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傳播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海外傳播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在三十年來中國社會發(fā)展的歷史主軸上，“走向世界”的理念具有發(fā)動機的作用。在這個認識框架中討論“當代文學海外傳播”，它的意義自然不言自明。近年來，一些年輕研究者開始注意這一領域，令人印象深刻的有武漢大學方長安教授指導的博士論文《“我們”視野中的“他者”文學一冷戰(zhàn)期間美英對中國“十七年文學”的解讀研究》，北師大張清華教授指導的博士論文《認同與“延異”——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接受》（作者劉江凱）。兩部博士論文花費相當工夫，對當代文學“漢譯”的作品數(shù)量、譯者、讀者反應作了詳細統(tǒng)計和分析，這種基礎性的工作對下一步工作的展開，顯然有奠基性作用。盡管如此，我仍然覺得一些問題需要深度展開和討論，如果不了解“海外傳播”的具體歷史場域、現(xiàn)場氛圍等細部情況，我們的研究可能只會給人觀念化的印象，從而影響對中國當代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定位的基本判斷。

一是翻譯介紹中國當代文學的漢學家在西方主流學術界的權威性問題。

我們知道，最近200年來，西方主流學術關注的是歐美文學問題，即使偶爾涉及亞洲、非洲文學，也基本是為闡釋歐美文學的“正宗地位”服務的。所以，在西方學術界視野里，被“漢譯”的“中國當代文學”連同它們的漢學家都處在邊緣性位置。按照傳播學理論、傳播方式及其對象一般分“主傳播渠道”和“分支性傳播渠道”等形式，處在主傳播渠道中的作家作品，當然更容易被主流化的西方讀者所重視和接受；與之相反，處在分支性傳播渠道上的非西方國家的作家作品，即使偶爾會進入西方主流讀者視野，但總體上仍然是被整體性忽視的狀態(tài)。我想提出的問題是，一些在中國當代文學界可能大名鼎鼎的漢學家，在西方讀者界其實無人所知，經由他們翻譯介紹并在西方國家出版的中國當代作家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然而，我們在很多當代作家作品的“作者簡厲”、“序言”和“后記”中，經常看到他們的作品已被譯成英、法、德、俄、日、韓等幾十種文字，再加上有些作家附在小說集前面的“英譯本序”、“法譯本序”、“意大利本序”等等，這就使中國讀者產生一種印象，這些中國當代作家在西方各國已廣為人知并大受歡迎。這種“錯位”式的對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理解，使很多人，包括我們這樣的專業(yè)研究者都相信，隨著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舉足輕重的影響和位置，“中國當代文學”已經真正地“走向世界”。不過，在我看來，處在這種“錯位”式理解中的中國當代文學，恰恰是我們理解中國當代文學與世界文學關系的一個小小的角度。這個角度不僅涉及當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確切關系，也涉及當代文學如何自我定位，而不是靠世界文學的框架來定位，與此同時更牽涉到當代作家與西方漢學家的關系等等問題。至少有一個問題我覺得需要提出來，這些年來，我們有些一線當代作家在創(chuàng)作上是不是過于期待和依賴漢學家們的“評價”，后者的文學趣味、審美選擇和優(yōu)越的翻譯身份，是不是會變成一種暗示，一種事先存在的認識性裝置，被放在了當代作家的創(chuàng)作過程之中。當然，這個問題過于復雜，我在這里不作詳細討論。我的擔心只是，在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過程中，中國作家會不會因而使自己的作品變成與漢學家相約相知的“小圈子”的文學。這都是令人擔心的事實。我們的海外傳播研究，不可能不帶著自省的性質。

第二是當代作家在海外演講的問題。

這是當代作家在海外傳播的另一種重要方式，因為講演可以通過大眾媒體迅速提升演講者在文學受眾中的知名度，借此平臺使其作品得以暢銷，進入讀者視野。但問題在于，我目前對這種情況的把握，基本來自國內媒體宣稱某某作家在英國劍橋大學、美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著名學府講演的零星信息，以及作家本人的“口傳文學”——當然這是他們對海外講演故事的典型敘述。有些詩人白海外訪問歸來，寫出諸多回憶性文章，談到自己演講如何引起轟動，如何產生很大影響等等，詩人的筆觸表現(xiàn)出比小說家們更為夸張的風格，自然這不令人奇怪。不過，因資料整理不足，目前我們還很難了解到演講者的聽眾層次和范圍，也不知道海外報道這種消息的媒體到底是小報小刊，例如華人報刊，還是主流媒體。如果聽眾層次和范圍只限于漢學家、東亞系學生、來自中國的訪問學者，那么這種傳播的受眾面和影響力就會大打折扣。這事實上是一種“小圈子”里的傳播，或叫“內部傳播”。最近，去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秘魯作家略薩來中國社科院演講，我們發(fā)現(xiàn)到場的全是北京的主流媒體、主流翻譯界、當代重要作家，以及研究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西班牙文學的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和社科院的師生。令人驚訝的是，有兩個知名女作家還當場拿出20多年前購買的略薩翻譯成中文的小說，借以展示這次演講所衍生的歷史長度和深度。另外值得舉的例子是，聽完略薩演講后，我去見一位來自上海的親戚。聽說我剛聽完演講，他馬上說上海已經報道了略薩將要去北京訪問的消息。這完全是一個“文學圈”之外的人士，略薩的動向居然連他都知道，這真是匪夷所思。這一跡象，足以說明略薩是“世界級”的作家，他在中國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專業(yè)圈子”的范圍，關于他來中國講演的各種報道，一時間充斥北京的各大媒體，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學事件”。在這里，我拿略薩的演講與中國當代作家在海外演講作比較，不是說略薩的小說就一定比中國當代作家的小說高很多檔次，而是說，由于聽他演講的聽眾層次、范圍和報道的媒體的不同，我們可以觀察到這種“海外傳播”才是真正具有世界影響的一個事實。通過這種傳播，它顯然已經對中國作家和讀者構成了支配性的影響力，因為略薩小說獲獎，其小說在北京一度熱銷的情況足夠證明。以上情況說明一個問題，即我們在評價當代文學在海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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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時候，不能僅僅根據(jù)某些作家和國內媒體的“自說自話”，而應該直接去他們演講國的媒體上取樣，收集詳細材料，對演講現(xiàn)場情況有真正的掌握和了解，才可能有基本判斷。在文學史研究中，作家、作品、讀者和研究者既是一種合謀的關系，也是一種相互猜忌的關系。完全沉溺在作品情節(jié)中不能自拔的讀者，顯然不是具有自覺和研究意識的讀者。同樣道理，完全被作家的自我敘述所暗示和控制，不能作出自己獨立觀察和判斷的研究者，也不能本文由收集整理算是有見解和優(yōu)秀的研究者。因此，在聽到當代作家“海外演講”的自我敘述后，研究者首先應該想到的，就是如何想辦法在網上收集信息，判斷這些信息來自國外哪些層次的媒體，了解其真實情形，而不是跟著作家的敘述再重新敘述。因為，這種純粹根據(jù)作家自我敘述建立起來的“海外傳播”研究，不能算是經過資料篩選和整理后的歷史研究，由于它的主觀色彩，它仍然處在文學史研究的“非歷史化”狀態(tài)。它的學術價值因此是不可靠的。

第三是出國參加各種文學活動的問題。

海外傳播的第三種方式，顯然跟國外邀請中國當代作家參加文學活動有密切聯(lián)系。能被邀請參加這些活動，說明當代作家在國外受到的關注度，尤其是被一些西方大國的會議主辦單位所邀請，更說明他們正在逐步進入主流國家的社會視野，這對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自然是好事。但我希望討論的問題是，由于國外的文化環(huán)境相對自由，出版和會議組織采取“往冊制度”，這就使無論著作出版還是舉辦會議的自由度都很高，因此也造成分層化的狀況，即這些出版物和會議實際是參差不齊、良莠不分的。如果不作實證分析，我們還會以為這些會議都等同國內要求嚴格、層級較高的“國際會議”。但實際情況可能正好相反。例如，一位作家朋友年初去澳大利亞參加一個文學活動，到那里才知道，這種所謂的“文學活動”，實際是一場大型綜合性的文藝活動的一個“分活動”。各種電影、繪畫、音樂、表演的活動同時進行，有種眾聲喧嘩的感覺。他這次去只作了一個小講演，聽眾屬于臨時組織來的，三五成群、聚散無常，令組織者也比較難堪。然而，如果不是我認識這位作家，這種活動在回國后的敘述中就會被放大，其影響會被人為擴散，造成某種“文學化”的效果。在1980年代的文學雜志中，我們經常會看到某作家受邀參加國際會議的散文、隨筆，由于當時很多人沒有出國機會，大家會把文學想象帶入到對這些散文、隨筆的解讀之中，從而無形中擴大這些會議的神秘性、嚴肅性和權威性。對1980年代的讀者的我而言，這種“誤讀”式的閱讀經驗，可以說是記憶猶新的，我想很多人都會有相似的經歷。那么，為什么我要在這里討論這個問題呢？因為“文學會議”是“組織文學生產”的特殊方式，很多重要的文學會議，包括它的出席者，最后都在文學史上“青史留名”。例如，1984年底在杭州召開的“文學與當代性”座談會，就被認為是“尋根文學”的發(fā)端，出席這次座談會的作家、批評家雖然后來創(chuàng)作上有不少貢獻，但不能不指出，作為“出席者”的“身份”往往被附加在他們后來作品的“影響力”上，他們會被文學史家編入某個文學流派，從而大大提高他們在文學界的個人聲望。以上兩種情況，都說明參加文學活動對于“重塑作家形象”的重要性。依我所見，由于國內對“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研究明顯滯后于當代作家的出訪，加上缺少第一手資料，研究者根本無從把握和了解這些國際性文學活動的檔次、影響力和地位等等。也因為這種情況，鑒于作家本人對這些文學活動的夸張性敘述，會無形中放大它們在西方國家的影響力和文學地位，這就使我們無法準確地把握真實狀況。這種情況下，將作家出訪與他國際影響力相掛鉤的海外傳播研究，必然會出現(xiàn)一些問題。

最后，是異識文學作品在“海外傳播”中的增量問題。

東西方國家在價值取向和歷史文化傳統(tǒng)上存在明顯差異，這是不爭的事實。隨著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雙方的價值分歧和沖突自會大大增加而不會減少。有些漢學家在選擇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翻譯介紹給西方讀者時，可能會將這種集體無意識帶進去，他們往往把一些“闖禍”的作品視為“異識”作品，這些作品一旦被納入這種意識形態(tài)系統(tǒng)，其文學價值便會大大增量。這些作品也因此變?yōu)?ldquo;名作”、“名著”而廣為流傳。當然，不能排除有些作家樂見這種局面，他們會借此提高自己的國際影響力，轉銷國內同時對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研究形成暗示和控制。但我想指出的是，這種文學篩選程序所存在的問題，是隨著文學評價標準的意識形態(tài)化，作品的藝術價值遜位于其社會價值，被它選擇的作品可能往往都不是作家本人最優(yōu)秀的作品。這種增量現(xiàn)象，還會發(fā)生在西方讀者的文學接受中；他們會以為，這就是對中國現(xiàn)實的真實表現(xiàn)，是“中國形象”的真實寫照。當然，我們也不能把這種文學作品篩選程序的嚴重性估計得太高。對于社會觀念和文化形態(tài)更為多元化的西方讀者來說，即使是非常夸張的異識文學作品也不過是一種文化商品，它們本身就存在著某種時效性，也會很快貶值。當新的文化商品被推出，這些西方讀者的興趣會立即轉移，他們不可能永遠停留在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興奮點上。因此，值得關注的倒是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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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從國際視野研究網絡傳播理論深刻而有預見性

該書最大的特色，莫過于其具有國際視野的研究模式。在當今全球化、信息化時代，網絡傳播學術領域內，不管理論還是實踐都很需要國際化的借鑒和交流。而跨文化傳播的研究在當前也倍顯意義重大。張詠華教授對國外傳播學領域富有啟示性的理論及研究案例進行介紹和分析，不僅為我們帶來了國際上傳播學領域學術成果的展示，也提出了很多有創(chuàng)見的想法。

文章的第一個主題“傳播學研究的理論視野”，就體現(xiàn)了作者對國外傳播學理論的深入研究，以及對傳播學問題的深刻思考。尤其是她對媒介分析領域系統(tǒng)、深入的研究更是給讀者提供了研究媒介分析的理論、系統(tǒng)的思考途徑。《媒介分析領域的重要理論成果――貝尼格的“控制革命”論評析》《新形勢下對麥克盧漢媒介理論的再認識》《一種獨辟蹊徑的大眾傳播效果理論――媒介系統(tǒng)依賴論評述》等文章，系統(tǒng)地介紹了國外對于媒介分析領域的理論成果。為其后來以媒介為主體進行的研究，打下了理論基礎。具有國際視野的媒介研究在新媒體紛紛崛起挑戰(zhàn)傳統(tǒng)媒體及傳統(tǒng)傳播學理論的今天，有巨大的啟迪意義。只有站在國際視野的研究高度，才能促進我國與其他國家在傳播學方面的學術探討。單純的放眼國內研究問題，尤其在網絡傳播時代，是閉門造車的行為。

網絡在拓展海外華文媒體傳播中華文化的過程中潛力巨大。而面對英文的西方文化信息在網上的強勢地位，加強傳播中國文化，加強中文信息的網絡化建設顯得非常迫切。《試論跨文化傳播的合理化維度》一文在描述了當今時代跨文化傳播的特征和跨文化傳播研究的歷史軌跡之后，圍繞跨文化傳播的合理化維度進行了討論。指出學術界不僅應該在描述性的層面上對跨國文化傳播中的不平衡現(xiàn)象的歷史和現(xiàn)狀作更多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而且學術界還應在前瞻性的層面上創(chuàng)造不同文化之間和平相處、平等互動的世界文化作出貢獻。

研究方法多樣，深入實踐調查以小見大

該書的另一個重大特點就是不光有很多理論、思辨性的文章，更有很多采用調查法、內容分析法、框架分析法等對有關觀點、現(xiàn)象進行理性、客觀分析調查的實證性文章。有理有據(jù)的論述讓人信服。

“國際化背景下中國傳媒業(yè)提高競爭力的策略”主題文章就調查了境外媒體進入上海的情況，并選取案例對上海報業(yè)媒體如何提高國際競爭力的策略進行了探討。真正做到了理論來源于實踐，并且指導了實踐。而“傳媒內容與國際傳播研究內容考察”主題文章則從各個案例出發(fā)，采用多種實證性方法，對國際傳播中的中外媒體、新聞傳播學刊中的國際傳播篇章等進行深入剖析。在實踐層面上揭示了國內外傳播的一些報道框架問題，對于加強和改進我國的對外傳播，改善中國發(fā)展的國際輿論環(huán)境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在理論層面上，通過整理分析國際傳播研究界關注的議題，梳理國際傳播方面學術論文，總結了以往的概況和成就，為后來學者進一步完善國際傳播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用張詠華文中的話說：“從研究方法上來比較，國外學者更多地使用了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想結合的方法，對定量分析的重視度較高。”“國外學者重視以數(shù)據(jù)說話的做法，對我國學術界具有參考價值。”這也是學術界跨文化交流的一個基礎。

