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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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當代資本主義；自我揚棄；部分質變

作者簡介：于金富(1956－)，男，遼寧建平人，河南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理論經濟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F01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7)04－0005－03　收稿日期：2007－04－25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特別是20世紀末以來，在歐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現代科技與信息化迅速發展，從而使資本主義開始從工業經濟步入知識經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生產關系發生了許多重大變化，呈現出了許多重要的新特點。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新特點，說明它已經發生了某些階段性和局部性的部分質變，它正處在向更加高級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非爆發式轉變的過程中。時代的發展和實踐的需要，要求我們以政治經濟學的科學觀點與方法為指導，實事求是地分析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新變化和新特點，對其作出合乎實際的理論解釋，提出令人信服的科學觀點，實現政治經濟學理論的與時俱進和創新發展。

一、應當擯棄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錯誤方法與觀點

實踐經驗充分證明，如何認識和對待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首要問題。傳統社會主義在理論與實踐上，沒有正確解決這一重要問題而招致了嚴重的挫折。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今天，我們理應吸取以往的經驗教訓，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正確地認識資本主義特別是當代資本主義。許多學者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發展和新變化進行了科學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觀點。同時，在學術界也存在著一種值得注意的觀點，即認為無論當代資本主義發生了怎樣的新變化，都完全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性質，沒有改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根本對立的基本態勢。徐崇溫先生(2005)發表的《當代資本主義研究中的幾個界限》一文(載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05年第4期，以下簡稱為徐文)，就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徐文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沒有而且也絕不可能跨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界限，沒有而且也絕不可能向社會主義和平發展。筆者認為，徐文觀點存在許多紕漏之處。對此，筆者要在如何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方法、態度及其基本觀點等方面同徐文作者進行商榷。

首先，從其內容來看，徐文觀點包括這樣三個具體論點：一是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不是資本主義本質的改變，而只是資本主義統治與剝削的手段、形式和斗爭策略的改變。二是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不意味著當代資本主義具有了社會主義特征，不意味著當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具有趨同性。三是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不意味著當代資本主義會自行長入社會主義。很顯然，這些論點的實質在于仍然堅持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社會形態“非此即彼”的完全排斥論，堅持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根本對立論，堅持“滅資興社”的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革命飛躍論。這些論點，盡管其表面上是以理論為依據的，但實際上則是無視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實際情況、無視當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密切聯系的客觀現實，教條主義地照搬創始人某些業已過時的具體結論的結果，因而是脫離實際的理論觀點。就其實質來說，這些論點仍然是斯大林為代表的傳統政治經濟學理論在當前新形勢下的翻版．是以往長期存在的固有觀念的變種。因此，這些論點是難以看作正確認識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科學觀點的。

其次，從其根據來看，徐文觀點的提出有這樣三個主要論據：一是主觀目的決定論。徐文指出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中所采取的各種新措施的主觀目的，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與發展，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決不可能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性質。二是客觀效果有限論。徐文指出當代資本主義采取新措施的結果，只是緩和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與社會矛盾，而沒有也不可能觸動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三是和平演變論。徐文強調當代資本主義并沒有改變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只是改變了斗爭策略，因而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完全排斥和根本對立的基本格局。很顯然，這些論據是主觀化和絕對化的觀點。根據徐文作者的分析，只要資產階級自己不想或不愿改變資本主義制度，不管它采取什么樣的自我揚棄措施，都絕不會改變其資本主義制度。相反地，最終導致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罪魁禍首是戈爾巴喬夫及其錯誤思想和路線。這是典型的“唯意志論”和“英雄創造歷史”歷史唯心主義的觀點。用資產階級的主觀動機來論證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必然結果，完全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社會歷史發展變化根本原因和客觀趨勢的科學原理；用戈爾巴喬夫的錯誤路線和政治背叛來說明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也完全違背了人民創造歷史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

根據徐文作者的分析，資本主義要么是實現根本質變，要么只是形式變化而絕不發生任何性質變化；當代資本主義制度要么保持不變、踏步不前，要么飛躍突變、一步到位。這是形而上學的機械論觀點，而完全違背了唯物辯證法關于事物從量變經由部分質變而到根本質變的科學原理。毫無疑問，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確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性質，確實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質變。但這絕不意味著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絲毫沒有引起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性質的變化。當代資本主義沒有實現總體上的根本質變不等于它沒有發生局部性和階段性的部分質變。徐文在否認當代資本主義根本質變的同時，也武斷地否定了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引起部分質變的可能性，這顯然不是科學的方法與觀點。

