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經濟學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制度經濟學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高職院校服務社會動力

首先，高職服務社會的對象主要是企業、社區和社會公眾，高職院校服務社會的動因必然與雙方合作的效用相關，否則，無法實現服務的長效化；其次，高職院校服務社會的功能，或者內容，與高職院校的資產專用性，如場地、物質、人力、知識等因素有關，這些資產應當是高職院校所擁有而其他高等院校、企業、社會沒有，或者即使服務對象或其他競爭對手擁有，但服務對象內部治理費用，向其他部門索取服務的交易費用均超過向高職院校有償索取服務的交易費用。而高職院校在與企業、社會互動過程中，雙方取得價值、知識等效用高于不合作獲取的效用。高職服務社會的效用，對于高職院校而言，一方面可以充分發揮高職院校在場地、物質、人力、知識方面的資產優勢，提高資產的使用效率，降低運營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取得物質經濟報酬，提升專業影響力，提高師資水平，促進知識溢出效應。而對于服務對象來說，服務對象在這些資產方面投資具有不規模性，無法達到效用最大化，如果利用單純市場交易獲取這些資源，使得交易費用較大。從交易成本角度來說，高職服務社會有助于降低學校、服務方雙方的交易成本，降低雙方不合作各自內部治理費用之和。因此，高職服務社會的最終價值在于降低社會成本、通過雙方互動創造價值。換句話說，如果高職院校擁有的資產不具有專用性，而是替代性極高的通用性，則服務社會無法達到創造價值或降低成本的目的，就不具備服務社會的功能。

（二）高職服務社會的功能

本文認為“服務社會”與“社會服務”這兩個詞內涵一致，高職院校服務社會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社會服務，是高校具有培養人才、發展科學技術以及直接為社會服務等功能；狹義的社會服務，是指高校在完成國家下達的教學與科研任務之外，在各種教育活動和教育過程中以各種形式為社會發展所做的經常的、具體的、服務性質的活動（楊虹，2009）。本文所談及的社會服務屬狹義范圍的社會服務功能。高職教育屬于高等教育，其特點在于培養高端技能應用型人才。一個社會對高等教育的服務需求與教育所處國家與地區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發展需求密不可分。高職院校服務社會的內容會隨著社會的變遷、時代的發展而不斷發生變化，但高職院校服務社會的功能應與社會發展的需求相適應。因此，高職教育的社會服務功能應立足于社會、經濟、人文方面需要，功能定位與人才培養、技術研發創新、先進文化傳播推廣三個方面。

1.人才培養功能。

高職院校本質屬于高等教育，它具有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社會服務功能，在人才培養功能方面和普通本科教育具有共同性。但高職教育的特性又決定了其人才培養社會功能的特性。高職教育的目標是培養高端技能型人才，因此，在人才培養社會功能中，其主要作用是為社會輸送技術應用型人才。高職院校的人才培養功能中強調人才的技能性、實踐性、應用型，區別于研究型人才的培養。按照價值鏈理論，高職人才培養定位在核心零部件設計制造、運營管理與執行等價值鏈環節。社會前進中，生產技術不斷更新。高職院校根據其在價值鏈中人才的定位，應立足于先進技術、技能的培養與培訓，高端技能人才的培育。在完成本身教育工作之余，在人才培養功能方面應體現以下幾方面:首先是為企業在職人員進行先進技術、高端技能的培訓服務，提升在職人員的技術水平，提高社會生產效率；其次是為社會各類人員提供再就業方面的技能培訓，使受訓人員掌握一定的技術、技能，滿足崗位工作需求，并在長期服務中實現社會各類人員的技術、技能水平與社會發展需求相適應；最后是通過為農村勞動者的培訓、教育等服務，一方面提升務農人員知識、技能水平，培育新型職業農民；另一方面還可以讓進城人員學到新技術、新技能，實現農村進城人員的就業競爭力提升。概括起來，高職院校人才培養方面的社會服務功能體現在高端技能、新技術的人才培訓服務上，通過人才培訓服務實現在職人員、社會人員的整體技術、技能水平提升，并且實現社會整體從業者技術水平提升和技能結構的調整。

2.技術研發服務。

高職院校的教育強調校企合作、面向生產一線培養人才。職業院校在與企業的合作中，能把握企業最及時需要解決的技術方面問題，這就為企業提供技術研發、咨詢與應用服務提供了保障。高職院校為企業提供的技術研發服務主要表現為一些先進技術、工藝的診斷、改進與應用方面，而非核心技術的研發上，其提供技術側重于應用、改進與簡單的設計。按照企業的作業功能，高職院校的技術研發服務主要為管理中的運營管理流程設計與改進、作業環節的標準制定與設計；日常作業運營方面技術的改進與設計；先進技術、管理思想的應用與實踐。其技術研發服務應立足于企業運營環節、日常作業環節，在這些環節的技術、工藝方面不斷為企業解決問題，通過技術咨詢、技術研發、技術轉讓等方式實現自己的社會服務功能。

3.先進文化傳播推廣。

高職院校在人才培養、技術研發的社會服務中，掌握了生產、管理領域先進的工藝、流程、技術與思想。在為企業提供各類社會服務功能之余，還需要進行先進技術、文化的傳播，為社會公眾提供先進技術的推廣服務，傳播先進文化理念，滿足人們對先進文化、技術的需求。先進文化傳播一方面表現在高職院校對于先進技術推廣服務功能，將先進技術及時推廣到社會各個領域，滿足人們對技術、技能學習的需求，并通過技術推廣服務提高生產效率、實現社會的不斷進步；另一方面表現在通過文化的傳播，使人們的理念、認知、習慣等發生轉變，將社會主流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通過技術傳播、技術培訓等方式傳播給受教育對象，實現文化的傳播教育功能。概括起來，文化傳播功能一方面為技術推廣服務，另一方面表現為育人服務功能。高職教育的三個社會服務功能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人才培養功能是基礎功能，只有通過人才培養功能，在廣泛與企業、社會的互動中才能了解最新技術需求，實現技術研發的社會服務功能，實現高職院校資產的使用效用最大化。而文化傳播功能具有盈利性和社會公益雙重性質，它要求高職院校除了進行盈利外，還需要肩負起公益性的社會服務功能，即先進文化理念的傳播、教育，擔負起自己所在社區和社會公眾素質提升功能。由于公益性質，高職院校還需要摒棄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短視行為，或者與服務對象的簡單市場交易化行為，立足和服務對象建立長期關系契約，通過社會責任、信任等方式提升自己的社會影響力。

二、高職服務社會的模式選擇

由于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存在，高職院校服務社會在人才培養、技術創新、文化傳播方面由于交易特征是不一樣的，因此，服務中的契約關系也不一樣，對應的服務方式也不一樣。只有服務模式與服務內容的契約關系相適應，才能提升服務的效率。

（一）不同服務功能的契約特征分析

高職服務社會在人才培養培訓方面主要的服務對象為企業、社會，兩者的契約對象即企業和政府。由于人才培養培訓的類型不同，交易頻率、資產屬性也不同。為企業提供的專項、一般的人才培養具有交易頻繁、資產通用性強的特點，契約類型為市場關系；而企業特有人才、高端技能人才培訓則具有交易不太頻繁、資產專用性較強特點，契約關系向三邊關系、雙邊關系乃至內部一體化轉變。為政府提供的各類人才培訓、培養，和企業有相似性，即技能人才培養和專項人才培養在交易頻率、資產通用性方面要高，高職院校服務的契約類型也不同。在技術改進、研發創新服務方面，技術改進、技術服務咨詢相對于技術研發創新難度低、服務可預見性高、交易頻率較高、資產的專用性較弱，契約類型也由三邊、雙邊規則向內部一體化規則轉變。由于技術研發創新服務的程序化低、不可預見性高和外部性等特征，此項服務很難通過古典契約關系，即簡單一次市場關系來實現，必須通過長期契約、雙方的深入合作方式來實現，這就要求高職院校和企業能夠實現雙方資產的共享，甚至部分所有權一體化。文化傳播與技術推廣主要服務對象為社會公眾，這里契約對象簡化為政府。由于公眾的文化需求服務廣泛，交易頻率較高，資產的專用性難以衡量，契約關系就表現為市場規則和雙邊規則。文化傳播功能有時具有非營利性的特點，政府可能通過制度環境層面治理來實現，這就要求高職院校承擔一定社會責任，注重關系契約的建立。

（二）不同契約的服務模式選擇

根據不同服務功能的契約特征，高職服務的模式也應當有所區別。高職服務的模式根據與服務對象的合作性、時期長短與否，分為不同的服務模式。當服務的時間短、服務雙方互動性不多時可采用簡單交易的服務方式，可考慮合同方式；當服務時間短，但需要雙方高度參與時，可采用項目化的服務方式；該模式下，高職院校不需要考慮服務的長效機制，但需要建立服務周期內的雙方合作方式。當服務時期長但雙方互動較少時，可采用長期契約化的服務模式，此時應當注重長效機制構建；當服務期限長、需要雙方高度參與時，則可參與一體化的服務方式，雙方建立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合作關系。比如，高職院校與企業共建實訓基地、互聘師資隊伍，高職院校在行業指導下建立職教集團，或者高職院校與企業采用股份制合作模式，終極狀態是學校開設企業、企業舉辦教育。同時，還需要考慮服務的公益性，服務的公益性越高，就需要高校建立長久的服務運行機制，選擇契約關系的合作模式，如定期的社區服務、社會公益服務等。資產專用性越高，越趨向長期的關系契約，需要雙方高度互動的服務模式；而服務的公益性越明顯，越需要通過長期的服務社會提升自己社會責任感，獲得長期的政府契約。

三、結語

篇2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企業性質

在新古典經濟學那里，企業不過是投入和產出的生產函數，企業唯一的功能是根據邊際替代原則對生產要素進行最優組合，從而實現最大的產量或最低的生產成本。企業組織背后的制度因素被忽視了，因而長期以來企業理論被稱為"黑箱"。企業的契約性質第一次由科斯揭示出來，被稱為開創了現代企業理論的先河。企業不再被認為是一個生產函數，而是一系列契約的有機組合。新制度經濟學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企業性質中不同的流派。

一、交易費用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性質理論是由科斯[1]首先提出來的，在其1937年發表的《企業的性質》一文中，科斯提出了交易成本概念，并將之用于經濟分析，將生產的制度結構納入經濟理論。他認為作為價格機制替代物的企業，實質上是企業家與其他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的長期契約。在企業內部契約中，生產要素所有者為獲得一定報酬而同意在一定限度內服從具有一定強制性權威的企業家的指揮。

張五常[2]進一步發展了科斯的企業理論，認為企業的出現是用資本市場代替產品市場，或一種契約方式代替另一種契約方式。市場交易的是產品或商品，企業交易的是生產要素。如果交易成本為零，那么兩個市場是不可分割的，因為顧客向生產要素所有者支付的款項等于向產品銷售者支付的款項。而交易費用的存在是市場分離的前提。

楊小凱和黃有光[3]在《專業化與經濟組織--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一書中，通過消費者--生產者兩分法、專業化經濟和交易成本這三個方面的因素，建立了一個關于企業一般均衡契約模型。認為作為促進勞動分工形式的企業，盡管與自給經濟相比也許會使交易費用上升，但當勞動分工經濟收益的增加超過交易費用的增加時，企業就會出現。由于不同的結構會導致不同的交易效率，因此，企業的所有權結構安排是至關重要的。一種非對稱的剩余索取權結構在改進交易效率的同時，還能避免直接定價和貿易中交易效率最低的活動，從而促進勞動分工。由于對管理者活動所付出的努力及其產出水平的測量要花費極高的成本，所以，管理者的剩余索取權安排是一種有效率的產權結構。

阿爾欽和德姆塞茨[4]在1972年發表的《生產、信息成本和經濟組織》一文中也對企業的契約性質進行了研究，認為企業中的每個雇員與雇主之間只是一種簡單的報酬合約關系，企業契約與市場契約的差別在于一個隊對投入的使用，以及在所有其他投入的契約安排中有些團體處于一個集權的位置，他是一個隊生產進程中的集權的契約人--但它并不具有更為優越的強制性指令或懲戒權力。

二、不完全契約理論

不完全契約理論流行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21世紀初，代表人物就是威廉姆斯和哈特。威廉姆森[5]認為，現實的生產要素交易中，許多資產具有專用性。這使得事前的競爭被事后的壟斷取代，導致將專用性資產的準租金攫為已有的機會主義行為。用縱向一體化替代現貨市場則可減少機會主義行為，因為在縱向一體化的企業中，機會主義要受到權威的監督和長期雇傭關系的弱化。顯然，威廉姆森也認為企業的本質在于節約交易費用，只不過他進一步將資產專用性及相關的機會主義作為決定交易費用的主要因素，從而對企業產生或存在原因的解釋更加透徹。

格羅斯曼和哈特[6]在堅持契約論的基礎上，通過引"不完全契約"概念將企業性質理論推進了一步。他們將契約分為完全契約與不完全契約，并且認為要素市場的交易契約是一個不完全契約。而正是由于契約的不完全性導致不能在訂約前把要素買賣雙方的一切權利義務全部規定清楚，沒有詳細規定的剩余權力就必須賦予投資決策相對重要的一方在履約過程中行使。因此，在他們看來，企業本質上是權利義務條款沒有事前完全界定，要素一方有權在履約過程中追加規定的一種特別契約。

