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支農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財政支農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改革開放以來，廣西農村居民收入在不斷增加，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從1980年的173元增加到2011年的5231元，增長了29.16倍（表略），廣西農村居民收入增長較快。財政支農與農民增收變化。廣西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及財政農業支出增長率的變化表現出密切關系。1989年之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表現出“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變動特點，而財政農業支出增長率則表現出“上升—下降—上升”的變動特點。1990-1998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和財政農業支出增長率的變動都表現為“下降—上升—下降”，但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的變動幅度更大。1999-2005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表現出“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特點，而財政農業支出增長率則先下降后上升，二者變動形成較大差異。2006年之后，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的變動表現出先上升后下降，而財政農業支出增長率則“下降—上升—下降”。可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和財政農業支出增長率二者表現出比較密切的關系。總之，改革開放以來，廣西財政支農力度不斷加大，農村居民收入持續增長，財政支農與農民增收二者之間表現出比較密切的關系。

廣西財政支農與農民增收存在的主要問題

首先，財政支農力度仍然較弱。廣西財政農業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保持相對穩定，基本上保持在10%左右，表明財政農業支出的相對規模增速緩慢（見表1）。相比之下廣西的產業結構越來越合理，但也表明廣西農業產值增長相對較慢，這與巨大的財政農業支持形成鮮明對比。可見，廣西財政支農力度仍然較弱，導致農民增收相對緩慢。其次，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大。廣西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拉大源于農民增收相對緩慢，而這又是由于分割城鄉的戶籍制度造成。二元戶籍制度使大量農民長期束縛在土地上而不能自由流動，嚴重阻礙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蘇現鳳，梅峻，2009）。［5］這種不合理的制度性因素阻礙了資源的有效配置，從而使農民增收缺乏宏觀制度的外在推動力（陳錫文，2007）。［6］最后，廣西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結構不理想。從2010年的收入結構來看（見表3），廣西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占當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37.6%，比全國平均水平低3.5個百分點。農村家庭經營純收入為2510.2元，占農民純收入的55.2%，比全國平均水平高7.3個百分點。此外，廣西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差額占農民人均純收入差額的52.6%，遠高于其他項目所占比例。可見，廣西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結構不理想，收入來源相對單一。

篇2

（一）項目多頭申報，資金源頭分散，不利做大做強

由于項目申報實行條條管理，加之相關部門職能設置重疊，容易導致項目申報重復、交叉。近幾年實施的土地整理、土地開發、中低產田改造、低丘紅壤改造、沃土工程、農田水利建設等土地綜合治理項目，建設內容、建設范圍、實施手段等相似度較高，項目涉及國土、農業、農開、水利等多個主管部門，由于各主管部門掌握的項目政策要求不統一，加上信息溝通不流暢，導致各部門在項目選擇、資金投向上很難協調，容易出現項目申報的各自為政、重復交叉，其結果是大事辦不好，小事重復做。

（二）項目點多面廣，資金使用分散，難以形成合力

由于區級支農資金投入渠道分散，在總體上說有四種之多，加之項目資金分配權實質由各部門掌控，容易導致資金分配的盲目性和隨意性，資金補助撒糊椒面現象比較嚴重。如某家水果專業合作社，三年累計接受11家單位31筆財政補助資金，累計金額140萬元。財政補助資金點多面廣、資金分散，不僅難以使財政資金“扶優扶強”、發揮合力，也容易降低政策扶持效果。

（三）分配層次過多，資金鏈條過長，影響資金安全

目前，在項目資金的撥付管理上，仍存在二次分配、二次轉撥的情況。如近幾年實施的低收入農戶下山脫貧奔小康工程，專項資金由區財政扶貧專戶撥入各鄉鎮，再由鄉鎮轉撥受益農戶，個別鄉鎮無視財經紀律，出現套取挪用專項資金的違規行為。農業部門主管的農村沼氣、畜禽養殖、動物防疫專項資金，均存在二次、甚至是三次轉撥的狀況。專項資金的層層轉撥，延長了資金運行的鏈條，勢必造成財政資金在各環節上的滯留，造成財政資金使用效率的低下。

（四）重項目申報，輕項目管理，弱化項目成效

部門支農項目在項目資金到位后，可能會因項目規劃論證不夠到位，使項目實施缺乏可行性；或因地方配套資金、自籌資金未能完全落實，影響項目建設進度。部分項目在實施完畢后，也因后續管護措施不到位，不能充分發揮應有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如在千萬農民飲用水專項審計調查發現，個別鄉鎮因急于爭取項目資金,在未充分考慮各村水源條件的情況下就倉促申報立項，導致項目不能如期實施，造成專項資金的閑置，影響資金使用績效。

二、整合區級財政支農資金的對策建議

面對如上所言的各方面問題，應該在堅持“統一領導，協同合作；規劃先行，整合申報；集中財力，突出重點；用途不變，統籌使用；加強監管，績效評價”原則的基礎上，從機構、規劃、財力、項目監管等方面系統聯動，攜手推進財政支農資金的優化整合。

（一）建立組織機構，為支農資金整合提供組織保障

建議成立由區政府主要領導任組長，區政府、區財政以及各涉農相關部門主要負責人為成員的項目資金整合工作領導小組，并成立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項目資金整合工作的規劃制定、組織實施、項目審查及協調管理工作。同時建立領導小組成員單位主要負責人聯席會議制度，定期或不定期研究項目整合方案，調度項目實施情況。

（二）堅持規劃先行，圍繞規劃整合申報項目

責任部門應編制項目規劃，建立項目庫，明確項目申報、審核程序。各涉農部門應圍繞農業發展規劃選擇確實項目類型、項目名稱，并報支農資金整合工作領導小組審定。領導小組辦公室要建立支農資金項目庫，各部門申報的項目要按照集中建設項目、集中建設地點和集中資金投入的要求，從項目庫中擇優選擇，報經領導小組審核把關后，再由主管部門按程序和上級有關規定申報。同時，要將已申報項目的名稱、投資規模、預期效益等進行張榜公布，接受社會監督，防止項目申報中的弄虛作假行為。

（三）集中財力、突出重點，圍繞項目整合資金

基于資金分散的嚴重問題，各地政府相關部門應該在對本地情況進行系統調研的基礎上，選擇最先最急需的重點領域，以此為目標集中財力，發揮資金整合合理形成的規模效益。比如某年2009年確定的重點是推進柑桔產業結構調整、柑桔品質提升、發展城郊型特色效益農業、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產業化發展、低收入農戶奔小康等六大工程實施。因此，支農資金整合應緊密結合六大工程，整合不同部門掌管的不同類型資金，集中有限財力，做到投資一項，見效一塊。

（四）先易后難、做好試點，以點帶面推進資金整合

財政支農資金整合范圍，除直接用于撫貧救濟、補貼農民個人、特定防災抗災、農業保險補貼等特定用途資金之外,其他財政支農資金都應穩步納入支農資金整合的范圍。整合按照“渠道不亂、用途不變、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各記其功”的要求,明確項目資金的管理部門不變、資金性質不變，充分調動各部門整合項目資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整合方式上,應按先易后難的順序穩妥推進，主要采取以項目統籌安排帶動資金整合。整合項目選擇上，應選擇部分易于操作的緊密型項目,如土地開發治理、柑桔產業升級轉型等項目。在整合措施上，通過制定項目規劃和資金整合方案,將不同部門管理的相關資金按各自的性質實行拼盤,集中投入使用。

（五）強化項目監督管理，提高整合效益

篇3

一、當前財政部門和金融部門支農合作的主要形式

（一）金融機構直接承擔部分財政支農職能。計劃經濟時期，我國財政、金融職能相互交織，財政支配金融，金融充當“第二財政”，扮演著財政的出納角色。近年來，隨著財政、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基本構建起了以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和農村合作金融為主體的農村金融體系，部分商業銀行承擔的財政性職能相應移交給了政策性銀行，政策性銀行演變成溝通財政與金融支農合作的主要橋梁。以廣饒縣為例，該縣1994年設立農業發展銀行，農業銀行除保留小額農戶貸款、扶貧開發貸款等政策性業務，原承擔的糧棉油貸款購銷等政策性貸款業務均劃轉至農發行。支農再貸款？

（二）財政部門透過對相關“三農”經濟主體的貸款貼息。為促進“三農”經濟發展，增強農業龍頭企業的幅射帶動能力，財政部門對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小額扶貧貸款等提供了部分利息補貼，以減輕農業企業財務負擔，促進了金融部門對農業貸款投放的刺激性。據調查，2000年以來，東營市財政每年安排2000萬元專項資金用于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貸款貼息。2003年，廣饒縣委、縣政府制定出臺了《關于扶持農業龍頭企業發展的意見》，縣財政每年拿出300萬元專項資金，通過貸款貼息、補助、獎勵等方式，用于支持重點龍頭企業。

（三）財政部門出臺鼓勵金融支農有關優惠政策。為吸引金融機構增加對農業的投入，財政部門對農村信用社直接給予財政資助，出臺了減免三年營業稅、所得稅減半征收、承諾分紅補貼等優惠政策。據調查，東營市政府為促進縣區農村信用社增資擴股工作的順利開展，對利津、墾利兩縣農村信用社的股東承諾，如信用社2年內達不到分紅比例，市財政將予股東補貼；并在政府權限范圍內，盡量減免農村信用社在抵債資產接收和處置過程中形成的各種稅費。全市涉農資金和業務全部交由農村信用社辦理，所有農口部門在農村信用社開設基本賬戶，各級預算外資金按一定比例存放農村信用社，鄉鎮的國庫、勞動保險、醫療保險和各種行政收費由農村信用社，縣、鄉公務員和教師的工資由農村信用社，縣級財政集中支付中心設在農村信用社。研究制定了做好農村信用社不良資產清收盤活工作的具體意見。對過去行政干預的貸款和協調農村信用社購買的企業債券、各級各部門在農村信用社的行政性貸款，由縣、鄉政府負責限期收回；對公職人員的貸款，采取紀律和行政的手段收回；采取以優質資產置換、整體“打包”等多種方式，幫助清收不良貸款。

