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理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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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由于文化差異會影響到學生的交際水平，因此，教師在法語教學過程中首先要向學生介紹法語的文化背景，讓學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法語文化，熟悉中法的文化差異，如果教師只關注單詞和語法結構，會極大地挫傷大家的積極性，定期組織學生表達自身的法語思想學會在適當的場合運用適當的法語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在這個過程中指出學生的問題，尤其是文化方面的，適當羅列一些日常生活的例子，讓學生了解法國人說法語的習慣，這樣能夠更形象生動的展現出中法文化差異，學生能夠準確恰當地說出法語，避免只講述法語語音和詞匯的情況。此外，教師應該多比較中法文化，增強學生對法語文化的敏感性。

2.教師應持續進行法語教學學習

教師應該不斷為自己充電，進行法語學習，尤其是文化方面的變化，日常積累時不能只上升法語基礎方面，應該重視法語文化方面，多閱讀這方面的小說、多看這方面的電源、多聽這方面的音樂、多關注這方面的網站等等，總之，讓自己愛上法國文化，只有這樣才能深刻理解法國文化，在課堂上能夠更好地向學生展示，提高學生的興趣，進而提高教學效果。

3.法語課堂上多進行法語語境訓練

為了鍛煉學生的能力，可以以課堂討論的方式，討論的范圍主要是法國文化方面，這些也是學生關注和感興趣的，刺激他們多說，還可以模擬法國的日常生活場景，用法語展現出日常生活，通過學生的廣泛參與，既掌握了法語，也熟悉了法國文化，此外，還能夠發現學生身上的文化問題，及時糾正，效果顯著。

4.要求學生課后多了解法國文化

課上，教師可以播發一些積極向上的法國電影和音樂，提高他們的法語文化素養，教會學生如何在有限時間內掌握法語學習方法，這些是書本上學不到的，需要學生慢慢領悟，但是由于課堂上的時間有限，只靠課堂上的有限時間是遠遠不夠的，此外，由于課后的時間比較多，教師多鼓勵學生閱讀法國書籍，書籍能夠反映出一個民族的生活習慣、文化特點等等，還要多看法國電影、多聽法語音樂、多瀏覽法語網站等等，此外，教師可以給學生布置作業，讓學生課下以組的形式查找資料，并進行整理，上課時按組進行匯報，這樣能夠增加學生對法國文化的了解，并且還提升了表達能力，總之，通過這種多途徑的學習，能夠讓學生感受法國文化，深層次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和風俗習慣，進而提高自身的法語能力，能夠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5.語法上比較中法文化

由于兩個國家的文化不同，導致這兩種語言的語法句子結構不同，漢語中很多句子沒有主語和謂語,但是法語句子中必須有主語，這充分顯示了兩種語言的差異，尤其法語重形式的特點反映了法國民族文化，因此，教學中比較法語和漢語之間的差異非常重要。

6.結束語

篇2

對于多數青年學者而言，要實現這個跨越并非易事，它不僅需要有跳出音樂小文化圈進入國家歷史大文化的宏觀學術視野，更要有扎實的文獻功底和不畏艱苦深入實地考察的學術勇氣。項先生呈現給我們的，其實就是歷史的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方法和理念，由此產生的學術意義異常深遠。

首先，它有助于我們更加全面、客觀地看待歷史或當下的各種音樂事像，去表面化和片面化，避免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在專著《山西樂戶研究》中，項先生給學界提供了一種在宏觀把握下的微觀研究，歷時性與共時性相結合的研究，跨學科研究與集體性協同攻關研究等幾種方法相聯合的研究模式。這些全新的研究理念和方法為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條更加有效的途徑，給后學以較大的開示。樂籍制度肇始于北魏，至清雍正元年解體，歷時一千數百年，其間必然形成體系化，對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影響也必然是深遠的。但遺憾的是，以往乃至當代的史家對其的研究少之又少。《山西樂戶研究》通過對樂戶的源流、歷史分布、組織形式和文化形態、音樂文化特征以及樂戶對音樂文化傳統的貢獻等幾個方面的考證，揭示出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在大一統的封建樂籍制度背景下有序傳承的歷史脈絡。作者找到了這種制度化傳承的有效方式——輪值輪訓制，并對它進行了詳細的闡述。[2]而作者的獨到之處就在于綜合運用了社會學、民族音樂學、民俗學、歷史學、考古學等多學科方法進行全方位的解讀與剖析。

項先生曾多次在各種學術場合倡導，要高度重視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傳承中這種嚴密的制度化的傳播方式。我們過去想當然地認為民間音樂是由勞動人民世世代代口傳心授傳承下來的，并且這種方式是自然的、無序的。其實不然，一千數百年的樂籍制度所形成的固定的傳承方式，例如宮廷教坊、府縣教坊、府州散樂、衙前樂營等等，才是我國傳統音樂傳承之主脈。這種傳承方式在清雍正元年被官方瓦解后，并沒有真正消失，又被民間音樂悄然接衍，在民間音樂文化中存活。因此，樂籍制度下的傳統音樂文化傳承，好比浩瀚無際的民間音樂大海深處一股宏大的“暗流”。[3]

沿著這一理念，項先生繼續深鑿下去，取得了一系列豐碩的成果。大量的研究論文，如《輪值輪訓制——中國傳統音樂主脈傳承之所在》（《中國音樂學》2001年第2期第11-20頁）、《論制度與傳統音樂文化的關系——兼論中國古代音樂史的研究》（《音樂研究》2004年第1期第18-29頁）、《北周滅佛‘后遺癥’——再論音聲供養與音聲法事的合一》（《文藝研究》2007年第10期第72-83頁）、《從<朝天子>管窺禮樂傳統的一致性存在》（《中國音樂》2008年第1期第33-42頁）、《關注明代王府的音樂文化》（《音樂研究》2008年第2期第40-52頁)、《傳統音樂的個案調查與宏觀把握——關于‘歷史的民族音樂學’》（《中國音樂》2008年第4期第1-7頁）、《小祀樂用教坊——明代吉禮用樂新類型（上、下）》（《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第25-35頁、第4期第55-76頁）等等，都屬于這方面的研究。然而，縱觀整個音樂學界，對于樂籍制度與傳統音樂文化傳承的研究仍剛剛起步，有待于更多學者參與進來，做更深入、系統的研究。

其次，有助于我們科學把握音樂小文化與中國傳統大文化之間相輔相成的血肉聯系，避免割裂事物的內在邏輯而孤立地看問題。例如，在中國傳統禮樂文化的研究中，既往的音樂史學家們往往多注重“樂”之形態——音樂本體，而忽略樂與禮之間的對應關系和功能作用。回過頭來，文史學者在談及傳統禮樂文化時又往往只關注“禮”的含義與范疇，而對于與“禮”相輔相成、相須為用的“樂”卻淺嘗輒止或干脆避而不談。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除了雙方學者的知識背景使然，還有一個深層次的緣由就是學者們的專業本位觀的影響。基于此，項先生提出一種從“制度、樂人與音樂本體相結合”的新的研究視角,使人們對中國傳統音樂文化有了全新的認識和理解。

“以樂觀禮”，就是在這種學術理念下導引出來的次生概念。項先生認為，必須將歷史上各個時期的國家禮制（三禮五禮）與樂的對應、演化與等級關系搞清楚，研究才有意義。只有將國家典章制度下的禮樂樂隊組合、不同場合與不同禮制的關系搞清楚，才能夠真正理解禮樂文化的功能性內涵；只有將雅與俗、雅樂與禮樂的關系加以辨析，并明確各類禮樂的使用范圍，才不至于人云亦云地把禮樂籠統論之。

“以樂觀禮”，只有對禮中用樂的等級觀念有深層把握，明了同一種禮制，哪些等級能夠用樂？明了禮制本身的差異性，才能夠看清楚樂之于禮的嚴肅性和豐富性；只有對國家禮樂如何轉化為民間禮俗用樂的過程作出梳理，并對當下民間禮俗如何承載、接衍傳統意義上的國家禮樂作出合理判斷，才能夠對當下全國各地廣泛存在的傳統用樂形式、不同樂隊組合的內在聯系以及相當數量樂曲的屬性作出合理的解釋。對歷史上國家禮樂承載群體的整體把握是認知“以樂觀禮”的關鍵之一，南北朝以降樂籍制度的存在對于國家禮樂實施的作用是絕對不可以忽略的。對上述問題均需鉤沉稽微、一一廓清，否則，這種論禮樂而混沌的狀況將永遠無法得到徹底的改觀。[4]

換言之，只有對封建禮制的功能與本質，禮與樂對應的內在意涵和互文關系[5]有正確的把握，才有可能建立起普遍聯系的理念，全面客觀地認知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真面目，才能避免孤立地看待傳統音樂文化事像中的某一個案和音樂品種。

此外，在論及古代禮樂制度與各音樂形態的意涵與互通方面，項先生論述頗多，如《當下傳統音樂與民間禮俗的依附與共生現象》（《音樂研究》2005年第4期第5-11頁）、《禮樂•雅樂•鼓吹樂之辨析》（《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第3-12頁）、《中國音樂文化的‘大傳統’與‘小傳統’》（《天津音樂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第3-10頁）、《以<太常續考>為個案的吉禮雅樂解讀》（《黃鐘》2010年第3期第99-112頁）等，皆屬于這一學術論域中具有代表性意義的學術成果。

再次，有利于拓寬本學科的研究領域，夯實本學科的研究基礎，推動本學科的健康發展。一門學科欲獲得全面發展，需要有一個艱難的歷時性過程，需要幾代甚至幾十代學者的共同努力方能完成，期間肯定會面臨新舊觀念、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抉擇與揚棄。音樂學學科的發展，必須引入他學科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論，以更新和壯大自己的學術生命。

以音樂史學為例，楊蔭瀏先生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稿》距今已逾半個多世紀了，近三十年來，我國音樂史學界無論在研究理念還是具體的方法論上都實現了根本性的更新，并取得了豐厚的研究成果。但是，問題隨之而來：當“傳統遭遇現代”，當原有的研究結論與新生的研究理念和成果PK，當傳統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已經無法把握愈來愈多的學術事像，無法對新生的學術難題[6]作出合理的闡釋時，我們該如何抉擇？正如項先生在《由音樂歷史分期引發的相關思考》一文（《音樂研究》2009年第4期第15-18頁）中指出的那樣，音樂史學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多學科視角的理念增強，從而導致了對本學科發展的重新審視，特別是考古學、文獻學、地理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等學科對音樂史學發展的貢獻尤甚。接著，作者談到關于“重寫音樂史”的話題，認為既有的音樂史學論域只是將音樂作為審美、欣賞的意義，而弱化了中國歷史上音樂既有的社會功能性和實用功能性的豐富內涵。如此則很難反映中國音樂在歷史語境下的整體樣貌，諸如音樂的存在方式、國家禮樂的上下貫通、民間對于國家禮制中吉禮理念與國家禮樂中禮儀用樂的重新組合與拼裝、在“為神奏樂”理念下相當古老的音樂形態可能近乎原樣承繼于當下。項先生建議從社會整體把握的視角，以國家禮制下的多功能性用樂為主線寫出一部中國音樂文化史——國家樂籍制度背景下的封建禮樂文化史。認為對樂籍制度和制度下群體承載的探研，應該成為一個相對長歷史時期音樂史學把握的重點。

在此理念下，才能夠認知傳統社會中主導層面制度下創樂和用樂的整體一致性和體系化，繼而看到在這種一致性前提下所具有的動態延展性和差異性。項先生指出，目前這項工作已經展開，并呼吁廣大有志之士“群起而攻之”。