三、委托理論

在《生產、信息成本和經濟組織》一文中，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7]提到，由于一些生產活動具有團隊性質，即多人在一起合作生產的效率要高于他們分別生產的總和的效率，因此適宜采取企業的形式。但卻帶來了另一個問題：一個人的生產貢獻較難與另一個人分開，從而就較難按照生產貢獻來準確支付報酬，這就不可避免的會鼓勵偷懶，因此需要有人來監督。因此他們讓團隊監督者擁有團隊的部分剩余索取權，以激勵的方式約束他們的行為。他們的觀點為企業委托--理論的研究開辟了道路。

詹森和馬克林[6]在《企業理論：經營者行為、費用與產權結構一文中提到："委托人可以采取適當激勵人的方法和承受約束人越軌行為的監督費用的方法，限制人與他本人利益的分歧"。

哈特[9]在《公司治理：理論與啟示》中提到："在沒有問題的情況下公司治理無關緊要。在沒有問題的情況下，公司中所有個人可以被指揮去追求利潤或企業的凈市場價值最大化，或者去追求最小成本。個人因為對公司活動的結果毫不關心而只管執行命令。每個人的努力和其他各種成本可以直接得到補償，因此不需要激勵機制調動人們積極性，也不需要治理結構解決爭端，因為沒有爭端可言。"

張維迎[10]在其《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一書中，對于企業中誰應該是委托人這個問題，發展了一個企業的企業家--契約一般均衡理論。該理論在主流經濟學的框架內解釋了決定市場經濟中企業內部委托權安排的因素，資本雇傭勞動的原因等一系列問題。

綜上所述，科斯等制度經濟學家看到了企業的交易性質，把企業視為一組契約的關系，企業內的各經濟主體通過契約結合在一起，契約規定了各方的權利和責任，從而將新古典經濟學忽略了的生產的制度結構引入到企業理論中，強調了契約、產權等制度對企業效率的作用，使人們重新關注企業內部經濟主體的利益關系，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性質理論可以說是一場革命。但是，無論是以科斯為代表的交易費用理論，格羅斯曼和哈特的不完全契約理論，還是代表了新古典理論完全信息假設的委托--理論，實際上只是市場均衡論框架下的修正，認為企業的存在只是因為市場的失敗，企業沒有主動權。然而企業作為一個生產組織，是許多因素的綜合體，包括隱藏于這些有形和無形要素之后的能力、企業家的創新、企業的文化等等。因此， 如何在已有理論研究的基礎上， 構建起關于企業性質問題的綜合分析模式，將是今后企業性質理論研究的重要課題。

參考文獻：

[1]科斯.企業的性質[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2]張五常.企業的契約性質[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

[3]楊小凱，黃有光.專業化與經濟組織[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4]阿爾欽，德姆塞茨.生產、信息成本和經濟組織[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3.

[5]威廉姆森.反托拉斯經濟學--兼并、協約和策略為[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1999.

[6]哈特.企業、合同和財務結構[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

[7]阿爾欽，德姆塞茨.生產、信息成本和經濟組織[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3.

[8]詹森和馬克林.企業理論：經營者行為、費用與產權結構[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0.

篇3

關鍵詞 會計技能競賽 校園文化活動 融合

【分類號】G718.5

基金項目：該文為2015年度東莞職業技術學院基金課題《基于學生管理工作下高職院校會計技能競賽與校園文化活動融合研究》（2015d05）的研究成果

近年來，會計技能競賽在眾多高職院校如火如荼開展，高校管理者在新的政策環境中，秉承著以賽促改，以賽促創新的理念推行管理和培養社會實用性人才。在會計技能競賽和學生活動中，卻常存在重復性，重復性的項目開展導致資源沒有進行合理的整合，長久會造成院校教學工作、學生管理工作難以創新，影響學生參加競賽或活動的積極性。以校園品牌效應，校園文化活動與會計技能競賽融合，能給高職院校帶來更多的發展機遇。最終高職院校充分利用資源，在會計系列專業發展上開拓創新。

一、高職院校校園文化活動氛圍及發展方向

貫徹黨的十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深入貫徹并落實團的十七大工作部署，實現“十三五”時期奮斗目標，全國高校特別是高職院校都在圍繞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推進校園文化建設，進一步創新校園文化活動，促進校@文化繁榮發展。校園文化建設旨在積極營造良好的文化育人、活動育人氛圍，促進學生全面發展。高職院校堅持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高職院校在未來發展道路上應秉承理論聯系實際，積極引導學生增強培養先進文化的自覺性和自信心。而校園文化活動，是學生管理工作中主要組成部分。在校園文化活動中，能在精神層面上培養學生的與人溝通，待人處事，培養良好的性格，注重興趣的培養，發展成健全的獨立個體。學生管理工作主要組成部分――校園文化活動建設，注重政治性、先進性、群眾性，融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激發教師和學生激情和創新能力，最終促進教學相長，院校長期發展永葆生機。

二、高職院校會計技能競賽現狀

2012年，高職院校會計技能競賽成功開辦。該項比賽是在仿真財務、稅務、供應商等各種會計涉及的領域中進行的分崗位開放式的技能競賽。高職院校為提高學校知名度，提高專業品牌度，積極參加會計技能競賽，在短時間內獲得業務成果。但高職院校參加這種技能競賽的經驗較淺，人才、培訓、組織、后勤保障等方面，缺少實質性長期性鼓勵性的制度政策措施作支撐，缺少經驗，缺少完善的管理培訓，缺少獎勵性的措施，造成比賽準備時間急，準備不充足，分配資源過度浪費，例如選手培訓過于粗糙，無人主動帶隊和主動報名培訓。

三、高職院校會計技能競賽與校園文化活動融合意義

會計技能競賽能給高職院校帶來不可或缺的優勢：提高院校知名度，打造專業品牌，獲得良好的業務成果，成功培養業務素質過硬的師資隊伍、培訓隊伍；也能在當中選拔良好的學生苗子作為定點的培養對象，最終培養社會實用性人才；把學變成教中做，層層深入。但由于院校制度不一，重視程度不同，選拔學生、深入培訓、獎勵性的措施不足等，資源造成過度浪費。在工作管理中遇到比賽通知，才急忙準備，被動安排的情況屢見不鮮。迫切需要改變這一現象的科學可信的制度、方法和理念指導，具體的解決措施。

黨和國家的治國方針政策都在營造一個永葆生機，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環境。院校需要培訓身心健全的社會實用性的合格人才，貫徹先進性、群眾性、創新性、綠色、開發共享的核心發展理念。在這種發展理念和模式下，校園文化建設舉足輕重。因此，校園文化建設，突出先進的發展理念，推行先進的管理辦法，有效實現資源整合，開展與院校各種專業相關的技能活動，能充分融入核心理念，貫徹黨和國家的核心指導精神。

校園文化建設和高職院校會計技能競賽目的相同，弘揚的精神一致，基于學生管理工作下，兩者能有機融合，能大大提高院校資源高度分配，資源能實現科學地充分利用，能從院校范圍內培養和挑選學生，能在院校范圍內實現專業技能培訓，能科學地實現鼓勵性措施，有效解決會計技能競賽的事先、事中、事后的各方面人才、財力問題。最終能從基本層面營造良好的培養人才氛圍，打造具有健全人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用性人才。

四、建立高職院校會計技能競賽與校園文化活動融合的長效機制

基于學生管理工作下，高職院校會計技能競賽與校園文化活動融合，能充分利用資源，實現資源利用最大化，在院校各個層面能積極貫徹黨和國家的先進性、創新性、綠色的辦學和培養合格人才的理念。

（一）建立貫徹院校各層面的技能競賽與文化活動融合的管理運行制度

校園文化活動為學生管理工作的核心組成部分，離不開院校黨政領導班子的有力支持。建立科學技能競賽與校園文化活動融合的管理運行制度，技能競賽活動就能順利開展，解決事先、事中、事后準備不足，支持力度和關注度不夠的等難題，有效提供工作效率。自上而下的制度落實，能有力推動校園文化會計技能競賽關注度提升，保障會計技能專業提升的有效途徑。

（二）樹立以培養會計技能為導向的校園文化品牌

在市場營銷角度當中，每個產品都需要有品牌文化，在消費者群體中都需要有品牌口碑，建立品牌效應，在消費者某一種需要當中，能無意識地產生對某一品牌的需要時，品牌效應就會發生。而校園文化，在學生群體推廣的過程當中，需要建立品牌效應。而在高職院校會計專業中，技能是核心。高職院校培養人才的宗旨也是在培訓社會實用性的技能性人才。既然需要品牌，品牌跟技能在學生管理工作角度看，性質一致，若能推動以培訓會計技能的校園品牌，無形中就推廣了會計專業品牌效應，在教師和學生當中，產生品牌需要，品牌效應，即會計技能看品牌，品牌就是核心，培養會計技能就是校園文化，也是辦學的宗旨，也是會計專業校園文化特有的品牌活動的核心觀念。因此，推動會計技能校園文化品牌活動，就是樹立以培養會計技能為導向的校園文化品牌。

（三）充分利用學生工作平臺，把會計技能融入課余文化活動各層面

建立校園文化品牌會計技能活動。需要在學生管理工作中，層層深入，實現點――線――面全面覆蓋。在點的層面，通過學生個體，推廣會計技能是專業學習中不可或缺的技能，在整個專業學習中，需加強訓練，在群體推廣中，面向學生個體的學生活動社團，能建立以專業技能為主導的社團，以課余時間為主，帶動不同專業的學生，體會學習會計技能的趣味；在線的層面，以會計專業為主要學生群體，組織并舉辦以趣味性為主的會計技能競賽，并在班級層面展開獎勵；在面的層面，將會計專業系部組織和舉辦的會計技能競賽，推送到全院的校園文化品牌活動，面向的活動必須是院級層面的各系不同的學生，以各系學生組隊的形式，參加會計專業技能比賽，落實全院推廣，把會計技能融入學生文化活動當中，最終實現點――線――面全覆蓋。

（四）以校園品牌活動為契機，挖掘有潛力學生參加各種會計技能比賽

在實現點――線――面全面推廣同時，通過現時各種消息傳播渠道，在把會計技能競賽這個校園文化品牌宣傳到校外，增加院校在社會的影響力和品牌效應。通過宣傳和組織舉辦會計技能競校園文化品牌項目，能有效地挑選出有能力，有潛力的學生參加市、省、全國的各種會計技能比賽。參與過校園文化品牌活動會計技能競賽的學生，都是有過硬的專業基礎，較好的心理素質，在沒有專業的培訓參加更深一層的比賽前，已經通過校園文化品牌活動給學生有充分的鍛煉和訓練，在專業教學角度上，有著事半功倍的效果，能克服遇到各種市級以上專業比賽準備不足帶來的各種困難，有利于后續的培訓和發展。

（五）培養學生教師及院校管理的創新能力

能推廣和實現有樹立校園文化品牌的會計技能競賽，在學生管理層面，能帶動組織和舉辦的老師們充分結合系部情況，系部的優勢，能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最終在歷次的組織和舉辦當中能順利掌握各種會計技能比賽的關鍵。在學生角度下，能在專業技能和待人做事上，能得到雙方面的充分鍛煉，能打開眼界，培養自身成為社會適用性的技能人才。

五、總結

在學生管理工作角度下，樹立校園文化品牌效應，校園文化活動與會計技能競賽融合，能給高職院校帶來更多的發展機遇，開拓和運用更好的管理渠道，大大促進高職院校教學、學生活動有機結合，充分利用資源，最終實現高職院校會計專業發展上的開拓創新。

參考文獻：

[1]祁麗.技能競賽對會計專業學生職業成熟度的影響[J].哈爾濱金融學院學報.2014.2.98-99

篇4

政治經濟學論文3000字(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視域下的宏觀調控理論論文

一、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主要內容

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是政治經濟學經典巨著《資本論》的核心理論之一，這一理論深入地闡釋了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以及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實現條件。社會總資本是單個資本的總和。“各個單個資本的循環是互相交錯的，是互為前提、互為條件的，而且正是在這種交錯中形成社會總資本的運動。”社會總資本的運動不僅包含著保障生產消費的資本的流通，還包含著保障個人消費的一般商品流通。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以考察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問題為核心，即如何實現價值補償（社會總產品的價值由商品形式轉化為貨幣形式）和實物補償（社會總產品的價值由貨幣形式轉化為物質產品和服務）的問題。

社會總資本在一定時期內執行的結果即為社會總產品。馬克思將社會總產品按用途分為生產資料部類Ⅰ和生活資料部類Ⅱ兩大部類，按價值構成分為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剩余價值m三大部分。在簡單再生產條件下，要想實現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就要保證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發展，可用公式表述為：

I（c+v+m）=Ic+IIc

II（c+v+m）=I（v+m）+II（v+m）

實現條件I（v+m）=IIc

簡單再生產是積累的一個現實因素，是擴大再生產的物質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其中蘊含著擴大再生產的巨大潛力。通過上述公式可以顯而易見的推導出I（c+v+m）+II（c+v+m）=Ic+IIc+I（v+m）+II（v+m），由此可見，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之間的總供給、總需求只有保持數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開展。

馬克思認為，同樣的在擴大再生產條件下，要想實現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就要保證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發展，可用公式表述為：

I（c+v+m）=Ic+I（Δc）+IIc+II（Δc）

II（c+v+m）=I（v+Δv+m/x）+II（v+Δv+m/x）

實現條件I（v+m）>IIc

擴大再生產是對簡單再生產的發展與擴充，I（v+m）>IIc表明不能完全實現對生產資料部類和生活資料部類的等價交換，即擴大再生產過程中要存在多余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通過上述公式可以顯而易見的推導出I（v+Δv+m/x）=II（c+Δc），由此可見，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之間的總供給、總需求只有保持數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開展。