根據徐文作者的分析，由于當代資本主義仍然推行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因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仍然是勢不兩立、不共戴天的。這同樣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機械論觀點。它既沒有看到或不承認當代資本主義自身自我揚棄、逐步向社會主義漸進發展的客觀現實，也沒有看到或不承認現代社會主義不斷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不斷學習和廣泛利用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文明成果的現實情況。當前，和平與發展早已經是時代的主題，經濟全球化是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不同文明、不同社會制度之間互相學習、相互借鑒、互相影響也成為不可改變的客觀趨勢。徐文根據資本主義國家仍然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戰略就斷定資本主義與社會主

義仍然是根本對立的，既是有悖于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客觀邏輯的，也是不符合當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相互關系的客觀現實。

最后，從其實質和危害來看，徐文提出的觀點實際上是傳統觀念在作祟和傳統觀點的變種。它所宣揚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完全排斥的根本對立論、排除資本主義而另起爐灶建設社會主義的“空地論”、堅持同當代資本主義進行針鋒相對的階級斗爭論，在理論與實踐都具有極大的危害性。從理論上來說，這些觀點不利于正確認識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客觀現實，不利于根據新的歷史條件進行理論創新、實現經濟學理論的與時俱進和創新發展。從實踐上看，這些觀點不利于我國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全面學習與利用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成果，不利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

二、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的部分質變

筆者認為，正確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應當堅持的科學方法，而不是固守創始人的某些具體結論。一是應當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從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生產方式變革的必然趨勢來認識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基本過程和必然結果。二是應當運用唯物辯證的科學方法，辯證地認識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主要特征與基本性質。根據這些方法，筆者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既不是資本主義本質的根本改變，也絕不只是資本主義統治與剝削的手段、形式和斗爭策略的改變，而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的部分質變，是資本主義自我否定而不斷地向社會主義漸進發展。

根據基本原理，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生產力的發展，必然引起生產方式的變革；而生產方式的變革，則必然伴隨著生產關系乃至上層建筑的變革。因此，生產方式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對社會的存在與發展直接起著決定性作用。馬克思指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并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說明。生產方式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它從根本上和總體上決定著社會發展的方向和進程。生產方式既決定著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的性質，也決定著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基本方向與進程。恩格斯十分明確地指出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地出現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么、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所以，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的真理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根據這一基本原理，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歸根結底是生產力發展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新技術革命的結果，是以信息化為首要標志的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而絕不是什么資產階級為了維護其資本主義制度而進行改良的結果。換言之，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根本原因，既不在于資產階級擇善而從的良知，也不在于資產階級維持生存的本能，而在于現代生產力及其生產方式發展與變革的客觀物質原因。只有把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歸結為現代生產力及其生產方式的發展與變革的結果，才能科學地說明現代生產力及其生產方式發展與變革的深刻的物質根源，進而才能科學地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性質、特征及其發展的必然趨勢。

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實質在于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的部分質變，而絕不只是資產階級統治與剝削的手段、形式和斗爭策略的改變。其主要表現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生產關系的重大變革。從生產方式方面來看，現代信息化、自動化的生產技術條件已經代替了機械化、電氣化的生產技術條件，現代扁平化、網絡化的生產組織已經代替了等級化、官僚化的生產組織，“計劃化”的現代市場經濟已經代替了自由放任的古典市場經濟，社會化、人力化的現代資本形式已經代替了以私人、物質資本為主要代表的傳統資本形式。從生產關系方面來看，以管理民主化、利潤分享化、福利全民化為主要特征的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取代了以家長制管理制度和獨占制分配制度為主要特征的古典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因此，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的基本特點，一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身的積極揚棄已經取代消極揚棄而占主導地位，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自我揚棄已經跨越臨界點，超越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身的界限。現代資本主義是不斷自我否定，日益生長社會主義因素并向社會主義漸進發展的新型的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其中，現代資本主義國家計劃化的現代市場經濟是向社會主義自覺調節的生產形式轉變的過渡形式，公眾股份制和職工股份制是向社會主義公有制轉變的過渡形式，職工參與管理是社會主義民主管理制度的初級表現形式，全民福利制度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目標的初級實現形式。總體上來看，如果說在古典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日趨尖銳化，從而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制度這一“外殼”被炸毀，社會主義的大廈將在資本主義的廢墟上建立起來。那么，在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經過其自身積極的自我揚棄，不斷地實現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的部分質變，社會主義因素日益生長和不斷增加，資本主義制度這一“外殼”正在逐漸自行脫落，其發展趨勢必將是一個新的、更高級的生產方式――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最終脫穎而出。