網絡時代的國際傳播與跨文化交流

跨文化交流問題在當今的國際社會極為重要。全球化時代各個國家都需要全方位、多渠道地與外部世界進行溝通。我國同外國尤其是西方國家在政治體制、意識形態(tài)、價值觀念方面迥然不同。這就需要我國在國際傳播和跨文化交流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隨著互聯(lián)網的崛起和各種信息傳播高新技術及其應用的飛速發(fā)展，當前可利用的國際傳播渠道途徑手段比以往更豐富、更先進；并且呈現(xiàn)出傳統(tǒng)和新興傳媒渠道并存，政府渠道和民間渠道并存的局面。信息技術的發(fā)展為我國對外傳播與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多樣化的渠道，它們各有其自身的特點，如何有效地、整合協(xié)調各類渠道，全方位地展開對外傳播，改進國外對中國的認知，不只是一個意義重大的傳播學研究課題，也是重要的外交課題。為完成網絡時代國際傳播的大任，我認為可以在政府的引導下從媒體渠道和公共外交傳播兩方面進行努力。傳媒渠道：構建完備的對外傳播體系

傳媒方面，由于因特網的崛起，社會傳媒環(huán)境產生了急劇變化。面對這樣的現(xiàn)實，我國的傳媒機構應該緊跟世界的大趨勢，上網拓展其內容服務。用張詠華教授在一文中的話說：“中華大地的網站，責無旁貸地負有對外傳播中華文化的重任。中華大地的媒體，近年來大量上網拓展發(fā)展新天地。網絡使這些上網的媒體的內容，有可能傳向世界各地的用戶，因而，即使它們中許多在上網前僅是地方性媒體，上網后也就具有了為中華文化的對外傳播作出貢獻的巨大潛力。”在傳媒上網方面，我國媒體嘗試得很早，許多媒體也都想到了，一旦上網就成為面對全球的媒體，紛紛開辦了英文等外文版本。如人民網，依托中央級傳統(tǒng)媒體《人民日報》，以向世界傳播中國的聲音為己任，目前已推出6個外文版本；《經濟日報》下屬的中國經濟網、上海的東方網和廣東省的南方網等很多著名新聞網站都辦有英文版。從媒體數(shù)量來說，中國目前已形成傳統(tǒng)媒體與網絡媒體共同發(fā)展的、頗具規(guī)模的對外傳媒體系。我國的一些對外媒體，尤其是人民網、新華網，已在國外具有相當?shù)闹然虍a生較大影響。

我國這些對外媒體擁有政府的官方渠道，對政策和重大事件信息的掌握具有權威性，無論在國際政治中的重大時刻，還是在介紹本國概況、發(fā)展動態(tài)等方面都具有明顯的優(yōu)勢。但由于我國同外國尤其是西方國家在文化背景、意識形態(tài)、社會制度等方面迥然不同。官方信息源不符合國外受眾接受習慣。對于崇尚自由民主的西方受眾來說，凡是對貼上“官方”標簽的媒體，總是要持懷疑態(tài)度。而且一部分網絡媒體的新聞報道確實政治色彩較濃。我的建議是媒體在對外傳播過程中，可以嘗試以接近西方風格的模式進行傳播。比如突出信息性、資料性。以權威的信息、數(shù)據(jù)資料向世界展示中國作為開放、合作、負責的大國的形象。在具體報道中盡量中立、平衡、多角度的進行報道，避免眾口一詞和過度的宣傳和“官方”色彩。

公共渠道：增強公共外交意識

網絡傳播的發(fā)展使公民的聲音有了更多的傳播渠道。信息化背景下，公民和公民團體越來越多地參與國際政治。各國政府正紛紛把通過信息傳播和文化交流活動同國外公眾溝通，視作其外交戰(zhàn)略及其所追求的目標之一，通過一系列形式對國外民眾展開外交活動，即“公共外交”活動。

篇3

近百年來，在各個領域中，無論是信件還是報紙雜志，英語的使用都相當頻繁，尤其是在新興的電子信息領域中，世界電子檢索系統(tǒng)上90%的信息都是用英語貯存的。英語不再為一國或一個民族所專有，而是一種中性的信息媒介。因此，世界上諸多國家無論是發(fā)達國家還是發(fā)展中國家，都把英語列為學生的語言必修課，這樣一來，大學英語教學研究的就大大的超過了其他語種。社會語言學家戴爾海姆斯(DellHymes)曾提出“交際能力”是指在具體的文化背景中，系統(tǒng)、正確地解釋文化的能力。語言學家邁克拜拉姆(MichaelByram)也指出語言能力應該包括對文化的理解和識別。克萊爾克拉姆契(ClaireKramsch)在其《語言教學的環(huán)境與文化》(ContextandCultureinLanguageTeaching)一書中還指出要理解目的語文化就要把它與母語文化結合起來。英語的廣泛教學使得其語言背后的英美文化得到了大范圍的傳播，同時也深深的影響和沖擊著各個英語學習國家的本土文化，因而英語教學也應該肩負起保護和傳播本民族文化的使命。隨著我國經濟的發(fā)展，國際地位的提高，對世界影響的不斷擴大，尤其是在通過英語這個國際語言的媒介來對外弘揚我們中國的優(yōu)秀文化已經成為一種時代的潮流，也是使得中華民資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經階段。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2010上海世博會就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兩個重要的里程碑，中國抓住了這兩次全球聚焦中國的契機，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的文化和藝術。

在這兩次盛會中，有很多的美術和設計工作都是由中外合作完成的，通過跨文化交際活動來展現(xiàn)中國文化，這對中國的美術和設計工作者來說也是一種考驗。美術院校作為中國教育體系中專業(yè)院校的一類，培養(yǎng)的都是美術和設計類專業(yè)的人才，如繪畫、設計、服裝表演等等。他們走入社會之后都是從事與這些專業(yè)相關的工作，其工作和作品恰好能夠更加輕松更加直觀的表現(xiàn)一個國家的文化及其發(fā)展水平，同時，在跨文化交際中，他們也成為向外傳播中國文化的先鋒群體之一，在大學英語教學中導入中國文化，對提高他們在跨文化交際中對中國文化的輸出能力是相當有幫助的。在語言和文化密不可分的理論支撐下，近些年來，我們在關于中國文化介入大學英語教學的研究上，主要都集中于英語專業(yè)，如上海外國語大學張君發(fā)表的論文“關于專業(yè)學生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能力的調查”，用調查數(shù)據(jù)證明了中國文化的輸出能力著實令人擔憂；首都師范大學夏伊發(fā)表的論文“中國英語專業(yè)學生議論文寫作中的文化思維因素及其啟示”，從寫作的角度探討了文化介入；武漢理工大學黎慧發(fā)表的論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英語專業(yè)學生中的丟失與保護”，已經開始著手研究應對之策。這些論文和研究雖然豐富，但是只是從英語專業(yè)和英語專業(yè)學生的角度來分析和研究中國文化介入大學英語教學顯然是不夠全面的。所以，還出現(xiàn)了一些針對大學英語（公共英語）和非英語專業(yè)學生的研究，如清華大學張為民和朱紅梅發(fā)表的論文“大學英語教學中的中國文化”，探討了在非英語專業(yè)的大學英語教學中的中國文化現(xiàn)狀；浙江大學的張麗紅發(fā)表的論文“大學英語教材中的中國文化教學研究”，從教材的角度進行了研究分析；華中科技大學吳方發(fā)表的論文“中國非英語專業(yè)大學生跨文化能力關鍵性因素研究”等等。

由此可見，無論是英語專業(yè)還是非英語專業(yè)，中國文化介入大學英語教育的研究都是一個多元且十分活躍的研究課題。盡管這個課題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包括現(xiàn)狀調查、成因分析、教材研究等等，但是卻鮮有從美術院校的角度來探討中國文化介入大學英語教學這個課題。從古到今，無論是文字、國畫、壁畫、服裝、雕像還是陶器瓷器等等，中國古代文化的傳承很大程度上都要歸功于這些美術和設計形式的表達。不難看出，美術對于文化的表現(xiàn)和繼承，是多么的重要。美術院校作為中國高等教育中的一個相對特殊的類別，其傳統(tǒng)的專業(yè)有繪畫、設計、書法、雕塑、服裝等。21世紀以來，美術的表現(xiàn)形式又不斷豐富，很多美術院校也開設了動畫、影視、攝影、工業(yè)設計、環(huán)境藝術設計等相關專業(yè)，這些新的美術形式讓文化的展示方式變得更加直觀更加清晰易懂。在全球一體化不斷加強，跨文化交際日益頻繁的背景下，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離不開這些從美術院校中走出來的美術設計人才。根據(jù)教育部頒布的《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大學英語教學是高等教育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大學英語課程是大學生的一門必修的基礎課程，是提高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重要課程，在大學英語教學當中有效的使中國文化得以介入，更加能夠提高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輸出能力。因此，以培養(yǎng)美術設計人才的美術院校為核心，以美術院校的大學英語教學為手段，來探討中國文化導入美術院校的大學英語教學的研究就顯得非常有價值。以湖北美術學院為例，目前該校美術和設計類專業(yè)學生的文化輸出能力到底如何呢，我通過對220名大學生的問卷調查大致進行了一下摸底，調查從中國文化遺產、傳統(tǒng)藝術、歷史典故、節(jié)日風俗、武術雜技、民俗風情、等七個方面進行，結果發(fā)現(xiàn)約20%的學生在七項中能分別列舉出一些例子，約70%的學生能三到四項中列舉出例子，剩下約10%的學生只能在兩項及兩項以下列舉出例子。那對中國文化的英文詞匯表達方面，結果又如何呢：在20%的對中國文化相對了解的學生當中，只有20%的學生能夠用英文表達相關中國文化的詞語；而在70%對中國文化有所了解的學生中，這個比例是12%，在20%的對中國文化了解不多的學生中，比例是9%。

篇4

李伯曼生于1940年，在紐約長大。早年入美國著名的伊斯曼音樂學院，主修作曲、音樂學和指揮。畢業(yè)后到夏威夷大學攻讀民族音樂學碩士學位，1977年，在著名民族音樂家胡德（Mantle Hood，1918-2005）的指導下，獲得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博士學位。他先后在馬里蘭大學、布朗大學大學任過教，1975年，他轉到華盛頓大學任副教授，與著有《千秋之樂——日本皇室的唐樂風格》（Music of a Thousand Au-tumns：The TSgaku Style of Japanese Court Music.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雅樂》（Gagaku：TheMusic and Dances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 Household.Los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5）的羅伯特·加菲亞斯（Robe Garfias）一起，為該校民族音樂學的創(chuàng)立立下了汗馬功勞。1983年，李伯曼開始在加州大學圣克魯茲分校音樂學院任教授，一直到他病逝，達三十年之久。其間，他曾擔任過該校文學院院長等重要職位，并兩次擔任音樂系主任一職。除教學、科研外，李伯曼還擔任過《民族音樂學》和《亞洲音樂》學刊主編。

李伯曼對于海外中國音樂的傳播和研究貢獻頗多，這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1.對中國古琴音樂的研究和推廣；2.對有關中國音樂的西文書籍和文章篇目的匯集；3。海外中國音樂教學。

首先是對古琴在海外的研究和介紹。在國內古琴界，有人稱李伯曼是“當代西方世界對中國音樂研究的先驅者之一”，一點也不為過。李氏是最早以古琴為研究課題的美國人。此前，雖然法國耶穌會士錢德明（Jean 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英國傳教士兼外交官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1800-1845）、荷蘭外交官高羅佩（Robea Van Gu-lik，1910-1967）等都提到過古琴，高羅佩還出過至今仍被視為經典的《琴道》一書，但只有國人梁銘越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做過古琴方面的碩博士論文。與李太郭、高羅佩一樣，李伯曼學過古琴，曾師從梅庵琴人吳宗漢（1904-1991）、王憶慈（1915-1999）的晚輩琴友汪振華等（詳見嚴曉星《梅庵琴人傳》，中華書局，2011年，第159頁）。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李伯曼也曾負笈臺灣，求教于琴、箏名家梁在平先生（1910-2000）。梁氏《箏之樂》一書1967年在臺灣出版時，李伯曼曾為之作序。李氏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隨胡德讀博士時，又得到1961年就在該校任琵琶和古琴教師的國樂名家呂振原的指導。李伯曼在臺灣做“田野工作”時，也曾為臺灣的聲樂和器樂錄音（李伯曼采錄的音樂現(xiàn)還保存在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園的民族音樂學檔案館里）。1977年，李伯曼以《梅庵琴譜》作為研究的文本，以正文長達850多頁的《梅庵琴譜研究》（“The Chinese Long Zither Chin：A Study Based onthe Mei-An Chin-P'u”）一文獲得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博士學位。之后，他又將《梅庵琴譜》編譯整理，以《中國古琴指南：梅庵琴譜》（A Chinese Zither Tutor：The Mei-An Chin-P'u）為題，作為一本古琴入門書由香港大學和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1983年出版后，不僅在國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有關此書，可見榮鴻曾書評，刊登在Asian Music 16.2【spring—Summer，1985】：190--194），也引起了國內學界的注意，其中的第7章還被已故音樂人辛豐年（1923—2013）翻譯介紹到國內。

古琴的音律、音階、調式、琴譜、曲目、指法、文獻等雖然是李伯曼“專攻”的“術業(yè)”，但對筆者來說，李伯曼對海外中國研究的最大貢獻是他的《中國音樂書目長編》一書。在海外，只要是研究中國音樂的學人，就沒有不知道李伯曼的。這并不僅僅因為他是當時海外為數(shù)不多的研究中國音樂且在大學任職的西人，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得用他的《中國音樂書目長編》。此書1970年首版，1979年增訂再版。此工具書一出，即得到海外中國音樂研究學者的關注，哈佛的趙如蘭和劍橋的畢鏗（Laurence Picken，1909--2007）紛紛撰寫書評予以肯定。李伯曼的老友、海外中國音樂研究的先驅韓國鐄先生更是對此書贊不絕口，稱其是“有史以來最完整的一本……凡有志于中國音樂的人，不可不知”。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音樂書目長編》不僅是當時，也是現(xiàn)今所見唯一的一本西文中國音樂研究工具書。在此之前，不僅英文的供海外學者研究中國音樂的書目很少，就連中文的音樂書目也不多見。李伯曼之前最詳盡、豐富的英文索引是連載在美國音樂圖書館學會會刊《音符》（Notes）的《亞洲音樂書目>。其中《中國》部分分兩期登載于1950年6月號及9月號上，共包括377條有關中國音樂的西文研究資料，其中也包括國人，如王光祈、蕭友梅、蕭淑賢、劉天華、齊如山、趙梅伯、秦薅嶺、應尚能、熊式一、李抱忱、姚莘農等的著作。荷蘭民族音樂學家孔斯特（Jaap Kunst，1891-1960）的經典著作《民族音樂學>第三版于1959年出版時，其后半部書目也含有《中國》類225條，加上臺灣土著音樂6條。外文書目如此缺乏，中文的音樂書目也談不上多，用韓國鐄先生的話說：“只有袁同禮的《中國音樂書目》（梁在平增訂《中國音樂書譜目錄>臺北：中華國樂會，1956）和駐本立修訂的《中國古代音樂書譜目錄》（載于黃友棣《中國音樂思想批判》臺北：樂友書房，1965）。兩者皆以古書為主，又只限于書籍，文章的索引則不得一覓。”李伯曼的《中國音樂書目長編》不僅是當時所見的所列中國音樂書目和文章索引最多的（該書1970年首版就列舉了1483條西文有關中國音樂的書籍和文章），而且大部分都附有簡單的介紹。此外，為了初入門者便于查找，此書的還含有雜志、人名和分類索引。～1979年出增訂本時，詞條更增至2441條。只可惜此后由于興趣轉移（李氏后來多從事美國音樂和通俗音樂的研究教學）和工作忙的緣故，李伯曼再沒有繼續(xù)修訂此書。但截止至上世紀70年代，海外學生做與中國音樂有關的學位論文，沒有不使用該書目的。