二、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是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的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說明總需求與總供給平衡是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的條件。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所揭示的客觀經濟規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同樣適用，通過對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研究不難發現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手段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由于市場調節的自發性和盲目性，難以保障社會總資本再生產過程的順利進行，需要國家進行干預和調控。

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也存在著發揮政府宏觀調控職能從而確保以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為基礎的宏觀經濟正常運行的問題。面對我國當前產能過剩、經濟結構不合理、區域發展不協調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的經濟問題。為保障總供給和總需求二者之間的平衡，國家進行了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但需求管理存在著較大的局限性：難以解決長期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缺乏強制性難以產生有力的調控效果；錯誤地認為市場機制可以自動解決資源配置的問題。故而要正確地處理好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二者之間的關系，從我國當下的經濟實際來看，從供給端發力迫在眉睫。

以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為基礎來分析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狀況，相應地，宏觀調控方式的選擇也要依據馬克思的相關經濟理論和所處的經濟大背景以及實際進行。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就需要把計劃和市場結合起來，在尊重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發揮好政府宏觀調控的職能。實施宏觀調控要以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主，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厘清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政府應該以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基點，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并且宏觀調控手段實現的全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不僅僅是指價值量上的機械相等，而是一種動態的平衡，一種集總量平衡、結構平衡和國際收支平衡為一體的整體平衡，才能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最終實現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以及國際收支平衡的宏觀調控目標。

三、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指導宏觀調控的現實意義

（一）強化了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價值

依據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所指出的要想使社會生產順利進行，就必須保證全社會的總供給和總需求實現動態平衡。參照這一政治經濟學原理，有助于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實現資源合理配置，進一步提高生產資料的有效供給，便于實現社會生產的協調發展。社會宏觀經濟的合理運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這一原理蘊含著豐富的理性邏輯演繹體系。通過這一系列的邏輯演繹體系得出要以“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共同協調社會經濟運行狀況，這種理性邏輯演繹體系有助于把復雜多變的社會經濟現象簡化為易于分析推理的公式，這對于我國宏觀調控的安排與布局都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為我國的宏觀調控提供了方法論層面的指導。形成了新時代具有中國特色、體現中國智慧的社會主義宏觀調控體制，強化了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價值。

（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和當代中國經濟實際相結合的成果，同時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需要對我國宏觀調控的理論體系進行研究。通過對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研究，結合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實踐經驗，構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體系。與西方國家的宏觀調控相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宏觀調控機制能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而西方卻以私有制為基礎，尋求資產階級利益的最大化，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長。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作為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延伸和發展，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無源之水，只有把馬克思的經典經濟理論貫徹落實到我國的經濟社會實踐中來，才能實現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創新性發展，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三）促進了我國國民經濟平穩快速增長

新常態下，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由高速逐步轉為中高速；經濟發展方式由規模速度型逐步轉為質量高效型；經濟發展動力由依靠資源、勞動力逐步轉為創新驅動。必須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概念是對宏觀經濟政策思路的全新認知，也進一步指明了今后宏觀經濟政策的著力點以及落腳點。供給側改革盡管意味著宏觀著力點發生調整，但并不代表全盤顛覆所有經濟改革的舉措，而是一系列改革舉措更明晰、更具體的表達方式，從而有助于帶動改革紅利更快釋放出來。這些舉措既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普遍原則，同時也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使得市場經濟的長處以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都得到了充分發揮。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了我國的國民經濟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消除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相結合的障礙，形成了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的良性循環。

政治經濟學畢業論文范文模板(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治經濟學探究論文

摘要：本文從供給側改革和供給學派的理論差異入手，從社會商品部類的平衡角度和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的角度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了探究，從而得到了立足于實際，發展中高端生產力、提振科技創新的結論。以期能夠由遠及近的保證我國市場能夠繁榮穩定。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治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1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9082（2020）03-0-01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依舊放在解放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深化改革以推進結構調整與產業轉型，減少低端生產或無效供給，發展振興有效的中高端產業供給能力，在維持供給結構的穩定性和靈活性的前提下，盡全力提高商品的生產能力。經由政策手段、科技創新、實業經濟等措施，以解決我國供給側現存問題。

一、供給側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的不同

1.西方供給學派的現有觀點

西方供給學派片面性的強調供給可以創造需求，意圖從單純的供給方面推動經濟政治的發展[1]。增加供給和生產動力，最終使用的手段就是減稅政策，通過振興人民儲蓄理財的積極性。西方供給學派的思路不能說完全錯誤，但是過分突出稅率在經濟中的錯誤，特別是注重供給側而對需求側市場的忽視，只能說是一種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理論。例如在今天如果生產大量的機械打字機，是很少有收藏家和獵奇者之外的市場存在的[2]。

2.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我國現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立足于政府干預的基礎上，在考量社會需求的前提下，保證供給方面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完整性，從而發揮政府經濟部門在市場調控和生產資料配置上的領導作用，從而以其在周期性微調的情況下發揮長效的經濟振興作用。

二、社會總商品部類平衡角度的改革研究

社會總產品能夠分為兩類：其一為能夠進入或必須進入生產消費之中的生產資料商品，其二為進入個人消費領域的生活資料商品[3]。在商品部類的平衡性上，生產資料商品需要向生活自理商品提供生產資料，生活商品則必須向生產商品提供消費資料，其中的平衡關系是社會生產消費的基礎。舉例來說，工人需要買菜做飯來維持工作，生產出的商品換得工資來進行買菜做飯。這之間的比例是維持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在生產率不變的前提下，擴大生產需要雇傭更多的工人，從而使得工廠能夠消化更多的生產資料；但是更多的工人需要企業維持更高的人力成本，讓工人能夠消費更多的消費商品。如果生產緊縮，或是隨著科技的發展生產率大幅度躍進，就會出現供給擁塞的情況，這時的工廠倘若進行人力優化，工人失業或薪水降低，同樣也會降低消費商品的需求，造成更大規模的供給擁塞現象。為了避免這種鏈式經濟反應，需要保持平衡穩定的供給側和市場需求之間的比例關系。馬克思在社會總商品再生產理論的宗旨思想就是部類比例平衡。為了維持市場處于出清狀態，控制再生產和部類商品之間的交換關系，才能夠使經濟進入穩定發展階段[4]。

大的消費生產部類進入平衡階段，也就意味著各個細分部類也進入了合理的平衡比例，保證在各個小類之中的生產和需求達到了平衡，這樣才能夠維持整個社會簡單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之間的正常運轉。如果某些小類出現了產品過剩，另一些小類出現了產品不足的現象，對整個社會都是一種嚴重的生產資料浪費，甚至會影響經濟的平穩運轉。

部類供需不平衡是我國當前經濟所面臨的問題，產能失衡是過去經濟飛速發展所遺留下來的合理問題。但是如鋼鐵、煤炭、石化方面產能嚴重擁塞，重工業領域產能過剩非常嚴重，因為技術問題，生產效率也較為低下。但是一些輕工業、新興產業的產能仍然不足，民生經濟無法得到足夠的生產資料，發展部分受限。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前蘇聯就面臨著國防與民生經濟的嚴重失衡，并且最終導致了社會的巨大混亂。這種最深層次的產品部類供需失衡，仍然需要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大化的警惕。

三、社會主義經濟本質角度的改革

社會主義經濟是存在計劃特征的市場經濟，是在政府部分干預下的自主經濟。當前世界，除朝鮮、香港與美國外，全部國家或地區都使用帶有政府管控調節的市場經濟進行發展。從社會主義的本質出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完善和調整，以最大限度的解放生產力為目標，提高生產資料的配置效率和產出結構，提升全要素的生產率，適應當前社會不斷發展的人民需求和國家福利。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進程之中，生產力的解放與發展涵蓋了多個方面。從長效角度分析，科技創新和創新驅動的生產力發展是唯一出路。小平同志曾經指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無論是貨幣經濟、資本經濟或許可以得到短期的效果，但是都無法在長效上與科技經濟比擬，這才是發展生產力的根本方法；中期角度分析，促使低端生產力轉型為中高端生產力，提高生產效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從而制定創新型的產業計劃從而發展生產力是核心步驟；中短期的角度分析，由政府主導的經濟活動可以有效的防治這些年經濟發展過快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和市場經濟問題，維護生產力的不失衡是主要任務。因此，從微小市場入手，建立完整的中高端產業鏈，淘汰低端產能，振興教育，提振創新，從宏觀經濟態勢梳理當前形勢下的微觀小循環是由近及遠的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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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學論文3000字(一)：西方宏觀經濟學的中國化改造評析論文

[摘要]如今，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西方宏觀經濟學不僅對世界的經濟理論產生影響，同時也對中國化改造產生著重大的影響。對于西方宏觀經濟學來說，主要需要解決三個問題，分別為就業問題、經濟增長問題以及通貨問題。西方宏觀經濟學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非常巨大，在將其引入到中國的過程中，經歷了否定、批判、部分吸收以及選擇性借鑒的曲折過程。基于此，文章主要評價西方宏觀經濟學的中國化改造，以供參考。

[關鍵詞]西方宏觀經濟學；中國化改造；發展；理論建構

[DOI]10.13939/j.cnki.zgsc.2020.20.112

1前言

對于現代西方經濟學而言，根據不同的研究視角和領域，通常被分為兩個分支學科，分別為研究經濟資源最佳配置的微觀經濟學以及研究經濟資源最佳利用的宏觀經濟學。在宏觀經濟學中，其將整個國民經濟活動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并將國民的收入作為核心決定理論。因為宏觀經濟學的視角為整體化的經濟運行，所以，其具體的研究領域主要包括就業問題、長期經濟穩定與增長相關問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經濟來往以及匯率問題和國際收支問題等。同時，因為宏觀經濟學主要考察與國民的生產總值、總投資和收入、國民收入以及物價水平等在國民經濟中的變動法則相關的內容，故也將其稱作為總量分析，其主要解決資源有效利用方面的問題。所以，為了能夠更好地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應該對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的運行規則、理論構成以及其影響進行分析，確保其可以在中國化改造中得到正確的借鑒，期望能夠為中國當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宏觀經濟理論的完善與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2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含義

對于經濟學來說，其產生的目的就是為更好地解決與研究人們自身的無限性需求與資源稀缺性之間的矛盾和沖突而形成的一種理論學說。在經濟學中，其主要面臨兩個方面的問題，人類無上限的需求和資源的稀缺。對于人們的無上限需求而言，及時不斷地更替和變化，需求和欲望也分輕重緩急，稀缺資源也具有被選擇的特點。在經濟學的研究中，主要的研究內容不是資源稀缺的原因，而是針對因資源稀缺所引發的對資源選擇、利用與合理配置的相關問題[1]，換句話說，就是正確選擇、配置與利用有限的經濟資源，從而更好地滿足人類社會發展的需求。因此，所謂經濟學，其主要是從資源稀缺性的視角進行研究，如何對稀缺資源進行更加有效、合理的利用，在這種情況下，也就將經濟學分為資源利用與資源配置兩個獨立的學科，分別為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指的就是資源的充分利用，而微觀經濟學指的則是資源的合理配置。

3西方宏觀經濟學下的中國化改造

如今，西方宏觀經濟學已經被充分的引入到中國的經濟市場中，在此過程中，其也經歷了否定、批判、部分吸收以及有選擇借鑒的曲折歷程。對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進行深入分析后不難看出：首先，因為中國國內的經濟學均以政治經濟學作為基本理論和指導思想，而西方宏觀經濟學作為“后來者”，其若想得到整個經濟學界的接受，則必須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其次，在中國，長時間以來實行的都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計劃經濟體制，這與西方的私有制市場經濟體制之間存在很大的區別。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雖然已經實行了經濟體制的改革與轉型發展，但是這種經濟體制的成熟運行還需要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最后，西方經濟學自身具有雙重性質，也就是對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性進行宣揚，又對市場經濟運行規律進行客觀性總結。總體來說，其本質就是對私有制的維護。另外，因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中具有比較大的相同點，根據西方經濟學對市場經濟運行的規律性進行客觀總結，也反映出了經濟社會中所客觀存在的事實，這也是值得我國借鑒與吸收的地方。因此，對西方宏觀經濟學的態度應該是在吸納的基礎上，嚴格把握分寸，不能照搬照抄，應消化與學習其有用的部分，實現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適當、合理的將西方宏觀經濟學引入到中國化改造中。

對于政府行為，其往往表現為經濟管理和宏觀調控，市場功能往往表現為供求、價格自發調節和自由競爭，兩者緊密關聯、相互交織、缺一不可。因為政府行為不可能完美無缺，市場功能也不可能完全有效，兩者都有弱點，都存在局限性，需要協調互補。這就需要以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問題為核心，圍繞更加尊重市場規律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統籌推進經濟體制改革。要鞏固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健全現代市場體系，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加快改革財稅體制、金融體制，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和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能夠揚長避短、有機結合，都得到有效發揮，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

立足于市場經濟運行的性質進行分析，無論是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還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的宏觀經濟調控理論，都是對現代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一種總結，兩者的目的都是通過采用有效、合理的宏觀調控政策、宏觀調控方法和措施確保整個國民經濟的總量能夠保持平衡，從而優化經濟結構，使國民經濟可以得到平衡、持續、健康、快速以及穩定的發展，進一步推動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也正是因為如此，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下，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接軌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無論是中國的宏觀經濟學或者是西方的宏觀經濟學，其手段和措施也越來越趨向于一致化。那么有效的借鑒與引入西方宏觀經濟學中的成功經驗，可以促進我國市場經濟健康、穩定發展。