篇3

語言學研究表明，語言學研究分為廣義語言學能和狹義語言學能。具體來說，狹義語言學能僅含遞歸特征，構成了人類語言獨特的語言學能；廣義語言學能包括感覺運動系統、概念意念系統，以及遞歸運算機制三個方面的內容。由此看來，廣義語言學能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更為全面地解釋來自語言之外的進化動因的可能。它表明，語言學研究只有以跨學科比較的視野，通過與生物學、心理學以及人類學聯袂，才有可能產生新的語言學理論，進而找出形成語言學能配置的進化推力。理論語言學的新發展，促使外語學科拓寬研究視野和范圍，進一步加強跨學科研究，擺脫傳統研究范式的羈絆。從廣義語言學能的視角出發，著重考察社會文化語境、學習策略等因素對語言學習者寫作行為的影響，加強二語寫作過程中非智力因素的研究，已成為探索外語學科發展的另一條成功之路，于是社會文化理論應運而生。社會文化理論是由蘇聯著名心理學家維果茨基首先提出的。他認為，意識的社會維度是根本的、第一性的，而意識的個人維度是派生的、第二性的。我們不是直接受到刺激反應的控制，而是依賴工具、符號來調節與他人、自我的關系。該理論提出的相關概念有社會中介、內化、最近發展區以及支架等，其中“中介”一詞是該理論的核心概念，也是理解和掌握社會文化理論的關鍵所在。所謂“中介”，是指人“調節物質世界或個人世界與彼此的社會和心智活動”的過程［5］。中介的作用可以通過工具和符號兩種途徑來實現。借助工具，我們可以控制和調節外在行為；而語言符號的使用，可以幫助我們調節內在意識。工具和符號是長期以來由不斷積累的特定文化創造和發展起來的，又可以稱其為文化制品。通過使用工具和語言，我們在人類和世界之間建立一種間接的中介關系。根據社會文化理論，語言具有社會屬性，語言學習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它把社會活動和認知過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語言學習者通過與社會環境的互動，借助語言符號的中介作用不斷重構自己的心理結構。由此看來，語言學習過程就是連接社會語言和心理語言的支架，學習者則是在復雜的社會認知任務中的積極參與者。具體來講，根據社會文化理論，二語寫作習得過程，就是一個中介過程，二語寫作學習者運用中介資源在社會互動中學習寫作。

二、二語寫作學習策略的范式轉變

20世紀70年代以前，二語寫作僅僅被視為語言教學問題，教師關注的是寫作的成品，強調語法的正確性、詞匯拼寫的準確性、標點符號的正確使用，二語寫作學習者主要是通過記憶和模仿等學習策略來提高寫作成績的。進入20世紀80年代，隨著認知理論的興起，人們開始從認知的視角審視二語寫作———寫作是一個不斷反復的過程，包括寫前計劃、草稿、修改、審校等。這一范式的轉換標志著從關注寫作成品到關注寫作者的個體認知行為的重大轉變。在認知理論框架下，寫作被視為一個“非線性的探索和生成過程，作者在這一過程中不斷發現并修正自己的觀點”［8］，其使用的策略包括規劃、翻譯、審查、監控、生成思路、組織、目標設定、評估、修改等［9］。然而，認知范式對于理解語境顯得太狹隘，它忽視了對社會、歷史、政治的語境的關照。于是一些學者建議在認知框架中添加更多元素［11］，認為學習策略的使用應該是認知與語境相互作用的結果。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受社會文化理論的影響，學者們開始質疑多年來占主導地位的認知理論。社會文化派學者認為，語言認知不僅僅是單純的語言能力，也不只是思維所具備的心理功能，而是一種社會能力。換言之，語言認知來源于我們所經歷的社會、文化和歷史方面的情境，所以學習（包括語言學習）是我們從環境所提供的體驗中去提煉知識的過程，而這種體驗本身具有社會屬性。在二語寫作學習中，學習者與環境、他人以及特定時間進行交互，而這種交互又是通過一定的中介工具（包括語言）來實現的。近年來，在社會文化理論的指導下，學者們開始把寫作視為社會行為、文化行為，強調語言習得過程的環境因素的影響和作用，凸顯認知與社會文化環境的辯證關系，在這一雙向互動的過程中，離不開中介工具的支撐和協助。具體來講，語言學習是個中介過程。針對二語寫作策略來說，學習者要充分利用中介資源，加速語言知識和技能的內化過程，進而提高二語寫作的產出能力。

三、社會文化理論視角下的二語寫作學習策略

迄今為止，從社會文化理論視角探討中國大學生二語寫作學習策略的研究明顯不足，而且，現有的研究成果只限于寫作學習者，特別是善學者使用了哪些學習策略［12］。Lei研究表明，英語寫作善學者在英語寫作活動中使用了中介手段來完成寫作交際活動，這些中介資源包括文化中介、規則中介、他人中介、角色中介等［13－14］。Gao從社會文化理論角度解讀中國學生在外語環境下和在目標語環境下使用學習策略的差異，進一步證實學習環境對學習者語言習得的重要性［15］。Liu也認為中國學生在外語環境下使用的學習策略與在目標語環境下學習策略的使用有明顯差異，學習者更多地使用社會策略，而較少使用記憶策略和補償策略［16］。從這些研究中我們不難發現，學習者學習策略的運用與具體的社會環境、歷史環境以及文化環境密切相關［17］。學習策略對于寫作能力的提高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隨著寫作研究從認知到社會文化理論的范式轉變，研究的重點已從認知轉到了語境。然而，目前有關社會文化理論的二語寫作學習策略研究大多屬于理論層面探討，如何應用社會文化理論在大學英語寫作教學中進一步指導和培養學生的寫作策略還在探索中，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鑒于此，寫作教師要善于在教學過程中發現學生的寫作問題和不足之處，有針對性地提供寫作訓練，并對學生進行寫作策略指導，全面提高其二語寫作能力和水平。

（一）環境中介策略傳統的以認知理論為導向的二語寫作，只關注寫作過程和應試技巧；而社會文化理論指導下的二語寫作強調社會和文化語境的重要性，良好的社會、文化語境，對于學生深刻理解寫作的本質以及提高學生的寫作策略和寫作能力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事實上，學生在外語課堂中進行的二語寫作，缺少真實的寫作語境和大量的寫作實踐機會。作為一線二語寫作教師，我們應以社會文化理論為指導，整合課內外環境中介資源，對二語寫作學習者的學習過程、學習策略、社會文化環境等進行系統的研究和指導，創設有利于二語寫作能力提高的學習環境，為進一步提升英語寫作教學提供理論支撐和教學原則。課內的寫作環境中介資源是指多種多樣的寫作活動的組織和安排。教師可以嘗試“說寫互動”模式，例如在寫前活動中，教師可以組織學生進行全班或小組討論。Weissberg認為，課堂討論不僅有助于母語寫作者，而且有助于二語寫作者挖掘寫作主題，進行文字編碼，并進一步意識到寫作過程的方方面面［18］。顯而易見，討論在整個寫作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學生在討論中各抒己見，集思廣益，拓寬視野，理清思路。這種以討論帶寫作的寫前交互活動不僅可以幫助學生克服寫前障礙，提高學生的英語口語表達能力，也為后續的寫作過程奠定堅實的基礎。除此之外，“譯寫結合”也是值得嘗試的課堂活動模式，可以采用與漢英翻譯有關的互動方式，將寫作課與漢英翻譯課相融合。例如，在賞析名言警句或是經典段落時，可以引導學生先進行英漢翻譯，讓學生體會英漢語言的各自表達方式、特點以及差異。同時，教師還可以在講授英語句子合并技巧時與學生進行漢英句子翻譯的教學互動。課外的寫作環境中介資源主要是指對網絡資源的有效利用。根據寫作話題，教師要求學生課外搜集相關寫作素材。學生通過多聽英文材料（例如英語新聞、英語辯論、英語演講、英文電影、英語訪談等）知曉國內外大事、熱點問題，了解不同的聲音和看法，同時也強化了學生的語感，增加語言知識的積累，為寫作儲備必要的素材。另外，學生通過閱讀英文報刊、英文原著，不僅可以接觸到原汁原味的英語表達方式，熟悉英文的寫作結構、上下文的呼應、內容的連貫等，還可以學到如何用地道的英語表達自己的思想。總而言之，充分挖掘這些課內外的環境中介資源，為學生提供生態化二語寫作學習環境，讓學生的寫作學習與社會文化語境相結合，將聽、說、讀、譯與寫作形成良性互動，不僅有利于英語寫作教學，更有益于學生形成有效的英語寫作策略，實現寫作教學效益最大化。

（二）文化制品中介策略社會文化理論認為，第二語言習得是一個中介參與的過程。Lantolf把有關二語習得是一個中介過程的研究分成三類，即社會中介、文化制品中介以及個人中介。其中，文化制品中介包括語言和非語言的文化制品。1．母語中介策略根據社會文化理論，語言是最重要的中介工具。鑒于教師和學生都是雙語者，他們在交流互動中可以同時使用兩種語言，具體選擇哪種語言取決于交流的目的和交流的效果。在二語學習活動中，學習者可以通過有意識地使用母語進行自我調控，不應該極力避免使用母語，而是應該把母語作為學好二語的一種策略，尤其是在二語發展初期，學習者還很難運用二語進行高級認知活動，此時，可用母語來協助學習者規范高級認知過程，提升其二語表達能力。鑒于母語在二語學習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具體的二語寫作學習過程中，教師應引導學生適時適量地使用母語學習策略。例如，在預寫階段，從選題、構思的角度來看，漢語來得更直接，更容易，特別是學生在交流相互的看法和意見時，使用漢語明顯比英語更順暢，更易于表達觀點，使其更加專注于寫作內容本身，避免英語表達上的困難和障礙。同時，在反饋階段，可以適度發揮母語的中介作用。作為反饋過程中的一種中介策略，母語能夠起到促進溝通、提取信息、控制任務過程等作用，而且母語能夠幫助學生理解反饋的意義和價值，促進語言習得。因此，母語有助于排除語言障礙，拉近教師和學生之間的距離，便于教師和學生的交流，使學生更專注于寫作文本本身，從而減輕學生的認知負擔。由此可見，只要學習者適時適量地使用母語，也能使母語在二語習得中發揮積極作用。2．網絡、圖書館等工具中介策略除了語言中介工具之外，像網絡、圖書館以及電子詞典等也是非常重要的中介資源，特別是在英語寫作中它們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資源。Lei關于學生英語寫作中介策略使用情況的研究發現，善學者在英語寫作實踐過程中頻繁使用網絡資源和電子詞典，并達到了預期的寫作目標。給予我們的啟示是：要合理有效地利用這些中介資源，提高學生在應對不同寫作任務時采取適當的寫作策略的能力，以便使他們順利地完成寫作任務，進而達到交際的目的。社會文化理論指導下的大學生英語寫作策略所使用的中介資源又可稱為支架，它分為兩種，一種是同伴或教師提供的交互式支架，另一種是工具式支架（如圖書館電子資源、在線語料庫、在線詞典等），這些都可以成為寫作教學中重要并且可以利用的學習資源。教師應鼓勵學生充分利用這些工具資源，整合多維度、多視角的寫作資源，拓寬寫作思路和視野，提高語言表達的準確度和得體性。與此同時，可以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和寫作水平，建立模擬的寫作訓練庫。寫作訓練庫包括選題的規范、寫作提綱的撰寫、段落的銜接、詞匯的選擇等。寫作訓練庫不僅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潛能，而且能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語料庫可以提供真實語言運用的典型實例，促使學生真正掌握詞語的用法以及搭配語境等諸方面的系統知識，并在實際運用中提高交際能力。學生還可以利用現存的網絡語料庫和美國英語語料庫進行寫作訓練。顧紀鑫等提議可以模仿國外的做法，建立網上寫作實驗室或網上寫作中心，為學生和教師提供更多練習和指導寫作的途徑。總而言之，教師在寫作學習中介的設計和運用中，要充分發揮文化制品的多方面功能，最大限度地服務于學生的英語寫作學習，提高學生的寫作策略意識和寫作能力。

