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藥學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早期藥學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稟承神農氏的精神

問起邱盛雄博士如何走上中醫(yī)藥的發(fā)明之路時，他說他心目中最重要的發(fā)明家是神農氏。“神農以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故天下號神農也。”神農氏是公元前25世紀的傳奇人物，被尊稱為炎帝，烈山氏，神表等。傳說神農氏創(chuàng)造耕種器具，教授五谷(稻、黍、稷、麥、菽)種植，是中華民族農業(yè)始祖。他擁有廣博的草本知識，曾親嘗百草滋味，以辨別各種草藥的藥性與毒性，奠定了中醫(yī)藥學的基礎，對中醫(yī)藥學的發(fā)展作出了極大貢獻，可謂中醫(yī)藥學的始祖。《神農本草經》被認為是中醫(yī)最早的一部完整藥典，記載了多達365種中草藥，由于其數據詳盡，歷代《本草》甚至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皆以其為宗。

邱盛雄博士一向稟承神農氏的精神，并遵從本師釋迦牟尼佛的開示，將醫(yī)理與佛理結合，在藥學里鉆研數十年不改其志，終至有所突破，創(chuàng)新，從而發(fā)明出治癌藥物及一系列保健機能飲料，在瑞士日內瓦國際發(fā)明展上共獲得5枚金牌、2枚銀牌，1枚銅牌及大會特別獎：以“如如光保健餅干”和“風速變草本植物飲品”在中國發(fā)明協會第十六屆全國發(fā)明展覽會上贏得2項金牌及大會特別獎。他的發(fā)明產品的原料都是植物，產品經國家認證的檢驗機構化驗，不舍防腐劑，含有的營養(yǎng)素非常齊全，包括維生素E及B群、礦物質、膽堿，肌醇、異黃酮，生物素，蛋白質以及多種左旋氨基酸等等，萃取出的營養(yǎng)素全系天然，無添加劑。此外，其各項發(fā)明產品經抗氧化儀器測試，證實具有排除自由基之功用。

小專利有朋商機

2009年4月底，邱盛雄博士與合作伙伴蔡孟勛博士應中國發(fā)明協會的邀請，參加了中國發(fā)明協會舉辦的第三屆中國發(fā)明家論壇。在論壇上，他們提交了兩篇論文，一是《中藥治療卵巢癌的效果》，此篇論文已被新加坡某雜志采用，于2009年6月發(fā)表，二是《“零非零1號”針對糖尿病的效果》，該論文的論點，已經“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fā)中心中草藥計劃”做動物測試試驗。

除了正式公開的發(fā)明之外，邱盛雄博士尚有11種用于治療重癥的發(fā)明產品，已通過臺灣省某大學實驗室的交叉測試證明其效果。邱盛雄博士的各項發(fā)明產品能通過各種現代科學儀器的測試，再一次證明了中草藥能調理進而治愈現時各類疾病。邱盛雄博士始終堅信，中醫(yī)藥學能流傳至今，必定有其實用價值及廣泛意義。他說，多年來不但中國人亟欲突破中國古代醫(yī)藥典籍所載，歐美各國在這方面也相繼投入了相當的人力與財力，希望能有所突破，這也更證實了中醫(yī)藥學廣闊的發(fā)展前景。

在第三屆中國發(fā)明家論壇上，邱盛雄博士與合作伙伴蔡孟勛博士提交的論文受到了廣泛的關注。中國發(fā)明協會的一位領導對其作了詳細了解，并評價說：“小發(fā)明有大商機。”邱盛雄博士說：“中醫(yī)藥學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若經國際認證并將之向國際上推廣，將不僅是華人之光，更是世界人民之福。”

從基因層面研究癌癥病理

卵巢癌，一個沉默的殺手，多數的患者在發(fā)現時都已接近后期，目前尚未出現任何有效的早期診斷方法。若能夠從正常組織中找到早期癌癥的辨識基因，就能讓卵巢癌的研究更加的深入。

邱盛雄博士和他的合作者分析了13個良性腫瘤，22個侵入性腫瘤以及16個正常的卵巢，并以genes-cDNA array紀錄卵巢癌相關的9600個基因的表現。這些又可以再細分成兩群early-stage包含13個良性腫瘤及7個staged I癌癥腫瘤：late-stage則包含所有staged III的癌癥腫瘤。

結果，他們在early―stage找到433個up-regulated基因及60個down-regulated基因，在late―stage則找到395個up-regulated基因及101個down―regulated基因。這些基因在腫瘤/癌癥中其功能都會產生變異，如細胞生長，細胞周期控制，分化、訊號傳遞，細胞凋亡，離子運輸及細胞形態(tài)改變等。他們最感興趣的，是這些首次出現的抑制核受體蛋白，在癌癥初期及晚期之間，這些基因的表現量應具有很大的差異性。他們找到了90個表現極高的基因，以及165個在late-stage相關的抑制基因。癌癥末期與癌癥初期明顯的不同，在于細胞生長、細胞沾黏，激素活性，細胞形態(tài)以及細胞與細胞之間的信號傳遞。他們最感興趣的是，這些酵素對應的合成碟啶也是首次出現在最近的研究中，借著Real time RT-PCR可以找到GCHI，KRT18，H3F3A和MYBL2這些基因在所有的癌癥組織中都有很明顯的表現；而MDFI，ARP3BETA、COLl6AI和MLN這些基因則在早期癌癥組織中被辨識出可能會發(fā)展成末期癌癥。因此，本試驗結合邱盛雄博士所發(fā)明的抗癌中草藥精華液配方，可篩選出可抑制上述癌癥基因的方法。

最后，他們得出結論：微數組提供的數據對于癌癥基因表現之比較是非常具有價值的，且可對于卵巢癌每個不同分期進行更深入的診斷及病理研究。

邱盛雄博士的發(fā)明項目簡介

邱盛雄博士依據個別需求應用不同處方，以數十種草本植物混合，經高溫萃取而研制出系列保健飲料。

(1)“零非零1號”：針對手術后腸子沾粘及糖尿病。

(2)“零非零2號”：加強免疫力，預防感冒，心悸，荷爾蒙分泌不足以及用于手術后調理及促進兒童發(fā)育等。

(3)“花抗輻”抗幅射。

(4)“體香露”外用噴液：防治蚊蟲咬傷，腫痛、皮膚癢，青春痘。

(5)“海草”，用于痛風。

(6)“生化36”：強化造血功能，增加骨質密度，改善骨質疏松癥。

(7)“目犍連筍”：蒸騰腦細胞活化，提高記憶力，預防帕金森氏癥。

(8)“一定要”：提升免疫力，抗病毒。

(9)“陽化溶”：消化體脂排出體外，達到自然健康減肥的效果。

(10)“如如光”：活化視神經，明目。

(11)“風速變”：改善過敏體質，預防上呼吸道感染。

1994年，在瑞士日內瓦第22屆國際發(fā)明展覽會上，“零非零1號”獲金獎，“體香露”獲銀獎，“零非零2號”獲銅獎。

1999年，在瑞士日內瓦第27眉國際發(fā)咀展覽會上，“海草赴”獲銀獎，“花抗輻”獲銀獎。經菲律賓黎剎騎士協會Knights ofRizal授封騎士司令勛章。

2000年，在瑞士日內瓦第28屆國際發(fā)明展覽會上，“生化36”獲金獎，“目犍連筍”獲金獎。此外，還獲大會另頒個人特別獎。

2001年，在瑞士日內瓦第29屆國際發(fā)明展覽會上，“一定要”獲金獎，“陽化溶”獲金獎。

2005年，參加在中國浙江省杭州市舉辦的“2005國際骨質疏松大會中國骨骼與關節(jié)健康十年行動研討會”，并于會中《中藥方劑BIO36》。

2006年，被評為“臺灣第一屆杰出企業(yè)發(fā)明家”。參加中國發(fā)明協會主辦的第十六屆全國發(fā)明展覽會，傳喜生化科技公司研發(fā)的產品“如如光保健餅干”和“風速變健康草本植物飲品”獲得2項金牌及大會特別獎。

篇2

1.1一般資料本組患者共382例，其中男293例，女89例，年齡最小17歲，最大78歲，平均年齡46歲。新鮮骨折339例，陳舊骨折43例。左側237例，由此145例。

1.2手術方式采用空心螺釘加張力帶鋼絲環(huán)扎內固定術式275例，克氏鋼針加張力帶鋼絲環(huán)扎內固定術式107例。

1.3骨折愈合時間長者78d，短者42d，平均56d。

1.4療效判定標準隨訪256例，平均隨訪時間13個月。療效判定標準：優(yōu)：膝關節(jié)活動度＞135°，活動后膝關節(jié)無任何不適，患肢肌力正常，恢復原來的工作何生活；良：患肢膝關節(jié)活動度90°左右，活動后稍有酸痛，肌力較健側弱，恢復一般工作和生活；差：患肢膝關節(jié)活動度＜45°，活動后腫痛且肌力明顯減弱，不能參加一般工作。隨訪后結果：優(yōu)313例（82%）、良67例（17.5%）、差2例（0.5%）。

2功能鍛煉方法

2.1術后第1周術后患肢抬高20~30cm，略高于心臟水平，以減輕術后水腫[2]。術后第2天，開始指導患者做股四頭肌收縮活動,膝關節(jié)輕緩伸屈，每日2~3次，每次2~5min。3d后患者可坐在床上，適當增加活動次數和延長活動時間，但膝關節(jié)屈曲不宜＞90°。

3討論

3.1促進骨折愈合髕骨骨折采用空心螺釘或克氏鋼針加張力帶鋼絲環(huán)扎內固定術式，術后可大膽摒除外固定，鼓勵早期活動，在護理人員的指導下進行正確的功能鍛煉，能促進骨折愈合，加速功能恢復，減輕患者痛苦。本組病例骨折平均愈合時間8周左右，明顯低于傳統絲線縫合或單純鋼絲固定術式的愈合時間，且患者傷肢功能恢復較快、痛苦小。一般的絲線縫合、單純鋼絲固定，作用差，當膝關節(jié)屈曲活動時，骨折端容易分離。而空心螺釘或克氏鋼針加張力帶鋼絲環(huán)扎內固定術式，恰巧利用其抗拉力強度吸收了全部分離張力，有利于骨折壓縮愈合。這就為我們制定的早期有計劃的功能鍛煉提供了理論依據及條件。早期正確的功能鍛煉，有利于刺激和加速骨痂的生長，保證運動元神經何肌纖維間的相互促進作用的正常運行，從而加速骨折的愈合。我們骨科護士掌握了這個道理后，就會積極主動地協助和指導患者進行早期的功能鍛煉。

