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學范文
時間：2023-03-29 01: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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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在18世紀末,其標志是人類生產從以農業為主轉向以制造業為主;第二次工業革命發生在19世紀末,其標志是電氣化給人類的生產、生活帶來巨大的變化(如機械動力代替了人的體力勞動,電燈、電話帶來了新的照明和通訊等);第三次工業革命發生在20世紀下半葉,其標志是人類的經濟活動從以制造業為主,轉向以服務業為主。在這樣的時代,放眼世界,社會經濟生活呈出如下變化:
(一)富者相對越來越富,窮者相對越來越窮。
在這里,“富與窮”是要表明社會財富的分配和占有在國家之間、企業之間、個人之間不平等的現象加劇。其主要原因是新技術的開發和利用,對社會財富的創造,比任何時候都快,而開發和利用新技術的企業家成為社會財富的最多擁有者。有人說“在過去15年中美國出現的億萬富翁比有史以來的總和還多”。1982年,美國只有13位億萬富翁,而到1998年秋天美國有189位富翁。這些富翁的資產價值都是在億美元以上,其中第一名是美國的比爾·蓋茨。這個公司1986年上市,當年每股獲利0.19美元,現年每股贏利有1.54美元,也就是說這10多年來每股贏利上升了8倍。但是它的股價升了500倍,今年7月16日每股價格為99.4375美元,每股價格與每股盈利相比(P/E)即市盈率是60倍,而且最近5年都穩定在這個水平。這樣使微軟股票的市值超過了5000億美元。如果未來五年能夠持續過去五年的增幅,則這一股票的市值可能超過5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GDP的1/10,而比爾·蓋茨的個人財產將達1萬億美元以上。如果把比爾·蓋茨的公司當成一個國家,并以GDP來衡量,則當前,它在世界上占第11位,(僅次于美國78000億美元,日本42000億美元,德國21000億美元,法國14000億美元,英國13000億美元,意大利11500億美元,中國9000億美元,巴西8200億美元,加拿大6000億美元,西班牙5300億美元)。有人說“比爾·蓋茨富有能夠敵國”,可以說毫不夸張。
從什么是財富和比爾·蓋茨對財富的占有,我們能夠得出:(1)當代,財富的創造不主要是勞動力作用于勞動對象,而主要是大腦對新技術的開發和利用;(2)財富的價值不完全取決于對財產現值的評價,更重要的取決于人們對財產的未來預期;(3)財富不僅以實在的物質產品的形式存在,而且以虛擬的有價值證券的形式存在。
富人越來越富,表明財富越來越集中,有什么力量可以使財富分散呢?答案只能是科學、技術平等的開發和利用。有人說“經濟全球化的強大動力將確保財富分散”。但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經濟環境,歷史學家戴維·蘭德斯在他的《富國與窮國》一書中說:“經濟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不同的文化造就了各國經濟狀況的不同”。所以,窮者越來越窮除了因為不能平等地獲得開發和利用科技的機會外,關鍵在于社會制度、思想觀念和政策選擇存在著差距。
(二)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不均衡,人們價值觀、消費習慣的改變帶來新興產業的出現和經濟理論的調整。
由于歷史的和社會的原因,發展不均衡是始終存在的。這種不均衡不僅表現在區域經濟上,而且表現在人們的收入上。由于區域經濟和人們收入上的差距,改變著人們的價值觀、生活方式和消費習慣,這種改變產生的經濟效應不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而是社會財富的轉移。有資料表明:人們進入老年以后,閑置的貨幣收入比年輕人多,基于這種“不均衡”,聰明的企業家便建立和發展休閑產業。一些企業家利用這種不均衡成了億萬富翁。我國一些地區依靠旅游業的發展富起來了,證明了除了新技術的開發和利用外,還能夠利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的不均衡走上致富的道路。這種變化還表明: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人們收入的增加,人類用以獲得生存資料付出的勞動時間減少,休閑時間增加。休閑時間增加為休閑產業興起創造條件,休閑產業興起不僅成為人類經濟生活的轉折點,如上述人類的經濟活動從以制造業為主轉向以服務業為主成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標志,而且改變著傳統的經濟理論和對一國經濟發展的評價。如傳統的經濟理論通常都認為“所得”與“成本”是貨幣形式的收入與支出,而當代,一些經濟學家把休閑時間的取得也認定是人類生活的所得,相反,休閑時間的喪失是人類生活的成本。再如,有的經濟學家認為,一個國家的國民所得達到一定限度后,對人類帶來的福祉、效益會逐漸遞減。因此他們反對以GDP作為國家最終追求目標,主張人類素質的提高,經濟可持續發展。這是“人本主義”觀點,其含義是,在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同時,人類獲得自身的發展。從這一觀點出發,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0年提出了人力發展指標。
(三)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取決于創新變革精神。
當代各種社會主體(包括企業和個人)只有在競爭中生存和發展,生存和發展的背后意味著優勝劣汰。是自己優勝劣汰,還是讓別人優勝劣汰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選擇。讓別人優勝劣汰會形成抗爭,會遇到既得利益者的反抗,結果也許付出的成本代價大,所以,聰明的企業家通常選擇“自己優勝劣汰”,成功的企業家必須自我毀滅,才能保存自己。為此,需要走的途徑是:擴大規模;在企業內部引進和開發技術。企業擴大規模包含著破壞舊的,創造新的;引進和開發技術也是“吐故納新”。當代企業的規模擴大到一省、一國,乃至全世界,企業內部引進和開發技術的費用占了企業支出的相當比例,但必須指出引進和開發技術是一回事,利用引進、開發的技術成果使之產生效益又是另一回事。一般說來,引進、開發技術,企業耗費的成本大,收益小,而利用已開發的技術成果對社會產生的效益大,成本小。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要發揮政府的作用,讓政府與企業合作,即開發技術由政府投資,而利用已開發的技術成果由企業投資。在這一方面,北美與歐洲相比各有特點,歐洲人與美國人一樣都注重技術開發,但歐洲人不如美國人注重已開發的技術成果的利用。
(四)政府的控制力下降,企業的擴張力上升。
政府作為社會的權威部門具有強大的控制力。雖然這種控制力主要在國內,而不主要在國外,但國外的某種因素干擾也能削弱政府的控制力。由于高科技的發展和資本追逐利潤的趨動,各國政府難以控制信息的傳遞和資本流動,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力度加大的情況下,更是如此。政府控制力的下降會產生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有序與無序”的選擇,即是選擇強化政府干預,只讓人們有必要的自由,還是弱化政府干預,讓人們有更多的自由。實踐證明:“有序”是必要的,但不能過度;“無序”也是不可少的,但不能越界。有序過度會抑制人們的革新精神和創造力;無序越界會抵銷人們的團隊精神和共合力。企業擴張力的上升,除了已開發的科技成果的推動和市場的推動外,20世紀末的企業并購起著“火上加油”和“互為因果”的作用。有人說1998年是“喜結良緣”的大好年,這一年創下了企業并購的最高記錄,全球主要工業國家企業并購事件12500多起,價值總額超過16000億美元。企業并購除了增強自己實力,增大自己無形資產,有利于競爭、提高運營效率外,重要的是控制、取代、左右一方,即控制一個行業、一個區域乃至一個國家,取代地方企業、某國企業、相關企業,左右科學技術、社會發展的趨向。要看到企業擴張力的上升,不僅影響企業自身的生產經營,而且影響到人類的政治經濟生活、社會的進步和科技的發展。
(五)通貨緊縮是下一世紀的難題。
篇2
關鍵詞：社會經濟體制；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121 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9-9166（2010）029(C)-0034-01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的經濟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市場經濟誕生在西方發達國家，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要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西方經濟學作為西方國家市場經濟建設的指導理論在我國大學的經濟學、管理學等專業的教育中得到了快速的普及。隨之而來的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大學課程設的地位卻有所下降。大家似乎已不再區分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本文擬對這一問題進行一個回顧和總結。
一、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我國的政治經濟學一般也由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部分組成。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走的是一條不同于前人的道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只能在實踐中不斷地成熟和完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思想的指導下，改革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并成功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加入了WTO，實現了與世界經濟的對接，我們的生產關系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之后，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我們先后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理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并最終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理論的進步和認識的深化大大解放了生產力。與此相應的是，我們在生產關系上也做了許多改革，提出了公有制的主導地位應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在分配制度上提出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模式。在這一時期，作為研究生產關系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做了許多修訂，從哲學上說這也是一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從相對真理走向絕對真理的過程。同時也出現了一些理論上的爭論，理論層面的爭論主要還是和我國當前的社會主義建設處于探索階段有關，也正是這些爭論推動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不斷前進。今天回過頭去看我國早期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可以說我們已經在理論上取得了許多重大突破，也正是理論上的突破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體制方面的改革提供了指導。可以相信，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也會不斷趨向成熟和完善。
二、關于西方經濟學
當前，國內有許多學者將西方經濟學改稱現代經濟學或干脆稱其為經濟學。這種稱呼的改變與我國當前的改革實踐有著密切的關系，現在我國正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許多方面，正在走西方發達國家曾走過的道路。我們現在所學習的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來源于二百多年前的亞當•斯密，每一個學習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亞當•斯密于的名著《國富論》其著名的“看不見的手”的理論及經濟人假設奠定了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的基石。在后來的經濟學發展中，特別是隨著新古典經濟學的興起，經濟學家們拋棄了“道德人”，而將經濟人作為惟一的分析出發點，而經濟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分析思想也迎合了數學工具在經濟學中的的廣泛應用。隨后，新古典經濟學就走上了一條公理化、標準化、機械化的道路。這種數理化的分析方式賦予了經濟學家共同的分析語言和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經濟分析中的爭議和不確定性，但是，這種機械高度抽象化的分析方法對現實的大量問題也失去了解釋力。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是對社會經濟現象做出解釋，片面追求經濟學的形式化，事實上是與經濟學解釋現實、指導社會實踐的使命背道而馳的，這是西方經濟學當前所受到的諸多批評之一。當前，盡管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已經較為成熟和完善，但是對于實際經濟生活和經濟政策的制定影響卻非常有限，這也表明了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局限性。
三、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
我們認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資源配置。二者的研究對象不同，那么為什么還會有沖突呢？根據西方經濟學的解釋，土地、勞動、資本是西方經濟學中所說的幾種基本資源或者，按照西方經濟學最大化的分析方法，各種資源根據各自的邊際生產力獲得報酬或者說是利潤，那么利潤從哪里來的呢？這必然又會涉及生產關系，涉及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因此，這種邊際分析方法最終還是回到了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范疇之中，這也說明我們無法擺脫對生產關系的研究而單獨研究資源配置問題。今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重點還應是生產關系，我們要堅持與時俱進的態度，認真研究現實問題，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對資源配置這樣微觀層次的問題，我們應更多地運用西方經濟理論進行處理和解決。總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研究，二者相互補充，相互配合共同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做出貢獻。
作者單位：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
作者簡介：樊艷麗，籍貫陜西榆林，西安交大經濟與金融學院08級本科生，專業：財政學。
篇3
關鍵詞：和諧社會；經濟學
Abstract: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society is the current focus of the society, this paper from the angle of economics analyzed harmonious society; from the deep presents put out the economic connota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and economic measures.