李伯曼對海外中國音樂研究、中國音樂文化在海外傳播的貢獻還體現(xiàn)在他的教學上。李氏是上世紀為數(shù)不多的教授中國音樂的美國人。70年代中期李伯曼開始教授中國音樂時，美國的中國音樂教學還處于起步階段。在大學教授中國音樂的教師屈指可數(shù)，而且大多是華裔人士，如哈佛的趙如蘭、哥倫比亞的周文中、北伊利諾的韓國鐄、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qū)的呂振原、伊利諾的黃瓊瑤、亞利桑那的劉邦瑞、加大（海屋）的李林德、英屬哥倫比亞的梁銘越、匹茲堡的榮鴻曾等。非華裔的除李伯曼外，只有先是研究中國音樂社會學，后執(zhí)著樂器和曲牌研究的展艾倫（Alan Thrasher）、專事華僑音樂活動研究的雷德（Ronald Riddle）、研究廣東木偶戲的凱根（Alan Ka-gan）、醉心說唱藝術的石清照（Catherine Stevens）等幾個。李伯曼雖然不像畢鏗、趙如蘭、榮鴻曾那樣桃李滿天下，但他對人的熱忱和虛懷若谷也給聽過他課或與他有過接觸的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曾出版過《江南絲竹在上海》一書、在香港中文大學工作過多年，現(xiàn)任《民族音樂學>主編的韋慈朋（John Lawrence Witzleben）在吊唁李伯曼的郵件中就提到：“我開始在夏威夷大學學民族音樂學時，弗里德是富有傳奇色彩的前輩之一。他的論當代日本作曲家利用傳統(tǒng)樂器的碩士論文頗具示范性。……當我開始涉獵中國音樂研究時，他是我一生所遇見過的最友好、最能鼓勵人的前輩之一。”筆者最初就是通過他1970年出版的《中國音樂書目長編》得知這個人的。后來，為找尋中國音樂在海外的資料也曾多次與他通信求教。他每次都有信必回，耐心解答。我寫英文時，他還讓我寫好后寄給他。

除古琴、書目、教學外，李伯曼一生致力于錢德明的研究，《新格羅夫音樂及音樂家辭典》中錢德明的詞條就是他撰寫的。就在他去世前不久，巴黎索邦大學音樂人類學系教授皮卡爾（Francois Picard）向他介紹自己即將出版的關于錢德明的著作時，李伯曼還提到他研究錢德明已經有30年了。

李伯曼的法語非常好，電子學和數(shù)學的基礎也不錯。柏遼茲19世紀中期對中國音樂的極端詆毀之言辭就是他最早和Nguyen Kim-Oanh一起翻譯成英文的。李伯曼沒有機會來中國大陸留學，但他對大陸音樂學家的研究非常注重。70年代末，他和庫特納（Fritz A.Kuttner）曾主持過項目，希望將大陸音樂學家的成果系統(tǒng)地介紹到國外。后來由于經費的問題，項目沒有完全展開。但還是通過韓國鐄的努力將楊蔭瀏、陰法魯、李純一的論著目錄翻譯成了英文，發(fā)表在了美國權威刊物《民族音樂學》上。其中楊蔭瀏的目錄有106項之多，陰法魯和李純一的論著目錄也各有三十多項。1975年，在他主編

近幾年來，李伯曼的研究興趣主要集中在音樂工業(yè)與知識版權法及樂器學研究上。他教的課程也以美國通俗音樂、好萊塢音樂劇、甲殼蟲的音樂等流行音樂為主。作為一個受過嚴格訓I練的音樂學家，李伯曼以分析瓦格納的作品聞名，但他也寫過關于約翰·凱奇（John Cage，1912-1992）、武滿徹（1930-1996）等當代作曲家的論文。對美國當代作曲家婁·哈里森（Lou Harrison，1917-2003）更是有相當?shù)难芯浚c同事合作寫過有關哈里森的專著。此外，他也是樂評家，常為《舊金山古典之聲》報撰稿。從2001年開始，他一直致力研究曾創(chuàng)作過歌劇《尼克松在中國》的約翰·亞當斯（JohnAdams）的音樂，并打算出一部專著，可惜壯志未酬身先死。李伯曼的職業(yè)雖然是教書，但他也愛創(chuàng)作，六七十年代曾有數(shù)首創(chuàng)作作品（聲樂、鋼琴、弦樂四重奏）發(fā)表。收藏亞洲樂器也是他的愛好之一。

作為一個涉獵廣泛的民族音樂學家，李伯曼不僅對中國音樂造詣頗深，對日本、朝鮮、、印尼、南印度的傳統(tǒng)音樂也很熟悉，曾就爪哇、巴厘島音樂撰文。他在夏威夷大學的碩士論文就是研究日本當代音樂作品與傳統(tǒng)東方音樂觀念的聯(lián)系的。1976年在華盛頓召開的一次學術會議中，他認為民族音樂學已過了有效期，應該廢除。他的發(fā)言“民族音樂學應該被廢除嗎？”一石激起千重浪，頗讓與會者激動了一回。后來有很長一段時間，李伯曼對美國的一個叫“感恩而死”（TheGrateful Dead）（1975-1995）的搖滾樂隊極有興趣，花了很多年來做相關研究，發(fā)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并與該樂隊的鼓手哈特（Mickey Hart）合作出版了三部書。李伯曼晚年對音樂的知識產權問題有很細致的研究，建立有自己的音樂知識產權法顧問公司，并曾作為專家出庭作證。

篇5

【關鍵詞】公共外交 國家形象 形象塑造

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一國的軟實力受到了世界各國的重視，關系到一國的生存和發(fā)展。但是相比于硬實力，中國軟實力的發(fā)展仍相對滯后，一些負面影響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形象，也給對外交往帶來一定的阻力。作為當今世界的一個重要角色，中國需要積極地開展公共外交，在外國公眾中改善中國的國家形象。

一、公共外交和國家形象的內涵

1、公共外交的內涵

1987年，美國國務院《國際關系術語詞典》把公共外交定義為：“由政府發(fā)起交流項目，利用電臺等信息傳播手段，了解、獲悉和影響其他國家的輿論，減少其他國家政府和民眾對美國產生的錯誤觀念，避免引起關系復雜化，提高美國在國外公眾中的形象和影響力，進而增加美國國家利益的活動”。1997年美國政府將新聞署并入國務院時的政策設計小組認為公共外交是通過理解、增進和影響外國公眾的方式來促進美國國家利益的實現(xiàn)。①

2、國家形象的內涵

國家形象是指國際社會公眾對一國相對穩(wěn)定的總體評價，是一國綜合實力和民族精神的表現(xiàn)與象征。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國家形象更直接地影響著國家的政治、經濟、外交與軍事等方面，被認為是國家的一種軟實力。②

國家形象的好壞關系到一個國家在國際上的聲譽和地位，并直接影響世界范圍內的人心向背。國家形象的塑造需要各要素形成合力共同展現(xiàn)一國風采，為國家進一步的發(fā)展得到更多的國際認可。鑒于國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性，其歷來就受到各國的重視，成為加強國際競爭力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公共外交和國家形象的關系

公共外交作為一種“軟實力”已成為一國重要的外交戰(zhàn)略，通過公共外交，可以更直接、更廣泛地面對外國公眾，從而更有效地增加本國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響力，改善國際輿論環(huán)境，表現(xiàn)本國的真實形象。③同時，良好的國家形象也是一國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贏得更多的國際話語權，構建全新的國家形象，也已成為一個關系國家生存發(fā)展的戰(zhàn)略問題。在一定層面上，公共外交的目的就是要展示和樹立本國的國家形象，讓外國公眾真實的了解本國的國家政策、發(fā)展情況，展示本國的文化和價值觀，提升本國在國際格局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維護本國的國家利益。

良好的國家形象反過來也會促進公共外交的進一步開展，如果一個國家在他國的公眾心中留下良好的印象，那么該國在外國公眾中開展公共外交的進程就會更順利，其所傳播的信息也更易被外國公眾所接受，也就更容易拉近一國政府和外國公眾的的距離，外國公眾就會更加支持該國對待國際問題的主張和見解。④相反，如果一國的國家形象給外國公眾留下不好的印象，失去了在國際公眾中的公信力，今后在公共外交中將會舉步維艱，即使傳播的是真實可靠的信息也難得到外國公眾的認可，需要花費一段較長的時間才能改變外國公眾對該國的已有印象。

由此看來，公共外交和宣傳國家形象是相輔相成的，兩者都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的，公共外交是國家形象重要的營銷手段，成為塑造一國國家形象的重要途徑，國家形象的塑造屬于我國公共外交的范疇。國家形象的好壞也會反過來促進或阻礙公共外交的開展，關系到一國的外交戰(zhàn)略和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

三、中國政府應如何運用公共外交手段塑造國家形象

在國際傳播格局中，面對西方的媒介帝國主義，我國的國家形象在外國公眾的印象中仍處于不利的地位。⑤為了使我國在國際事務中發(fā)揮更大的作用，為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國際環(huán)境，開展公共外交是新形勢下完善我國外交布局的客觀要求，更直接關乎我國的國家形象。意識到公共外交開展的必要性和其對國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性，筆者認為中國政府的公共外交應該從以下幾點來塑造中國的國家形象。

1、利用已有品牌營銷中國的國家形象

中國的公共外交目前已擁有了一系列自己的品牌，其中孔子學院和“中國年”活動較有代表性。自從2004年11月中國在海外的第一所“孔子學院”在韓國漢城正式開辦以來，目前孔子學院已遍布全球近百個國家和地區(qū)，使中華文化近距離地走到了世界各國公眾的面前，進而推廣了中華文化。“中國年”活動也是一個傳播中國文化的良好機遇。繼中法兩國、中俄兩國成功互辦文化年后，以國家為主體，以文化為主題的“國家年”，成為中國公共外交與外國公眾溝通、交流、互動的一個重要平臺和載體。同時，“中國熱”也伴隨文化的深入傳播而在西方持續(xù)升溫，外國公眾對中國文化的喜愛和了解，促使其加強對中國政治、經濟、外交等多方面的關注，可以逐漸消除他們對中國和平崛起的誤解，逐步改觀其所持有的“中國”的看法，改變中國的國際形象在外國民眾心中的印象。

2、利用他國媒體塑造中國的國家形象

謀求和世界級別的權威媒體合作，通過世界權威媒體這個平臺，突破中西方之間的信息鴻溝，直接向外國公眾傳播信息，這是中國公共外交的一個新的走向，也是政府在公共外交中塑造國家形象的一個重要手段。2009年底，片長30秒的“中國制造”形象廣告在美國有線新聞網CNN亞洲頻道滾動播出，為期六周。形象廣告以“中國制造，世界合作”為主題，以“合作與參與”為理念，突出宣揚了“中國制造”實乃“世界制造”而非“中國傾銷”的理念。“中國制造”廣告在回應西方消費者對中國制造的固有看法時，“合作與參與”這樣與時代合拍的先進理念也凸顯了持和平崛起觀的中國國家形象。

3、呈現(xiàn)“民間面孔”展示國家形象

公共外交的行為主體是一國的政府，政府為主導，但并不意味著一切事情都要由政府親自實施。實際上，政府在公共外交中的主體作用可以通過間接的方式表現(xiàn)出來。制定明確的理念、健全體制，發(fā)揮民間交流的作用，為民間交流提供一定的財政支持和對外交流平臺，也可使公共外交呈現(xiàn)出一副“民間面孔”。當代社會，國際民間交流引起了政府的注意，而且也必然會受到政府政策的影響，但是在沒有通過政府的項目設定、政策調動等手段進行引導的情況下，這些國際交流不能算作公共外交。比如兩個國家高等院校之間所開展的互派交流學生以及訪問學者，如果不是政府的有意安排，則只能看作是民間交流，而一旦由政府組織，并提供經費支持，就是公共外交活動。⑥

在民間交流中，國民本身就帶有中國的國家色彩，在與外國公眾交往時，外國公眾可以通過一國國民的素質來真切地感受一國的文明程度。民間交流比政府大包大攬開展的公共外交，更有一種“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效果，所以中國政府應該支持相關部門積極地開展民間交流活動。⑦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每年會出資支持高校學生出國留學深造，支持高校年輕教師骨干出國作交流學者，這部分人群的人際傳播在改變外國公眾對中華民族已有的陳見，轉而用開放的眼光看待中國上發(fā)揮了積極作用。

4、發(fā)揮大眾媒體在宣傳國家形象中的作用

公共外交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靠媒體的力量。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大眾媒體已成為國際社會獲知本國信息和別國信息的第一途徑。

作為公共外交的重要途徑，媒體要適時調整和改善自身，以更好地宣傳中國的國家形象。應注重強化對外傳播的效果，分析和研究海外受眾的接收習慣，尋找傳播者與國際受眾空間合理的平衡點，彌合政治文化分歧；要學會遵循國際傳播規(guī)律，學會中國的故事，西方的敘說，用別人能接受的方式來介紹中國，展現(xiàn)和我國相匹配的國家形象。

中國媒體的背后是政府的強大支持，在公共外交中媒體是連接中國政府和外國公眾的一條重要的紐帶，中國的主流媒體應持有公共外交的意識，明確自己在公共外交中的地位。首先應認識到“議程設置”的重要性，利用媒介事件“設計”和展現(xiàn)中國的國家形象，把“我們想要報道的”和“海外受眾想要了解的”結合起來。凡是于我國有利，海外受眾又感興趣的議題，我們都要積極啟動，并不斷向深度和廣度開掘。其次，隨著互聯(lián)網等新媒體的興起，中國政府利用媒體開展公共外交時，應注意發(fā)揮新媒體在傳遞信息，引導輿論，反擊西方媒體不實言論等方面獨特而重要的作用，在新媒體領域拓寬中國國家形象的塑造。

結語

公共外交實際上屬于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它不是整容術，而是表達一個國家的真正面孔。⑧國家形象是國際社會對一國的整體認識，是對外傳播的重要內容。公共外交和國家形象作為國家交際的手段和目的，受到了各國政府的普遍重視。中國的公共外交事業(yè)還處于成長期，中國未來的發(fā)展需要外國公眾的了解和支持。順應時代的發(fā)展需求，中國政府應該重視開展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把其作為我國外交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準確判斷國內國外形勢的基礎上，充分發(fā)揮公共外交塑造國家形象的優(yōu)勢，充分發(fā)揮政府的主導地位，運用多方面的資源和手段，為在國際社會中樹立預期的國家形象而不斷努力。