（四）人民銀行助推，政府部門主導，積極優化縣域金融生態環境。2005年初，周小川行長多次在重要場合論述金融生態環境問題，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重視和關注。面對金融改革發展的新形勢，各級人民銀行積極向地方政府匯報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的重大意義，取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據調查，2005年，廣饒縣委、縣政府把金融生態環境建設列入了重要議事日程，成立了由分管縣任組長的優化金融生態環境建設領導小組，把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納入縣委、縣政府的考核，加大了督查力度。開展了“金融生態示范縣”創建活動，出臺了《創建“金融生態示范縣”建設的實施意見》，研究設計了“建設金融生態示范縣”的具體指標體系，制定了《“金融生態示范縣”評價標準》，形成推動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的規范化機制。截至2005年底，全縣已命名“文明信用鄉鎮”21個，“文明信用村”684個，“文明信用企業”61個，“文明信用戶”9.9戶，“文明信用工商戶”2333個，2006年力爭全市60%以上的村鎮、農戶達到文明信用標準。

二、當前合作方式中的不足

2003年以來，廣饒縣向“三農”累計投入財政資金69億元，投入信貸資金85億元。財政投入和信貸投入的不斷擴大，有力的促進了該縣農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增強了農民收入。目前廣饒縣已形成以凱銀集團、馳中集團、華譽集團為首的一批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農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長，收入結構發生明顯變化。據統計，2005年全縣農民人均純收入4820元，同比增長14.7%。2001年-2005年，廣饒縣農民收入年均增長10.1%。收入結構中，純粹來自農林牧漁的增幅僅為5.93%，非農產業純收入增幅高達92.45%。（一）財政金融支持重點“不到位”與“越位”并存。近年來，為發展農村經濟，地方財政不斷擴大了支農資金投入，市本級財政支農支出以20%的速度遞增。據調查，近四年來，我市投向“三農”的資金達50.7億元，2003年市級財政用于扶持“三農”的資金3.8億元，2004年達到了4.6億元，分別占這兩個年度市級財政支出的28.4％和29.6％。但是，地方財政支出在制度安排上一直向城市傾斜的格局沒有改變，按照公共財政的要求應由財政供給經費的公共產品，財政投入的力度不足。主要表現在對農村的基礎設施、供水設施及環境治理等社會公益性的投入相對較少。調查中，我們設計的“當前財政和金融對當地經濟的支持哪個更大一些”中，有7/8回答金融支持力度更大。

（二）支農項目治理部門龐雜，投資越位和缺位現象并存。由于各部門職責定位不清，沒能有效地建立起責、權、利相匹配的財政支農激勵和約束機制。既有爭項目、爭資金形成的投資越位現象，也存在互相推諉導致的投資額缺位現象。因此，項目和資金多頭治理，留下不少弊端:一方面，由于支農項目涉及的部門眾多，部分項目交叉，有些地方出現同一類型支農項目存在多個部門重復立項、實施的情況。

（三）財權與事權分離的財政體制改革，使得鄉鎮、村委成為財務空殼，不能成為有效承貸載體。城鄉財稅體制改革形成財權和事權不對稱，造成越是基層政府財權越小、事權越大。但另一方面，資金鏈條長，治理困難。目前財政支農資金治理采取的是分級配套、層層下達、項目單位具體實施的做法，有些專項資金從上級財政下撥到實際使用，經過多個環節。資金在途時間長，影響了資金的及時到位，又增加了資金治理成本。一個項目，分級配套，每個級次都要考察論證，都要進行檢查驗收，需要大量的治理費用。縣級財政配套能力弱。停收鄉村公益事業金，使農民人均每年減少稅賦100多元。2004年降低農業稅率2個百分點，農民人均減負58元，今年全部取消農業稅及附加，由此所減少的鄉鎮及村級收入全部由市財政轉移支付。

（四）財政補貼在流通領域消耗太多，輕生產領域。農發行貸款目前還僅局限在糧棉流通領域，雖然對解決農民“賣糧難”、“賣棉難”問題，穩定糧棉價格，保護農民利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國家的補貼基本在流通領域消耗，因此農民直接受益有限。

（五）政策性與商業性關系模糊。政策性與商業性并存是當前信用社經營中的基本格局，也是改革的基本矛盾。信用社肩負金融支持“三農”的職責，這具有強烈的政策性。另一方面，信用社又是“自主經營、自擔風險”的商業企業。并且，隨著農村工業化、城鎮化的進展，商業性業務的比重日益上升。由于當前信用社存在強烈的政策性，以至于它還不可能擺脫行政桎梏而真正成為產權清楚、政企分開、自負盈虧、自擔風險的金融企業。

（六）財政支農支出結構不合理，供給范圍“越位”與“缺位”并存。財政支農治理的領域和事務不能隨農村城市化的加快而及時調整，造成很多部門和單位仍在占用財政支農資金，而應由財政資金供給的領域和事務卻得不到應有的資金保障。主要表現在：第一，隨著廣饒縣農村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村“三產”的比重發生了很大變化，但縣級農業服務機構仍然過多，職能沒有進行較大調整，是財政資金供給范圍過寬的主要原因。如：農口設有畜牧、農業、水產、農機等幾個服務中心，各中心仍然是全套配置，各中心資源分散，不能整合，存在浪費現象。如：2002年財政安排幾個中心事業發展經費各100萬元，從財政檢查的情況看，各中心事業發展的效果不明顯。

三、政策建議

一方面，貧困地區公共財政未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健全的農村金融體系無法建立；另一方面，將農村金融機構作為支農的工具，進一步扭曲了農村的金融體制。分析表明，只有讓公共財政發揮應有的作用，才能進一步改革農村金融體系，形成商業可持續的農村金融體制。（謝平，公共財政、金融支農與農村金融改革）

第一，健全農村公共財政體系。一是通過農村公共財政直接投資以改善農村的投資環境、提高農村的技術水平和對一些經濟行為給予補助。二是逐步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改變目前我國長期存在的只有城市干部職工才能享受社會保障的狀況。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不僅包括居民生活補助和救助、基礎的生產生活設施和文化教育支出，還包括對農戶個體生產及合作組織的補助。

第二，把財政和金融資源結合起來，實現兩者的良性互動，提高融資效率。財政和金融兩者相互補充、支持、促進，形成合力，就可以產生明顯的放大作用，極大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目前通過財政直撥或其他渠道下撥的支農資金千頭萬緒，開行要通過市場建設和融資推動的方法加以整合，改變長期以來支農資金使用分散、效率低下的局面，確保資金安全運行。資金一旦整合，就能發揮集合效應，提高支農效果，產生“一個平臺、一個信用、一個賬戶”多種功能的貸款模式。即通過融資平臺賬戶治理、整合各級政府的支農資金、發放貸款、回收本息，形成統一高效的信用支持和治理模式。目前大部分縣域，非凡是貧困縣機動財力很少，自身活力相當脆弱，開行要加強與有關部門的配合，盡快打開工作局面。

篇4

論文關鍵詞：農業產業化資金，支農財政投入，農村金融，農民收入

 

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而近幾年來，農民收入增長減慢，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是我們面臨的新問題。云南是一個高原山區省份，全省地勢由西北向東南呈階梯狀逐級下降，海拔高低相差極大，地貌類型多樣，氣候類型復雜，比起國內的其他省份，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欠發達。同時又由于經濟政策等多方面原因，使得農業的投入少，農村一直處于不利的地位，農業增效難、農民增收難、農村社會進步慢的問題未能得到有效的解決。要發展農村經濟，就要先增加對農業的投入，改變投資結構，使投入主體、投入渠道以及投入形式更加多元化，不斷完善農村產業投資體系。

一、云南省農業產業投資構成

云南省涉農產業資金來源主要有：政府、金融機構、社會投資等。其中支農財政投入，政府擔負著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的職責，故應重點投資于那些風險較大、收益期長，對農業發展起著保護和促進作用的大中型項目；銀行等金融機構起到的是調節社會余額資金的作用，因而對農業的貸款主要應用于生產經營用的暫時周轉資金；而社會投資從目前發展的情況來看，由于受多方面的原因，投資額還比較小。

目前，云南省政府對農業的投資，主要有財政預算內安排的支農資金、基本建設資金、專項扶貧資金以及對農民的直接補貼。農業投資中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拿出來的，主要用于投資農田的水利建設、農業科技推廣、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起到了維持農業發展外圍環境的作用。2007、2008兩年全省的財政支出總額為1135.22億和1470.24億元，而財政支農支出分別為 127.60億和177.77億[1]，農業支出所占財政支出比例分別是11.24%和12.09%，表明財政支農支出的增長速度略加快。

各金融機構對農業的貸款是農業投資中另一個較大的來源。2007和2008兩年，我省金融機構發放的農業貸款分別是444.6億元和747.2億元[1]1，這主要來自國有商業銀行，說明國有商業銀行是金融機構中對農業投資的主體論文格式范文。

農業投資中社會投資目前規模不大、影響范圍較小。農戶投資僅限于種籽、化肥、農機具等方面，由于資本積累額的限制，他們往往沒有能力開辦第二、三產業，故農戶投資對農村產業結構的優化所起作用不大[2]。因而要通過投資結構的變動來影響農村產業結構，主要還要依靠財政支出和銀行農村信貸。

二、云南省農業產業資金來源：

（一）財政投入

財政對農業的投入主要是指政府運用財政政策工具對農業發展提供的資金支持，既包括政府通過財政預算安排的直接用于農業發展的財政資金，如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事業費支出、支援農村生產支出等，也包括政府通過其他渠道安排的間接支持農業發展的財政支出，如各種用于農業的財政補貼支出、農業稅收減免等[3]。財政投入是國家支持農業發展的重要資金來源，財政對農業的有效投入是促進農業經濟發展和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措施之一。歷年省委省政府都將農業作為重點，采取各種投資方式，提高農業產值，增加農民收入。