三、基本結論與主要啟示

筆者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既沒有根本改變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也絕不只是資本主義統治與剝削的手段、形式和斗爭策略的改變，而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的部分質變，是資本主義自我揚棄而不斷地向社會主義漸進發展。

根據上述對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內容及其特征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兩個基本結論：一、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包含新社會的因素、新的經濟制度的要素，已經具有一些社會主義特征。二、當代資本主義正在向社會主義和平發展，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趨勢日益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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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位理論；生產方式；理論演進

區位理論是關于人類活動的空間分布及其空間中的相互關系的學說。由于經濟活動的空間有限性、經濟活動對有限空間的競爭及經濟活動空間移動的限制，因而企業根據自身的需要和相應的約束條件選擇最佳區位成為其追逐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選擇。因此，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萌芽開始，研究人類經濟行為的空間區位選擇及空間區內經濟活動優化組合就成為西方經濟學的重要課題。而事實上，對區位理論演進歷程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產生、發展到全球擴張的考察也的確可以發現二者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

一、20世紀以前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的區位理論演進

（一）資本主義工業革命時期杜能的農業區位理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到19世紀初期，英國已經完成了工業革命，德國等歐洲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革命仍如火如荼地進行。18世紀中期，蒸汽機的產生使得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由早期的手工作坊式生產進入了機器大工業生產方式。但此時的資本主義生產仍然主要是圍繞農產品的加工，其產品以解決人們基本的衣食需求為目標，比如紡織業、食品加工業、木材加工業等。因此，機器大工業的生產需要更多來自農業的產品作為其原材料，而城市工業生產的產品也需要及時地運送到農村進行銷售。在這種形勢下，如何圍繞城市形成農業的良好布局，減少來自農業產品的原材料向城市的運輸成本和城市工業產品運送到農村的運輸本，成為當時經濟學家重點考慮的問題。由此，杜能從假象的、地理上孤立的城市出發，通過分析城市外圍均質土地上的作物種植，認為隨著距城市距離的增加，應該種植相對于農產品的價格而言運費小的作物。從而在城市的周圍，將形成以某一種農作物為主的同心圓結構，即杜能圈：以城市為中心，由里向外依次為自由式農業、林業、輪作式農業、谷草式農業、三圃式農業、畜牧業這樣的同心圓結構。

（二）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后馬歇爾的古典區位理論。到了19世紀中后期，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革命均已完成，鐵路已經代替河流成為主要的運輸手段，大大降低了原材料和產品的運輸成本。單純的運輸成本不再是決定廠商區位選擇的唯一因素。而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經過長達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發展，其生產過程中的加工對象也不再是以簡單的農產品加工為主，產品的種類和范圍也有了極大的擴張，運輸成本之外的因素，比如技術進步、外部效應等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影響更加重要。馬歇爾發現，一些主要依賴工匠技能的特定產業部門在特定地區集聚，對于提高生產效率更加有利。據此，馬歇爾提出了外部經濟和內部經濟理論。他認為，許多性質相似的小型企業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能夠獲得內部經濟，而企業在特定地區的集中則會帶來熟練勞動力、專門化的服務、交通與基礎設施的改善以及知識和技術的快速傳播等外部經濟效應。正是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形成了馬歇爾的古典區位理論。

馬歇爾的新古典區位理論關注的對象仍然是企業本身。但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擴張相伴隨的是大規模人口的地域間移動，尤其是產業與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現象極為顯著。韋伯工業區位論針對到底應該如何從經濟區位的角度探索資本、人口向大城市移動（大城市產業與人口集聚現象）背后的空間機制展開分析。韋伯按照以運輸成本定向、勞工成本和集聚與分散因素等三個視角分別分析他們對工業區位的影響，將抽象和演繹的方法運用于工業區位研究中，建立了完善的工業區位理論體系。韋伯的工業區域理論通過對運輸、勞力及集聚因素相互作用的分析和計算，提出最小費用區位原則，并以工業產品的生產成本最低點作為配置工業企業的理想區位。

二、資本主義產銷矛盾擴大與商業區位理論

無論是杜能的農業區位理論、馬歇爾的古典區位理論還是韋伯的工業區位理論，研究的重點都是資本主義工業企業。這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之初是極為正常的。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之初，物質相對匱乏，生產的產品也大多用于滿足人們的基本生存需求，因而所生產的產品由于滿足了人們的物質欲望而基本不用擔心產品的銷售問題。但是，隨著機器大工業的擴張，資本主義生產能力的擴大與人們相對較低的購買力之間的矛盾愈加突出，產品市場的擴大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亟待解決的問題。由此，商業活動逐漸獲得了快速發展，并因此產生了商業區位理論。