參考文獻

①任孟山，《公共外交理論與實踐視域下的中國國家形象的構建》，《浙江傳媒學院學報》，2009（2）：85

②張昆，《國家形象芻議》，《國際新聞界》，2007（3）：11

③趙啟正，《中國強化公共外交的必要性》，《沈陽師范大學學報》，2009（3）：1

④趙玉霞，《論中國公共外交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塑造》，暨南大學碩士論文，2007

⑤于軍，《開展公共外交提升國家形象的思路》，《領導科學》，2010（4）：48

⑥趙可金：《公共外交的理論與實踐》，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2

⑦趙啟正，《從民間外交到公共外交》，《外交評論》，2009（5）：1

⑧趙啟正：《跨國對話：公共外交的智慧》，新世界出版社，2012：251

篇6

【關鍵詞】漢語國際推廣；瓶頸；對策；綜述；展望

【中圖分類號】H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309（2013）03-0083-2

一、漢語國際推廣戰(zhàn)略性問題研究述評

（一）漢語國際推廣的政策策略研究綜述

學者許琳提出了漢語國際推廣工作要實現(xiàn)的六大轉變和重點問題：師資，孔子學院和教材建設，以及教材編寫及漢語考試等問題。該文在宏觀上對漢語國際推廣政策策略的把握，為后來漢語國際推廣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之后幾年的漢語國際推廣研究尤其是瓶頸和對策研究，基本都是圍繞以上重點和核心問題展開的。之后幾年，各大主流媒體都加大了有關漢語國際化和漢語國際推廣政策的大力宣傳，但國家對“漢語熱”和漢語國際推廣宣傳的高調和不遺余力，也引起了一些專家學者的質疑。

金立鑫指出，“漢語國際推廣是一項極具戰(zhàn)略意義的工作”，但對國家在各個方面的高調宣傳提出了一定質疑，建議在宣傳策略上要低調；并指出漢語國際推廣的效率依賴于漢語自身學科的研究，包括教學法理論和漢語本體的研究。全球的“漢語熱”喚起了很多中國人的自豪感，但也喚起了一部分學者對這一現(xiàn)象的清醒認識。鄭定歐認為，“漢語熱”僅僅是一種“趨向性的表述”，而全球語言市場的現(xiàn)實競爭是非常激烈的。“漢語熱”能否持續(xù)下去，漢語國際推廣能否得到可持續(xù)性發(fā)展，取決于“說漢語、寫中文的人能否在國際商業(yè)市場上擁有不可替代的話語權。”

就目前的形勢看來，雖然漢語國際推廣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漢語在國際語言市場的地位并不容樂觀。有觀點認為，如今海外學習漢語的人數(shù)激增，跟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大量的海外移民有關。如今這批移民的子弟都到了學習語言的年齡，不管是出于對祖國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還是因為漢語作為外語對于華裔子弟更容易混得學分，海外學習漢語的人數(shù)激增是有深層的社會原因的，必須對“漢語熱”保持清醒的頭腦。英語能夠在中國推廣到現(xiàn)在這個水平，中國孩子的英語教育已經提前到了胎教，很多兩三歲的幼兒已經每天學習英語。中國“英語熱”的出現(xiàn)經歷了漫長的過程，考察中國“英語熱”的動因，也可以看出漢語的國際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二）漢語國際推廣的經濟屬性研究綜述

20世紀70年代，人們逐漸認識到語言是一種資源，邱質樸最早指出漢語是一種資源，并將漢語資源的開發(fā)利用和國家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相聯(lián)系。而后很長時間，漢語的資源屬性并未得到應有重視，直到漢語國際推廣政策的全面實施，語言尤其是漢語的資源屬性和經濟價值才得到了經濟學界和漢語學界的一定關注。作為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語言經濟學為漢語的政策性研究提供了全新視角。有學者還提出在目前以孔子學院為漢語推廣基地的模式中，可以考慮進行對其他國家語言的搜集整理工作。近兩年國內對漢語國際推廣經濟視角的研究已經逐步展開，為漢語國際推廣打開了新的思路，未來還有較大的研究空間。寧繼鳴、謝志平、王海蘭分析了漢語國際推廣對降低國際貿易中機會主義傾向的作用，從交易成本視角提出了漢語國際推廣對我國經濟貿易發(fā)展的影響。

總之，漢語的資源屬性和經濟價值，為研究漢語國際推廣提供了新視角。應該提倡跨學科的理論交叉和探討，積極借鑒經濟學的相關理論，正確認識漢語的資源屬性和漢語國際推廣的經濟價值，從而合理地開發(fā)利用漢語資源，規(guī)范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語言培訓和語言測試，使?jié)h語國際推廣得以可持續(xù)健康發(fā)展。

二、漢語國際推廣的文化問題研究述評

任何一種語言的推廣，其意義都不僅局限于語言，更是文化的推廣和傳播。在漢語國際推廣之前的“對外漢語教學”時期，文化課程的開設、文化因素的教學以及跨文化交際能力等一直是研究熱點；而漢語國際推廣的新形勢，更使研究者關注中國文化海外傳播的重要性，以及傳播內容、方式、途徑和跨文化傳播的困難等問題。相關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漢語國際推廣中文化問題的全局性研究

朱瑞平強調漢語國際推廣更是文化問題，同時提出必須考慮選擇什么樣的文化去傳播，以及如何傳播。陳永莉將漢語國際推廣的文化問題定位到戰(zhàn)略的高度。張幼冬提出了目前文化傳播的新形勢以及要改進的傳播方法和途徑。

（二）漢語國際推廣面臨的文化困境研究

戴昭銘不僅提出了全球漢語時代的文化問題，更關注了中國內地和中國臺灣不同的漢語現(xiàn)行規(guī)范的分歧。全球漢語時代的漢語推廣要求我們必須拋棄成見，堅持“中國立場，華夏本位，全球視野”。這一問題和理念的提出，值得更多的研究者深入探討。亓華突破了漢語教學中業(yè)已形成的、存在偏差的文化觀念，具體探討了漢語國際推廣中需要進行的文化觀念的三個轉型。

（三）漢語國際推廣和地域文化的關系研究

“地域性”概念比較寬泛，是漢語國際推廣中潛在的重要命題。李春雨、陳婕將具體的北京地域文化和漢語國際推廣緊密聯(lián)系，探討了北京文化在漢語推廣中的特殊地位和使命。沈葒、袁繼峰不僅對“地域性”進行了較為清晰的界定，而且突破了“地域性”的地理和經濟交流等屬性，重點強調了教學形式和教材建設等問題上“地域性”的新思路和可能性。有關地域文化和漢語國際推廣的問題，還有較大的研究空間，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

（四）有關中國文化傳播的實證性研究

雖然漢語國際推廣是一個文化問題，但在實際的漢語推廣中，中國文化在不同國家的傳播效果是不同的。有研究者做過相應調查，發(fā)現(xiàn)物質文化，比如中國菜、茶葉、長城等為代表的文化在海外的傳播最有效；而精神文化，比如儒家文化在歐美就沒有在日韓和東南亞更容易被接受；并且分析了造成這種傳播差異的原因[18]。價值觀屬于精神文化的層面，因此漢語國際推廣中文化的傳播不能一廂情愿，還需要謹慎慢行，同時不同文化的互動和交流是必不可少的。50多年前，美國跨文化傳播的奠基人愛德華·霍爾在《無聲的語言》中就提到，文化隱藏的現(xiàn)象遠遠超過文化揭示的現(xiàn)象，真正的難題不是理解他國的文化，而是理解自己的文化。反觀中國文化自身的研究，還有很多未竟的領域。

三、漢語國際推廣的“三教”問題研究述評

“三教”問題具體指教師、教材（教學資源）和教法問題，這三個問題之前就已經得到重視；但漢語國際推廣的新形勢對漢語教師的職業(yè)發(fā)展、漢語教材的編寫和教學法的改革又提出了新挑戰(zhàn)。林東華從制約語言傳播的因素，提出了漢語國際推廣的評價標準，雖未提到“三教”之名，但卻認為漢語國際推廣不能只關注語言本身的研究，還要從語言傳承的整體因素以及語言在不同民族的教學策略上進行探索，基本涉及到了師資、教材（教學資源）、教學策略等多方面問題。崔喜亮首先從較為宏觀的角度分析了“三教”問題提出的背景和現(xiàn)狀，然后從多元背景尤其是漢語國際傳播背景探討了漢語教學，最后是“三教”問題中的矛盾和對策。崔先生認為教師是“三教”問題的核心，而多角度、多層次的漢語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是“三教”問題的基礎。

在目前漢語國際推廣的新形勢下，“三教”中哪個方面是重點和核心，研究者的觀點并不完全一致，但“三教”存在的問題制約了漢語國際推廣的發(fā)展，已經成為共識。許琳指出“師資、教材數(shù)量不足，質量不高……已經成為制約漢語國際推廣的瓶頸。”之后出現(xiàn)了較多關注師資培訓的研究。張和聲指出漢語國際推廣新形勢對師資培訓提出了更個性化、更有針對性的要求。李凌艷結合美國中小學漢語教師的現(xiàn)狀，分析了海外漢語教師師資短缺的原因，并對漢語國際推廣背景下海外漢語教師的師資培訓模式提出了合理建議。王學松指出了要加強課堂教學和師資培訓。

海外漢語教材的研究和編寫引起了較多研究者的關注。呂俞輝認為海外的漢語教材要有針對性、實用性、科學性、系統(tǒng)性、趣味性。葉子從教材出版的角度提出了教材建設要創(chuàng)新機制體制，走產業(yè)化的思路。李曉琪提出了教材編寫要研究的16個問題，涉及了教材編寫的理論研究、原則探討、國別差異和評估、外在形式等五個方面。趙金銘提出了漢語教材要根據(jù)海外教學環(huán)境的不同，逐步實現(xiàn)教材的區(qū)域化、類型化、多樣化、多元化、本土化、個性化。

近幾年不少學位論文開始關注海外漢語教材的分析與比較；同時在理論研究的基礎上，針對漢語國際推廣新形勢下的漢語教材編寫和出版工作研究也取得了較大成效。師資和教材作為外顯的瓶頸得到了充分的關注，而隱性的軟瓶頸還有待進一步探討和研究，“軟瓶頸”是漢語的復雜性還是解釋漢語規(guī)律的模糊性？是教學體系的不完整還是學科定位的不健全？鄭定歐認為漢語國際推廣必須以漢語教學為重點。李曉琪、章欣討論了漢語推廣的新形勢下漢語語法教學的地位、特點和方法等。

綜上所述，針對目前漢語國際推廣新形勢，師資和教材的研究較多，但對師資培訓的評估研究較少，個性化、本土化的教材還有待補充；而且教學語法體系、教學方法和語言標準等方面的研究較少；今后對“三教”問題的研究也要進一步深化、細化。

【參考文獻】

[1]金立鑫.試論漢語國際推廣的國家政策和學科策略[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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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韓國學生;漢語學習;文化傳播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5）46-0048-04

引言：

中韓兩國唇齒相依，文化交流歷史源遠流長。同為深受儒家文化影響以及屬于漢字文化圈的國家，彼此影響著對方。歷史如此，當今也不例外。眾所周知，中國掀起了一股猛烈的“韓流”，對此社會各界褒貶不一。也有一部分人開始對韓流提高警惕，深怕沖擊本國文化。姑且不論韓流是否會沖擊中國文化，但這是古代中韓文化交流的延續(xù)，同時文化交流也是雙向的，中國掀起猛烈“韓流”的同時，韓國也刮起了強烈的“漢風”，掀起了國人無法想象的“漢語熱”。

本人認為，“韓流”與“漢風”都是兩國文化交流頻繁的標志。韓國從1994年開始以“文化立國”為方針，大量輸出文化產品;中國以建設文化強國，提高國家軟實力為宗旨，大力發(fā)展文化產業(yè)。其中漢語是中國文化輸出，發(fā)展中國文化產業(yè)的重要項目之一。與其想方設法抵制“韓流”，不如大力發(fā)展“漢風”、“漢語熱”。

自1992年中韓建交以來，兩國之間經貿文化交流越來越密切，韓國“漢風”、“漢語熱”不斷升溫。根據(jù)中國新聞網的統(tǒng)計，2014年，全年在華學習的外國留學生總數(shù)為377054人，其中韓國名列榜首，學生人數(shù)達到62923人，占16.69%;其次為美國，學生人數(shù)為24203人，占6.42%;泰國學生人數(shù)為21296人，占5.65%;日本從2011年排名第三落至排名第五，學生人數(shù)為15057人，占4%，遠遠少于韓國留學生。根據(jù)中國教育部的消息，截至2011年年底，韓國共建設17所孔子學院，在亞洲國家中排名第一。韓國四年制大學的近75%，約130所大學開設和中國關聯(lián)的學科專業(yè)，有多達24000名學生就讀。韓國各大城市內漢語輔導班紛紛設立，開設速度與規(guī)模堪比英語輔導班，漢語已成為韓國學生可供選擇的高考第二外語。

要延續(xù)韓國學生的“漢語熱”，以此實現(xiàn)中華文化輸出，就必須對韓國學生漢語學習情況及存在的問題進行調查，掌握比較翔實的信息，反饋于漢語教學。這將有助于對外漢語教學工作者在教學中更全面掌握和了解學生信息，更好地幫助韓國留學生的漢語學習，從而改進和提高對韓漢語教學的質量和效果。更對韓國的“漢語熱”、“漢風”起推波助瀾的作用，也是我國建設文化強國的重要渠道之一，中華文化域外傳播的主要途徑之一。

一、調查目的及對象

要實現(xiàn)文化強國，傳播中華文化，其文字是主要途徑之一，大量孔子學院設立之目的也在于此。韓國是第一個設立孔子學院的國家，韓國留學生已經成為中國外國留學生中最龐大的群體。在這種背景下，對韓國留學生漢語學習與對韓漢語教學的研究，已經成為對外漢語教學研究的重要方面。而且，中國要實現(xiàn)文化強國，漢語是最好的文化產品之一，充分掌握韓國學生漢語學習情況，不僅有助于提升對外漢語教學質量，更有利于中華文化的域外傳播。

本次調查問卷共發(fā)放250份，共回收問卷216份，216份為有效問卷。調查對象為韓國祥明大學非中文專業(yè)的學生57人，復旦大學69人，華南師范大學30人，中央民族大學30人，南京師范大學30人，其中女生156人，男生60人。學習漢語的時間分別為6個月以內57人，6個月至1年為86人，2～3年為56人，3年以上為16人。選擇學習漢語時間不同的學生為對象，更能全面了解韓國學生漢語學習情況以及動機。

問卷共由三個部分構成：第一部分為學生基本信息，包括性別、學習漢語的時間;第二部分為學習情況調查，包括學習態(tài)度、投入時間、學習難點等，共10題;第三部分是學習動機及之后將要從事的職業(yè)調查，共5題。