通過表1我們可以看出，財政對農業的支出保持著不斷增長的趨勢，從1998年的34.66億元上升到2008年的177.77億元，上漲了約5.13倍，其中漲幅最大的為2007年，該年的財政支農資金較上年增長了52.16%。漲幅最小的為2005年，該年的財政支農資金僅比上一年增長了2.23%。從農業支出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看，財政農業支出占整個財政支出的比重在不斷上升，1998年為10.57%，2000年為9.47%，到2003年這一比例降到了8.34%，2004年出現恢復性增長，為10.83%支農財政投入，到2008年為12.09%。但是從另一個方面考慮，農業作為我省的支柱產業，每年的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均小于20%，由此可見，財政對農業的投入力度依舊較小，不能夠適應農業的快速發展。

表1云南省歷年財政總支出與農業支出對比情況

 

年份

地方財政一般預算

支出（億元）

農業支出

（億元）

農業支出增長

比重（%）

農業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

1998

328.00

34.66

2.48

10.57

1999

378.05

36.59

5.57

9.68

2000

414.11

39.20

7.13

9.47

2001

496.43

45.26

15.46

9.12

2002

526.89

46.35

2.41

8.80

2003

587.35

48.99

5.70

8.34

2004

663.64

71.90

46.76

10.83

2005

766.31

73.50

2.23

9.59

2006

893.58

83.86

14.10

9.38

2007

1135.22

127.60

52.16

11.24

2008

1470.24

177.77

篇5

論文關鍵詞：農業產業化資金，支農財政投入，農村金融，農民收入

 

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而近幾年來，農民收入增長減慢，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是我們面臨的新問題。云南是一個高原山區省份，全省地勢由西北向東南呈階梯狀逐級下降，海拔高低相差極大，地貌類型多樣，氣候類型復雜，比起國內的其他省份，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欠發達。同時又由于經濟政策等多方面原因，使得農業的投入少，農村一直處于不利的地位，農業增效難、農民增收難、農村社會進步慢的問題未能得到有效的解決。要發展農村經濟，就要先增加對農業的投入，改變投資結構，使投入主體、投入渠道以及投入形式更加多元化，不斷完善農村產業投資體系。

一、云南省農業產業投資構成

云南省涉農產業資金來源主要有：政府、金融機構、社會投資等。其中，政府擔負著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的職責，故應重點投資于那些風險較大、收益期長，對農業發展起著保護和促進作用的大中型項目；銀行等金融機構起到的是調節社會余額資金的作用，因而對農業的貸款主要應用于生產經營用的暫時周轉資金；而社會投資從目前發展的情況來看，由于受多方面的原因，投資額還比較小。

目前，云南省政府對農業的投資，主要有財政預算內安排的支農資金、基本建設資金、專項扶貧資金以及對農民的直接補貼。農業投資中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拿出來的農業產業化資金，主要用于投資農田的水利建設、農業科技推廣、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起到了維持農業發展外圍環境的作用。2007、2008兩年全省的財政支出總額為1135.22億和1470.24億元，而財政支農支出分別為 127.60億和177.77億[1]，農業支出所占財政支出比例分別是11.24%和12.09%，表明財政支農支出的增長速度略加快。

各金融機構對農業的貸款是農業投資中另一個較大的來源。2007和2008兩年，我省金融機構發放的農業貸款分別是444.6億元和747.2億元[1]1，這主要來自國有商業銀行，說明國有商業銀行是金融機構中對農業投資的主體。

農業投資中社會投資目前規模不大、影響范圍較小。農戶投資僅限于種籽、化肥、農機具等方面，由于資本積累額的限制，他們往往沒有能力開辦第二、三產業，故農戶投資對農村產業結構的優化所起作用不大[2]。因而要通過投資結構的變動來影響農村產業結構，主要還要依靠財政支出和銀行農村信貸。

二、云南省農業產業資金來源：

（一）財政投入

財政對農業的投入主要是指政府運用財政政策工具對農業發展提供的資金支持，既包括政府通過財政預算安排的直接用于農業發展的財政資金，如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事業費支出、支援農村生產支出等，也包括政府通過其他渠道安排的間接支持農業發展的財政支出，如各種用于農業的財政補貼支出、農業稅收減免等[3]。財政投入是國家支持農業發展的重要資金來源，財政對農業的有效投入是促進農業經濟發展和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措施之一。歷年省委省政府都將農業作為重點，采取各種投資方式，提高農業產值，增加農民收入。

通過表1我們可以看出，財政對農業的支出保持著不斷增長的趨勢，從1998年的34.66億元上升到2008年的177.77億元，上漲了約5.13倍，其中漲幅最大的為2007年，該年的財政支農資金較上年增長了52.16%。漲幅最小的為2005年，該年的財政支農資金僅比上一年增長了2.23%。從農業支出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看，財政農業支出占整個財政支出的比重在不斷上升，1998年為10.57%，2000年為9.47%，到2003年這一比例降到了8.34%，2004年出現恢復性增長，為10.83%，到2008年為12.09%。但是從另一個方面考慮，農業作為我省的支柱產業，每年的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均小于20%，由此可見，財政對農業的投入力度依舊較小，不能夠適應農業的快速發展。

表1云南省歷年財政總支出與農業支出對比情況

 

年份

地方財政一般預算

支出（億元）

農業支出

（億元）

農業支出增長

比重（%）

農業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

1998

328.00

34.66

2.48

10.57

1999

378.05

36.59

5.57

9.68

2000

414.11

39.20

7.13

9.47

2001

496.43

45.26

15.46

9.12

2002

526.89

46.35

2.41

8.80

2003

587.35

48.99

5.70

8.34

2004

663.64

71.90

46.76

10.83

2005

766.31

73.50

2.23

9.59

2006

893.58

83.86

14.10

9.38

2007

1135.22

127.60

52.16

11.24

2008

1470.24

177.77

篇6

關鍵詞：財政支農支出；農業生產；“三農”問題；江蘇證據

中圖分類號：F81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7）07-0065-08

一、問題的提出

“三農”問題是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熱點問題，也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為了早日解決“三農”問題，單純依靠農村自身投入已經很難實現，政府必須發揮公共財政職能，加強對“三農”領域的財政支持，為農業發展和農村經濟繁榮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業生產的效率問題，而政支農支出則是保護和支持農業發展的有效手段，具有其他任何農業保護政策都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于財政支農政策的制定和使用給予了關注，但由于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研究的方向有所不同。國外學者的研究重點多為利用財政支出促進經濟增長，側重財政支農支出影響農業經濟增長的文獻相對較少，Ram[1]對全球115個國家政府公共支出的經濟增長效應進行了實證分析，Weber[2]利用美國二戰以后有關數據估計了財政支出拉動經濟增長的乘數。國內學者的研究重點包括財政支農支出的總量分析和結構分析兩個方面，相關學術成果非常豐富，但關于支農資金區域配置的文獻相對匱乏[3]。

在財政支農的總量分析方面，李煥彰[4]運用Granger因果檢驗方法對財政支農支出與農業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財政支農支出增長和農業產出增長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還有學者利用灰色相關度方法得出了類似的結論。胥巍和曹正勇[5]基于協整和誤差修正模型的研究表明，財政農業支出與農業經濟增長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非常顯著。魏朗[6]研究了1999―2003年我國各省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表明財政支農支出的貢獻大約占農業經濟增長的30%。孫紅霞[7]研究認為政府每投資1單位的財政支農支出，農業增加值平均增長約1.65個單位。還有一些學者研究了財政支農支出的最優總量問題，但由于不同學者選擇的研究樣本和數據存在差異，所得結果不盡相同。郭玉清[8]通過C-D生產函數模型發現財政支農規模達到最優時，財政支農支出為農業產出的8.26%。何振國[9]利用Barro分析方法得出促進農業生產的最優支農規模大約為農業產出47.10%的結論，胡振虎[10]則運用Devarajan提出的模型得出最優支農規模是農業產出76.06%的結論。

在財政支農結構分析方面，國內學者大多使用的是統計年鑒口徑，即在2007年財政收支分類項目改革前，年鑒中“財政”欄下的“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具體包括支援農村生產支出、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的事業費、農業科技三項費用、農村救濟費和其他支出等。以農業經濟增長作為財政支農支出的目標，國內學者對各項支出的影響效應進行了研究，所得結論并不一致。肖新成[11]分析認為彈性系數排在首位的是支援農村生產支出，其后依次是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的事業費、農村救濟費、農業科技三項費用和財政價格補貼支出。鐘文明[12]對財政支農的結構進行了Johansen協整檢驗發現，農業科技三項費用、農業基本建設支出、支援農村生產支出和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的事業費，其邊際產出依次呈從高到低的順序排列。王文普和陳偉[13]通過VECM模型分析認為，農業生產性支出和農業消費性支出的作用方向不同，前者對農業經濟增長呈正效應，而后者呈負效應。李琴等[14]分別對狹義和廣義財政農業投入結構進行分析，其中狹義支出產出彈性從高到低排序為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的事業費、支援農業生產支出、農業基本建設支出；廣義支出產出彈性從高到低排序則為農業醫療衛生投入、農業科研與技術推廣投入、農村義務教育投入。

農業天然處于弱勢地位，又是國民經濟的重要基礎，因而政府對農業的財政支持就顯得尤為重要。作為經濟發達省份，江蘇亦是糧食主產區的農業大省，自身的蘇南、蘇中和蘇北三大區域與全國東部、中部、西部的梯度發展特征非常相似，故對江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政府財政支農支出理論上會對農業經濟增長產生全方位的影響，但不同性質的項目支出對農業經濟的作用效果并不一樣，在不同地區的表現更是存在差異，需要進行準確的計量分析。國內學術界由于研究口徑和數據的限制，2007年財政改革之后支農政策的最新研究成果較為匱乏。從上述背景出發，

由于2007年財政改革之后支農項目口徑發生了較大變化，為了使研究結果更為科學嚴謹，本文研究數據集中在2007―2012年。在此期間數據劃分口徑完全一致，彌補了財政改革之后國內現有研究的不足與空白。為了更好地改進財政支農政策、提高資金利用效率，本文利用江蘇省財政廳提供的財政支農相關原始樣本數據，建立模型經驗分析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業生產的影響。