就宏觀經濟學的理論與實踐的相關研究而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對其進行建設與完善是首要任務。所以，應該在宏觀經濟政策的基礎上，將市場與政府之間的辯證關系進行正確的處理。對于中國的市場經濟來說，其需要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相關經濟制度進行有機融合，確保國家干預力度的一種現代化市場經濟。一方面，政府應該在一些特殊領域內避免對市場經濟的運行進行過多干擾；另一方面，政府應正確的調控市場的自由度，避免市場經濟發展失控。為了實現這一局面，必須將政府宏觀調控手段與市場手段進行融合，體現其優越性，只有確保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順利落實，才可以確保我國市場經濟得到健康、均衡、可持續的發展。

總之，我國在經歷了多年的實踐與探索后，宏觀經濟調控和管理已經基本上實現了四個轉變：一是由國家對企業進行直接調控和直接的資源配置轉向為調控市場，從而直接調控對市場產生影響的主體，實現宏觀調控的基本目標；二是在總需求和總供給平衡方面，從原先的供給調節，轉變成為需求調節；三是在調節需求的方法和措施方面，從直接對市場需求進行調控轉變成為利用經濟杠桿對市場需求的規模進行調節；四是從原本借助國家計劃進行調控轉變成為國家計劃、財政政策以及金融政策三者相互配合和協調的新機制。

4結論

總而言之，在世界經濟風云變幻的今天，中國與整個世界的經濟聯系也越來越密切，這也標志著中國已經融入到全球化的經濟市場中，同時也表明了中西方經濟理論互補與交融的必然趨勢。因此，應將西方宏觀經濟學中的精華與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結合，從而探索更加完善、健全的具有中國市場經濟特色的宏觀調控手段，積極參與世界各個國家的經濟技術，實現合作共贏，從而更好地抵御經濟危機，在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為世界經濟發展提供可借鑒經驗，樹立我國經濟強國的形象。

宏觀經濟學畢業論文范文模板(二)：現代宏觀經濟學中的投資理論及其最新發展論文

摘要：宏觀經濟學關注經濟的整體結構、行為和表現。宏觀經濟學家關注的是分析商品和服務的總生產（GDP）、失業、通貨膨脹以及與國際貿易相關的一般經濟動向的基本決定因素，更重要的是，通過宏觀經濟分析GDP短期波動（經濟周期）的原因和影響，并長期預測GDP趨勢（經濟增長）。宏觀經濟事件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和福利，因此宏觀經濟問題非常重要。在宏觀經濟管理上取得成功的經濟體，必須有低失業率、低通脹、穩定而持續的經濟增長等特性。現代宏觀經濟投資理論主要分為三個階段：新古典投資理論、q理論、不可逆向投資理論。本文將對現代宏觀經濟學中三個投資理論的具體內容以及優缺點進行闡述和比較，并對其最新發展進行探究。

關鍵詞：宏觀經濟學；投資理論；理論發展

一、引言

新古典投資理論、q理論、不可逆投資理論是現在宏觀經濟理論發展的三大階段。第一階段的新古典投資理論以產出和資本的使用成本為主要變量，揭示了理想資本水平在穩定狀態下與其決定因素之間的關系。Tobin提出的q理論是第二階段的形成標志，q理論將對未來的預期作為投資依據，并且這一理論將對未來預期收益的評價與金融股市的估價聯系了起來，所以相較于前一階段的新古典理論，它更具有一般性。第三階段的形成標志是不可逆投資理論。經濟學中的投資主要指的是投資工廠的規劃設置與設備安裝成本，這些投資含有沉淀性成本，即未來改變計劃或決定時無法收回的投資，這就是投資不可逆性。這三大理論的具體內容將在下文進行詳述。

二、新古典投資理論

新古典學派包括劍橋學派（馬歇爾學派）、洛桑學派（巴拉學派、帕雷托學派）和奧地利學派（mengel學派）。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是理解經濟現象的基礎，它用于解釋各種經濟問題，如購買者的購買行為在面對不同價格時，市場參與者的反應價格和各種資源在不同用途上的優化配置。新古典主義學派深化了古典主義學派的投資理論。其貢獻是新古典主義學派把邊際原理和數學方法引入投資分析，運用數學函數、機械平衡和原理，把邊際成本、邊際收益和機會成本的概念量化。

是否投資、何時投資、投資多少是投資理論最基本的問題，此外，當市場情況惡化時，還要考慮何時停產。所以，產業均衡、總體均衡、均衡的動態性質、總體波動是經濟學對個體優化行為研究的主要內容。馬歇爾的長期與短期均衡分析回答了傳統投資理論中是否投資和何時投資的問題。要回答是否投資和何時投資問題，就要對價格和長期平均成本進行比較，當價格高于長期平均成本時，企業為了擴大生產，就會開始投資；要回答何時停產退產問題，就要將價格和平均可變成本進行比較，當價格低于平均可變成本時，企業就會暫停生產甚至退出這一產業。但是，現實與理論之間存在較大差異。有的企業常常用折現值來估計一個項目的現期價值，企業為這項投資所投入的成本遠遠小于對這一項投資所預期的長期收益；還有的企業在長期處于虧損的狀態下仍繼續營運。這些現實的問題使傳統的投資理論陷入困境，下文的不可逆投資理論將解決這些難題。

三、q理論

新古典理論解釋的是穩定狀態下的一個特殊情況，為了從更廣義的角度來研究投資問題，經濟學家創立了q理論。q理論可以描述投資決策的可塑性過程。q理論引入了投資的調整成本函數，在理論模型上實現了逐步調整固定資本水平的思想，彌補了申報前理論中關于投資調整過程的簡單假設所造成的理論缺陷。

根據數學模型的q理論的一般推導：假設企業的生產函數或收入函數為資本kt和勞動Lt，表示為yt=F（kt，Lt），F是連續可微分的凹函數。假設Pt為投資商品的實際價格，wt為實際工資水平，C（It，kt）是固定資產的調整成本，那么C（It，kt）是二次公式中對It可微的嚴格上升的凸函數，也就是說，投資額的上升會導致邊際調整成本的上升。所以可以在短期內進行大額投資，隨著投資量的增加，投資的調節成本也會劇增，所以分階段調節可能是最好的選擇。企業投資的最好辦法是投資物品的價格加上投資的邊際調整成本，等于資本的最低價格。

q理論的核心方程表明，固定資產凈投資，即不含折舊，是資本的基本價格qt的嚴格遞增函數。投資量與qt正相關，而且股票和債券市場將提供評估企業資本價值和未來潛在收益的直接依據，否則很難想出其他客觀評價不同行業、不同企業價值的方法，尤其是潛在的未來收益。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Tobin定義的qt被稱為“平均q”，因為他定義了qt=Vt/（Ptkt），即在t時刻，企業的價值Vt除以固定資產的價值，這是研究實證中常用的q。其中的q值顯然可以從實際數據（如金融市場數據等）觀察和測試中得到。但是，q理論的q是“邊際q”，也就是一個邊際投資單位在當前時間內能夠產生的所有未來邊際收益的現值，這個變量連金融市場也難以觀察和推算出來。因此，在q理論和其他相關實證研究的測試中，經濟學家常常使用平均q（或根據需要）替換邊際q。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問題是探究平均q和邊際q相等的條件。已有研究給出了更一般性的條件：F（kt，Lt）和C（It，kt）都是齊次線性函數，Pt、wt和D（t，s）都是外生變量，企業值Vt和kt呈線性正相關。因此，dVt/dkt=Vt/kt，或一個單位的邊際的價值qt=dVt/（Ptdkt）=Vt/（Ptkt），即邊際q等于平均q。

在經驗統計調查中，使用平均q來替換或近似邊際q是非常普遍的，但測試結果并不令人滿意。事實上，平均q說明投資的能力非常有限。關于這個狀況的理由有很多爭論。更普遍的討論是強調平均q和邊際q的區別。也就是說，上文設想的條件實際上有可能得不到滿足。因此，平均q不能代替邊際q。更有力的論點是財政會受到健康的財政制約。例如，用內部資金投資要比籌集外部資金容易得多，成本也要低得多。另一方面，資本市場上各企業的融資能力也有很大差異。因此，平均q與警戒線q沒有什么不同，即使企業通過金融市場評價的平均q高，也可能得不到相應的投資。

最后，讓我們看一下q理論和新古典投資理論的關系。第一，新古典主義中不能調整成本。也就是說，C（I，k）=0。第二，如果生產函數為y=F（k，L）=kαL1-α），0<α<1，那對k的偏導數為F’k（k，L）=αkα-1L1-α=αy/k。因此，新古典主義投資理論是在穩定狀態下確定理想資本水平的方程式，這也是q理論的一個特例。

四、不可逆投資理論

生產和投資的產業特性決定了投資的不可逆性。形成特定生產的投資，難以轉化為其他行業的生產和投資。如果不得不進行改變，原有的投資就會失去意義。不可逆投資理論強調固定資產投資決策的不確定性。把不可逆和不確定性結合起來，就可以創造出比傳統的投資理論更具有現實意義的投資理論。

在傳統的投資理論中，馬歇爾的理論回答了兩個問題：是否投資、什么時候投資。但是，由于現實和理論的差別，馬歇爾的理論沒有很好地解決投資問題。馬歇爾認為，如果一個產品的價格高于其長期平均成本，或者投資預期總收益的貼現價值大于投資成本，則應立即進行投資。但實際上，企業不會馬上進行投資，而是保持觀望和等待。我們假定政策制定者可以通過一次性成本為k的投資來構建一個生產系統，假設一旦構建，該系統將永遠維持下去。Rt表示單位當期投資收益，假定Rt為一個時間單位內從該項投資中得到的收益，計算未來預期收益時用1/（1+ρ）來表示折現率，那么在t時間內未來預期總收益的折現值為Rt/ρ。根據馬歇爾的理論，一旦Rt/ρ>k，或者凈利潤Rt-ρk>0，就要立即開始投資，我們稱ρk為馬歇爾投資的觸發值。因此，當Rt略高于ρk時，等待率高于0，仍然具有價值，它將大于預期純利潤的直接投資化為時間t，因此，馬歇爾的投資原則Rt-k>0不是投資者的最好選擇。

為了找出投資的最優原則，我們采用隨機優化的方法進行研究討論。以一次性投資為模型建立一個投資系統，假設投資過程有三個基本特征：需要沉淀性成本、未來收益不確定并且具有風險性、投資必須立即進行。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果用成本k進行一次性投資，何時投資最優。用V0（R）來表示還沒有投資的價值，用V1（R）來表示投資后這項投資的價值。從本期價值V0（R）出發，如果決策者繼續等待，給定現期收益為R，下一期價值函數的預期折現值為E[V0（R′）|R]/（1+ρ）；如果決策者立即投入k，并得到價值V1（R）-k=R/ρ-k，決策者只需要將這兩個值進行比較即可。我們在前文已猜測，最優解應是一個高于馬歇爾投資觸發值的另一個觸發值，即T>ρk。現期收益R>T時，決策者將開始進行投資。在R=T時，投資與等待的價值是相等的，通過條件限制和函數計算可確定T值。假定R服從一種最簡單、無趨勢的幾何布朗運動，可以求出V0（R）。當RT，決策者將進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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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經濟學論文范文一：工商管理對房地產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摘要：

隨著我國房產稅改革方案的提出以及滬渝兩市的試點情況，房地產經濟的發展必將迎來全新的挑戰和機遇。工商管理對規范房地產經濟發展，平衡行業內部競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文章對工商管理的特點進行了簡單分析，針對房地產經濟和工商管理之間的內在聯系作了剖析，探究了工商管理對房地產經濟的促進作用，以期對相關工作起到一定參考作用。

關鍵詞：工商管理;房地產經濟;內在聯系;促進作用

房地產經濟發展的好壞和國家整體經濟發展具有直接關聯，其既是國家宏觀政策的體現，也是市場環境的外在表征。工商管理是對各行各業的監督約束，通過明文規定對行業內的各種行為進行檢查和規范。對于房地產行業而言，通過工商管理加強其行業行為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對維持房地產經濟持續發展和保證市場秩序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一、工商管理特點分析

工商管理從其性質上看屬于政府職能部門，但是，其和常規的職能部門又存在一定差別。工商管理的核心工作是按照國家相關法律規定對各行各業進行監督管理，以此確保各行各業經濟發展科學合理。通過工商管理的定義不難看出，其只是對經濟活動進行監督和管理，并不具備直接干預經濟活動的權力。因此，可以說工商管理是市場經濟的框架，市場經濟只有在工商管理的范圍內才能確保良性健康的發展，一旦超出工商管理的范圍，就可能導致一些違背市場規律、法律法規的行為出現，最終對市場經濟發展造成較大影響。從實際工作看，工商管理具有很高的靈活性，對于不同經濟體或是不同的行業，工商管理可以采取不同措施手段展開相關工作。但是，在這高度的靈活性當中，又有一部分維護不變的核心內容，比如我國經濟政策、相關法律法規等。只有以我國的經濟政策和法律法規作為不變的核心，以此構建靈活多用的工商管理工作模式，才能取得最好的工作效果。工商管理從范圍上看是很大的，其不僅涵蓋了各行各業，在管理形式上也可以分為有形監管和無形監管兩種。有形監管就是工商部門通過既定的準則、確定的流程等展開相關工作。而無形的監管主要是憑借市場準入、市場競爭和市場交易等對各行業的經濟活動進行監管，以此實現市場經濟平穩發展。

二、房地產經濟和工商管理的內在聯系

(一)房地產經濟是工商管理工作的重要組成

在市場經濟的繁榮發展下，房地產經濟也表現出了強力的增長。尤其是在我國經濟水平整體提高之后，普通居民對住房的需求不斷增長，直接刺激我國房地產行業大幅進步。但是，在房地產行業飛速發展的背景下，也表現出了不少問題，尤其是在房地產規模迅速擴大之后，對應的監管制度和措施缺少，導致房地產行業出現了一些亂象。因此，作為工商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房地產經濟對工商管理工作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也是工商管理工作不斷進步的重要基礎。

