，這一理論的核心是在矛盾的解決過程中彼此通過“對話”“商談”的手段來達成共識。所謂“商談”就是在不同的道德主體、價值個體之間在沒有外力施加影響的前提下進行基于平等的對話、協商、討論，當然也可以爭論甚至論戰。商談的這種特質決定了它絕不是靠經濟甚至軍事強勢、政治強權來達成商談對象中部分主體“無奈”狀況下的統一，而是相互尊重對方合理正義的權利訴求。同時，商談的主體還具有廣泛性，它可以在不同的道德主體、文化主體之間進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文化霸權主義和利益獨裁行為。這樣，普遍倫理才能夠得以建立，道德寬容也才有可能在世界范圍內逐漸形成。（三）和諧社會的建立需要道德寬容道德寬容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在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道德寬容的張力得到了積極體現，它不僅有助于社會個體成員之間形成和諧的人際關系以及與和諧社會相適應的共同價值理念，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促進多元文化的良性互動，從而倡導民主，增進自由，體現平等。因為構成世界文明的模式（文化、制度、宗教、習俗等）具有多樣性，在融合中存在著可控甚或偶爾不可控的“沖突”，在借鑒、競爭的常態中需要文明對話。文明對話不僅是各種文明自身存在和發展的前提，而且是不同文明相互理解與觀照的方式［7］。當然，“趨同”只是多元文化共存的一種狀態，“趨近”才是訴求可行的現實，在“趨近”中必然是“和而不同”。這就要求在文明、文化大互動的進程中保持道德寬容的態度，只有這種態度才能促進多元文化的激蕩、沖突、交匯，進而推動文化的大融合，為構建和諧社會打下良好的文化和思想基礎。當然，道德寬容在當代中國對處理化解人民內部矛盾，推動市場經濟的有序發展，維護祖國的統一大業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作者：工作單位：

道德寬容的實現

道德寬容的真正實現，需要道德教育的指引與范導，需要制度的規約與支持。（一）教育的指引與范導任何一種道德意識和道德自覺都會以一種強大的、無形的、非秩序的力量深藏于人們的內心世界，內化為一個人的感情、意志、信念，以一個人的品性、意向示現與人，道德寬容亦是如此。心靈的改變最為艱難，某種道德觀念要想成為現實的道德力量絕非易事，因為它的實現必須首先“征服”“占據”人們的心靈，從而獲得意識上的肯定。因此，道德教化在道德主體的道德養成過程中必不可少，起到了指引與范導的引領作用。道德寬容的理念和原則既不會“胎生”在人們的頭腦中，也不會自動根植到人的心靈中生根發芽，它需要在道德主體中反復進行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寬容理念教化，才有可能在社會上自覺化、普遍化、共同化。道德寬容教育的主要任務是培養道德主體的三種意識。培養道德主體的價值多樣性、差異性意識。道德寬容首先承認差異性和多樣性。這就要求道德寬容的實施主體具備多樣性、差異性的主動意識和認知能力。意識決定實踐活動，如果道德主體不具備價值差異性、多樣性意識，就會在實踐中立己為標桿，以自己的道德意識為中心，干涉別人的道德自由權利，否定別人的價值理念、價值審美、價值選擇。道德主體要想具有道德寬容的觀念，進而將道德寬容付諸實踐，就必須具備價值差異性、多樣性意識。所以，培養一個人的價值差異性、多樣性意識就成為其具有道德寬容觀念的首要之舉。一般而言，應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培養：首先，要讓人們明白，價值的差異性、多樣性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是無法避免的。世界上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地區，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獨有的價值追求、宗教理想、道德準則，它們的形成歷經了漫長的過程，依賴于各個國家、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歷史階段、地理存在、文化傳承甚至種族的不同。即使是同一國家、同一地理區域內的人們，生活方式的選擇、價值觀念的追求、宗教信仰的理想等受社會分層、教育程度、性格特征、興趣愛好、家庭環境、學校教育等因素的影響也不可能整齊劃一、絕對同一，而是有差別的。其次，要培養出人們的道德寬容意識還必須要培養人們用理解、寬諒、尊重的姿態理性和融地對待價值選擇的差異性、多樣性，任何壓制、排擠、棒殺價值差異性和多樣性的做法只可能導致道德滑坡。培養道德主體的平等意識。社會的發展與變革增強了人們的平等意識，實際上，主體平等是道德寬容得以存在和實現的重要基礎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主體平等，就沒有道德寬容。所以，對道德主體進行平等意識的教育也就成為實現道德寬容的必修課程。不具備平等意識的人極易產生兩種極端傾向，即盲目性的優勢論和習慣性的劣勢論［4］。盲目的優勢論者往往自視極高，把自己看做最好的，是別人的榜樣，對他人一概采取貶低、蔑視的態度，不屑一顧，沒有理解、尊重他人的意識，更不會去理解、尊重異己的價值理想和道德實踐，這與道德寬容是背道而馳、南轅北轍的。而習慣性的劣勢論者則步入了另一個極端，他們缺乏自信，自覺矮人三分，習慣于用別人的觀念、價值尺度來衡量自己，人云亦云，不具備獨立的人格尊嚴，甚至于成為別人的附庸。這樣的人可以容忍別人，但絕不是寬容，因為這種容忍是被動的，缺乏道德自由的底蘊，只能屬于道德容忍或道德縱容，不屬于道德寬容。所以，只有培養道德主體的平等意識，加強對道德主體的平等意識教育，才能消除以上兩種不良傾向，逐漸養成人們的道德寬容習慣。一個人只有深刻理解了什么是平等、平等有什么重要意義，才有可能真正地從思想上接受平等，并按照平等的要求去做。所以培養道德主體的平等意識無疑是一個艱苦而漫長的過程。另外，道德主體所處的社會環境也不容忽視，平等、和諧的社會氛圍將有助于人們平等意識的培養和形成。營造平等的社會氛圍首先要從制度、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與執行上體現平等精神；其次要從輿論導向上大力倡導平等精神，創設一種平等的輿論氛圍。培養道德主體的主體性意識。道德寬容意識的產生同人們的道德主體性意識的覺醒和增強是分不開的。所謂道德的主體性，是指人們在一定道德情境中對待所面臨的道德客體時具有道德準則和規范的自主性、積極性和創造性［5］，也就是人們在道德活動中具有主體性意識。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道德主體在道德活動中具有自主選擇的意識和能力。人們在實施道德選擇時往往會受到來自方方面面的干擾和破壞，無論遇到什么樣的情況，道德主體都能及時調節自身的需求和情感，堅定自己的信念，自主地做出自己的選擇和決定，使得道德活動的方法選擇、手段使用、過程調控都指向活動的終極目標。如果道德主體具備自我選擇的能力，他就會自主理性地選擇尊重和不干涉的對象范圍，促成道德寬容的實現。所以培養人們獨立進行行為選擇的能力也就是培養人們自主選擇的意識和能力，這與道德寬容的實現是密不可分的。第二，主體具有自覺的社會責任意識和利益意識。社會責任意識和利益意識實際上是密不可分的。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會促使主體對自身擔負的社會責任具有明晰的判斷，會成為道德主體從事道德實踐的內生動力，同時也會引導道德主體在道德活動中處處為社會、為他人著想，從而使正確的利益意識成為主體自性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道德寬容首先強調的是一種道義責任，只有當道德主體認識到自己對他人和社會所負的義務、責任和使命時，才不會畫地為牢，推諉自己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和義務，才能夠尊重他人的權利，不干涉他人的自由，心甘情愿地讓渡或放棄某些權利或權力。綜上可知，培養道德個體的主體性意識，關鍵在于培養道德主體的自主選擇的意識和責任意識，這將有助于人們把握道德寬容限度和實施道德寬容實踐。（二）強化制度的規約與支持人性的多樣化使得任何有益目的的實現都必須制度化，道德寬容亦是如此。道德寬容意識的教育可以使道德寬容成為一種可能，但要使這種寬容意識真正內化為人們的思想，轉化為人們自覺的道德寬容實踐，僅有道德意識教育顯然是遠遠不夠的。首先，道德寬容教育總是崇高化、理想化的。道德寬容教育所描繪的理想化的人性意識和道德圖景雖然可提升人的主觀意識和精神境界，引導和激勵現實世界的人們為實現理想的道德寬容愿景而努力，但“勸導”和教育無法讓人格各異的人在諸多的摻雜了利益存在的道德選擇中保持“崇高”的道德寬容。其次，道德意識教育只有通過主觀世界的自我接受和認可才起作用，它是通過榜樣示范、思想勸導、社會輿論等柔性手段和途徑來進行的，對那些缺乏較高道德責任感和較堅定的道德信念，破壞、逃避道德建設的人往往無能為力，只能給予良心和道義上的譴責，不能保證社會道德規范的共同遵守。因此，要培養人們的道德寬容意識并將之真正付諸實踐，就必須在道德教育的基礎上強化制度的規約與支持，使道德寬容得到制度的倫理關懷。為了使道德主體的道德意識和道德自覺的養成得到制度力量的支撐和關懷，就必須為道德建設提供一種制度安排的倫理環境，這就是制度的倫理關懷。建立允許存在并尊重多元道德體系的制度是道德寬容在更廣泛的領域得以實現的保證。這一制度的核心是尊重多元道德價值，尊重異己觀念、異己價值、異己行為，反對一元道德價值體系。這就從制度內容本身體現出寬容，即容忍差異性、尊重多樣性，并反映社會基本的、正義的價值理念。制度內容的正確性需要制度制定程序的嚴格來保證。這需要做好兩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制度的制定者要有廣泛的代表性，能夠代表社會群體大多數的利益。二是制度制定過程的基調是平等、尊重、協商、對話和討論。任何組織、群體和個人的粗暴獨斷甚至以自己的價值標準來認定道德價值體系的合理性與存在性都是行不通的。懲惡揚善是最為樸素而有效的道德準則。制度內容的寬容性和制度程序的正義性保證了制度的內容和制定程序符合寬容原則和正義理念。但要真正實現道德寬容，同樣需要在這一制度貫徹、踐行的過程中把握好懲惡揚善的基本準則。一是揚善，要想揚善，必須報善。個人的思想和行為只有得到了物質和精神上的認可和滿足，才能再接再厲并且示范于社會。所以，對于符合人性和社會要求的道德寬容行為一定要大張旗鼓地給予制度上的支持和鼓勵；二是懲惡，即對排斥、打擊符合正義的價值差異的態度和行為予以制度上的打擊和制裁，使其為自己不符合道德寬容的行為付出實質性的代價。揚善是一種攜帶和引領，是正義和道德的肯定和彰顯，它可以促使道德寬容與文明逐漸成為社會的主旋律；懲惡是一種制止和糾錯，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阻止人們在道德上步入歧途。制度的揚善和懲惡可以在人之本性的基礎上促進個體的道德寬容自覺性的形成，在道德寬容建設中，這兩種功能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具備了制度的合理安排，一個社會的普遍的道德寬容才有可能形成。