二、江蘇財政支農政策的現狀

江蘇歷來高度重視“三農”問題，近年來全省財政支農政策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績，為農業經濟的持續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但相對而言，農業仍是江蘇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洼地，未來江蘇農業將進入發展新階段，由傳統外延增長方式轉變為現代內涵增長方式，因而增加財政支農投入、促進農業經濟增長是各級地方政府首要完成的任務。下文將分別從總量、結構與區域配置角度進行具體分析。

（一）財政支農支出的總量與結構分析

江蘇財政支農力度一直走在全國前列，如表1所示，2007年以來財政支農支出呈穩步上升態勢，且支農支出總量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基本達到了10%的國際標準。支農支出總量的提高是發展農業經濟的重要保證，但目前相對于農村實際資金需求仍存在較大缺口。

從表1中可以看出，江蘇財政支農支出占農業GDP的比重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30%―50%的要求仍然差距明顯，因此，為了穩固農業的基礎性地位，江蘇未來必須按《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的規定建立起支農資金的長效穩定增長機制。與國內傳統研究使用統計年鑒支農口徑不同，本文從江蘇省財政廳獲取了2007年財政改革之后13個省轄市財政支農各項原始數據，根據實際需要重新劃分了財政支農支出的研究口徑，可以發現，2007年農業綜合開發支出占財政支農支出的比重超過50%，農業補貼、農田建設保護和農業技術推廣支出比較均衡，而農業合作經營支出相對較低。2007年以后，江蘇加大了對農業補貼和農田建設保護的支持力度，農業技術推廣支出略有下降，相比之下農業合作經營支出增幅最為明顯。

（二）財政支農支出的區域配置分析

長期以來江蘇一直存在比較明顯的區域經濟鴻溝，蘇南、蘇中和蘇北三大地區無論是整體經濟狀況還是農村綜合發展水平都存在明顯差距，“南工北農”的兩極分化格局對江蘇的經濟發展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和干擾。雖然近年來省級財政不斷加大對蘇中、蘇北地區的支持力度，但支農資金的區域配置效率仍有待改善。如表2所示，2007年以來三大地區支農支出總額都在穩步增加，從絕對值來看，初期呈“南高北低”的基本格局，蘇南地區平均支農支出要高于蘇中和蘇北地區，但自2009年開始，蘇中和蘇北地區已經趕上甚至超^蘇南地區。但與此同時，三大地區支農支出的相對值依然差距明顯，蘇南地區在支農支出占政府財政支出比重低于蘇中和蘇北地區的情況下，支農支出占農業GDP的比重卻一直在顯著提升，已基本接近發達國家平均水平。支農支出占農業GDP的比重反映了財政支農政策的力度和深度，是政府重視農業、支持農業的重要體現。相比之下，雖經過多年努力，但蘇中和蘇北地區在該指標上與蘇南地區仍有很大差距，從南到北下降趨勢非常明顯。

三、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分析

（一）模型設定與變量說明

根據農業投入與產出的經濟原理，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作為基本模型，產出變量以廣義的農業生產為對象，投入變量確定為勞動力、資本與財政支農支出。巴羅和薩拉伊馬丁首先提出了包括政府公共支出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15]，本文以此為基礎并借鑒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將財政支農支出引入農業生產函數，在中性技術進步假設條件下表示為：

Y=AKαLβGγ（1）

其中，Y為農業生產的產出變量，這里用第一產業增加值來表示；A為一個常數，反映了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K為農業生產中的固定資本投入，用第一產業固定資本形成額衡量；L為農業生產中的勞動力投入，用第一產業年底從業人數衡量；G為財政支農支出，G1―G5分別代表了農業補貼G1、農田建設保護G2、農業綜合開發G3、農業技術推廣G4和農業合作經營G5；α、β、γ分別為各投入要素的產出彈性系數。

本文旨在分析2007年財政改革之后支農結構的最新變化，因而可根據上文財政支農支出的劃分口徑，將式（1）改為如下形式：

Y=AKαLβGγ11Gγ22Gγ33Gγ44Gγ55（2）

對式（2）兩邊取對數，并引入隨機誤差項μ，可得需要估計的計量模型如下：

lnY=lnA+αlnK+βlnL+γ1lnG1+γ2lnG2+γ3lnG3+γ4lnG4+γ5lnG5+μ（3）

其中，Y、K、L的數據來自于2008―2013年《江蘇統計年鑒》，財政支農支出G1―G5數據來自于江蘇省財政廳，Y、K、G均以萬元計量，L以萬人計量。國內傳統研究通常采用GDP指數和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對數據進行縮減處理，但本文中的五類支農支出性質和用途各不相同，很難找到一個合適的統一指數進行平減，為了使研究數據保持準確一致，經驗分析均采用當年價格表示的名義值。下文將以江蘇13個省轄市2007―2012年市級面板數據為研究對象，建立江蘇農業經濟增長與財政支農支出的面板數據模型，該模型不但可以描述樣本數據的規律，還能捕捉各個省轄市之間的交互影響與區域差異。

（二）財政支農支出影響農業生產的結構分析

本文研究對象的樣本區間為2007―2012年，橫截面為江蘇13個省轄市。先進行F統計量檢驗以確定面板數據的模型形式，判斷采用混合回歸模型還是個體效應模型[16]。利用STATA11軟件計算得到：F（12，58）=37.8800，Prob>F=0.0000。查閱F分布表得到5%顯著水平下臨界值為2.0300，因而拒絕原假設，應建立個體效應模型而非混合回歸模型。再進一步通過Hausman檢驗確定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卡方統計量為39.8200，接受原假設的概率為0.0000，因此，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了原假設，則應該使用固定效應模型。此時模型方程的擬合度比較好，R2= 0.9522，F（7，58）= 164.8800，Prob>F=0.0000。

本文最終采用離差變換最小二乘估計法進行估計，具體結果如表3所示。

從表3中可以看出，固定資本投入K的系數顯著為正，對農業經濟增長的正向影響比較顯著，反映現階段農業生產對固定資本有著非常旺盛的需求。勞動力投入L與農業經濟增長負相關，產出彈性系數非常小且不顯著，說明同時期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過多，富余人員過多導致實證檢驗呈現負效應[17]。總的來看，江蘇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業經濟增長產生了明顯的促進與帶動作用，五類支出中農業補貼G1和農業合作經營G5的正向影響最為顯著，農田建設保護G2和農業技術推廣G4的效果相對弱些，而農業綜合開發G3沒有顯著作用。具體作用機制分析如下：（1）農業補貼G1。G1主要是為了促進農業生產而給予農民直接或間接的資金支持，該項支出不僅可以減少農民的生產成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模型結果表明，在五類支出中，G1不僅正向影響非常顯著，而且彈性系數也是最大的，因此，為了提高農業生產的規模與效率，最簡單直接的辦法就是提高農業補貼的額度。（2）農田建設保護G2。G2主要用于對現有農田的保護和農田水利建設，目的是提高農業土地的生產效率。農田保護會抑制當前農業生產的規模擴張，模型結果也說明G2的作用效果的確要相對弱些。不過其效應發揮存在一定滯后性，在現階段農業面源污染比較嚴重的情況下，該項支出的長期意義非常重大。（3）農業綜合開發G3。G3一方面用于土地治理和產業化經營，提升現有土地的產出能力；另一方面致力于開發新的農地資源，主要是蘇中和蘇北地區的灘涂開發利用。G3的根本目的是緩解經濟發展與耕地保護的矛盾，雖然模型結果表明其系數并不顯著，但該項支出的經濟意義和社會意義非常深遠，不過短期作用效果難以體現而已。（4）農業技術推廣G4。G4主要用于加強農民技能培訓以及先進科技成果的推廣應用。江蘇農業生產已進入科技興農階段，該項支出應該對農業生產有正向促進作用，模型結果也說明其產生了一定的效果，系數大小僅次于G1，但顯著性要差一些。發展現代農業離不開農業科技的推廣運用，因此，長期來看G4的作用仍然不可缺少。（5）農業合作經營G5。G5主要用于對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補貼和資助，目的是促進農業規模化和產業化經營，江蘇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位居全國前列，這與政府的財政支持密不可分。模型結果說明該項支出的確正向影響非常顯著，僅次于G1的作用效果，這也是江蘇近年來農業經濟的亮點之一，因而未來仍需要進一步加大對G5的資金支持力度。

（三）財政支農支出影響農業生產的區域差異分析

由于江蘇內部區域經濟發展存在鴻溝，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存在顯著的^域差異。為了對比分析蘇南、蘇中和蘇北地區財政支農支出作用機制的區域差異，本文將針對這三大地區的樣本數據，分別建立各自的實證分析模型[18]。與上文全省結構分析遵循同樣的研究步驟，F統計量和H統計量的檢驗結果表明，三大地區財政支農支出的結構分析同樣應該建立個體固定效應模型，詳細過程此處省略，具體計算結果如表3所示。

從表3中可以看出，固定資本投入K和勞動力投入L在三大地區的作用效果相似，固定資本投入K對農業生產有顯著正向影響，勞動力投入L則影響不顯著。這與上文全省實證分析的結果一致，也符合當前農業生產的現實。此外，三大地區常數項的檢驗結果表明，蘇南和蘇北地區農業綜合生產力水平要強于蘇中地區。總的來看，江蘇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業經濟增長的正向影響與促進作用在蘇南地區效果要明顯好于蘇中和蘇北地區，這說明雖然近年來江蘇財政加大了對蘇中和蘇北地區的支持力度，但由于歷史與現實原因仍不能有效滿足兩地區農業發展的實際需要，未來還有待進一步改進。

另外，五類支農支出影響效應的發揮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農業補貼G1在蘇南地區的效果好于蘇中和蘇北地區，這是因為蘇南地區農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很小，而蘇中和蘇北地區則由于農業經濟規模太大從而導致補貼資金相對不足、效果遜色。農田建設保護G2只在蘇北地區沒有顯著影響，因為蘇北地區是主要產糧區，當農地休耕保護時，在短期內會受到負面沖擊，相比之下，蘇南和蘇中地區反而會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不過蘇北地區長期仍是向好的。農業綜合開發G3只在蘇北地區產生了一定效果，因為蘇北地區農業產業化經營潛力很大，而且灘涂資源也主要集中在蘇北沿海地區，蘇南和蘇中地區則是進行耕地置換補償。由于灘涂開發意義重大且全省廣泛受益，需要另行分析，本文不對此進行單獨分析。農業技術推廣G4在蘇中和蘇北地區效果好于蘇南地區，在蘇北地區影響系數更大，這同樣是與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所處地位有關，蘇中和蘇北地區有推廣利用先進農業技術的潛在需要。農業合作經營G5在三大地區都有非常顯著的正向影響，近年來，江蘇加大了對農業合作社的資金投入和政策支持，三大地區作用效果的區別與地方政府財政實力以及政策支持力度有關，如果后續資金能夠跟上，其效應的發揮可進一步提高。