3.2加速功能復原髕骨骨折采用傳統術式固定后，還需加用長腿石膏托外固定4~6周，患者臥床無法活動，由于關節(jié)的長期固定，限制了膝關節(jié)早期的功能鍛煉，同時還易引起肢體組織的廢用性萎縮和關節(jié)僵硬而造成肢體功能恢復延長。若過早撤除外固定加之不適當的活動還可使絲線或鋼絲斷裂，導致骨折分離，造成骨折延遲愈合或不愈合，給患者帶來不必要的痛苦。相反，采用空心螺釘或克氏鋼針加張力帶鋼絲環(huán)扎內固定術式后，按照我們制定的早期功能鍛煉計劃，循序漸進地施行功能鍛煉，關節(jié)活動不受限制，肌肉收縮時可以增加關節(jié)的有效循環(huán)血量，給關節(jié)軟骨斷面提供了豐富的營養(yǎng)。在防止肌肉萎縮、關節(jié)強直和促進骨折愈合的同時，還能使膝關節(jié)的屈曲功能恢復正常或接近正常程度，不需要消耗時間進行物理治療或漫長的鍛煉，因此，骨折愈合全部療程大為縮短。

3.3防止并發(fā)癥本組病例因無石膏外固定束縛加之早期正確的功能鍛煉能解除患者不正常的床上生活，對患者精神上的安慰很大，使之食欲增加，體力增強，精神愉快，氣血流通，睡眠良好，代謝旺盛，符合動靜結合、內外兼治的治療原則，促進了骨折愈合，加快了功能恢復，減少了痛苦，有效防止了壓瘡、感染等并發(fā)癥的發(fā)生[3]。

本組病例中極個別療效較差者，主要原因時患者年老體弱、懼怕疼痛或不配合功能鍛煉所致。

【論文關鍵詞】早期功能鍛煉對骨折愈合影響

【論文摘要】目的討論早期功能鍛煉對髕骨骨折術后骨愈合的影響。方法觀察分析髕骨骨折患者術后早期功能鍛煉對縮短骨愈合時間及傷肢功能恢復的效果判定。結果正確的早期功能鍛煉不但能縮短骨愈合時間還能促進傷肢功能盡快恢復。結論骨科護理人員應掌握正確的早期功能鍛煉方法并積極主動指導患者進行鍛煉，從而達到縮短骨折愈合時間和傷肢功能盡快恢復的目的。

參考文獻

［1］李進.空心螺釘加鋼絲張力帶聯合治療髕骨骨折82例體會［J］.中國臨床研究雜志，2008，1（7）:37.

篇3

[關鍵詞]糖尿病腎病；中醫(yī)病機；經方；研究進展

糖尿病腎病在中醫(yī)古代文獻沒有對應的記載。祖國醫(yī)學對發(fā)展至腎臟病變認識較早，消渴之名首見于《素問奇病論》，消渴腎病的雛形見于漢代張仲景《金匱要略》中：“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飲一斗，小便一斗，腎氣丸主之”。現代醫(yī)家呂仁和在研究古代文獻基礎上，參照現代醫(yī)學的有關知識，結合臨床實際，提出中醫(yī)病名：“消渴病腎病”。任繼學、南征等在研究了大量文獻的基礎上，根據《圣濟總錄》對“消腎”的論述，提出將本病定名為：“消渴腎病”。

治療糖尿病腎病經方的研究

1.六味地黃丸

李志杰等通過動物實驗觀察探討六味地黃丸保護大鼠腎臟的機制，得出結論：六味地黃丸可能通過上調足細胞和表達發(fā)揮保護大鼠腎臟的作用。[1]陳景亮等觀察六味地黃丸治療早期尿微量白蛋白的療效，結論是六味地黃丸能有效地降低早期尿，對控制進程具有較好的作用。[2]劉鵬等，對六味地黃丸治療糖尿病腎病的研究進展作了綜述整理，使六味地黃丸治療的研究更加系統、更加清晰。[3]

2.補陽還五湯

王秀芬等通過臨床觀察探討了加減補陽還五湯對早期的臨床療效及作用機制。[4]葉仁群等通過動物實驗探討補陽還五湯對早期患者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及其受體（的影響，發(fā)現及其受體在早期發(fā)病機制中起重要作用，補陽還五湯可減少早期患者血清及其受體蛋白表達，是其保護腎功能的作用機制之一.[5]李作森對補陽還五湯治療文獻作了分析，評價補陽還五湯治療的療效和安全性，得出結論：補陽還五湯治療明顯優(yōu)于常規(guī)治療組；黑龍江中醫(yī)藥人學博士學位論文但由于高質量的文獻較少，樣本量又有限，仍需做進一步深入研究。[6]

3.真武湯

方連順等臨床觀察例腎陽虛并疲血型）患者用真武湯合桃核承氣湯加減治療療效滿意，腎功得到改善，有降血糖、降血脂、提高的功效。[7]鄭鎮(zhèn)雄等用真武湯加減治療做臨床觀察，發(fā)現真武湯加減治療在控制病情發(fā)展、調節(jié)整體代謝等方面具有肯定的療效當歸補血湯賣寧等觀察。[8]

4.當歸補血湯

含藥血清對高糖條件下腎小球系膜細胞）增殖的影響，探討其在防治中的意義。結果發(fā)現：高糖可促進增殖，當歸補血湯能明顯抑制高糖作用下增殖，從而達到預防和延緩發(fā)展的目的。[9]徐寧等通過例臨床觀察當歸補血湯對患者的血脂及蛋白尿的影響，得出結論：當歸補血湯及西藥綜合治療具有臨床療效，值得推廣。[10]

5.當歸芍藥散

張立等用動物實驗的方法來探討加味當歸芍藥散對早期腎損傷的保護機理，結論是加味當歸茍藥散可提高大鼠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的含量，減低血清丙二酸的含量，減少高糖引起自由基的生成及動脈硬化的發(fā)生，發(fā)揮抗氧化應激的作用。[11]

6.五苓散

熊開旺等臨床觀察復方五{散治療早期糖尿病水腫例，結果：與對照組比較，治療組患者尿蛋白量及血肌酐、尿量、膽固醇、甘油三酷等生化指標均顯著改善，結論是復方五{散治療早期水腫有明顯療效。[12]

7.升降散

唐學敏等臨床觀察加味升降散治療的療效，觀察結果：加味升降散結合常規(guī)治療，治療能夠減少尿蛋白、改善腎功。[13]

8.黃連四物湯

文平凡等觀察西醫(yī)治療配合黃連四物湯對早期的臨床療效、血清水平的影響，結果表明黃連四物湯配合西醫(yī)療法不僅能顯著下調糖化血紅蛋白、血糖，還能調血脂，而且能降低血清水平。[14]

祖國醫(yī)學在糖尿病腎病領域中有著突出的貢獻，現在單味藥的治療研究與自擬方辯證的研究也已走向臨床并取得了不錯的臨床療效。但是在中醫(yī)藥干預糖尿病腎病的臨床療效評價的規(guī)范化、標準化還有待研究。

[參考文獻]

[1]李志杰等六味地黃丸防治大鼠糖尿病腎病的實驗研究[J]中華中醫(yī)藥學刊，2011，（8）：1728-1732

[2]陳景亮，凌方明，等六味地黃丸對早期糖尿病特病尿微呈白蛋白的影響[J]新中醫(yī)，2004，36（12）：26-27

[3]劉鵬，周彥彬，等六味地黃丸治療糖尿病研究進展[J]實用中醫(yī)藥雜志，2010.30（3）：20

[4]王秀芬，趙蒼朵，等加減補陽還五湯對早期糖尿病腎病臨床療效及作機制探討[J]中國中西醫(yī)結合腎病雜志，2005，6（5）：280-281

[5]葉仁群，謝嘉嘉，等補陽還五湯對早期糖尿病腎病患者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及其受體F1t-1的影響[J]中國中西醫(yī)結合腎病雜志2009，10（2）：130-132

[6]李作森補還五湯治療糖尿病賢病的分析[J]數理醫(yī)藥學雜志，2011，24（5）：585-590

[7]方連順，張云騎，等真武湯合桃核承氣湯加減治療糖尿病腎病（腎陽虛并淤血型）32例[J]實用中醫(yī)內科雜志，2011，25（6）：82-84

[8]鄭鎮(zhèn)雄，等其武湯加味治療糖尿病賢病的臨床研究[J]中國醫(yī)藥指南，2011，9（11）：127

[9]壟寧，張瑩雯，當歸補血湯含藥血[對高糖條件下賢小球系膜細胞增殖的影響[J]中西醫(yī)結合研究，2011，3（4）：175-178

[10]徐寧，劉臨祥，等當歸補血湯加減及綜合治療糖尿病賢病例臨床觀察[J]醫(yī)學理論與實踐，2008，21（12）：178-179

[11]張立，趙云芳，等加味當散對糖尿病早期賢損害的保護機理探討[J]實中醫(yī)內科雜志，2011，25（1）：26-28

[12]熊開旺，林生庚，巧復方五{散治療早期糖尿病水腫的臨床療效觀察[J]臨床和實踐醫(yī)學雜志，2011，10（13）：1023-1024

篇4

本文之所以提出本草研究的創(chuàng)新問題，是因為目前已經出現了研究膚淺和低水平重復的現象。造成這些現象產生的原因，有的是由于掌握的信息不夠全面和及時，也有的是屬于學風問題。社會上急功近利的浮躁風氣也不可避免地滲透到本草研究中來。以下擬從本草研究的幾個方面作一探討。

一、本草文獻研究

本世紀在本草文獻（準確他說是本草專著）難芯糠矯娉曬橙弧U夥矯孀鈧匾慕故潛靜蕕哪柯佳а芯俊A帷斷執(zhí)姹靜菔槁肌貳⑸兄揪取獨幸┪南拙罰約白罱靄嫻摹度幸酵際榱夏柯肌返仁椋舊賢瓿閃酥泄詰乇靜葑ㄖ哪柯佳У韃欏?