道德寬容的現代價值

倡導道德寬容的最終目的是指導道德寬容實踐，在解決道德領域的問題中彰顯道德寬容的現代價值。（一）公平、公正、合理、正義的國際新秩序的建立需要道德寬容建立公平、公正、合理、正義的國際新秩序是世界各國、各民族的共同心愿。當今的國際社會呈現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多樣性和發展極不平衡性兩大特點。在此基礎上，要想打破固有的國際政治、經濟、道德舊秩序，建立新秩序，并非易事。但只要各國、各民族都勇于承擔，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寬容，能夠發揮各自的作用，那么在付出艱辛的努力后，符合世界發展要求的、公平正義的國際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新秩序就能夠建立起來。世界的多樣性表現為社會制度、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等全方位的差異性，在這樣“差異”的世界里建立需要“妥協”甚至“犧牲”的新秩序更需要寬容。因為，只有寬容、尊重、諒解才能保持世界的多樣性與和平、穩定、發展。但任何寬容和尊重都是有限度和底線的，那就是無論在什么情況下，我們都要以維護國家、民族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對于侵犯國家主權的行為絕沒有尊重、寬容可言。所以，建立公正、合理、正義的國際新秩序不但需要各國、各民族以符合現代道德規范的民族寬容心態對待其他國家和民族，還必須打破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二）普遍倫理的建立需要道德寬容世界一體化趨勢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日益明朗，整個世界將成為一個密不可分的大家園。在這種大趨勢下，業已形成的、歷史的處理國家之間、地區之間、民族之間關系的倫理規范與原則顯然已不能適應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格局重組局面下各利益主體的要求，這就從客觀上要求重建能夠達成最低限度的普遍性共識的倫理規范與原則，即普遍倫理。當然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使得普遍性共識的達成極其艱難，它將遭遇到利益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等因素的重重阻攔。利益多元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不爭的事實，國家與民族之間的利益沖突不可避免且很難調和；文化多元亦無可否認，而且文化激蕩難以消除。因此，要在全球范圍內確立普遍倫理，就需要以民族利益為主體的利益團體放棄宰制性心態和文化霸權主義心態，適當進行利益“放棄”和文化“妥協”，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更加廣闊的視野，更加平等的準則即采取道德寬容的態度去理解、尊重其他國家和民族［6］。只有這樣，才有可能達成共識，避免矛盾和沖突，從而推動世界的和平與發展。關于普遍倫理建立的路徑，西方學者哈貝馬斯提出了商談理論，這一理論的核心是在矛盾的解決過程中彼此通過“對話”“商談”的手段來達成共識。所謂“商談”就是在不同的道德主體、價值個體之間在沒有外力施加影響的前提下進行基于平等的對話、協商、討論，當然也可以爭論甚至論戰。商談的這種特質決定了它絕不是靠經濟甚至軍事強勢、政治強權來達成商談對象中部分主體“無奈”狀況下的統一，而是相互尊重對方合理正義的權利訴求。同時，商談的主體還具有廣泛性，它可以在不同的道德主體、文化主體之間進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文化霸權主義和利益獨裁行為。這樣，普遍倫理才能夠得以建立，道德寬容也才有可能在世界范圍內逐漸形成。（三）和諧社會的建立需要道德寬容道德寬容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在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道德寬容的張力得到了積極體現，它不僅有助于社會個體成員之間形成和諧的人際關系以及與和諧社會相適應的共同價值理念，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促進多元文化的良性互動，從而倡導民主，增進自由，體現平等。因為構成世界文明的模式（文化、制度、宗教、習俗等）具有多樣性，在融合中存在著可控甚或偶爾不可控的“沖突”，在借鑒、競爭的常態中需要文明對話。文明對話不僅是各種文明自身存在和發展的前提，而且是不同文明相互理解與觀照的方式［7］。當然，“趨同”只是多元文化共存的一種狀態，“趨近”才是訴求可行的現實，在“趨近”中必然是“和而不同”。這就要求在文明、文化大互動的進程中保持道德寬容的態度，只有這種態度才能促進多元文化的激蕩、沖突、交匯，進而推動文化的大融合，為構建和諧社會打下良好的文化和思想基礎。當然，道德寬容在當代中國對處理化解人民內部矛盾，推動市場經濟的有序發展，維護祖國的統一大業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引言

人們關于自身道德觀念、道德行為對于社會和人的意義的衡量。它對人們選擇道德行為具有重要意義。因為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對每—個道德行為的選擇，都出自一定的動機，抱著一定的目的。也就是說，人們之所以作出這樣或那樣的道德選擇，背后都隱蔽著一定的道德觀念、價值目標。馬克思主義認為道德價值特別是道德行為是由其是否有益于社會的進步，是否能促進人類的精神文明和人類的進步發展來確定的。

二、道德概念分析

道德是在信仰支配下的行為規范。調整人與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相互關系的行動規范的總和。道德作用的發揮有待于道德功能的全面實施。道德具有調節、認識、教育、導向等功能。與政治、法律、藝術等意識形式有密切的關系。中華傳統文化中，形成了以仁義為基礎的道德。“道德”指“道”與“德”的關系。孔子主張:“志于道，據于德。”(《論語•述而》)這里的“道”指理想的人格或社會圖景，“德”指立身根據和行為準則。因儒家以仁義為道德的重要內容，故也以仁義道德并稱。我們可以把道德活動規定為:是一種特殊的人類主體性活動，是人類主體出于高級的精神需要和道德動機而進行的旨在達到自我———他人或社會完善的實踐精神性活動。道德動力的源泉，就是“價值”與“完善”。再回到“知行不一”上，大學生不讓座，那是他認為讓座沒有價值，沒有利益;他也認為無助于他的“完善”。或許社會的經驗告訴他，鉆營、關系、金錢、送禮甚至行賄受賄更有“價值”，更能使他得到“完善”，這樣一來，他還會有道德動力么?沒有道德動力，他當然就“知行不一”。

三、道德的本質

道德的支撐是以人為中心，以人的言行建立于社會、生活、工作、學習環境之中的。它不同于法律，但它和法律都是規范人們行為的準則。它們具有內在的聯系和功能互補的基礎。法律是一種強制措施，與道德相對應，前者是依靠國家強制力量來保證執行的行為規范，是硬措施，后者則是一種自律行為，是軟措施。具體說，道德是依照社會公眾的輿論導向、長期形成的生活文化習慣、歷史傳統道德倫理，是受人們長期以來各種文化習俗交融熏染的內在因素。因此，硬性法律與軟性道德是互相滲透、相互交融、互相補充、互相維護，是相輔相成的。

一、道德教育的兩種類型

或許是與道德的兩種類型相應，古今中外普遍存在兩種類型的道德教育：第一種是道德規范教育或道德品質教育（或稱品德教育、德性教育、美德教育、品格教育等）。由于道德規范教育在字面上就容易使人聯想到是把外在的道德規范灌輸與強加給學生，所以人們一般很反感，而主張品（美）德教育。第二種道德教育的具體形式和名稱也多種多樣，如：道德知識教育、知性德育、認知德育、理性德育、思維德育、價值澄清教育、智慧德育等（兩種道德教育也可以分別概括為“德”的教育和“道”的教育）。毫無疑問，兩種道德教育都是人類所需要的，各有自己的作用、價值，但也各自存在局限、不足。

（一）品（美）德教育、“德”的教育無論什么樣的社會，如果要存在、穩定，其成員必須具備一些最低限度的品德，遵守一些最基本的行為規范。否則，社會就會動蕩、混亂。品德教育在這里面的作用與功能是巨大的，其價值是不容質疑的。因此，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在理性德育興盛一段時期之后，傳統的品德教育又開始回歸。例如在美國，“品格教育成為今日美國公共學校最具前瞻性和最流行的道德教育形式。”它存在幾大局限與不足：（1）人類社會的美德很多，隨著社會的發展，新的美德不斷產生，因此“美德袋”越來越大，增加學生的學業負擔。而且，哪些美德是基礎的、普適的，哪些不是，并沒有客觀的標準。（2）品德究竟能不能教？這個蘇格拉底提出的問題，至今也沒有科學的答案。（3）品德教育如果說在方法與途徑上可以避免灌輸的話，那么在意圖與目的上則很難避免灌輸。柯爾伯格指出：“使這種傳統的道德教育發生效果就是使它的反民主反憲法性質暴露得更為明顯。”美國當代著名德育專家納什教授也指出：美德教育培育的是“一種依從性道德”，“就好的方面而言，依從性道德支持尊重、責任、自律……就壞的方面而言，依從性道德會助長順從、從眾和溫順”。因為當今世界是一個信仰自由、尊重人的獨立人格與尊嚴的時代，每個人有自己的發展自由。所以教育不能把教育者選定的所謂品德在沒有經過學生理性自決的情況下教給學生。（4）最為重要的是，品德的屬性是中性的，各種壞人、違法犯罪分子、恐怖分子身上也可以具有各種所謂的品德或美德。例如：壞人身上也可能具有勤奮、嚴謹、節制、勇敢、意志等美德。因此，品德可能對他人或社會帶來危害。這一點早已為人們所注意。例如，《論語·陽貨》指出：“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蘇格拉底指出：對于節制、正義、勇敢等美德，“你不認為它們既可以是有益的也可以是有害的嗎？拿勇敢來說，不謹慎的自信就是魯莽。無理性的自信對人有害。”康德指出：“聰慧、機智、判斷力以及心靈的其他才能，不管你如何稱謂它們，或者作為氣質上的特質的膽識、果斷以及堅韌，毫無疑問，在許多方面都是善的并且令人想望。然而，如果要運用這些天賦才能和這些在特有性狀上被稱為品質的意志，不是善的話，則這些天賦才能和品質也可能變得極其惡劣而且有害”；例如節制有度、自我克制、冷靜思慮等，“若不以善的意志為原則，這些特質也可能變成極端的惡，一個惡徒的沉著冷靜，比起沒有這一特質來，不但更加危險，而且在我們看來，也更為可憎。”當代美國著名倫理學家麥金太爾也指出：“勇敢有時支持非正義，忠誠使殺人成性的侵略者更肆無忌憚，慷慨有時削弱了行善的能力”，“當一種忠誠指向一個方向，另一種忠誠指向另一個方向時，悲劇沖突也有可能發生。”（5）節制、勇敢、誠實、廉潔、忠孝、仁愛等品德或道德規范只是道德的各種具體形式或表現、現象，不是道德的根本。正如《道德經》第18章指出：“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道德經》第38章還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因此，片面地強調與追求品德教育，不過是舍本逐末，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是揚湯止沸，沒有多大作用。由于品德教育存在的種種不足，第二種道德教育應運而生。實際上，在那些大教育家的道德教育中，兩種道德教育是結合在一起的，而更重視后者。