（三）共同體中介策略目前，對學習共同體的界定主要是從群體關系、社會組織的角度切入，凡是以社會協商的方法建構知識的團體都可稱為“學習共同體”，也可稱為“學習者共同體”［22］。在寫作活動中，當學習小組或班級通過寫作學習活動相互交往，形成一套共有的寫作學習的習慣，共同完成寫作學習目標的時候，“寫作學習共同體”隨即產生。寫作共同體的成員相互依賴，協作完成寫作任務，實現共同寫作目標。在進行寫作活動時，學習者不僅要完成自己的寫作任務，還要幫助完成小組的寫作任務。在共同體中，成員之間形成相互影響、互為依靠、共同提高的人際關系，最終促進所有成員的共同成長。根據社會文化理論，二語寫作不僅是個體的學習行為，而且是一種集體的社會實踐活動。在這一共同體的活動中，寫作者在與教師、同伴的循環交互中不斷修改和完善寫作文本，提高寫作文本的質量和二語寫作水平。教師的中介作用是提供“腳手架”的幫助，對學生的寫作過程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指導。對于二語寫作學習來說，學生在完全真實的環境下學習寫作往往是不現實的，這就要求教師必須通過提供設計恰當的支架，為學生提供有針對性的具體的支持和幫助。其中最重要的支架就是評價工具。評價工具包括評分規則、寫作檔案袋、評估表等，教師要關注學生的整個學習過程，應該根據具體的寫作學習需求設計評價工具，并適時提供給學生，目的是讓學生了解評價標準，規范自己的寫作行為，調整自己的寫作學習過程，為自己的寫作學習承擔責任。同伴的中介作用主要體現在同伴反饋過程之中。研究發現，同伴反饋有利于培養學生寫作時的讀者意識，訓練學習者的批判性思維能力，促進學習者之間的合作學習能力、社會交互能力和自主學習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學生在寫作過程中的意義協商以及多樣化寫作策略和技能的訓練等［23］。學生的寫作檔案袋是學習共同體中介策略的集中體現。學生寫作檔案袋通常是以一個文件夾的形式收藏每一位學生具有代表性的寫作作品和反思報告。它可以真實客觀地記錄學生的學習寫作的過程，展示每一位學生在學習寫作過程中所做的努力、取得的進步。寫作檔案袋的評價由學生本人、同伴、教師共同參與。同伴互評模式既可以減輕教師的評改工作量，又可以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培養學生的評判能力，增強學生對自己和他人學習的責任感，使學生獲得有價值的反饋，進而改進寫作教學。師生面對面交流是關鍵一步，教師檢查學生自評、同伴互評結果以及重新修改的文章，對學生取得的進步適時提出表揚和鼓勵，同時指出需要進一步改進的地方。通過師生面對面的交流，讓學生分析自己的寫作過程與現狀，看到自己的進步和不足，及時總結經驗和教訓，不斷進行自我反思；同時也幫助教師了解教學狀況，及時調整教學計劃，確定新的教學目標。

（四）規則中介策略規則中介策略包含修辭中介、評價標準中介以及時間中介等策略。修辭中介策略涉及從選詞、造句到謀篇等的策略，這些策略的習得主要是依靠教師的中介作用并在不斷的寫作實踐過程中內化完成的。以議論文為例，首先，學生應了解和掌握議論文的總體框架結構———論點、論據、結論，以及使用推理或演繹的方法謀篇成文。其次，在選詞方面，名詞的選用要明顯多于動詞，而且需要采用正式文體，避免口語化的詞匯。另外，在句子層面，復雜句的使用要遠遠超過簡單句，而且要使用適當的銜接手段，確保思想表達的邏輯性和流暢性。評價標準中介指的是如何使用統一的標準來評價一個好的文本。以“Whatisgoodwriting”為例，好的文本包括四個基本要素，統稱為4C，即簡潔（Con－cise）、可信（Credible）、清晰（Clear）、正確（Correct）。第一個C指的是論點明確，語言表達簡潔，文中的每一句話、每個細節都能支撐論點；第二個C意味著寫作者能夠提供足夠的論據，不能是空話、大話連篇，沒有實際內容；第三個C要求寫作者使用適當的銜接手段以達到語篇連貫流暢的效果；最后一個C要求文本格式正確，拼寫及標點符號準確，語法及詞匯使用準確無誤。總的來說，4C評價標準涵蓋了英語作文的基本要素———思想和內容、組織形式、選詞成句、寫作規范等。4C評分規則將籠統寬泛的作文評價變成了可以量化的科學指標，使本來屬于內在心理活動和隱性技能的寫作過程外顯化、程序化、策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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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文化研究課程帶有學科的交叉性特點，這也是符合當今國際教育改革發展潮流的。因為目前的高等教育學科設置存在著較大的缺陷，即學科內部的專業劃分過細，有的甚至在本專業內部也要劃分出幾個部分、階段，并且各個專業恪守自己的研究領域而不愿涉足到其他相關專業領域。這樣做的結果，盡管可以把自己分內的專業問題研究得深入細致，但時間一長，極容易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導致視野狹窄而缺少宏觀的見識。為了打破這種專業與學科的壁壘，國際教育界推出了一系列新興的課程，它們的共同特點是跨學科、跨專業，主張在一門課程中運用多門類知識來研究、解決問題。就文科而言，文化研究與視覺文化研究課程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具體來說，視覺文化研究課程的跨學科、跨專業特點表現在：它是以研究問題為核心，這些問題一般不是關于所學學科的專業理論知識，而是當下現實社會出現的文化熱點、文化事件，力求讓學生學會運用多學科、多專業知識來透析、解決現實問題，也就是強調理論的實際運用。這一點就與傳統授課方式有了本質上的區別，這正如羅蘭•巴特所指出的：“要從事交叉學科性的工作，確定一個科目（一個主題）并圍繞著它設置兩到三門科學，然而這還不夠。交叉學科性的研究關鍵在于創造一個新的對象，這個對象不屬于任何一門學科。”由于這種交叉性的特點，解讀這些紛繁復雜的視覺文化現象與事件則需要借助諸種理論，如社會學、語言學、哲學、美學、人類學、心理學、生理學、復雜性科學等，就中文系學生的知識儲備來說似乎很難承擔起這一學科的學習任務。然而答案竟然是可以，因為他們所學過的文學理論知識就能勝任，這樣的回答會使人感覺很困惑，為什么文學理論能夠承當起闡釋當下視覺文化現象的任務呢？

2.這是首先要給學生解釋清楚的問題

概而言之，今天的文學理論已經不同于傳統的文學理論，它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以往傳統的文學理論基本局限在文學的范圍之內，基本問題是研究文學內部的發生、發展規律，如文學本質論、創作論、文學批評等，即便承認文學與社會存在緊密的關聯，但主要還是從文學的角度來闡釋社會背景對作家、作品的影響。而當下的文學理論由于受二十世紀西方文化思潮的語言學轉向與文化轉向的雙重影響，吸收進大量的非文學方面的理論，把符號學、社會學、語言學、哲學、美學、人類學、心理學、生理學、復雜性科學等學科知識統統吸收進來，使得文學理論不再僅僅局限于文學自身的領域，在向后現代社會邁進的途中，文學理論就如文學在五四中所起的作用一樣，遠遠躍出自己的范圍領域，積極參與社會的文化表意實踐，把“文學場”置換成“文化場”，從而發揮其過去不可能發揮的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文學理論呈現出跨學科、跨文化的多元格局特征，研究對象幾乎包含整個社會文化現象、文化事件的熱點問題，在東西方世界的影響十分普遍。文學理論甚至有時被簡稱為理論，其含義即指其作用的廣泛性。具體而言，當代文學理論的前沿部分主要包含結構主義與后結構主義、后殖民批評、后精神分析學、后現代主義文論、符號學批評、審美人類學、文化研究理論等，這些理論如何在視覺文化對象上靈活運用呢？這是視覺文化研究課程中最核心的問題。比較好的教學方法是選擇一些當代社會的經典個案來進行闡釋分析，讓學生注意什么樣的個案應該用什么相關理論來解釋，即“一把鑰匙開一把鎖”。

舉例來說，在分析《大話西游之月光寶盒》《羅拉快跑》等后現代主義風格的電影時，可引導學生回憶文學理論課程中關于后現代主義文化思潮理論的內容部分，并加以適當補充，進而介紹什么是后現代藝術，它的特點有哪些，與現代主義藝術、傳統藝術的區別，后現代常用的藝術表現手法有哪些等。這樣學習之后，學生不但對后現代藝術與理論有了基本的認識，而且還把現代主義、傳統藝術都聯系起來，對整個藝術史都有一個初步的把握，擴展了知識量。在介紹攝影與繪畫的區別時，可以運用德國理論家本雅明的“靈韻”理論來講解從手工業到機械大工業的時代變化，進而帶來繪畫藝術的衰落與攝影藝術的興起。也可以運用羅蘭•巴特的神話學理論來解析一張黑人少年向法國國旗敬禮照片的深層含義，白人殖民主義對殖民地人民心理的影響可以從這張照片見出。教師還可以結合學生的生活實際來講授，比如在闡釋大家都關心的時尚潮流文化現象時，圍繞時尚與認同這一主題，來分析中產階級的小資情調，并以村上春樹作品的流行現象為個案，詳細解讀中產階級的形成條件，及其在觀念、行為、物質以及生活方式上所具有的特征，使學生對未來可能的生活狀態有一個預先的理解。由于一個成熟的消費社會將是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而中產階級又是指有文化修養，受過高等教育，至少掌握一門外語，經濟獨立的社會群體，他們是城市人群的主要組成部分，他們的生活方式與品質，都市化的浪漫情調都會對城市中的其他群體產生廣泛的影響，又因為中產階級的主要來源就是大學生，他們代表著未來與希望，所以討論時尚、認同、小資情調這些問題對大學生們是十分必要的，能夠使他們明確人生觀與世界觀。在對此類問題解讀的過程中，主要運用的是齊美爾、波德里亞、羅蘭•巴特等人的消費社會理論。

3.再以大學生普遍愛穿的牛仔褲流行風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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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理論的基本觀點是人的行為和受到的刺激有很大的關系，如果人受到的刺激對他有利，人的行為就會重復出現，如果人受到的刺激對他不利，則相應的行為就會逐漸減少。強化理論中的“強化”就是指根據人的心理，對人的行為進行引導，并加以修正、規范、改變，強化可以分為正強化、負強化、自然消退三種情況，其中正強化主要用于加強個人行為的期望，負強化和自然消退主要用于消除和減少個人的不期望行為。在電力企業安全生產過程中，采用強化理論進行安全行為指導，對保障電力安全生產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強化理論對安全生產管理的重要性

在進行電力生產時，安全管理者要時刻樹立“安全生產、居安思危”的管理思想，由于在不同環境、不同時間段，工作人員的精神面貌及工作狀態不同，因此，其安全管理的重點也不盡相同。例如在高溫、雷雨季節，工作人員的工作環境比較差，電力設備也容易發生故障，這是安全管理人員就需要將安全管理的重點放在員工操作行為及電力設備上。安全生產對電力企業的穩定發展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果沒有安全，那么企業的市場就會被其他企業代替，因此，電力企業要做好安全生產管理，合理的將強化理論應用在電力安全生產中，為安全生產環境提供保障，不斷提高安全管理人員和工作人員的安全意識，從而真正的做好安全生產。

3強化理論在電力安全生產管理中的應用

3.1完善安全生產制度。要想將強化理論完全應用在電力安全生產中，就必須將強化理論的相關思想滲透到安全生產制度中，通過嚴格的制度來對工作人員的行為進行約束。因此，電力企業要根據實際情況，結合強化理論，制定完善安全生產制度，從而保證安全強化方式的有效執行。安全管理是衡量企業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標，電力企業只有充分認識安全生產管理的重要性，在強化理論下，編制精細化、規范化的安全生產管理制度，才能為電力企業的安全生產提供保障，電力企業要將安全生產責任落實具體的班組及個人身上，從而保證安全生產制度的有效執行。

3.2建立完善的安全生產監督管理機制。為確保電力生產的安全，其強化方式必須采用動態的安全防范措施，因此，電力企業要建立完善的、長期的安全生產監督管理機制，堅持以人為本，預防為主的管理理念。電力企業要全面落實人身安全防范的各項措施，確保工作人員的人身安全，同時電力企業要堅持統一調度，嚴格的按照相關規定進行調度管理，從而保證電網的運行安全。電力企業要建立專門的安全監督小組，對工作人員的行為進行監督管理，發現工作人員有違規操作的現象后，要及時進行糾正，對于情節嚴重的行為，要根據相關規定對相關人員進行嚴肅的處理，只有這樣才能為電力安全生產提供保障。

3.3完善安全工作評價體系。安全工作評價是一種新型的現代管理方法，安全工作評價對提供電力企業的安全生產管理水平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電力企業要不斷完善安全工作評價體系。強化理論認為企業開展安全工作評價是一項重要的隱患管理工作，要將這項工作當成是企業的日常工作進行，安全工作評價的內容和評價指標必須根據電力企業日常工作的實際情況確定，防止出現安全工作評價內容和實際工作不符合的現象。由于不同的強化方式，其評價結果存在一定的差異，因此，電力企業要根據實際情況對評價結果進行合理的安排。