在本草專著的研究方面，本世紀研究得比較深入的有《神農本草經》、《新修本草》、《證類本草》、《本草綱目》、《本草品匯精要）、《植物名實圖考》等主要本草。所謂深入，是指對其成書、內容及版本都有過細的研究，尤其是近20年，這方面的進展非常迅速。過去一些研究較少的本草，在這段時間內有了不同程度的研究進展，如《紹興本草》、《履巉巖本草》、《寶慶本草折衷》、《本草原始》、《滇南本草》等。在已有研究的本草專著中，絕大多數為明以前的本草，尤其是宋代及其以前的本草研究得比較多。伴隨宋以前本草文獻研究的深入，其輯佚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神農本草經輯注》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為縷清我國本草文獻發(fā)展的源頭作出了貢獻。尚志鈞先生在宋以前本草的輯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可以說，由于本草學者的努力，南宋以前的亡佚本草幾乎全都有輯佚本。隨著印刷技術的進步，許多明清稀見的本草著作也陸續(xù)影印或校點出版。正在進行中的《中國本草全書》更是志影印全部1949年以前藥學文獻。而進行中的《中華大典·醫(yī)藥衛(wèi)生典、藥學分典》如果能編輯成功，也將把古代本草文獻的主要內容分類纂集于一書，這些進展為當今發(fā)掘中藥寶庫鋪墊了道路。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在大量以探討醫(yī)藥成就為主旨的本草文獻（主要是《本草綱目》）研究論文中，有新見解的越來越少。我們不是不需要這方面的論文，60年代初期以及80年代前期，的確涌現了許多高質量的探討《本草綱目》對醫(yī)藥乃至整個古代科技的論文，但此后的有關論文數量劇增,質量卻每況愈下。輾轉抄錄、選題瑣屑、把書中反映的歷代醫(yī)藥成就全部不切實際地歸于李時珍等現象極為嚴重。《本草綱目》似乎成了撰寫論文以謀晉升或參加會議等的捷徑。

必須直言的是，研究本草著作的文獻學內容（目錄、版本、輯佚等）需要良好的獲取第一手資料的條件，并非人人都能涉足并取得成就的。加之國內現存本草專著的研究已經比較廣泛，并有一定的深度，因此這方面發(fā)展的空間已經比較狹窄。圍著幾部重要本草變看法子為之粉飾頌德，或反復討論前人已有定論的內容，或糾纏一些目前條件不可能定論的議題（除非有出土的或新發(fā)掘的資料），我個人認為這是使本草文獻研究平庸化。

當然，這并不是說本草文獻的研究已經到頭。事實上百年之間，我們還只不過是圍著中國內地所存的漢文本草專著打轉轉。即便如此，有些本草我們的研究還很膚淺（如《滇南本草》多種本子究竟那一種能算是蘭茂所處時代的作品？傳世的《紹興本草》抄本有沒有一個祖本？等等），國內不有可能出現或出上新的本草專著，流散海外的本草著作也有不為我們所知者。最近從日本接引回歸的《藥性會元》、《藥性要略大全》等本草，國內學者過去就從不知其底里。原以為失傳已久的墨西哥傳教士石鐸碌（石振鋒）所著的《本草補》，最近筆者才從國外獲得了它的影印件。這說明本草書志的研究尚未完結。馬繼興先生目前正在進行的世界中醫(yī)藥聯合目錄研究課題將把本草文獻的調查推向深入，這就是一件具有創(chuàng)新意義的工作。此外，非本草專者的醫(yī)書，乃至非醫(yī)書中蘊藏著大量未被本草專著收錄的藥物資料，這些資料的調查、匯纂和整理，是本草文獻研究者未來的用武之地。厚古薄今是過去醫(yī)藥歷史研究的普遍現象，近現代本草文獻還有待整理研究。少數民族藥學文獻至今罕有報道。和中國本草一脈相承的日本、朝鮮本草也很少有中國學者問津。因此，未來本草文獻研究不應該故步自封，開拓新領域是創(chuàng)新的重要體現。

二、藥物品種的本草考證

在藥物品種的本草考證方面，本世紀所取得的成就最為輝煌。這一工作延續(xù)的時間很長，早期中外動、植、礦物分類學家根據我國古本草或民間沿襲的名稱來確定某一物的中文名。盡管在這一過程中也包含著本草考證，但前輩并沒有將其依據專門記錄下來。本世紀上半葉，趙燏黃、黃勝白。鐘觀光等前輩學者把現代植物分類和中國本草知識相結合，有針對性地對本草藥物進行考證，確定其分類學地位，從而開創(chuàng)了我國藥物品種本草考證之先河。日本的岡西為人等也進行了這方面的工作，并授徒傳道。前輩們蓽路藍縷，確定了本草中大量的藥物名稱。近50年來，圍繞中藥品種進行的研究和資源調查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包括“”期間），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些成就反映在為數眾多的動植物志、中藥志、《藥材學》、《生藥學》及《藥典》等書籍中。國家藥典收入的中藥，首先必須確定品種。一批藥學界前輩把所掌握的現代分類知識與傳統本草相結合，使中藥品種考證工作不斷深化，由此也積淀了豐富的本草考證經驗，總結了一些本草考證的方法。樓之岑、謝宗萬、徐國均等許多前輩為此付出了畢生的精力。除大量的藥物品種本草考證論文之外，集中反映這方面成就的專著當數謝宗萬先生的《中藥材品種論述》（上冊于1964年出版）。該書以中藥混淆品種為研究對象，這一選題本身就具有創(chuàng)新性。中藥混淆品種的產生是一種歷史現象，這就要求作者除具備現代科學知識之外，必須精通古代本草的內容。謝先生正是把植物分類、實地考察和傳統本草考證相結合，在藥物混淆品種本草考證方面獨占鰲頭。80年代初，為了使本草考證更上一層樓，謝先生又參加了西學中班，補充了中醫(yī)臨床知識這一課，使本草考證更貼合中醫(yī)用藥實際。正因為謝先生的知識結構的完善，使得他在80年代出版的《中藥材品種論述》（中）以及后來修訂萹的上冊內容更為充實。“本草考證”在書中正式作為一個專項。許多具有創(chuàng)新意義的考證結果直接保證了中藥用藥品種的準確。然而謝先生并沒有從此停步，他90年代又辟蹊徑，將其多年的藥物品種本草考證經驗上升為理論，連續(xù)出版了《中藥品種理論研究》、《中藥品種新理論的研究》等書籍和論文，使這一研究由散在的經驗變得有規(guī)律可尋。這一理論的產生本身就是創(chuàng)新，其意義遠勝過零散的藥物本草考證。

本文用較多的筆墨介紹謝宗萬先生在藥物品種本草考證方面的業(yè)績，井無忽視其他專家成就的意思，只是想借用此成功之例，說明要想在本草研究中不斷創(chuàng)新，必須注意結合多學科的知識，注重解決實際問題；并及時將實踐上升到理論，為下一輪更深入的研究開辟天地。同時也想說明這樣一個問題：創(chuàng)新就不能安于老套路，必須根據各人自身的特點，選擇適應自己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道路。可是近些年來，藥物品種的本草考證低水平重復的現象非常嚴重。在已經發(fā)表的文章中就可以發(fā)現許多品種中早已有人考證過的，結論雷同。有些混淆品種中的常識性問題，也有人再次重復前人的勞動。至于平時審稿過程中遇到這樣的情況就更多了。再者，選題基本上集中在植物，而動物、礦物方面的考證文章少而又少，這和本草記載的各類藥物比例是不相稱的。以礦物藥為例，至今專門的論著只有王嘉蔭1956年出版的《本草綱目的礦物史料》。

藥物品種的本草考證與本草文獻研究有所不同，前者需要有與藥物基原考訂相關的專業(yè)知識（如動、植、礦物分類，藥材鑒別知識等）。也正為如此，散布全國的具有這方面知識的人員都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識和地利之便，補習一些本草文獻查找方面的基礎知識，結合實際工作中遇到的藥物品種混淆的實際問題，開展本草考證。至于信息來源，有志于藥物品種本草考證的同道，應遵循一般搞科研的基本方法，追蹤本學科最新進展。同時，在選題之前，應該檢索一些與之相關的基本工具書和專著。如果《中藥大詞典》、《中藥材品種論述》等書都不看，怎么能保證不做無用功呢？

應該說常用藥物混淆品種的本草考證都已經有人做過研究了。除非有新的材料和新的見解，否則最好不要重復選題。對基層藥學工作者來說，搞這方面的研究應該注意揚長避短、從生產實際中發(fā)現問題，運用本草考證去解決問題。地區(qū)藥物品種的本草考證是大有作為的。例如：藥物混淆是有地區(qū)特征的，有些地區(qū)藥物品種混淆歷史非常悠久。熟悉本地區(qū)用藥品種特點，對從事本草考證有著地利之便。我曾經見新疆藥學工作者考證當地用的人參品種中，有古代的押不蘆，這是很有意思的事。元代押不蘆傳人中國內地，蒙上了一層濃厚的神奇色彩。不曾想在絲綢之路的沿途，還有應用此藥的地方。廣西有幾位年青的藥學人員，他們立足于本地用藥實際，進行本草考證，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很值得借鑒。一種藥物的運用，有時可以沿襲千年。民間用藥習慣有時可能解決文獻記載的疑似。在古本草中，至今還有很多藥物的基原是不明的。例如宋《本草圖經》的外草木類的藥物，有很多已成為歷史懸案。有些歷史上被認為很有療效的藥物，至今沒有人考出其基原。例如坐拿草，從來到明，醫(yī)方中都有用者。《本草圖經》說：“土人用治打撲所傷，兼壯筋骨、治風痹。江西此甚易得。后因人用之有效，今頗貴重。”此藥有圖，江西吉州、安徽滁州是其產地，療效也很明確，應該說是比較容易考證的。但由于其圖形的粗糙，至今未有能為人信服的考證結果。要解決這個問題，寄希望于該藥產地的藥學工作者。如能在民間開展深入的考訪，尋找到名稱、療效和形容近似的藥物，是可能決這一疑難的。云南藥學工作者考訂《滇南本草圖說》藥物基原的成功經驗是值得學習的。

古代本草書中，還有很多藥物的基原有待考證。《本草圖經》、《本草綱目拾遺》、《生草藥性備要》等書此類問題最多。在考證時，除本草專著之外，應該注意充分發(fā)揮地方志等鄉(xiāng)土文獻的作用。實地考察可以彌補文獻記載的缺矚。此外，藥物品種考證不是為考證而考證，這是一個與藥物運用和生產緊密相關的問題。從生產實際發(fā)現問題，解決問題，就可以使研究工作充滿生命力；從文獻到文獻，選題必然枯燥而無實際意義，這樣的研究是難得有新意的。

三、藥物炮制的本草考證

藥物炮制是中藥學非常具有中醫(yī)特色的內容。在數千年的發(fā)展過程中，中藥炮制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經驗。不同的藥物、不同的用途、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區(qū)，都會影響到藥物炮制方法。處理這些紛繁的炮制法，使之既有效又經濟地為中醫(yī)用藥服務，光靠實驗研究是不夠的。我們不可能逐藥逐法地去進行驗證。更何況傳統中藥炮制與中醫(yī)理論密切相關，實驗研究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因此，本草考證有其獨特的意義，它有助于縷清歷史上炮制法的源流、種類及其不同的運用，為現掘、驗證合理的炮制法提供符合中醫(yī)用藥實際的文獻依據。