Key words: harmonious society; economics
中圖分類號：F0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2095-2104（2012）04-0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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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和諧社會，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協調發展的社會，也就是各種社會資源在地區之間、產業之間、部門之間進行合理有效配置，使生產力不斷、可持續發展，所有社會成員公平分配、占有和享用社會財富的社會。和諧是市場經濟的一種均衡狀態，它要求在不損壞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按照價格機制來追逐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經濟學的均衡卻是一個動態的均衡，包括自由競爭均衡和壟斷均衡。自由競爭均衡的形成是基于價格機制的作用（即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理論）使供求剛好相等，既沒有短缺也沒有過剩的狀態。此時，消費者的效用和生產者的利潤同時達到最大化，沒有無謂損失，社會福利達到最優，從而實現個人和社會的和諧統一。但是，這種均衡是以市場為基礎，價格規律為主導，以此實現以人（包括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利益最大化為歸依。因此，和諧社會的經濟學內涵應包括：
――和諧社會是資源優化配置的社會。社會資源是創造社會財富的基礎。社會資源集中的地方，往往是社會財富增長最快的地方。從經濟學角度分析，在相互競爭的需要之間配置資源，應將它的生產和消費單位組織得使社會能夠得到最大數量的所需物品；在整體經濟中使用資源，應在現行習慣、法律和制度的范圍內，使資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和諧社會應是各種資源在地區之間、產業之間和部門之間得到優化配置的社會。
――和諧社會是經濟結構合理的社會。目前，影響中國經濟結構變動的主要因素是資源短缺、城市化步伐加快和居民消費上升，還有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全球產業轉移步伐的加快也將對中國經濟增長和結構變化產生重要的影響。資源短缺和環保等可持續發展問題將是貫穿今后中國經濟發展過程最重要的約束條件，其中尤以能源問題最為突出；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這一時期往往是居民消費結構變化最快，帶動經濟增長速度快速提升的重要時期。因此，通過技術進步突破資源約束瓶頸，通過城市化和消費結構升級帶動產業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條件。
――和諧社會是公平而有效率的社會。社會公平就是社會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體社會成員之間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著權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機會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從社會分層的角度說，公平的規則包括社會階層之間的相互開放和平等進入；各階層應當得到有所差別且恰如其分的回報；各階層之間應當保持一種互惠互利關系等。這樣的社會公平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之一；是衡量社會進步的重要尺度；也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深厚基礎。
――和諧社會是穩定有序的社會。社會的穩定應該是動態的穩定，和諧社會要正確處理激發社會活力與維護社會穩定的關系。一方面，我們要通過改革，激發社會各階層的創造性活力，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在保持社會生機和活力的前提下謀求社會秩序的和諧穩定。此外，還必須高度重視和妥善解決改革中因利益調整引發的社會矛盾，避免體制轉軌、社會轉型時期社會矛盾的激化。和諧社會又是穩定有序的社會，這種穩定有序主要表現在社會流動上，它既為人們提供更多的上升機會，又讓人們的這種上升或下降都是持之有據的。
――和諧社會是制度科學合理的社會。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科學合理的制度分析方法包括：權力分析、利益分析、規范分析以及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分析等，而科學合理的價值判斷標準則是生活質量。一切正統的經濟學往往以國民生產總值的大小或增加的快慢作為判斷標準。而國民生產總值只是一種經濟價值，它只是各種社會價值中的一種。除了經濟價值以外，價值還應包括社會的平等、生態的平衡、都市的整潔以及美、尊嚴、生活的樂趣等等。不能允許由于追求經濟價值而犧牲了其他的價值，要考慮經濟增長的代價。經濟價值以外的其他價值，稱為文化價值。如果把經濟價值和文化價值綜合起來用一個價值來表示，這個價值標準就是“生活質量”。構建和諧社會就是要通過一種制度的設計來提高社會福利水平，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
基于經濟學研究，構建和諧社會應采取以下對策：
第一，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強化權力約束。政府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無可替代，問題是政府并非萬能。即使在不同時期，政府的職能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但服從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政府職能必須有明確的定位，總的是要按照“小政府，大社會”的原則，減少過多的資源和所有權壟斷，不再充當經濟發展的第一推動力，主要是生產和提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所必需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包括建立秩序、規范行為、搞好保障、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壟斷資源的利用和保護等。只要市場能做的，就要讓市場去做。當市場失靈時，政府才需要發揮作用，為企業營造一個能夠按照市場規則運行的環境。政府應減少直接干預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致力于創造一個有利于各市場主體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
第二，堅持以人為本理念，調整經濟發展目標。經濟發展是一個利用資源滿足社會需求的過程，經濟發展也確實需要有一個較高的速度。因為沒有一定的速度，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就不可能實現。但是必須指出，經濟增長應該考慮市場與資源約束、需求合理性問題、長期的增長能力以及未來的消費需求等因素。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就是要明確“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將發展、增長與人民群眾的真實需要結合起來。
第三，妥善處理城鄉、區域、民族發展和產業結構的演進升級等問題。從社會結構的層面來說，構建和諧社會，必須針對我國城鄉差距、區域差距、民族發展差距和產業結構問題等特殊國情，構建城鄉結構、區域結構、民族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和諧。中國目前最大的不和諧是城鄉之間不和諧，這種不和諧涉及的范圍之廣、程度之深、消除之難，比其他許多不和諧都大得多。因此，構建和諧社會當前最關鍵的就是構建和諧的城鄉關系。當前城鄉關系不和諧的核心是農民和市民的權利不和諧。必須在制度設計中把統籌城鄉具體化、人格化，即統籌農民、市民權利。農民是我國最大的弱勢群體，其弱勢源于經濟貧困、精神貧困和權利貧困，而權利貧困究其實質是農民的權利和政治決策脫鉤的產物。我國區域之間發展和收入差距大，也是一種特殊國情。但問題是目前這種差距的擴大還在繼續，較發達地區的收入增長水平仍然快于欠發達地區。因此，應當通過對欠發達地區在稅收返還和財政轉移支付上的傾斜，逐步扭轉這種區域差距繼續擴大的趨勢。
第四，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導致社會不和諧的根本原因是社會差異的失控和社會公平的缺失。差異的失控使得社會成員喪失互助互利的基礎，無法建立利益的共同點和結合點；而公平的缺失，又使得社會無法合理地協調利益關系，使利益關系不斷走向對抗。構建和諧社會，就是要使現實的社會差異轉換為一種互助與合作的動力，使差異建立在可調節和公平調節的基礎上。公平主要包括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其實以上三種公平觀，從狹隘的立場出發都存在缺陷。首先，單純強調起點公平，而忽視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的做法，不僅不可取，也將使公平的追求置于不可實現的境地；其次，狹隘的過程公平由于過于重視規則而輕視結果，必然走向兩級分化的失衡狀態；最后，如果單純強調結果公平，必然走向平均主義的陷阱。因此，科學的公平觀應該是一種統合的公平觀。統合公平觀認為，公平應在基于非歧視的規則約束下來保障過程公平，并在可行的范圍內去調整結果失衡和縮小起點差異使社會分配收斂于結果公平。
第五，推進制度創新。體制創新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作用是現代經濟學界探索經濟發展規律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對我國構建和諧社會而言，需要在體制上進行創新，制定更為科學合理的政策、制度，促進社會的和諧。其中包括：
一是以完善的收入分配制度求和諧。構建和諧社會，必須突出解決好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重點是通過市場效率和政府公平分配兩大手段，調節個人收入分配領域中的行業、企業、階層、群體和體制內外間的收入差距。一要繼續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則，從政策設計上完善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激勵機制，鼓勵通過團隊效率和個人效率取得、增加個人收入；二要充分利用財政、稅收和工資等分配工具，從制度設計上制定調節政策。用財政支出工具調節體制內外、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用稅收工具調節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差距，用工資工具規定最低工資水平保證低收入群體增加收入；三要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和收費制度，取消預算外制度，從體制和制度上消除權力參與分配。
二是以積極的就業政策促和諧。就業是民生之本，民富之源。要把擴大就業放在經濟社會發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努力改善創業和就業環境。一要大力發展吸納勞動力容量大的產業、企業及經濟類型，讓盡可能多的人有參與就業的崗位；二要建立和完善勞動力市場，健全就業服務體系，落實就業扶持政策，讓盡可能多的人有參加就業的機會；三要堅決落實九年制義務教育，大力發展各種形式的成人教育，特別是各種形式的、有針對性的職業培訓和再就業培訓，讓盡可能多的人有參與就業的能力；四要在全社會加強就業觀念教育，培育競爭和開拓意識，讓盡可能多的人有參與就業的愿望和動力。
篇4
關鍵詞：社會責任會計 經濟學視角 資源配置
引言
由于企業的傳統生產經營目標一直局限于實現其自身利潤最大化，會計服務于這一微觀目標，一般只是將企業自身的經營“所得”與“所費”加以對比，來評價企業的經濟效益，對企業消耗資源、污染環境等所造成的社會成本則不予計量。其結果往往是用生產經營活動的“內部經濟性”掩蓋了“外部非經濟性”。這些外部性問題如果不解決，會導致各種資源配置偏離社會最優水平，特別是沒有將自然資源作為資產納入會計核算體系之中，使國民收入、國民生產總值等宏觀核算指標沒有真實地計量出社會財富的增長，出現財富虛假增長和自然資源持續減少并存的狀況。社會責任會計作為反映企業外部性問題的工具，主張企業的目標是二元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兼顧，并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有效彌補了傳統會計的局限性。
社會責任會計研究現狀
美國學者戴維?林若維新（DavidF.Linones）于1968年指出：“社會責任會計是會計在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社會科學中的應用”，由此揭開了社會責任會計的研究序幕。在西歐各國關于社會責任會計的規定，法國是最有特色也是最完整的，法國政府早在1977年就以正式法令要求企業必須編報“社會責任負債表”，用貨幣金額向社會責任利益相關者揭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在德國，除了要求企業編制“社會資產負債表”以外，還要求企業對其社會責任目標的實現程度給予說明。在英國，強調公司人力資源方面的披露，除此之外，西歐其他有的國家主要是圍繞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導致的財務影響進行披露，而有的國家則是針對企業社會凈貢獻進行披露。可以看出社會責任會計在發達國家會計實務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實施，其理論研究重點是社會責任會計計量標準、社會責任會計的影響因素等重要方面。但是，各國就社會責任會計內容等問題認識并不一致，分歧明顯，特別是在計量方法、會計目標、服務對象等理論研究方面仍存在許多缺陷，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
我國會計學者雖然在引進和吸收西方社會責任會計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國情和會計實務作了有益探索，南華大學陽秋林（2005）著重探討了我國社會責任會計經濟業務核算方法和報表披露形式。陽秋林（2005）介紹了我國社會責任會計應采用的計量方法。鞏海霞和尹同舟（2002）論述了我國實施社會責任會計的必要性及緊迫性。但全面系統的研究幾乎沒有突破性進展，甚至對是否實施社會責任會計仍存在較大爭議。
我國實施社會責任會計的經濟學視角
社會責任會計是會計學的一個分支，是運用會計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采用多種計量屬性和手段。對企業的社會責任及其履行情況的活動進行反映和監督，以便向相關利害關系人提供有用的社會責任信息，其目的在于提高全民族的社會效益。
（一）經濟學視角分析下的背景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人們消費理念的轉變，企業生產行為引起的外部性問題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社會公眾強烈譴責企業不顧各種社會公共福利的掠奪式經濟行為，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感。現有的會計已不能很好地反映企業社會環境的變化，沒有將企業給社會帶來的外部成本和效益計量并報告出來。社會責任會計出現至今已有30多年，我國會計界現仍對是否實施社會責任會計存在較大爭議，反對實施社會責任會計的主要理由是：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社會發展水平仍比較低，中小企業由于規模小、資金技術有限，往往又是市場競爭的困難群體，實施社會責任會計會增加中小企業的生產成本，不利于現階段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時社會責任會計現在還處于理論研究的探索階段，特別是其確認計量問題沒有有效解決，因此目前不宜實施社會責任會計。主張實施社會責任會計的理由為：企業作為社會的生產細胞，不僅要考慮其自身內部經濟性，還要關注其為社會帶來的社會凈貢獻；加之我國企業外部性問題引起的社會矛盾已突出顯現，強調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已是社會發展的趨勢，并為此提供了會計學、福利經濟學、生態經濟學、社會學等相關理論支持；同時社會責任會計的運用實施既是企業核心競爭力形成的體現，也是可持續發展及和諧社會構建的必然要求。筆者力圖從經濟學角度出發，綜合考慮社會邊際成本、企業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等變化因素，說明社會責任會計實施前后對社會資源配置及行業發展的影響。
（二）社會責任會計的實施對資源配置影響分析
由于實施社會責任會計的目的在于提高企業外部不經濟行為內部化的能力，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福利，有必要對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庇古創立的外部性理論有所了解：20世紀20年代庇古在其出版的《福利經濟學》一書中從社會資源最優配置的角度，提出了“邊際社會凈產值”和“邊際私人凈產值”的概念，并運用邊際產值的方法指出造成外部性的根本原因在于“邊際社會凈產值”與“邊際私人凈產值”的不相等。外部不經濟表現在在經濟活動中某一個體給其他個體或整個社會帶來了不需付出代價的凈損失，并且此時這一個體的社會凈貢獻為負：即自身邊際私人成本小于邊際社會成本，邊際私人收益大于邊際社會收益，同時論證只有當經濟活動中的社會邊際收益與社會邊際成本都相等時社會整體福利才能達到最大化。對此本文將結合經濟學外部性理論分析社會責任會計的實施對社會資源配置及行業的影響。