二、韓國學生漢語學習情況調查分析

下面依據(jù)調查結果進行分析研究。漢語學習情況方面的調查研究包括漢語學習態(tài)度、難點、學習方式方法等方面。

調查項目1 第一次學漢語是在哪里？（選項：A.韓國;B.中國）

關于漢語背景：155人，占被調查者的71.8%，在來中國之前，在韓國國內學過漢語。在韓國的“漢語熱”大背景下，大部分韓國學生已在韓國學習了漢語。

項目調查2 喜歡上漢語課嗎？（選項：A.喜歡;B.為完成任務;C.不喜歡）

關于漢語的喜愛程度：174人，占被調查者的81%，覺得“喜歡”;只有3名同學覺得“不喜歡”，而39名因為是“任務而學”，并非喜歡。從調查結果中可以得出，韓國學生對漢語持有好感，普遍喜歡學習漢語。

調查項目3 漢語學習態(tài)度如何？（選項：A.認真學習;B.每天上課，但并非認真學習;C.偶爾請假，但認真學習;D.偶爾請假，不認真學習）

關于漢語學習態(tài)度：56人，占被調查者的26%“認真學習”;113人占被調查者的52.3%，選擇“每天上課，并非認真學習”;41人，占被調查者的19%，選擇“偶爾請假，但認真學習”，只有6名同學選擇“不認真學習”。說明韓國學生學習漢語的態(tài)度比較端正，學習比較認真，這與他們喜歡漢語有密切關聯(lián)。

調查項目4 你認為漢語什么最難學？（選項：A.語音;B.漢字;C.詞匯;D.語法）

調查結果顯示：103人，占被調查者的47.4%，認為漢語語音最難掌握，其次是語法、漢字、詞匯。漢語的美感在于陰陽頓挫的語調，而韓國學生比較難掌握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就是聲調，因為韓語沒有聲調。同時，漢語普通話中7個輔音是韓語中不存在的，韓國學生往往不能發(fā)出標準的音階。所以，學生要通過朗讀掌握發(fā)出漢語聲調、個別輔音的技巧，并且不斷復習，從而形成一個良好的循環(huán)。其次，語法方面，漢語屬于漢藏語系，是孤立語，韓語屬于阿爾泰語系，是黏著語，兩者語法體系截然不同。從句法結構上看，韓語與漢語的語序不同，從結構、語義上看，韓語與漢語不同的句子成分所指不同;從語用角度分析，韓語與漢語的表達方式不同。因此，對象為剛入門的學生時，教師應該重視語音教育，隨著學習時間的推移，教學重點應該轉為語法教育，通過漢韓語法對比的方式講解，有助于學生的理解。

調查項目5 你認為學漢語時最難的是什么？（選項：A.聽力;B.口語;C.閱讀;D.寫作）

調查結果顯示：91人，占被調查者的40.2%，選項為“聽力”;67人，占被調查者的31%，選項為“寫作”;47人，占被調查者的21.8%，選項為“口語”;只有11人認為閱讀最難。說明聽力、寫作、口語是困擾韓國學生學習漢語的重要內容，其中閱讀是比較輕松的一項。對此，教師應該加強聽、寫、說方面技能的培養(yǎng)，更要要求學生在課后通過各種渠道，如交中國朋友、看中國影視劇等來不斷提升聽說技能。

調查項目6 你認為自己應該加強哪方面的學習？（選項：A.聽力;B.口語;C.閱讀;D.寫作;E.其他）

調查結果顯示：97人，占被調查者的44.9%，選項為“口語”;51人，占被調查者的23.6%，選項為“寫作”;41人，占被調查者的19%，選項為“聽力”。此結果與上一結果相反，學生認為最難的是聽力、寫作、口語，但最想提高的確是口語、寫作、聽力。這也是從易到難的順序，也與大部分學外語的學生所需相類似。說明韓國學生學習漢語是以聽說等實用性、應用型為主。

調查項目7 除了課本以外，你還通過什么學習漢語？（選項：A.家教;B.看影視劇;C.和中國朋友聊天;D.看中文書;E.其他）

調查結果顯示：7人，占被調查者的3.2%，選擇“家教”，說明大多數(shù)學生在實際的學習中還是以學校教師為主，這也與請家教需要經費支出不無關聯(lián);48人，占被調查者的22.2%，選擇“看影視劇”，比起學習韓語的中國學生熱衷于看韓劇，中國影視劇對韓國學生沒有太大的吸引力，說明我國的影視產業(yè)有待于進一步發(fā)展，終而走出國門;113人，占被調查者的52.3%，選擇“和中國朋友聊天”，說明結交當?shù)嘏笥咽琼n國學生課后最主要的拓展學習的方式，可以在比較輕松的氛圍中提高口語與聽力水平;14人，占被調查者的6.5%，選擇“看中文書”，說明書籍并不是主要的課外學習材料;34人，占被調查者的15.7%，選擇“其他”，說明韓國學生課外學習漢語的途徑呈多樣性。

調查項目8 課余，學習漢語的時間是？（選項：A.不學習;B.0.5-1小時;C.1-2小時;D.2小時以上）

調查結果顯示：36人，占被調查者的16.7%，選項為“不學習”;110人，占被調查者的50.9%，選項為“0.5～1小時”;53人，占被調查者的24.5%，選項為“1～2小時”;17人，占被調查者的7.9%，選項為“2小時以上”。課外學習1小時以內的學生占67.6%，1小時以上占22.4%，說明韓國學生課外投入的時間不多。分析其原因，主要因素在于被調查的韓國學生大多不是學歷生，以語言學習、應用型為主，沒有獲得學位以及升學的壓力，因此課后投入時間相對減少。

調查項目9 你認為決定漢語成績的因素是什么？（選項：A.興趣;B.教師;C.教學質量;D.教材）

有126人，占被調查者的58.3%，選項為“興趣”，說明外語學習中興趣是最好的老師，也最能激發(fā)學生學習的動力;45人，占被調查者的19.9%，選項為“教師”;36人，占被調查者的16.7%，選項為“教學質量”，教師相關選項占36.6%，表明教師以及教學質量在提高學生學習成績及興趣中起相當大的作用，教師應該積極改革教學方法，采用多種教學手段，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教學效果;9人，占被調查者的4.1%，選項為“教材”，相反，學生對教材的依賴程度遠遠低于對教師的依賴程度。

三、韓國學生漢語學習動機、喜歡從事的職業(yè)調查分析

調查項目1 學習漢語的動機是？（選項：A.考取HSK;B.為找一份好工作;C.對中國文化感興趣;D.為積累知識和自身修養(yǎng);E.為交中國朋友）

有41人，占被調查者的19%，選項為“考取HSK”;有77人，占被調查者的35.6%，選項為“為找一份好工作”;有40人，占被調查者的18.5%，選項為“對中國文化感興趣”;有26人，占被調查者的12.1%，選項為“為積累知識和自身修養(yǎng)”;有32人，占被調查者的14.8%，選項為“為交中國朋友”。可見，從總體上看，韓國學生學習漢語最強的動機來源于“為找一份好工作”，“考取HSK”也是“為找一份好工作”的途徑。我們知道中韓經貿往來越來越密切，這將給學習漢語的韓國學生提供更多的就業(yè)與升職的機會與空間，也是越來越多的韓國人留學中國的主要原因。但也不容忽視的是占33.3%的選項不為工作為動機，只是出于對中國文化的喜愛以及結交中國朋友。說明，中華文化深受韓國人的認同與愛戴，他們對中華文化持有好感，愿意學習漢語，結交中國朋友。“為積累知識和自身修養(yǎng)”則體現(xiàn)了韓國留學生普遍具有追求成就的內在心理傾向，這種傾向促使他們在漢語學習上更加認真。這種不以就業(yè)為目的動機，也許會影響學習者的學習成績，但正因為興趣動機反而使學生在輕松的氛圍中學習漢語，這也說明，韓國學生學習漢語并非都是有強烈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喜歡中華文化、提高自身修養(yǎng)，這幾點也不容忽視。

調查項目2 學習漢語的動力是？（選項：A.老師和朋友的鼓勵;B.興趣;C.父母的期盼;D.工作需要）

有45人，占被調查者的20.8%，選項為“老師和朋友的鼓勵”;有99人，占被調查者的45.8%，選項為“興趣”;有15人，占被調查者的6.9%，選項為“父母的期盼”;有57人，占被調查者的26.4%，選項為“工作需要”。可見，韓國學生學漢語的第一動力為對漢語的興趣，他們想通過學漢語了解中國以及相關事物，而“父母的期盼”這種“被動型動機”則不明顯。隨著現(xiàn)代觀念的發(fā)展，現(xiàn)在的韓國留學生似乎已經逐漸脫離了亞洲學生“唯父母之命是從”的傳統(tǒng)道德觀念，長輩的要求與態(tài)度已經無法完全主導他們的學習行為。

調查項目3 家人和朋友對你學漢語持什么態(tài)度？（選項：A.一定要學;B.可學可不學;C.沒必要學）

有84人，占被調查者的38.9%，選項為“一定要學”;有129人，占被調查者的59.7%，選項為“可學可不學”;有3人，占被調查者的1.4%，選項為“沒必要學”。韓國人已經意識到漢語的重要性，但也不乏對其持中立態(tài)度的人。隨著中韓自由貿易協(xié)定的簽署，中韓經濟關系越來越緊密，這種重要性會越來越突顯。同時隨著中國的文化強國戰(zhàn)略的實施，中華文化域外傳播更快、更廣，越來越多的韓國人將認同、喜歡中華文化。

調查項目4 學習漢語后想做什么？（選項：A.研究中國學;B.中文老師或翻譯;C.中國相關公司就業(yè);D.不想做與漢語相關的事情）

有22人，占被調查者的10.2%，選項為“研究中國學”;有40人，占被調查者的18.5%，選項為“中文老師或翻譯”;有130人，占被調查者的60.2%，選項為“中國相關公司就業(yè)”;有24人，占被調查者的11.1%，選項為“不想做與漢語相關的事情”。調查結果顯示，占88.9%的學生想學漢語后從事漢語相關工作，說明漢語是韓國學生就業(yè)的另一種重要工具，盡管前面的調查中表明學習漢語的第一動機并不是就業(yè)，但漢語的確給就業(yè)壓力較大的韓國青年提供了較好的就業(yè)機會。

調查項目5 如果從事與漢語相關的工作，你最想做什么？（選項：A.進企業(yè);B.翻譯;C.導游;D.老師;E.其他）

有94人，占被調查者的43.5%，選項為“進企業(yè)”;有41人，占被調查者的19%，選項為“翻譯”;有16人，占被調查者的7.4%，選項為“導游”;有27人，占被調查者的12.5%，選項為“老師”;有38人，占被調查者的17.6%，選項為“其他”。大部分韓國學生的首選是企業(yè)，這與中韓兩國密切的經貿關系相關，其次翻譯工作深受學生歡迎，這與翻譯的較高薪資不無關聯(lián)，還有部分學生選擇了“其他”，說明學生學習漢語后想從事的職業(yè)呈多樣性。

調查項目6 你認為韓國學生學漢語有什么優(yōu)勢？（選項：A.經濟文化交流頻繁;B.地理位置;C.歷史文化同源;D.學漢語的韓國人很多可吸取經驗）

有115人，占被調查者的53.2%，選項為“經濟文化交流頻繁”;16人，占被調查者的7.4%，選項為“地理位置”;50人，占被調查者的23.1%，選項為“歷史文化同源”;35人，占被調查者的16.2%，選項為“學漢語的韓國人很多可吸取經驗”。76.3%的選項選擇了“文化因素”，說明中韓文化交流頻繁以及文化同源，為韓國學生提供了更容易接近和學習漢語，認同漢文化的歷史基礎，這也是來華留學生中韓國學生占榜首的主要原因之一。

結論：

本文以韓國祥明大學非中文專業(yè)學生，復旦大學、華南師范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南京師范大學的韓國留學生為研究對象，采用問卷的方法，調查分析其漢語學習動機情況，主要結論如下：

1.韓國學生對學習漢語持有好感，來中國之前普遍學過漢語，同時韓國學生認為中韓兩國經濟文化交流頻繁、歷史文化同源對韓國學生學習漢語有很大的優(yōu)勢，說明韓國學生從情感上對中國、漢語有好感。

2.韓國學生課后學習漢語的時間投入不多，這與升學壓力小相關。韓國學生主要通過和中國朋友聊天的方式進行課后學習，看中國影視劇的比例不高，這恰恰與學韓語的中國學生酷愛韓劇相反。

3.韓國學生認為語音、聽力、寫作、口語是最難掌握的部分，而最想提高的部分是口語、寫作。說明韓國學生學習漢語主要以實用性、應用型為主，并非升學為最終目的。

4.韓國學生認為興趣是決定成績最主要的因素，其次是教師與教學質量。要想提高韓國學生的學習成績必須先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

5.韓國留學生學習漢語，以找工作、獲得HSK等級證書為最大的動力，之外自身素養(yǎng)的提高和喜歡中國文化的比例也較高;學習漢語的最大動力是興趣，說明不以升學為目的的學生中興趣既是提高成績的最主要因素，也是漢語學習最大的動力。

6.學習漢語后要從事的職業(yè)中大部分人選擇與漢語相關的工作，其中企業(yè)是首選，其次是老師和翻譯。隨著韓國“漢語熱”持續(xù)升溫，漢語老師成為了韓國人向往的職業(yè)。

根據(jù)調查研究所得結論，對韓國留學生的漢語教學提出幾點建議。第一，要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該采取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不斷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久而久之，學生的學習興趣就會不斷被激發(fā)，達到“樂在漢語學習中”的狀態(tài)。第二，在漢語教學中滲透中國文化要素，或進行中韓文化比較。從調查結果中可以看出，韓國學生對中國文化持有好感，他們渴望通過教師了解、認識中國文化，而教師也承擔著傳播中國文化的使命。教學過程中進行中國文化的滲透，進行中韓文化比較，如比較中韓飲食文化的異同、討論中國的京劇、武術，介紹中國的社會制度、名勝古跡等等。這種文化滲透，不僅可以傳播中國文化，也可以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從而達到較好的教學效果。第三，注重學生聽說寫三種技能的培養(yǎng)，提高開口率。漢語教學是語言教學，要培養(yǎng)學生的聽說讀寫四種技能的全面發(fā)展，被調查者則普遍想提高聽說寫的技能，也認為是最難的部分，因此教師應該采用多種教學方法，培養(yǎng)聽說寫方面的技能。

漢字是中國文化的代表之一，是中華文化域外傳播的載體。韓國自古以來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文字就是其中之一。韓國創(chuàng)制訓民正音之前，官方使用的文字是漢字。時隔幾個世紀，在韓國再次興起“漢語熱”，對此現(xiàn)象，應該深入分析韓國學生學習漢語的情況，并采取有效的教學方法，提高學生的漢語水平，同時傳播中國文化，促進中華文化的域外傳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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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20日，由中國新聞傳播教育史學會、廣西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上海大學國際新聞傳播教育研究中心聯(lián)合主辦的“媒體轉型與新聞傳播教育改革”研討會在廣西大學召開，這是中國新聞傳播教育史學會的第四次學術研討會。參加研討會的專家學者有中國新聞史學會會長程曼麗教授，中國新聞傳播教育史學會多位理事、常務理事，以及來自全國多所高校新聞院系的教師、研究生代表等。與會和投稿的近60位代表共計來自全國40余所高校。與會代表圍繞以下相關議題進行了熱烈交流。