3.4構建良好的安全生產氛圍。強化理論認為對工作人員進行安全培訓，構建良好的安全生產氛圍，會使得工作人員形成一種良好的安全習慣，在生產過程中關注生產的每一個環節，避免安全事故的發生，因此，電力企業要為電力生產的工作人員構建一個良好的安全生產氛圍。建立科學的獎罰制度是強化理論在電力企業安全生產管理中的一項重要強化方式，通過獎罰制度能有效地激發工作人員的工作積極性，促進企業安全生產氛圍的構建，同時還能對工作人員產生提醒作用，這樣能提高工作人員的工作責任心和安全生產意識。科學、合理的考核標注是強化理論在安全生產管理中的具體體現，電力企業在制定考核標準時，要根據實際情況確定，對于容易發生安全事故的事件，要適當的降低標準，對于不容易發生安全事故的事件，可以適當的提高標準，這樣既可以滿足電力安全生產的需求，又能提高工作人員的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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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的人看得清，精明的人看得準，高明的人看得遠。越是高明的投資家，就越能高瞻遠矚地看問題，從不去拘泥于一些精打細算的小事情。因為他們知道，市場是最好的調查員，它可以通過一種特別的方式去告訴你什么最賺錢，應該投資什么。自然界可以造化出數千萬的物種，最后他們經過優勝劣汰的過程，形成了今天的世界。我們的商業活動也是一樣，不斷的有新公司新企業產生，也同時有著老公司老企業消亡，與大自然的進化如出一轍。我們能否從大自然中找到一些使企業興旺發展的佐證呢?這個問題有著一定的復雜性，因為自然界的發展是純粹的自然選擇，而人的特殊性在于人能夠認識自然并且改造自然。企業運作的主體是人，認識有理性的動物。這樣，商業環境與自然環境相比，在這個層面上就多了一份理智與穩定，少了一

二、商業管理視野中的進化論

人類始終堅信能夠用知識來充實自身，以便協助人們更好地改變“自然發生的過程”。在達爾文的進化論中就存在著這樣的道理:必須了解市場的定性規則，從而有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結論的產生，我們都想要更優秀、更聰明地在這個弱肉強食的社會里生存，就必須了解創新和差異化的力量，才能擊敗競爭對手，取得勝利，另一方面，也可以為客戶提升出更多利益。達爾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中，存在著這樣一個觀點:物種必須自身具備“有利變異”這種能力，這種有利變異是順其自然發生的，可被稱為自然選擇的階段。因為，伴隨無競爭力物種的滅絕，差異化應有的創新才能繼承并有了發展，于是，最終有奇異以及專業技能的物種得以存留。于是，我們所看到的，變強，對抗，緊缺資源，進化及追隨私人利益的表象，只發生在達爾文自然論中看到。對于商業管理，其升級是被提及頻率最高的。這一般意味著向更高層次的追求與過渡。然而，達爾文進化論中，“存活越艱難的地方是進化越迅速地方”向我們證明了對抗的壓力給與了我們升級的動力。如今，又有一個重要的任務，那就是商業管理進化也必須產生。因為，當今社會競爭的愈演愈熱，商業管理方式的提升，新舊商業模式的更新換代，都促使著我們更加進步。四、商業管理得以進化的要素開放性:于當今，經濟逐漸全球化進行發展，區域以及全國、更甚全球的文化、經濟及政治這些的發展，對于商業企業的未來發展而言，其即為機遇，或者為挑戰。這些全方位，多元化的競爭方式對企業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面對這樣嚴峻的態勢，倘若那些企業仍只顧埋頭苦干、與時俱進不了，沒有辦法跟隨市場發生進化的行程，可能存在于市場進化之中被淘汰的一種危險。于是管理者應于商業管理之中，積極進行健全的市場監測機制的建立，大力重視市場變化，隨時研究市場之中的潛在危機，做出合理的預警，使企業的發展沒有障礙，才可抓住大好的發展機會。靈活性以及快速反應能力:對于如今的市場，其為日新月異改變很快的一個市場，競爭日益劇烈，進化速率逐漸變快，基于如此態勢，靈活性以及快速反應能力缺失的一些企業，一貫僅留下錯失置于眼前的機會的某些遺憾，面對挑戰沒有辦法。于是，企業靈活性以及快速反應能力的缺失，其較大程度地對市場跟蹤及預警機制于企業發展之中具體作用的發揮造成影響。所以，商業企業的管理者除了需保持組織體系上的靈活性，還需組織中的每個成員培養快速轉變思想觀念的能力，組員間通過積極的交流及合作，進行協調及配合，最終有效地提升全部組織的靈活性以及快速反應能力。創新能力:對于創新能力，其為商業企業靈活性以及快速反應能力的一個影響因素，主要有管理模式以及產品的創新。創新能力欠缺的企業無論指引市場前進方面，還是跟隨市場變動方面，均有不同的問題發生。在企業生產的產者需求不相符之時，企業的全部

三、管理進化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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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50年代，經由圖爾敏、佩雷爾曼等理論先驅的工作，形式邏輯論證理論受到反思與批判，亞氏論辯術和修辭學研究傳統重新得到復興。同時，得益于當代西方哲學語用學轉向的影響，論證中的言語行為、語用功能等要素得到關注，從而使得論證研究中的語用和實踐維度得以彰顯。由此，當代論證理論才逐漸發展和興盛起來，并完成了研究范式上的語用學轉向:從對論證中命題結構的“形式化分析”，轉向對論證行為和活動做“語用的探究”。一方面，在理論對象的界定上，當代論證研究完成了一個從“靜態化、抽象化和命題序列式”的論證理解，到重回實踐情境中對論證做“動態性、言語行為式和活動性”解讀的概念變革。與前一種論證界定相關聯，論證研究主要以論證性語篇或文本為對象，發展其解釋、分析和評估的理論。而與后一種論證界定相關聯，論證研究則關注日常生活中具體的論證行為，探討論證實踐展開的特定條件、形式和過程。另一方面，在研究視角上，當代論證研究突破了既往僅對論證做“規范性(prescriptive)”考察的理論局限，進而開啟了“描述性(descriptive)”探究的全新視角。概覽當代論證研究中的諸種系統化理論，都是力圖先對論證的形態、模式、結構、程序等進行客觀地認識和描述，進而在此基礎上建構新的論證分析方法和評估規范。與此相應，論證活動中不同的語用要素得到了系統關注(如語用功能、言語行為、言語互動等)，論證實踐的不同理論側面得到了更全面的探究(如論證的解釋、建構、批評與改進;論證主體的參與意圖、認知狀態和行為方式;論證展開的程序、階段與調控規則等)。

顯然，正是在研究范式上的語用轉換，為當代論證研究開拓了廣闊的理論論域。但嚴格而言，當代論證理論的發展既得益于語用研究進路的開啟，也同時受制于這一特定理論進路的局限。簡言之，語用的理論視角拘囿于論證所發生的特定語言環境，以其中發生的論證性言語活動為對象，并將之概括為一種特殊語境中的言語交際類型。因而，其論證研究僅注重探討論證作為一種言語行為與交際互動所呈現的特定性質，并致力于提供以實現某種語用功能為旨歸的分析方法與規范理論。

然而，論證并不只是展現著某些語用特征的言語交際活動，它還是一種由作為特殊社會文化角色的論證者，依其文化認知和社會互動的特定方式，共同參與和建構的社會文化實踐形態。與之相應，論證中所涉及的話語并非僅具有單一的、認知性的命題意義，其理解與解釋都將呈現著更為復雜和豐富的社會文化含義;同時，論證中的語言行為和互動模式也并非僅遵循語用規范的約束，而是必然會承載著、并受制于社會關系、文化背景的特定影響。進而，在主體對于論證實踐的認知態度、參與論證活動的行為方式、以及對于論證效力與規范的理解與遵從等諸多方面，也都將展現出文化價值、社會關系、信念體系、習俗慣例等社會文化因素的制約與影響。因此，當代論證研究的發展，完全可能、也很有必要突破當前語用進路，從而導向更廣泛和深入的社會文化維度研究。

二、論證研究的概念革新

縱覽論證研究的發展歷史，其每一步拓展都是以對論證概念的全新解讀作為理論先導和前提條件。傳統邏輯將論證理解為一種“前提—結論”結構的命題集合，數學化的現代邏輯更是將之抽象為一種具有推演關系的語句序列，這些方式將論證界定為具有某種特定形式性質的抽象實體，進而奠定了抽象化、形式化論證研究的概念基礎。而正是通過摒棄“結構化”和“命題序列式”的論證理解，并從“語用功能”“言語行為”的角度對之加以重新界定①，當代論證理論才開啟了其全面復興與發展。因而，社會文化維度的論證研究，無疑也要求突破既有的語用論證理解方式，發展一種全新的論證概念界定。

與此相應，鞠實兒從“說理”這一普遍的社會交往活動入手，提出了“廣義論證”的概念，并闡發了論證作為一種社會文化實踐形態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依其分析，說理活動的本質在于“從屬于一個或多個文化群體的若干主體，在某個語境下、以某種方式通過語言進行交流，其目的是促使活動的參與者采取某種立場”②。更具體而言，說理活動具有如下幾個主要特征:首先，由于其參與者隸屬于特定文化群體，因而說理活動將展現出該群體的社會文化特性。其次，說理活動的參與者都具有明確的動機和目的，即通過該活動來辯護或反駁某一特定觀點，以改變他人對之的認知態度或接受程度。第三，其參與者都通過語言手段來進行交流和互動，其中包括自然語言、肢體語言、視覺圖像語言和具有象征意義的其他事物。第四，由于說理活動在特定文化群體和社會語境中實時發生，因而它受到該社會文化情境中相應規則的約束。這些規則屬于該文化群體所共同接受的社會生活準則，它們確保了說理活動能夠有序進行，以及其中的言說方式和最終結果能為其參與者所認同。第五，說理活動中不同參與主體依其文化隸屬關系，遵循特定社會規則，逐次展開相互之間的語言表達與回應，因而它具有一個“博弈結構(game-structure)”。

為了能夠更嚴格地刻畫上述直觀描述的說理活動，“廣義論證”(GeneralArgumentation)的概念被發展出來:“在給定的文化中，主體依據語境采用規則進行的語言博弈，旨在從前提出發促使參與主體拒絕或接受某個結論。其中，主體隸屬于文化群體和相應的社會，語言包括自然語言、肢體語言、圖像語言和其它符號”③。以此概念為參照，可以發現，抽象化、形式化的論證界定局限于論證內部的命題關系，而完全忽略了全部語境與社會文化要素。當代語用論證概念盡管彰顯了語用因素的重要性，但卻將社會文化背景作為常量，因而僅刻畫了某一特定社會文化群體的論證活動。而廣義論證的概念則明確揭示出參與者的社會文化隸屬關系對于論證實踐的影響，并且將社會文化因素引為變量，從而將論證研究的對象和內容擴展到不同社會文化傳統當中。

可見，對于社會文化維度的論證研究而言，“廣義論證”為其奠定了概念基礎。以之為理論對象，論證實踐中所呈現的社會背景、文化要素影響才能夠被系統地納入論證研究領域當中。進而，我們一方面可以著力揭示不同社會文化因素在論證實踐中的表現形態，尤其是它們在論證發生和展開過程中的影響機制;另一方面，還可以進一步致力探討論證實踐中的社會文化差異，揭示不同文化群體在論證實踐的認知態度、參與方式及其合理性界定等方面的不同理解，并從跨文化的角度加以比較研究。

三、論證實踐的社會文化特性

當然，作為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和實踐形態，論證首先必定具有一些跨文化特質，對這些特性的揭示也是社會文化維度論證研究的題中之義。第一，論證活動具有主體性(agent-based)。“論證的實質并不在于命題，而是在于人”④，它必定是由具體個體在人際交流中所采取的特定互動形式。第二，論證活動具有明確的目的性(purposeful)。無論在何種社會文化群體當中，主體的論證行為都受到特定目標所驅使，參與論證活動是其實現這一目標的必要手段或方式。第三，論證活動依賴于語言手段(lan-guage-dependent)。盡管其中所應用的語言在形式和內容上可能存在差異，但論證活動必定依賴于參與主體運用特定的語言手段和實施相關的言語行為。第四，論證活動具有明確的規則性(rule-regulated)。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形態，論證的展開過程必然遵循某一特定社會文化群體所共享的社會規范和互動要求。第五，論證活動涉及參與者的理性認知能力(rationality-involved)。論證并非單純的對話交流，它還要求其參與者運用理性認知能力，以證據或理由的交換(exchangeofreasons/evidences)這一特定方式來進行理性的互動。總體而言，在不同的社會文化群體當中，論證活動都表現為一個表達觀點、提供理由、建構論述、展開互動的基本過程，它遵循其參與者所共享的社會文化規范和交際準則，并以理性互動的方式來實現其特定目標和功能。