首先分析企業積極外部性對資源配置的影響，因為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和邊際報酬遞減規律在經濟學的廣泛運用，在此可以合理假設企業邊際收益MR與資源耗用量成反方向變動，企業的私人邊際成本MPC與資源耗用量成同方向變動。在實施社會責任會計之前，由于企業生產經營行為的外部經濟性，存在一條為他人所享受的外部邊際收益曲線MEB，企業的私人邊際成本MPC大于社會邊際成本MSC。如圖 1所示。
此時企業的資源耗用均衡點為（P1，Q1），而社會的最優均衡點為（P2，Q2）。可見由于外部經濟性的存在而出現企業產量不足，價格過高，整個社會資源沒有實現最優配置。在實施社會責任會計之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情況被有效計量報告出來，社會公眾密切關注與自身利益相關的企業外部問題，并通過市場給予表達，因而公眾會增加對積極履行社會責任企業的市場需求，從而引起企業的邊際收益上升為MR'，同時由于之前的外部經濟性企業私人邊際成本不會改變，最優均衡點最終應為（PE，QE），此時企業最優資源耗用量QE靠近于社會最優耗用量Q2，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社會總福利的增加。
對于企業外部不經濟行為對社會資源配置的影響，在實施社會責任會計之前，由于企業外部不經濟問題如向環境排放污染物質、浪費資源等本應由自身內部化的成本轉嫁到社會之中，使得MPC
此時企業市場最優資源耗用點為（P1，Q1），但從整個社會角度來看，最優均衡點為（P2，Q2）,此時企業存在產量過剩的低效率狀態，實施社會責任會計后，即使短期內企業無法通過更新生產設備、注重生產方式的轉變來實現外部不經濟性的內部化，社會公眾也可以通過手中的“貨幣選票”對企業表達意見，企業產品市場需求下降，邊際收益下降為MR'，企業最終資源耗用均衡點為（PE，QE），資源投入過剩狀態緩解，資源接近最優配置水平。
（三）社會責任會計實施前后對行業發展的影響
承擔社會責任能力較強行業實施社會責任會計后，由于這類行業能有效地履行自身的社會責任及承擔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成本。如壟斷行業憑借自身的超額利潤能有效地將外部不經濟內部化，或者如綠色行業其自身給社會帶來的社會成本極低且社會效益遠遠大于其社會成本。從長期來看，由于市場需求的上升，該行業利潤率大于社會平均利潤率，會吸引新的企業加入或現有企業擴大生產規模，導致行業供給曲線右移，產量明顯增加而價格無明顯波動。
在目前市場競爭環境下，積極有效履行其社會責任的上述企業類型已逐步顯現并不斷發展壯大。現以百事（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社會責任的履行進行分析。百事（中國）公司履行其社會責任的最佳體現：沙漠種土豆，原料與環境雙贏。百事公司在內蒙古達拉特旗沙漠邊緣的大沙丘上及我國其它沙漠地區進行了科技農場的實踐與推廣，不僅獲得成本更低的高質量原料土豆，而且使沙漠變成綠洲，為社會履行一份改善環境的責任，節約了政府治理沙漠化問題的資金開支。與之相伴而來的是我國社會公眾對其市場關注度的上升及產品的青睞，百事品牌形象的增值。可見，實施社會責任會計后將進一步促進承擔社會責任能力較強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在實務中已得到體現。以上是從經濟學視角分析我國社會責任會計，從人力資源管理的層面，提高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人員素質是成功推行社會責任會計的重要保障。
（四）加強繼續教育職能
企業社會責任會計從業人員素質的高低，會直接影響到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提供的質量和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作用的發揮。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人員的素質，包括市場經濟意識、高度社會責任感、高水平的會計技術、社會責任會計信息分析能力、社會責任會計實務技能。利用主管部門的會計繼續教育職能，要求對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人員從思想上加以教育，從職業道德上加以規范，從復合能力上加以提高，從具體操作上加以指導，從實施的效果上加以監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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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勞動社會學；勞動經濟學；勞動者；勞動力；最低工資；勞動動機
一、勞動社會學和勞動經濟學的學術定義和研究范疇
勞動社會學(labor sociology)是研究勞動者及其行為、勞動關系、勞動組織、勞動制度和勞動社會過程，以揭示勞動社會的結構、功能及其運動規律的一門社會學分支學科。勞動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勞動社會，也叫產業社會。
勞動社會學在美國、西歐和日本起步較早。80年代以來，中國的勞動社會學研究活躍起來，以陳達的《中國勞工問題》最為著名。勞動社會學的研究，有助于把握勞動者群體行為規律，了解勞動組織的運行規律和勞動制度的發展變遷規律，提高勞動管理的科學性，有效解決勞工問題。
勞動經濟學(labor economics)研究活勞動這一生產要素投入的經濟效益以及與此有關的社會經濟問題的經濟學科。其核心是如何以最少的活勞動投入費用取得最大的經濟效益，包括微觀經濟效益和宏觀經濟效益。
勞動經濟學產生的社會背景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產生和發展過程中日益突出的勞工問題。我國建國后，蘇聯的勞動經濟學傳入并發展，研究內容包括勞動力再生產、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勞動就業、勞動力的宏觀問題和微觀問題、工資、勞動保險中的經濟問題、勞動效率。
勞動社會學和勞動經濟學聯系密切，二者都研究勞動者行為、勞動組織、勞動制度等問題，但研究角度不同。下文將從人、最低工資、勞動動機三個方面說明兩個學科的不同視角。
二、關于人的不同視角
勞動社會學把人看作勞動者，關心的是勞動者行為的社會效益，主要任務在于揭示勞動者與各社會變量之間的關系，諸如職業聲望對勞動者擇業的影響，勞動者的心理狀態對工資決策的影響，人際關系對于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作用等，其目的是使勞動社會達到最佳的運行效果。
勞動社會學把人看成“社會人”，認為人都是樂于工作的，經濟報酬并不是影響勞動者工作積極性的首要因素，人們會主動承擔責任。一個普通的社會人要想變成一個合格的勞動者需要進行勞動者社會化，在勞動者社會化過程中，勞動者要訓練并掌握勞動技能，學習組織的勞動規范和制度，與其他勞動者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認同企業文化和核心價值觀。勞動者社會化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可以通過培訓完成，其中認同企業價值觀標志著勞動者社會化任務的完成。
勞動經濟學把人看作勞動力，關心的是勞動者行為的經濟效益，主要任務在于揭示勞動力與各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諸如勞動力配置與流動的規律，勞動工資與勞動生產率之間的關系等，其目的通過生產要素的最合理配置獲得最大的價值產出。
勞動經濟學把人看成“經濟人”，認為人工作的主要目的是獲得經濟報酬，人們喜歡逃避責任，安于現狀。勞動力和資本一樣被作為生產要素，對生產要素的投入是成本的一部分，企業要通過勞動力和資本的最合理配置來達到成本最小化，實現最大的價值產出。在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被作為商品可以買賣，勞動力的價格就是工資，并且工資隨著勞動力供求關系發生變化。
三、關于最低工資的不同視角
從勞動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最低工資是國家以法律形式規定的工資的最低限額，能夠制止企業過分壓低工資，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保證企業員工至少獲得某一數額的工資，滿足其自身及家庭成員的基本生存需要，改善員工生活，同時還具有縮小收入差距，穩定社會秩序的功能。最低工資的影響因素很多，包括本地區消費水平、物價水平、平均工資、勞動力供求狀況、勞動生產率等因素，當這些因素發生變化時，最低工資標準也要相應調整。
從勞動經濟學來看，實行最低工資增加了企業的生產成本，如果某部門實行了最低工資，其生產成本就會增加，勞動力需求減少，由此產生的多余勞動力增加了未實行最低工資部門的勞動力供給，從而壓低未實行最低工資部門的工資，勞動力只能選擇接受低工資到未實行最低工資的部門就業或者陷入失業狀態。如果立法強制所有的部門都實行最低工資，那么整個社會的失業率將會上升。
由此可見，最低工資的制定需要綜合考慮社會和經濟兩個方面，既要根據公平原則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保護勞動者權益，又要顧及企業的成本增加和對就業產生的消極影響。
四、關于勞動動機的不同視角
從勞動社會學的角度，人們進行勞動的動機包括社會動機、成就動機和接觸動機。社會動機指勞動者希望發揮自己的價值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反映了勞動者希望得到社會認同的愿望。成就動機指勞動者希望在勞動過程中發揮自己的腦力和體力，運用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取得職業進步，反映了勞動者自我肯定的需要。接觸動機指勞動者希望參加組織活動，在勞動過程中與人合作，反映了勞動者希望得到組織所提供的保護的需要。
從勞動經濟學的角度，人們進行勞動的動機主要是物質報酬的動機。人們從事勞動是為了獲得報酬來維持自身的生存，改善自身的生活條件。物質報酬主要體現為工資、資金、津貼等形式。報酬被雇主和雇員共同接受，作為衡量工作績效的標準，工作績效高則報酬高，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勞動者自我肯定的需要。另外，由于絕大多數企業中報酬的高低與職位的高低相掛鉤，報酬也反映了勞動者在企業中的地位，因此追求高報酬可以作為職業進步的一個解釋。
現代企業對員工的激勵往往綜合考慮了這幾種動機，促使員工努力工作實現組織目標，例如績效管理主要從報酬動機的角度進行激勵，崗位輪換制、矩陣制組織結構則是從成就動機和接觸動機起到激勵作用。
參考文獻
[1]曾湘泉.勞動經濟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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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企業社會責任 制度 制度粘性
潘成云（1999）提出的戰略營銷觀念認為，戰略營銷觀念區別于市場營銷觀念之處主要在于，“市場營銷觀念追求的最終目標是單純企業利益最大化，這種利益可能是短期的，也可能是長期的，而戰略營銷觀念追求的最終目標十分明確，即企業與社會整體長期利益同時最大化。”要使企業自身利益與社會利益同時最大化的目標，就必須解決企業經濟活動的外部性問題，主要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企業對于外部性產生的后果到底要不要承擔責任，這又取決于現有的社會制度安排。
一、企業社會責任概述
1.理解企業社會責任的兩種主流觀點
早期的主流經濟學認為企業是屬于企業所有者――股東的私有財產，企業的管理者只需對股東負責，企業只要以“經濟人”的觀點努力為股東賺取利潤就可以了，不必承擔除此以外的責任。美國經濟學家密爾頓?弗里德曼是這種觀點的突出代表，他（1970）提出：“在自由經濟體系內，企業的惟一社會責任，就是利用其資源，在游戲規則之內，包括公開與自由競爭，不欺詐詐騙，從事增加利潤的各種活動”。這類觀點把企業的功能視為純經濟性的，把經濟價值作為衡量企業成功的惟一尺度。
而以安德魯斯為代表的現代經濟學家則主張，企業除了要為股東賺取合理利潤之外，還必須承擔其他一些責任，保護和增加社會財富，成為社會良心的維護者和社會問題的解決者。這種觀點認為，企業既是一個經濟組織，以追求經濟利益作為自己的目標，同時又是一個社會組織，有責任來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
波斯特等（2005）把這兩種主流觀點稱為反對和支持企業社會責任的觀點。這里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解是一種狹義的理解，廣義的理解是企業作為社會中的一個基本單位，它對于社會應當承擔的責任，包括基本的社會責任（比如生產符合社會需要的產品）、對負外部性后果承擔的責任（比如環境污染的治理)，以及道德規范期望的責任（比如慈善事業）。兩種主流觀點的差別在于承擔什么樣的社會責任，承擔多少社會責任。
2.企業社會責任：一個概念框架
本文把弗里德曼認為的企業社會責任，也就是正式制度下決定的企業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稱為正式社會責任；而把正式制度以外，公眾和社會組織從道德倫理上要求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稱為非正式社會責任。企業承擔什么樣的社會責任跟制度密切相關。
二、制度與企業社會責任
1.制度的概念與內容
早期制度學派的經濟學家如凡勃倫、康芒斯對制度都有論述。凡勃倫指出，制度實質上就是個人或社會對有關的某些關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習慣，某一時期或社會發展的某一階段通行的制度的總和構成了生活方式。康芒斯所說的制度是指約束個人行動的集體行動，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律制度。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經濟學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諾思認為，制度是一種社會博弈規則，是人們所創造的用以限制人們相互交往的行為的框架。舒爾茨把制度定義為一種行為規則，這些規則涉及社會、政治及經濟行為（盧現祥，2003）。
本文把制度看成一種行為規則。既然制度是關于社會、政治、經濟行為的規則，那么企業的社會行為、經濟行為就會受到規則的制約。企業是在現有制度的制約條件下活動的，尋求企業的利益最大化。如果沒有制度的制約，企業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結果可能會導致社會資源的過度使用，環境嚴重惡化，經濟生產危機。所以通過制度來制約企業的行為是實現企業自身利益和社會利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徑。
制度由三個基本要素構成，正式約束、非正式約束和實施機制（盧現祥，2003）。正式約束是人們有意識創造的一系列政策法則。正式約束包括政治規則、經濟規則和契約，以及由這一系列的規則構成的一種等級結構，從憲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細則，最后到個別契約，它們共同約束著個人和企業的行為。非正式約束是人們在長期交往中無意識形成的，具有持久生命力，并構成代代相傳的文化的一部分。它是社會公認的行為規則和內部實施的行為規則，主要包括價值信念、倫理規范、道德觀念、風俗習慣、意識形態等因素。制度構成的第三個部分是實施機制，離開了實施機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規則就形同虛設。
2.制度對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影響
假定制度安排既定，在實施機制完善的情況下，正式約束直接影響到企業在尋求利益最大化中的成本函數。如果企業違反了正式約束（比如某項法規），那么它就要為它的行為付出代價（比如罰款）。正式約束中規定的企業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企業一定會承擔，否則就會損害企業利潤。（這里暗含一個假定，正式約束的設計是完美的，也就是說這種制度設計約束下，企業尋求利潤最大化目標的行為選擇一定是承擔正式約束要求的社會責任。）所以正式約束對于企業社會行為、經濟行為的約束決定企業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
非正式約束對于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影響是間接的。雖然不少組織、公眾要求企業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但這種要求停留在道義勸說的層次，不能形成正式約束，對于企業利潤最大化的成本影響有限。企業不按照非正式約束的要求承擔額外的社會責任，比如治理環境污染、捐助慈善事業，先是會影響到企業的形象，進而影響到企業產品的銷售，最后才會影響到企業的利潤，這是一個間接的過程。如果市場信息是不對稱的，公眾無法知道企業的行為，再如果企業的產品質量又是過硬的，最終這種不遵守非正式約束的行為對企業利潤的影響是相當小的。
實施機制對于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影響是很大的，前文我們假設正式制度的實施機制是完善的，當這樣的實施機制本身存在問題的時候，正式制度便形同虛設，那正式制度規定的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也不會落到實處。企業在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下，為減少成本會不去承擔社會責任。如果實施機制能切實有效地使正式法規產生作用，就意味著，一旦企業不承擔規定的社會責任，它就會面臨更大的成本。
3.制度決定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