中國新聞傳播教育史學會會長吳廷俊教授在致辭中回顧了學會成立后近五年來大陸學界對新聞傳播教育進行研究的情況。他從期刊論文、相關專著、相關會議等三個方面進行了梳理。2008年至今，學界共發(fā)表了676篇相關論文，主要涵蓋以下主題：1.對新聞傳播教育整體的歷史回顧與趨勢前瞻；2.中國新聞傳播教育改革的思路與方法；3.媒介融合時代新聞傳播教育的變革；4.新聞傳播教育定專業(yè)（方向）、層次類別發(fā)展研究；5.新聞傳播院系研究；6.新聞教育家和新聞教育思想研究；7.海外新聞傳播教育研究；8.課程設置、教學方法、專業(yè)實踐等研究。五年來，出版了新聞傳播教育方面的專著8本。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新聞傳播史（1978～2008）》這樣的通史性著作中，首次設立了專門一章來書寫這一時期的新聞傳播教育史。2008～2011年本文由收集整理間，還召開了相關學術研討會18次，其中2008、2009、2011年各4次，2010年6次。新聞傳播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學術活動雖然為數(shù)不少、增長很快，但也存在不夠系統(tǒng)、缺乏穩(wěn)定性等問題。

媒介融合時代新聞傳播教育的變革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陳昌鳳教授的主題發(fā)言為《融媒時代新聞教育的轉向與學科思維》。她首先探討了媒介融合時代新聞傳播業(yè)發(fā)生的巨大變化。隨著個人化、互動化、內容分享等成為新時代媒介發(fā)展的重要關鍵詞，業(yè)界對人才的需求不再僅僅是具備從事新聞報道的能力，而須具備更為全面的新聞運作能力。她舉出了多家美國新聞院系在培養(yǎng)目標、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機構設置等方面據(jù)此做出的改革嘗試。最后，她談到在此背景下傳統(tǒng)的新聞學應該拓展學科思維，走向與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文學等學科的融合發(fā)展之路。

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副院長何志武教授在主題發(fā)言《多元融合語境下傳媒復合型人才培養(yǎng)模式的轉型》中，也提到當前新聞教育需要進行學科融合、需要應對媒介融合做出改變。他著重介紹了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在這方面的探索實踐。學科融合方面，學院的前身是全國工科院校中最早創(chuàng)辦的新聞專業(yè)，一開始走的就是文工交叉之路，30年來逐步擴展至與校內多個理工、文、藝（術）學科的深度交叉。在生源結構上文理兼招，課程設置上涵蓋多個學科，還包括與其他學科的聯(lián)合培養(yǎng)：如與計算機學院合作開設“新媒體技術”第二學位課程等等。媒介融合背景下，新聞傳播教育各專業(yè)之間的共性增多、邊界弱化。與之相應，學院打開了專業(yè)間的課程壁壘，各專業(yè)的核心課程組都可供其他專業(yè)學生選修。在實踐教學方面，也不再依據(jù)專業(yè)分別安排，而是按照“全媒體”、“全流程”、“全員實訓”的要求重新設計。所有學生都要經過報刊編排、電視攝像、電視編輯、網頁設計等實驗環(huán)節(jié)的訓練，以全面掌握全媒體人才必備的基本技能。

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石長順教授和博士生柴巧霞合作撰寫了《全媒體轉型與新聞傳播學專業(yè)的核心能力建設》一文。他們認為，新聞傳播學專業(yè)的核心能力由專業(yè)基本能力、專業(yè)特殊能力和專業(yè)實踐能力三方面構成。全媒體轉型對其提出了新要求，需要重點培養(yǎng)學生的融合報道意識、信息整合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多媒體傳播技能（不必精通所有傳播手段，但應有通盤了解并擅長其中的一至兩種）等。新聞傳播教育的培養(yǎng)目標、教學模式、教學方式、師資隊伍建設等都需相應做出改變。

上海建橋學院新聞傳播學院錢曉文教授對于媒介融合背景下新聞傳播人才培養(yǎng)目標的轉型進行了探討。指出需要從面向各種媒介類型培養(yǎng)專門的新聞宣傳人才，轉向培養(yǎng)跨越媒介類型分野、具備全面業(yè)務技能的復合型人才，使學生兼具各種新聞產品的策劃、制作和營銷能力。此外，由于當前新聞傳播人才的核心能力是將信息轉化為知識，培養(yǎng)目標還可不局限于為媒體輸送人才，而擴展至面向整個文化產業(yè)培養(yǎng)新型的知識生產者、管理者與傳播者，以使學生擁有更加廣闊的就業(yè)出路。

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新聞傳播系卿志軍副教授著重闡述了媒介融合背景下新聞教育要處理好的幾個關系。其一為技術和素養(yǎng)之間的關系，不宜偏重技術訓練而忽視了對政治、新聞、人文等素養(yǎng)的培育。其二為全能和專長之間的關系，不宜追大求全安排繁多課程，還是需要引導學生在一兩個方面達到精通程度。其三，大眾傳播人才和分眾傳播人才之間的關系，分眾傳播意識在媒介融合時代十分重要。其四，短期學習和長期學習之間的關系，融媒時代的新聞工作者需要具備與時俱進、長期（終生）學習的意識，并不斷通過短期學習掌握新的信息與技能。

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許瑩副教授認為，在如何適應媒介融合的問題上，大多數(shù)人都將注意力過分集中在技術層面，這樣容易陷入見木不見林的窘境。新聞傳播活動社會價值的充分發(fā)揮才是媒介發(fā)展的終極目標，也是新聞傳播教育不容動搖的根基所在。在此前提下，新聞傳播教育順應媒介融合的變革，可主要從三方面入手：淡化介質概念、強化傳播理念、創(chuàng)新發(fā)展形式。

信陽師范學院傳媒學院張衡老師指出了當前新聞傳播教育發(fā)展中的一些突出問題。如與其他學科的交叉，只是從不同學科中挑出一些課程放到一起，建構的知識體系還比較宏觀、比較膚淺，并非深度交融。又如教學理念、環(huán)節(jié)、方法等難以適應媒介融合的需求，教師自己對新的傳播形態(tài)缺乏嘗試、對媒介最新動向缺乏了解等。

華中科技大學武昌分校新聞與法學學院的楊娟老師，具體考察了新聞評論課程在全媒體語境下如何進行教學改革的問題。她提出，全媒體語境下新聞評論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從原來單一形態(tài)單一平臺的傳播轉變?yōu)槎喾N形態(tài)多個平臺的傳播；新聞評論在新聞信息中所占的比重正日益增加；評論針對的新聞范圍也在不斷擴充，可謂無處不在。與之相應，新聞評論教學應進行立足于專業(yè)交叉的教學內容擴展；并重新設計實踐教學，增加學時，既對各種樣式的新聞評論進行基礎性訓練，也對各類評論形態(tài)的綜合運用進行適當訓練，以期培養(yǎng)出全媒體新聞評論員。

新聞傳播教育辦學模式與教學改革的探索

廣西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吳海榮教授，在主題發(fā)言中介紹了該院對《“聯(lián)合與共建”辦學模式的探索與實踐》。所謂“聯(lián)合與共建”，即開門辦學，與新聞媒體和行業(yè)主管部門等充分合作、形成戰(zhàn)略聯(lián)盟。這樣的辦學思路，該學院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就已提出，其后依托一批教學改革項目不斷發(fā)展深化。主要措施包括：與行業(yè)主管部門和各家媒體不定期召開聯(lián)席會議商談合作事宜、聘請媒介資深專家擔任兼職教授、選派青年教師輪流前往媒體掛職鍛煉、與媒體合作進行課題研究、在媒體建立學生實習基地、協(xié)調部分媒體設備以合適方式贈與學校等等。目前，這一模式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并輻射影響到當?shù)啬酥梁Ｍ獾母嘣盒！?/p>

山東青年政治學院文化傳播系馮恩大教授結合所在院系同時開辦新聞高職與本科教育的實踐，探討了新聞教育在本科與高職兩個層次的異同。他提出兩者面臨共同的發(fā)展背景：媒介融合加速與文化產業(yè)振興，但在培養(yǎng)目標上有所區(qū)別。本科主要培養(yǎng)適應媒介融合趨勢的新聞專業(yè)人才，兼顧培養(yǎng)適應文化產業(yè)的通用人才；高職則主要培養(yǎng)適應媒介融合、有較強動手能力的新聞技工，兼顧培養(yǎng)文化產業(yè)中對交際能力要求較高的經營人員。兩者在實踐訓練模式上相同，都是對各種媒介產品制作的仿真模擬，但在課程設置上各有側重。本科課程安排注重夯實專業(yè)基礎、拓寬學術視野，高職則淡化史論課程，突出技能模塊。

玉林師范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馮廣圣副教授回顧了該院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yè)2004年設立以來的辦學實踐，通過總結經驗，發(fā)現(xiàn)問題，尋找對策，就地方高校新聞教育的發(fā)展之路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天津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陳娜老師是首屆全國高校青年教師教學競賽文科組一等獎第一名的獲得者，她首先依據(jù)青教賽上的見聞從教學理念、教學設計、教學內容、教學呈現(xiàn)等四個方面論述了對高校教學的理解；接下來從更深層次探討了高等教育引領學生“發(fā)現(xiàn)自我”、“反思自我”、“解放自我”與“發(fā)展自我”的重大使命如何通過教學來發(fā)揮實現(xiàn)；最后針對新聞的學科特色、新聞教育現(xiàn)存的問題等提出了改進新聞教學、兌現(xiàn)育人承諾的建議。

廣西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刑永川副教授介紹了自己將田野調查引入課程考核的教改嘗試，推動學生了解農村社會的歷史和現(xiàn)狀。認為這能有效提升學生的政治理論水平及在社會洞察、人際交往、文字表達、多媒體設備運用等各方面的綜合素質，為其日后從事新聞調查、傳媒工作等奠定良好基礎。

中國新聞傳播教育的思想發(fā)掘與史實考辨

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副院長吳飛教授作了《給新聞傳播教育以根基，還新聞傳播教育之靈魂》的主題發(fā)言。在他看來，新聞傳播教育應以扎實的人文功底為根基，這在中國當前的新聞傳播教育中普遍缺乏。此外，理想的新聞教育，必然擁有靈魂，即通過對現(xiàn)代性和反現(xiàn)代性的不懈追問，帶來自由與民主的啟蒙。目前雖然一些新聞院系做出了值得推廣的改革嘗試，但尚未深入觸及靈魂，還有更進一步的空間。

中國傳媒大學電視與新聞學院哈艷秋教授探討了民初新聞教育思想對我國目前新聞教育改革的啟示，指出當時多位新聞教育家形成的共識在今天仍可發(fā)揮指導作用。如：學生應涉獵多方面知識、掌握幾門外語，對于培養(yǎng)媒介融合時代需要的復合型人才及我國目前亟需的對外傳播人才依舊適用。又如在新聞教育中應處理好“學”與“術”的關系、重視職業(yè)道德的培養(yǎng)，以及應該對全民進行新聞知識普及教育等，也需要繼續(xù)闡揚。

湖南工業(yè)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陽海洪副教授也關注了早期新聞教育家徐寶璜、邵飄萍的新聞教育思想，考察他們如何堅持普遍與分化的原則，在新聞教育中著意尋求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的最大公約數(shù)。發(fā)現(xiàn)在普遍原則方面，徐邵二氏放棄了傳統(tǒng)的華夏中心論，認為源于西方的現(xiàn)代傳媒及其新聞教育制度具有普世意義，堅持新聞教育的專業(yè)性，將傳播從僅僅是官僚的治國之術中解放出來，賦予其新的地位與功能。在分化原則方面，兩人將儒家道德下降為記者的個人修養(yǎng)與職業(yè)倫理，在新聞教育中賦予其“士人之魂”。

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喬云霞教授回顧了民國報人成舍我長期投身新聞教育的經歷，認為其“德智兼修，手腦并用”的人才培養(yǎng)理念在今天仍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意義，可以依照媒介融合的需要注入新的內涵。

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鄧紹根副教授通過查閱大量史料，梳理了1949年以前中國高校及研究機構對新聞研究生教育的探索實踐，探討了他們各自做出的貢獻并進行了總體評價。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最早招收研究生的燕京大學新聞學系，奠定了正規(guī)新聞研究生撰寫畢業(yè)論文以獲得碩士學位的傳統(tǒng)。1942年，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國新聞研究室設立的“研究生”崗位，雖非一般意義的研究生學歷教育，但在重視理論思想和政治素質培養(yǎng)方面進行了嘗試。還有1943至1946年間中央政治學校新聞學院按照哥倫比亞

新聞學院研究生課程培養(yǎng)的兩期國際新聞高級學員，在嚴格的招生條件和考試制度方面有所推進。總體而言，他們打上了深深的美國烙印，尚處于萌芽探索階段，成效甚微，未能持續(xù)系統(tǒng)地發(fā)展。

國外新聞傳播教育與研究的啟示借鑒

上海大學國際新聞傳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建新教授，在《新聞教育的三個鏡鑒——基于對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分析》發(fā)言中，結合自己的實地訪學經歷，談到了這所著名的美國新聞學院帶來的三點重要啟示。其一，關于新聞院校的定位問題：“新聞學院還是媒介集團”。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擁有7家面向社會的公共媒體，更像一個媒介集團，和新聞實踐、媒介市場關系密切，其院長也頗具企業(yè)家精神。這樣的定位有助于一所新聞院校更為主動地進行匹配市場的改變與調整。其二，學術誠信的關鍵是付諸行動。密大新聞學院在這方面既有嚴格的制度法規(guī)，也有嚴厲的處罰措施，對老師和學生同樣要求，保障了學術環(huán)境和教育環(huán)境的清潔干凈。其三，新聞教育應該有清晰的層次與重點。密大新聞學院認為，本科生教育的目的主要是為社會培養(yǎng)合格的專業(yè)工作者，研究生教育則重在培養(yǎng)學生的學術研究能力。據(jù)此，他們在本科生教育中側重培養(yǎng)實踐技能；在碩士生教育中把理論研究與實踐能力有機地結合起來；在博士生教育中則將理論研究放在首要位置。

篇9

文化管理經營人才匱乏是個老問題，無論文化事業(yè)還是文化企業(yè)，幾乎都因人才短缺而步履蹣跚。說近些年沒出人才，并非事實。一些文化企業(yè)事業(yè)單位常常因一位出色的掌門人而面貌煥然一新。這樣的人才，對文化經營管理而言，當然求之不得，但對多數(shù)文化企業(yè)事業(yè)單位來說，更需要現(xiàn)代經營機制的建立，更需要現(xiàn)代管理制度的確立，尤其需要一大批可培育可造就的基礎人才。在過去的文化管理體制中，一向比較注重宣傳、重用少數(shù)特殊人才，而忽略了多數(shù)人才的培育和應用。因此，面對現(xiàn)代文化市場和現(xiàn)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常常顯現(xiàn)的就是基本人才的嚴重匱乏。事實上，少數(shù)人才可遇而不可求，多數(shù)人才卻可以不斷培育。即使是那些少數(shù)特殊人才，也離不開大量基礎人才的有效支撐，而多數(shù)人才即便沒有少數(shù)特殊人才的引領，依然可以維持現(xiàn)代文化事業(yè)和企業(yè)單位的正常運轉。文化管理體制的改革，人才培育的變革創(chuàng)新是主要內容，培育人才首先要培育大量的基礎性人才，他們是文化發(fā)展的基礎，也是文化發(fā)展的關鍵，由于需求量眾多，所以，其培育遠比延聘少數(shù)特殊人才更難完成。這需要政策的支持，需要開放的機制，需要教育的更新，需要復合型人才的進入。（據(jù)馬 原于《人民日報》2014/01/02）