（二）知性德育、道的教育第二種道德教育有兩個方面：一是重視形式與能力方面，強調道德認識、道德思維、道德推理、道德判斷、道德選擇、理智、智慧等的培養。例如柯爾伯格就認為：“我們……把道德教育看成是對道德發展的促進而不是直接傳授一些固定的道德準則。……促進道德發展是以促進兒童的思維和解決問題能力為基礎的。”霍爾、戴維斯也認為：“道德教育并不是對于做正當事情的教育，而是指道德思維的性質和作出決定的技巧和能力方面的教育。”威爾遜提出的“道德思維的直接教學”也屬于道德理性教育，他指出：道德教育與科學教育或古典教育相似，“都是在某一特定的思維方式上或生活領域中的教育”。二是重視內容與實質方面，強調道德知識、道德理論、道德真理、道德規律等的學習和掌握。當然，知性德育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一直存在許多問題：第一，或者偏重于形式與能力方面（如西方），或者偏重于內容與實質方面（如當今我國）；第二，偏重形式與能力的認知德育或理性德育，在理論認識或實踐中都沒有上升到培養道德智慧的高度，對道德智慧重視不夠。第三，由于倫理學一直沒有為人們提供科學的道德知識、道德理論，沒有發現多少道德真理和道德規律，加上其他各種原因，偏重于內容的道德知識教育往往淪為道德信息教育、道德教條教育、道德命令教育等“關于道德知識”的教育，或關于具體的道德規范、品德的名稱、概念之類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教育，在方法與途徑上普遍存在灌輸、死記硬背、訓練、題海戰術應付考試等現象。因此，知識德育在當代我國遭到了人們普遍地批判。但是，知性德育或道的教育的作用與價值卻是毋庸質疑的。它是對人們在道德方面的啟蒙與解放，使人從道德必然王國進入道德自由王國，能夠培養個體道德的獨立意志和獨立人格，培養道德智慧，實現道德上的覺解，甚至能夠培養人們的道德維護能力與道德建設能力。那么，拋棄第一類道德教育，直接對學生實施第二類道德教育，可以嗎？回答是否定的。第一，對于年幼學生來說，由于其一般認知能力還沒有發展起來，因此不可能培養其道德認知能力，也就不可能理解和掌握道德知識、道德真理。第二，對于年齡較大（如對大學生）卻缺乏第一類道德教育的人，即便成功對他們進行了第二類道德教育，由于他們從小錯過了道德行為習慣養成的關鍵期，沒有養成良好的道德行為習慣，缺乏道德品質與道德實踐能力，因此在遭遇道德情境時，他們雖然努力想要做出道德行為，但卻顯得很笨拙、反應不夠敏捷，甚至出于好心而把事情做糟。

（三）兩種道德教育之間的關系我國古代的教育基本上是道德教育，包括兩大層次：小學和大學，沒有中學。那么，小學的道德教育與大學的道德教育有什么根本差別？大體上可以認為：小學道德教育應以第一類道德教育為主，大學道德教育應以第二類道德教育為主。朱熹對此有深刻的認識，提出了“小學學其事，大學學其理”的觀點：“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就上面所講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現代教育一般劃分為三個層次：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那么，兩種道德教育在層次上的關系就應當是：小學以第一類道德教育為主，第二類道德教育為次；大學以第二類道德教育為主，第一類道德教育為次；中學則二者兼重，是小學與大學之間的過渡類型。兩類道德教育之間的區別不僅僅是層次上的，更有性質上的差別。在當代西方，道德教育屬于價值教育的一個部分。因此，就出現了“道德價值教育”這一概念。道德科學教育的提出，必將產生深遠的意義。它可以回答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闡述全面發展及其教育問題時，為什么沒有提出德育。馬克思指出：“我們把教育理解為以下三件事：第一，智育。第二，體育……第三，技術教育……對兒童和少年工人應當按不同的年齡循序漸進地授以智育、體育和技術教育課程”，“把有報酬的生產勞動、智育、體育和綜合技術教育結合起來，就會把工人階級提高到比貴族和資產階級高得多的水平。”馬克思并非偶然忽略了德育。實際上，他甚至反對道德教育。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就指出：“共產主義者既不拿利己主義來反對自我犧牲，也不拿自我犧牲來反對利己主義，理論上既不是從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從那夸張的思想形式去領會這個對立，而是在于揭示這個對立的物質根源，隨著物質根源的消失，這種對立自然而然也就消滅。共產主義者根本不進行任何道德說教，施蒂納卻大量地進行道德的說教。共產主義者不向人們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們應該彼此互愛呀，不要做利己主義者呀等等；相反，他們清楚地知道，無論利己主義還是自我犧牲，都是一定條件下個人自我實現的一種必要形式。”根據馬克思主義道德觀，在階級社會，對人民的道德教育就是對人民的思想與精神的控制與奴役；而在勞動人民內部，根本利益的一致、合乎人性的人際關系等，自然而然會產生道德，人們也自然會自覺地遵守道德。因此，道德教育是多余的。例如，恩格斯在19世紀40年代早期對英國的部分紡織工人進行深入調查之后就發現，雖然他們沒有受過什么學校教育，但是“他們極其虔誠、受人尊敬，過著正直而又平靜的生活”；工人們和附近的農民、鄉紳一樣，“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是好的當家人，過著合乎道德的生活，因為他們那里沒有使人過不道德生活的誘因。”顯然，馬克思反對的只是道德價值教育。馬克思生活的時代，自然科學昂首闊步得到大發展，各人文社會科學也正在興起，這其中就包括道德科學。因此，道德科學如果作為一門科學進入學校教育，列入課程表，想必馬克思是絕不會反對的。

二、道德教育的兩大目標：培養“守道德的人”和“懂道德的人”

一、文化自信夯實道德建設的價值基石

堅持文化自信，加強道德建設，應強化文化自信的認知。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于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熔鑄于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植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1](p33)顯然，文化自信具有密切聯系的三層內容，即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高度自覺。它們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開拓了我們文化自信的深厚泉源，奠定著道德建設的價值基石。闡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3]可見，道德建設離不開文化自信這個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力量的推動。歷史表明，無數炎黃先賢恪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底蘊，創建了輝映全球的華夏道德，使文明古國同時成為禮儀之邦。中華傳統文化中很多思想充盈著道德理性大智慧：莊子的“天人合一”闡明了自然界“天地人”之間的融洽關系，孔子的“禮之用，和為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規范了保持社會和諧穩定的倫理原則及為人處世的起碼美德，管仲的“忠孝節義”表述了健康人品的基本準則，王充的“仁、義、禮、智、信”夯實了人與社會協調發展的道德基礎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不僅蘊含著豐富的哲學社會科學內容、治國理政智慧，更孕育著求真務實、崇學向善、勤勞勇敢、開拓創新、犧牲奉獻的道德因子。諸如“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追求意識、“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氣節，“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的向善品質，“講求實事、不尚空談”的務實風氣，“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的舍身精神，“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責任擔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恢廓境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以及各種卓越的倫理著述等，都為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促進社會發展進步奠定了重要的道德基石，也為中華文明詮釋出高尚的道德價值內涵，為人類歷史發展特別是道德文明建設貢獻了中國智慧，提供了中國力量。中國共產黨誕生后，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科學文化自信更加自覺和全方位展開，以此為基礎的道德建設如火如荼，彰顯出自身獨特的神韻與魅力。現當代中國，堅持文化自信加強思想道德建設成果豐碩，最耀眼、最核心者是革命、建設、改革途程中創造與展現出的一系列道德精神。共產黨人為完成救亡圖存歷史使命，以開天辟地、犧牲奉獻的大無畏精神，堅持馬列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發展道路，帶領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使一個落后挨打、積貧積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改天換地，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邁上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的康莊大道，億萬群眾的道德意識和道德品質獲得了新的時代躍遷。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戰精神、西柏坡精神大放異彩；大慶精神、紅旗渠精神、“兩彈一星”精神、雷鋒精神、焦裕祿精神、抗震救災精神、載人航天精神熠熠生輝。它們同我們黨所創立的先進文化相伴隨，離不開馬列主義、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正確引領。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我們要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不斷增強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4]新時代里，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的深入發展，中國經濟的崛起和民族復興進程的加快，尤其是隨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一鑄魂強基工程的全面推進，誠信中國、品質中國、品格中國、健康中國、美麗中國等從不同角度與層面愈益彰顯出道德建設的嶄新風貌，提供了加強道德建設最科學最直接的民族先進文化的價值引領。實踐表明，堅持文化自信引領道德養成，是道德建設的價值前提條件。文化自信成為人們重視、學習、了解、發揚與推廣本民族道德的內在動力，從根本上促進著道德建設的健康開展；文化自信有利于人們對道德規范的遵守、對道德要求的踐行，使本民族與國家獨具的道德生活傳統得以延續和發展。同時，文化自信對中華文化內在價值的充分肯定和持久生命力的堅定信念，打造出科學對待傳統道德的鑒別力，以自覺把握和適應文化與道德建設發展規律。多次強調：“中華文明延續著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也需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把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5]今年初，一場突如其來的肺炎疫情席卷全國，黨中央領導人民緊張有序投入抗疫斗爭，目前已取得階段性勝利。兩個多月來的不懈奮戰，為社會安寧和人民康樂，既有沖鋒在前的醫護人員，也有忠于職守的基層工作者和社區保安，還有疾馳于大街小巷的快遞員與外賣小哥。同心戰疫，共克時艱，深化了家人感情，拉近了社區、鄉鄰、個人間距離，極大增強了民族的道德凝聚力。2020年3月10日，在武漢視察時贊揚說：“大家夜以繼日、不辭辛勞、默默付出，悉心為群眾服務，為遏制疫情擴散蔓延、保障群眾生活作出了重要貢獻，展現了武漢黨員、干部不怕犧牲、勇于擔當、顧全大局、甘于奉獻的精神。”[6]4月4日庚子年清明節全國下半旗，各族人民一起深切悼念為抗擊肺炎疫情犧牲的烈士和逝世同胞，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首都北京參加活動，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國家以最高規格的祭奠向英烈哀悼，人民以最深的懷念為逝者送行。慎終追遠，這莊嚴肅穆的儀式，寄托著血濃于水的同胞之情，昭示著慨然前行的奮發之志，夯實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道德底蘊，獲得了世界各國人民的高度贊許。許多外國政要及友好人士真誠表達了哀悼和支持，伊朗駐華使館在微博中發文：“中國以國之名祭奠肺炎遇難者，讓我們看到了中國對個體尊嚴與生命的尊重與敬畏，也讀懂了14億中國人集體情感釋放背后的團結與力量。”[7]顯然，堅持文化自信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不僅要克服盲目的文化自負與不當的文化自卑，還要挖掘和繼承好民族文化傳統，與時俱進促使優秀道德因子發揚光大，為加強新時代道德建設發揮出巨大的價值引領。