綜上所述，江蘇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業生產有著非常顯著的正向影響，而且無論是結構分析還是區域差異對比分析，五類支農支出中農業補貼G1和農業合作經營G5的作用效果都是最優的。不過上文對二者影響效應的研究還不夠深入具體，應該對其作用機制進行重點探索，因此，下文進行詳細分析。

四、農業補貼支出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分析

（一）模型設定與變量說明

農業補貼政策在增加糧食生產、減輕農民負擔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國內傳統研究通常針對農業“四補貼”政策，與之不同，本文采用了全新的研究口徑[19]。為了深入分析G1的作用機制，本文根據江蘇省財政廳提供的原始數據，將G1進一步細分為農業結構調整補貼GNS、農業生產資料與技術補貼GNT、農業生產保險補貼GNI和農資綜合補貼GNC。考慮到農業生產中糧食產量與農業補貼緊密聯系，本文選擇隨機前沿分析方法，從農業補貼的視角對糧食生產的技術效率進行研究。采用Battese和Coelli提出的模型，假定技術進步是中性的，本文以C-D生產函數形式構建糧食生產隨機前沿模型如下：

lnYFit=β0+β1lnGNSit+β2lnGNTit+β3lnGNIit+β4lnGNCit+β5lnKit+β6lnLit+β7lnFit+Vit-Uit （4）

其中，i=1，2，…，13，表示江蘇的13個省轄市；t為年份，本文選擇2007―2012年；YFit為產出變量，用糧食總產量表示；Kit為糧食生產過程中的機械動力投入；Lit為勞動力投入；Fit為化肥投入；

Vit ～ N（0、σv2）為隨機誤差項，表示樣本單元在生產中不能控制的因素；Uit為技術效率損失，是非負隨機變量，且獨立于Vit，通常假定Uit ～ N（mit、σu2），模型中假定mit=Zitδ。本文構建的技術效率損失函數選取了3個衡量指標及1個地區的虛擬變量，具體表達式如下：

mit=δ0+δ1Z1+δ2Z2+δ3Z3+δ4Z4（5）

其中，Z1為有效灌溉率，用有效灌溉面積/年末農作物總播種面積來表示；Z2為農業總產值占地區GDP的比重；Z3為財政支農支出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Z4為地區虛擬變量，以區分第二、第三產業非常發達的蘇南地區和農業處于比較重要地位的蘇中和蘇北地區，蘇南5市為1，其他皆為0。

（二）模型估計結果

基于Frontier 4.10，本文采用一步法對糧食生產函數模型和效率損失模型進行極大似然估計，具體結果如表4所示。

1.生產函數模型估計結果分析

從表4中可以看出，機械動力投入K對糧食生產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其效用發揮有待改進，原因可能在于不同農作物需要的機械動力不同。勞動力投入L系數為負且不顯著，說明勞動力投入存在過量現象，導致不必要的人力資本浪費。化肥投入F對糧食生產有著非常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遠大于K和L，說明江蘇糧食生產非常依賴化肥投入，可能存在過度施肥現象。總之，在江蘇糧食生產的過程中，物質要素投入比勞動力更能帶來產量效益。

總體而言，農業補貼的作用效果優于其他投入要素，四類補貼的影響效應各不相同：（1）農業結構調整補貼GNS系數為負且并不顯著。該項支出用于推廣應用先進農業科技、發展現代農業，作用效果存在一定滯后性，而且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難度很大，未來仍需加大投入。（2）農業生產資料與技術補貼GNT系數顯著為正且數值最大。該項支出用于補貼農民購買、使用相關生產資料及技術設備，覆蓋整個糧食生產過程，模型結果說明其的確起到了促進糧食生產的作用。（3）農業生產保險補貼GNI系數也顯著為正，效果僅次于GNT。該項支出用于購買相關農業保險的資助，免除了農民的后顧之憂，有利于調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4）農資綜合補貼GNC系數為正，正向影響弱于GNT和GNI。該項支出是對農民購買農業生產資料（包括化肥、柴油、種子等）實行的直接補貼，覆蓋范圍和力度要遜于GNT，因而效果差一些。

2.效率損失模型估計結果分析

效率損失模型中各變量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但系數大小和顯著性各有不同：（1）有效灌溉率Z1系滴負，對技術效率有一定正向影響，這既說明有效灌概率的提高對糧食生產有促進作用，同時也說明現階段江蘇各市農業灌溉條件方面已差別不大。（2）農業總產值占地區GDP比重Z2系數為負，與Z1類似，也對技術效率有一定正向影響，說明當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下降時，農業的競爭優勢會受到沖擊，糧食生產的技術效率也會有所下降。（3）財政支農支出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Z3系數為正，對技術效率存在明顯負向影響。財政支農支出相對農業總產值的比重提升反而導致技術效率下降，看似不符合常理，其實是因為蘇中和蘇北地區農業經濟規模龐大，從而導致財政支農支出相對農業總產值的比重低于農業急劇萎縮的蘇南地區，而經濟發達的蘇南地區糧食生產的技術效率要落后于農業占據主導地位的蘇中和蘇北地區。（4）地區虛擬變量Z4系數為正，對技術效率有著非常顯著的負向影響，與Z3類似，同樣說明蘇南地區糧食生產效率顯著低于蘇中和蘇北地區，國內學者的前期研究表明，2006年前后蘇南地區糧食生產效率明顯高于蘇中和蘇北地區，但近年來，蘇中和蘇北地區在國家宏觀政策層面的大力支持下已經開始逐漸趕超蘇南地區。

五、農業合作經營支出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分析

（一）模型設定與變量說明

農業合作社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世界各國農業領域的重要組織形式，其可以實現單個農戶無法實現的集體功能[20]。與國內現有研究側重微觀分析不同，本文重點從政府財政的宏觀層面分析農業合作社的積極作用。考慮到現階段種植類農業合作社是江蘇農民專業合作社的主體構成，同時也是政府財政支持的重點，本文將以狹義的種植農業為對象，深入分析農業合作經營G5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根據農業投入產出的基本原理，同時為了減少數據波動和消除異方差性，采用雙對數生產函數模型如下：

lnYC=α+β1lnWl+β2lnWk+β3lnWf+γlnG5+μ（6）

其中，YC為不包括林牧漁在內的狹義農業總產值；α為常數項；β1、β2、β3、γ為各投入要素的產出彈性系數；μ為隨機誤差項；Wl、Wk、Wf分別為農業生產中的勞動力投入、機械動力投入和化肥投入；G5為政府財政對農業合作社的資金支持和補貼。

（二）模型估計結果

下文將通過江蘇13個省轄市的市級面板數據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為了確定模型形式先進行F統計量檢驗，利用STATA11軟件計算得到：F（12，61）=26.7000，Prob>F=0.0000。查閱F分布表，結果拒絕原假設，則應建立個體效應模型。隨后進行Hausman檢驗，計算得到卡方統計量值為49.3700，接受原假設的概率為0.0000，因而拒絕原假設，則應使用固定效應模型以及相應的估計方法。此時模型方程的擬合度比較好，R2= 0.9026，F（4，61）= 141.2900，Prob>F=0.0000。這里同樣采用離差變換最小二乘估計法進行估計，具體結果如表5所示。

從表5中可以看出，勞動力投入Wl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存在富余勞動力，應繼續推廣農業規模經營，轉移剩余勞動力。機械動力投入Wk的系數顯著為正，且數值最大，說明對各種農業機械的需求還是比較旺盛，未來應該繼續加大資助。化肥投入Wf的系數為負且不顯著，說明可能是由于過度施肥導致了化肥影響效應下降，為了減輕農業面源污染應該合理使用化肥。總的來說，勞動力、機械和化肥等要素的影響效應與前文農業補貼中的分析除系數顯著性有所區別外，所得結論基本一致。

前文財政支農支出結構分析的結果表明，農業合作經營G5對農業生產有著非常明顯的促進與帶動作用。表5的結果同樣也說明了這一點，農業合作經營G5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其對農業生產的正向影響非常明顯。但與此同時，由于資金支持規模的限制，相對于其他投入要素，農業合作經營G5的彈性系數還比較小，并沒有充分發揮其潛在的影響效應，未來提升空間很大，迫切需要政府財政的廣泛重視。雖然目前江蘇在農業合作社的普及推廣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大成績，在全國也處于領先地位，但江蘇農業合作社的發展已從初期的數量擴張過渡到質量提升的新階段，無論是合作社覆蓋范圍還是產業深度都需要進一步的優化改進，發展方向的轉變亦需要政府財政未來全方位的支持和鼓勵，同時還要給予政策、稅收等方面的優惠。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江蘇財政支農支出影響農業生產的研究，證明了前文在理論上所做出的推斷：不同性質的財政支農支出影響效應存在差異，農業補貼、農業合作經營支出更能促進與帶動農業生產；財政支農支出在不同地區間的作用效果也存在差異，在蘇南地區效果要明顯好于蘇中和蘇北地區。為了更好地發揮財政支農支出的影響效應，提升支農資金的政策績效，未來江蘇要繼續加大投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的要求建立支農資金長效穩定增長機制，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1）積極優化財政支農支出的結構。江蘇財政支農政策應突出重點，在努力保持農田建設保護、農業綜合開發和農業技術推廣現有資金規模的前提下，應將更多的資金用于支持農業補貼和農業合作經營等領域，以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2）努力提升財政支農支出的區域配置績效。為了促進全省農業經濟平衡發展，省級財政層面應該進一步加強對蘇中和蘇北地區的照顧和扶持，以彌補由地區經濟水平差距導致的支農資金不足，同時也要注重完善兩地區支農資金的配套體系和制度建設。（3）合理利用農業補貼促進江蘇糧食生產。四類農業補貼作用效果各有側重，在努力發揮農業生產資料與技術補貼、農業生產保險補貼影響效應的基礎上，可將更多的資金用于農業結構調整補貼和農資綜合補貼，以獲得更好的長期效果。（4）大力發展農業合作社促進農業生產。農業合作社的增產潛力很大，未來既要加大重視程度，積極增加專項資金投入，又要對各種類型的農業合作社廣泛扶持，推行企業化、產業化經營戰略，更要真正落實相關資金使用的監督管理，避免流于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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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政策變量；農業發展戰略；相關系數