（一）尤哈特的商業區位理論。尤哈特最早論證了商業區位理論。該理論的主要特征是以商品運費最少、運輸距離最短而盈利最大為目的，在銷售范圍中尋求獲得利潤機會最多、商業覆蓋率最大的區位模式。但是，尤哈特的分析由于其所處時期商業的相對重要性不足而僅僅是提出了諸如最有工業區位、原料指數、區位三角形、等差費用曲線等基本是從工業區位布局中移植過來的概念，而對于商業區位選擇沒有更多的指導意義。到了20世紀初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銷矛盾越來越突出，對解決這一矛盾尋求理論支持的渴求也越來越強烈。于是，克里斯泰勒創了研究市場區位的中心地理理論，提出了用以說明提供不同服務的村莊和城市的等級制度為何會出現，以及這種等級制度又為何因地而異的一般理論。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理論為城市地理學和商業地理學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城市空間擴張和地租梯度變化主導的區位理論演進。區位理論的演變到20世紀三十年代仍然主要集中于資本主義機器大生產過程中的如何通過工業企業的區位選擇降低其生產成本，即使是商業區位理論其目標也是商業企業如何區位選擇緩解資本主義產銷矛盾的問題。因此，這時的區位理論演變主線主要體現為圍繞工業企業的生產原料和產品銷售展開研究。但到了20世紀初期，由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區位理論的演變主線也因此逐漸轉向了城市的地域空間利用，以探討城市空間擴張和土地地租的梯度變化來尋找企業和家庭的依據個體成本最小化而進行的區位選擇。

在這一演變主線下，20世紀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先后出現了同心圓地帶理論、扇形理論、多核心理論和中心商務區土地利用模式。以伯吉斯的同心圓理論為例，該理論認為，城市土地利用空間結構基本模式為城市各功能用地以中心區為核心，自內向外作環狀擴展成5個同心圓用地結構。5個同心圓中的居民和企業分布由內而外大致體現為，第一環帶是城市中心商業區，主要布局大商店、辦公樓、劇院、旅館等企業；第二環帶為過渡地帶，主要布局老式住宅和出租房屋以及輕工業、批發商業、貨倉等；第三環帶由于租金低和交通便利，因而主要是工人住宅區；第四環帶是高收入階層住宅區；第五環帶為通勤人士住宅區。伯吉斯同心圓的動態演變則主要體現為各環地帶自內向外的“入侵與繼承”過程。霍伊特的扇形理論和麥肯齊、哈里斯與烏爾曼等人的多核心理論對城市空間結構與企業和家庭區位選擇的分析路徑基本相似，只是扇形理論強調城市企業和家庭的布局主要沿交通線路和沿自然障礙物最少的方向呈扇形布局，而多核心理論則認為城市除中心商業區外還有工業中心、批發中心、外圍地區的零售中心等，企業和家庭的區位選擇也因此更加復雜、多樣。

三、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基于家庭與全球化競爭的區位理論演進

（一）城市化進程完成后的家庭區位決策。到20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城市化進程已經基本完成，基于城市空間結構與土地利用的區位理論則主要集中于家庭區位問題，即居民因生命周期、可達性以及與地方住房市場相關的選擇住房的區域內遷移和居民因就業的變動和就業機會有關的區域間遷移。對于家庭區位問題的研究，阿隆索在其建立的新古典城市競租模型中從城市內部土地利用和交通系統的關系來研究住宅區位問題，之后穆特、奎格利和西格爾等人則沿著住房選擇與流動性的聯系微觀模型路徑研究家庭的居住選擇，而與之伴隨的則是沃爾伯特、古德曼、漢訥西克和奎格利、奧納卡則沿著住房選擇與流動性的聯系宏觀模型研究家庭的居住行為。

（二）全球化時代基于全球“價值鏈”的要素區位決策。到了20世紀八十年代之后，區位理論的演進進一步受到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影響。在這一時代，全球化競爭的壓力加劇促使跨國公司的國際戰略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即由注重資源、效率和市場的橫向戰略轉向尋求“協同效應”的縱向戰略，順沿“價值鏈”方向把不同的生產、經營環節配置到全球最有利的區位。因而，區位理論的發展在資本、技術、信息乃至勞動力的全球流動導致生產活動和居民住宅的區位選擇都出現了新的發展趨勢。其中，最典型的是衍生于增長及理論、由麥克·波特提出的產業集群理論及其之后圍繞產業集群理論對企業、政府乃至居民住宅區位選擇的研究。