二、文化自信彰顯道德建設的價值取向

價值論揭示，價值取向是價值觀的重要內容，決定人們的利益選擇，為其提供行動方向。我們黨堅持文化自信價值基石，決定其提倡的道德建設出發點及落腳點均為中國人民謀福利、為中華民族謀發展。唯物史觀闡明，利益本質上表征為社會關系范疇，是人類一切活動之原動力，顯示出主體需要同滿足需要的客體之間關系。馬克思指出：“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8](p187)無論是認識或改造自然及社會，人們都直接或間接為謀取一定之利益，獲得與改善自己生存、發展的條件。因此，“人類的實踐就是不斷創造利益、檢驗利益和享用利益的過程，并在這個永恒過程中與自然界、社會群體、個體之間產生種種關系，實際地創造和享用某種物質與精神利益，并在處理與協調這些社會關系中顯現自己特有的價值取向，衍生出一定群體乃至社會大力提倡與共同遵循的基本價值導向。”[9](pp11-12)黨的性質與宗旨表明：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謀利益，正是我們黨產生和發展的黨性原則，凸顯出鮮明的價值目標。以高度文化自信為基礎所倡導的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彰顯出我們黨為人民服務、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偉大價值取向。文化自信為正確處理群己關系確立基本道德價值準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創造了無與倫比的燦爛智慧，“義利相間、以義為先”“和氣生財、善解能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寬以待人、厚德載物”等文化底蘊滲透到道德建設理念中，成為人際交往謹慎克制欲望和尊重他人意愿的現代闡釋，轉化為正確處理個人與他人及群體關系的道德價值準則。張岱年先生指出：“個人與群體的關系問題，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關系問題，是價值觀的核心問題”。[10](p482)從價值觀上認真解決群體利益與個體利益的關系，指導人們實踐中把握正確的價值取向、進行公允的價值評價、采取有利的價值行動，為道德建設提供了正確的主體尺度。還要看到，價值取向關聯著社會關系，涉及人的本質問題。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1](p18)社會由個人組成，群體與個體相互依存，其利益緊密聯結、共同促進。顯然，價值取向必然衍化為奉獻精神與利益原則的關系問題，即堅持群體訴求和個體訴求相統一，需要道德建設堅持集體主義的主導價值取向。報告強調：“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1](p34)只有在道德建設中使人們言行同社會發展要求一致，才能實現閃光的人生價值。在抗擊肺炎戰斗中，全國4萬多名醫務工作者火速馳援湖北武漢等重災區，許多人除夕之夜團圓飯來不及吃背起行囊就出發，兩個多月的“連軸轉”涌現了無數舍小家為大家、舍自家為社會的感人事跡。2020年3月10日，專程到武漢視察時深情地說：“廣大醫務工作者堅韌不拔、頑強拼搏、無私奉獻，展現了醫者仁心的崇高精神，展現了新時代醫務工作者的良好形象，感動了中國，感動了世界”[12]，稱贊他們是“新時代最可愛的人”。這也是對所有正確處理群己關系、確立基本道德價值準則者的崇高褒獎。文化自信為維護國家穩定與繁榮發展高揚愛國價值觀。愛國主義歷來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巨大力量，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及全國人民道德建設共同價值支柱。黨的十八大明確將“愛國”作為公民最根本的做人標準和道德情操，同“敬業、誠信、友善”一起成為個人價值準則，也構成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重要與基本要素。從道德層面講，愛國是公民應自覺遵守的社會行為規范。新中國成立伊始，在《新華月報》1949年創刊號上題詞時，把“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作為“國民公德”明確提了出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社會主義基本道德規范堅持與時俱進。2001年9月，黨中央頒發的《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明確提出了“在全社會大力倡導‘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的基本道德規范”；2006年10月，黨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2013年12月中央辦公廳《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對個人行為層面凝練的“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把“愛國”置于公民基本道德規范的首位。報告要求：“深入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推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激勵人們向上向善、孝老愛親，忠于祖國、忠于人民。”[1](pp34-35)這都為新時代堅持文化自信，不斷培育愛國價值觀提供了寶貴的理論指導。可以說，五千多年華夏文明，塑造了中華民族獨特的道德品格——家國情懷，宛如一條柔韌的紐帶，將個人成長、家庭發展與國家興旺緊密相連，高揚著對國家與家庭共同體的認同、熱愛、奉獻與擔當，成為凝聚民族共同體的心理基礎和愛國情感產生的倫理前提。這次抗擊肺炎戰斗，海內外炎黃子孫同仇敵愾，捐款捐物，以各種途徑聚集起戰疫的磅礴力量。國內許多學校還開展以“向逆行者致敬”“在戰‘疫’中成長”“我和我的祖國”為主題的活動，通過征文、繪畫、手抄報、錄制小視頻等形式多元化地開展防疫宣傳，引導學生從小學先鋒、長大做先鋒，努力成長為能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延展了愛國價值觀在“落實、落細、落小”中的現實化維度。文化自信為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貫徹現實道德價值旨歸。努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道德建設的現實價值旨歸。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當代中國，經濟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比存在很大差距，生產力總體水平相對落后，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還不高，發展也很不平衡。但是，我們黨提出努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目標，不僅體現了對經濟發展和人的發展之間辯證關系的科學把握，也體現了對人的全面發展是一個相當長歷史過程的深刻認知。新時代，堅持文化自信加強道德建設，努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必須維護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多次強調：“要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常懷憂民、愛民、惠民之心，采取針對性更強、覆蓋面更大、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明顯的舉措，解決好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教育、就業、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社會穩定等民生問題，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13](p86)今年自疫情發生以來的兩個多月里，的戰“疫”日程滿滿當當：10多次密集召開中央高層會議，4次親赴一線考察調研，與40多位外國政要及國際組織領導人通過各種渠道密切溝通，介紹“中國經驗”，闡述“中國主張”，提出“中國倡議”……他在中央高層會議上說：“1月20日，我專門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批示，指出必須高度重視疫情，全力做好防控工作，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及有關部門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實有效措施，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同時強調：“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直接關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直接關系經濟社會大局穩定，也事關我國對外開放。”[14]在這場關乎全國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關乎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戰的“兩個戰場”中，黨中央領導各級政府始終將“百姓”與“民生”放在重要位置，多管齊下構筑起全方位保障防線，不僅彰顯我國以民為本的制度優勢，也為提振民眾信心、共克時艱，全面打贏“雙線戰役”具體貫徹著現實道德價值旨歸。