企業在決定承擔社會責任的行為的時候，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根本目的，在正式制度設計是完美的假設前提下，企業一定會承擔正式社會責任。而對于非正式社會責任企業要視其成本收益關系決定是否承擔，如果非正式約束不能影響其利潤或影響較小，企業會不承擔或較少地承擔非正式社會責任；如果非正式約束對企業的利潤影響很大，企業會承擔較多的非正式社會責任。
要使企業的自身利益與社會利益一致，僅靠非正式約束的作用是有限的，企業的非正式社會責任是極其不確定的，受到多種因素的干擾，且大多數企業沒有主動承擔非正式社會責任的動力。企業的正式社會責任是相對確定的，只有在正式制度設計不完美的情況下，才會產生企業不承擔正式社會責任也會達到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因此，企業自身利益最大化與社會利益最大化不一致的問題，要通過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的轉變以及正式制度設計的改善來解決。這就涉及到制度變遷的問題。
三、制度粘性與企業社會責任
1.制度粘性的提出與解釋
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用正統經濟學的“供給―需求”分析來研究制度變遷問題。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制度安排需求主要來自于公眾，公眾往往期望企業承擔比現有制度安排更多的社會責任；而制度安排供給者主要是政府，政府根據多方因素平衡來決定企業承擔多少社會責任，決定什么樣的制度安排。這樣，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制度安排供給與需求是不一致的。本文沿用西方經濟學“粘性”的概念，把這種制度安排的這種供求不一致現象稱為制度粘性。
諾思認為，從認知和組織制度變遷到啟動制度變遷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就是制度變遷的時滯，制度滯后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歷史上經常出現的一種現象（盧現祥，2003）。諾思解釋了產生制度粘性的一個主要原因，即從制度安排的需求到制度安排的供給的時間差。由于政府與公眾對于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認知總是不一致的，政府從了解公眾認知、理解公眾認識、調整自已的認知到調整制度安排肯定是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這樣，便產生了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制度供給時滯，制度安排不能及時根據供求狀況進行調整。
即使不存在制度供給的時滯，制度安排在長期內也不一定會按照公眾的期望進行調整。可以用美國經濟學家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來分析制度供給問題，這里的制度供給類似于政府出臺一項政策。政策的需求者是公眾、政策的供給者是政府，公眾通過議員向政府反映對于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要求。由于不同的議員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團，都尋求對自己利益集團有利的政策結果。比如代表企業的利益集團可能要求承擔較少的社會責任，代表工人的利益集團可能要求企業更加關注工人的工作和生活，而代表農民的利益集團可能要求企業盡可能減少污染的排放等。總之，無法權衡所有的利益集團，政府對于企業應當承擔什么樣的社會責任的認知很難與公眾的認識一致，因為公眾的認知也是多方面的。因而，政府也無法設計一個符合所有公眾要求的制度安排。這樣，制度安排的供給總是與制度安排的需求不一致的。
產生制度粘性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在提供新的制度安排并相應地建立實施機制是有成本的。制度變遷是一種復雜的社會活動過程，其活動內容和活動方式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其成本構成和成本水平也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制度變遷的風險很大。制度供給的成本至少包括：規劃設計的費用、清除舊制度的費用、消除制度變革阻力的費用、建立實施機制的費用，以及其他一些不可預知的費用。由于這種提供制度變遷的成本很大，而收益是非常不確定的，即使發現了這種供求的不一致，政府往往不會產生制度供給的動力。
2.制度粘性對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影響
制度粘性的長期存在意味著非正式制度難以向正式制度轉變、現有的正式制度難以改善，因此對企業來說總是存在著正式社會責任和非正式社會責任，正式社會責任的承擔取決于正式制度設計和實施機制的完善程度，非正式社會責任的承擔取決于企業自身成本收益分析。
制度粘性的存在給企業創造了一個新的利潤增長點，既定的制度安排決定了同類企業的正式社會責任都是一樣的，但是每個企業面對的非正式社會責任都不一樣。企業可能通過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來產生差異，形成競爭優勢。公眾普遍期望企業承擔一些他們認為必要的社會責任，比如嚴格控制污染、關心消費者健康等。如果一家企業在這些方面都做得比別的企業更好，公眾會對該企業產生好感，而更愿意購買該企業的產品。
值得強調的是，這種收益往往是一種長期收益，需要企業主具備戰略的眼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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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和諧;社會;經濟學
一、構建和諧社會的經濟學依據——市場失靈
無論是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還是在市場經濟不發達國家，完全依靠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都不可能實現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優狀態。這種情況的存在被稱為市場失靈。
1.微觀經濟缺乏效率
市場經濟中的調節機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觀經濟提高效率。
（1)市場不能滿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另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一些投資金額大、回收周期長、經濟效益低，同時對國計民生具有重大影響的項目，如果只是通過市場來供給，同樣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
(2)外部效應問題的存在。由于價格體系受到的影響是外來的，存在沒有經濟報償的經濟交易。這種外部性對消費者和生產者都會產生影響。似乎外部性能夠通過雙方的討價還價來解決，但是當交易成本存在時外部性則被視為市場失靈的根源。
(3)自然壟斷市場的存在。當提供某種商品的固定成本超過可變成本時，生產者為了長期保證獲得穩定的生產資料，就會與上游產業聯合或干脆將其兼并入自己的企業中，也就是說在市場的運作下生產必然導致聯合，從而導致自然壟斷。
2.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
在經濟周期的作用下，國民經濟僅靠市場來調節，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場經濟的大海中，一旦面臨狂風暴雨般的經濟危機、股市崩潰、投機泡沫、金融危機，給予國民經濟的打擊就可能是致命的。這種不穩定性有時也表現為重復出現的通貨膨脹和失業，或消費和投資不平衡。在把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的條件下，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一旦國內外市場上有些風吹草動，市場調節機制可能失靈的情況下，如果政府又缺乏有力的宏觀調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國民經濟發展的較大波動。
3.社會分配缺乏與效率相適應的公平性
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始終存在著效率與公平的問題。市場機制不能充分發揮作用，不僅會引起效率低下問題。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問題。具體觀察我國經濟領域的實際情況，一方面存地在比較嚴重的下崗失業問題、城市居民貧困、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甚至絕對降低的問題；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敗、不法收入、稅收體制不完善導致高收入階層沒有及時足量納稅，社會分配不公等問題。城鄉差別、區域差別、行業差別仍然廣泛存在。近年來，在經濟和國民收入快速增長，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正在不斷地下降的同時，同期基尼系數卻在不斷攀升。這表明我國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經拉大。
二、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政府
現代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與公共經濟的混合經濟。公共經濟就是政府經濟，它研究的是政府部門為彌補市場缺陷的職能活動。也就是說，政府是彌補市場失靈的主體，而市場失靈又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依據，因此，政府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
1.政府經濟是彌補市場失靈的主體
(1)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經濟主體。通過基礎設施建設以保證整個國民經濟有良好的“硬件條件”。同時，政府可以承擔那些投資規模大、資金回收期長而又是對經濟發展起重大影響作用的項目，如國防建設、教育、醫療衛生等。這樣，既解決了市場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問題，保證了國民經濟正常運行。同時，政府投資在過程中還可以解決相當一部分下崗工人的再就業問題，也可以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投資和生產，從而推動經濟的繁榮。
(2)政府可以通過建立良好的政治、經濟、法律等制度和具體的運行體制，制定各級各類中長期的發展規劃，降低交易成本，為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軟條件”。制度或體制是一個國家經濟正常運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勵制度，個人或企業的勤奮勞作未能獲得應有的報酬，就會降低其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小而言之是企業的損失，若社會的大氣候如此，損失的就是國家了。
(3)政府可以利用利率、國債、匯率、稅收、預算等經濟調控手段來“熨平”經濟周期，使經濟導入持續穩定的發展。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1998年以來我國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穩健的貨幣政策支撐，我國順利走過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歲月，而且7年來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長率，成為世界經濟的“一枝獨秀”。(4)政府可以通過收入政策、稅收政策和其他相關政策，努力縮小地區、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通過加強對區域發展的協調和指導，積極推進西部大開發，有效發揮中部地區綜合優勢，支持中西部地區加快改革發展，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鼓勵東部有條件地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要進行效率與公平兼顧的導向，通過政策的傾斜，對不同地區的社會成員之間進行公平與否評價和調整。
2.政府經濟是不和諧因素的主體。目前，我國存在眾多的不和諧因素，主要表現有以下幾方面。
(1)就業問題嚴重。據有關部門估算，在宏觀經濟運行三大指標中，就業指標最不理想，城鎮真實的人口失業率從2003年的10.99%上升到了2005年的11.45%.
(2)國內的不平等程度加劇。2004年雖然農民收入增速達近幾年的最高點，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勢頭卻沒有得到有效遏制，貧富差距嚴重。
(3)“三農”問題依然是最大的發展難題。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部分處于城市邊緣地帶的郊區鎮、村逐步被劃入城市市區管理，農民變身市民。如果城市不能為他們創造就業崗位，他們就會變成城市貧民，這種情況應引起警惕。
(4)社會安全網問題。中國的問題不僅僅在于失業率高和社會差距不斷拉大，而在于缺乏一個覆蓋全社會的安全網。第五教育不平等將影響我國長期發展與和諧。在當前形勢下，教育問題必須從社會發展中單獨分離出來研究和解決。現在看來，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教育產業化、衛生產業化甚至社會事業產業化的目標和政策實際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現在缺乏對于目的和手段的準確界定。
以上不和諧因素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導因素是政府，因為這些問題都是微觀經濟主體所無能為力的社會問題，其解決當然也就應當具有社會經濟管理職能的政府擔當此任。
三、構建和諧社會的關健——政府改革
政府既然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而在現實社會中又存在眾多的不和諧因素。那么，如何加快政府改革就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關健。
1.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完善制度建設
從現階段的實際出發，逐步制定和形成不同層次的、系統配套的法律法規體系。通過建章立制。為政府自身行為、社會活動和公共事業的發展提供科學的規則，為公共管理的社會化和公共服務的市場化提供制度安排。在制度的保證之下，應重點提高政府自身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和政府引導管理其他組織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
(1)要強化公共服務能力，健全公共服務體系。
(2)不斷提高社會管理水平的能力，完善人口和就業管理，加強社區管理，改進社會管理方式。
(3)要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能力，搞好市場監督和管理。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強化政府對社會秩序特別是市場秩序的監管功能。四是加強政府部門的專業化建設，依法行政。科學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2.推動建立統籌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
按照統籌方略，結合實際，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發展滯后于經濟發展的問題。構建現代化國民教育體系和終身教育體系。在保障基礎教育的同時，要不斷提高高層人才的培養能力，加快培育高水平專業技術教育體系。要加強基礎研究和高技術研究，普及科學知識，弘揚科學精神。進一步改革公共衛生管理體制，提高地區公共衛生服務水平和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能力。盡快建成覆蓋城鄉、功能完善的疾病預防控制和醫療救治體系。注重改善農村醫療衛生條件。深化文化體制改革，逐步建立黨委領導、政府管理、行業自律、企事業單位依法運營的文化管理體制。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逐步理順收入分配關系，最大程度地降低社會風險。
篇8
[關鍵詞]社會政策經濟學社會健康保險政策養老金經濟學
TheTheoreticalFoundationsof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
PersonnelBureau,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
[Abstracts]ProfessorRosnerusesthesetofmicroeconomicconceptsandtoolstoanalyzethecauseofsocialpolicy,theextentofsocialpolicy,theobjectivesofsocialpolicy,somepoliticalscienceaspects,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Itprovidesanewparadigmfortheanalysisofsocialpolicy.WeintroducethefindingstoChinesescholars.