四、結論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產生、工業革命期間以農產品為原料的生產方式及水路運輸的低效率，到工業革命后運輸方式的變革及生產原材料的變化以及由于生產擴張后引起的產銷矛盾，進而帶動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城市化進程，以及到20世紀五十年代城市化進程結束后以城市家庭區位選擇為主要研究對象，20世紀八十年代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背景下基于全球“價值鏈”的生產方式，每一個階段都最終體現在區位理論的演進上。因此，區位理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區位理論的演進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歷程是密不可分的。

（作者單位：桂林電子科技大學商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姜鑫，羅佳.從區位理論到增長極和產業集群理論的演進研究.山東經濟，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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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勞動價值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剩余價值規律

中圖分類號：F0-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18-0016-03

馬克思的《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圍繞“資本”這一“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1] 展開政治經濟學的系統研究，解剖市民社會亦即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不是為學術而學術，而是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解放事業鍛造理論武器，“最后在理論方面給資產階級一個使它永遠翻不了身的打擊”[2]。正因為如此，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即指明：“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3]

一、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目的

馬克思最終揭示的“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是什么？又是如何在邏輯與歷史的統一中揭示出來的？正確解答這兩個問題，對于準確把握《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主旨及其內在結構極為關鍵，同時對于全面理解《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等經典文本闡述的融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于一體的理論體系的整體性也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要弄清這兩個問題，首先必須明確正、副標題的深層蘊涵，即著作正標題中的“資本”和副標題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指出：“準確地闡明資本概念是必要的，因為它是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概念，正如資本本身——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是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一樣。明確地弄清關系的基本前提，就必然得出資產階級生產的一切矛盾以及這種關系超出它本身的那個界限。”[4]

關于“資本”，馬克思指出，“資本”是“自行增殖的價值”，它“不僅包含著階級關系，包含著建立在勞動作為雇傭勞動而存在的基礎上的一定的社會性質。它是一種運動……它只能理解為運動，而不能理解為靜止……價值經過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運動，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時使自己增殖，增大”[5]。這就表明，《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意在通過對作為“自行增殖的價值”的“資本”的論析，在動態中呈現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階級關系及其發展趨向。

“政治經濟學批判”呢？綜觀《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及其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就其表現形式而言，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理論的批判，即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二是實踐的批判，即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究其實質，則是一個問題，即通過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批判解剖資本主義社會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3]，從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發展方向，闡明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暫時性及其為社會主義社會所取代的歷史必然性。可見，相比于正標題“資本論”，副標題“政治經濟學批判”突出了馬克思“論資本”的核心范式。

正是基于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范式，列寧指出，馬克思的《資本論》“并不以通常意義的‘經濟理論’為限”，而是在“完全用生產關系來說明該社會形態的構成和發展”——即商品社會經濟組織怎樣發展，怎樣變成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組織而造成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兩個對抗的階級，怎樣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從而帶進一個與這一資本主義組織本身的基礎處于不可調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的同時，“又隨時隨地探究與這種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上層建筑”[6]。和列寧一樣，戴維·麥克萊倫從馬克思“資本論”的研究范式出發解讀馬克思的《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進而得出：“從19世紀的第四分之三個世紀以來，西歐和美國的經濟學家們已經傾向于把資本主義制度看做特定的、建構性的方式，它表現為私有財產、利潤和或多或少的自由市場；他們討論這種方式的運行功能，尤其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價格上。由此可見，馬克思要揭示的“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不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家們反復論述的以虛假普遍性的形式表現的資本主義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表面現象，而是主宰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產生、發展和消亡的“資本”生產、流通、轉化等特殊經濟運動規律。這一規律包含相輔相成、密切聯系的兩個方面，一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基礎的“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剩余價值規律；二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剩余價值規律所決定的資本主義必然為社會主義所取代的社會發展規律。恩格斯指出，剩余價值的發現是“馬克思著作的劃時代的功績。它使明亮的陽光照進了經濟學領域，而在這個領域中，從前社會主義者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樣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學社會主義就是以此為起點，以此為中心發展起來的”[7]。

二、勞動價值論：解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剩余價值規律的基礎

在《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馬克思是怎樣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剩余價值規律的呢？恩格斯說得明白：“要知道什么是剩余價值，他就必須知道什么是價值……于是，馬克思研究了勞動形成價值的特性，第一次確定了什么樣的勞動形成價值，為什么形成價值以及怎樣形成價值，并確定了價值不外就是這種勞動的凝固。”[5]