50年代到“”前，收集總結各地炮制經驗是當時的主要工作。近二三十年以來，藥物炮制的本草研究才真正蓬勃地開展起來。在這一研究中，應該特別提一下王孝濤先生的業(yè)績。王先生本身是從事炮制研究的，他和謝宗萬先生一樣，接受過現代科學研究的系統訓練，又具備本草考證的深厚功力，80年代他發(fā)表的有關酒制法、地黃炮制法等個案研究，豐富的史料和嚴謹的考證為此類的研究提供了范本。更重要的是，王先生與許多同仁經過近20年的努力，編成了《歷代中藥炮制資料輯要》（1965年完稿，1973年內部印行）。這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工作。古代雖有少數幾本炮制專著，但遠不能反映歷史上炮制發(fā)展的實際。這方面大量的資料散見于醫(yī)方書中。匯集這些資料真正是沙里淘金。在當時計劃經濟體制下，依靠專家的研究激情和行政組織的推動，集合了眾多的專家，低成本甚至是完全無報酬（包括不署名）地完成這個大項目。該書從167種古醫(yī)方書中摘取藥物炮制資料，按引書順序排列，為此后炮制的本草考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在此基礎上，王孝濤等先生又以藥物為單元，正式出版了《歷代中藥炮制法匯典》（1986年），使得藥物炮制的本草源流更加系統。本草考證在炮制研究中的地位由此得以穩(wěn)固建立。在從事藥物炮制實驗研究之前，進行與選題有關的本草考證，這已成為一定之規(guī)。

近年以藥物炮制法沿革為題的文章大量涌現。可是仔細核對其原始資料，不難發(fā)現，很多文章的資料并沒有超出《歷代中藥炮制法匯典》的引書范圍。羅列史料，缺乏分析，成為某些類文章的通病。照此下去，必將使藥物炮制的本草考證平庸化，成為毫無新意的文獻綜述（甚至是文獻湊合）。本草考證之所以稱之為考證，不是簡單地堆砌資料，而是要從生產實際中發(fā)現問題，從古代本草資料中縷清其發(fā)展脈絡，尋求其歷史原因，并提出去偽存真的個人見解，這才算是真正的研究。否則，就會使人看輕了本草考證的意義和作用。

那么，是不是說有了《歷代中藥炮制法匯典》之類的書籍之后，單味藥或單一的炮制法就沒有再進行本草考證的必要了呢？否。我們反對的是依據他人已經匯集的資料，略加組織就當成考證。這樣的工作毫無新意，無法為炮制的現代研究提供借鑒。但如果有更豐富的史料，更有說服力的依據，能對某些生產實際問題提供新的參考，那又另當別論。必須正視的是，《歷代中藥炮制法匯典》所引用的古醫(yī)書才167部，而現存的醫(yī)方書至少也有4000部以上。可以斷言，在《歷代中藥炮制法匯典》所引史料之外，還有大量的炮制資料未得到發(fā)掘，再次廣泛地匯集炮制資料是完全有必要的。當然在市場經濟的情況下，這一工作有相當的難度。因為靠個人之力非常困難，而要想發(fā)揮專家群體優(yōu)勢，其成本和凝聚力都存在問題。即使有朝一日能把所有古代炮制資料集于一爐，也不等于大功告成。分析這些史料，需要現代科學和史學、社會學等多方面的知識，才會有比較正確的結論。因此，炮制的本草考證不是沒有發(fā)展空間，而是需要把研究推向更深更高的層次。

另一個傾向必須注意的是，以往在炮制的本草考證方面的論著較多，但是對同樣具有極為豐富內容的中藥傳統制劑學的本草考證卻顯得非常稀少。須知中藥的制劑不僅種類眾多，而且至今沿用不替。中成藥的發(fā)展是和藥劑防腐技術進步緊密相關的，但這方面的發(fā)展規(guī)律并無深入的考察。已故藥學史專家朱晟先生生前曾和我討論過大蜜丸蠟殼密封技術是什么時候發(fā)明的，這個問題到現在還不很清楚。蒸餾技術，還有秋石（性激素）制備等先進技術，均曾在世界醫(yī)藥科技發(fā)展史上占有領先的地位。但在中國，對中藥制劑的本草考證在朱晟先生故去后，還沒有見到卓有成就的后繼之人。在未來的世紀中，亟盼有志于此的青年學者能做出成績。

四、本草研究的相關問題

以上所談的是本世紀本草研究最多的三個方面：本草文獻、藥物品種、炮制方法。但是，這就是本草研究的全部內容嗎？當然不是。藥學中最為多見的實際是藥物的效用問題，而這方面的本草研究實在太少。一味藥物的功效形成，決不是一句“經驗所得”能概括得了的。幾乎每朝每代，都有自己的熱門時髦藥，這些藥物在歷史上走馬燈式的“你剛唱罷我登臺”。影響藥物使用的種種用藥思想，是中藥學一個很重要的內容。高曉山先生等的（中藥藥性論）在藥性理論的本草研究方面已經做了很有意義的工作，為以后更深入廣泛地開展此類研究趟出了一條道路。可以預見，藥物效用的浮沉隱現歷史的研究，將會為當代藥學發(fā)展提供非常有意義的借鑒。這方面的研究是廣大臨床醫(yī)生可以大顯身手的地方。

藥物發(fā)展過程中不僅品種方面存在著同名異物的問題，同時也存在同物異位（藥用部位）的問題。有些藥物古今用藥的部位是不相同的。筆者曾對龜甲（全甲）向龜板（下板）演變的歷史進行了本草考證，結果證實李時珍所說“（龜甲）古者上下甲皆用之”是完全正確的。現代實驗研究也支持龜上下甲可以同等入藥，因此，從1990年開始，《藥典》將久已廢棄的龜上甲重新作為藥物；龜甲又恢復了其歷史的真實面目。類似這樣的例子決不只是龜甲一味，還有待更多的學者從用藥實際出發(fā)，將藥物同物異位的種類加以梳理研究。

在藥物品種、炮制、效用、入藥部位、用藥分量等方面，同樣尊崇《本草經》和張仲景用藥的日本、朝鮮，卻有很多與中國不一樣的地方。例如茵陳蒿，中國講究的是“正月茵陳二月蒿，三月茵陳當柴燒”，即使用幼嫩的苗，而日本卻使用結了果實的老蒿。是什么歷史原因造成其中的許多差異呢？這就是中外用藥比較的本草研究課題。盡管已有許多學者注意到這一現象，但系統深入的調查和考證尚未開展起來。

道地藥材的研究也是適用本草考證的重要方面。近年來，這一研究受到了重視，被列為重大課題進行攻關，有關的專著也已出版。道地藥材是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形成的，既有經驗的總結，也有社會因素的促成。各道地藥材產區(qū)的藥學人員如果也能參與到這一研究，利用地利調查鄉(xiāng)上史料、民間口傳，可望使這一研究更加深入。

藥物的栽培馴養(yǎng)在我國已有非常悠久的歷史，但這方面的本草研究一般不受人重視。可是，就本人所知，栽培菌類植物茯苓至少在南宋已經開始，其方法與現代相差無幾。此外，我國唐代就有馴麝取香的先例，北宋就開始淡水養(yǎng)珠，南宋就有人工牛黃……這些研究的意義并不在于和外國人爭發(fā)明權，而是有可能為當今中醫(yī)藥發(fā)展提供直接的啟示。人們熟知的浙八味、四大懷藥等，可是又有誰肯下工夫將其栽培發(fā)展歷史流理清楚呢？

還有，導致中國犀牛滅絕的原因之一是中醫(yī)將此物作藥，并賦予其神奇的色彩。歷史上被中醫(yī)用作藥物的某些動、植物，乃至動物化石，已遭滅頂或行將滅頂之災。犀牛已從中國絕跡，老虎、羚羊、穿山甲、野生人參、某些稀有的龜，都已岌岌乎危哉。現在我國政府已經注意到動植物保護的問題，但是，如果有人能運用本草考證的方法，全面探討一下屬于瀕危動植物的藥用歷史，也許會引人深思。

篇5

【關鍵詞】結腸造口術；并發(fā)癥；產生原因；防治方法

【文章編號】1004-7484（2014）07-4671-01

結腸造口術操作比較簡單，目前，結腸造口術的治療方式與手段也在不斷改進，便于提升手術成功率。不過從目前治療情況上看，患者術后的并發(fā)癥情況一直未能得以落實，再次手術幾率在15%至20%之間，嚴重影響著患者的生活。為了控制術后并發(fā)癥率，必須找出患者出現并發(fā)癥的主要原因，并采取相應的防治措施，降低并發(fā)癥發(fā)生率。本文主要分析結腸造口術后并發(fā)癥產生原因與防治方法，現將研究情況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以我院在2010年3月至2014年1月間收治的58例行結腸造口術患者為研究對象，男性38例，女性20例，年齡在19至82歲間，平均年齡46.76±3.26歲。急診手術21例，擇期手術37例。暫時性造口4例，永久性造口54例。經腹膜造口18例，經腹膜外隧道造口40例。行剖腹單橫口術患者10例、剖腹單乙口術者9例、Miles，術者26例、Hartmann術者13例。

1.2 一般方法

回顧性分析患者的臨床資料，了解患者并發(fā)癥產生原因，并探討其防治方法。

1.3 統計學方法

對本組研究的數據采用SPSS16.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對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P

3 討論

3.1 手術方法的選擇

隨著醫(yī)療技術的不斷進步與發(fā)展，結腸造口術治療效果也得到了很大提升，不過患者行手術治療后，并發(fā)癥率非常高，據國外研究顯示，結腸造口術并發(fā)癥率約為21%至70%之間，由此可見，這類手術的并發(fā)癥率較高。

據資料統計，在患者出現并發(fā)癥后，有15%至20%的患者選擇了再次手術，才能緩解病情。現階段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合理控制并發(fā)癥率，這對于疾病治療具有重要意義。從本次研究中可看出，患者并發(fā)癥主要表現為造口狹窄、造口腸管壞死、造口周圍感染、造口回縮、造口腸管脫出。患者選擇的手術類型不同，其在并發(fā)癥發(fā)生率上也存在較大差異。從本次研究中可看出，手術并發(fā)癥發(fā)生率最低的為Miles，術患者，并發(fā)癥發(fā)生率為7.7%，手術并發(fā)癥發(fā)生率最高的為剖腹單橫口患者，并發(fā)癥發(fā)生率為40.0%，這表明在手術選擇過程中，醫(yī)生必須要根據患者疾病病情，合理選擇手術方式。

剖腹單橫口術因手術創(chuàng)口大，患者傷口愈合滿，在術后易出現創(chuàng)口感染并發(fā)癥，加大了患者痛苦，若未采取良好的控制措施，疾病治療難度也會加大，不利于患者疾病的好轉。因此，在實施手術前，必須為患者制定合理有效的手術方案，控制并發(fā)癥率。

3.2 如何降低并發(fā)癥率

①造口狹窄。造口狹窄發(fā)生率在2%至10%之間，術后早期出現此種并發(fā)癥多因造口部位腹部切口較小導致，晚期發(fā)生主要是因為造口腸管漿膜受到糞便刺激后，從而誘發(fā)漿膜炎，出現瘢痕攣縮現象，以至于造口狹窄。除此之外，腸管壞死、腸管回縮等也會導致患者出現造口狹窄現象。為了預防這種現象發(fā)生，可采用金屬擴肛器（不同徑口，與鏡類似），按照從小到大的順序造口，使用方便，且能夠取得較好的臨床療效[1]。