三、文化自信拓展道德建設的價值實踐

文化自信在奠定道德建設價值基石和彰顯價值取向的同時，積極拓展著道德建設的價值實踐。幾十年來，我們黨一貫要求弘揚傳統美德，搞好繼承轉化，提升個人道德素質，借用梁啟超的話講“重點還是私德”。多次指出：“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現實，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務必把加強道德修養作為十分重要的人生必修課”。[15]堅持文化自信加強道德建設，必須人人講道德、守道德，既使公德不廢，更重私德養成。文化自信注重從嚴自律以強化道德修養價值。古人十分講究“修齊治平”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直將“修德”放在首位，做人做事做官第一位是崇德修身，合理性因素值得肯定。人民群眾特別是黨員、干部涵養品德的路徑很多，總原則是按照新時代“有品德”要求搞好修身立德，達到“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實踐中堅持文化自信進行自我修養，具體表現為兩個緊密聯系的維度。一是內向維度：實現道德內化。即個體在社會化活動中通過學習、選擇與價值認同，將外在的主流道德目標、價值觀、道德規范與行為方式等，轉化為自身內在的行為準則與價值目標，形成良好的個體道德素質。道德內化的形成，也是個體道德心理諸要素相互作用、道德品質整合之過程。二是外向維度，轉為行動指導。內在道德素質一經養成，個體就會憑借這一精神要義從自我完善的角度，排除種種干擾，自覺進行道德規范行為，外化為正確的道德實踐，即變他律為自律，完成他律與自律的有機結合。兩個維度現實統一，達到“慎獨慎微”，有“君子人格”之風。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指出：一個好的共產黨員，“即使在他個人獨立工作、無人監督、有做各種壞事的可能的時候，他能夠‘慎獨’，不做任何壞事。”[16](p133)“慎微”則指堅持做好小事、管好小節。多次指出：“‘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各級干部要從我做起、從小事做起，帶頭堅守正道、弘揚正氣，努力營造良好從政環境。”[17]顯然，要達到慎獨慎微的高潔境界，必須練就嚴格的律己能力。許多人特別是黨員、干部犯錯誤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乏這種能力，在違法亂紀中成了罪人。強調：“修德，既要立意高遠，又要立足平時。要立志報效祖國、服務人民，這是大德，養大德者方可成大業。同時，還得從做好小事、管好小節開始起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踏踏實實修好公德、私德，學會勞動、學會勤儉，學會感恩、學會助人，學會謙讓、學會寬容，學會自省、學會自律。”[18]實踐中修養品德，必須模范遵守基本道德規范，包括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等，黨員、干部更要走在前列、做好表率，努力做一個人格偉大、道德高尚之人。文化自信培植修養定力以提升道德情操價值。堅持文化自信修養品德應堅持由易到難、由近及遠，努力把品德情操要求變成個人行為準則，進而形成自覺奉行的理念。2020年3月29日至4月1日，先后來到寧波、湖州、杭州等地，深入港口、企業、農村、生態濕地等，就統籌推進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進行調研。他指出：“各級黨組織特別是基層黨組織要在聯系服務群眾上多用情，在宣傳教育群眾上多用心，在組織凝聚群眾上多用力。”[19]實際上要求黨組織和干部在實踐中，應努力做到“情”“心”“力”的結合，不斷提升道德情操。不過，道德情操的養成絕非一日之功、一蹴而就，必須長期堅持、培植定力。“定力”為禪語，是佛法之中樞，也是修行之關鍵。“有定力者，正念堅固、心地清凈，不隨物流、不為境轉，光明磊落、坦蕩無私，假象難惑、名利難誘，定學修持到一定程度自然開慧。”[20](p21)黨中央明確要求：“堅持‘三嚴三實’，大力弘揚忠誠老實、公道正派、實事求是、清正廉潔等價值觀，充分利用各類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黨性教育基地對廣大黨員干部進行教育和熏陶，增強黨員干部的政治定力、紀律定力、道德定力、拒腐定力。”[21]可見，道德定力是人們在錘煉做人為官優良品行中具有的堅定不移決心與矢志不移信念。換言之，人們根據要求一旦確定好自身修養德行計劃，實踐中就要處變不驚，強權不屈，遇腐不亂，財色不迷，始終恪守養德目標不動搖，在名、利等誘惑面前潛靜涵養道德定力，達到心存敬畏，行有所止。強調：“干部要想行得端、走得正，就必須涵養道德操守，明禮誠信，懷德自重，保持嚴肅的生活作風、培養健康的生活情趣，特別是要增強自制力，做到慎獨慎微。”[22]這不僅是對黨員、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對一切有志于堅持文化自信加強道德品質修養者的共性囑托。我們一定要管住個人愛好，嚴肅私德，培養健康生活情趣，凈化生活圈、交往圈、娛樂圈，防止成為壞人“圍獵”的對象。這樣才能用文化自信高尚的道德情操之筆，繪寫出新時代的多彩人生。文化自信倡導知行合一以完善道德人格價值。道不可坐論，德不能空談。堅持文化自信加強道德建設，既要化知識為“德性”，還要化知識為“德行”，在現實化中知行合一。《論語•憲問》中孔子特地告誡學生：“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倡揚學以致用、知行統一的“真君子”，厭惡知行脫節、流于空談的“假道學”。大到考量國際與社會，小到比照單位和個人，在商業、外交、文化乃至人情往來活動中，知行統一、言行一致都是基本的價值標準和要求，核心是講“誠信”，恪守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中庸》認為：“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對當代中國公民來說，實踐知行合一，是培育正確道德價值觀的根本路徑。要求人們：“牢記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的道理，堅持知行合一、真抓實干，做實干家。”[22]在文化自信基礎上達到知行合一，對進一步完善道德人格有重要價值。“人格”一詞來自拉丁文persona（面具）。舊時舞臺上演員大都戴有某種特殊面具，顯示劇中人物角色與身分，使其既有呈現于外給觀眾明確印象之面目，又有經遮蓋存在某些不能顯露的自我特質。顯然，人格即個性，是人類個體做人的內在素質、綜合性品格。當代健康人格應是在思想道德、心理素質、智能結構及行為方式上，都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與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凸顯面向未來、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的時代風貌。對黨員、干部來說，應成為自尊自律、知行合一的道德楷模，自覺克服“假大空”等不正之風，切實摒棄“說一套、做一套，明一套、暗一套”的二元人格，以良好的黨風、政風引領社風、民風，在夯實文化自信基礎上升華好道德人格的實踐價值。2020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研究抗疫工作時指出：“要讓基層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線，而不是以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方式來給基層增加負擔、消耗基層干部的抗疫精力。要在斗爭實踐中考察和識別干部。對那些不作為、亂作為的干部，對那些工作不投入、不深入的干部，對那些不會干、不能干的干部，要及時問責，問題嚴重的要就地免職。”[14]戰“疫”期間，在有關會議上多次要求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干部，積極完善矛盾糾紛源頭預防、排查預警、多元化解機制，及時化解疫情防控中出現的苗頭性、趨勢性問題，切實維護社會穩定。他還主持召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要求教育引導農村廣大干部群眾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積極推進法治鄉村建設，并在3月底視察浙江安吉等地的講話中反復加以重申，為堅持知行合一、推動工作落實提供了科學指導。

論文關鍵詞：博客價值多元化社會責任感

論文摘要：博客現象是近年來全球互聯網文化領域最重要的現象之一。它不僅為人們提供了平等話語權，促進了各種價值觀之間的“共存”，更使得多元化的價值觀日漸形成。但博客也導致了一些例如社會責任感淡化，利用博客漫罵、攻擊他人，暴露他人隱私等道德問題的出現。對于博客正面的影響我們應加以充分利用和發展，而對于負面的影響我們應給予正確引導和規范。

道德價值觀是人的價值觀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指主體根據自己的道德需要對各種社會現象是否具有道德價值做出判斷時所持有的內在尺度，是人們處理社會、家庭、職業與自身深層利益關系的價值準則。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博客成為當前網絡交流平臺中最新、影響力最大的新媒體。人們的生活、學習、工作方式因為博客在中國地快速發展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也不可避免地對人們的道德價值觀產生影響。

“博客中國(Blogehina)”于2002年8月率先引入博客理念。2005年底中國大陸博客注冊用戶已突破1000萬新華網北京2007年1月l0日專電，中國互聯網協會1013的(2007中國互聯網調查報告》稱，中國的博客數量已經高達2080萬。作為私人性和公共性的有效結合，博客絕不僅僅是純粹個人思想的表達和日常瑣事的記錄，它所提供的內容可以用來進行交流和為他人提供幫助，是可以包容整個互聯網的，具有極高的共享精神和價值。例如2001年美國的9．11恐怖事件和剛剛在中國發生的5·1汶川大地震等事件，博客們都以最快速、最真實的優勢，向人們傳播事件的最新消息。

針對博客對人們道德價值觀的影響這一問題，本文以寫博客或者閱讀博客的網民為調查對象，共發放問卷22份，回收20o份，回收率91％，問卷有效率為100％。同時選擇新浪博客、博客中國、中國博客、老年博客網等網站作為觀察點，進行長期的網絡觀察，認為博客對道德價值觀產生了正面和負面的影響。

一、博客對道德價值觀的正面影響

中華道德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在歷史長河中所凝聚成的許多優秀思想和精神，不僅在古代曾經哺育了無數英雄豪杰和仁人志士，為民族和國家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在當代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對當代中國的道德建設具有重要的價值。

一、中華道德的優秀傳統

中華文明素稱禮儀文明，中華道德與中華文明一樣有著悠久的歷史，這一方面造就了中華道德豐富的內容，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中華道德的歷史復雜性。毫無疑問，我們應當承認中華道德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受封建****制度的制約，具有許多片面性和局限性，比如“三綱”之說、“三從”之論等等。但同時我們更應當清醒地認識到，千萬不能因為中華道德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具有許多片面性和局限性，而一味地否定甚至放棄中華道德。這是因為，其一，任何一個民族道德的更新發展都不可能割斷本民族的道德歷史，其二，中華道德雖有片面性和局限性，但是更有支撐起民族正氣和脊梁的優秀思想和精神。所以筆者以為，一味地否定甚至放棄中華道德，我們這個民族當代道德的發展必然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從這個意義上講，撇開中華道德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梳理其優秀傳統就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中華道德的優秀傳統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肯定人的價值，注重人格的尊嚴。孔子說，天地之行人為貴，就是說在天地之間人的生命是最為寶貴的，人是最有價值的。孟子則進一步指出，因為人人都有良知，所以也就都有自己的內在價值。這個內在價值不是別人給予的，是每個人生來就有的，內在價值的內容就是人的道德意識。正因為人有道德意識，人與禽獸就區別開來了，人就具備了獨特的內在價值，人也就有了做人的尊嚴。孟子有兩句名言，一是“所欲有甚于生者”[1](P475)，意指我所要求的有比生命更寶貴的，這就是人格尊嚴；二是“所惡有甚于死者”[1](P475)，意指我所厭惡的有比死亡還更厲害的，這就是喪失人格。這兩句話正是肯定人的價值和注重人格尊嚴的表現。對人的價值的肯定、對人格尊嚴的注重，是中華道德優秀傳統的一個重要方面。正是在這一優秀傳統的熏陶下，形成了中華民族特有的道德心理結構和行為模式。這就是一方面強調要把自己當人來看，要學會自愛自尊自重，完善個人的道德修養，從而開發人的價值，贏得做人的尊嚴；另一方面也要時時刻刻注意把別人當人看，要做到關心人理解人尊重人，也就是要尊重別人的人格尊嚴。這是我們中華民族道德傳統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基點，是中華道德的一個基本特色。

第二，強調為民族、為國家的整體主義理念。所謂整體，就是民族和國家；所謂整體主義，就是強調個人必須服從并服務于民族和國家。正因為中華道德強調整體主義理念，就形成了顧全大局、樂于奉獻、公而忘私、以民族和國家利益為重的特有的民族精神。歷代傳頌的“國耳忘家，公而忘私”[2](P4)、“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3]、“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4](P105)等至理名言，就是對這一民族精神的生動展示。正是在中華道德整體主義的優秀傳統的熏陶下，涌現出了一批又一批顧全大局、樂于奉獻的仁人志士，從而使得我們的民族和國家雖歷經無數次內憂和外患，但始終能夠一次次獲得新生，走向充滿希望的康莊大道。

第三，強調以義為上，重視正確處理義與利的關系，即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以及私利與公利的關系。中華道德從來就不簡單地否定人們對利益的追求，據《論語·子路》記載：“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據朱熹的解釋，之所以要“富之”，乃因為“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1](P208-209)中華道德一方面不簡單地否定人們對利益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感到，如果人們對利益的追求全然不受任何約束和引導，那勢必會造成現實的利益關系的惡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華道德提出了以義為上的重要思想。孟子的一段話充分反映了這一主張：“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1](P475)以義為上的思想包含以下幾方面的基本要義：其一，利必須要受義的制約。追求物質生活是無可非議的，但是“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1](P138)，因此必須見利思義、見得思義。其二，求利要符合義的規范。為什么求利要符合義的規范呢？這是因為追求物質和精神生活的滿足是人人都有的欲望，欲固不可禁，但假若人人各順其欲，現實的利益關系勢必惡化，所以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1](P98)亦即要求人們在求利的過程中要符合義的規范，這樣才能人人各得其利。其三，反對一味追求私利，提倡將求利的欲望升華到謀民利、國利、天下利的高度。正因為中華道德強調以義為上，因而形成了中華民族見利思義的優秀品質，在經濟生活中講道德，成為家