盡管論證活動總是普遍發生于一個特殊的交際語境，但它同樣也根植于一個特定的文化傳統和社會建制當中。社會文化傳統體現著一個特定群體在價值認同與生活方式上的共享模式，它引導著其個體成員對自身經驗的認知，并制約著其行為和互動的方式。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的特定價值原則、信念體系、行為模式等諸多因素，無疑都將關聯著其群體成員對于論證行為的理解，及其參與論證活動的方式。由此，社會文化維度論證研究的主要議題，正是要著力揭示與探討哪些社會文化因素、以何種特定的方式、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影響著論證實踐活動的具體形態和展開方式，進而，更好地闡明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實踐的不同理解與認知、參與和評價方式。

結合當代論證分析的三重向度(論證者的認知向度，它涉及信息處理和建構論證的心智進程;論證的言語行為和命題內容向度，它涉及論證性言語行為以及其中的“理由—主張”復合體;論證的人際互動向度，它涉及論證主體之間的交際互動過程)①，并援引認知與文化研究的相關成果，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對論證實踐中所展現的社會文化特性加以具體闡發。

(一)論證行為與活動的基本認知

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會形成特定的人際關系體系、社會階層結構和交際互動模式，這些因素將進一步影響其群體成員對論證行為和活動的基本認知，并決定其參與論證的不同理智態度;進而，也將導致他們在論證的識別與界定、論證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參與論證的動機和態度方面，都會形成認知和理解的差異。

論證識別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依其自身的社會傳統和文化認知，參照特定的要素或方式，來認定某一行為是論證行為，以及某一情境中所發生的互動是論證活動。與此相關，論證界定則指在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尤其在其語言系統中)對于論證行為或活動的描述、說明方式，以及與之相關聯的語言概念。在不同社會文化傳統當中，其群體成員會側重于以不同的觀察視角和解釋方式，來對論證行為或活動加以確認和說明。這些差異同時也凸顯和強化著不同的論證識別特征，并進而形成論證概念的不同界定。事實上，不同語言中與論證相關的術語之間，通常并不能很好地相互對應，甚至也不能得到精確的翻譯，比如英語中argumentation一詞，以及漢語中“爭辯”“說理”等概念，其原因正在于，它們都體現著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在認知論證實踐時，所關注和側重的特性各不相同。

論證的功能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成員在展開論證行為或參與論證活動時所強調實現的基本目標，比如說服他人、獲取知識或解決分歧等。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功能的基本認識可能存在差異，進而，論證的某一特定功能并不必然為不同社會文化群體所共享;同時，某一特定論證功能即使為不同社會文化群體所認可，但也并不一定具有同等的價值和意義。比如，在西方文化傳統中，論證歷來都被認定為一種共同解決爭議或獲取知識的合作;但在東方文化傳統中，它則更多被理解為一種通過對峙和爭論來改變和壓制對方觀點的手段。論證的作用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在其社會生活中的價值和重要性的基本認識和評判。盡管論證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社會互動形式，但在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對于其基本社會職能的定位、以及與之相應的價值評定，卻會形成不盡相同的基本看法。如尼斯貝特等人就提出，西方文化傳統非常強調論證對于人們合理參與公共生活的重要作用，并將之確立為公民政治參與和公共決策的基本方式。與之相反，中國社會文化中更為重視傳統的傳承與權威的維系，并強調社會與人際之間的和平與協調，所以，論證長期以來(并且尤其在私人生活領域中)都不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社會作用①。

論證動機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成員主動實施論證行為和參與論證活動的意愿、內在驅動力及其強度。論證態度則指個體基于其看待論證行為或活動的不同方式，所形成的價值評判、情感狀態和行為傾向。對于自然、社會、群體和個人之間關系的不同理解，以及對于社會、家庭和人際關系的不同價值追求，無疑都將制約著不同社會文化群體成員看待論證行為和活動的方式，并造成他們在社會生活中選擇參與或回避論證的不同心理特征和動機強度。文化心理學研究就揭示出:由于論證中涉及主體之間在觀點上的直接沖突，這與東方文化在人際關系上所崇尚的“和諧”價值相對立，因而，日本人通常認定論證導致情感的傷害和人際關系的破壞，從而會常常主動選擇回避論證，以避免尖銳的對峙和沖突②。

(二)論證的思維模式與說理方式

心理學和社會科學研究表明，面對不同生態環境和社會情境，人類群體會形成不同的認知習慣，進而，人類的高級認知能力和思考方式，實際上也受制于其社會文化背景。縱使應對相同問題，不同社會文化群體也會形成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認知策略。與此相應，論證行為和活動同樣涉及參與者的理性思考與認知能力，因而也會展現出社會文化因素所導致的差異。具體來看，這些差異將進一步體現在論證中信息的接收與處理方式、證據/理由的認知與權重、推理模式與論證型式偏好、以及論證的建構與表達方式等方面。

信息的接收與處理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依其自身的認知習慣，以特定的方式對其所面對的信息資料所進行的收集、整理、傳遞和應用。不同社會文化傳統影響著其群體成員的信息接收和處理方式，這進而決定著其成員個體在參與論證活動時分析、組織和運用相關信息的不同方式和能力，也使得他們在建構論證時所用及的信息在種類和數量上都呈現差異。從信息的整理和分類方式來看，有研究表明亞洲人擅長借助“主題關聯”(thematicrelationships)，而美國人則更依賴于“范疇關系”(categoryrelation-ships)③。同樣，對于不同類型的信息而言，不同社會文化群體也表現出在關注程度、解釋方式和處理能力上的差異。比如，亞洲人更易于關注對象所置身的背景信息，而西方人則通常會更直接地關注對象本身的信息④;當一個對象被置于一個新背景中時，日本人對該對象信息的接收、處理和判斷速度就明顯慢于美國人⑤。

證據/理由的認知與權重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能夠在論證中充當論說依據、具有支持力的素材所做出的基本理解、認定和分類，以及依據特定標準和方式對其證明力和價值所進行的劃分與排序。基于不同的社會實踐形態，不同社會文化群體會形成差異的合理性觀念和價值規范體系。而對于合理性、正當性和可靠性等規范概念的基本認識，決定著論證主體理解與回答“何種素材，基于何種緣由，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改變主體的認知狀態、或者足以奠定某種可接受性”這一問題的特定方式。因此，針對同一論題，不同社會文化群體所認可、選擇和運用的證據與理由，可能會在形態和類型上都存在差異。同時，對于相同類型的證據與理由，不同社會文化群體也會對其支持力的權重和價值形成不盡相同的認識①。

推理模式與論證型式偏好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在論證實踐當中對于某些特定推論方式和論證模式的特殊信任和習慣運用。認知科學和人類學研究表明，不同的生存環境、生活形態和社會結構，會形成人類群體不同的思維結構、認知策略和模式偏好。同時，不同的主導思想形態和歷史文化傳統，也會對其群體成員慣常運用的思考方法和論說方式形成制約。這些都將進一步導致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在推理模式與論證型式上的不同偏好。比如，通常認為亞洲人習慣于運用“辯證式推理方式”(dialecticalrea-soning)，而西方人則偏好使用“形式邏輯推理方式”(logicalreasoning)②。同樣，邏輯史研究也表明，與西方演繹邏輯傳統不同，中國文化傳統中的主導論證型式是“推類”或“類比”③。

論證的建構與表達方式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在建構和表述論證時，所使用的內容組織策略和語言表達方式。在建構論證過程中，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基于對證據和理由權重的不同理解，會在理由類型、強度和數量的選擇與組織上都展現出不同的方式和策略。而在表達論證時，不同社會文化的語言系統則會影響其群體成員表述論證內容的語言手段和方式。同時，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對于言語交際規范的不同理解，也會對該群體成員的論證表達方式形成約束。簡言之，論證主體在進行論述時是著重凸顯理由的強度還是數量，在轉引理據時是偏重直接援引還是加工重述，在展開論述時傾向于回旋婉轉還是直入主題，在表明觀點時是更為直接、明確還是較為間接、隱晦，諸如此類的差異實際上將都對應著不同的社會文化影響④。

(三)論證的接收與評價

作為人際交流的一種特定實踐形式，論證不僅涉及主體自身的認知、建構和表達維度，而且還涉及主體之間的互動過程，展現著主體間性維度。更明確而言，它還關聯到其他主體對于論證內容和效果的分析、解釋、理解與接受，以及由此所導致的態度、情感或行為改變。同樣，由于社會文化傳統中社會關系、交際模式和倫理觀念的特定影響，這一互動過程中也會呈現出論證接收和評價的差異方式，并尤其表現在論證的恰當性、論證的強度、論證的生效性以及論證的規則等四個方面。

論證的恰當性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對于適合實施論證行為或展開論證活動的情形和條件的基本認知，簡言之，即群體成員對于“可以在什么情形下，針對什么對象，以何種方式來進行論證”的基本看法。在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論證的主題和范圍、時機與場合會受其社會規范所限制，從而使得適合于、或者被允許進行論證的內容議題和可能條件不盡相同;論證的對象、以及與之相應的論證方式也會受社會關系和倫理觀念的制約，從而使得論證得以發生的情境和可以接受的展開方式都存在差異。更實質而言，某些社會文化規范還會在特定情境中超越論證活動本身的內在規范，而這些規范本身也同樣體現著社會文化差異。比如，西方文化傳統所推崇的“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就與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師道尊嚴”具有不同旨趣，進而，兩者對于師生之間的論證互動就會產生差異影響。同樣，中國傳統文化的“孝道”會以特定的方式約束著中國人群體中晚輩與長輩之間的論證行為，而不同社會文化群體的“禮貌”要求也影響著其群體成員在公開或正式場合中論證互動的恰當方式。

論證的強度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中理據具有的支持力所做出的基本評判和所用到的規范標準。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的合理性觀念，會影響到其群體成員對于理據之相關性與充分性的基本理解，進而，導致他們對論證品質(其邏輯性和優劣性)的不同認識和差異判定，以及對謬誤的不同認定與分類。基于對論證情境、議題和目標的特定理解，不同社會文化群體會形成關于論證強度的不同要求，這特別體現在論證中所包含的理由類型、數量和質量等方面。例如，研究表明亞洲人偏重論證中理由的數量，他們易于認定更多理由具有相關性，有時甚至還能容忍證據之間存在沖突;而美國人則注重理由的質量，在其論證中通常僅提供少量的(甚至單一的)、但卻較為清晰和無爭議的理由①。

論證的生效性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行為或活動在實踐情境中是否實現其目標和功能的基本認知及其判別標準。相比而言，論證的強度是論證中理據所對應的內部規范性，論證的生效性則是論證在其表達與互動中所對應的外部實效性。在諸多社會文化傳統中，這兩者之間既顯示出明確的現實分歧，也展現著特定的動態互動。事實上，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恰當性的理解，將影響其成員對于論證行為及其方式的意義把握，進而制約著他們對論證行為實際效果的判定。同時，主體對于論證實際發生情境的基本理解，對于該論證互動的即時目的與語境因素的特定解讀，都將影響到他對于論證實際生效與否的分析和評判。質言之，論證的生效性更多依賴于主體對于論證實踐具體情境的實時解讀，而這受制于該主體對于社會關系體系和人際互動模式的基本認知，因而也會呈現出社會文化影響。

論證的規則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在進行論證活動時其言語行為互動所遵循的調控性規則(regula-tiverules)。不同社會文化傳統對于交往模式及其社會互動規范的差異理解，制約著該群體論證實踐的特定展開方式，也影響到保證其論證活動能夠有序和合理進行的調控性規則。對于處在特定論證情境中的主體而言，這些調控性規則明確規定了他在具體的論證進程和特定的互動環節上，能夠被允許(或需要被禁止)采用的行為方式和回應方式。實質而言，正是論證的規則確保了論證活動的有序進行，以及其展開進程和最終結果的合理性。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在論證實踐上的不同形態，實際上所展現的正是具有社會文化差異的論證規則體系。