②造口周圍感染。這種并發(fā)癥的發(fā)生主要是因為糞便污染了造口周圍皮膚導致，也能因腸管縫合過緊或過深所示，或者是因對造口結腸部位系膜過分修剪，誘發(fā)腸穿孔，導致患者出現造口周圍感染現象[2]。因此，在手術治療過程中，必須規(guī)范手術操作，注重觀察患者體征變化情況，降低感染發(fā)生率。

③造口腸管壞死。造口腸管壞死發(fā)生率在1%至10%之間，好發(fā)于急癥或肥胖手術患者，其產生的原因主要在于患者提出造口腸管時，張力太高，對造口結腸部位系膜過度修剪后，出現了腸管缺血壞死現象[3]。因此，在術后1至2天內，必須觀察患者的造瘺口血運狀況。如果腸管壞死深入腹腔，患者要重新接受入腹手術，另行造瘺。

④造口回縮。造口回縮發(fā)生率在6%左右，大部分患者因提出造口腸管時，張力太高導致[4]。這種并發(fā)癥的預防主要依靠把降結腸游離至脾曲，分離系膜至直腸上動脈，可將造瘺腸管回縮力減少，降低造口回縮發(fā)生率。

⑤造口腸管脫出。造口腸管脫出大多是因腹肌萎縮弛緩與腹壁切口過大所致。因此，在術后早期，護理人員要向患者及其家屬宣傳與疾病相關的知識，當患者腸管發(fā)生黏膜水腫癥狀后，需取10%高滲溫生理鹽水，為患者濕敷，通常情況下，患者水腫癥狀約在3天后消失。防治患者咳嗽、感冒，注重調節(jié)患者飲食，結腸造口處于開放狀態(tài)后，患者需食用流食。患者要禁止食用玉米。空心菜、豆類食物，否則可能會導致其出現腹壓增高現象。

綜上所述，若能夠提前做好并發(fā)癥防治措施，則有利于合理控制患者并發(fā)癥率，提高患者生活質量。

參考文獻：

[1] 文衡萍，朱璐蘭.新生兒乙狀結腸造口術后并發(fā)癥的護理體會[J].中南醫(yī)學科學雜志，2012（04）：424-425+430.

[2] 趙彥梅.護理干預在預防結腸造口術后并發(fā)癥中的意義[J].基層醫(yī)學論壇，2009（21）：601-602.

篇6

【關鍵詞】 兒童骨關節(jié)結核；臨床表現；X線影像；臨床分析

骨關節(jié)結核絕大多數是繼發(fā)結核， 是結核桿菌通過血行或淋巴系統傳播至骨關節(jié)所致， 主要累及血供豐富和負重大的骨質或活動較多的關節(jié)， 如脊柱、膝關節(jié)和髖關節(jié)， 其他部位亦可受累。該病多發(fā)生于兒童和青少年等免疫力較為低下的人群[1]。患者早期癥狀多不典型， 易發(fā)生誤診和漏診[2]。本次研究作者選取2002年～2011年期間惠州市第四人民醫(yī)院收治的77例兒童骨關節(jié)結核作為研究對象， 對其臨床表現和X線影像特點進行總結， 現將結果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取2002～2011年期間本院收治的77例兒童骨關節(jié)結核作為研究對象， 男45例， 女32例， 患者年齡2～11歲， 平均年齡（6.3±3.7）歲。患者均因關節(jié)腫大、疼痛或步態(tài)異常就診， 患者結核菌素實驗均陽性， 可確診為骨關節(jié)結核[3]。

1. 2 方法 回顧性分析2002～2011年期間本院收治的77例兒童骨關節(jié)結核的病例材料， 對其臨床表現和X線特點進行總結。

2 結果

2. 1 兒童骨關節(jié)結核受累部位 77例患者病變關節(jié)不同， 其中脊柱受累者37例（48.05%）， 膝關節(jié)受累者19例（24.68%）， 髖關節(jié)受累者15例（19.48%）， 其他部位6例（7.79%）。見表1。

表1 兒童骨關節(jié)結核受累部位[例（%）]

受累部位 病例

脊柱 37（48.05）

膝關節(jié) 19（24.68）

髖關節(jié) 15（19.48）

其他 6（7.79）

2. 2 77例患者臨床表現 患者臨床表現存在差異， 其中伴有典型的低熱、咳嗽、盜汗等典型結核表現的63例（82.82%）， 無典型癥狀的14例（18.18%）。見表2。

表2 患者臨床表現[例（%）]

結合表現 病例

（+） 63（81.82）

（-） 14（18.18）

3 討論

我國目前兒童結核形式嚴峻， 由于兒童免疫力低下， 結核桿菌易發(fā)生播散， 形成肺外繼發(fā)性結核病灶[4， 5]。其中， 骨關節(jié)結核主要累及血供豐富和負重大的骨質或活動較多的關節(jié)。患兒由于接種卡介苗， 早期結核癥狀多不典型；兒童骨關節(jié)結核病多表現為關節(jié)腫大疼痛、行走障礙和不太異常等非特異性癥狀；同時， 由于兒童免疫力低下， 結核菌素試驗亦可出現假陰性結果。因此， 該病易發(fā)生誤診和漏診， 延誤治療時間。

本次研究中作者選取2002～2011年期間本院收治的77例兒童骨關節(jié)結核作為研究對象， 回顧性分析患者的病例資料， 所有患者均經結核菌素試驗確診。患兒受累部位不同， 其中脊柱受累者37例， 膝關節(jié)受累者19例， 髖關節(jié)受累者15例， 其他部位6例。X線檢查受累部位骨質破壞， 邊界清晰， 不同部位表現不同。脊柱連續(xù)多個椎體發(fā)病， 椎弓根多受累；膝關節(jié)骨質破壞位于股骨或脛骨干骺端， 病灶形態(tài)不規(guī)則；髖骨的骨質破壞區(qū)為圓形或橢圓形。77例患者臨床表現存在差異， 其中伴有典型的低熱、咳嗽、盜汗等典型結核表現的63例， 無典型癥狀的14例。本次研究可以發(fā)現：通過對骨關節(jié)結核臨床表現和X線進行觀察和分析， 結合結核菌素實驗結果， 臨床上不難對兒童骨關節(jié)結核做出正確的診斷。

參考文獻

[1] 張普霞，牛仙玲.多部位骨關節(jié)結核的X線分析.北方藥學， 2011， 3（8） ：117.

[2] 潘雪葵，邱薇，胡庶明. 46例兒童骨與關節(jié)結核的誤診原因分析.中華醫(yī)學會結核病學分會2004年學術會議論文匯編， 2005： 101-103.

[3] 郝國榮.兒童骨關節(jié)結核診療中的問題.臨床小兒外科雜志， 2008， 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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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數千年來，歷代的中醫(yī)藥學家和養(yǎng)生學家不斷地積累和總結流傳于民間的養(yǎng)生經驗，并著有大量的養(yǎng)生學專著，促進了我國傳統養(yǎng)生學的發(fā)展。宋代本草著作里含有大量的養(yǎng)生經驗與方法，有待于我們進一步挖掘、整理、總結。

【關鍵詞】：本草著作，養(yǎng)生，綜述

目前，對宋代本草著作的研究還比較少，大概是因為宋代本草卷帙浩繁，大部分養(yǎng)生資料都散在與各篇章節(jié)之中，研究起來也較為困難。現代研究的方法有兩種：一是立足原著，提煉學術思想；另一種是就原著中的一些養(yǎng)生原則結合現代醫(yī)學，分析其中科學合理的部分加以繼承發(fā)揚，用以指導現代人的養(yǎng)生實踐。本論文主要是按照第一種方法研究宋代本草養(yǎng)生文獻。

1 關于宋代本草著作養(yǎng)生文獻的整體研究

萬方［1］主要研究了《大觀本草》命名及早期流傳沿革的情況，認為《大觀本草》的刊行與政府無關，其易名為大觀本草是與當時金方早已流行的宇文虛中跋刊的《政和本草》相區(qū)別，并非為北宋政府校刊。對于本草養(yǎng)生的內容沒有做進一步研究，此外尚志鈞對輯復了嘉祐本草等大量本草著作，但現在尚沒有專門對大觀本草養(yǎng)生文獻進行研究的報道。

沈肖軍［2］主要研究了本草衍義序論中的養(yǎng)生方法，以寇氏“保養(yǎng)之義，其理萬計，約而言之，其術有三，一養(yǎng)神，二惜氣，三堤疾”，從靜養(yǎng)心神、珍惜元氣、預防疾病三個方面論述養(yǎng)生方法。

黃幼群［3］認為，本草衍義的學術價值有五個方面：一是指出了前人論述的謬誤；二是補充了藥物性味功用以及校驗的認識；三是提出了許多生藥學的辨識特征；四是主張正確認識使用丹藥，反對濫服丹石藥；五是推動了后世藥性理論研究。

于文忠［4］主要研究了《山家清供》的食療成就以及流派。通過論述飯、粥、餅、餛飩、羹、菜肴、茶等七類的食療方法，以及具有治療、養(yǎng)生保健作用，指出有些食療的方劑至今在臨床上有實用價值。

張海震，于春風［5］提出《山家清供》的養(yǎng)生思想主要有兩點：一是崇尚綠色植物；二是寓藥于石，通過食養(yǎng)達到養(yǎng)生的目的。

以上是對宋代本草著作養(yǎng)生的研究，由此可見，現代對宋代本草著作養(yǎng)生文獻的研究還在初步階段，還有大量的工作需要研究整理。

2 宋代本草養(yǎng)生文獻的價值

2.1 保存宋代及以前大量本草養(yǎng)生文獻

宋代本草特別是官修本草收集資料廣泛，保存了大量前人編著的醫(yī)藥文獻，特別是保存了許多已散佚的本草及相關文獻，如隋唐五代時期，產生了至少70多種本草文獻，由于唐末、五代戰(zhàn)亂頻發(fā)，大量本草文獻散佚，而宋代的《嘉祐本草》所引用的50種文獻中，其中本草文獻即有16種，這些本草文獻大多數在宋代已很少見，因此宋官修本草對保持本草的延續(xù)和發(fā)展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當代尚志鈞教授在輯復方面做了舉足輕重的貢獻，通過不同版本的《證類本草》以及相關文獻的核對、比較，并作了大量細致的研究，輯復了大量的本草著作《唐新修木草》、《神農本草經校點本》、《吳普本草》、《名醫(yī)別錄》、《本草經集注》、《食療本草》、《藥性論》、《本草拾遺》、《海藥本草》、《日華子本草》、《圖經本草》等。對于個人本草著作雖然收集的藥物種類相對較少，但是對都是常見藥物的收錄，也是對官修本草的一個重要的補充，并對于進行考證，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和學術價值。