摘要：近年來，社會上頻發一系列僭越底線道德的事件，同時又受到多元價值觀的影響，人們開始質疑追求高標道德的傳統。在這樣的狀況下，道德教育的價值取向重新得到審視。毫無疑問，道德教育不僅要教育人們守住底線，還要引領人們實現超越、走向崇高。在這兩種價值的博弈之中，應實現理想人格與現實目標的統一，確保道德規范與道德信仰的適切，促進價值引領與體驗實踐的結合，構建個體良善與社會至善的良性社會生態。

關鍵詞：底線道德；高標道德；堅守；融通

當我們以道德的眼光觀察社會時，我們不難發現，媒體頻繁使用“突破道德底線”來形容一些“聳人聽聞”的公共事件；同時，各種各樣的“道德楷模”借助媒體推廣進入公眾視野。一方面是底線模糊，一方面又是楷模跌出，這種令人困惑的“差距”緣何產生？又該如何理解這樣的現象，在這個急速變化的轉型社會，該如何堅守道德底線、樹立道德高標？接下來，我們就從分析現實困境入手，以實現兩種取向價值的融通。

一、現實困境：底線的僭越和高標的質疑

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生活質量也隨之得到極大的改善，過去吃不飽、穿不暖的歲月已經不復存在，社會呈現出欣欣向榮的一面，中國正大踏步地邁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光明前景。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在不斷增強，但是面對社會日新月異的變化，受西方多元價值觀的影響，社會的風氣變得更加功利化和浮躁，這種缺乏理性的浮躁心態已經演化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充斥在社會的各行各業中[1]，甚至連最為需要用理性與沉穩的思考來做研究的學術界，也開始出現了弄虛作假的現象，使得人們對道德現狀充滿憂思。1.底線的僭越——道德“滑坡”。“滑坡”是指事物的水平“從上到下”，或事物的質量較之前有所降低。道德“滑坡”就是道德從一個較高的水平降到一個較低的水平，其在現實生活層面的真實形態就是社會底線道德的日漸突破[2]。2008年大地震中的“范跑跑”事件，在人們對其進行口誅筆伐的同時，社會上興起對師德底線的大討論。僅時隔三年，廣東佛山發生了兩歲女童小悅悅遭汽車碾壓、18名路人漠然旁觀的事件，整個社會輿論嘩然，面對幼小生命的垂危，經過的路人竟選擇冷漠無視，無人上前救助，“小悅悅事件”以女童小悅悅的醫治無效去世畫上句號，悲劇結局觸動人心，許多輿論不再是抽象的道德思辨，而是以人之常情常理去審度，引發了公眾對道德滑坡的焦慮，許多聲音不約而同地表達對道德冷漠的批判、痛恨。社會中僭越底線道德的風氣如同一種惡性流感蔓延到學校中，諸如校園暴力事件的頻發、校園性騷擾事件的爆出以及最近的演員學術抄襲造假事件等。學校本應是社會中的道德凈土，如今也發生了這些惡性事件，受到社會不良風氣的侵蝕。面對這些道德失范現象，“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儼然演變成為人們對當今社會表達一種無奈情緒的主觀宣泄[3]。道德領域存在的問題，迫使人們開始對社會道德的現狀重新審視，并且表現出深深的憂慮和熱切的期待，它同時也警示我們，必須重視局部的“滑坡”狀態，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應對，防止其危及全局。2.高標的質疑——道德“虛無”。由于西方多元價值觀的涌入，中國傳統一元價值觀占據統治地位的局面被打破，多種多樣的觀念涌噴，這種價值多元不可通約的衍生結果就是價值標尺的缺然。面對底線僭越產生的道德滑坡，人們開始質疑道德追求至善的傳統，認為現代社會不應沉湎于過去陳舊古板的道德傳統。同時，近年來出現的一些好人沒好報的事件也引發了人們對于該不該舍己救人的爭議，少數人道德情感麻木，道德意志缺失，動搖了對于高標道德的傳統信仰，從而出現了道德虛無的聲音。道德“虛無”指的就是人們道德信仰的一種空虛的精神狀態，其在現實中的表現就是“彼亦—是非，此亦—是非”的現象。道德虛無主義意味著對高尚道德的排斥，通過對道德的重新書寫使得道德信仰被徹底廢黜，道德標準的消解是虛無主義拒斥的后果。這從另外一個方面促使人們產生對于傳統圣賢道德的質疑、對至善至美道德的否定，在他們看來過去那些至高至善的道德理想在現在成為人們的道德重負和道德枷鎖。底線的僭越和高標的質疑產生了社會上的道德危機現象，使得社會上出現了形形色色與道德相關的詞語，諸如道德淪喪、道德綁架等成為人們描述當前道德現狀的常用詞語。面對接踵而至的道德失范現象，人們不禁要反思當下道德危機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人們將視線投向學校中的道德教育。黨的報告提出將立德樹人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工程，期望通過學校這一社會中的凈化器來重新找回失落的道德良善。底線和高標在道德教育中對應的恰是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道德教育一直以來就有兩種價值取向：一種是強調基于底線進行底線道德教育，指向合格公民的培養；另一種，則是側重用高標道德去教育學生，以美德陶冶人的品性。在這兩種不同聲音的影響下，道德教育的價值取向重新得到審視。

二、取向博弈：道德教育的兩種價值取向

一、現代性:一個不得不接受的真實

啟蒙運動以降，憑借祛魅后理性的“大膽使用”、對人世俗世界的解放以及對人的自由的眷顧，現代性逐步獲得了拓展的合法性、合理性和人們的內心認同。現代化理論的開拓者帕森斯(T．Parsons)認為:西歐的理性化是現代社會唯一的源頭。西歐經過以啟蒙運動為標志的理性化洗禮，出現了西歐的現代性，而這個理性過程是有方向性的過程，不是隨意性的過程，而且這個理性化過程具有“普世性”意義。他甚至充滿樂觀地預示，西方的現代化必然會由西方世界向全球擴張，到了21世紀，或更加久遠的時間里，現代化會成為世界的主要趨勢，最終實現他所言說的現代性社會的完成①。帕森斯的預言不無道理。“理性與自由是西方啟蒙運動倡導的核心價值觀”②。理性成為現代性前進的原初動力，它開啟了人類的智慧之光，憑借此種光輝，人們創造了“盛大”的物質世界。自由成了現代人追求的精神曙光，它們把人從天國的世界里解放出來，不僅歸還了人的榮光，而且讓人在世俗的世界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自由和身體滿足。現代人在“理性”與“自由”的現代性氣質中品味著人性解放后帶來的直觀真切的快樂。現代性的優越性在輝煌的器物繁榮與現代人自由解放的生活方式之中得到了實實在在的檢閱。理性直接推動了現代科技呈幾何級的增長。現代人理性的覺解，開啟了人對自然物理世界的探究和規律性把握。在理性的觀照下，科學世界日臻豐富和完善，大自然的神秘性不再，桀驁不馴的浩瀚宇宙也被人類洞開。現代人依靠科學理性的武裝成功地以自己的意志造就著屬于自己的世界。科學理性迅速與技術理性、經濟理性聯盟，現代社會空前地技術化、數字化，現代經濟規模空前增長，琳瑯滿目的商品成了科技制成的最有說服力的結晶。現代人充分地享受著商品社會和市場社會帶給人們的便利、富足、快感和幸福。以理性為核心的現代性在科技促成的繁榮世界里越來越凸顯著它卓越的品格。解放性激活了現代人對知識的渴望。理性的大膽使用與人的思想解放相輔相成。理性的大膽使用，思想禁錮的解放，推動了人們對工具性知識的渴求。知識具有求真的基本性格，在知識的視野里，沒有什么東西是可以魅惑人心的，也沒有什么是不可知的。在主客二分的兩個世界里，現代人作為主體性的宰制者，對客體性的周遭世界進行了有效地認識和把握。各種自然知識、社會知識、人文知識層出不窮、日新月異。現代人越生成知識就越需要知識，知識世界成為了現代人得以安身立命的基本向往，知識人最受人尊敬。人們表現出對知識的膜拜性渴望。尤其是自然科學知識，因其對效率時代的突出貢獻，對物理世界的有效控制，對商品社會和市場經濟的積極助推，越來越成為熾熱和風靡的寵兒，“學好數理化”曾經作為一個時代的口號，令幾代人為之癡狂。總之，解放理性讓知識成為另一種“神圣”，使現代人找到了新的自信。自由性確立了現代人對事實占有的合法性。自由作為現代性挺進的最具號召力的氣質，一開始就得到了人們心向往之的積極響應，甚至為了自由可以舍棄生命與愛情。現代性所倡導的自由，不僅是精神上的自由釋放和心理慰藉，也是身體上的自由滿足和器物的自由獲得。個人可以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自由享受對器物等事實物的占有。在自由性的鼓勵與感召下，現代人對事實的占有與獲取具備了完全的合法性與合理性。所以，現代性高舉理性、解放、自由的旗幟，拓殖了科技、知識與事實的廣闊天地，匯聚了時間與空間上的無上榮光，最終成為了這個世界的主流社會形態。因此，無論從學理上還是事實上，現代性及其社會都已經成為不得不承認與面對的現實。然而，現代人在品享現代性碩果的同時，卻難掩內心的焦灼。現代性帶來的成就正變得越來越荒誕，除了人們要支付高昂的或顯在或潛在的代價來彌補得不償失的發展成就之外，最關鍵的是人們無以彌補內在人格的分裂、信仰世界的空匱、精神寄寓的迷離、人際信任的流逝等。道德空氣的稀薄正在使人們越來越質疑“現代文明”到底是何種文明、為誰的文明?現代性的燦爛輝煌為何在這個結點上讓人產生了恐慌與不滿呢?