農業發展政策的正確制定必須要有正確的農業戰略目標，因為正確的目標是制定正確戰略和正確政策的基礎，同樣正確的戰略目標的實現需要有正確政策來支持。所以政策變量與戰略目標這兩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研究農業政策變量與其戰略目標之間的相關性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現階段我國農業戰略目標的選擇

一般來說，當前我國農業發展的戰略目標有四個：一是農業的社會安全目標，即增加農產品產量、保障糧食安全；二是農業的盈利目標，即提高農民收入、保障農民利益；三是農業的社會環境目標，即保證環境友好、生態改善；四是農業的創新目標，即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

本文認為我國農業發展的戰略目標選擇順序應該如下，具體理由參見葉堂林博士論文《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下我國農業保護政策研究》第七章相關內容（中國農業科學院，2004年6月）：首先是實現農業的社會目標，確保我國糧食安全、環境友好和社會穩定，即農業生產上，要實現盡可能小的投入產出比，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對農產品數量和質量需求。在農業可持續發展方面，保證農業發展要能吸引各種資源的持續投入，使農業具有自我發展與自我積累的能力。其次是實現農業的盈利目標，促進農民增收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實現。通過改善農產品流通盡可能充分地實現農產品價值，并盡快地使其轉化為生產者的實際收入。最后是農業的市場目標和創新目標，這兩個目標是為前兩個目標服務，不管是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還是市場競爭力提高都是為社會目標和盈利目標服務的。也就是說，現階段我國農業保護必須以提高農業綜合生產力、保證重要農產品(尤其是糧食)的安全供給、優化農村產業結構、支持農民收入持續增長和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建立健全農業支持與保障體系(包括技術、生態環境、生產和流通的基礎設施、農村信息網絡、制度和法律等)為主要任務。

二、本文研究中農業政策變量與其戰略目標的萃取

在農業政策變量與其戰略目標之間的相關性分析上，本了農業各政策變量與我國農業保護水平、農民收入、糧食產量之間的相關性分析及效果分析。其中農民收入數據指標采取的是“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原因在于本文對“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與“來自第一產業生產性純收入”作了相關性分析，兩者呈高度正相關，相關系數達0.98424，近似于線性，由此可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指標具有較強的代表性；由于同樣原因，我國農業保護水平指標本文采取的是“農產品的名義保護率”（“農產品的名義保護率”與“農業平均PSE%”相關系數達0.9667）；糧食產量指標采取的是“糧食作物總產量”。

本文選取了三類政策變量，由于數據獲取的原因，政策變量選取得不多，但這些指標都具有較強的代表性。政策變量共選取了13項，具體指標如下：

國家宏觀支農政策：國家財政用于農業支出、支援農村生產支出和各項農業事業費、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業科技三項費用、農村基本建設投資；市場價格保護政策：農產品政策

性補貼支出合計、糧棉油價格補貼、農產品收購價格指數、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農產品進口額占進口總額的比重（%）；其他政策：農業各稅、農村非農產業勞動力占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平均每百個勞動力中中專程度及以上。

三、農業各政策變量與其戰略目標之間的相關性系數計算

本文采取的是從1985年到2002年期間的18年數據，原始數據見葉堂林博士論文《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下我國農業保護政策研究》表4－12（中國農業科學院，2004年6月）。數據來源參見本文表1的注釋。具體計算結果見表1

表1相關性系數表

農業保護水平 農民收入 糧食產量

農業保護水平農民收入糧食產量 10.694970.68633 0.6949710.81479 0.686330.814791

國家宏觀支農政策 國家財政用于農業支出 0.64619 0.93793 0.72088

支援農村生產支出和各項農業事業費 0.68494 0.94187 0.64328

農業基本建設支出 0.52339 0.84505 0.62782

農業科技三項費用 0.52584 0.86944 0.65458

農村基本建設投資 0.55545 0.88501 0.62506

市場價格保護政策 農產品收購價格指數 -0.15063 -0.39974 -0.46779

農產品政策性補貼支出合計 0.56627 0.82584 0.58565

糧棉油價格補貼 0.53881 0.82077 0.57642

農產品進口額占進口總額的比重 -0.53623 -0.89722 -0.71474

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 -0.00265 -0.37527 -0.30441

其他政策 農業各稅 0.66125 0.96243 0.68815

農村非農產業勞動力占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 0.67710 0.87744 0.70617

平均每百個勞動力中中專程度及以上 0.67967 0.95982 0.67572

注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糧食作物播種面積、來自第一產業生產性純收入、農村非農產業勞動力占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以農產品為原料的輕工業產值占整個輕工業產值的比重（%）、農牧業稅占各項稅收的比重（%）、農產品進口額占進口總額的比重（%）數據來自《2003年中國農業發展報告》；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支援農村生產支出和各項農業事業費、基本建設支出、科技三項費用、農業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數據來自《2002年中國農村統計年鑒》；農產品政策性補貼支出合計、糧棉油價格補貼數據來自《2003年中國統計年鑒》；財政支援農業生產和各項農業事業費支出總額數據來自《2002年中國財政年鑒》；農產品收購價格指數、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數據來自《中國物價年鑒》；農業各稅、農業基本建設總投資數據來自《中國農業發展報告》（各年）；平均每百個勞動力中中專程度及以上數據來自《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各年）。中國農產品的名義保護率按生產者價格與口岸價格的差額計算， 農產品平均PSE，資料來自張莉琴博士論文《我國農業政策對農產品的有效保護效果分析》P73

資料來源：來自葉堂林博士論文《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下我國農業保護政策研究》表4－13，中國農業科學院，2004年6月 四、農業各政策變量與其戰略目標之間的相關性系數計算的結果分析

1、從總體來看

我們可以看出農業保護水平、農民收入與糧食產量三者都呈高度或中度正相關，其中正相關程度最高的是農民收入與糧食產量，相關程度達0.81479，原因在于自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農民收入的增加主要依靠農產品產量的增加，由于篇幅所限具體這方面的闡述可以參見葉堂林博士論文《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下我國農業保護政策研究》第四章第三節。而農業保護水平與農民收入及農業保護水平與糧食產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差不多，這說明國家提高農業保護水平對農民收入的提高和糧食安全都是有好處的，所以我們不應該片面強調如何增加農民收入或強調如何實現糧食安全或強調農業保護水平的某一方面的提高，而應該看到農業保護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用系統的、長遠的眼光來看待農業發展問題，任何局部的、片面的和“臨時抱佛腳”的方法都是不正確的，只會導致事倍功半、資源浪費。

2、從農業保護水平目標來看

一是與其正相關性較高的指標有支援農村生產支出和各項農業事業費、平均每百個勞動力中中專程度及以上、農村非農產業勞動力占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國家財政用于農業支出等等，這說明國家要提高農業保護水平則應該對農業和農村建設加大支持力度、加強農民的教育培訓、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非農產業以及提高農村非農產業勞動力占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

二是就其大類指標來看，國家宏觀支農政策和其他政策對農業保護水平影響較大，而市場價格保護政策效果并不好。

三是從負相關指標來看，總共有三個，分別是農產品進口額占進口總額的比重、農產品收購價格指數、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其中與農產品進口額占進口總額的比重負相關程度最大，這說明農產品進口額的多少將嚴重影響我國農業保護水平，所以這要求我們在加入wto的同時必須加強農業支持和保護力度，否則就會導致農業保護力度下降，進而影響農民收入和糧食安全，2001年以來的農業減產就是例證（2001年底我國加入wto）。

四是我們可以看到農產品收購價格指數與農業保護水平呈低度負相關，這說明我們農產品收購價格提高對農業保護水平沒有多大影響，原因在于我國農產品收購價格往往在糧食歉收時提價，以刺激供給，而在農產品供過于求需要價格支持時卻降價，所以沒有起到保護農業生產的作用，反而加劇了農產品市場價格波動幅度，對農業發展不利。張莉琴在其博士論文《我國農業政策對農產品的有效保護效果分析》第56頁中，對1985~1997年間糧棉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價格波動進行了分析，也發現了國內市場價格的變異系數要遠遠大于國際市場價格的變異系數 (見表2)，即國內糧棉市場價格波動幅度比國際市場價格波動幅度大。

表2 糧棉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價格波動，1985~1997

變異系數（%）

世界市場價格

國內農戶平均銷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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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農村金融金融缺失制度安排

論文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地區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日益多樣化和高度化，但目前的農村金融體系所提供的金融支持與金融服務遠遠不能適應其要求，出現農村金融的缺失。農村金融缺失的原因很多，制度經濟學認為，農村金融的制度缺陷是農村金融缺失的一個重要根源，因而可以采取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以構建一個功能完善，分工合理，產權明晰，監管有力的農村金融體系。

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農村人口占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農業在我國是安天下、穩民心的基礎產業和戰略產業。隨著農村工商業的迅速發展和農村經濟產業化、市場化程度的提高，資金需求呈現剛性增長態勢，對金融服務的要求也趨向多樣化。但是，在現階段農村金融體系所提供的金融支持與金融服務遠遠不能適應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農村金融體制的改革相對落后于農村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步伐，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受到嚴重的資金“瓶頸”。這種農村金融支持的缺失，使農村陷入了一種“資金少——效益差——農村貧困——資金更少——效益更差——農村更貧困”的惡性循環當中，嚴重制約著農業生產的發展和農民的增收，使得許多地區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因缺乏金融支持而無法正常啟動。