[KeyWords]EconomicsofSocialPolicy,SocialHealthPolicy,EconomicsofPensions
前言
社會政策一直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社會政策針對貧困、失業和社會供養等等問題規劃藍圖，因而能讓人們對未來充滿希望。社會政策的制度設置應當被視為對具體社會問題的回答，要理解一項社會政策制度設置的應力，我們必須理解它為什么要建立。一個國家的制度選擇要考慮它的歷史傳統、政治體系和社會結構。對于探詢在不同制度結構下，社會政策產生什么樣的后果，經濟理論是一個有用的分析手段。維也納大學經濟學系羅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專著《社會政策經濟學》，運用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對社會政策的研究基礎進行了深入的探索，為社會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筆者將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紹給國內學者，以期拓寬我們社會政策研究的視角。
1、社會政策經濟學的基本范疇和計量方法
1.1社會政策的范圍：
社會政策范圍不僅覆蓋資助貧困人口，還包括幫助人口中的其他社會弱勢群體。從實踐上講，社會政策的內容應當包括：（1）健康保險，（2）退休人員和老年人的供養，（3）幫扶失業者，（4）有關家庭的政策，（5）貧困。這種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論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數國家現存的制度安排。
1.2社會政策的目標：
為了評價社會政策的效果，我們必須清楚所提出的社會政策計劃的原因，否則，我們無法評價社會政策的福利效果。社會政策的目標有：（1）反貧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險），（3）再分配，（4）規定有利于弱勢群體的契約結構（例如，勞動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會政策計劃，其目標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貧困計劃不是為全體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險的主要目的，盡管反貧計劃對減少貧困有貢獻，對于貧困人口來說非常重要。基本養老金是反貧非常重要手段，但幾乎不適合防止風險的計劃，特別是對于私人退休供養。我們并不清楚建立社會保險計劃的原因，個人要面對許多風險，其中一些風險可以通過商業保險避免，如防止火災、汽車被偷等等。社會政策計劃則不涉及防止火災和汽車被偷遭受的損失。但大多數國家針對一些不測事件，建立了社會政策計劃。因此，我們將思考，為什么一些風險被納入社會保險計劃，而其他的則沒有被納入。社會保險計劃賴以設立的最重要的風險有：（1）失業，（2）疾病，（3）殘疾，（4）與退休有關的財富損失，（5）壽命超過個人資產和財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從富人征收財富轉付給窮人，這個概念太狹窄，不能很好地說明社會政策計劃的范圍。我們需要區分四種再分配類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財富，在個人或家庭戶之間進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體內，根據個人或家庭戶的具體特征進行的再分配。（3）個人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將個人或家庭戶在某個時點的錢挪到相同個人或家庭戶另一個時點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時刻出生的人必須支付給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從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際再分配。第一、二、四種類型是人與人之間的再分配，第三種類型是個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會政策的經濟學方法
經濟學家們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社會政策。這種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經濟學家探討人們面對不同的選擇，將如何行動。經濟學家把社會現實看作是個人選擇的結果。但社會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視的危險局面，在這種局面下，理性個人不可能做出連續的選擇。而且，對于一些人，理性選擇假設不適用，例如，精神有障礙的人。限制選擇的一個特別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會政策的背景。
社會政策分析使用微觀經濟學的概念和技術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戶效用最大化。這些限制包括預算限制和現存的管制。例如，最長工作時間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適當的數學，即受約束的最優化技術。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圖表分析通常足夠了。
1.4政治科學方面的問題
就社會政策來講，存在著不同的政治結構。按照個人受影響的方式進行區分，社會補助金有：（1）只針對貧困或首要針對貧困的社會援助計劃；（2）對所有那些主要通過與工資收入相關聯的支付繳費款的人員的計劃；（3）針對所有公民的計劃。如果第一種方式是社會政策的核心，減少貧困是它的主要目的。這種類型社會政策的意圖可以與自由思想相聯系，即支持窮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給市場。在第二種方式社會政策中，保護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標。第三種類型的社會政策希望為每一個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護，同時，保護工人的收入。有人認為，社會民主思想支持這種類型的政策。20世紀90年代，這三種類型政策的區分越來越模糊。當評價不同社會政策體系的實際運行情況時，這些區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們同樣需要對國家作為社會政策的管理者和國家作為社會政策計劃的組織者的差異。我們也可以區分不同的社會政策的組織結構：（1）國家組織健康服務等活動。國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務。如果服務的平等性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話，國家組織活動是一種切合實際的供給方式。（2）國家為社會政策建立特別機構，使之為社會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這些機構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組織領域和活動范圍，在這種情況下，機構之間不存在針對顧客或活動領域的競爭。這些的機構通常按照職業界限來劃定。（3）國家強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補貼付款，但把組織的機構留給市場。
2、社會政策的經濟學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與福利經濟學定理[2]
討論社會政策計劃的效果，必須提及比較的標準，否則，不可能闡述一項計劃的引入以及它的實施范圍是否有利于或者減少福利。
前面已提過，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再分配是社會政策一個重要的目標，經濟學家的任務是發現如何用最低成本實現這些目標，以及這樣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會政策計劃怎樣呢？用保險防止不測事件和確保個人自身的再分配？人們能自我照料嗎？社會政策對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意的、必要的補充。為了理解這種背景下社會政策，我們需要探討介入市場體制的運行。第一個問題是：商品和服務只通過市場分配給個人，這種經濟的后果是什么？這是一般均衡理論所探討的。有兩個問題需要提及：（1）有均衡嗎？均衡是價格的向量。（2）如果有，這樣的均衡從社會想望的意義上講，是件好事嗎？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對社會政策特別有意義，在一些情況下，自愿合約不被社會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賣身為奴。在什么情況下，認識均衡在特殊意義下是件好事，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種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種極端不平等的分配。關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論的有一個強有力的定理：在某種經濟狀態下，市場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們從一般市場均衡理論導出福利經濟學的兩個定理。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損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嚴格的條件下，通過再分配資財可以實現每一個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給競爭的市場。第二個定理能用于社會政策的背景嗎？這有一個很大的益處，因為這樣，國家可以把它的活動限定在再分配。這個命題的基本內涵是政府征稅，以資助特殊群體。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簡單，在大多數情況下，征稅和轉移支付產生大量的分配效應，因此，沒有任何分配效應的再分配是不切實可行的選擇。
2.2不確定性分析
馮紐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數：經濟學中分析不確定性問題，最重要的一個概念是預期效用函數或者叫馮紐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數。NM效用函數不是處理不確定性問題唯一的效用概念，但卻是一個最重要的概念。從數學上講，NM效用函數的優越之出在于他容易操作，并且經過適當修正，均衡分析（包括福利經濟學定理）的基本結果有效。不確定性對于社會政策具有重要意義，即使在帕累托意義上不存在外部性，一些人在不確定性得到解決后，情況變得相當糟糕——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能力，得病，或者壽命超過他們的預期和他們積累的財富資源，解決這樣問題的一種方法是保險。不測事件有關的涉及社會政策的基本問題是：為什么可以通過市場來保險來防備有些不測事件的發生，而對其他一些不測事件，則不存在市場保險，必須由社會政策來補充？
是否存在與不確定性相聯系的特定的市場失靈？從帕累托意義上講，保險市場有效運行的條件是什么？均衡有效的條件有兩個（1）事件的獨立性，（2）不存在信息不對稱，與不對稱信息相聯系，導致非帕累托最優均衡的兩個問題：一是逆向選擇（事前機會主義），另一個是道德風險（事后機會主義）。這些都是研究社會政策經濟學的重要概念。
2.3.制定社會政策的經濟原因
首先是風險分離與保險金供給不足。在不同的保險計劃中，風險分離不被社會想望，有兩個原因：一個是規范方面的原因：為什么具有不同風險的人要支付不同的保險費？二是如果出現信息不對稱，風險分離可能導致保險金供給不足。避免風險分離的一個辦法是建立社會保險。當社會保險建立后，它不可與以能夠分離風險的保險公司為競爭對手。因為保險公司會拿走風險很小的保險對象，而把風險很大的保險對象留給社會保險。這并不是說就沒有競爭，但風險分離必須被抑制，抑制的辦法是，強制保險公司為申請人提供一份合約。另一個辦法是，競爭的社會保險機構之間橫向補貼，即擁有風險很小的保險對象的社會保險機構必須給擁有風險很大的保險對象的社會保險機構提供補貼。一種風險，由于它產生惡劣后果的概率很高，市場保險公司不愿為它保險，而社會保險機構可以為它保險。社會保險是在一種制度安排內保險和再分配收入的設置。
第二個方面是經典的市場失靈觀點，即信息不對稱。由于信息不對稱，市場分配的結局是非帕累托有效，從這個意義上講，出現市場失靈。這可以不是社會政策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它是沒有被覆蓋的風險很小的保險對象。然而，如果抑制個人所屬的群體產生成本，可以看到，在這種情況下，高風險群體被約束在市場中，那就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了。[3]
2.4社會政策的效應
不管社會政策的意圖是什么，我們必須考慮社會政策所產生的經濟效應。有時候，這種考慮會被拒絕，因為一些人認為社會政策頒布的目的是應當將經濟考慮置于一邊。但社會政策經濟學探討的是：經濟學家要做的事情不是討論一項社會政策計劃是否應當實施，而是分析社會政策應當怎樣實施，并有收效，即以最小的成本達到社會政策的想望的效果。
社會政策計劃有兩種類型的效應：一是A型分配效應（allocativeeffects）,二是D型分配效應(distributiveeffects)。這兩種分配的意思幾乎一樣。之所以做出區分，是為了分析兩種不同的問題：A型分配問題是分析社會政策計劃怎樣影響資源的使用，即在引入養老金制度后，總的儲蓄是更高了還是更低了，以及勞動供給由此受到怎樣的影響。自由地享用健康服務如何影響社會政策計劃的供給，這是總的福利問題，不考慮在不同人群之間如何分配。對D型分配后果的分析是探討既定的福利總量如何被分配。它探詢的是誰受惠和誰支付的問題。盡管在許多情況下，這兩個問題不可能被明確地區分，但為了分析的方便，必須做出區分。
2.4.1A型分配效應（Allocativeeffects）：A型分配效應最重要的原因是通過實施社會政策計劃，相對價格改變。價格變化是因為某種商品或活動變的便宜了，以及資助計劃需要繳納保險費改變其它商品或活動的相對價格。為了了解稅收或收益如何通過改變相對價格影響經濟活動，我們可以使用標準的微觀經濟學分析工具。在家庭戶理論和公司理論中，有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之分（具體分析略）。這些A型分配效應是目前許多國家社會政策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在社會政策背景下討論的最重要的A型分配效應包括：（1）勞動力需求和勞動力供給（如養老金計劃、失業保險、貧困減少等）。（2）儲蓄和消費（如養老金計劃、健康保險等）。（3）使用免費和（或）補貼價格供給的商品和服務（如健康服務、住房補貼、貧困減少等）。
2.4.2D型分配效應。分析一項社會政策計劃的收入分配的效應時，我們必須對下列問題做出判斷和假設：
（1）、比較分配的標準是什么？我們是使用“歷史上既定的分配”還是使用“理論上解釋性的分配”作為標準呢？一個現存的制度的D型分配效應的理論分析，使用理論標準更可取，不應把這條標準看成規范標準——一個公平的分配或非常不公平的分配，而是在具體假設下的奏效的分配。經濟學可以分析一項社會政策計劃產生什么樣的變化。
（2）、計算再分配的使用什么樣的計量單位？一方面使用以個人、家庭戶或家庭為計量單位的數據，會使研究的結果產生差異；另一方面的問題是數據的可得性。在一些國家，關于家庭戶的收入數據很難得到。
（3）、再分配或保險？我們不能從理論上區分一項社會政策計劃是提供保險好還是再分配收入好。有時候，把再分配計劃看作保險是一個有用的方法。因此，當探詢一項計劃的垂直再分配的問題時，我們把收入流看作是既定的；而當探詢一項計劃的水平再分配的問題時，我們把某些特征看成是既定的（如家庭規模、發生疾病的概率等等）。