首先必須注意的是，恩格斯這里所說的“必須知道什么是價值”，一方面，是對“勞動價值論”之于“剩余價值理論”的基礎性地位的強調；另一方面，要求“知道什么是價值”，不是對“價值”的主觀界定，而是對“什么樣的勞動形成價值，為什么形成價值以及怎樣形成價值”的本質揭示和科學闡明。恩格斯說：“在馬克思以前很久，人們就已經確定我們現在稱為剩余價值的那部分產品價值的存在；同樣也有人已經多少明確地說過，這部分價值是由什么構成的，也就是說，是由占有者不付等價物的那種勞動的產品構成的。但是到這里人們就止步不前了。”

關于馬克思怎樣揚棄既有的范疇體系而對勞動價值理論做出的科學闡明，這是一個深刻的價值理論發展史的課題，需要對馬克思自19世紀40年代至80年代共四十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加以全面的研究，此處暫不粗淺地旁涉。科學地把握基于勞動價值論的科學闡明而揭示出的“價值”的社會關系本質，這是一個準確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及其建構的根本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整體地把握融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于一體的理論體系的重要問題。馬克思指出：“一切勞動，一方面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形成商品價值。一切勞動，另一方面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就具體的有用的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生產使用價值。”[3] 在這里，馬克思不僅指出了生產商品的勞動的二重性決定了商品的二因素，而且明確了以“社會普遍性”為本質的抽象的人類勞動形成商品的“價值”，而以“個體特殊性”為特征的具體的有用勞動形成商品的“使用價值”。接下來，在價值形式的分析中，馬克思更進一步指出：“商品只有作為同一的社會單位即人類勞動的表現才具有價值對象性，因而它們的價值對象性純粹是社會的，那么不言而喻，價值對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會關系中表現出來。”

基于價值的來源、本質及其形式等勞動價值理論的科學闡明，馬克思徹底弄清了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揭穿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撇開了利潤、利息、地租等剩余價值的特殊形態，創立了剩余價值理論的科學體系。馬克思說：“把價值看做只是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對象化的勞動，這對于認識價值本身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同樣，把剩余價值看做只是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對象化的剩余勞動，這對于認識剩余價值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使各種經濟的社會形態例如奴隸社會和雇傭勞動的社會區別開來的，只是從直接生產者身上，勞動者身上，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形式。”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家由于“不敢對價值和剩余價值作出誠實的分析”，因而“把資本家用來辯護自己占有已存在的剩余價值時表面上多少能說得過去的理由，歪曲成剩余價值產生的原因”[3]。

在《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二、三卷中，馬克思分別以剩余價值的生產、交換（流通）、分配和消費為主題，分三個層面系統闡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剩余價值規律：（1）剩余價值的生產規律，亦即剩余價值的起源和本質；（2）剩余價值的實現規律；（3）剩余價值的轉化和分割規律。

三、勞動價值論：剖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歷史趨勢的出發點

馬克思對價值的來源、本質及其形式等勞動價值理論的科學闡明，不僅是他發現資本主義剩余價值規律的基礎，而且也是《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解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趨勢的出發點。需要說明的是，出發點和決定性因素是兩個不同的問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所取代的歷史趨勢，其決定性因素，也就是上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剩余價值規律。

關于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出發點，馬克思指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最后的偉大的代表李嘉圖，終于有意識地把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當做他的研究的出發點，因為他天真地把這種對立看做社會的自然規律，這樣，資產階級的經濟科學也就達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3]。為什么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意識到了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卻把這種對立看做社會的自然規律呢？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他們“從來沒有從商品的分析，特別是商品價值的分析中，發現那種正是使價值成為交換價值的價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優秀的代表人物，像亞當·斯密和李嘉圖，把價值形式看成一種完全無關緊要的東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東西。這不僅僅因為價值量的分析把他們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還有更深刻的原因。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類型，因而同時具有歷史的特征”[3]。不難看出，馬克思在這里指明：（1）亞當·斯密、李嘉圖等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之所以無法逾越他們自己的界限，從政治經濟學理論本身來看，根源在于他們主觀地割裂了“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與作為其理論前提的勞動價值論之間的內在聯系；（2）只有從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出發，才能正確把握“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的社會性和歷史性本質；（3）表現出“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是人類社會生產方式的一種特殊類型，作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必然有其產生、發展和消亡的歷史進程和歷史必然性。