四、論證研究的社會文化維度拓展

作為一種根植于社會文化背景中的實踐活動，論證既體現著跨文化的理論特性，也展現出在基本形態、行為方式和互動模式等諸多方面的社會文化差異。全面揭示論證實踐中的社會文化特性，并合理闡明它們在論證行為和活動中的呈現方式和作用機制，無疑將深化和拓展當代論證研究的論域，并且，還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探討不同社會文化群體的邏輯與認知差異，以及跨文化交流(尤其是論證協商)的可能機制。前文對于論證實踐中社會文化差異體現的具體分析，建構了探討論證中社會文化因素及其影響的基本理論框架，同時，也為我們拓展當代論證研究的社會文化維度提供了一個較為系統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視角。實質而言，這一初步理論框架既整合了文化與認知領域的相關研究發現，又結合當代論證研究成果，發展了諸多具有可觀察性和可檢驗性的理論假設①。以之為基礎，社會文化維度的論證研究可以進一步從如下三個進路來展開:

第一，語言學、尤其是語言與文化關系研究進路。論證活動依賴于語言手段和言語行為，不同語言的詞匯、語法、表達技巧、文體風格和語言用法，其背后都滲透著社會文化因素的重要影響。發掘、分析與比較不同語言系統中與論證相關聯的語詞形態、語篇特征和表達方式，是闡發論證實踐中社會文化影響的一個有效途徑。比如，中文指稱論證活動的語詞既具有多樣性，又呈現出特殊而精微的區分(如論、說、爭、議、辯、爭論、論辯、說理等詞)，其中無疑體現著中國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的基本認知、性質概括和形態劃分。同樣，與論證相關的諸多中文諺語、俗語等(如“理不辯不明”、“君子動口，小人動手”等)，也都展現著中國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形態、功能和態度的特定理解。

第二，質性研究、尤其是人類學考察、民族志研究進路。論證是一種實時發生在特定社會文化情境中的實踐活動，通過人類學考察能全面而真實地對其具體形態和特性做出描述和解釋，進而確切揭示其中的社會文化因素及其影響。一方面，可以選擇不同社會文化群體開展田野調查，尤其關注其實際生活中論證活動的具體發生發展過程，分析與解釋其中的特定行為和互動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參閱人類學家關于他人文化的民族志研究，整理其中所記述的論證行為和活動，進而揭示其中所展現的社會文化特性。此外，我國古代文獻中記錄著論證實踐的諸多文本，也為揭示中國文化傳統中論證實踐的特殊形態和特性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②。

篇8

這三座大山使今無中國資本市場的規范化發展舉步維艱。中國資本市場面臨第二個十年，這一時期的根本任務不在于擴容，而在于調養生息，進行結構調整。具體說，就是要推倒壓在中國股市上的三座大山。

本文是從資本市場基礎理論研究出發，在建立股市新文化、樹立正確投資觀問題上，作一探討。

二、股市基礎理論探討，刻不容緩

中國股市不平凡的十年是在巨大的理論爭議和現實波動中發展起來的。從早期“股份制是私有化”的政治觀點之爭，到今天中國的資本市場是否像“老鼠會和賭場”的文化歧見，這種風風雨雨始終與中國資本市場的高速擴容相伴隨。如果說，前者是主張和反對建立資本市場的兩種力量之爭，這已在“摸著石頭過河”和不辯解、不爭論的指導思想下，回避了意識形態方面很多矛盾和干擾，我們已建成了初具規模的資本市場。那么后者則主要是在主張培育發展中國資本市場的實踐中，如何使中國的資本市場得以健康發展而產生的不同觀點，盡管其都主張規范發展資本市場，但路徑的不同往往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事實上，我國資本市場理論的研究始終落后于資本市場發展的實踐，不僅對資本市場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作用和地位沒有論證清楚并廣為宣傳，而且對資本市場的許多概念和技術層面的資本運作分析技術也沒有形成一個良好的培訓和普及環境。令人遺憾的是，我們采用了回避爭議和矛盾的做法，這些資本市場的重大理論問題始終。沒有突破，人們普遍還在資本市場就是賭場，要么跟莊搞投機，要么隨機撞大運的投資理念中徘徊。

概括起來，中國股市有三個沒底：

1.上市公司造假沒底

上市公司造假既有資本經濟作為股權虛擬經濟監管難度大的原因，也是我國特殊國情下的一股獨大所致。上市公司是資本市場發展的基石，上市公司質量的真、假、優、劣是決定中國資本市場是投資場所還是賭場的關鍵。正確投資觀應是建立在投資人對上市公司的理性判斷并作出相應用腳投票選擇基礎上，來促使上市公司以自身價值提高給投資人帶來良好投資回報的投資機制。它是投資人對投資對象在“蛋糕做大”基礎上來實現投資人投資收益的體現，而絕不僅僅是在二級市場上機構和中小投資人之間利益分配的“零和游戲”。但中國的上市公司到底還有多少個銀廣廈、吉林通海、藍田股份，人們心里沒底。

2.政策沒底

我國資本市場政策市特征明顯，這是新興轉軌市場的必然現象。因此，政策決定股市，是把政策作為一個長期的調控手段來炫耀，使中國的股市處于一漲就怕、一怕就打、一打就跌、一跌也怕、一怕又托、一托又漲的惡性循環。最終是政府調控股市，形成典型的政策市。而人們卻看不見那只“看得見的手”，人們不知道它什么時候想干什么。

3.股市理論的探討沒底

中國股市到底是賭場、老鼠會，人們置身其中是在撞大運、爾虞我詐的場所，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在我國的經濟中承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這個市場的基本功能，這個市場培育的投資人在市場經濟中究竟發揮著何種作用，都亟待理論的證明。而資本市場監管的各種政策的出臺，也是建立在正確的股市理論的基礎上。但目前我們的股市理論體系極不清晰和完善。

解決三個沒底的核心是探討并完善股市的基本理論。基礎理論問題對上可以影響政策，影響決策者那只“手”；對下則可動搖資本市場投資人的信念和信心。因此，在這三個沒底當中，對我國股市基本理論的探討最為重要。

研究我國的股市基本理論，當務之急是要解決兩大問題。第一是在社會主義資本經濟條件下，股市的基本功能探討，使人們對資本市場首先有一個認識上的突破。第二是股市新文化和股權新文化的建立。解決這兩個問題，不僅能教育股民建立正確投資觀，更重要的是讓決策者和監管部門都能正確認識資本市場的本質和基本功能。在轉軌特征明顯的中國股市的監管上，有效地發揮那只看“得見的手”的作用。

三、股市基本功能探討

我國股市的每一次波動，都跟股市的基本理論不清、擾亂人們的思想密切相關。十年來，我國的資本市場發展迅速，但資本市場理論的研究卻嚴重落后于實踐。股市大討論雖然目前暫時處于平息狀態，但是只要不從根本上解決這一理論問題，一旦市場發生波動，否定我國股市的聲音，像賭場論、老鼠會論就仍會冒出來。這些理論在特殊時期，都和資本市場發展和政策的制定密切相關，監管政策直接受資本市場理論的影響。繼續采取回避態度，不論證清楚這些問題，勢必對我國資本市場今后的發展產生不良的結果。

股市的基礎理論研究應從股市的基本功能探討入手，我認為有以下四個功能：

1.資源優化配置功能

股市的資源配置功能體現在兩個環節上：其一，一級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就中國的實情說，股市資源的配置過程主要是在一級市場通過IPO方式完成的。股市籌集的資金進入到企業，上市公司之所以能籌資，能被市場認知，在于它能提供被投資者認知的產品和勞務，在于它能生產社會需要的緊俏、盈利的產品。其二，二級市場再融資的配置功能，主要是通過上市公司的增發和配股來實現的。上市公司的持續融資功能就是社會資源再配置功能的體現，當然，二級市場的再配置同樣是向高質量的上市公司傾斜。上市公司的資本優化是社會資源配置優化的前提。

所以，股市的資源優化配置功能與上市公司的質量及信息披露的真實性密切相關。如果上市公司質量低劣，信息披露虛假，就會喪失這一功能，導致股市墮落為賭場。

2.晴雨表功能

資本市場不僅是一個資本和物的生產要素的配置場所，而且是一個國家乃至世界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信息的集散地，股票二級市場的價格與這些信息的質量正相關。因此，不僅股民而且一般民眾，不僅企業家而且政治家，不僅國內各界而且國際各方，只要和所在國的利益相關，都會關注這個市場。而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環境的變化也同樣會最先從這一市場反映出來。因此，資本市場更是一個信息場。在市場經濟崇尚資本至上的旗幟下，資本的選擇是最敏感的。在市場經濟推崇公平、公正、公開的交易準則下，這一信息的反映在理論上說也是最公平、最準確的。因此，資本市場的風向標和晴雨表功能從表象上看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進行交易、判斷重要的參照系，而從實質上看則反映的是社會政治、經濟形勢穩定和發展。它是中國了解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國的最重要窗口。

盡管由于種種原因，如政策導市，機構操作，在某些特定的時期，大盤和個股會走出和一個國家政治、經濟形勢不相吻合的走勢，但從長期看，在正常的形勢下，股市是具有晴雨表功能的，股市價格與其價值在長期走勢上應該是一致的。它與賭場的靠賭運和賭技好壞決定輸贏是完全不同的。

3.價值發現功能

首先，價值發現功能是指在資本市場上一只股票的現實和潛在的價值，而從社會的角度說，它所表現的是一家上市公司為社會和股東現實和未來的貢獻度。這一功能和企業真實的信息反饋和評價密切相關。人們通過股市所反映出的綜合信息進行判斷和投資，指導著價格方向，進而引導資源的分配。

其次，這種價值發現使人們能夠看到某一行業、某一企業的內在價值，使人們對未來做出理性判斷。這種發現一定要符合一定客觀規律，所以它能推出一個概念，并且引導市場，人們承認這個概念，用超過人們現實中比用簡單的成本價值要高的潛力判斷去看待它，人們在股市中趨利避害的本能以及這種發現和投資人的利益相關性，決定了這個發現的過程是理性的，它標志著一個社會的理性經濟走向。

第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體趨利避害的無形之手引導整個市場經濟的規律向前發展，因此要普及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一致的思想，市場經濟承認以單一個體為本源的自然發展，倡導個體和總體利益的一致性，其奧妙在于私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只要具備社會要求的理性和道德，遵守法律，恪守誠信，社會的總體利益就會得到同步放大。

4.股市的增值功能

股市的增值功能主要體現在股票的增值功能上。股票有三種價格，即票面價格，賬面價格和交易價格，在論證股票的增值功能時，票面價格無意義，交易價格不能自身證明，唯有論證賬面價格最能說明問題。股票的賬面價格又被人們稱為股票的含金量，一個公司的總體含金量是通過其所有者權益（凈資產）反映的，而凈資產是由股本、公積金、未分利潤組成的。股份公司的分配制度決定了其年度利潤分配，必須要先完成盈余公積金的提取，而這一基金的提取又決定了上市公司每股凈資產含量的提高，這決定了股票有內在增值功能。如果我們把公積金的提取當作股票增值功能的內生變量，那么上市公司通過增發和配股所導致的每股凈資產的增值功能，則是外生變量。這兩個變量從財務分析上能直觀看到股票的本金是可以增長的事實，股票的賬面價格可以從一元漲到五元，正是源于這一機理。而股票賬面價格增長導致的本金的增長是其他金融資產如儲蓄、債券所不具備的。而賬面價格的增長則是直接導致股票交易價格上升的合理因素之一。

論證股票的增值功能是我們解開資本市場作為虛擬經濟的表現形式是否應該成為我國下一步改革開放主戰場的關鍵所在。唯有論證這一功能，資本市場才能實現上市公司贏、投資人贏、市場贏的三贏局面。反之，人們就會把資本市場與賭場的“零和游戲”聯系在一起，只是像賭場一樣財富在參與各方之間的簡單重新分配，是股民之間左兜和右兜的財富搬家，而這一過程由于造假和不規范，又充滿了爾虞我詐。

資本市場具備增值功能是和賭場最重要的區別。只有論證這一功能的存在，投資人才會摒棄撞大運，學會判斷和分析作理性的投資人。當然，創造三贏局面的基礎是上市公司的業績，在真實的基礎上，企業的效益上升，直接帶來股價的上升，才能帶來資本市場的真實繁榮和投資人的獲利，而上市公司也才能實現再融資和持續發展。