（4）、繳費和補助金的歸屬，即：誰得到補助金，誰繳費？社會政策法規只從形式上規定誰必須納稅和繳費，誰接受補助金，而不決定誰實際承擔稅收負擔和誰實際得到補助金。“稅收歸屬”探討這些問題。
（5）、應用研究，使用解釋性的案例，還是使用真實數據，哪個更好？在大多數研究中，研究者更喜歡用實際數據，但研究社會政策時，使用實際數據會出現問題的。這些問題是由于在終生框架和在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中，分析收入再分配出現的。首先，研究者會需要幾十年個人化的數據，這樣的數據很難得到，因為缺乏對過去幾十年數據的系統處理，另外，還因為被分析的制度設置存在的時間不夠長。其次，在使用經驗數據的時候，研究者可能混淆社會政策計劃的效應和結構變遷的效應。例如，分析垂直再分配，研究者需要生命周期過程的收入數據，但由于不同的時間環境，收入發生變化了。由于經濟增長，對于特定的同批人來說，收入增加對分析一項社會政策計劃的垂直再分配是無關緊要的。
3、應用分析
在這部分，我們重點介紹社會健康保險政策和養老金政策。
3.1社會健康保險政策
3.1.1研究衛生健康政策的兩種方法
在研究衛生健康政策的文獻中，通常有兩種方法：一是精選的假設方法，另一個是社會政策方法。精選的假設方法把健康看作一種資本儲存，這種資本存量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下降，并增加健康支出。以這種方法為基礎進行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那些標準的微觀經濟學理論。社會政策方法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上：就衛生健康問題來說，只有在技術的可得到的情況下，才有特殊服務需求在衛生健康與其它商品消費之間沒有多少替代的可能性，這種方法不探究衛生健康效用，但是探究衛生健康服務的效用，不考慮衛生健康服務消費與其它商品之間的選擇。這種方法是大多數涉及衛生健康的社會政策立法的基礎。這兩種方法只有在事實的和規范的假設下才切合實際。精選的假設方法假定關于自己的衛生健康服務消費，人們能夠并且應當做出決策。社會政策方法則拒絕這種觀點，并假定哪有疾病，那里就有服務。我們可以把這兩種方法與事前和事后的觀點聯系起來：經濟方法采用事前的觀點，它考慮預期效用；而社會政策方法關心實際結果，采用事后的觀點。每種方法都不全面，因為一種方法忽視的重要方面往往被另一種方法包含。概括地說，精選的假設方法忽視了需求問題，而社會政策方法沒有考慮提供衛生健康服務的經濟問題。
3.1.2公共健康保險的目標：規范方面的問題
（1）貧困。讓一些收入太低買不起保險的人能夠得到健康服務。（2）維護人口健康。一項成功的政策不僅減少疾病發生率，還要提高健康水平，這是一種定位于輸出型的目標。還有一種定位于輸入型的目標，即保證良好的健康服務的供給。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人口健康并不隨著醫生和醫院床位數量的增加而提高。（3）社會健康政策要覆蓋沒有被商業保險的風險。（4）實行有利于家庭的再分配計劃。（5）實行有利于高風險人群的再分配計劃。
3.1.3A型分配效應
社會健康政策具有A型分配效應，它影響一個國家經濟資源的使用。我們要關注的問題是社會政策是否導致更高的效率或更低的效率。隨著人均GDP的增加，人均健康支出也增加，健康支出成本增加的原因歸結于（1）價格上漲。我們必須對價格上漲與質量提高做出區分，因此可以說，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就是由價格上漲引起的。（2）政治和社會的因素。許多國家越來越多的人得到良好的衛生健康服務，部分歸結于政治和社會因素，即越來越多的人享受服務、健康服務延伸到都市以外、過去被認為是偏離行為現在被看作是健康問題。（3）人口演變。人口參數的變化會影響健康支出：預期壽命增加和人口構成的變化。（4）技術進步。由于技術進步，許多醫療服務變得便宜了，但同時刺激新的醫療產品的研制，增加醫學研究成本。
3.1.4D型分配效應
社會健康制度具有許多D型分配效應：人與人之間垂直的、水平的和代際的再分配，以及個人在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再分配。評價人與人之間的再分配的基礎是公平保險。評價再分配的數量，必須假設收益和成本的歸屬。我們還必須進一步假定在社會健康政策體系中沒有赤字或剩余。假設社會健康政策體系僅僅是一項以健康服務成本為標準的保險、別無其它，把分析D型再分配效應建立在這樣的假設的基礎上是明智的。健康支出還要考慮社會地位和教育等問題。
3.2養老金經濟學
3.2.1養老金制度的理論基礎：與基金制度比較，非基金制度的長處
要了解養老金制度的運行情況，我們很自然地假定人們追求效用最大化，即探討最優的儲蓄量是多少。為了方便起見，通常把養老金制度放在一個特殊的框架內，即迭代模型中來分析。假定把一個人的一生分為兩個時期，每個時期有兩代人，一個人在第一時期工作，在第二時期不工作、如果沒有公共退休制度，只能消費儲蓄金。再假定他只關心自己的消費，不打算留下遺產，進一步假定死亡的時間是確定的，那么:
maxU(c1,c2)
c1是第一階段的消費，c2是第二階段的消費。如果沒有公共養老金，他必須考慮以下限制：
c1=w-s
c2=s(1+r)
s為儲蓄，r是利息率，結果是最優儲蓄數量為s*。在封閉經濟中累計的儲蓄決定資本存量。
為了討論公共養老金引入后的效應，需要區分非基金制和基金制。在基金制下，如果繳費比率不大于人們自愿選擇的儲蓄率，那么，限制不會改變（b：對養老金制度的繳費比率）。
c1=w(1-b)-s
c2=s(1+r)+bw(1+r)
如果義務儲蓄擠出自愿儲蓄，那么最優儲蓄量s*(=s+bw)，。如果引入非基金制計劃，并且繳費比率定為β、養老金為p，那么個人面臨不同的限制，假定非基金養老金制度既沒有赤字也沒有剩余，β決定p，反之依亦然：
c1=w(1-β)-s
c2=p+s(1+r)
可以看到，如果兩個時期消費的都是正常物品的話，∂s/∂p<0，非基金制養老金計劃的引入減少了私人儲蓄。在實行PAYG（現收現付）制的國家，由于較少的資本存量，利息率更高，邊際勞動產量更小，這是引入非基金制的結果：第一代的消費增加，而后代的資本存量更少。這對福利有何意義呢？為了比較非基金制和基金制的差異，仍需要采用帕累托標準（具體分析略）。由于人口增長，實行PAYG制使所有幾代的福利更好。
通過引入非基金制確保所有幾代人更多效用的另一個假設是：什么時候通過要素W，一代人與下一代產生捐贈，W相當于勞動生產率的增加。那么如何比較兩種養老金制呢？如果繳款率不超過最優儲蓄率，那么基金制養老金計劃的引入不起什么作用。為了比較兩中制度，我們需要比較兩種收益率。假定繳款率b不變，如果（1+w+n）>1+r,或(w+n)>r，其中，w表示勞動生產率（W=1+w），n表示人口增長率（N=1+n），r表示收益率。那么PAYG制比基金制有更多的收益，因而更優。如果利息率低于人口增長率和生產率增長，那么引入PAYG制將確保帕累托改進。從長遠來看，我們不得不假定利息率不比人口增長率和生產率增長低，這就是為什么非基金制通常不是帕累托改進的原因。概括地說，將PAYG制轉為基金制通常不會產生帕累托改進。
3.2.2A型效用：勞動力供給
大多數國家的有效退休年齡在下降，分析這個問題必須假定養老金制度不改變個人財富，即這種養老金是一種公平養老金。尤其是如果一個人提前退休回推后退休，財富不變。如果有公平養老金，是什么原因刺激在某個具體年齡退休？假定一個人的效用函數分為消費和閑暇兩部分，U(ct)+V(lt)。其中，ct表示消費，lt表示閑暇。他從t=0工作到N；儲蓄率為s；繳款率為b。那么c+b+s=1。終身效用是（T為最大生命跨度，c為一年的消費）：
U(c)N+[(U(c)+v)(T-N)]=U(c)t+(T-N)v
人們最大化效用：
Max:TU(c)+(T-N)P
N,c
s.t.Tc≤N(1-b)+(T-N)PP:養老金
養老金制度是公平的，因此：
P=bN/(t-N)
預算限制減少到Tc≤N
如果沒有遺產，他消費所有工作期間所掙，養老金不影響退休時間。如果有借貸限制，情況就不同了。如果貸款的利息率明顯高于儲蓄利率，那么養老金制度會影響退休決策。C*表示工作期間最優消費量，如果C*>1-b，他不能有最優的消費，因此他在工作期間的消費是1-b，。最優化問題變為（Cr表示退休期間的消費）：
maxNU(1-b)+(T-N)[U(Cr)+v]
Cr,N
s.t.N(1-b)+(t-N)C*≤N
可以看到∂N/∂b<0。增加繳費率相當于增加養老金，降低退休年齡。但實際上幾乎沒有什么養老金制是公平制的，通常有最低退休年齡和最低繳納年限的限制，另外不同的稅收規定可以使用于工資收入和退休收入，還有對提前退休的特殊規定等。
3.2.3D型分配效用
沒有養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應的一般理論，養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應完全取決于制度是如何被解釋。許多養老金制度慎重地再分配收入，通常是低收入人群受益，但也有意外的再分配效應，主要是由于收入與生命預期的相互作用。與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的預期壽命更高，因此由于生命預期的差異，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有計劃的再分配通常被削弱。而且，比較不同養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效應，必須考慮其他社會政策計劃，如社會援助、健康服務等。
影響再分配總量的三個重要方面是：（1）性別。女性預期壽命長于男性，平等對待男女的公共養老金制度，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女性。（2）收入。由于高收入人群預期壽命更長，公共養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高收入人群。（3）婚姻狀況。大多數養老金制度支付幸存者養老金，主要接受者是女性，因為女性預期壽命比男性長。如果幸存者養老金制度根據經濟狀況調查結果確定補助，那么幸存者養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有利于單身有工資收入的家庭戶，如奧地利。
3.2.4人口變遷與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
預期壽命的增加和總和生育率的下降減少勞動人口，這兩種人口學要素的變化對養老金制度產生的影響有：（1）從絕對數和占GDP上講，加重養老金負擔。（2）為了保持養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必須增加繳款比率。（3）繳納的保險費的收益率顯著下降。（4）不同的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規模發生變化。
4、評論
羅斯那先生的研究成果至少給我們這么幾個印象：
第一、多學科交叉研究問題。羅斯那先生不僅使用了微觀經濟學的概念和方法作為分析社會政策的原因和效果的基礎，還在分析過程中，涉及了政治科學方面的問題，將經濟學與政治學巧妙地結合起來。另外，將人口學的變量（如預期壽命、生育率、人口增長、撫養比等概念）納入到分析中來。當然，這在西方學者中并不希奇，但對于我們研究社會政策來說，仍然是富有啟發性的。我們國內的有些學者一般比較熟悉或習慣于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領域，很少或甚至不太愿意關注去他學科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如果需要運用相關學科知識的時候，知識結構不合理的缺陷就暴露出來。常常是研究經濟學的不熟悉社會學，研究人口學的不熟悉經濟學和社會學。錯用、誤用其他學科概念、理論和方法的現象時常發生。單一的知識結構是遠遠不能社會政策研究的，社會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人口學、統計學等學科甚至是自然科學的知識背景，不僅如此，還需要在研究中把這些知識綜合起來，作到融會貫通，只有這樣，社會政策研究的根基才會厚實。從我們閱讀的大量的西方經濟學、社會學、人口學等社會科學的文獻來看，多學科的交叉研究已經成為學術研究和政府政策研究的一種趨勢，我們需要補課并迎頭趕上。
第二、社會政策的理論基礎。經濟學有新古典主義、后凱恩斯主義、制度經濟學和經濟學等學派，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體現了新古典學派的思想，羅斯那先生的社會政策經濟學也不例外，很自然地讓人想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爾的研究[4]。但不管怎樣，羅斯那先生為我們研究和制定社會政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他提示我們社會政策不僅僅是對社會問題簡單的描述和提出解決的辦法，社會政策更是一門學問，需要有理論基礎。廣泛地說，在經濟學內部，不僅新古典主義，其他學派同樣能夠為社會政策提供理論基礎，其他學科的理論如社會學理論、政治學理論等也是如此。我們國內的有些學者做社會政策研究，習慣于就某種社會問題和現象提出問題、進行就事論事的分析，不太注意基礎理論的闡釋，使得政策建議顯得單薄、空泛，缺乏說服力，往往是一項社會政策研究學術論文不象學術論文，政府工作報告不象政府工作報告。象中國這樣一個國情復雜的國家，一種社會問題涉及許多方面，更有必要采用多種學科的理論、從不同的角度對社會政策的原因進行闡述，并在研究中總結出一套有效的理論。
第三、社會政策的研究范圍。一般來講，社會政策應當有其研究的范圍，不能將其外延泛化。羅斯那先生總結了發達國家的經驗，將社會政策限定在五個方面，并指出這種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論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數國家現存的制度安排。對這種限定可能會有爭論，但我們認為這種限定具有一定合理性。我們需要做的是，根據我們國家的社會結構和制度安排，中國社會政策的范圍和研究領域，在外延是否需要擴大或縮小，在內涵上是否需要增加或減少，值得進一步探討。時下，學術界和政府界關注的農村養老保險和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以及計劃生育政策等等，他們與社會政策的關系如何，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社會政策的效應。羅斯那先生區分了社會政策兩中不同的效應，我們的理解是，A型分配效應主要從物的或者說是資源總量方面反映社會政策的效應，D型分配效應則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他的這種劃分為我們評價社會政策的實施效果提供了新的范式。他啟示我們進一步分析：除了這兩種經濟學的效應，是否還有其他效應呢？比如，社會政策的政治學效應是什么、社會學的效應是什么，這些都需要我們發揮空間思維能力，認真思考。羅斯那先生的兩中劃分對于我們建立和實施一種嶄新的社會政策評價體系和評價的手段也是很有意義的，而且評價體系和評價手段也應當是多樣化的。如果一項社會政策研究有理論基礎，恰當的方法，細致的實證分析和可行的評價體系，那是再好不過了。
第五、社會政策的適用性。羅斯那先生明確指出，他的社會政策經濟學的研究是針對發達國家的，對于東亞國家和窮國幾乎沒有涉及。西方發達國家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市場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比我們高得多，由于是一元化的社會結構，他們的社會政策主要針對城市人口的，他們沒有也不會涉及農村人口。而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城鄉差別仍就很大，二元結構還要持續很多年，我們的社會政策顯然與西方國家既有相同的地方，更多是存在很大差異。通常我們做社會政策研究時，對城市和農村問題是分別論述的。所以，我們必須考慮西方社會政策經濟學在中國的適用性。我們借鑒西方研究的最新成果，但決不能盲目地追隨，盲目的追隨會使我們失去方向。我們借鑒要善于從社會政策經濟學中體會其活躍的思想火花和開放的學術精神。我們研究和制定一項社會政策時需要考慮中國的歷史傳統、政治體系和社會結構，發現有關社會政策的制度結構的信息，從中發展出中國的社會政策經濟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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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加強宣傳教育，提高對社會科學普及工作意義的認識