而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進程及其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所取代的歷史趨勢和歷史必然性的揭示，正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落腳點及其之所以以“資本”為主題的根本目的。這就意味著，對“資本”本質的科學揭示和闡明，成為科學把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趨勢的一個關鍵性問題。

“資本”的本質是什么？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家看來，“資本”是“生產作為使用價值的財富的自然形式，而不是歷史上一定的社會形式”。正因為他們把“資本的形式本身理解為自然的形式，這些形式本身就是無關緊要的了，因而沒有從這種形式同財富形式的一定聯系上去理解”[4]。

與之相反，馬克思從對價值的來源、本質及其形式等勞動價值理論的科學闡明出發，進而得出“資本”是“自行增殖的價值”。相應地，“資本”的本質如同“價值”的本質一樣，不是自然形式，而是社會形式；“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以物為中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3]。換言之，生產資料作為直接生產者的財產，只有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下，即在同勞動者結合并充當剝削勞動者的手段的條件下，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與勞動者之間的特定的社會關系，生產資料作為直接生產者的財產，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而不是資本了。正是生產的二因素——勞動者和生產資料之間“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5]。

基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即勞動者和生產資料之間的特殊結合，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資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現為生產的起點和終點，表現為生產的動機和目的，生產只是為資本而生產，而不是反過來生產資料只是生產者社會的生活過程不斷擴大的手段。以廣大生產者群眾的被剝奪和貧窮化為基礎的資本價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內運動，這些限制不斷與資本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須使用的并旨在無限制地增加生產，為生產而生產，無條件地發展勞動生產力的生產方法相矛盾。手段——社會生產力的無條件的發展——不斷地和現有資本的增殖這個有限的目的發生沖突”[8]。因而，“資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資本本身的性質上遇到了限制，這些限制在資本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會使人們認識到資本本身就是這種趨勢的最大限制，因而驅使人們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4]也就是說，隨著個人的分散的生產資料轉化為社會的積聚的生產資料，多數人的小財產轉化為少數人的大財產，廣大人民群眾被剝奪土地、生活資料、勞動工具，社會的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日益壯大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不斷增長。

由此可見，《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歷史趨勢的剖析及其“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這個結論，馬克思完全是從現代社會的經濟的運動規律得出的”[9]。亦即是說，馬克思從來沒有把他對資本主義社會運動的“自然規律”的揭示建立在想當然的基礎上，也沒有建立在“道德感”和“道德意識”上，而是建立在基于勞動價值論的科學闡明這一基礎和出發點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規律的科學論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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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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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態危機理論。面對當代出現的生態危機，西方學者認為這種危機不是局部的，而是全球的；不是單一的，而是綜合的。面對這種新的危機，西方學者們認為傳統的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研究已經無法解決。為此西方學者提出了新的生態危機理論。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自由主義狀態是生態危機出現的原因，而當代無產階級消費觀念的異化尤其是對高級消費品的追求，在無政府狀態下，刺激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畸形發展，使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能力超出了生態環境的可承受程度，導致了生態危機出現。因此西方學者們認為倡導無產階級樹立理性的消費觀念，改革資本主義生產的管理體制是解決生態危機的有效手段。

2、批判轉嫁生態危機的行為。西方學者在研究生態危機過程中，也極力批判著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將環境污染嚴重的企業轉移到其他國家的行為。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矛盾，是產生資本主義各種危機的根源，也是資本主義自己無法解決的根本矛盾。為此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維護自己國家的生態環境，向其他發展中國家轉嫁生態危機，并不斷掠奪其他國家的資源，以期解決自己國家的生態危機。然而當代的生態危機是全球性的，只要局部出現危機就可能危機整體。為此生態危機轉嫁看似是聰明的，其實是愚蠢的，其根本無法解決當代出現的生態危機，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生態危機。

3、提出生態理性概念。經典的主要是從經濟的角度分析探討資本主義制度的利與弊，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矛盾是其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要克服這種危機必須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實現生產資料的公有化。然而面對新出現的生態危機，這種傳統的解決方法完全解決不了。西方生態學者為此提出了生態理性概念。生態理性倡導社會生產不要再一味地追求企業利潤的最大化，而要與生態環境建設相協調。人們要樹立理性的消費觀念，在保護生態環境觀念的前提下進行消費，引導社會生產良性地發展。發展高科技，用科技治理污染和改善企業生產方式也是緩解生態危機的有效手段。