(二)房地產經濟和工商管理可以實現互補互助

房地產經濟想要快速、健康、穩定的發展，離不開工商管理的監管約束。同理，工商管理工作的進步發展也離不開房地產經濟的支撐。房地產經濟作為市場經濟的重要環節，其具有風向標的作用，通過房地產經濟的發展情況，就可以對其他行業的發展情況作出基本預測。而工商管理是保證市場經濟良性發展的重要手段，即工商管理工作不斷發展進步，就可以促進房地產經濟進步發展，而房地產經濟發展進步又可以反向推動工商管理進步。所以說，房地產經濟和工商管理具有互補互助的作用，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三)工商管理為房地產經濟發展助力

房地產經濟的發展具有許多關聯因素，比如市場需求、行業競爭、關聯行業發展以及工商管理等。在這些眾多因素中，市場需求和行業競爭等都屬于房地產經濟的直接關聯因素，而工商管理屬于外部刺激因素，這兩類因素在不同的層面發揮著不同的作用。雖然工商管理自身也存在一定缺陷，無法全面地對房地產經濟發展起到監管作用，但是，其仍然可以通過現有的制度和政策對房地產經濟發揮推動作用。尤其是在美國發生房地產泡沫之后，我國更應該加強工商管理在房地產經濟發展中的監管作用，以便為房地產經濟的發展助力。

三、工商管理對房地產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分析

(一)促進房地產市場更加規范合理

房地產市場在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了不少不合理的行業現象，給房地產經濟的發展形成了不小的限制。基于此，通過加強工商管理對房地產行業的監管，可以有效減少這些不合理現象。比如，拿地是房地產企業規劃布局的重要環節，也是競爭最為激烈的一個環節。但是，在某些地方，房地產企業拿地存在一些暗箱操作，或是一些不正當的競爭行為，這給整個房地產市場帶來了一股不正之風，擾亂了健康有序的房地產市場。因此，通過工商管理的強力作用，依據各項規章制度對房地產企業的各項經濟活動進行監管，對其中存在的不合理操作進行嚴厲打擊，以此逐步規范完善房地產市場，促進房地產經濟良性發展。

(二)維持房地產經濟發展秩序

在房地產市場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不合理的現象，打破原本有序的經濟發展局面。加之金融危機對我國造成的沖擊，進一步擴大了經濟發展有序局面被打破的問題，導致我國房地產經濟發展出現混亂。出現混亂會導致不正當競爭加劇、消費者利益受損、房地產企業經濟效益下滑以及關聯行業發展前景走弱等問題。因此，基于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通過工商管理確保這些政策在房地產經濟發展中得以落實，對恢復并維持房地產經濟發展秩序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不僅如此，通過工商管理的強力規范作用，還可以最大程度減少房地產行業中的一些風險因素，確保房地產經濟可以實現有序發展。

(三)有效的風險防控

風險防控是企業乃至整個行業發展中所必須予以重點關注的問題，但是如何全面完善風險防控，卻有待進一步研究。對房地產經濟發展而言，風險防控的對象因素眾多，各種規章制度都會對房地產經濟造成影響。風險防控不僅僅是企業的事情，也是工商管理的重點工作，因為保證企業安全、良性的發展是工商管理的職責所在。于工商管理而言，其風險防控相關工作主要是從監督管理的層面入手，發現房地產經濟發展過程中暴露出的風險因子，并及時提出對應的風險應對措施，或是責令企業對存在風險因素的方面進行整改。

(四)保證消費者利益

工商管理的意義不僅在于維護行業的經濟發展，其還需對消費者的利益進行保證。就房地產經濟發展而言，消費者利益受損的事件出現頻率頗高，各類新聞中均報道過相關新聞。在房地產行業中，消費者遭遇最多的問題就是房屋質量問題。相對房地產企業而言，消費者屬于弱勢群體，其在利益受到侵害時難以得到客觀公正的對待。因此，通過工商管理打擊房地產經濟發展中侵犯消費者利益的問題，可以較大程度保證消費者利益。

(五)指引房地產經濟發展方向

工商管理在某種程度上是國家政策制度的反映，其可以體現出國家未來經濟發展規劃的動向。不僅如此，工商管理是國家宏觀調控的一種具體手段，可以從外部對房地產經濟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在房地產市場競爭日益加劇的情況下，通過工商管理指引其未來的發展方向，對房地產經濟的進步具有積極效用。

四、結語

房地產經濟的發展速度越來越快，在房地產市場不斷擴大的背景下，工商管理的作用逐漸凸顯。在房地產經濟中加強工商管理的相關工作，可以對房地產經濟的發展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在市場秩序、風險防控以及消費者利益等方面都發揮出顯著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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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陶連輝,苗博凱.論工商管理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J].赤峰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14(19).

房地產經濟學論文范文二：房地產經濟管理問題及改善措施

1我國房地產經濟管理中常出現的問題

1.1房地產出現了泡沫經濟

房地產的經濟泡沫，還影響到了其他行業，比如金融業，因為對房產的需求很高，導致了房產的價格飆升，而這種非正常的飆升直接的刺激了金融、信貸，從而也產生了金融、經濟方面的危機。同時，這種過度膨脹還對購房者和房地產企業產生了錯誤的引導，使得房產的供求嚴重的不平衡，新房產積壓，這就是房地產泡沫經濟。

1.2政策缺乏科學性

如今，我國的房地產市場管理目標已經變成了盡快實現房地產市場供需的總體平衡，以及抑制房價的過快上漲。但我國的房地產經濟管理因為政策缺乏科學性，所以存在不穩定、波動性大的特點。比如短期政策和長期規劃的思路不一致，這不僅不利于房地產市場的可持續發展，同時也不利于消費者。

1.3利益中的沖突

因為房地產開發項目的土地資源稀缺，而且近幾年來，人們對房產的需求超過了供給，這使得房地產商品越來越短缺，價格也漸漸的上漲。這樣一來，開發商就成為了設計、施工、監理、業主等市場主體追逐的目標，從而形成了市場的強勢主體和利益核心。房地產企業壟斷了市場，實現了房地產項目自主、封閉式的管理，造成了房地產企業和業主在房地產信息方面不一致、不對稱。

1.4盲目投資

一些企業或者看人看到房地產企業的利潤很高，便盲目的投入了進去，既沒有進行可行性研究，也沒有對技術和財務進行分析。一部分開發商以市場變化不定為借口，沒有進行可行性研究，使得項目市場定位不合理，還耗費了一定的人力、物力、財力。同時開發出來房產也不符合業主的要求，這也是我國房地產經濟管理常常出現的問題。

2解決房地產經濟管理問題的對策

2.1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

如今，我國房地產經濟出現的問題都是因為政策不合理，因此，必須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調整政府部門的管理職能。首先要制定房地產產業的發展規劃，以此來完善產業政策，完善房地產市場。其次，國家要從創新體制入手，不但必須消除房地產行業不公平競爭的障礙，還要使房地產機制能夠良性的運行。最后，必須調整整個房地產經濟，使經濟收入格局合理而科學，從而真正做到公平、公正。

2.2控制房地產開發成本

房地產行業的經濟管理，重點在于控制開發成本。如今，控制成本已經越來越難，其他相關業務也具有比較大的彈性，尤其是報賬的標準，更是難以控制。但必須采取措施將房地產開發的成本控制下來，才能夠優化房地產市場，使房地產市場運行更加的規范與合理。

2.3在項目定下來之前完成預算

預算是房地產企業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只有完成了預算，才能夠實現經濟利益。因此，必須把利益指標算入預算中。要檢驗一個企業的業績和競爭力，首先要看的便是企業的利潤，另外，這也是一個企業的發展基礎，更是促進房地產經濟健康和諧發展的首要條件。

2.4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

國家要從管理體制入手，強化房地產市場管理，維護房地產市場的秩序。首先，國家要強化稅收在房地產經濟中的作用，然后要采取稅收措施來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最后，國家還要制定房地產市場機制，設置政府管控機制，調控土地的價格，避免土地價格被壟斷或者受到不良影響，這樣就能緩解房價帶來的壓力。

2.5建立預警預報制度

國家可以建立房地產預警預報制度，對房地產信息、數據、資料等進行收集并分析，再根據當前的市場運行狀況，對房地產經濟現狀作出科學的判斷。同時，這樣也能夠為國家引導房地產提供一些可靠的依據。此外，還要建立房地產市場信息系統，根據全國各地的房地產市場的發展規律，構建適合當地的房地產預警指標體系，從根本上避免房地產經濟泡沫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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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包容性增長，城鄉社會保障，養老保險，醫療保險

 

一、包容性增長和社會保障制度城鄉銜接的關系

在人民網2011年你最關注的十大問題調查中，“社會保障”以71090票居于榜首，回顧近年的兩會調查，2010年的兩會調查中，社會保障中的養老保險以104887票排在首位；2009年的兩會調查，社會保險位居第八位；2008年社保養老也進入兩會調查前十。從歷年調查來看，關系國計民生的社會保障問題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社會保障是社會穩定的“安全網”和“減震器”，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摘要標志和前提，而城鄉居民的最大的權利失衡莫過于社會保障。

包容性增長是基于經濟不均衡增長和人們不能共享經濟快速增長成果這一現實問題而提出來的。所謂包容性增長，即在關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要關注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更加關注社會建設和民生問題。包容性增長是一種機會均等、普惠共享的增長，強調人們都平等地享有發展和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權利，而不是被排除在經濟增長進程之外；是一種科學和諧、可持續的增長，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保障弱勢群體，實現教育公平、充分就業、合理分配和勞動關系的和諧；是一種全面發展、統籌協調的增長，強調城鄉、地區、人群的統籌協調發展。實現包容性增長是社會保障發展的保障和基礎，而大力推動社會保障的發展作為實現包容性增長的一種手段，也會為包容性增長提供社會基礎；兩者相輔相成，互為基礎，相互促進。

二、包容性增長模式下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城鄉銜接問題分析

我國城鎮已經建立了以社會保險為核心的相對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實施也對農村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改善作用，但國家社保基金的供給嚴重向城市傾斜，占35%的城市人口得到近80%的社保基金，城鄉社會保障差異仍然較為突出，嚴重不平衡。

1.農村社會保障范圍有了進一步擴大，但總體保障水平仍然較低

實現包容性增長，要求社會保障的發展要更好地處理好 “普惠”與 “適度”的關系。包容性增長強調所有人都能夠機會均等、公平合理地享有經濟發展的成果，在此模式下，社會保障應該將所有人群納入其保障范圍，同時，其保障水平既能夠滿足國民基本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又要與一定時期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據《中華人民共和國20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統計，2010年底，全國列入國家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地區參保人數10277萬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合率96.3%，合作醫療基金支出總額為832億元，累計受益7億人次，無論從覆蓋面看，還是從參保人數看，都有了進一步增長，但保障水平仍然較低。例如，雖然農村養老保險需求水平相對較低，但是如果考慮到城市化、社會發展、生活水平提高、物價上漲等多種因素經濟學論文，考慮到今天為自己的晚年生活投保的人在二十、三十甚至四十多年后進入老年期時的經濟、社會背景，現在交納的數額很少的養老保險金，就會出現養老保險養不了老，保不了險的情況。因此，與城市相比，農村的社會保障需求仍然尤為突出。

2.農村傳統保障功能及手段已失去基礎，但社會養老機構發展相對落后

隨著農村經濟社會制度及相關基本社會條件的變化，農村傳統的保障功能及保障手段都已經在進一步弱化。農村的集體經濟基本上名存實亡，集體在社會保障中的作用幾乎消失殆盡；其次，作為農民祖祖輩輩最重要的保障資料——土地，其社會保障功能正在加速弱化；最后，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傳統的家庭養老功能也面臨前所未有的矛盾。家庭的扶養能力卻幾乎達到極限的同時，農村低水平的養老保險并不能滿足需要，在此背景下，農村養老機構的發展也至關重要。截至2010年底，農村養老服務機構3.1萬個，床位213.9萬張，收養各類人員170.4萬人。從國際經驗來看，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養老服務機構每千人擁有的床位數在50張-70張。在中國，65歲以上的老人每千人擁有的床位數不過23.5張。保守估計，養老機構的床位缺口數量在300萬以上。

3.城鄉社會保障制度多元分割，農村社保發展地區差異顯著

實現包容性增長，要求社會保障在項目和制度的協調與整合方面取得突破。當前，社會保障制度分散化、碎片化現象嚴重，各個保障項目孤立開來，獨立運行，每個項目的多種制度也是如此，不同地區更是如此，這就無法從制度層面保證社會保障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因而更難從社會保障制度的執行和實踐層面保證社會保障的公平性和效率性。這種現象固化了城鄉二元結構和社會階層結構，既不利于實現城鄉人口流動和社會融合，又不利于通過社會互濟來分散風險、保持醫療保險基金財務的穩健性和可持續性，從而直接損害制度運行的效率。