二、荒誕的割裂:掙脫道德規約的現代社會生活

事實上的恐慌與不滿，與幾種荒誕的學理割裂與相隔有關。首先是科技與“靈魂”的割裂。理性主導的科技至上是現代社會得以迅捷發展的基本動力。但是，科技從來都不只是理性的，它是有靈魂的，這個靈魂不僅是對周遭世界的真的把握，更應該是在文明的道德、人格、精神的引導下，以人類的福祉為最核心、最原初的價值訴求，指向人類進步的崇高之善境。其實，這也是科學的道德元素，是科學精神與人文社會關懷的融合。“凡是出類拔萃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把人格、道德、精神放在第一位的。道德、精神、善是導向。不講善，真何以導向?!”③愛因斯坦在評價居里夫人時講:“第一流人物對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更大”④。缺失道德作為靈魂的科學就必然陷入不道德的、無信仰的偽科學，也就必然會給人類帶來理性自釀的危機與風險。“對工業發展風險的科學關懷事實上依賴于社會期望和價值判斷．．．．．．，沒有社會理性的科學理性是空洞的、也是危險的”⑤。而事實上，遭受異化的現代科技理性變得越來越純粹、越來越剔除道德的元素、越來越遠離人類的終極福祉，也越來越抽離人文、泯滅情感、陷入荒誕。這種科技的迅猛發展伴隨著對人類社會不負責任的戕害和對自然環境的豪取掠奪。科技失卻靈魂，就失卻了道德規約，就會給人類帶來無限風險性焦灼和隱憂。現代人對企業家不講良心、對商家不講誠信的憤怒與無奈、對工業污染的深惡痛絕、對核彈的高度恐懼、對能源枯竭的高度緊張等等，都是這種焦灼和隱憂的具體表現。其次是知識與德性的割裂。理性演化成知識是現代性的突出標志。知識化與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已經成為真實的際遇。被奉為圭臬的知識將現代人置入精致的數字化、計算化、精準化與效率化的生活方式之中。但是，這種奉為顯學的知識主要是指科學知識，是排斥了人的元素的抽象知識。它在物理世界里積極拓殖，在自然世界里深度開掘，唯獨沒有將人的價值世界反思、人內心的道德定律、人的情感世界眷顧與認同、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等作為探究和引領的主題。這樣的知識在邏輯與抽象的狹隘空間里按照自己的軌跡演繹，即使與人融合，也是條塊狀、分割化地存在。它已經不再是蘇格拉底意義上的“知識即美德”，因為在蘇氏那里，知識最主要的是關涉人的知識、關涉人自省、自查、自反、自知的知識。現代知識與人的相隔也導致知識與德性的割裂。現代知識只教人“如何生存”而不教人“為何生活”。真正的人的知識被湮沒在狂瀾般的無德的知識之中，沒有自省，也沒有自知。“蘇格拉底的教誨異化了。無德的知識承諾了人的幸福計算，‘有知’‘無德’成了發展方向”⑥。知識的道德闕如，必然導致知識的信馬由韁。人們只關注對世界“是什么”的追問，而漠視了對世界“為什么是”的省思。“無德”知識的癲狂，必然會帶來人們內心的困厄，為什么知識的豐富沒有解決人類的災難、沒有給人帶來心里的寧靜、沒有讓人與人之間得到充分的信任與包容?再次是事實與價值的割裂。鼓勵對事實的占有，對事功性事物的獲得是激活人開拓進取的原初動力。個體對事實占有的合法化是現代性解放品性的重要體現。不過，這種事實性占有還需要有價值的規約與考量，事實與價值之間必須建立既相互通融又相互眷顧的關系，也就是說個體的事實性占有既要考慮到與自我共在的他者的占有，還要考慮到自我占有的限度，不能無限地向自然與他者攫取。考慮到事實占有過程中的他者、限度與方向，是價值與事實融合的橋梁。而異化的現代性之所以導致人們欲望的不可遏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為地將事實與價值割裂了。自我作為事實占有的目的不再照顧他者，不再考慮限度，也失卻了方向的有效思慮和引導，在無限度占有中陷入人與人之間悖論地存在。正如有論者指出的:“現代社會人們普遍感覺到的一種道德生活的悖論情形是，一方面公共生活的程度越來越高，另一方面人們之間的交流卻越來越困難”⑦。這無疑是價值缺失于事實造成的后果。其實正如尼布爾所言:“康德關于必須把人當作目的而不能當作手段的準則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樣是一種理性的倫理準則”⑧，如果這種目的僅限于無價值規約的狹隘的自我，沒有任何讓渡的事實占有，必然引起人與人之間的對立、不信任、相互算計和自我價值觀的迷惘、困厄與頹廢。科技背叛了靈魂、知識抽離了德性、事實脫離了價值，現性就掙脫了道德的規約，野蠻、自負又沒有澄明的方向，“人的精神世界的孤獨和異化、人與人關系的緊張、人與大自然關系的沖突等”⑨就成為現代性不得不面對的又一真實后果。現代人對現代性事實與學理上的恐慌與不滿就因此無法排遣。而道德傳播的方式與其存在的社會背景及其理解與思維方式緊密相關，“道德不可能不傳遞所積累的道德經驗(由社會傳遞給集體，由集體傳給個人，由個人傳給個人，由上代傳給下代等)，所以，它取決于社會交往的條件、社會輿論發生作用的方法，取決于現有的以傳播關于準則和價值的觀念的溝通思想的手段”⑩。現性掙脫了道德的規約，作為道德傳播主流方式的道德教育也必然遭致了某種程度的異化與畸變。德育的“科技化、知識化、事實化”都在違背著“以德化人”的本質屬性與目的。那么，如果我們改變道德的傳播方式，在道德教育過程中試圖規避與消弭上述割裂，是否會有益于現代社會秩序的整飭、有益于現代人精神世界的引領、有益于現代人幸福感受的獲得呢?

三、道德教育:現代性境遇下的自我救贖

道德教育遭遇了“非道德的”現性的宰制與戕異，偏頗與失衡便在所難免。道德教育必須首先實現對自我的救贖方能擔承使命。規避和消弭上述割裂是道德教育實現救贖的邏輯前提和基本路徑。道德教育應為科學嵌入靈魂。無論在科學求真的精神品質上，還是在科學的方法論、科學內容、科學思維范式上，都應當嵌入它的靈魂———即一切科學的發展應當為著人類福祉的考量，應當具有道德、人格與精神的價值導向。所以科學嵌入道德元素才能找到靈魂寄托。“道德與科學不同，它不是單純地給人提供客體本身的知識，而是使人理解他周圍的文化價值”瑏瑡。因此，科學圍繞人的價值、以人的終極福祉為準繩才算是找到了它自己的靈魂。早在上世紀80年代，奈斯比特在其《大趨勢》一書中就寫道:“必須學會把技術的物質奇跡和人性的精神需要平衡起來”，“應該在新技術中加入高情感的因素”瑏瑢。道德教育不能走向純粹的科技理性，不能被冰冷的數據和機械的數理邏輯束縛。道德教育要善于激活科學哲學沉思的勇氣，在科學生成與傳播的過程中，追加最基本的人倫情思，讓科學以及做科學研究的人積淀基本的道德素養，具備為人、為人的未來福祉負責的基本道德擔當。所以，道德教育自身不能科技化，更不能商業化、消費化、經營化，也不能用科技的內容與方式來框定道德教育的模式。不僅道德教育自身不能科技化，道德教育還要借助于科學靈魂的發現，來實現對人的心靈的觸動與引領，讓人包括科學人在內，都能得到道德的潤澤與啟蒙。道德教育為知識融入美德。美德是否可以以知識的形式融入到人的內在結構之中，即美德是否可教?如果是美德以作為人的知識，即涉及到人的價值、情感與精神的本體性知識是可教的，而這種教化的過程恰恰正是人的美德生成過程。蘇格拉底對智者派的批判，主要是嫌智者派把道德排除在知識之外了，認為他們既敗壞了道德，也敗壞了知識。蘇氏理解的知識不僅是追問“是什么”的求真，也是追問“應是什么”的求善，是二者內在的相互砥礪和監督，任何一方的獨立都會導致一方對另一方的“緘默”或“暴政”。現如今知識脫離道德而存在，不僅是知識對道德的擠占與暴政，還造成道德的緘默和人的對自身生成境遇之思的終結。知識的繁榮并沒有帶來人對自身和生活的意義之思的深邃和滿足。因此，拯救現代人對生存意義的焦灼、對自我與他者共在的恐慌與防備、對自然遭侵占后報復的恐懼與驚怵，必然要自現代人接受道德教育始，就在知識之中融入道德的元素，以知儲智、以知養善。所以，道德教育過程，應該是將美德融入知識并開啟人的智慧、提升人的善良意志的過程，在“道德要求中包括這樣的知識，它轉化為內心的命令，它從情感上承認某種行為的必需性”瑏瑣。道德教育要讓人在受到知識教化的同時，也能夠得到內心的啟迪、對生命的感悟、對周圍世界價值的追問等。道德教育為事實圓融價值。現代性鼓勵人們通過事實的占有來激起更大的社會參與熱情。事實性占有的直觀性、實在性、當下性與功利性，隨即點燃了人們的原始動力，也助推了人們欲望的一發不可收拾。其實，不是所有事實都可以占為己有。必須有價值判斷的涉入、價值參照的鑒別、價值方向的定位，否則無區別、無讓渡、無限度的事實性占有，必然會導致社會的無序和人內心的恐慌與混亂。對事實與價值之間是否能夠圓融統一的爭論由來已久。不證自明的是事實占有的自由必須要有價值尺度的規約。“自由之所以是一種崇高的價值，乃是因為如果理性是處于物質的和心理的強制之下，它就不可能真正起作用”瑏瑤。所以，對事實之真的把握，必然要有對價值之善的權衡。道德教育要讓每一個參與者明白，一個人的存在和對事實的占有，必須考慮到與自己共在的他者和他者對事實獲得的合法性。道德的價值不僅陶冶自我的內在涵養，還在于為人與人和諧共處提供內心的約束和參照。所以，道德教育有必要在一開始就為事實圓融價值的元素，事實置于價值的檢視之下，不至于為了事實性占有而陷入狂野的紛爭和精神的虛無。道德教育不與各種割裂妥協方能實現救贖，也才能匡正道德教育的本真，發揮自身的價值，履行自身的使命。那么，現代性境域下道德教育到底應該擔承何種使命呢?這不僅是對道德教育的本體追問，也是對它的價值沉思，是必要的追問與沉思。

道德既是協調利益關系的約束性規范，也是人們探索、認知、完善自我的重要方式。一方面，在生產實踐和利益關系的發展變化中，人們憑借理性選擇了有道德的生活和行為，從而更好地實現自利與互利，并推進社會共同理想的實現。另一方面，道德有時也體現為律己向善的天性，成為人們履行人生角色、完成道德使命、完善升華自我的內在力量。道德之于人類社會，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道德教育則承載著科學認知自我及世界本性、優化公序良俗、凝聚社會共識、參與社會實踐等重要使命。