2.2 不斷充實、完善本草學知識

宋代本草注重對藥物品種和內容進行認真考訂，闡發(fā)新的觀點，如《紹興本草》藥物條下注“紹興校定”，雖寥寥數語，但從臨床藥學的觀點和角度出發(fā)，對藥物的藥性和主治進行了全面考訂，從而使藥物內容更加完備和充實，對更深人地認識藥物和應用藥物具有指導作用。除了對藥物的認識不斷修訂和完善外，本草用藥數量也逐步增加，如《新修本草》新增藥物有114種，《嘉枯本草》新增藥物99種，《大觀本草》新增藥品628種，《紹興本草》新增藥物634種。現在可知的宋代藥物達1883種，較唐代新修本草增加了1033種，新增加的藥品299種，大多為常用藥，如秋石、樟腦、銀杏、爐甘石、胡蘿卜、曼陀羅等。明代《本草品匯精要》繪制了1358種精美的工筆畫彩圖，其中至少有366幅為新增的藥圖。

2.3 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及學術水平

篇8

論文摘要 現代臨床醫(yī)學的迅速發(fā)展，使諸多疑難雜癥得到早期發(fā)現、早期治療，病患生存率大大提高。臨床診斷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各種臨床檢查手段均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而放射線診斷更是重中之重。本文就臨床診斷以及放射線診斷在臨床醫(yī)學中的關系作出論述，以便為臨床治療提供更準確的診斷、更翔實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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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診斷是治療疾病的先決條件，治愈疾病的前提，惟有作出正確的診斷正確的治療才能進行。現代醫(yī)學各種臨床診斷手段均取得長足進步。過去未能發(fā)現的許多病例，在先進診查手段的互相配合下得到早期發(fā)現，其中放射線檢查在現代醫(yī)學診斷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近幾年放射線診斷取得了迅速發(fā)展，為臨床診斷作出了一定貢獻。筆者試就放射線診斷以及臨床診斷及兩者的關系進行論述。

診斷是用醫(yī)學科學的方法對疾病的表現所作出的辯證邏輯的結論。也就是將問診、體格檢查、實驗室以及特殊檢查結果，結合醫(yī)學知識和臨床經驗，再經過綜合、分析、推理對所獲得的有關健康狀態(tài)和疾病本質的判斷。診斷的目的是為了防治疾病，使病人恢復和增進健康。診斷能否正確取決于檢查是否周詳、準確，思維過程是否符合疾病本身的發(fā)展進程。

在臨床工作中，必須重視診斷，尤其是早期診斷。只有盡早地診斷疾病，才能得以及時的治療；遲延和錯誤的診斷必然會使疾病由潛伏狀態(tài)發(fā)展到出現臨床癥狀，由輕癥轉為重疾，由單一的病變發(fā)展成多種復雜的并發(fā)癥，甚至危及生命。診斷基本方法包括詢問病史、體格檢查、實驗室檢查以及放射線、心電圖、超聲、內鏡等其他檢查。其中實驗室檢查和放射線檢查的應用最為廣泛。放射線檢查由于教學和臨床工作的需要以及其自身的發(fā)展，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并因其迅速的發(fā)展豐富了臨床檢查的手段，從而對一些早期的隱匿性疾病提高了診斷水平。

放射線檢查相當于臨床上的直接望診。普通望診只能看到人體各部的外形和表面變化，而放射線檢查則可看到內臟器官以及骨骼等的解剖結構與部分功能狀態(tài)。放射線檢查與病理檢查有相似之處，二者均可觀察人體結構和器官的變化，以了解其病理性質。但二者也有不同之處，如病理學除可觀察大體病理改變外，還能用顯微鏡研究細胞和組織結構，但病理學只能在離體器官和組織上進行觀察，卻不能研究活體器官；而放射線檢查卻能研究活體器官的形態(tài)和功能，從而通過觀察到的影像來推測其病理性質。放射線檢查與化驗檢查也不相同，后者是對所送標本進行客觀檢查，所得結果供臨床診斷參考；而放射線檢查則一般須提出具體的診斷意見。在做放射線診斷結論時，必須在系統、周密調查和對各種材料綜合分析后，才能提出正確的結論。臨床醫(yī)生若忽略應做的體檢及必要的實驗室檢查，單純依賴放射線檢查來診斷，易得出片面的結論；同樣放射科醫(yī)生單憑放射線所見，而不結合病史、體檢和有關的化驗結果即做出結論，也是不全面的。正確的診斷必須尊重客觀，必須經過唯物辯證的思維才能得出。

隨著臨床醫(yī)學研究方法學、醫(yī)學統計學、臨床流行病學、計算機互聯網等學科和技術的迅速發(fā)展，循證醫(yī)學（EBM）正在迅速興起。循證醫(yī)學是指在疾病的診治過程中，將個人的臨床專業(yè)知識與現有的最佳的研究證據、病人的選擇結合起來進行綜合考慮，為每位病人做出最佳的醫(yī)療決策。同時患者的積極參與是循證醫(yī)學的重要內涵，他們對診療決策的期望、要求、合作是醫(yī)務工作者必須時時關注的課題。在醫(yī)學影像學新方法、新技術層出不窮的今天，我們必須重視，進而發(fā)展循證醫(yī)學影像學，根據EBM的理念進行醫(yī)學影像學的診斷性、介入治療性試驗和文獻評估。

循證醫(yī)學(EBM)是最好的臨床研究證據與臨床實踐(臨床經驗、臨床決策)以及患者價值觀(關注，期望，需求)的結合；是運用最新、最有力的科研信息，指導臨床醫(yī)生采用最適宜的診斷方法、最精確的預后估計和最安全有效的治療方法來治療病人。EBM強調醫(yī)師應深思熟慮地將目前所得到的最佳證據，用于對每一個患者進行健康服務時的決策。使提供的醫(yī)療服務建立在目前所能獲得的證據基礎上。EBM旨在將經驗醫(yī)學上升到遵循證據的醫(yī)學科學，被譽為21世紀的臨床醫(yī)學。目前，EBM的應用領域已從最初的臨床醫(yī)學，擴展到醫(yī)學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決策、醫(yī)療保險、預防醫(yī)學、社會醫(yī)學、心理學、藥學、衛(wèi)生經濟學和醫(yī)療服務購買等諸多領域。EBM的概念已被醫(yī)學界的主流思潮、病人和各級政府廣泛接受。

在倫琴于1895年發(fā)現X線后的100多年中，大部分影像是以各種模擬的方式記錄在X線片上的。自20世紀70～80年代CT和MRI先后問世后，提示了平片數字成像的可能。在今天，除傳統的X線片仍是成像中最常用的方法外，21世紀后計算機技術的爆炸性發(fā)展及正在興起的圖像存儲與傳輸系統等幾個重大因素將會對成像產生深遠的影響。CT提供了更高的軟組織對比分辨率和無重疊的軸面斷層，顯著地擴大了人們對X線和解剖關系的認識。MRI對放射學最大的影響很大程度上在于它闡明了心臟的形態(tài)和優(yōu)點，由于它的無射線及能多方位顯示病變的優(yōu)點，對于了解胸部體、肺循環(huán)中的血管、胸壁、膈肌區(qū)的情況及肺尖和臂叢的關系也有很大作用，對于縱隔病變的定位和定性作用也是肯定的。然而必須指出的是，不論檢查儀器如何先進，也均有其適應范圍和局限性，臨床工作者切不可盲目依賴儀器檢查，而忽視病史與體格檢查這兩項基本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臨床工作中必須學習、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去觀察病情，分析表現，透過臨床現象探索疾病的本質。全面考慮問題，警惕主觀臆斷，以免“一葉障目，不見森林”，防止漏診、誤診的發(fā)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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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威廉?泰勒教授提出了著名的“病毒硒蛋白理論”，其主要內容為：一些由病毒(艾滋病病毒、感冒病毒、埃博拉病毒、肝炎病毒)引發(fā)的疾病患者體內存在硒缺乏的情況，補硒有利于抑制病毒的復制，其原因不僅僅是通過提高機體免疫力來起到保護作用，更重要的是硒可以直接作用于病毒。即在富硒機體內，病毒蛋白可得到充足的硒，病毒復制被抑制，而在缺硒機體內，病毒蛋白無法得到充足的硒，病毒復制加快。

我們將這個情況和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陳君石教授進行交流，陳教授對此情況也非常興奮，立即向衛(wèi)生部有關領導進行匯報，得到了有關部門的極大重視，幾乎在24小時內，科技部就立即立項開展“硒與SARS的關系”研究。

Dr. Ethan Will Taylor, PROFESSOR

Director of BioInformatics and Selenobiology Research Group

Computational Center for Molecular Structure and Design, and Department of Pharmaceut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College of Pharmacy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Research in the group of Professor E. W. Taylor at UGA is focused on fundamental studies of biomedical and health-related questions, via the application of both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methods. These include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omputational chemistry and biology, along with various chemical, biophysical and molecular biology techniques. They are interested in understanding the causes and underlying pathogenic mechanisms that give rise to disease, and the potential of preventive and nutritional approaches to maintaining human health.