4.保險費征繳困難，基金保值增值壓力大

對于進城的農民工而言，企業應承擔一定的保險費，但由于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國有企業、縣以上城鎮集體企業減員增效，參保職工急劇下降，而私營企業對參保認識不到位，參保面不廣，加之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缺乏有力的征繳手段，企業欠繳、少繳或拒繳的情況時有發生，收繳難度很大，甚至當年收支平衡發生困難，支付能力逐年下降。另外對于農村的貧困人口而言，其參加社會保障能力較差。例如2010年大約4223.7萬農村困難群眾受國家財政資助才參加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另一方面，如果社保基金不能有效地增值，將很難達到應有的保障水平。過去一段時間物價的持續漲幅，在一定程度上給廣大勞動者、退休人員特別是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造成了影響論文服務。我們必須看到，自1996以來，國債利息不斷下降，銀行儲蓄收益或購買國債收益已經微乎其微，相對于日益顯著的通貨膨脹而言，基金保值與增值的壓力顯而易見。其中養老保險基金能否保值增值決定著能否適應未來人口老齡化高峰的需要，特別是隨著人口壽命的延長將要形成社會性的老齡化趨勢。

5.社會保障統籌層次較低，抵抗風險能力較弱

實現包容性增長，要求社會保障將提高統籌層次與實現制度間、地區間的轉移接續相結合。目前社保制度在基金分割上主要表現為區縣統籌，統籌層次較低，風險分攤范圍有限，不同地區差異顯著，很難實現不同地區間社保基金的調劑和關系的轉移接續。隨著城鎮化的加快和就業方式的多樣化，人口流動頻繁，而各個制度間和地區間的轉移接續制度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嚴重阻礙人才的流動，損害人們的既得社會保障權益，影響人們參與社會保障的積極性。

三、包容性增長模式下積極推進城鄉社會保障銜接的途徑

1.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僅取決于覆蓋范圍的大小，而且取決于保障水平的高低。首先要按照權利與義務相對應、公平與效率相結合的原則，建立參保繳費與待遇掛鉤的激勵約束機制，鼓勵人們參保繳費；其次要改變目前主要依靠基本保險、保障形式單一的局面，推進企業年金和補充醫療保險，發展商業保險和社會救助，建立多層次的保障體系。如，在養老保險方面，企業年金曾被認為是養老保險體系的第二支柱，但其發展一直較緩慢。根據社科院拉美研究所所長鄭秉文的調研數據，在目前的政策制度下，我國企業參與年金計劃的比率僅為1%，且絕大部分是中央和地方有實力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大部分中小企業無法加入進來。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美國私人部門中，企業年金的參保率大約為50%，并且種類繁多。不過，近期出臺的上海、四川、陜西、福建等省市“十二五”規劃中，均不同程度提及“要支持和促進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發展，提高企業職工參保率”。 《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辦法》于2011年5月1日剛剛正式實施。2011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也將正式施行，我國應及時制定配套的稅收優惠政策，大力發展企業年金經濟學論文，滿足人們第二層次的養老保障需求。

2.完善社保標準調整機制，切實發揮社保功能

過去一段時間物價的持續上漲，在一定程度上給廣大勞動者、退休人員特別是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造成了影響。因此，應盡快建立社會救助和保障待遇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逐步提高基本養老金、失業保險金和最低工資標準。即改變社會保障標準調整的相對固定周期，形成一種及時反應并調整的長效機制，適時調整和提高保障水平，在物價過快上漲時最大限度地保證困難群體的基本生活不受影響。由于各地區生活水平和消費水平不同，因此，具體政策各地要以當地居民基本生活費用或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月度漲幅作為基本依據，在適宜時機開始實行，該機制實現各項社會救助和保障標準提高幅度與經濟發展速度、居民收入增長水平基本同步的目標。

3.創新社保基金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效率

社會保障是政府主導建立的一項管理制度，但在具體的管理方式上可以引入商業化、專業化、現代化的管理觀念，有效降低政府管理成本，提高運營服務水平，同時通過專業化的資金管理運作服務，實現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大型保險企業擁有專門的資產管理公司，在參與、協助社保基金管理和運作方面可以發揮重要作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共保聯辦合作項目”由政府引入商業保險機構為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補充醫療保險提供一體化管理和服務，據悉人保健康保險公司在新農合基金醫療合作方面首創“湛江模式”，以風險保障的模式經辦新農合基本醫療保險，以共保聯辦的模式與社會醫保經辦部門開展合作。這一模式已在北京市平谷區推廣應用，其他地區可以在借鑒已有經驗的基礎上探索適宜的保險機構參與社會醫保管理的發展模式，有利于促進城鄉一體化建設。

4.完善社保基金投資制度，實現保值和增值

截至2010年底，社保基金會管理的基金總規模共8568億元，比上年增加802億元，增長10.32%，隨著基金規模進一步擴大，到2011年年底，社保基金可能接近1萬億元左右水平，到2015年有望達到1.5萬億元。2009年全國社保基金投資收益率達到16.1%，2010年為4.22%,而去年CPI的漲幅大約為3.3%，總體收益率略高于CPI上漲幅度。目前我國社會保險基金運營還存在很多問題，如投資渠道相對單一、基金運營效率低、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分散，投資收益率低，2009年中國養老金賬戶的投資收益率不到2%。除了養老保險基金和失業保險基金外，社會保險基金所包括的其他基金——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等的投資尚屬空白。2011年7月1日起施行的《社會保險法》，僅用了七個條款對社會保險基金的籌集、運營及監管作了原則性規定。對于社會保險基金的運營，并沒有做出具體的、可操作的規定，因此，需要對基金的投資運營模式進行改革，通過法律規定，明確界定基金的管理主體和投資主體的權利義務和法律責任。同時應放寬社保基金的投資渠道，通過多種投資方式的組合，分散投資的風險，增強資金的贏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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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正如荷馬在《伊利亞特》（Iliad）中所吟唱的那樣：人類會厭倦睡覺、厭倦愛情、厭倦唱歌、厭倦跳舞，但對戰爭卻樂此不疲。戰爭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幾乎伴隨著人類文明的整個進程。為了保障國家安全，避免在推行叢林法則的世界中成為獵物，各國都不遺余力地進行國防建設，然而在資源一定的背景下，大炮與黃油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矛盾，資源如何在國防與民用部門之間分配成為以研究資源稀缺性為己任的經濟學家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同時經濟學與國防具有統一性，經濟學家麥圭爾（McGuire，1995）曾通過列舉經濟（學）與國防四個層次的相互作用來說明兩者的依賴關系[1]。因此，國防與經濟學產生緊密的聯系是歷史的必然。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的著名政治家尼科羅•馬基雅弗利（NiccolòMachiavelli，1520）在《論戰爭藝術》（Dell''''arteDellaGuerra）中曾說：誰的荷包里錢越富裕，誰就能打勝仗。國防經濟學的源頭是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AdamSmith，1776），他是最早考慮國防開支對社會的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在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專辟一節“論國防費”。1914年，英國《經濟學家》雜志編輯赫斯特（Hirst）出版了《戰爭的政治經濟學》（ThePoliticalEconomyofWar），全面總結了自己對戰爭與經濟、戰爭與財政、戰爭與工業的關系的理解[2]。1921年，福利經濟學創始人、經濟學大師庇古（Pigou）出版了《戰時經濟學》（ThePoliticalEconomyofWar，也譯為《戰爭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以一戰英國經濟為基礎，研究戰爭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嚴重沖擊，揭示戰時經濟的一般規律，以及戰爭資源籌集的問題[3]。這兩本著作促成了國防經濟學進一步發展的可能。對于現代國防經濟學的產生，以英國約克大學哈特利和美國依阿華州州立大學教授桑德勒（1995）在《國防經濟學手冊》（HandbookofDefenseEconomics）中的說法認同度最高。希奇和麥基因（Hitch，1960）的《核時代的國防經濟學》（TheDefenseandEconomicsinNuclearAge）、理查德森（Richardson，1960）的《軍備與不安全：戰爭起源的數學研究》（ArmsandInsecurity：amathematicalstudyofthecausesandoriginsofwar）和謝林（Schelling，1960）的《沖突的戰略》（TheStrategyofConflict）三部專著的出版標志著現代國防經濟學的創立[4]，并成為經濟學中相對比較新的一個分支。1990年《國防與和平的經濟學》（DefenceandPeaceEconomics）雜志創刊，經過歷代經濟學家如佩克（Peck）、謝勒（Scher－er）、奧爾森（Olson）、澤克豪澤（Zeckhause）、史密斯（Smith）、默多克（Murdoch）、布里托（Brito）、英特里蓋特（Intriligator）、恩德斯（Enders）、桑德勒（Sandler）、拉姆（Ram）、德格（Deger）和森（Sen）、羅杰森（Rogerson）、沃納（Warner）、阿什（Asch）、利希騰貝格（Lichtenberg）、哈特利（Hartley）、安德頓（Anderton）、麥圭爾（McGuire）、布若斯卡（Brzoska）、赫什利弗（Hirshleifer）、格羅斯曼（Grossman）、鄧恩（Dunne）、布拉登（Braddon）、豐塔內爾（Fontanel）、弗里德曼（Friedman）、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人的不斷努力，國防經濟學逐漸成為西方影響深遠的成熟學科。哈特利和桑德勒（1996）認為其研究成果對于采辦理論、2博弈論和人力計量經濟學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內容涵蓋國防開支需求理論、國防供給理論、軍事人力理論、低烈度的軍事活動理論、國防開支的外在影響理論、戰爭成本與損失理論六大部分。其中軍事人力的理論研究主要包括軍事人力的需求與供給、軍事人力的勞動生產率、軍人的新酬結構與補償、女軍人、少數民族的數量構成，預備役的使用，軍事經驗對民事生活的利益回報、對國防人力資源管理的動態過程進行經濟學闡釋等。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來看，一個組織的人力資源管理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包括招聘、培訓、使用、開發、辭退或離崗、退休等幾個階段。如果把軍隊也看成是一個生產戰斗力的組織，其人力資源的管理過程也大致經歷了征募、訓練、維持、使用及退役安置等幾個階段。在軍事人力的理論研究中，征募制度的研究最為引人注目，正如學科的界定不在于研究對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征募制度可以從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哲學等多個角度研究，從經濟學角度對征募制度進行研究一直以來是國防經濟學中軍事人力理論研究中的重點內容之一。所謂征募制度指的是一個國家運用何種方法吸納一定數量、質量和結構的軍人來滿足該國國防體系對于軍事人力需求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可以歸結為兩種基本模式：義務兵役制（后文稱征兵制，Draft或者Conscription），自愿兵役制（后文稱募兵制AVF，All-VolunteerForce）。圍繞著征募制度，經濟學家們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見，并逐漸延伸擴展到整個軍事人力理論的研究，有力地推動了國防經濟學的發展。

二、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肇始與發展

征募制度和人類歷史一樣久遠，但最早從經濟學的角度論述兵員征募制度的經濟學家是亞當•斯密（AdamSmith，1776）。在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專辟一節“論國防費”，他從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來描述古代到近代征募制度變遷的歷史，他認為生產方式和技術進步是成本—收益結構改變的原因，而這種改變影響到兵員征募制度的選擇和變遷。他認為，常備軍與多元化的社會是一致的，維持并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斷地施以軍事訓練，使兵士的職業脫離其他職業，而確然成為一種獨立的特殊職業，這種常備軍的費用來源于國家征收的兵役稅，可以看作是募兵制的起源。同時他認為民眾的尚武精神和組織民兵，是常備軍的支柱，而這個“民兵”具有現代征兵制及預備役的特點。同時他認為“兵士的人數不能超過全體居民1％，過此，即不免負擔太重，危及國家經濟”[5]。今天看來，亞當•斯密的研究無疑是粗糙的，但畢竟是征募的經濟學研究的濫觴。之后，從經濟學角度對征募制度進行研究出現了長時間的空白。

20世紀中期以來隨著世界范圍內兵役制度的改革與發展，西方國家在推行軍隊職業化的過程中紛紛嘗試實行征募制度的轉換，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對軍事人力問題的高度重視和廣泛研究，他們對兵員征募過程中出現的形形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探討。經濟學家在美國從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轉換過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這一時期是征募制度經濟學分析的黃金時期。從二戰結束到1973年7月，美國一直實行的是征兵制。1964年，在美國國防部工作的經濟學家沃爾特•維（WalterY.Oi）提出了募兵制的可行性的內部報告，并在1967年連續公開發表了兩篇關于征兵制成本的論文。1966年，隨著越南戰爭的升級，美國國內關于廢除征兵制的呼聲開始逐漸高漲，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也參與進來。芝家哥學派創始人弗里德曼（Friedman，1966）在1966年12月19日《新聞周刊》的專欄中寫到：目前管理（征兵制）部隊的真正耗費遠遠大于管理同樣規模的募兵制部隊，原因在于后者是由認為參軍是最好的選擇的人構成的。后來他進一步認為征兵制度的缺陷在于“不公平、奢侈、與自由社會不相一致”[6]。其余作出貢獻的經濟學家還有阿爾特曼和菲希特（1967）[7]，漢森和薇絲柏德（1967）[8]，米勒（Miller，1968）[9]，費舍爾（Fisher，1969）[10]羅伯特•巴羅（RobertBarro，1971）[11]等。1968年，福吉尼亞大學畢業生（包括經濟學家DavidJohn－son，MattLindsay，JimMiller，MarkPauly，RobertTollison，TomWillett，andJoeScolnick等人）撰寫了擁護募兵制的很多著名的經濟學論文。征募制度改革的爭論在于回答反對募兵制的九條理由，包括：（1）募兵制費用過于昂貴；（2）募兵制在危機時期缺乏靈活性；（3）破壞愛國熱情，腐蝕了公民應該為國服務的道德信念；（4）威脅民主價值；（5）不具有種族代表性；（6）成為惟利是圖的部隊；（7）刺激敵對國家的軍事冒險；（8）戰斗力低下，因為只能吸引能力比較差的人服役；（9）擠占其他國防支出，侵蝕了國防的數量以及質量[12]。擁護募兵制的經濟學家認為，第一條理由是錯誤的，缺乏理論依據，其他八條理由缺乏實證基礎，因此斗爭的焦點主要是費用問題。為了專門研究這個問題，1969年尼克松成立了研究募兵制可行性的專門機構———蓋茨委員會，該委員會包括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Friedman）羅切斯特大學校長艾倫•瓦里斯（W.AllenWallis）羅切斯特大學商學院院長威廉•麥克林（WilliamMecliling）、后來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以及其他許多著名的經濟學家（如DavidKass－ing，WalterOi，HarryGilman，RobertBarro，JohnWhite等），他們的努力為美國最終廢除征兵制鋪平了道路，也極大地豐富了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13]。