四、股市新文化的建立

（一）股市舊文化批判

在中國的傳統上歷來對股市就存有偏見，這種偏見加上我國90年代股市發展初期大量借鑒海外資本市場，特別是由于翻譯文字的原因，主要是來自臺灣的股市用語，而臺灣的股市用語大都是從賭場術語衍生來的。由于我們沒有能夠進行批判吸收和投資者教育的主渠道引導，及時糾正那些不健康的、有明顯誤導的股市賭場語言，使其在二級市場股評家的口中大行其道，如莊家、籌碼、發牌、跟莊、出局、莊家洗籌、與莊共舞等近20種賭場語言，這些語言極不準確，如莊家一詞，莊家(Banker)在賭場里是指開局設賭者（通常只有賭場才具備這一資格），與閑家(Player)對賭，而把這一術語引入股市中，只有在深滬交易所作為實體也下場參與股票買賣與投資人對博時才成立。而把它用在即使是在主觀和客觀上會操縱股價的機構投資人和大戶身上也是極不準確的。在西方國家的資本市場中并無莊家一詞，那些違規的機構和大戶往往被稱作違規操縱股價者，還有一類則是合規的維護一只股票流動性和股價穩定性的機構——做市商(MarketMaker)。而我們由于沒弄明白莊家的含義，把機構和大戶都當作莊，似乎是股股有莊，跟莊成風，無莊不成市。但事實上，只要中國的交易所不下場對博，我國資本市場和西方國家一樣，根本就就有莊家，有的只是那些違規操縱股份的機構。

顯然，股市舊文化是導致中國資本市場不能健康發展和中小投資人不能建立正確投資觀的重要原因。我們必須徹底摒棄從臺灣引進的股市舊文化理論，首先從凈化股市語言入手。廢止莊家之類的賭場用語，而用機構違規者和價格操縱者取而代之，使資本市場和賭場區分開，一掃投資人“跟莊”的賭場風氣。在中國證券市場開展股市，把投資者教育扎扎實實的搞起來。

（二）股市文化與股權文化的關系

當前中國資本市場正在探討股權文化，股權文化的核心是通過誠信文化培育有良好道德素質和專業技術水平的職業經理人隊伍，來保護價小投資人的利益，形成良好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和組織制度。從某種意義上說，股權文化是股市文化的重要內容。開展股市不僅要和投資者教育聯系起來，也要和股權文化基本理論的探討聯系起來。當前由于上市公司造假現象嚴重，我們迫切需要在中國的資本市場開展誠信運動，開展股權文化的目的是樹立上市公司經營者從股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慮企業的利益最大化。

如果說股權文化是從公司的角度考慮文化和誠信問題，那么股市文化則是從資本市場的角度考慮文化和誠信問題；如果說股權文化是強調經理人的道德水平的提高，那么股市文化則涉及到監管部門、中介機構、上市公司、投資人等方方面面文化和道德素養的提高。

中國資本市場的當務之急是解決股市的新文化，解決了股市的新文化問題，股權文化的探討就會迎刃而解。

（三）股市新文化的內涵

在中國資本市場開展股市，形成中國的股市新文化。具體包括三個方面：

1.思想建設——正確的投資現

開展投資人教育，建立股民的神圣使命感和通過市場“看不見的手”承認人們在追逐自身盈利動機的驅使下，作出市場短線品種的選擇，而這一過程也正是增加社會共同財富，推進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過程。這是一個投資人從傳統的勞動參與到個人物化勞動——所形成的資本參與的進程，充分調動投資人對國家建設事業的參與意識，使參與者的盈利動機與國家經濟的發展有機統一，這是對傳統上以犧牲奉獻來促進國家利益發展的重要補充。因此在這一過程中，投資人應該引以為榮，并值得人們贊譽。應該從正面去倡導這種投資者的道德與使命，而那種認為投資股市發不義之財的偏見必須被摒棄。

2.文化建設——科學侑專業知識的投資理念

在正確投資觀的指引下，必須普及股市運作的科學專業知識和法律意識，提高投資者的專業素質，形成科學的投資理念，具體包括：(1)作理智的投資人，正確認識資本市場的風險防范；(2)學會對上市公司質量判斷的基本知識，科學選股，不盲目跟風，實現資本市場價值與價格一致，作理性投資人；(3)熟悉資本市場的法規政策，對各種證券欺詐、操縱市場等違規行為能夠防范，增強自我保護；放棄“跟莊”心態，開展股市的。社會要提高不誠信的成本，只有提高投資人本身的素質及理念。

通過投資人正確投資規和科學投資理念的建立，使之放棄撞大運和賭及跟莊共舞的心態，要從根本上學習財務知識，客觀分析股票，這是我國資本市場真正走上成熟、健康之路的根本保證，也是當前證券監管部門開展投資者教育的重要工作內容。

篇9

[關鍵詞]動畫文化傳播傳統文化缺失

中國傳統藝術源遠流長，在世界美術之林中占有極其輝煌的地位。中國動畫這一充滿神奇色彩的藝術表現形式也是在這一特有的中國傳統文化底蘊下形成的。她作為中國藝術的一部分，表現著傳統文化特有的審美文化符號，可以激起人們對中華傳統文化的驕傲與自豪。

20世紀80年代中國動畫事業依據民族傳統文化走出了一條輝煌之路。然而，今天中國動畫相對于外國動畫卻有著明顯的差距。有數據顯示，當前全球動畫產業總值大約為250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萬億元，而中國僅為人民幣180億元，不到1％，并且，在國產的動畫中，顯示了“出力不討好”的局面。主要表現為：盡管國產動畫正鼓足了勁在抓緊對動畫作品的生產及宣傳，但在國外動畫產業的沖擊下，動畫欣賞的主要群體——青少年的審美觀明顯傾向于國外動畫。筆者在對此課題的研究過程中，對1000名桂林市內受眾進行動畫觀賞行為傾向性調查，發出問卷900份，回收831份，回收率為92.3％，其中有效問卷為816份，有效率為98.1％，保證了調查的公平性與公開性。這1000名受眾為大學、中學、小學不同文化層面上的學生。

表格如下：

不同文化層面受眾對動畫藝術風格的偏愛與認同傾向打分(滿分為100分)

觀察此表格，可看到國產動畫片在國內受喜愛程度較低，特別對于傳統文化寫意風格的動畫電影打分較低，并且年齡越小，對這一風格的認同程度越低。從這個數據可以看出現代青少年對于我國傳統文化的審美取向越來越模糊，并且表現出低齡化。另外，筆者長期在桂林市少年宮擔任美術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也深切地感受到孩子們對中國動畫片的喜歡程度遠沒有國外動畫片熱情高，體現幼兒教育對傳統文化也有所忽視。這一事實也從側面佐證了上述調查結果。這不能不讓人為繼承中國優良傳統文化而擔憂。一個國家是否能強大，是否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優秀的文化底蘊以及在此文化底蘊中創新出來的符合時展的文化結構，是衡量此標準的重要尺度。所以，對動畫電影中傳統文化元素的研究，也能從另一側面引導人們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引起重視。

動畫是大眾媒體的傳播手段之一。是一種特有的文化產業，與其他文化知識一樣具有極強的宣傳和影響作用，包括社會規范，價值標準，行為方式、文化價值觀等。優秀的動畫電影能根植于本民族優秀文化，反映社會底層，能經得住社會發展的跌宕起伏。我國20世紀60年代前與80年代后，也曾經有著輝煌的動畫成就。先不必說此時的動畫有著豐富的民間傳說、神話故事等題材作支撐，也不必說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動畫形象，表現手法，就單說動畫中意境優美的場景也是其他國家所不及，因為這是要求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有深刻感受的人才能體會。前人的種種成就無一不是站在中國特有的文化內涵中建立發展起來。

首先在動畫的取材方面。選擇極富有寓言故事的《驕傲的將軍》(1956年導演：特偉李克弱)、《東郭先生》(1955年導演：虞哲光許乘澤)；民間傳《抬驢》(1991年導演：王柏榮)、《葫蘆兄弟》(1986—1987年導演胡進慶等)。從這些內容題材上我們可以看出較多立于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寓教于樂”精神，故事折射出教育孩子分辨善惡，面對困難如何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法等，這些對孩子的健康成長都有很好的教導作用。“動畫影片不僅需要具有較高的藝術審美水準，還擔負著一定的社會教育功能。”“寓教于樂”這一優秀傳統文化精神對比于美國式的“娛樂至上”可謂大相徑庭，把“教”寓于“樂”，不但有深度且使“教”更易于接受，這一直是我國教育傳統中踐行的法則之一。

再說中國動畫形象設計。中國動畫電影中的人物、動物形象，絕大部分都出自于中國神話、寓言故事、民間傳說等優秀的傳統文化中。如1962年萬氏兄弟兼制作、導演的在當時震驚世界的動畫電影《大鬧天宮》就是取材于民間傳說《西游記》。其中的主角孫悟空的形象設計可謂顯盡了中國特有的文化元素，在裝飾上吸收了中國傳統藝術中民間木刻、剪紙、京劇等風格，影片中從環境描繪到人物面貌、性格特征，也都是一派中國氣概，也無怪當時世界上動畫界對此影片的高度贊賞。巴黎《世界報》介紹說“《大鬧天宮》不但具有一般美國迪士尼作品的美感，而且造型藝術又是迪士尼式的美術片所做不到，即它完美地表達了中國的傳統藝術風格”。《大鬧天宮》中孫悟空的“疾惡如仇”、“好強好斗”的性格到現在仍然為包括世界友人在內的人們喜愛，而這一性格特征也正是勤勞、勇敢的中國勞動人民所具有的特征，也是在眾多動畫電影中，一直未退出人們視野的原因之一。

水墨動畫是中國動畫電影中的一朵奇葩，也一直到現在都是為人們多關注的動畫形式，歷史上優秀的水墨動畫有很多，較突出的代表是運用齊白石墨趣而制作的《小蝌蚪找媽媽》、李可染筆法的《牧笛》、《山水情》等。在這些水墨動畫中，觀眾不僅能欣賞到精彩的水墨動畫故事情結，還能欣賞到水墨淋漓、詩意無窮、畫意無窮的動畫場面。重視背景對藝術形象的烘托，是水墨動畫的一大特點，“留白”及對“遠山”的處理、吸取傳統畫理中“三遠法”，使背景猶如一幅會運動的中國水墨畫。影片雖然只有20分鐘，但格調清新灑脫，將中國詩畫的意境和筆墨情趣融進了每一個畫面里。影片以景抒情，情景交融，以虛帶實，實中有虛，虛實相合的特點，顯示出中國藝術的深厚傳統。結合現代的動畫手法，使中國水墨動畫得到了充分的認可。

回憶輝煌的中國動畫電影成就，不是捧著前輩們的豐功偉績，沾沾自喜、固守不前，盡管中國動畫電影有過輝煌的成就，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到今天再與西方動畫相抗衡，顯然落后一大截，其中原因復雜多變，筆者謹從動畫電影中傳統元素做具體探索。優秀傳統文化給予中國動畫電影鮮明的民族特色，但也有許多評論認為當今中國動畫停步不前是因為傳統文化固守人的思維，沒有激發人的創新思想所致的。筆者認為，把優秀的傳統文化看作是動畫發展的阻礙，謬誤之極：把傳統的動畫制作技術認定為發展的枷鎖，理之所在。優秀傳統文化不但不會阻礙動畫產業的發展，反而為動畫的發展增添了文化內涵，使動畫富于民族特色。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也逐漸受到各國人民的青睞。今天的中西文化碰撞已不再是西方處于絕對優勢，相反，當今的西方文化在尋找現代出路時已越來越強烈地將目光投向東方，投向中國。外國人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也不亞于中國人自己學習傳統文化的勁頭。如：美國迪士尼公司根據中國優秀傳統民間故事《木蘭從軍》改編的動畫電影《花木蘭》就是中西結合中的經典作品，可以說是將本土文化與中國文化實現融合的成功典范。影片中造型方面，他們尊重了中國傳統的文化習俗，在對中國動畫電影做了大量研究的基礎上，迪士尼的創作者在為本片精心設計了不少中國“形而上”的韻味，從而使影片畫面散發濃郁的東方情調：而在情節處理上，迪士尼將中國傳統孝女故事演繹成為具有現代特色尤其符合現代青年情感上和心理上的共鳴。另外一部由日本制作的動畫電影《神賜太郎》，影片內容完全出自日本本國文化，但在畫面背景的處理上，就猶如一幅幅美妙的中國山水畫：遠處的山、近處的樹木，就連每一片葉子的造型，水墨的運用，都具有強烈的中國韻味，在日本國內也引起了較大的影響。