2013年虛假新聞的特點

第一，數(shù)量大、種類多。2013年從年初到年尾，不斷有新的案例發(fā)生，不僅表現(xiàn)在典型案例的數(shù)量巨大，而且表現(xiàn)出的形式也多種多樣。第二，涉及的媒體類型廣泛。隨著新的媒體平臺的開發(fā)，媒體的官方微博、新聞客戶端、微信公眾賬號，也被納入虛假新聞的研討范圍。有不少虛假新聞被媒體官微廣泛轉載，集體淪陷的窘境一再出現(xiàn)。第三，虛假新聞體現(xiàn)出鮮明的媒體融合特征。有不少起虛假新聞并沒有在傳統(tǒng)媒體上落地，社交媒體是其重要甚至唯一的傳播平臺。在面對突發(fā)、爆炸性新聞時，媒體官方微博已經成為一個“搶發(fā)獨家新聞的重要渠道”。第四，追究查處的力度有限。2013年各種虛假新聞案例頻出，卻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被相關主管部門出面查處，特別是有些影響重大、傳播效果惡劣的虛假報道，沒有看到公開處理的情況。第五，虛假新聞背后的社會情緒值得關注。不少虛假新聞的內容本身似乎是為了弘揚正能量或者批判社會丑惡現(xiàn)象的，但由于所報道的內容存在人為設計、主觀臆想、商業(yè)策劃、刻意作秀等問題，最終被拆穿，非但沒有弘揚正能量，反而在被拆穿之后造成了“負能量”的累積，對社會信任造成了更大的傷害。第六，圖片、視頻引發(fā)大量虛假新聞。2013年不少虛假新聞是以圖片或視頻形式傳播或為事實依據(jù)的。隨著網絡用戶上傳圖片、視頻內容越來越方便、越來越多，這些UGC（用戶生產內容）因缺乏必要的把關機制將會引發(fā)更多的虛假新聞。（據(jù)白紅義等于《新聞記者》2014年第1期）

電視節(jié)目與新媒體融合的深度分析

按照電視節(jié)目融合的深度，不同的電視節(jié)目對新媒體的價值開發(fā)程度可以分為五個層次。一、通訊工具價值：電視節(jié)目制播人員用新媒體找人和信息，與傳統(tǒng)的電話、信件交流互動比較，不過是換了一個更為方便直接和成本低的交流通訊工具。二、技術功能價值：隨著新媒體技術和功能不斷地被開發(fā)，這些技術功能被迅速移植到電視節(jié)目中，電視臺和新媒體還會聯(lián)合開發(fā)一些適合節(jié)目制作和宣傳推廣的相關技術。三、輸出傳播價值：電視臺與新媒體是競合關系，電視臺將節(jié)目內容和節(jié)目信息輸出到新媒體，目的是借助新媒體的優(yōu)勢吸引更多的網絡觀眾注意力，從而回歸傳統(tǒng)電視收看，提升收視率。四、電視節(jié)目與新媒體的合作是交互推廣、聯(lián)合營銷。新媒體需要優(yōu)質的內容資源贏得流量和受眾，電視臺借用各種新媒體資源來贏得觀眾的關注和口碑，擴大節(jié)目影響力。五、產業(yè)升級價值：新媒體可以幫助電視行業(yè)實現(xiàn)產業(yè)升級，不再單純以廣告收益作為唯一的收入來源。（據(jù)李嶺濤 李冬梅于《電視研究》2014年第1期）

眾籌新聞：為新聞運作創(chuàng)造機會

在過去的十多年，報紙的銷量一直在下滑。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不管是美國，還是全球范圍內其他國家的新聞媒體，都面臨著發(fā)展模式的創(chuàng)新。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新的新聞運作模式被逐漸開發(fā)出來，“眾籌新聞”就是其中之一。眾籌新聞的具體做法是：新聞記者通過網絡平臺提出一個新聞報道計劃，受眾通過捐贈一定的資金來資助他們認可的報道計劃；在設定的期限內，如果這些記者能得到預期的資金數(shù)額，那么他們就可以用這筆錢來執(zhí)行報道計劃。在大眾籌集資金制作新聞的過程中，記者與資助者之間產生了緊密的聯(lián)系。記者必須通過眾籌網絡平臺來推銷自己的報道計劃，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向媒體報一個選題，然后寫完了事。這相當于記者直面整個媒介市場，讓自己的報道計劃首先接受市場和受眾的檢驗。因此，在眾籌新聞的運作過程中，提出報道計劃的記者必須了解受眾并得到受眾的認可，這樣才能把自己的報道計劃推銷出去，讓受眾為之慷慨解囊。制作新聞時，眾籌新聞的資助者在某種程度上就變成了新聞生產過程中的把關人，由他們來決定哪些應該做，哪些沒有必要做。當然，為了限制某些出資人完全控制整個新聞報道計劃，一些眾籌平臺對出資人提供給新聞項目的資金比例會有一定限制。（據(jù)張建中于《中國報業(yè)》2014年第1期）

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要求多辦原創(chuàng)文化電視節(jié)目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近日發(fā)出通知，要求全國廣電系統(tǒng)學習借鑒《中國漢字聽寫大會》《漢字英雄》等節(jié)目經驗，積極開辦弘揚和傳承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原創(chuàng)文化節(jié)目。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新聞發(fā)言人1月23日在京說，2013年中央電視臺《中國漢字聽寫大會》、河南衛(wèi)視《漢字英雄》《成語英雄》、河北衛(wèi)視《中華好詩詞》、云南衛(wèi)視《中國燈謎大會》等節(jié)目相繼播出，掀起一股原創(chuàng)文化節(jié)目熱潮。

據(jù)了解，中央電視臺今年將推出《中國漢字聽寫大會》第二季，加強專家點評環(huán)節(jié)，在選手書寫漢字的同時介紹漢字字形、源流、演變及字義、詞義的本意、引申義等，增加對名家名篇的引用，全面呈現(xiàn)漢語字詞在語言應用中的美感。此外，中央電視臺還將創(chuàng)新推出《中國謎語大會》《中國成語大會》等原創(chuàng)文化節(jié)目，并儲備了以外國人為主要參加者的《聽說讀寫300字》節(jié)目（暫名），積極推動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對外傳播；以“帶著詩歌去旅行”為主題的人文記錄節(jié)目《詩行天下》，在秀美山河中展示中華民族的詩意情懷。（消息來源：《深圳特區(qū)報》）

兩部委共推國產電影走出去

文化部外聯(lián)局與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影局近日在京簽署《關于推動中國電影走出去的戰(zhàn)略合作協(xié)議》，以擴大國產電影的國際影響力、競爭力和市場占有率。根據(jù)協(xié)議，雙方將把推動中國電影走出去納入各自對外交流的總體戰(zhàn)略規(guī)劃和年度計劃；將中國電影展（周）作為在境外舉辦中國文化年（節(jié)）等綜合性文化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統(tǒng)一規(guī)劃，統(tǒng)籌協(xié)調，共同組織實施。同時，雙方將充分發(fā)揮駐外文化機構在推動中國電影走出去中的橋梁紐帶作用，推薦優(yōu)秀國產影片參加國際電影節(jié)，并為實現(xiàn)中國電影在海外商業(yè)發(fā)行放映以及中外電影合拍等提供協(xié)助。（消息來源：《光明日報》）

全國將開展新聞出版“五個專項治理”整改工作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近日通報，將于1月至3月在全國開展新聞出版“五個專項治理”整改工作，打擊新聞敲詐專項行動，打擊假媒體假記者站假記者專項行動，深化整治少兒出版物市場專項工作，治理中小學教輔材料專項工作，規(guī)范報刊發(fā)行秩序專項工作。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相關負責人介紹，“五個專項治理”整改工作旨在抓住發(fā)生在群眾身邊、損害群眾利益、群眾最反感、反映最強烈的新聞出版領域五個方面的突出問題，進行專項治理，切實整頓新聞采編秩序，促進出版物市場健康發(fā)展，切實使新聞出版領域侵犯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非法出版生產經營活動得到有效遏制，維護國家意識形態(tài)安全，促進行業(yè)風氣整體好轉。（消息來源：新華網）

8家民營企業(yè)獲發(fā)第二批虛擬運營商牌照

工業(yè)和信息化部1月29日向8家民營企業(yè)發(fā)放了第二批移動通信轉售業(yè)務試點批文。獲得第二批試點批文的企業(yè)有：深圳市愛施德股份有限公司、廈門三五互聯(lián)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蘇州蝸牛數(shù)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國美電器有限公司、蘇寧云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中期集團有限公司、長江時代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遠特（北京）通信技術有限公司。據(jù)了解，工信部對參與移動通信轉售業(yè)務試點的民營企業(yè)數(shù)量沒有限制，試點受理申請將截止到2014年7月。工信部將根據(jù)企業(yè)實際申請的情況進行審查，只要是符合要求的企業(yè)都可以獲得試點資格。（消息來源：《人民日報》）

兩岸38家電臺春節(jié)“溫暖相約”

由兩岸電臺參與制作的《2014兩岸廣播春節(jié)聯(lián)播》，從除夕開始至正月十五在臺灣的26家電臺和大陸的12家電臺播出，在馬年正月和兩岸聽眾“溫暖相約”。《2014兩岸廣播春節(jié)聯(lián)播》由兩岸22家電袂制作，包括12家大陸電臺和10家臺灣電臺，節(jié)目共96個單元，每個單元5分鐘。從2007年開始，福建省廣播影視集團東南廣播公司牽頭舉辦兩岸廣播春節(jié)聯(lián)播，至2014年已是第八屆，從最初的5家臺灣電臺參與發(fā)展到現(xiàn)在的26家臺灣電臺參與，影響越來越大，已成為兩岸廣播交流的一個品牌欄目。（消息來源：新華網）

篇10

論文摘要：本文運用系統(tǒng)資源理論對三峽工程紀實影像傳播系統(tǒng)配置資源的特性、過程、建構方式進行了全新解讀。從全文分析可以看出在傳播過程中，系統(tǒng)資源的配置在傳播系統(tǒng)內可以說是最頭疼也是最簡單的事情，關鍵取決于在一定的范圍內，系統(tǒng)對其所擁有的各種資源在其不同用途之間分配的方式是什么。而實際上，系統(tǒng)的物質資源配置方式又是在整合配置與突破中糾結的。 

 

系統(tǒng)本應按照資源配置的規(guī)律進行運作，但由于三峽工程的特殊性，該系統(tǒng)的傳播資源主要被系統(tǒng)主力壟斷，在政治和經濟的合力作用下，將注意力資源、渠道資源、內容資源進行了重新分配，將大部分資源控制在系統(tǒng)主力手中。但另一方面，新興的系統(tǒng)力量為了生存也在不斷地曲線挖掘系統(tǒng)主力無法控制的資源，為突破壟斷進行著艱難但有意義的努力。按照自組織的原則，系統(tǒng)資源的配置最好采用無為而治的理想配置方式，但在三峽工程紀實影像傳播系統(tǒng)產生、發(fā)展到穩(wěn)態(tài)運行的任何一個階段都沒有這樣的配置方式，在實踐中這只是一個烏托邦的神話，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夢想。而實際上，該系統(tǒng)的物質資源配置方式是在整合與整合突破中糾結的。而中國式壟斷與西方式壟斷不同，中國式壟斷多為政策性壟斷，一紙“紅頭文件”就可以壟斷一個系統(tǒng)，一個行業(yè)。而西方的所有競爭對手在市場決斗中搏殺，最后留下的那幾個贏家才是壟斷者。壟斷一詞源于孟子“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網市利”，可見逐利是壟斷的目的，無論這個利益是代表一個政黨或大多數(shù)人還是少數(shù)人。 

中國傳媒盡管在20世紀90年代走向市場化，但與歐美比較還有很大差異。李良榮教授把中國大眾傳媒模式稱為“完全國有的有限商業(yè)運作模式”。①以三峽工程紀實影像傳播系統(tǒng)為例，其整合特征也非常明顯。第一，系統(tǒng)的協(xié)調部門幾乎是與政府機關并行的部門，其下大部分的媒體是沒有或少有民間投資（或外資）的，從生存的基礎來說是依附于政府的。第二，媒體大多數(shù)不是獨立的，媒體采集和發(fā)送的信息，都必須經過政策審查，特別是重大新聞報道，一律采用某一渠道的“通稿”。第三，媒體表面上是商業(yè)化運作，但“后臺老板”是政府宣傳部門。 

在三峽工程紀實影像傳播系統(tǒng)的發(fā)展中因不同利益的角逐，系統(tǒng)內出現(xiàn)了壟斷力量與非壟斷力量的較量，在局部也出現(xiàn)了整合的突破，甚至突破后又形成了新的整合，循環(huán)往復，整合與突破總是相伴而行。 

注意力資源的明爭暗奪 

注意力實質上是對受眾的影響力，受眾由于持續(xù)注意于施控者給予的某些問題上，而常常被無意地重構其頭腦和行為。注意力被框定的人更容易改變客觀的判斷，而且更容易依照注意力焦點傳達的價值訊息而影響其行為。這樣相對集中的注意力資源在系統(tǒng)資源中是非常有價值的，是系統(tǒng)爭奪的主要對象。 

如何聚焦受眾的注意力，這是系統(tǒng)競爭的制勝法寶。“誰控制了渠道，誰就控制了天下”，渠道資源在注意力稀缺的系統(tǒng)環(huán)境下尤為重要。施拉姆提出：“人們對于信息的選擇率等于信息的報償率與獲得信息的難度之商”，控制渠道等于縮小這個經典傳播公式的分母，從而聚焦人們對于信息的注意力。 

主力獲得的優(yōu)先渠道 

對于三峽工程紀實影像傳播系統(tǒng)而言，系統(tǒng)主力在協(xié)調部門的強大政治護航下，幾乎不用擔心傳播渠道的問題。三峽工程作為國家工程，代表國家形象，系統(tǒng)的協(xié)調部門又與國家政府的機構高度重合，使得該系統(tǒng)可以利用國家的權力，按照國家意志干預系統(tǒng)的輸出。 

作為國家電視臺的中央電視臺就是該系統(tǒng)的最龐大的主力媒體，這個媒體掌控著國內最重要的傳播平臺和最主要的對外傳播渠道。面對國家重大題材——三峽工程建設的影像記錄時，毅然肩負起了這個重大的責任，并確實履行了它的義務。可以說關于三峽工程，央視是事必躬親、任勞任怨，甚至拿出最寶貴的黃金時段播出三峽工程的大型紀錄片，一播就是十幾集，幾乎不考慮收視率的問題。 