社會科學是人類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認識世界、傳承文明、咨政育人、服務社會的重要功能。在推進地區科學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社會科學的作用十分明顯。首先，普及社會科學基礎知識是繁榮社會科學的一項基礎工程。社會科學的發展既取決于社會科學研究的深化，也包括廣大人民群眾對社會科學基礎知識的掌握。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不應當成為理論家們自己欣賞的作品，而應當成為各行各業社會實踐的思想和行動指導。這就需要大力加強社會科學基礎知識的普及工作，使社會科學的成果進入各行各業，進入千家萬戶，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內化為人民群眾的基本素質。第二，大力普及社會科學知識是全面提高人民群眾綜合素質的重要環節。現代社會對人的素質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既需要自然科學知識的武裝，也需要社會科學知識的底蘊。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一提到科普，一般首先都會想到自然科學知識的普及，不大會想到還包括社會科學知識的普及。這與我們多年來對社會科學及其普及工作存有認識誤區有一定關系。有調查顯示，我國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群眾的社會生活與社會科學的關聯度呈快速提升的趨勢。現在許多社會問題的出現，比如一些不科學的觀念和行為的存在，愚昧迷信在某些地區的盛行，有些社會矛盾頻發，人的發展不夠全面等，在很大程度上就與人們社會科學知識的貧乏有密切關系。第三，開展社會科學普及工作對于推動社會文明發展與構建和諧社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社會科學知識來自社會實踐又服務于社會實踐。社會物質文明需要社會科學的滋養才能更好地發展。政治文明知識和精神文明知識本身就屬于社會科學范疇，普及這方面的知識，能直接促進社會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健康發展。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對人的綜合社科知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前，我國社會正處于重要的發展機遇期，同時也是各種社會矛盾的多發期，廣大人民群眾掌握更多的社會科學知識有助于更理性地看待和分析各種社會問題，科學地處理好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矛盾，更加積極地投身到和諧社會建設中去。
堅持服務全局，保證社會科學普及工作健康發展
社會科學特點鮮明，具有規范、引領人們社會行為的重要作用，必須保證社科普及工作沿著正確方向發展，才能科學指導社會實踐。近兩年來，我們南京市在社科普及工作中進行了一些探索，搭建了一些科普工作平臺，如“市民學堂”、社科普及讀物《學習與傳播》、社科普及基地、社科知識“五進”（進機關、進學校、進社區、進企業、進農村）工程、社科普及講師團和科普宣傳周活動等，受到人民群眾的普遍歡迎和廣泛贊譽，在全國造成了一定的影響。根據幾年來的體會，我們感到，開展社會科學普及工作要有很強的全局意識，必須在實踐中把握好三個原則：一是堅持把傳播科學思想、弘揚科學精神、倡導科學方法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用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占領普及工作陣地。在日益多元化的社會文化環境中，社會科學領域有健康的東西，也有不健康的東西。用科學的思想、精神、方法武裝人民群眾，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普及社會科學知識，最重要的就是在指導下，讓健康、科學的思想文化走入人民群眾的工作、生活之中。二是堅持圍繞中心工作，把握社科工作特點，堅持社會齊抓共管，提高全民素質的工作思路，使社科事業發展步入快速、良性的軌道。圍繞中心工作，就是緊密結合黨的中心任務開展社會科學普及工作，使之成為完成黨的中心工作的助推器，成為完成本單位各項具體任務的一個配合環節。把握社科特色，就是牢牢掌握社會科學在認識社會現象和社會活動規律中的重要作用，把幫助人們理解和駕御社會運動規律，提高運用社會科學知識處理社會問題的能力作為根本職能。社會齊抓共管，就是把普及社會科學知識作為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各行各業積極參與，并且聯系實際將其融入到本行業各項事業的發展中去。提高全民素質，就是始終把提高人們的政治、思想、道德、文化素質貫穿在社會科學普及工作全過程，通過提高人們的社會科學素質，達到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目的。三是堅持貼近群眾、貼近生活、貼近實際，讓社會科學普及工作切實在廣大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中顯威生效。在社會科學的普及工作中，用有針對性和豐富內涵的社科知識去拓展人民群眾的認知范圍，豐富精神生活，培育道德操守，體驗審美情趣，升華精神境界，是公眾與社會同在、同步、共進、共享的必由之路。人民群眾關注的熱點，應當成為開展社會科學普及工作把握的重點，要針對各種熱點社會現象組織開展經常性的社會科學知識普及講座，提高人們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事務的能力和水平，積極同社會不良傾向和風氣作斗爭，形成人人主動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的氛圍。力爭通過相關知識的宣傳普及，使廣大群眾在對社會問題的關注中受到科學認識和思維的熏陶，提高自身的社會科學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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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公共產品；公共經濟學；財政聯邦主義；“以足投票”假說
一、引言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社會保障事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但仍然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好，其中之一是社會保障的地區差異以及相關資金的分擔和轉移支付問題。林治芬(2002)運用財政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財政全部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以及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標分析我國社會保障的地區差異。許曉茵、韓麗妙(2006)運用1996-2004年我國31個省份離退休退職人員保險和福利費用支出的相關數據，分析了社會保障水平的地區差異。彭海艷(2007)運用GE指數分解法，分析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區域差異及貢獻率，并運用GINI系數分解法，分析社會保障各項支出對總體差異的貢獻率。柯卉兵(2007，2009)分析了2005年我國社會保障地區差異的現狀以及1995-2005年我國社會保障地區差異的演變軌跡。社會保障地區差異過大的主要成因是我國社會保障事業主要由地方政府來承擔責任，而區域經濟的非均衡發展直接決定地方政府財政能力的強弱，從而引發地區間社會保障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水平的差異。同時，柯卉兵(2008)認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會保障領域內財政關系的縱向失衡會導致落后地區的地方政府沒有積極性，也無財力提供充足的社會保障公共產品。社會保障的地區差異過大的現實，是導致中央政府對地方進行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直接原因。所以，要理順這些問題，必須研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基本理論問題。
目前，國內關于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問題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周順明(2000)首次提出了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概念和原則。李珍(2001)從資金分配量、分配制度和管理體制方面指出，轉移支付制度是社會保障制度安排得以實現的經濟支持制度。楊良初(2003)界定了政府間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內涵與范圍。劉志英(2006)對社會保障轉移支付進行了分類。柯卉兵(2010)研究了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理論依據、國際經驗和道路選擇。
國外相關文獻研究主要集中在關于政府間的財政關系和轉移支付理論與實踐方面，較為著名的理論有Musgrave的財政分權理論、Oates的分權定理、Buchannan關于分權的“俱樂部”理論、Fisher的州和地方財政理論、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論以及McGuire對其的補充和完善。其中，公共產品理論和財政分權理論是20世紀財政學的重大發現，它們較好地解決了政府間公共事務的分類以及地方政府公共產品的提供問題，因而是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論支點。公共產品的特性與層次性理論、奧茨和馬斯格雷夫的財政聯邦主義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說，均對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產生了重要的啟示意義。
二、公共產品的特性與社會保障的產品屬性
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純理論》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產品的概念。他將純粹的公共產品定義為“是指這樣的物品，即每個個人消費這種物品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物品消費的減少”。薩繆爾森從產品在消費中的非競爭性角度定義了公共產品，并進一步揭示了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斷公共產品的主要標準。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產品在消費過程中所產生的利益不能為某個或某些人所專有，在技術上難以把不付費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說，雖然可以這么做，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非排他性同時也意味著非拒絕性，“是那種不論個人是否愿意購買，都能使整個社會每一成員獲益的物品”。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是指某人在消費某一產品的過程中，不會影響其他人同時消費，某人從這一產品中獲益不影響其他人也同時獲益。換言之，在產品的收益上不存在利益沖突，增加消費者的邊際成本為零。
依據公共產品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程度大小的不同，公共產品又具體分為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兩類。凡是同時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產品被稱為純公共產品。凡是介于純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之間的產品，即只具備一個標準，或者雖然兩個標準都不完全具備，但又具有外部性的產品，則屬于準公共產品。那么，社會保障產品究竟是屬于哪種性質的產品呢?經典的經濟學教科書把社會保障定義為政府以稅收作為融資來源，無償提供給個人的福利。就這一定義而言，顯然，私人機構不會生產和提供任何社會保障產品，社會保障制度具有明顯的強制性和政府行為特征，對社會發揮著“安全網”和“減震器”的作用。所以，許多學者將其產品屬性劃為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有的學者認為，社會保障不同時具備公共產品的兩個特征，因而將社會保障歸為準公共產品(或混合品)。有的學者則認為，社會保障是介于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之間的一種產品，是宜于由政府強制提供給公民消費的優效品。
如果我們不愿意窮究概念的話，那么容忍純公共產品與準公共產品之間存在一個模糊的界限，也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所以，我們可以采取一種比較模糊的處理方法，即認為政府規定的資格或條件越寬松、外部性越強，那么這項社會保障計劃的公共產品屬性就越強；反之，獲得社會保障的資格或條件越嚴格、外部性越弱，則其公共產品屬性就越弱。這樣，從社會保障產品提供的具體項目來分析，社會保障就不能簡單地歸屬于公共產品或者私人產品，而應針對不同的保障項目進行具體分析。
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是源于商品的不可分性，而社會保險的特點是政府從勞動者和企業(雇傭勞動者)所得的國民收入份額中扣除一部分，加上政府的財力補助，集中形成專門基金，在全體公民之間進行統一調劑。政府每年提供的社會保險支出總量是一定的，當風險發生時，每個人享受到的社會保險數量也是一定的。政府社會保險的支出總量是每個人享受到的社會保險數量的加總。可見，社會保險在消費中是可分割的，多提供一個人的社會保險的邊際成本接近于平均成本。所以，社會保險是具有競爭性的。
此外，從宏觀的方面來看，雖然社會保險產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如并不排斥任何人參加社會保險，因為我國憲法規定所有公民都有享受社會保險的權利，但是，其特殊性在于：只有在符合一定的條件或風險發生時，公民才能真正享受到社會保險的權利，且公民也只有先盡了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義務，才能在風險發生時獲得享受社會保險的權利，強調權利和義務的對等性。如果人們不愿意事先繳納社會保險稅(費)，且又無外部影響的條件，那么就會被排斥在消費社會保險產品之外。因此，社會保險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可見，社會保險既不符合公共產品的含義，也不滿足公共產品所具有的兩個特征，而是符合私人產品的定義，具有私人產品的性質。