篇10

《文學理論》是一門理論性、基礎性很強的課程，具有深奧性、抽象性、理論性、枯燥性的特點，現在的學生對純理論性質的課程不感興趣，即便學習了理論也不會應用于實踐活動之中。文學理論的枯燥、難理解使得學生對文學理論課程的學習提不起興趣，不能把文學理論學到的知識很好的用于實踐活動中，解決現實中存在的問題。其實通過對文學理論課程教學的研究發現，文學理論課程蘊涵豐富巨大的信息量且近來發展迅速。這就給文學理論的教學帶來了難度。大眾文化時代，是個開放彰顯個性的時代，當代大學生們大多數是伴隨著電子媒介、影視、網絡成長起來的，大眾文化已經成為他們生命中的一部分，他們對新藝術、新形式、新媒介有很強的適應力、親和力、接受力，比如他們對網絡文學、動漫作品、大場面大制作的奇觀電影感興趣，而對于傳統的經典的文學作品不感興趣，甚至表現出對傳統藝術形式的疏離，他們喜歡收看動漫作品、奇觀電影，不喜歡閱讀紙質文學作品，更不愛看同樣是電視節目的京劇、越劇等表演藝術。當代大學生感興趣的是一些形象的藝術形式，因此他們缺乏相應的理論基礎知識，這樣就很難適應由具象到抽象的思維方式的轉換，因而學習文學理論這門比較抽象的學科就比較困難，感覺很難融會貫通，認為文學理論比較難學習難理解。因此，為了解決這種難接受、枯燥的理論學習，適應大眾文化的時代特征，在文學理論的教學中，例證的選擇、分析就舉足輕重，在教學中所舉的案例盡量適合大眾文化時代的需求，盡量迎合學生的興趣點。由此可見，文學理論教學中選擇一個恰當的案例，既能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活躍課堂氣氛，也能形象生動、深入淺出地說明一個原本十分枯燥、深奧的理論問題。翻閱多部文學理論教材發現，大多數教材多選擇古今中外的經典文學作品作為例證，這些例子雖然能夠達到有效說明理論問題的效果，但是太古板、生硬，缺乏新鮮性、時代性、活潑性。與當代大學生們感興趣的熱點問題相差比較遠，難以調動他們的興趣。經過多年的文學理論的教學，我發現當代大學生的興趣點主要集中在奇觀電影、動漫、電子讀物、網絡文學作品等方面，如果將這些學生感興趣的大眾文化現象引入到文學理論的課堂教學中，一方面提高了大學生的學習興趣，即鞏固了大學生原有知識結構，又提升了大學生分析理論問題的應用實踐能力;另一方面也提升補充了文學理論自身的涵蓋力。例如在講到“敘事結構”這一節敘述視角內容時，我選取了陸川導演的電影《南京!南京!》加以分析，陸川導演的《南京!南京!》打破了以往抗日片中人物形象模式化、平面、視角單一的敘述模式。放棄線性敘事手段、采用獨特的敘述視角，將日軍的“反角”作為主角，采用了一個日本士兵角川的視角來經歷。《南京!南京!》雖然是歷史片，但是視角很獨特。把侵華日軍還原成人，采用了一個日本士兵的視角來經歷。以一個日本兵的視角，一個占領者的視角來敘述，比較獨特，新穎，比較能讓現代觀眾接受，這表現出中國人已經有覺悟從更高、更開闊的視角來看待這場戰爭，而不僅僅著眼于民族情緒。但處理起來也有一些局限。陸川把角川這個日本人描寫得太有血有肉，整條脈絡和整個形象通過種種優美的細節自然鋪陳。總之，大眾文化時代，文學理論教學所面臨著枯燥的理論如何選擇合理的論據加以論證的困惑，選擇什么案例對于講課效果至關重要。在傳統的文學理論教學體系中，當老師試圖講解、說明某一枯燥理論問題時，大多數選擇古今中外的經典文學作品作為論據。這樣的論據用得多了，就不新鮮了，學生不感興趣，另外有時舉到的文學作品的例子，學生沒有讀過，感到陌生，起不到說明理論的問題。然而，在大眾文化時代，作為文學理論教學授課對象的大學生，他們經常面對的、感興趣的恰恰不是所謂“文學經典”的文學作品，而是“應運而生”的眾多身邊的大眾文化現象。他們感興趣不是審美活動，而是大眾文化產品如何生產、傳播和消費等環節。因此，他們的接受經驗、接受能力大多數是由消費性、娛樂性、游戲性產品的訊息刺激而形成的。這樣，當文學理論老師用“文學經典”的文學作品來說明抽象、枯燥理論時，大學生因為缺乏體驗，沒有讀過作品，具體情節不熟悉，始終處于隔膜狀態，這樣最有說服力的經典例子也就失去了說明理論問題的經驗基礎。因此，大眾文化語境中的文學理論教學，不僅要引用經典文學作品作為例子，而且要大膽的引用當今熱門的大眾文化產品的實例。這樣不僅是為了適應當代大眾文化語境的要求，盡可能地吸引當代大學生學習文學理論課程的興趣，關注大眾焦點，而且也是為了通過對當代大眾文化產品的解釋、賞析，使文學理論知識在實際運用中變得鮮活生動起來，從而促進大學生對這些知識的理解掌握。

二、針對學生文學活動體驗薄弱的情況，采用“情景模擬”、“對話”式審美體驗教學模式，激發學生對各種文學活動的興趣

文學理論來源于文學實踐，反過來又去指導文學實踐，而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缺乏的就是文學實踐，學生只有具備了大量的文學創作和文學閱讀的實踐活動，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學理論知識。“實踐出真知”，學生只有經過大量的文學活動的體驗，包括文學創作、文學閱讀等體驗活動，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學理論中涉及的各種文學現象、各種文學原理。采用“情景模擬”、“對話”審美體驗教學模式能更好地激發學生對于各種文學活動的興趣。“情景模擬”就是講到一些枯燥、抽象的理論時，通過設計一些直觀、形象的情景，使抽象的理論盡可能的具象化，便于學生理解掌握理論知識，能更好地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調動學生掌握的中國現代文學、中國當代文學、外國文學、中國古代文學等學科的知識，給學生提供一個更好的展示自己的空間。比如我在講到文學風格這一章時，為了證明有無文學風格，我就設計了“情景模擬”，即“一個小伙子遇到了一個彩票的漂亮姑娘，你模擬一下瓊瑤、金庸、柯南道爾會怎么寫。”我分別找了三個女生，三個男生，一個男生與一個女生自由組合成一組，讓他們分別以瓊瑤、金庸、柯南道爾的風格來模擬表演，學生調動了自己的想象力，生動演繹出了瓊瑤、金庸、柯南道爾的風格，由此得出不同的作家創作風格是不同的，學生興趣很高，發揮了他們的想象力、表演力，活躍了課堂氣氛，使枯燥的理論變得直觀、形象、易懂。再比如講到戲劇時，讓學生自編、自導、自演戲劇作品，在此基礎上學生自己評價，這樣戲劇的特點、分類等理論知識學生就自己總結出來了。學生自編、自導、自演的多幕劇《搶坐》、獨幕劇《電熱棒的故事》等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話”式審美體驗教學模式，即在課堂上與學生平等對話、交流，采用啟發性互動式教學方式。具體應做到:一、在教學中多使用疑問句，反問句等形式以啟發引導學生對文學理論問題的積極思考，多給學生總結發言的機會，幫助他們養成邊學邊思考、邊運用的良好習慣;二是課堂對話和課下對話同時進行，課堂對話是在教授文學理論的課堂中，老師圍繞本堂課教學中的重要內容，精心設計一些環節引發學生深入思考，或根據課堂學生反應情況，即興提出一些引導性話題與學生平等對話與交流，用以來培養大學生進行理論思考的興趣及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這種“對話”式審美體驗教學模式既可以在課堂教學中進行，也可以利用課外業余時間，課下進行，如采用電腦播放古今中外的經典電影，或播放當今一些學生喜歡的熱點視頻，組織學生觀看，觀看后安排學生討論、對話交流，讓學生對古今中外的文學經典作品改編的影視劇有直觀的心靈接觸，然后再布置學生去閱讀相關的經典文學作品原著，了解文學經典作品的內容，通過比較文學經典與根據文學經典改編成的影視劇，學生發現文學經典作品一旦改編成影視劇后就失去了其應有的意蘊。這樣提高了學生比較學習的能力，提高了審美趣味。課下“對話”式審美體驗教學模式就是下課后給學生提供適合對話的問題，引導學生在自己喜歡的場所，比如宿舍、餐廳、草坪自由結合暢所欲言地討論，下次上課時再提供機會讓他們闡述討論的結果。老師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是一種平等對話的關系，這樣可以提高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在文學理論教學過程要不斷總結改進“情景模擬”、“對話”式審美體驗教學模式，以適應不同階段、不同基礎的學生。全方位確立學生在文學理論教學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傳統的文學理論的教學模式往往剝奪學生學習的主體地位，存在只是單純的灌輸、單純應試等多方面的弊端。“情景模擬”、“對話”式審美體驗教學模式，把確立學生主體地位首先放在第一位，充分發揮學生主動、自主學習的能力，強調激勵學生的學習興趣。“情景模擬”、“對話”式審美體驗教學模式是對傳統“課堂”教學的重大改革，它不但把課堂上與課堂下完美結合為互動狀態，而且把審美教育、專業教育、思想教育和能力培養緊密結合起來，從而提高了學生學習文學理論的興趣。

三、合理運用多媒體的教學手段，增強圖像意識，大力推進文學理論課程改革

大眾文化語境下，對文學理論的教學從對象到觀念都提出了諸多挑戰性問題，我們應該看到多媒體的教學手段的應用提高了文學理論課堂教學的生動性和豐富性。大眾文化語境中，文學理論的教學應合理運用多媒體的教學手段，合理吸收傳統的“黑板板書”教學的優點，大膽使用多媒體教學方式，增強圖像意識，更好的推進文學理論的課程改革。多媒體的教學手段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文學理論課堂教學的生動性、鮮活性和豐富性，多媒體教學手段的應用存在以下兩點優點:第一，多媒體技術的運用有利于形聲兼備的視像效果，吸引學生眼球，增加學習興趣。例如在講解“文學的形象性”內容時，我結合學生每天使用的手機，利用多媒體播放了影片《手機》的精彩片段后，提出了一個問題:手機短信是文學嗎?讓學生踴躍回答，為了拓寬學生的知識視野，提高學生的認識水平，我搜集了許多有關手機短信的視頻資料，包括有審美價值的手機信息、手機短信連載小說《城內》、“全球通”短信文學大賽等，把這些資料做成多媒體課件，用以輔助課堂教學，使抽象的理論教學變得豐富多彩，吸引了學生的眼球，這一內容既在講解的范圍之內，又與學生的生活緊密相關，因而很具有現實意義，大學生學習文學理論的興趣大增，他們討論熱烈，各抒己見。再比如在講解“文學意境”內容時，我結合張藝謀的電影《英雄》，利用多媒體播放了影片《英雄》的精彩片段后，用張藝謀的話來說明意境的重要性，張藝謀曾經說過:過兩年以后，說起《英雄》這部電影，你肯定把整個電影的故事都忘了。但是你可能永遠記得一些有意境的畫面。你會記得在漫天黃葉中，有兩個紅衣女子在飛舞;在水平如鏡的湖面上，有兩個男子在以武功交流，在水面上像鳥兒一樣的，像蜻蜓一樣的。為了拓寬學生的知識視野，提高學生的理論認識水平，我搜集了一些有意境的繪畫，如朱耷的《荷花水鳥圖》用多媒體課件的形式展示出來，吸引了學生的眼球，激發起了學生學習文學理論的興趣。第二，多媒體容量大、直觀、形象。多媒體教學綜合應用文字、圖片、動畫和視頻等資料來進行教學活動，而應用傳統的“黑板板書”教學手段難以講清楚，文學理論中一些抽象難懂的知識重點、難點，可以通過多媒體用直觀、形象的方式表現出來。采用鮮明的圖片，生動動畫和視頻使原本抽象、枯燥的理論變得更直觀更形象!這樣課堂教學活動變得活潑，生動形象有趣，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的“黑板板書”教學單調的模式，從而活躍學生的理性思維，激發了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增強了圖像意識，更好的推進了文學理論的教學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