例如，中央電視臺在大江截流前夕更是不惜血本地在一套節(jié)目黃金時間連續(xù)播出了《三峽縱橫》、《大三峽》等長篇紀錄片，在進入12天倒計時時又連續(xù)播出了12集《三峽備忘錄》。在合龍前10天還拿出廣告時段播出了長度為30秒至3分鐘不等的“特別報道”的廣告片。在日常的傳播中，央視也是不遺余力地為三峽工程紀實影像的傳播大開綠燈。2002年央視西部頻道曾在8：30～9：00的黃金時間播出了《三峽九問》共26集。2003年央視又播出15集大型紀錄片《守望三峽》，每集30分鐘。 

在對外傳播上，渠道壟斷更為明顯。中央電視臺4頻道在124個國家落地，央視9套②(英語頻道)更全部以英語播報③。在三峽工程開工建設的十幾年間，央視可謂全程記錄三峽工程的點點滴滴，通過各種渠道進行傳播。 

另外，作為同一作品也可以利用不同渠道進行傳播。例如《三峽夢》一片就是利用多種渠道進行傳播的。首先新影廠利用與世界60多個國家建立的影片交流和展播平臺，對外輸出。同時利用其隸屬于中央電視臺的優(yōu)勢，由央視開辟通道安排播出。另外，還利用地方臺選播促進進一步傳播，并推薦給全國各地方電影院，利用院線進行展播。 

其他各力量的由遠及近 

國際上，紀實影像的發(fā)行和傳播主要有三種渠道，分別是影劇院播映、非院性發(fā)行出租以及電視臺播出。而在我國，紀實影像的傳播媒介主要是電視媒體。然而由于系統(tǒng)主力幾乎掌控了紀實影像電視、電影傳播的所有重要渠道，而其他非主力系統(tǒng)生產的產品，要想受到觀眾的注意，就只能采用“曲線救國”的方式，“先出去再回來”，或者是“從下而上”由“邊緣向中心靠攏”的傳播路線。例如許多有關三峽工程的紀錄片也是通過參加各種國際電視節(jié)目交易會，或參加中外交流研討活動，或參加各種國際電視節(jié)目評獎活動，甚至利用海外既有網絡和平臺先“借船出海”再“凱旋”。 

除了獲獎后回流以外，一般媒體生產的產品還有另一個渠道廣泛傳播，那就是網絡。數(shù)字時代以前，由于電影電視等影像傳播渠道和技術只掌握在國家手中，廣大受眾所能做的只是打開開關，等待收看，或消極地用遙控板選看內容，大眾直接參與影像傳播的程度較低，在傳播者與受傳者之間有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那就是壟斷的傳播渠道。而互聯(lián)網的出現(xiàn)與普及打破了紀實影像傳播的壟斷局面，使傳受失衡的傳播狀況得到一定的改變。受眾除了通過電視頻道和電影院線能看到該系統(tǒng)生產的作品外，還能通過網絡視頻下載或在線收看相關影像。 

如百度視頻可獲得的關于三峽工程（其中包括關鍵詞為三峽大壩、三峽移民、三峽庫區(qū)）的視頻鏈接就多達6000多個。又如google中文網站視頻上的相關鏈接也有4000多個。 

另外，在國外的英文視頻網站上，我們仍然可以大量獲取關于三峽工程的視頻信息④，例如筆者同樣統(tǒng)計了google英文網站，視頻也可搜索到上千個。同樣國外最大的專業(yè)視頻網站youtube.com上直接上載的視頻就多達500多個，甚至比國內的專業(yè)視頻網站還要多，而且點擊率也比國內的高。 

信息時代受眾更為主動地參與傳播過程，其內在需求得到了釋放，在這個相對自由互動的渠道內，一向受到嚴控的三峽工程紀實影像的生產和傳播同時獲得了渠道解放帶來的機遇。特別是大量民間業(yè)余影像從其產生起就開始了方式各異的傳播過程，但由于傳播價值大小的差異，多數(shù)民間影像只進行簡單的人際傳播和群體傳播，少數(shù)進入大眾傳播媒體。或者上傳至網絡，通過公共網站進行，或者獲得電視網的征用。那些本不可能被大多數(shù)人看到的自拍畫面、dv視像作品或不符合播出規(guī)格的獨立影像作品成為網民熱議的對象，成為小眾群體收看小眾影像的渠道。例如，2002年北京林業(yè)大學山諾會就以大學生的視角拍攝了一部反映實現(xiàn)三峽地區(qū)環(huán)境與變遷的紀錄片。⑤ 

那些散落在系統(tǒng)各處的產品通常用兩種形式播出，一是以成片的形式獨立播出，這并不是一種最普遍的形式，因為這對影像技術方面的要求很高，還必須符合媒體規(guī)定的規(guī)格和時長。另一種是以素材的形式進入節(jié)目，以三峽風光、突發(fā)事件等為內容的記錄性影像素材或簡易短片形式進入。專業(yè)的電視從業(yè)人員再將這些素材和短片進一步加工、制作，用于專業(yè)制作的節(jié)目中。 

信息是無限的，而注意力是有限的，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渠道優(yōu)先的控制能力仍然是鎖定有限的注意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即使是在網絡突破渠道壟斷的歡呼下，作為研究者還是要看到在網絡渠道的背后仍然有著控制注意力資源的壟斷行為。“監(jiān)控”更加“嚴格”，對網絡媒體而言，中國現(xiàn)在“擁有一支世界上人數(shù)最多的網絡警察隊伍，其網絡屏蔽技術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⑥更何況傳統(tǒng)傳播渠道正在向新興的傳播渠道挺進，傳統(tǒng)渠道的資源內容優(yōu)勢，在短時間內新興渠道（例如手機視頻）也是無法超越的。三峽工程紀實影像傳播系統(tǒng)各個媒體都在不斷地聚合分裂，重新組織力量，因此對渠道資源的爭奪將是長期的，是不斷形成壟斷，壟斷又不斷地被打破。 

內容資源的壟斷與整合 

三峽工程紀實影像傳播系統(tǒng)最大的內容資源便是真實的，可被鏡頭攝錄的影像，紀實影像與其他藝術形式的差別在于必須要靠對現(xiàn)實事物的影像捕捉來完成基本表達元素的獲取，它不能靠虛構的演出或模型的演說來將就使用，一旦內容資源成為有限的稀缺資源，各個媒體就必然要想方設法地去占有更多的資源，或者想辦法挖掘新的可用資源作為內容的突破。 

對內容的導向控制 

有人說，“三峽”無小事。該題材作為重大題材是產生紀實影像精品的沃土，是各個媒體或欄目爭先恐后搶奪的重要內容資源，是媒體和紀實影像工作者夢寐以求的可以名利雙收的內容資源。對于系統(tǒng)的內容資源配置，協(xié)調部門把握著最基本的資源配置權力，通過獨占和審查兩種形式把關內容，對內容的導向甚至具體畫面都有嚴格控制。 

三峽工程紀實影像最核心的內容資源就是三峽壩區(qū)的影像。三峽總公司作為業(yè)主單位理直氣壯地獨家占有三峽壩區(qū)的拍攝主權，在三峽工程建設的十幾年間，幾乎所有的工程影像的記錄都是由該公司自有的影視部拍攝并作為檔案留存或使用的⑦。該公司直接負責管理的新聞中心就規(guī)定了“影、視、圖片檔案資料是總公司有關檔案資料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收集齊全，規(guī)范整理，由新聞中心檔案室實行集中統(tǒng)一管理，任何部門和個人不得據(jù)為己有”。⑧ 

如果其他媒體主動要求前來采訪拍攝，其拍攝的內容是有嚴格限制的。三峽工程最核心的部分都在三峽壩區(qū)，而壩區(qū)由于國家安全的需要實行全封閉管理，由武警部隊把守，拍攝者要想進入壩區(qū)拍攝必須經過嚴格的審查。國內外記者如要采訪拍攝必須經過三峽總公司新聞中心的審查資質，報黨委通過。如遇外國記者來訪還需要當?shù)赝馐罗k通過，并且拍攝三峽壩區(qū)只能在幾個規(guī)定地點拍攝，拍攝者的所有器材必須經過專門部門審查，拍攝過程中還有專人陪同，如遇不能拍攝或敏感的地點，陪同人員還要委婉地拒絕。記者在拍攝后還需要將母帶交與業(yè)主審查，理由是三峽工程的所有資料都屬于國家保密范圍。⑨ 

除此之外，對于媒體的內容資源配置也是有區(qū)別的。例如在大江截流的直播現(xiàn)場，不同媒體有不同的內容獲取資格，系統(tǒng)協(xié)調部門是通過發(fā)放有效的分類證件規(guī)定記者能涉足的范圍來分配資源的。同樣在三峽工程導流明渠截流的直播采訪拍攝過程中，不同媒體獲取的內容也因資源配發(fā)的范圍不同而相去甚遠。在截流前海內外40多家媒體、400多名記者就提前進入了拍攝狀態(tài)。中央電視臺派出了強大的報道團，對導流明渠截流進行全方位報道。凡是進入大堤采訪的記者必須出示特別通行證，戴安全帽，穿救生衣，以確保工地秩序井然。然而有資格進入核心區(qū)采訪的記者名額卻只有50個。最后協(xié)調部門還是基本按照慣例分為abc三種，a證是中央警衛(wèi)部門發(fā)的，b證和c證是新聞中心管理的，發(fā)b證的是三峽總公司邀請的，其他未邀請但主動來訪的就發(fā)了一個c證。a證是可以上主席臺核心區(qū)的，b證除了核心區(qū)都可以去。不同的地點決定了不同的拍攝內容，決定了內容資源獲取的多少。 

如果說三峽壩區(qū)是因為嚴格的涉密管理使得拍攝內容成為獨占的資源，那么照理說涉及湖北和重慶的廣大的三峽庫區(qū)的內容資源應該沒有獨占的可能性。雖然反映三峽庫區(qū)的移民、遷建等內容無法實現(xiàn)壩區(qū)的封閉性壟斷，但是庫區(qū)所在地的湖北省（特別是宜昌市）和重慶市的電視臺，照樣可以占據(jù)天時、地利、人和的優(yōu)勢對該項內容資源實現(xiàn)自然壟斷，獲得獨家使用或“優(yōu)惠”使用的權利。因此從最終的成品來看，在移民和庫區(qū)建設上以重慶電視臺獲取的內容資源更為優(yōu)質，重慶電視臺及其轄區(qū)內的電視臺常常因拍攝三峽移民和三峽庫區(qū)建設的作品而獲獎。在有關三峽工程的建設內容上，湖北和宜昌電視臺獲取的內容資源更為直接（主要因為三峽工程建設的主要紀實新聞報道是通過“宜昌——湖北——中央”的選播機制出去的）。湖北電視臺和湖北電影制片廠還贏得了許多與三峽總公司直接合作拍片的機會，獨家的資源優(yōu)勢使得他們獲得了拍出精品的機會。 

嘗鮮新內容與深度開發(fā)舊題材 

當然，事物永遠是變化著的，只有不斷地去嘗試才能找到突破口，找到在既有壟斷局面下獲得開發(fā)新資源的機會。例如，央視西部頻道在央視的各個頻道中是個“年輕人”，實力不算強，但在建立不久就開始涉足三峽工程題材生產并產出了一部有突破性的精品《三峽九問》。該片將社會最關心的問題梳理成九問并逐一回答。其中包括了幾個特別敏感的問題，比如戰(zhàn)爭安全、大壩裂縫、潰壩、水庫誘發(fā)地震、危險物品的清理等，有些內容還一直被視為軍事禁區(qū)。他們拍攝了以前別人沒有拍到的東西，題材揭秘是這個作品的最大賣點。 

在《三峽九問》中，第一次涉及了大壩的裂縫問題;第一次公開播出了20多年前三峽工程進行核效應試驗的紀實影像；第一次拍攝了潰壩試驗現(xiàn)場;第一次用影像記錄了潰壩洪水的行洪演進路線;第一次詳細直觀地介紹了清庫過程中危險品的處理問題和生物病毒問題。該片努力獲得的寶貴的第一手影像材料，是三峽工程建設歷史上珍貴的影像資料，填補了過去影像記錄無人敢輕易觸碰的灰色地帶。⑩ 

另外，作為其他媒體常常也是在內容題材的選取上，或者對同一內容的不同解讀上有了新意而獲得認同的。他們在核心內容資源獲取不易的情況下，多渠道終難選取一般大型紀錄片無法關注到的局部現(xiàn)象和專題類問題，甚至小到個體問題予以反映，用多角度解讀彌補核心內容的缺失。例如，央視二套《經濟半小時》就從經濟內容的角度制作了《三峽：200億涵蓋不了的工程》；央視《見證》欄目還推出了《纖夫老李》、《宋公麟的旅館》以及《李世文進城》等描述三峽移民最細小的個體在大變動來臨時，如何積極地做出選擇，面對未來。又如山東電視臺從人物采訪的角度制作了《數(shù)風流人物——親歷三峽工程》，記錄了多位三峽建設者的故事。央視《致富經》節(jié)目播放了移民王雄搬家致富的故事。 

除了對角度的選取不一，系統(tǒng)內還出現(xiàn)了從深度開始挖掘的作品。在系統(tǒng)發(fā)展的前期，很難有挖掘基礎深度的片子，這些東西是被遮蔽掉的，是畫面上缺失的東西，“我們很難發(fā)現(xiàn)大量的、關于田野和社會底層所呈現(xiàn)的一些最基本的數(shù)據(jù)和狀況能夠通過不同的方式讓我們看到。”隨著紀實影像的發(fā)展，許多人因此萌生了觸摸真實社會的強烈沖動，但多數(shù)作品都是對社會現(xiàn)實的一種借斑窺豹的泛化觀察，重心是“關注”、“展示”和“呈現(xiàn)”，而不是具有專業(yè)深度的研究，更非“看”之后的行動。但有幸的是，三峽工程紀實影像傳播系統(tǒng)內確實出現(xiàn)了深度挖掘的種種嘗試。例如莊韶孔拍攝的人類學紀錄片《水漫三峽》就是從學術角度開發(fā)了系統(tǒng)內資源的潛能，提升了內容的品質、價值和文化水準。這些新題材的開發(fā)在總體上豐富了三峽工程紀實影像傳播系統(tǒng)的內容資源。（項目資助：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長江三峽地區(qū)文化歷史資源與現(xiàn)實資源的開發(fā)》，項目編號：06xzx014） 

注 釋： 

①李良榮：《西方新聞媒體變革20年》，《新聞大學》，2000（冬）。 

②這兩個頻道是央視主要的日常輸出渠道。還有例如五洲傳播中心的專職對外傳播的機構也為系統(tǒng)輸出提供了渠道。 

③彼得·盧德思[德]主編，劉志敏譯：《視像的霸權》，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頁。 

④其中包括關鍵詞three gorges project、three gorges dam、three gorges immigrants、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⑤⑥《北京林業(yè)大學山諾會要拍三峽紀錄片》，人民網http：//people.com.cn/gb/huanbao/55/20020723/782904.html，2002年7月23日。 

⑦這里所稱的影視資料指反映與總公司發(fā)展和三峽工程建設、金沙江開發(fā)等直接相關的電影、電視、攝影資料及利用該類資料再度創(chuàng)作的專題作品、新聞報道作品、藝術作品。 

⑧三峽總公司新聞中心《影視圖片資料歸檔集中管理辦法》第十二條。 

⑨筆者對三峽總公司新聞中心影視部鄭斌等人的采訪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