一、道德和道德教育

道德是一種實踐活動、一種秩序規范，同時也是一種意識形態。關于道德的起源，歷史上出現過神啟論、心源論（天賦論）、情感欲望論等諸多觀點。馬克思主義學說認為，道德起源于社會生產勞動，這一觀點突顯了道德的實踐性。在社會斗爭、利益沖突的淬煉中，道德逐步成為護航人類社會演進的重要文化創設，它通過意志、輿論、觀念的限制或激勵，達到協調利益關系、規范行為實踐之目的。因此，道德是在一定社會關系下，調整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總和，它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道德通過社會輿論、風俗習慣和價值理念等作用于人們的思想和行動。道德的限制性不言而喻，但是它對人類社會來說，并非自縛天性的精神枷鎖，相反，道德是通過柔性的規范來追求個體與社會的完善。因此，道德在本質上是人類對自身的肯定，是一種向好向善的力量。或者說，道德是人類通過必要的約束來幫助自己。這份約束的背后，則是對人生理想和社會理想的積極追求。甚至有道德的生活本身，也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理想之一。正因為如此，無論哪種社會形態、哪種政治制度，都對道德和道德教育投以高度關切。事實上，在東西方各種文明譜系中，道德一直是古今圣賢哲人樂此不疲的研究領域，人們在很大程度上把人類整體的社會理想托付給了道德。古希臘城邦時期的美德倫理、中世紀的宗教倫理、近現代西方基于契約論形成的商業倫理、中國儒家的心性美德倫理、禮儀規范倫理、理學倫理、心學倫理，乃至今日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都是歷史長河中重要的文明成果。雖然價值向度和文化氣質的不同會導致道德內涵、道德標準的差異，道德的外在表現形式往往也相去甚遠，但在一些根本問題上卻有趨同性，那就是：人應當有道德地生活，道德是保障社會穩定與社會進步的重要公共機制。正如康德所主張的，人不僅要靈性地存在，而且要有尊嚴地存在，人是有理性的，理性讓人選擇了道德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道德使人真正成為目的，獲得獨特的價值尊嚴。[1]既然道德是社會穩定與和諧發展的必要條件，道德教育自然而然地成為人類文明的重要一環。道德教育擔負著形塑品質、指導實踐、協調利益等重要使命，成為人類認知自我、發展智慧、實現尊嚴、和諧互利、傳衍文化的必要條件。

二、道德教育的公共價值

1.認知層面：科學認知自我。道德是人類文明的重要驅動力。道德的生發、培育、凝練、內化和踐行都離不開對人性的認知。“認識你自己”這句刻在德爾斐神廟的銘言，被蘇格拉底奉為畢生的課題。關心自身正是道德和道德教育的出發點。首先，對人性的理解是道德養成的基石，道德反過來又使人性得以完善和升華。如果說人的欲望是河水，道德則是堤壩，其目的是控制和疏導河水，避免欲望的任性妄為。因此，道德可以看作是人類的自我塑造——既有“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式的自我激揚，也包括對人性幽暗面的警惕與扼制。《荀子•禮論》提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正是因為人能夠認識人性的復雜，才會萌生以道德止惡揚善的思想與實踐。古往今來，“德治”是許多人的社會理想，和“霸道”或法治比起來，德治更具有根本性和普泛性，它不需要付出高昂的社會成本啟動軍隊、警察、監獄等強制力量，也不需要復雜的管理程序，而是依靠內心的力量使人自覺地趨向善。實現德治的前提即是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并以合理的道德標準、道德觀念引領實踐。以禮讓為例，與不擇手段的爭搶相比，顯然后者能更快更直接地實現行為利益目標。但是人與動物的分殊在于，人能夠對自身本性有所覺知，并對行為加以調節控制。人會考慮他人的情緒體驗、輿論評價；會對短期利益與長遠利益加以權衡；會以價值觀來調節行為方式，樂于成為符合自身道德標準的人。道德自始至終都離不開人性這片土壤，沒有對人性的深刻認知，一切道德都是空中樓閣。激勵倡導或約束節制都是基于對人性的信心而進行的自我完善。同時，道德也積極作用于人性，引導人們在更高的層次上遇見更美好的自己。正如《倫理學的邀請》一書在封面所強調的：倫理學的唯一目的是努力提升自身。[2]其次，道德教育有助于個體與他者、與世界的和諧統一，形成良性的人我關系、群己關系。道德屬于倫理學的范疇。從漢字解析的角度，“倫”和“德”都涉及人與他人的關系。在“倫理”“倫常”等詞匯中，“倫”本身就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德”以“彳”為偏旁，意味著“德”和多人相關，追求個體與他者、個體與社會之間的和諧，這也意味著“德”是公共領域重要的精神機制。人類理想社會的一些關鍵詞，如公正、正義、平等、秩序、規則、合作、和平等等，每個詞里都閃耀著道德的光芒。如學者所言，“人類之所以需要道德，是因為道德具有幫助人更好地認識社會現實，調節人我關系、群己關系，激勵人不斷向上，使人能夠得到自由的、全面的、和諧的發展等多種功能”。[3]中國傳統文化中倡導的“德不孤，必有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近悅遠來”等等，都體現了對人我關系、群己關系的深刻思考，體現了看重關系和諧、看重公共利益的價值向度。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既然人的本質寓于社會關系，就需要在個性與共性、自利與互利之間達成平衡。在處理人我關系、群己關系的過程中，道德成為必要的協調與規范。為了實現自利與互利，人們學會了以同理心對他人的處境與情緒感同身受，以忍耐寬容對自身的心理行為施以積極控制，即使在沒有外界監督的情況下，仍能抑制沖動、抵御誘惑，以理性的方式趨近長遠目標，以互利的方式保障個體利益。有學者提出，自我控制是道德行為之本[4]，是人在社會關系中習得的重要生存智慧。2.實踐層面：干預社會實踐。實踐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石，離開實踐，人類將一事無成。實踐既是道德的起點，也是道德的終點。馬克思主義對道德的研究，深深植根于實踐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社會關系。實踐還是道德發展的根本動力。人的社會實踐充滿了矛盾與沖突，善與惡、公與私、正義與邪惡、誠信與謊言、道義與利益等道德問題交織其間，正是這一點決定了道德的普泛性、經常性和重要性。道德一方面依賴于實踐，另一方面也具有相對獨立性，在歷史演進中表現出富有韌性的持守和傳衍功能，因此，道德具有自身的發展軌跡與文化慣性。比如，中國的封建制度早已走進歷史，但封建的道德不會立即消亡，而要延續相當長的時期。道德的獨立性還表現在它對實踐具有反作用，它能夠通過價值尺度、思維觀念、社會風氣等方式，凝聚共識、選擇方向、辨別分析，從而對實踐產生引領、調節、評判等作用。道德雖然不具有強制力，但卻在無形之中不斷表明對實踐的態度，并努力把心靈引導到它所推崇的價值理念之中。雖然以道德的一己之力并不能從根本上左右實踐的方向和進程，但不容否認，道德是歷史合力的重要因素。道德之于實踐，不是被動的、消極的，而是呈現為積極作為的姿態，柔性但卻持久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人生理念。干預實踐一直是道德無須言說的目標，其作用的方式往往呈現為內化于心、外化于行。道德的內化與外化正是道德教育的永恒主題。道德教育不僅要激發善念，“把靈魂引導到真理”，同時更要引導人們把真理轉化為實踐。不僅要看見善、懂得善，更要德育論衡追求善、踐行善，把善落實到行動和細節。與專業技術教育不同的是，道德教育不僅僅存在于課堂，也不僅僅存在于求學時段，而是彌散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持續為整個的漫長人生。正如蘇聯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所說，五年寒窗固然能培養出工程師，但學會做人，則需要一輩子。在中華傳統文化中，有著豐富的關于道德教育的思考和體悟，《論語》的“見賢思齊”“吾日三省吾身”，《孟子》的“求諸己”“自反”“身正”，都是道德的自我塑造。在獨善其身的同時，儒家還倡導積極作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5]修心修身是起點、是基礎、是路徑，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應用、是實踐、是目標。道德對于實踐的積極作為，體現了人對世界的主體關系，是人的本質力量的豐富和發展。3.社會層面：凝聚社會共識。道德不僅是個人修為，更是國家大事。道德共識是關涉立國價值的思想基石。作為意識形態的道德，受制于經濟關系的變化，往往呈現出鮮明的時代性、階級性。在人類歷史上，一切道德體系的進退消長，無不植根于經濟基礎。比如，封建社會的道德，其經濟基礎是農業經濟，其目的是維護具有差序格局分明的封建等級制度。在這種情況下，道德成為不幸和奴役的實用法典。[6]當時代的車輪駛入現代，公平、平等逐步成為價值共識之后，維護等級差序的道德規范必然要淡出歷史舞臺。《獨立宣言》中一句“人人生而平等”，不僅為美國公民的生存與發展提供了思想基礎，也為國家的獨立與振興提供了觀念力量。同時，它也集中體現了新道德的價值尊嚴。嶄新的道德體系猶如燈塔，照亮了歷史的航程。道德體系的更新不是非此即彼、一蹴而就的，往往有傳承、有保留、有創新、有淘汰。比如，中國改革開放將近四十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然而，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卻出現了道德失范、信仰迷失、文化混亂的現象。如何直面道德亂象、確立核心價值、凝聚社會共識，成為國家意識形態領域至關重要的課題。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了《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第一次把文化命題作為中央全會的主題；黨的十八大明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集中表達了中華民族的價值體系和道德理想。這兩項重要舉措，不失為我國在社會轉型期破解文化焦慮、超越既有體系、更新道德內涵的理論探索。“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三個層面十二個詞的背后，是中華民族對原有價值理念和道德規范的重新審視，是面向世界放眼未來的創新與突破，是以高度的文化自覺順應社會潮流的理論探索。其間，既有對自身傳統文化資源的珍視與尊重，也有對其他價值譜系的吸收與借鑒。當然，道德的內涵發展沒有止境，只要生產實踐在不斷發展，道德體系必然隨之更新完善。只有經過歷史與實踐的砥礪，才能形成具有獨特文化氣質和價值向度的道德體系。但就現階段而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無疑是道德教育的基本遵循。它回答了“需要什么人”和“培養什么人”的根本問題。

三、道德教育需要注意的兩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