2002年年底，突如其來的SARS風暴席卷中國及東南亞、北美乃至全球各地，這一全新的流行病概念極大地沖擊了人類原有的認識和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對疾病預防、病毒性疾病研究多方面都提出了極大的挑戰(zhàn)。了解SARS的成因，破解SARS的致病因子，成為全世界科學家積極探索和迎接的挑戰(zhàn)。走在抗SARS最前沿的研究者幾乎都成為了年度風云人物。

我國的科學家一個月前也在國際最權威的雜志《科學》上，刊登了論文，認為SARS的致病與它的突變有關。也就是說起初的SARS病毒是對很有限的人產生致病作用，大概是感染了3%的人才會有病毒變化，但是后來SARS病毒在人體中就突變了，從起初的SARS病毒變?yōu)樗幕蚝驮瓉聿幌嗤腟ARS病毒，到了這個時候，它的致病性就非常強，碰到了就感染，就能廣泛的傳播。比起提高免疫力，控制病毒的突變，減低危害就是更加重要的事情。

上海四通納米技術港的科研人員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張勁松博士的帶領下，2003年5月中旬在SARS病人的血中發(fā)現了含硒酶，以及硒含量都明顯的上升。那么這個現象跟以往的報道相反，也就是說病毒性疾病，像艾滋病病人，艾滋病病人跟硒關聯度很大，但是它的血硒下降，也就是說含硒酶下降，那么SARS病人檢測和對照，跟正常人相比呢，是含硒酶上升，血硒上升，我們當時就認為這個現象反常，而且不但反常，它這個反常又特別大，所以解釋不了這一個事實。

2003年7月10～11日，在北京召開了“防治非典型肺炎國際科技研討會”。本次為期兩天的研討會由科技部、教育部、衛(wèi)生部、北京市政府、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國家自然基金委等部門發(fā)起。來自中國、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19個國家、地區(qū)和國際組織的300多位生物和醫(yī)學專家以及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代表參加會議。本次研討會學術委員會主席是美國病毒學家Ian Lipkin教授。

美國喬治亞大學藥理和生物醫(yī)學科學系教授Dr. Ethan Will Taylor和中國科技大學張勁松博士（納米硒第一發(fā)明人）因為關于SARS病毒的合作研究工作（該科研課題由上海四通納米技術港有限公司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資助，并得到廣東省幾家單位支持）也受邀參加研討會。由Dr. Ethan Will Taylor在大會上代表發(fā)言，并在研討會會刊上發(fā)表了論文――《SARS冠狀病毒的兩個隱性基因是SARS疾病硒異常現象的分子基礎》，得到與會科學家的廣泛關注。

也許很多人會問這樣一個問題，既然病毒使用或“需要”硒，為什么補充硒會降低病毒的活性，這難道不是在給病毒“喂食”嗎？對于這個問題，威廉?泰勒教授解釋是這樣的。首先，與病毒相比，機體更需要硒，因此缺硒對機體的影響比病毒要大；其次，病毒最大的興趣不是殺死他們的宿主，因為如果那樣的話，病毒自身也會滅亡。問題的關鍵在于不是給病毒“喂”硒，而是病毒用硒來確定宿主的健康狀況。如果受感染的細胞可以得到很好的營養(yǎng)，無很快死亡之虞的話，對于病毒來說，沒有入侵新細胞的迫切要求，于是病毒的復制也就會減少。

如果把硒看作宿主與病毒對話途徑，而不是病毒營養(yǎng)劑或食物的話，可以更有助于我們的讀者理解。在富硒的條件下，抑制病毒的復制，當然，與此同時，硒會提高免疫能力并對機體產生其他有益的作用。而當硒的含量很低時，不僅對病毒生育的控制削弱，我們身體的免疫力也下降，從而病毒得以高速復制，顯而易見，對于病毒而言，這是它們最佳的爆發(fā)時機―缺乏硒已導致免疫力下降。因此，高劑量的硒可以提高免疫力，迫使病毒復制處于較低的水平。

這就是硒最重要的、對SARS疾病有一定的控制作用的機理。

其實，硒與病毒性疾病的研究早已開始，早在五十年前，科學家就開始探討硒和病毒性疾病的一些關系，當然這里面也包括了最臭名昭著的病毒性疾病艾滋病。

那么硒和病毒性疾病，主要從早期克山病研究起來的。克山病是在我們國家發(fā)生的。克山縣是低硒地區(qū)，在克山縣不光是缺硒，同時還存在著克薩奇病毒，本來這種病毒致病性不強，但是它到了缺硒的機體里面，就會產生突變，就變成致病性非常強的一種病毒，所以造成心肌壞死，是雙重病因，這就引發(fā)出硒控制病毒的突變。也就是說，當機體硒充分的時候，一些病毒進來，它會處于穩(wěn)定的狀態(tài)。當機體的硒不充分的時候，病毒進入機體，它就會突變成為惡性的病毒，或者致病性更強的病毒。

我國著名的食品安全專家陳君石教授在SARS期間，就發(fā)表過文章，認為作為唯一與病毒感染有直接關系的營養(yǎng)劑――硒在抗SARS方面就有獨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SARS病毒在人體中突變，從起初的SARS病毒變?yōu)樗幕蚝驮瓉聿幌嗤摹⒅虏⌒苑浅姷腟ARS病毒。這一點正和克山病等病毒性疾病的性質非常相近，他們具有類似的致病機理，既然硒對治療克山病這類病毒性疾病有特效，那么換句話說硒對SARS疾病也是有一定的控制作用的。

所以陳教授對我們的納米硒也是情有獨衷，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陳教授主持的納米硒與無機硒（亞硒酸鈉）、有機硒（硒蛋白）的毒性安全性對照評價實驗中，實驗空前一致的結果十分激動人心：納米硒比現有的常用無機硒、有機硒均有極大的安全性優(yōu)勢。

篇10

[中圖分類號]R2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7210（2007）02（b）-013-4

辨證論治是中醫(yī)學術的基本特色之一，研究者頗多，但也有一些問題至今仍未能達成共識。本文就近20年有關辨證論治的熱點問題作一綜述，以期能為該類課題的研究者提供參考。

1 證的概念與本質

1.1 證的概念

對于證的概念，眾說不一，主要觀點大致有四類：一是證據，認為“證”是證據、證驗，此定義是從字的本源出發(fā)[1]；二是證候或證候群，如韋黎認為近年來某些所謂標準化和規(guī)范化的工作中，某些內容是不折不扣的證候群模式[2]；三是各因素的綜合概括。2004年結題的科技部基礎性工作項目“中醫(yī)藥基本名詞規(guī)范化研究”課題組給出的證的概念為：證是對疾病中一定階段的病位、病性、病勢及機體抗病能力的強弱等本質的概括[3]；四是機體在疾病中的定型反應形式[4]。

1.2 證與證候

證與證候等同說。證與證候的含義由于歷史的淵源和詞義的變遷，至今學者尚有不同看法。有的認為二者是同一個概念，如《醫(yī)學百科全書?中醫(yī)學》即認為：“證，是證候的簡稱，其含義是證據或征象”[5]。證包括證候說。徐木林等通過對《傷寒雜病論》原文的剖析，認為“證”是由證候與病機組成的統一體，即證候是證之外候，是病機的證據，病機是證的內在本質，是證候的根源，證候與病機組成“證”[6]。

證與證候平行說。持此觀點的學者多認為二者是本質與外在表現的關系。劉進等認為：從現實來看，證是機體在疾病發(fā)展過程中某一階段的病理概括；證候是機體在疾病發(fā)展過程中的某一階段出現的各種癥狀的概括[7]。郭蕾、王永炎、張志斌提出證候是一個非線性的“內實外虛”、“動態(tài)時空”和“多維界面”的復雜巨系統，包括“證”與“候”兩個方面。證，是指對疾病所處的一定階段的病機概括，或非疾病機體的一定階段的機體狀態(tài)的概括；候，是指這種病機或狀態(tài)的可被觀察到的外在表現[8]。這里，證與證候仍是本質與外在表現的關系，只是證又拓展了非疾病機體的一定階段的機體狀態(tài)的概括含義。朱文鋒等亦撰文建議從概念上這樣區(qū)分：“證”為病變的本質，“證候”為證所表現的現象[9]。

1.3 證的本質

有關證的本質，有些學者從方法論的角度提出看法。如朱文鋒認為中醫(yī)“證”的概念是哲理、醫(yī)理與臨床實踐的結合，它源于臨床，具有客觀實在性，但又是一種抽象了的理念，用現代方法難以實證。中醫(yī)學對于“證”的研究，要揚長避短，采取以“虛”統“實”的思路[10]。門九章、韓向東提出為揭示“證”的本質，應明確中醫(yī)“證”與西醫(yī)“病”的關系；為揭示“證”作為有規(guī)律的病理表現這一本質，凡屬同“證”，不論何種“病”，皆進行盡可能多的指標檢查；尋找微觀指標與客觀表現的共變關系臨床工作完成之后，就可以進入實驗研究階段[11]。陳小野提出證候實質研究中的弱特異性，姚魁武、王階針對這種弱特異性，提出應從規(guī)范中醫(yī)理論概念、繼承發(fā)掘古代文獻精華與當代專家的系統調研相結合、進行大樣本的臨床研究、應用現代科技等多方面入手，探索中醫(yī)證候的實質[12]。

王旭東提出證的本質是疾病的現時狀態(tài)或機體功能的現時狀態(tài)[13]；危北海也認為“證是機體對病因的整體反應狀態(tài)、抗病調控反應狀態(tài)”[14]；祝世訥認為“證”在本質上是功能性病變，“病”在本質上是器質性病變[15]。孫屏蹇等認為中醫(yī)學反映邪氣的損傷表現就是“病”，證機是人體對外來刺激的反映機制和自我調節(jié)機制[16]。

宋紅普試圖從體質與證的關系中挖掘證的本質。他提出體質和證密切相關，體質因素決定著疾病的發(fā)生與證型，決定著證的轉歸和疾病的預后，體質和證共同反映著人的生理病理狀態(tài)[17]。匡調元也認為體質往往決定著他的生理反應的特異性及其對某種治病因子的易感性和所產生的病變類型的傾向性[18]。王琦則認為：體質與證既有著本質的差別，又有著密切的聯系。證的背后或多或少體現著個性的體質特點，但在一定情況下，某些證候與體質狀態(tài)并不一致。當某些疾病超越體質制約的過程時，則又反過來影響體質的改變[19]。

2 辨病與辨證

2.1 二者關系

多數學者認為一般情況下病與證是相隨的，二者應結合起來運用。如徐永昌等撰文從歷史的角度認為辨病辨證論治一直是中醫(yī)的精髓[20]。楊維益等提出有關辨證論治的六個方面的令人困惑的思考，認為在“上面提出的六個問題未能滿意解答之前，我們應當辨證論治與辨病論治并重，不要厚此薄彼”[21]。周仲瑛在談到辨證與辨病時也認為二者有相互補充的關系[22]。劉保延、張志斌從古典醫(yī)籍有關外感病辨證方法的梳理中，得出每種辨證方法都是以一類疾病為基礎，每一種辨證方法所辨之“證”必須與作為基礎的“病”相結合[23]。

2.2 辨病之“病”是西醫(yī)的“病”還是中醫(yī)的“病”

徐永昌等提出在疾病某個階段“無證可辨”，如某些惡性腫瘤、高血壓、冠心病等，早期診斷只能是西醫(yī)的診斷儀器和化驗及病理檢查等，中醫(yī)治療的根據只能是對同種疾病積累起來的治療經驗和中醫(yī)現代的研究成果，可見這里所說的辨病主要指辨西醫(yī)的“病”[25]。余瀛鰲數十年來從事臨床診療和文獻研究，一直認為辨證論治和辨病論治的結合非常重要，他本人始終著力于“通治方”的研究和臨床運用。對于“病”，他認為不只是中醫(yī)病名，應該說，西醫(yī)病名已經占有了相當重要的位置[25]。

周仲瑛則強調中醫(yī)的辨病不能單純理解成辨西醫(yī)的病。中醫(yī)的病名內容很多，有些至今仍有特殊意義，如中風病。對現代醫(yī)學病名的認識，也必須以臨床表現和病機為依據，切忌“對號入座”。如西醫(yī)的“糖尿病”不等于中醫(yī)的“消渴”，而中醫(yī)的消渴，也絕不僅含糖尿病。那種認為中醫(yī)只有辨證，而辨病僅是指西醫(yī)病名診斷是不夠全面的。由此看，周老主要是強調辨中醫(yī)的“病”[22]。