從理論上講，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也是具有可分割性的。但是，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的最大特點在于，不需要受益與貢獻的對等性。因為不論哪一個國家，只要設立這些保障項目，就意味著在符合條件的公眾中所有人都可以消費這些福利或救助產品，而不需要消費者付出相應的代價。所以，這些項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同時，社會福利設施中的福利工廠、職業介紹所、兒童福利院和各種供人們休閑的娛樂場所以及有利于人們身心健康的環保措施等，這些福利產品多一人或少一人消費，都不會引起產品成本的變化，因而具有非競爭性。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的分配是一種縱向的再分配，是將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向低收入階層轉移，將社會普通公民的收入向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對象轉移。這種收入的縱向轉移可以縮小社會貧富差距，使基尼系數變小。可見，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
另外，社會保障中的社會保險是依法由政府舉辦的具有法制性和強制性的公共事業。凡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社會公民，不論是否愿意，都一律無條件地參加和按規定繳納保險稅(費)，具有典型的非拒絕性。但是，對于社會保障中的福利費和救濟金的支取、補充養老保險和補充醫療保險以及個人儲蓄性的養老保險的選擇，個人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參加消費，也可以拒絕參加。
綜上所述，無論從基本理論還是從實踐分析，社會保障產品都同時具有非排他性與排他性、非競爭性與競爭性、非拒絕性與拒絕性，不完全是純公共產品，而是一種準公共產品。社會保險與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是有一定區別的，社會保險具有私人產品的性質，而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因此，社會保障產品的提供不能由政府全包統攬，社會保險應由國家、企業和個人共同承擔；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則應由政府全額負擔，從政府預算中列支。
三、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與社會保障權責劃分論文
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是公共產品的一般特征，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同時具有兩個特征的公共產品并不多，較常見的是受地理和空間因素影響而只有有限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即使同時具備這兩個特征，其強弱程度也不一樣。公共產品特性的強弱之分，使公共產品具有了明顯的層次性。布雷頓(Breton)根據公共產品提供的地理區域將公共產品劃分為地方公共產品、區域公共產品和國家公共產品，其依據是受益范圍和效用外溢程度的不同。全國性公共產品(nationalpublicgoods)的受益范圍為整個國家，受益在疆域內分布相當均勻，無論對國外還是對國內，外部性問題都可以忽略不計，其效用外溢可使全國居民從中受益。區域性公共物品(regionalpublicgoods)是指某一地區的居民能夠享用的公共產品，如“三峽工程”的建成將使整個長江流域特別是靠近三峽的幾個省區受益。地方性公共產品的受益范圍則局限于某一地區(如城鎮、街道)，基本上只能讓本地區居民受益，且這種受益在本地區內分布相當均勻。
公共產品層次性理論是分析地方公共經濟的重要理論支柱，直接關系到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級政府間的事權、財權的劃分，為分析財政體制和各級政府行為目標提供必要的理論基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為目標、職責范圍和相互之間在財政收支上的劃分原則也就由此而來。不同層次性的公共產品應當由不同層級的政府負責提供，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與提供該公共產品的政府層級間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對應性。全國性公共產品應當由中央政府負責提供，地方性公共產品應當由地方政府負責提供，區域性公共產品則由中央政府主導并視其效用外溢程度大小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合理分擔，從而實現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如果某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與提供該公共產品的政府層級不相對應，則會由于產品提供與其受益范圍的不一致性而導致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足”或“供給閑置”。
作為由政府負責提供的一項重要準公共產品，社會保障產品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權責劃分，是社會保障管理體制的核心問題。社會保障產品是由眾多具體保障項目組成的體系，某些具體保障項目內部又可分為不同的保障部分，如養老保險產品項目一般由全國統一的公共基礎性部分、地區差別性的職業年金和補充保險部分組成。隨著經濟社會現代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居民居住自由呈不斷擴大趨勢，因而社會保障公共產品的效益外溢性不斷增強。所以，應當從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和社會保障的全局利益出發，協調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社會保障權責。凡是屬于全國范圍內宏觀調控的社會保障事務，應由中央政府承擔；凡是地區性的社會保障事務，可以由地方政府承擔，如決策性、監督性權責應集中于中央政府，而具體執行管理權責應由地方政府負責。同時，根據社會保障產品中的不同構成項目和不同保障部分的不同層次性特征、地域跨度以及規模效益和外溢程度，明確劃分中央與地方政府在社會保障中的職責范圍，以實現不同層次性社會保障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
四、奧茨和馬斯格雷夫的財政聯邦主義與社會保障轉移支付
財政聯邦主義是由美國經濟學家奧茨(WallaeeE.Oates)在1972年出版的《財政聯邦主義》一書中提出來的、研究政府間財政關系的重要理論。它是一種從經濟學的角度，尋求有效行使財政職能所需的財政收支應該如何最優地在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進行劃分的理論，并歸結為一個分權定理：“對于某種公共物品來說——關于這種公共品的消費被定義為是遍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的，并且，關于該物品的每一個產出量的提供成本無論對中央政府還是對地方政府來說都是相同的——那么，讓地方政府將一個帕累托有效的產出量提供給它們各自的選民，則總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體選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產出量有效得多。”因為與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眾，更了解其所管轄區選民的效用與需求。奧茨的這個分權定理實際上給出了分稅制的一個關鍵原則，那就是：如果低層級政府能夠和高層級政府一樣提供同樣的公共產品，那么由低層級政府來供給會更好，中央政府只應提供具有廣泛的偏好相同的公共產品。
理查德·A·馬斯格雷夫和佩吉·B·馬斯格雷夫在此基礎上考察了各級政府的資源配置、收入分配與穩定經濟三個職能。在他們看來，一個國家的財政結構安排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歷史決定的，但這不是全部原因。“公共產品與服務的提供究竟應當建立在中央集權制基礎上還是建立在分權基礎上?如果是后者，那么在空間上應建立什么樣的財政管理體制，才能有效地提供這些公共服務?”為回答這個問題，他們采用單一公共產品的簡單模型，在社區內居民偏好與收入相同的假設下，得出公共產品的受益范圍存在層次性，不同層次的公共產品由不同級別的政府來提供，這樣才符合效率原則。其中，屬于全國性的公共產品，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而那些屬于區域性的公共產品，則應當由地方政府提供。他們認為，“財政聯邦主義的核心在于，資源配置政策應該根據各地方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別；而分配與穩定政策則主要歸中央一級政府負責。”因為，地方政府欲調控宏觀經濟穩定卻又缺乏充足的財力，且經濟主體的流動性也嚴重束縛了地方政府進行收入再分配的嘗試；而資源配置政策則應根據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別，因而在這方面，地方政府也比中央政府更適合，更有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社會福利水平的改進。
財政聯邦主義理論體現了分權的關鍵性特征，即從效率與政府職能的角度出發，實現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與政府級次的匹配，這構成了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的一個重要理論支點。因為，從全國范圍來看，一個國家總有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和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經濟發達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高，提供社會保障公共服務造成的稅收負擔也比較輕；而經濟落后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較低，但提供社會保障公共服務造成的稅收負擔卻較重。這顯然是不合道理的。而且，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善，這種不合理狀況會進一步造成地區間貧富差距的惡化，從而影響整個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為此，需要對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居民的社會保障資源進行調節。顯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是一項收入再分配制度，絕對不是地方政府能夠行使得了的職能，而是需要一種凌駕于各地方政府之上的制度來加以強制執行，這種制度只有中央政府才有這個權力和權威來制定。
五、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說與社會保障轉移支付
事實上，財政聯邦主義理論還依賴一個關鍵的前提，那就是居民的流動帶來的政府間競爭。蒂布特(Tiebout)在1956年發表了《地方支出的純理論》一文，文中討論了有效提供公共產品的方式，以及有效運作方式所需要的條件。他認為，在一系列假設條件下，由于各轄區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稅負組合不盡相同，因此，各地居民可以根據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稅負的組合來自由選擇那些最能滿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們可以從不能滿足其偏好的地區遷出，而遷入可以滿足其偏好的地區居住。形象地說，居民們通過“用腳投票”，在選擇能滿足其偏好的公共產品和稅負的組合時，展現其偏好并作出了選擇哪個政府的決定。這就是所謂的“以足投票”假說。
一般說，個人考慮選擇社區居住的一個關鍵要素是社區可供選擇的稅收(即公共產品的價格)和公共產品結構。也就是說，如果居民所得到的地方公共產品的效用能夠補償因居住在該地區而支付的稅收所造成的效用損失，那么，理性的居民就會選擇該地作為居住地。如果有許多居住區，每個社區所供給的稅收和公共產品結構的組合不同，那么人們將通過“以足投票”選擇來給予他們最大滿足的社區。
該理論以最優理論為背景，充分體現了經濟人假設，回答了人們為何聚集在一個地方生活或生產，即在政府與居民無法合作的條件下，居民的選擇問題是其他分權理論的必要補充。但它有一系列嚴格的假定條件。這些假定中有一些符合現實，有一些則與事實嚴重不符，如理論中的一個假定條件是居民可以充分自由地流動，而我國居民的遷徙不僅受經濟效用的影響，而且還會受到戶籍制度、文化觀念、國家政治經濟體制等的種種限制，人們在很多情況下都是“想走走不了”、“想進又進不去”等非最優狀態。雖然有些假定條件與事實存在偏差，但并不影響其推論。蒂布特“以足投票”假說可以使人們認識到居民選擇權的重要性。如果把公共產品的供給看作是一個公共選擇的過程，那么政府約束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面是居民的“用腳投票”，只有居民有退出的權利，政府的硬約束機制才有可能形成并有效運轉。正如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A·馬斯格雷夫(2000)所言，蒂布特模型中的受益范圍與財政轄區空間安排的配合提供了一個效率規則，也提出了一個類似市場的實施機制，解決了公共產品供給中的難題。
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說提出了地區之間公共產品供給的公平性問題，是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的又一個重要的理論支點。在一個全國統一的開放市場經濟條件下，各地社會保障補助資格和水平的差異可能導致一些人的遷居，這就造成地方政府執行地區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失效。因為，當某個地方政府實行一項收入再分配的社會保障計劃時，為使本地區居民收入平均化而對富人課以重稅、對窮人給予更多的補助，就會造成富人的向外遷移(為了逃避稅收)和窮人的大量涌入(為了得到轉移支付)，如此循環反復，就會出現“窮人追逐富人”的現象。如果許多窮人涌入到一個初始社會保障水平相對較高的地方(如農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等)，就會增加該地的人口數量，造成交通、公園、學校等公共設施的過度擁擠狀況，同時會推動土地價格的上漲，從而增加目前商品房購買者或其他土地使用者的成本，而且勞動力人口的增加還將使一些工種的工資水平下降等。這些都會引起該地居民福利水平的降低或福利成本的增加，使該地區的財政狀況趨于緊張，政府給予財政支持提供充足福利的愿望和能力將會減弱，最終不得不放棄該項政策。因此，隨著全國統一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低層級政府對收入的再分配能力是有限的，由中央政府負責收入的再分配是一種必然的趨勢。中央政府只有通過社會保障轉移支付來調節各地區之間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證各地區的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從而避免居民頻繁流動出現的不良后果。
六、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