美國的募兵制經歷了多年的風雨，期間遇到很多困難，如何應用經濟學有效地對募兵制度進行管理成為該時期的主要任務。雖然支持重返征兵制的意見一直沒有停息，不少學者對于募兵制的成本要少于征兵制一直持懷疑態度。李和麥肯錫（Lee＆McKenzie，1992），羅絲（Ross，1994）[14]，沃納和阿什（Warner＆Asch，1995），沃納（Warner，2005）的研究表明募兵制不一定總具有較低的社會成本，當部隊數量擴大的時候，部隊的工資總量就會增加，政府就必須通過增加稅收來支付。而稅收導致社會經濟的扭曲效應會造成較重的稅收成本，當這個數值達到一定范圍后，募兵制就不是最好的選擇。布朗寧（Browning，1987）運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測算了美國稅收的邊際超額負擔，大約等于國家稅收的31.8%~46.9%[15]。另外一些學者仍然對于募兵制能否保證兵員質量、人力成本的高預算對軍事研究與裝備資金的擠占問題以及募兵制兵員能否代表社會各階層充滿擔心。沃納和阿什（Warn－er＆Asch，2001）研究發現目前軍事人力的成本在國民生產總值與軍事開支中的比例自1973年以來一直呈下降趨勢，目前占GDP的比例只有0.8%，而冷戰時期這個數字最多曾達到2%[16]。西蒙和沃納（2007）通過分析美國1998年到2000年兵員來源的數據結果顯示，40%的兵員來自中產階級以上家庭，少數民族比例也沒有明顯變化。他們同時通過假設增加100000名義務兵，計算其節約的成本，發現其節約的成本少于同等數量的募兵制兵員所節約的社會成本，戰斗力也不如后者，同時由于個體戰斗力的提高可以以較少的人數維持較高的戰斗力，而節約的成本可以用于軍事研究與裝備更新[17]。經過激烈辯論，美國主流經濟學家仍然認為募兵制仍是目前最好的選擇。

圍繞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的命題，很多并不是直接研究征募制度，但研究的每一個問題都與兵員征募制度密切相關，從此以后，經濟學家的視野也由征募制度的研究開始擴展到軍事人力經濟學的研究。綜合而言，對于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作出突出貢獻的主要有沃爾特•維（WalterY.Oi）、詹姆斯•米勒（JamesMiller）、貝絲•阿什（BethAsch）以及約翰•沃納（JohnWarner）。

三、征募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主題

征募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主題主要圍繞征募制度的成本以及選擇進行，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結合，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的核心是通過經濟學研究回答征兵制與募兵制哪個制度更具有優勢，如何進行選擇。

首先在于對成本內涵的界定上，政府官員更傾向于預算成本，而經濟學家則提出經濟成本的概念，該概念除了包括預算成本以外還包括其他隱性成本，如個人機會成本、兵役稅等。弗里德曼（Friedman，1967）堅持認為在做任何決定時必須考慮經濟成本而不是預算成本。[18]阿爾特曼和菲希特（1967）根據國防部的調查數據，通過選擇參軍選擇自由度比較高的群體作為樣本，克服了經典的“鑒別難題”（identifica－tionproblem），描繪出實行募兵制情況下的軍事人力供給模型。他們發現在征兵制條件下，四個變量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作用，分別是男性人口規模、失業率、征兵力度、季節因素。通過模型推導，他們發現募兵制的預算成本會高于征兵制，但經濟成本要低得多。他們進一步增加了變量，發現軍方的支付彈性為1.18，隨著應募者人數的增加而不斷下降[19]。但是由于數據采集的先天缺陷以及假設不足，變量太少，他們的意見并未被重視。同年，沃爾特•維（WalterY.Oi）在阿爾特曼和菲希特研究的基礎上撰寫了《征兵制的經濟成本》（TheEconomicCostoftheDraft）一文，量化的估算出全部的經濟成本約為53.64億美元。他采用的方法如圖1所表示：首先運用已有的數據計算出軍事人力供給曲線S，當實行征兵制時，軍人工資水平為G，人數為A，當征集人數增加到B，C，相應的工資總額也增加到H，I。那么，矩形DB/BA是人數從A增加到B所增加的軍方預算成本，DEB′是應募個人的機會成本損失，而HEGD是社會承擔的兵役稅，社會總成本為HE0B[20]。費舍爾（Fisher，1969）在《美國經濟評論》（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上發表了《征兵制及結束征兵制的成本》（TheCostoftheDraftandtheCostofEndingtheDraft），提出了不考慮征兵制情況下的個體服役決策模型，他認為，個人是否服役決定于他在軍隊中以及民用部門之間凈收益的貼現值的比較，收益包括貨幣收益以及非貨幣收益。在短期收入變動都是單調遞增，可以不考慮貼現因素的情況下，問題就簡化為個體主要考慮不同部門收益（Wm為軍隊收益，Wc為民用部門收益）的比較。如果Wm＞Wc，個人就選擇服役。然后以征募率為因變量，以軍民部門工資比率以及修正的失業率作為自變量，構建了真正意義上的理論模型而不僅僅是簡化的統計模型。在此基礎上，他推算出征兵制條件下美國軍方的人力供給函數，并在此基礎上估算了如果廢除征兵制，美國需要增加的55億~75億美元的成本[21]。這是經濟理論模型基礎上構造軍事人力供給函數的第一次嘗試[22（]Klotz，1970）。

1973年，尼克松政府廢除征兵制度實行募兵制度后，解決募兵制度出現的新問題成為經濟學家關心的問題，關于征募制度選擇的理論探討一直在持續。李和麥肯錫（1992）在《南方經濟雜志》（SouthernEconomicJournal）上發表了《重新審視征兵制與募兵制的相對效率》（ReexaminationoftheRelativeEfficiencyoftheDraftandtheAll-VolunteerArmy），第一次將稅收成本作為制度選擇考慮的因素，提出了李-麥模型。假設軍事人力邊際機會成本曲線為：MOCA=a+bn，a，b為常數，n為征募人數，N為社會適役總人數，那么在募兵制條件下征募n個人的機會成本為：an+1/2bn2，在征兵制條件下征募n個人的機會成本為：an+1/2bnN。如果國家需要所有的合法服役者都參軍時，社會總機會成本一樣，但是一般情況下是不可能的，所以an+1/2bn2＜an+1/2bN，也就是募兵制優于征兵制。如果在這個模型中加入稅收成本因素，則在募兵制條件下，軍事人力價格由市場供求均衡決定，那么征募n個軍人，軍方需要支付的工資總額為an+bn2，工資是由稅收支付的，稅收會產生超額負擔。假設每元稅收產生的差額負擔為一個正的常數β，那么，為了支付軍人工資會產生的稅收差額負擔就是：anβ+bn2β。在募兵制條件下，社會總成本為：（an+2/2bn2）+anβ+bn2β。征兵制條件下，假設軍方支付工資為W，那么為了支付軍人工資會產生的稅收差額負擔就是：WβN。在征兵制條件下，社會總成本為（an+1/2bnN）+Wβn。求均衡解得到nE=4［（W－α）β+1/2bN］/b（1/2+β），也就是說當征募人數n=nE時，采用哪種征募制度成本都一樣。如果n＜nE，采用募兵制成本比較低，如果n＞nE采用征兵制成本比較低。同時，當軍事人力供給的機會成本曲線缺乏彈性時，軍人較高的工資增長引起的稅收成本就會抵消掉募兵制的優勢[23]。以上分析把兵員征募制度的社會成本界定服役的機會成本和軍人工資引起的稅收成本之和，這顯然是不夠的。因為其他成本（如訓練成本）沒有考慮進去，同時僅僅考慮了成本，沒有考慮社會收益。但是畢竟提供了一個理論的分析框架。

沃納和阿什（1995）在《軍事人力經濟學》（TheEconomicofMilitaryManpower）一文中對李-麥模型進行了進一步修正，考慮了訓練成本，將單期服役模型擴展為兩期服役模型，考慮了收益問題，提出了沃-阿模型。根據沃納和阿什的分析，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成本差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1）軍人服役的機會成本（;2）征募和訓練成本（;3）稅收成本。對于募兵制來說，前兩項的成本要低于征兵制，但是第三項的成本要高于征兵制。當軍隊的規模超過某個點時，就可能使募兵制喪失成本上的優勢，此時政府就應該采用征兵制[24]。沃納和耐古魯薩（2005）在沃-阿模型的基礎上，在《逃避成本與征兵理論》（EvasionCostsandtheTheoryofCon－scription）一文又加進了征兵制下個人逃避服役以及政府為了打擊逃避兵役行為而付出的成本，在綜合權衡兩種兵員征募制度的征募成本、訓練成本、維持成本、稅收超額負擔和逃避成本的基礎上，構造了兩種征募制度選擇的理論模型[25]。以上分析是建立在兩種兵員征募制度下，相同規模軍隊的潛在生產率是相同的假設前提之下的。實際上募兵制軍隊的效率要遠遠高于征兵制軍隊的效率，如果考慮到效率因素，“當一個國家需要一支大規模軍隊時，是征兵制更優還是募兵制更優，依然是一個模棱兩可的問題”[26（]2001）。

四、征募制度經濟學研究在中國的發展以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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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經濟危機論文范文一：經濟危機經濟學論文

一、經濟學危機的表現

我們知道，經濟危機的出現給各個國家的發展都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即使是經濟異常發達的一部分西方國家也不能抵擋經濟危機帶來的危害。經濟危機的來勢異常猛烈，即使是一些非常優秀的經濟學家也沒有預測到經濟危機的發生時間以及它所帶來的損失。當經濟危機首次出現時留給部分發達國家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并且許多國家并沒有找到應對經濟危機的有效措施。隨著世界各國之間的交流越來越密切，經濟危機漸漸的蔓延到了其他國家，并且嚴重地阻礙了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進程。經濟危機的出現不僅僅影響了市場的發展、大大的提高了各國的失業率，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較大的壓力。

二、應對危機的經濟學的措施

(一)重視實體經濟的發展

隨著我國整體經濟的快速發展和進步，我國相關政府漸漸的開始輕視實體經濟的發展，這也是經濟學出現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們知道實體經濟是一個國家經濟的主要來源，實體經濟直接決定了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速度和綜合國力。為了盡快的消除經濟危機，減少國家經濟的損失，我們必須要認識到實體經濟的重要性，然后制定一套合理有效的實體經濟發展策略。但是，在制定策略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要結合我國的實際國情，并且還應該預測我國未來幾年的經濟發展情況，最后還應該借鑒國外部分發達國家的實體經濟發展策略。另外，相關政府還應該頒布一些與實體經濟發展有關的政策，并且要將這些政策應用到實際中。

(二)國民經濟收入分配應該適當的向城鄉居民傾斜

到目前為止，我國的貧富差距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仍然比較明顯，在我國一部分地區，人們甚至連最基本的溫飽問題也無法解決，這是經濟危機發生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在我國，大部分的國民經濟收入都用在了工業的發展方面，尤其是國有企業的發展方面，盡管近幾年來，我國大部分城鄉的經濟收入也在大幅度的提升，但是與工業方面的經濟收入相比，城鄉的經濟收入就顯得特別微薄了。為了盡快的消除經濟危機，我們必須要合理分配國民經濟收入，將國民經濟收入適當的向城鄉居民傾斜，從而大大的減少我國的貧富差距，提高我國人民的整體生活水平，進而提高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以及綜合國力，最終極大的降低經濟危機發生的概率。

(三)相信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地位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的經濟得到了迅猛發展，我國的綜合國力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而我們知道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就是制定了市場經濟體制，確定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地位，正是由于市場經濟體制，我國的經濟才可以發展的如此迅猛，因此，我們必須要始終相信市場，相信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地位。為了盡快的消除經濟危機，恢復我國的綜合國力，我國相關政府必須要認識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不斷改革和完善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加大市場的監督力度，不斷規范市場的秩序，從而更好的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地位。另外我們還應該充分利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優勢。

三、小結

經濟危機的出現給各個國家帶來了較大的損失，極大的降低了人們的生活水平，阻礙了經濟的發展進程。但是，經濟危機的出現也迫使各個國家審視自己國家經濟發展的現狀，并且認識到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然后根據實際問題采取相對應的解決對策，從而促進經濟更好的發展。眾所周知的是，經濟危機是國家走向富強的必經之路，如果我們可以正確對待經濟危機，并且根據自己國家發展的實際情況采取相對應得解決對策，那么我們不僅可以消除經濟危機，而且還可以促進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進步。但是，如果我們不能正確的認識經濟危機，并且采取相對應的解決對策，那么我們不但不能解決經濟危機而且會使得國家的經濟發展處于停滯狀態。