一般認為，農村金融支持的缺失與農村經濟的發展水平和市場化程度不高密切相關，但從理論上講，相關的制度安排不合理以及缺乏必要的政策引導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制度經濟學認為，金融制度是一種節約交易費用與增進資源配置效率的制度安排，其產生與變遷既不是隨意的，也不是按照某種意志與外來模式人為安排的，它并不僅僅是一種有形的框架，而是一系列相互關聯的演進過程的結晶。也就是說，我國農村金融扶持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是由制度因素引起的。因此，中央連續5年的1號文件都提出要加快改革和創新農村金融體制，提出要針對農村金融需求的特點，按照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要求，建立一種既能彌補“市場失靈”，又能避免“政府失靈”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融資機制，引導社會資金回流農村，建立健全功能齊全、結構優化、產權明晰、機制完善、監管有力、具有可持續發展能力的農村金融體系，加強和改善農村金融服務，促進農村社會經濟全面發展，滿足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合理資金需要。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完善農村金融支持的制度安排。

一、國家或政府層面

首先，應該完善農村金融的法律法規建設，強化農村金融支持的制度環境。-_一方面，根據農村金融的特點，加強農村金融的立法工作。一是在《商業銀行法》的基礎上，針對農村金融發展實際，盡快制定出臺專門的農村金融服務法、農村金融監管法，如《農村金融法》或《農村合作金融法》等，就農村金融性質、法定存款準備金、市場準入退出機制等方面作出明確規定，使各種合法資金放心進入農村金融組織，結束農村金融機構長期以來參照《公司法》和《商業銀行法》經營管理的無序局面；二是借鑒國外的實踐，制定有關支持或鼓勵農村金融發展的法律法規，如《農村金融服務促進法》、《農業保險法》等，支持農村金融的發展；三是要盡快修訂完善《破產法》、《刑法》、《擔保法》、《物權法》等法律法規，為農村金融的良性運轉提供法律支持。另一方面，大力推行依法行政。在處理和協調農村經濟金融事務中要真正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地方政府要自覺克服地方保護主義，大力支持司法公正，保障政府信用，杜絕不應有的行政干預。

其次，國家和政府應該大力推進農村信用體系建設，完善農村信用擔保和失信懲罰機制。一個良好的農村信用環境是農村金融和農村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因而要著眼長遠，突出重點，注重實效，建立起有效的農村信用體系，改善農村信用環境。在這方面，應該充分發揮國家和政府的主導作用。一方面，是政府要帶頭講誠信，提高行政的公信力；另一方面，政府和司法機關要把農村信用體系建設列為政績考核指標，以形成齊抓共管、綜合治理的農村信用環境工作機制。此外，工商、稅收、金融、司法、新聞媒體等有關部門要聯手打擊逃廢債務行為，運用行政、經濟、法律等多種手段對失信者進行嚴厲懲罰，為農村信用體系建設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另外，國家還應該要大力推進農村金融體系的配套改革，包括農村土地產權政策、財政金融政策、農村社會保障政策等改革，比如構建農村金融財政補償機制和稅收優惠機制等。

二、金融機構層面

(一)正規性金融層面

我國農村地區的正規性金融機構主要包括四個部分：農村信用社、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郵政儲蓄和政策性農村金融機構即農業發展銀行。由于他們各自的立足點不同，因而應該根據各自的業務重點進行相應的體制創新，以促進農村金融的發展。

第一，繼續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堅持農村信用社支農地位不動搖。農村信用社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激活其作為農村金融主力軍和聯系農民金融紐帶的作用，真正成為服務“三農”發展的社區性金融機構，但目前的農村信用社改革已經出現了“去農化”傾向，有著強烈的商業化趨向，主要表現在“合作”性質退化，“商業”性質增強。因此，農村信用社的改革務必堅持“三農”方向，防止“去農化”，堅持為“三農”服務的宗旨不能動搖。當前要著力抓好法人治理結構和機制建設，大力抓好經營和發展，壯大農村信用社的資金實力，進一步增強支農服務功能，發揮好支農主力軍作用。

第二，大力推動商業性金融立足農村市場，尋找新的利潤增長點。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是大方向，但這并不意味著將從農村市場全面退出，應該通過市場化手段發揮支農作用，在農村市場尋找新的利潤增長點。即在加強風險控制的同時，發掘優質客戶，并根據農村市場的特點，積極進行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創新，開發出適合農村經濟發展的存、貸款種類，在支持“三農”的同時，兼顧自己的盈利目標，開拓經營范圍。

第三，加大政策性金融支農力度，增強其“三農”服務功能。一是對農業發展銀行重新定位，將其營業網點鋪設到縣級及中心鄉鎮，并延伸服務對象，在做好傳統的糧棉油購銷儲備信貸業務的同時，應適當拓寬業務范圍，積極介入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科技開發推廣、農業綜合開發等政策性金融業務，辦理其他金融機構、外國政府和國際組織的轉貸、委托業務，開展形式多樣的支農活動，探索農村政策性金融的新路子。二是充分發揮開發性金融的作用，將開發性金融推進到“縣域經濟”和“三農”領域。進一步擴大國家開發銀行的“開發性金融”的功能，使國家開發銀行能夠參與“三農”開發，發揮開發性金融的杠桿作用，引導金融資源流向農村。

第四，加快郵政儲蓄機構的改革，組建郵政儲蓄銀行，充分發揮其網絡優勢，更好地為“三農”服務。目前，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已被批準籌建，其業務重點將是面向城市社區和廣大農村地區，與其他商業銀行形成良好的互補關系，來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二)民間金融層面

由于我國農村地區正規性金融的長期缺失，使得農村民間金融異常活躍，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農村民間金融缺乏必要的金融監管，蘊含著極大的金融風險，影響到農村地區的安定與團結。’因此，應該積極推動民間金融合法化，引導民間金融的合理、健康運行，使之成為農村正規金融的有效補充。可制定《民間融資法》等相關的法律使民間金融合法化，這樣既可以規范民間金融行為，又能使其獲得應有的權益和保護；同時降低市場準入門檻，減少行業行政許可審批，允許民間以多種形式興辦金融業，特別是大力發展小額信貸組織和互助合作金融組織，條件成熟時可考慮設立民營銀行，構建競爭性的農村金融組織體系，更好為“三農”服務。此外，銀行監管部門不僅要加強對民間金融的監管，更要根據實際情況，在民間金融組織內部建立有效的內部監管機制，及時、準確地披露經營狀況和經營風險。

三、其他層面

首先，應該積極探索建立形式多樣的農業保險機構。一是要根據農業生產特別是種養業的風險特點，大力發展政策性農業保險，連續三年的中央的1號文件也在不同程度上強調了要發展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這充分表明國家應該成立農業風險基金，組建專業的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貫徹國家農業保護政策，經營管理國家農業風險基金，為農業信貸機構提供風險保障，監督和管理眾多農業保險基層機構。二是積極開展各種形式的農村合作保險，組建以農民為主體的地區性合作保險組織。三是鼓勵商業保險機構開展農業保險業務，開發適合農民需要的險種，滿足農民不同層次的保險需求。通過上述措施，在農村地區形成一個以政策性農業保險為主體、農村合作保險和商業保險為輔的多層次保險體系，保障農業發展和農村信貸資金安全，更好地為“三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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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農業公共品投資　發達國家　發展中國家　啟示

論文摘要：農業公共產品投資對農業的發展至關重要，但目前我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卻存在諸多問題。本文通過對國外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的研究，為我國農業公共品的投資提供借鑒和啟示。

發達國家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經驗

（一）美國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籌措社會資金增加農業公共產品投入。聯邦政府直接拿錢支持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科研、科技推廣等；聯邦政府引導各州和地方政府支持農業發展，如國會有關農業科技推廣的法令，聯邦政府對接受法律條文的各州提供資金建立農業科技推廣組織；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協調運用，以少量的財政資金用于政策銀行的資本金和經營費用，使政策性銀行吸收大量的社會資金支持農業公共產品投資；財政投資吸引私人投資，如美國的灌溉設施建設、農業科技、科技推廣，既有財政投資也有私人投資；運用資金市場籌集支農資金。

明確財政支農重點。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經濟危機為界，在此之前，美國農業尚不發達，財政支農的重點是生產領域，因此財政主要投資于農業水利、灌溉、交通等公共產品；此后，農產品大量過剩，政府財政支持的重點由生產領域轉向流通領域，主要投資于農業科技、農產品儲備、農產品質量檢驗檢測等公共產品。

（二）日本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日本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的經驗主要表現在：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一種工農業良性互動的關系，即工業和農業協調發展，兩者相互補充、相輔相成；日本政府對農業的財政投資除部分直接用于興建農、林、水產等公共產品外，大部分特別是農業固定資產投資是采用補助金及長期低息貸款的方式發放給農民，同時通過補貼利息，調動“民間資本”投向農業公共產品，這就是日本頗具特色的“制度金融”；政府對農業公共產品的投資也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米價支持政策”到80年代的農業基本建設投資補貼再到進入WTO以來的以環境保護為導向的公共投資。

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策略

（一）韓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韓國政府開始實施“以工補農”戰略，采取各種措施大力發展農業，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新村運動”。新村運動在農業公共產品方面的投入主要表現在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如完善灌溉系統、更新農業機械、采用新的農業生產技術和機械設備；同時還加強農業科技、良種、化肥農藥的投入，農業推廣體系的建設及對農民的職業教育。這是“新村運動”的核心內容。

雖然韓國的“新村運動”主要由農民進行，但政府在其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政府不僅是發動者、引導者，更重要的是提供大量的財政支持。據統計，政府每年 的資助額占總投資額的比重一般都超過20%，最高年份可達59.2%。充分體現了政府在農業、農村發展中的作用。

（二）印度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印度政府推動的農業公共產品建設主要有以下方面：生產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包括土地整治、控制水土流失兩個方面；投入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包括化肥投入、高產品種投入和農業機械投入；保證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有農村公路建設、農村能源建設、農業職業教育等。