岳美中在晚年總結一生治療經驗指出：“我們體會到若能不停留于辨認證候，還進而辨病，辨病名（包括中醫(yī)病名和西醫(yī)病名），論治注意古今專方專藥的結合運用一定成果更好；同時，也只是在此情況下，因人因時因地制方的作用才更有治療價值”[26]。這里，岳老明確提出辨病名同時包括中醫(yī)病名和西醫(yī)病名。

2.3 如何結合

周仲瑛是辨證的同時根據“病”的不同選擇不同的藥物。如中醫(yī)辨證同屬陰虛火旺證，如見于肺癆，用秦艽鱉甲散；見于失眠，用黃連阿膠湯；見于遺精，用知柏地黃丸；見于心悸，用天王補心丹；見于汗證，用當歸六黃湯；見于郁證，用滋水清肝飲[22]。邱德文認為辨證與辨病結合主要形式有兩種：一是辨證分型。這是目前中醫(yī)臨床各科已普遍采用的一種形式。二是辨證論治加專方專藥。這也是逐步通過從臨床實踐積累上升而成的經驗總結[27]。余瀛鰲則是用中醫(yī)的理論分析西醫(yī)“病”的病機而采用不同的治法。如消渴為西醫(yī)所說的糖尿病，一般采用益氣養(yǎng)陰、清熱生津調中，但中醫(yī)的消渴可能還包括西醫(yī)的尿崩癥、甲狀腺功能亢進等病，治法就與糖尿病有所不同。同樣是消渴，西醫(yī)診斷不同，其立法、方藥往往同中醫(yī)有異，有時尚須另開施治法門[25]。王今覺則提出辨病證醫(yī)藥學，即在臨床時首先根據“病”，研究針對核心征結的藥物（核心方藥），再對于“病”的個性特征（“證”）進行辨證論治，使用藥物（衛(wèi)星方藥）[33]。

3 宏觀辨證與微觀辨證

所謂微觀辨證，沈自尹的定義是“在臨床上收集辨證素材的過程中引進現代科學，特別是現代醫(yī)學的先進技術，發(fā)揮它們長處在較深入的層次上，微觀地認識機體的結構、代謝和功能的特點，更完整、更準確、更本質地闡明證的物質基礎……簡言之，是試用微觀指標認識與辨證”[29]。邱德文撰文認為近代科學技術的不斷發(fā)展，特別是實驗診斷、醫(yī)學影像診斷方法的運用，以及現代檢測儀器，檢測手段彌補用肉眼觀察的不足，使中醫(yī)對疾病的認識不斷深化[27]。楊維益等也認為：中醫(yī)的傳統辨證方法是宏觀辨證，是“知內揣外”、“有諸內必形諸外”的觀點，而微觀辨證就是從檢測指標來證實宏觀辨證的正確性，是通過尋找一定的生理、生化指標來印證中醫(yī)的證，從而認識在證出現時人體內部的病理變化，用實驗分析補充直觀的外象觀測和傳統的邏輯推理[30]。

4 辨證論治的規(guī)范

4.1 寒溫統一

這個問題從50年代以來一直受到學者們的關注和研究。近20年來依然有學者繼續(xù)提出自己的看法。肖德馨提出以六經概三焦衛(wèi)氣營血的“六經辨證綱要”[31]。鄧鐵濤則認為從建國以來中醫(yī)治療急性傳染病的資料來看，主要是采用了衛(wèi)氣營血辨證，因此應該將溫病與傷寒統一于衛(wèi)氣營血辨證方法之下[32]。仁則把傷寒溫病辨證分析綜合，分別從傷寒太陽病與溫病上焦衛(wèi)氣分證；傷寒少陽、陽明、太陰病與溫病氣分證；傷寒少陰病、厥陰病與溫病下焦營分、血分證三部分總結異同，并統一為一個辨證體系[33]。萬有生則認為應以表里寒熱虛實為綱，以六經、三焦、衛(wèi)氣營血、臟腑為目，分為表寒虛實證治、表熱虛實證治、表里寒熱虛實證治、里熱虛實證治和里寒虛實證治[34]。

4.2 證的規(guī)范化

當代有關證的規(guī)范化自80年代轟轟烈烈展開，從國家中醫(yī)藥管理局的重要課題到各個中醫(yī)研究機構到許多專家學者，都投入大量的精力，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一是病名證名的規(guī)范。研究成果有《中醫(yī)藥學名詞》、《中醫(yī)藥常用名詞術語辭典》等；二是疾病與證候的分類與結構的規(guī)范。如有關證候的國標、行標、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等；三是病證的診斷標準。學者們根據中醫(yī)古籍記載和臨床流行病學調查研究，已經制定出若干病證的診斷標準。如中風、脾氣虛、心氣虛、腎氣虛證等等。

4.3 辨證論治新體系

相對于寒溫統一，還有許多學者試圖融合各種辨證體系的優(yōu)點，形成統一的辨證體系，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提出觀點，方藥中的“辨證論治七步”和秦伯未的“十四綱辨證”是其中影響廣泛的代表。近20年建立統一的辨證新體系依然是中醫(yī)界研究熱點，如：

徐木林提出的新體系是以五臟系統為核心，其層次結構是五臟系統病名辨證論治；證由“辨證五環(huán)節(jié)”（即病因、病位、病性、病機、病勢）組成，證的層次是基本證復證多級復證；證的核心是病機，病機由三要素組成[35]。

孫屏蹇等認為要綜合各種辨證體系，首先要使他們的優(yōu)勢特征結合在一起，如“六經辨證重在病的動態(tài)分析，八綱辨證重在病性分析，臟腑辨證重在病位分析”。通過分析，孫氏等認為“病位、病因和體質是形成證候的三大要素，辨證就應在綜合臨床各種癥狀和體癥的基礎上，充分利用中醫(yī)基礎知識，重點分析三大要素，從而作出正確的證候判斷”[36]。

朱文鋒認為“辨證”就是要辨別當前證候的部位與性質，這是形成辨證統一體系、方法的基礎。歸納辨證的基本要素，“辨病位”包括辨證候部位的腦、心、肺、脾、肝、腎等和辨證候層次的衛(wèi)分、氣分、營分、血分，太陽、陽明等約30項左右。“辨病性”是指辨別證候變化的本質屬性，即形成當前證候的本質性原因，包括“氣、血、陰、陽、津、精虛、亡陰、亡陽、陷、不固、風、寒、濕、燥、火熱、暑，蟲、食、痰、飲、水、滯、瘀、血熱、血寒、閉、逆、余(毒、膿等)”等約30項內容。明確辨證的60項左右基本要素，由辨證要素組成約150個常見證，約800個規(guī)范證名，然后以臟、腑、體、竅病位為綱進行證候歸類[37]。

王永炎院士繼2004年發(fā)表“完善中醫(yī)辨證方法體系的建議”后，張志斌、王永炎提出：中醫(yī)證候系統是一個非線性的多維多階的復雜系統，必須引進復雜科學的理念，建立一個既符合現代規(guī)范要求，又能夠適應臨床證候動態(tài)多變的復雜情況，合理體現辨證論治圓機活法特色優(yōu)勢的、多維多階的辨證方法新體系。以象為素，以候為證，病證結合，是構建辨證方法體系的中心理論。證候要素，應證組合是構建辨證方法體系的兩個重要環(huán)節(jié)，這兩個環(huán)節(jié)的關鍵在于降維升階。首先是通過證候要素的提取，將復雜的證候系統分解為數量相對局限、內容相對清晰的證候要素；然后通過各證候要素間的組合、證候要素與其他傳統辨證方法系統的組合等不同的應證組合方式，使辨證方法體系不再是一種由各種具體證候單純的線性聯系組合的平面，而具有復雜的多維多階立體交叉的非線性特征，但是通過清晰的證候要素表達與應證組合規(guī)律的尋找，這一復雜的辨證方法體系具有可控性[38]。這一構想已被列為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fā)展計劃，正在深入研究之中。

5 辨證論治的發(fā)展

5.1 發(fā)展和趨勢

鄧鐵濤舉例熱帶病研究對青蒿素治療瘧疾的辨證應用等，說明“中醫(yī)辨證論治理論與實踐將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借助于新科技而不斷深入不斷提高”，同時諄諄教導：“中醫(yī)藥學必須走自己的道路， 走按照自身發(fā)展規(guī)律的道路，不能走拿西醫(yī)理論改造中醫(yī)、以現代化之名去化掉中醫(yī)之路，否則將成為中華寶貴文化的敗家子， 成為炎黃子孫的千古罪人[39]”。

邱德文總結辨證論治的五大趨勢：辨病與辨證相結合的趨勢；宏觀辨證與微觀辨證相結合的趨勢；方劑劑型改革的趨勢；綜合治療（包括針灸治療、氣功、推拿、按摩及其他非藥物療法、各種自然療法、藥膳、養(yǎng)生康復、心理療法及音樂療法、色彩療法等）的趨勢；辨證論治規(guī)范化的趨勢[40]。

馬夢茵、陳家旭總結辨證論治的發(fā)展方向：辨證論治和辨病論治相結合； 辨證論治和現代醫(yī)學檢查相結合；辨證論治與動物實驗相結合[41]。

5.2 對辨證論治的質疑

王旭東從歷史角度闡明辨證論治的法則直到南宋之后才確立其統治地位，之前并不是中醫(yī)的主流。從辨證的角度提出，辨證論治是一種“以不變應萬變”的思維方法，只注重“思辨”，懶于“循名責實”，在其“靈活變通”的特點背后，隱有“保守”的潛在性質；辨證論治取得療效的高低有很強的主觀性，它對許多醫(yī)學事實缺乏指導和解釋能力，這是中醫(yī)治療體系難以客觀化、規(guī)范化的主要障礙[13]。王玉川認為所謂的“堅持突出中醫(yī)特色”實際上是一個只求穩(wěn)定不求上進的口號， 是個套在中醫(yī)工作者頭上的緊箍咒，對中醫(yī)學術的發(fā)展有百害而無一利，必須予以廢除[42]。

綜上所述，學者們對于辨證論治各方面的研究不可謂不豐富、不深入，從定義、本質、比較、規(guī)范各個層次進行了深入探討，從傳統中醫(yī)辨證方法體系到現代中醫(yī)辨證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趨勢作了不同角度的分析，從國家到地方到個人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物力、財力，獲得了一批具有權威性和科學性的研究成果；但是有關辨證論治的許多問題還沒有取得廣大中醫(yī)工作者的共識，有些研究成果在臨床上推廣的情況也不太理想，尚需大家群策群力，把辨證論治的研究工作進一步深入開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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