有關經濟危機論文范文二：經濟危機背景下公共產品供給問題

一、關于世界經濟危機下對我國經濟問題的幾種看法

自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以來，次貸危機迅速變成了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全球范圍內眾多的基金公司、投資銀行、商業銀行紛紛倒閉，全球經濟進入嚴冬。面對如此嚴峻的挑戰，中央出臺了4萬億救市的計劃，制定了十大產業振興計劃，采取多種措施鼓勵消費、刺激內需。各地方也積極配合政府的號召，各種刺激內需的方法紛紛出臺。然而中國經濟問題是否只是單一的內需不足問題，這種內需不足是否只通過簡單的刺激就可以解決?關于如何看待經濟危機背景下我國經濟發生的問題，目前有幾種不同的看法。第一種看法是，目前中國經濟的問題是由世界或美國的經濟危機引起的，持這種觀點的人數是最多的。第二種看法是，在美國經濟危機發生前，中國經濟就已經存在問題了。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就持這種看法。在他看來，由于中國發展方式轉變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舊發展方式中積累的問題越來越多，因此，即使沒有這場經濟危機，中國經濟的發展也會出現問題。第三種看法是，認為目前中國經濟的問題與世界經濟危機沒有什么太直接的關系，造成目前出口困難的原因與其說是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不如說是人民幣升值、原材料價格上漲、勞動力成本提高等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社會學界的孫立平教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第四種看法，即認為，目前中國經濟的問題是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外因即經濟危機導致的世界經濟整體下滑，外部需求減少，出口困難;內因則是我國處于從生活必需品時代向耐用消費品時代的轉型過程，而這個轉型卻遲遲轉不過去，由此造成在外部需求萎縮的情況下，國內市場消化不了如此多的產能，整個中國經濟進入嚴冬時期[1]17。我個人基本同意孫立平教授關于內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論述，但認為，這種內因更是城鄉二元結構這一結構性硬傷造成的畸形的國內需求市場。從這樣一個角度看目前中國經濟出現的問題，可以得出：盡管我們目前的問題是由美國的經濟危機引起的，但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問題，其實更類似于傳統經濟危機中的問題。故中國目前發展遭遇的困境，與其說是經濟問題，不如說是社會結構問題，是城鄉二元社會結構體制造成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位以致農村市場需求發育不足的問題。

二、以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構筑走出經濟危機的堅實基礎

一直以來我國的主要目標就是建構一個現代國家所必需的現代工業體系。為實現這一國家目標，大量從農村汲取資源，通過農業稅、剪刀差等形式將大量的農業積累轉為工業積累，并采取城鄉分治的管理體制，即以戶籍制度為核心在城市和農村分別采取不同的政策和體制，實施城鄉不同、工農有別的國民收入和利益分配格局，從而形成了迄今為止還存在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這種城鄉之間的差距不僅僅表現在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上，更反映在政府提供的公共醫療、義務教育、最低保障等基本的公共產品上。例如，多年以前城市就已經普及的醫療保障，農民居民卻只是最近兩年才享受到農村合作醫療的照顧，并且還沒有普及。另外，農村居民收入中的一項重大支出就是教育，義務教育經費的不足，使農村居民自己承擔大部分的教育費用。這種城鄉公共產品供給的嚴重失衡，使農村居民、尤其是農村貧困群體難以獲得基本的公共服務，由此嚴重限制了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的提高。這種由于畸形的社會結構導致的內需不足，需要通過社會改造、社會改革、社會進步才能有所改變，才能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在我們國家的今天就是要通過完善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來完善社會結構、構筑走出經濟危機的堅實基礎。

第一，利用經濟危機的機會加大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的供給力度。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是與農業生產過程直接相關的各類生產性消費，農業生產嚴重依賴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的供給。生產性公共產品的供給是農業和農村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是農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保障。另外，生產性公共產品的供給還可以有效地提高私人產品的邊際投資產出，農民可將節省的資金投入到其他生產經營活動中以增加收入，從而提高農民的消費能力，擴大市場的有效需求，進而刺激和拉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據測算，生產性公共產品的供給對農業總產值有明顯的促進作用，產出彈性系數為0.643，即每增加1元的生產性公共產品供給，農業總產值將增加0.64元。并且，這個貢獻具有長期邊際收入效應[2]59。但是，我國在這一方面的投入卻嚴重不足，就拿對農業生產最基本、最重要的水利設施來說，改革開放30年來幾乎沒有進展。據水利部統計，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相繼建設各類水庫827座。而數據顯示，從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間，我國共建成大、中、小(10萬立方米以上)型水庫8.6萬座。截至目前，全國已累計建成大中小型水庫87085座。827對比87085，30年來我國農田水利一直處于吃老本的狀態[3]256。且這些水利設施多數年久失修，幾乎不能使用，每年數千萬畝的耕地受旱就充分反映了這一情況。現在農村居民大多數都要自己打井、自己購買水泵、水管、電纜等設備，這一套下來要花掉兩千元左右，使種地的成本大大提高，不少地區出現拋荒現象。這不僅嚴重制約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也影響了農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大大降低了農村居民的消費能力。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加大農村生產性公共產品的供給力度，短期就可見到的效益就是可以解決大量返鄉農民工的就業問題，避免失業危機，并使其保持一定的消費能力。金融危機發生之初，農業部調查給出的失業民工人數為2000萬。如此大數量的人群重新返回那因為不能滿足他們的生活而使他們被迫離開的鄉村，如果再沒有工作，就更惡化了他們的生活。如果利用這支龐大堅實的勞動力隊伍大力進行農村生產性基礎設施的建設，不但可以為農村以后的發展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還可以解決農民工的就業問題。另外，他們通過建設工作獲得收入，也可以保持一定的消費能力。有了工作，人們就可以對未來有一個穩定的預期，這客觀上也促進了社會和經濟的平穩恢復。

第二，利用經濟危機的機會加大農村社會性公共產品的供給力度。農村社會性公共產品供給主要包括義務教育、文化、衛生、醫療、體育等社會事業、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以及計劃生育、行政法律等。與生產性公共產品相比，農村居民享受到的社會性公共產品供給更是少之又少。可憐的九年義務教育到了農村地區也大打折扣，不僅教育條件差，而且農民自己承擔了絕大部分的教育費用。其它的文化、衛生、體育、社會福利更是沒有。其次，在其它國家都是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在我國卻只有城市居民才能享受到，8億農民只能自己攢錢自己保障。幾十年來農村居民一直懷著有啥別有病，沒啥別沒錢的忐忑心理，生活在小病靠挨，大病等死的處境里，他們最大的愿望就是別有病，否則一人有病、全家致貧。另外，大多數農民沒有可以依靠的社會養老體系，老年人的生活主要依靠土地上的勞作和子女的供養。農村居民懼怕變老，懼怕生病。上學、醫療、養老成了農村居民頭上的三座大山，使他們不敢花錢，也沒有錢可花。這不僅使農民的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更嚴重制約了農村居民的消費能力。在出口嚴重受阻，內需尤其是廣大農村市場的需求成為經濟發展的關鍵支撐的情況下，建立惠及廣大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制度就成為下一步經濟發展的關鍵。通常我們都會以為，社會保障要花錢，必須等到經濟繁榮、政府財政收入比較多的時候才有能力進行社會保障，這也是我們在社會保障領域經常聽到的聲音。然而，在30年代大蕭條中，美國的經濟狀況也很糟糕，政府財政收入狀況也不好，然而卻堅定的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結果社會矛盾不但沒有激化，反倒為走出大蕭條和美國之后的迅速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為什么會這樣?其直接原因是窮人借此度過了經濟危機，人們建立起了對未來的穩定預期，人們可以花錢了，這就解決了生產過剩和產品積壓的問題，而這恰恰是傳統經濟危機的重要問題。這同樣也是目前我國經濟危機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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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會計規范研究 方法 發展歷程 認識 分析 回歸

一、會計規范研究方法的發展歷程

會計規范研究方法是會計規范研究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會計規范研究工作順利開展的重要工具之一。會計規范研究工作起源于經濟學者凱恩斯對于經濟價值判斷的研究，經濟學界將凱恩斯關于經濟研究中是否以價值判斷為經濟政策衡量依據作為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的劃分點，繼而美國經濟學者弗里德曼也針對實證經濟學進行了研究，提出了實證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論，并在其《實證經濟學論文集》等文章中論述了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之間的區別，這促進了實證科學和規范科學的劃分。

20世紀60年代，在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研究不斷發展的時代背景下，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積極開展了關于會計規范研究和會計實證研究等工作，實證主義和規范主義并重，實證會計研究方法在會計學界不斷得到應用，西方學者將原來的傳統會計研究方法稱為規范研究方法，會計規范研究方法由此產生。我國的會計實證研究工作始于20世紀80年代左右，會計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工作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并成為會計理論研究工作中的重要內容，會計規范研究范圍并由此不斷延伸。

二、對會計規范研究方法認識的簡要分析

根據上述內容可知，會計規范研究的內容主要是傳統的會計研究法方法，由相關的定義和概念可知，會計規范研究方法是處理經濟問題和會計問題的重要依據，也是制定相關經濟政策的重要參考標準。會計規范研究方法需要將一定的價值判斷作為分析和研究基礎，并根據價值判斷來提出相關的行為準則，分析并探討相關的行為措施，以便使其符合這些標準的要求。同時，會計規范研究方法與演繹推理等方法相結合，以便為實際工作或者應用提供參考原則。會計規范性研究方法不受現實實物的影響，其研究目的主要是為了回答“應該是什么”，而不是闡述實物的本來特性。會計規范性研究方法主要是從邏輯和演繹推理等方式闡述會計實務的本質，進而為會計實務的順利開展起到導向作用，提高會計實務的規范性和科學性。

會計規范性研究的現實性目的之一是為制定會計準則服務，研究工作中主要采用抽象性思維模式對相關問題進行分析，規范研究過程兼具主觀性和邏輯性，有利于完善規范會計理論研究。其次，會計規范性研究方法受到研究主體的先驗價值觀影響，從而降低了會計規范性理論的客觀性和科學性，不利于規范會計理論工作的順利開展。

三、對會計規范研究方法的簡要剖析和回歸

會計規范研究方法受到個人先驗價值觀的影響，不受現實實物的影響，沒有與實證定量分析相結合，因此在實際操作中會計規范研究方法與一般的規范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區別。

（一）會計規范研究的涵義比較明確

會計研究主要分為對會計工作、會計環境、會計相關理論、會計思想發展歷程和會計知識教育和普及等內容，會計研究方法主要有會計規范研究方法和會計實證研究方法。

規范性研究是與實證性研究相對應的一種研究方法，中文對規范的定義主要是指一種約定俗成的標準或者是明文的規定，簡而言之，規范就是一種標準、準則、規定或者是衡量尺度。從不同的方面來看，規范具有不同的涵義。如果是從會計理論角度分析，會計規范研究主要是一種對會計法規、會計制度、會計職業道德、會計慣例、會計操作模式等的研究。根據目前較多的會計規范研究工作情況可知，各種有關會計規范研究方法定義中的會計規范實際指會計人員在會計行為中應該遵守的標準；部分理論對會計規范研究方法的定義是對實施會計規范后會計行為和會計實物表現達到的會計規范的研究。

從不同的角度或者目的出發，對會計規范研究的定義是不同的。筆者認為，會計規范研究方法包括對會計規范的研究和應用會計規范時采用的方法。會計規范研究方法的適用范圍主要是對會計規范和會計規范應用范圍的研究，會計規范的內容是多樣化的，因此會計規范研究工作是會計界的重要組成內容。此外，由會計規范研究方法的適用范圍可知，該類方法僅僅只用于會計規范應用工作之中，并不適用于會計實證研究方法外的研究范圍。因此，部分會計研究理論對規范研究方法的認識存在偏差，沒有明確會計規范研究工作的深刻涵義。

（二）會計規范研究需要具備一定先驗價值觀

人無完人，無論是規范研究分析還是實證研究分析，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擾和影響。就會計規范研究方法而言，其要求研究主體具備一定的價值取向，這一標準有助于明確會計規范研究目的，從而對會計行為提高導向性作用，對會計規范研究工作具有積極作用。但是在一般的規范性研究工作中，個體價值觀會影響分析結果，研究人員容易在沒有實證定量分析的基礎上，由以往的經驗或者先驗價值觀入手，直接作出符合研究人員自身價值觀直覺的結論。這樣就會大大降低規范研究工作的真實性和可靠性，規范研究工作比較脆弱，難以經得起縝密的邏輯推敲，嚴重的甚至會喪失會計規范研究工作的意義。

會計規范研究工作離不開先驗價值觀，先驗價值觀將有利于會計研究人員明確命題，理清會計理論前提和相關假設，并為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價值判斷。

（三）會計規范研究與定量分析結合

會計規范研究方法以一定的價值觀判斷為基礎，其屬于定性研究方式，主要回答“應該怎么做”，會計規范研究方法主要探討會計準則和實行的方法。以往的規范研究不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在研究工作中也不采用數學建模和統計分析方法，并沒有與定量分析相結合，規范研究主要回答規范性問題，沒有與定量分析相結合。

而會計規范研究方法的主要內容是傳統的會計分析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演繹法和歸納法等科學方法，可以從普遍性的理論向個性進行推理和演進，同時可以從一般性的實物中歸納出一般規律，從抽象思維的角度分析問題，指導實務。會計規范研究方法根據研究對象和研究目的開展定性研究，并根據研究的實際情況去強調定性和定量研究之間的統一。會計規范研究方法根據研究對象和研究任務的要求，同樣可以側重定性研究或定量研究。會計規范分析是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從研究命題的提出到研究結論的得出，都有基本理論和專業理論為依據。我們要重視會計規范方法，需要將對會計規范研究方法的一般認識過渡到普遍認識，揭示其本質，分析會計規范研究方法的特點，積極構建完善的會計規范研究系統，提高會計分析工作質量，健全會計分析理論。

（作者單位為四川省南充中等專業學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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