在農業公共產品的建設中，印度政府從三條途徑來籌集建設資金：增加計劃投資，在每個五年計劃中，農業的計劃投資都占相當比重，如“一五”計劃農業投資占計劃總投資的18%，而工業僅占8%；“二五”計劃農業為25%；“三五”為21%，且以后的各五年計劃中從未低于20%。實行投入物補貼，印度政府的財政預算中，農業投入補貼占相當大比重。提供貸款保證，農業貸款是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的重要來源之一。印度政府大力發展信貸機構，擴大信貸額。印度的農業籌資和開發公司主要是利用外國農業投資，發放基礎設施的項目貸款。

（三）巴西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1.倉儲設施。在巴西，倉儲按屬性可分為三類：官方（聯邦、州、市）、合作社和個人。聯邦倉儲設施由聯邦出資建設，主要用于常規儲備和儲存按政府最低保證價格收購的農產品，其目的在于保護農業生產者，特別是中小農業生產者的利益，同時利用政府的儲備在淡季時調節農產品的市場價格。合作社和個人倉儲設備建設的資金主要靠補貼性農業信貸和自籌，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農業季節差提高經濟效益。目前，巴西倉儲能力基本上能夠滿足農牧業生產發展的需要，其收獲后的損失率僅為5%，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2.水利灌溉。巴西水利資源豐富，河流縱橫，降雨量豐富，但灌溉業落后。1985年政府制定了東北部百萬公頃灌溉計劃，五年內投資35億美元，其中40%由聯邦政府出資，60%由私人或國際金融機構資助。

3.農業科研與農業技術推廣。巴西最重要的農業科研和技術推廣機構是歸屬農業部的巴西農牧業研究公司和農業技術推廣公司。1973年農業部將農牧業科研局改為巴西農牧業研究公司，大力培養農業科研隊伍，到1985年就培養了2200名高級農業技術人才。農牧業研究公司的研究成果以有償轉讓的方式出售，并由技術推廣公司負責推廣；巴西農牧業技術推廣公司主要負責全國的農業技術推廣和管理，同時建立各州、市的分支機構，加強對合作社、中小農業生產者的技術支持。

對改善我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的啟示

（一）改變我國“城鄉二元”、“產業不均”的公共品投資現狀

1953-1955年，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在不斷修訂中確定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至此開始，公共產品的投資就出現了“重城市輕農村”、“重工輕農”的不均衡狀態。嚴重抑制了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工業化已進入中后期階段的今天，應借鑒日本工農業良性互動發展及韓國“新村運動”的做法，改變我國公共產品投資的傾斜戰略，加大政府農業公共產品投資力度，走“以工補農”的新路。

（二）實現投資主體、投資方式的多元化

農業是一個弱質產業，農業公共產品具有明顯的外部性特點，投資收益不易、投資回收期較長。因此，農業公共產品的投資應以政府公共財政為主。然而，政府投資可以采取直接投資還可以采取間接投資，如政府通過參股、控股、經營權轉讓等不同的投資方式提高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的效率；同時，農業公共品也可以由政府以外的投資主體進行，政府加以引導、規范界定產權等，使得私人資本、民間資本、外國資本等積極投身農業公共產品的建設。在這方面，日本的“制度金融”是一個典型，另外，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在積極引入社會資本投資農業公共產品。

（三）優化投資結構

農業公共產品的投資要有的放矢、突出重點，分階段有層次的進行。如美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從生產領域逐漸轉入流通領域；日本的農業支持政策從“米價支持政策”到農業基本建設投資再到環境保護；印度、巴西分不同階段對不同公共產品的投資。現階段，我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主要集中于灌溉、水利等“硬”的方面，農業發展后勁不足。因此，進入WTO后，我國要在保持以農田基礎設施體系為內容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力度的基礎上，努力提高農業科研、農業信息、農業技術推廣、農業教育以及農業制度性等公共產品的投資，加大我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四）改善投資的外部環境

投資環境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投資主體的積極性及投資的效率。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努力創造一個和諧、穩定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環境。如對于產權的界定、補貼的標準等都要有相關的法律、條文等加以規范；地方政府對于外界投資、外商投資等要有優惠的招商條件；同時對于破壞投資的違法亂紀行為要有規范并得到切實執行的措施。只有這樣，農業公共產品的建設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參考文獻：

1.王朝菜，傅志華.“三農問題”：財稅政策與國際經驗借鑒[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

2.速水佑次郎.農業發展的國際分析[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篇10

關鍵詞：農村經濟社會，矛盾與對策

 

發展農村經濟，必須立足本地實際，發揮比較優勢，發展特色經濟，這是所有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個基本問題。發展特色經濟就要突出抓好“三農”這個重點，解決“三農”工作中的實際問題，就要從農村經濟發展的新角度，樹立科學發展觀，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大力發展農村特色產業。特色經濟沒有一定的規模作支撐是脆弱的，必然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被淘汰。因此，發展農村經濟，就要抓特色經濟、抓規模經濟。畢業論文，農村經濟社會。。

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這項舉措不公減輕了農民的經濟負擔，而且還大大減輕了農民的心理負擔，農民不再為鄉村干部催繳稅款而憂慮。取消農業稅，加上國家支農惠農政策的健全和完善，對扶持農業發展，縮小城鄉差距，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將發揮重大而深遠的作用，但也出現了一些矛盾和問題。

1．存在的問題

1．1農民土地糾紛問題：稅費改革前農民負擔沉重，對土地的依賴熱情不高，土地矛盾沒有凸現出來。稅費改革后，農民的稅費負擔大幅度減輕，充分調動了農民種田積極性，農村承包土地的矛盾開始顯現，要地、爭地的現象普遍，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因土地界端不詳、面積不實、合同不完善等產生的矛盾增多，土地引發的糾紛時有發生，農民因地上訪的案件逐年增多。

1．2“一事一議”籌資籌勞問題：由于受村民素質的制約，議事主體消極被動，“一事一議”存在著事難議、決難行的情況。在具體實施中，仍然存在很多難題。一是意見難統一，二是認識不夠，三是錢少難辦事。這將影響農村集體公益、福利事業的發展。

1．3農村基層干部的角色轉換問題：有的干部認為“農民全部減了負，農村干部無事做”、“農民種田不再納稅，農村工作萬事大吉”，表現出沾沾自喜、茫然失落、消極等待的現象，還沒有積極適應新形勢的發展要求。農業稅取消后，鄉鎮財政所、地稅所工作量大大減少，人浮于事的現象較為突出。

1．4農村基層組織正常運轉問題：農業稅停征后，財政收入渠道更加變窄，剛性支出又必須保證，加劇了鄉鎮收支矛盾，農村稅費改革后，村級經費盡管通過上級轉移支付得到一定彌補，但也非常有限，只能勉強維持日常運轉。從實際運行情況看，村級公費主要用于了征訂報刊，沒有直接撥付到村，村級的一些正常支出難以保證，由于沒有經費來源，有的村組無錢購買賬簿表冊，一些村組也有兩年時間沒有進行財務核算，群眾對此很有意見。

1．5過去農業稅費征收遺留問題：稅費改革政策明確規定“暫停向農民催收改革前稅費尾欠”，“不準強行追收追繳農民負擔尾欠或稅費尾欠”，負面影響較大。

2．對策及建議

2．1轉變鄉鎮政府工作職能。農村經濟要立足于縣域優勢的發揮，在更大的領域進行資源整合，挖掘潛力，提升檔次，降低成本，加強管理，營造新優勢，創造高效益。要注重優勢轉化為成果，見實效，見效益，使其真正實現農民增收脫貧的效益，經濟與社會同步發展的效益，城鄉經濟、工業、農業協調發展的效益，鄉鎮政府要盡快轉變職能，專心致志思考怎樣為“三農”工作服務。畢業論文，農村經濟社會。。

2．2穩定和完善農村土地承包制度，探索多種土地流轉方式。針對農村土地承包中出現的新情況和土地流轉中出現的新問題，各級黨政和有關部門要及時組織依法完善二輪土地承包，妥善調處各類土地糾紛，全面規范土地承包合同，切實搞好承包地的確權發證，做到農戶承包的地塊、面積、合同和經營權證“四到戶”，農戶的承包地塊、面積與合同記載、社存本、登記表、經營權證“四相符”，經營權證書入戶率達到100%，依法保障農民對土地的承包權、經營權和收益權。

2．3探索多種途徑發展農村公益事業，引導農民一事一議搞建設。要嚴格區分農民自愿投工投勞改善自己生活生產條件與加重農民負擔之間的政策界限，對農民直接受益的村組公路、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在農戶自愿、民主協商、依法辦事的前提下，鼓勵農民自力更生，辦好管好自己受益的事。對村范圍大面積受益的重大事情，需要全村農民籌資籌勞的，必須通過“一事一議”，并按《“一事一議”籌資籌勞審議程序》報批。對改善公益設施，農民自愿投工投勞的，可通過鄉鎮、村向上爭取，對所需資金給予適當補助

2．4明確各級政府農村公共財政支出方面的職責。進一步完善各級政府在農村基礎教育、計劃生育、基礎設施以及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方面的事權財權劃分，加強各級政府在解決“三農”問題上的責任，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社會提供公平寬松的環境。

2．5妥善處理農業稅尾欠問題：盡快解決農業稅尾欠問題，建議將真正的農業稅尾欠和農業稅“上清下不清”形成的債務區分開來，將“上清下不清”形成的債務納入鄉村債務統籌解決。對真正的農業稅尾欠是否清收和如何清收，在保證農民社會總體穩定的前提下由省級人民政府確定。畢業論文，農村經濟社會。。

2．6　以農業產業化為重點，推進農業“現代化之路”。推進農業現代化，要改變就農業論農業的觀念，堅持用工業的理念謀劃農業發展，增加對農業、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改善農業發展環境。用先進的物質條件裝備農業，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農業，用先進的經營形式發展農業，加快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要結合縣域實際，在穩定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的基礎上，積極推進農業結構調整，促進農業生產規模化和標準化，培育名牌產品，增強競爭力。要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推動農產品加工轉化增值，促進農業增效和農民增收。要加快農業科技進步，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農業，促進農業增長方式轉變。加強農村現代流通體系建設，在農村發展現代流通業，建立新型營銷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