4、提出雙重危機理論。20世紀末資本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盛行，全球性生態危機也日益加重。西方生態學者詹姆斯?奧康納從新的角度分析生態危機提出了雙重危機理論。雙重危機理論闡述資本主義內部存在著兩種矛盾即資本主義生產力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矛盾和資本主義生產力、生產關系與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兩種矛盾的運動變化發展導致了資本主義的雙重危機（生態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發生。而全球經濟政治的發展不平衡也客觀上加重了這兩種危機。因此分析研究資本主義這兩種矛盾運動，了解它們之間的聯系，建立公平合理的國際秩序將有助于生態危機問題的解決。

70年代后的西方學者們將應用于社會的生態環境領域，致力于解決人類社會出現的生態危機。他們的研究的確給我們現在建設生態環境提供了很多有意義的借鑒。

首先西方學者們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社會生產方式是當代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暗示著我們要從全面了解資本主義及其在新時代顯現的特點，從而更好地探索有效途徑解決生態危機。其次學者們指出消費者觀念的異化及無政府的生產狀態是生態危機產生的原因之一，并適時提出了生態理性的概念。為我們現在樹立理性的消費觀念，進行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教育，轉變政府職能，改進企業管理方式，搞好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最后學者們提出了雙重危機理論，并極力批判了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生態危機轉嫁行為。對我們更好地了解資本主義的矛盾和資本主義出現的雙重危機，建立公平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另外西方生態學學者們還十分強調人的生存發展與生態環境的相協調，要求社會生產與保護環境并重且統一于人類的發展過程中。其對我們現在實施可持續發展，樹立良好的生態文明理念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然而由于時代的局限，西方學者們對生態的研究理論不免存在著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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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社會,人類面臨眾多的環境問題,水資源污染、溫室效應、核污染、生物多樣性的破壞等,針對這些問題,有些學者提出了生態社會主義的理論。生態社會主義是西方社會主義、思想與當代生態運動和各種綠色思想結合的產物,它是試圖以社會主義、理論解釋當代生態危機,為克服人類生存危機尋找一條通向社會主義的現實出路。巴羅指出,人類需要一場“文化革命”即人的價值觀的根本轉變,由此通往一個“生態村落烏托邦世界”,人們在這個生態社會共同體中自我管理、自我駕馭、自我依賴、平衡發展、團結和諧。

一、 為何是生態社會主義而不是生態資本主義

1.現代的資本主義存在兩重社會危機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主義生產的相對過剩與工人階級購買能力的相對不足之間的矛盾,會激發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在此基礎上,奧康納指出,資本主義不僅存在經濟危機,而且存在生態危機。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追求無限增長與自然界的無法擴張之間的矛盾,自然的周期和節奏跟不上資本主義生產的周期和節奏,從而造成環境的污染和生態的破壞,勢必會引發生態危機。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所致;而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與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所致。兩類矛盾共同存在于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中,形成資本主義的雙重危機,即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

2.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生態危機的根源

第一,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產物。高茲指出,資本主義存在著經濟合理性和生態合理性的矛盾。所謂經濟合理性是指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同時要求生態效率的最大化、消費的最大化、需求的最大化。而生態合理性是指生活的更好而勞動和消費更少的目標,追求生態利益的最大化。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經濟合理性與生態合理性是相互矛盾的,資本主義是經濟合理性的社會,其根本目的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而利潤的生產必然意味著環境資源的利用與破壞(在個人主義為主導思想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那個資本家愿意去做沒有利潤的環境保護工作),環境主義的約束和限制改變不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趨勢。

第二,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球化的必然結果。過去人類一直認為人口是造成生態危機的重要原因。自從1968年,保羅?埃利希發表了“人口炸彈”(人口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理論,人口就一直定格在人們的意識中;托馬斯?馬爾薩斯預言:人口將呈幾何級數增長,大大超過以算術級數增長的食物供應。其言外之意就是,發展中國家應該負擔生態危機的責任。但是,多數的環境破壞,尤其是那些全球性的環境問題是人口已經相當穩定的發達國家一手造成的。哈維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是“以無限價值擴張為目的的,它絲毫不考慮這種擴張所帶來的政治的、經濟的、地理或生態的后果。”發達國家造成的環境問題卻由第三世界的窮國來消受,有毒的垃圾裝船駛離工業國的港口為尋找一個填埋地點而周游世界,最后極有可能落戶在某個急等現錢的第三世界國家。發達國家是第三世界落后國家生態危機的主要兇手。資本主義國家主要通過兩種方式對落后國家進行生態掠奪,一種是直接的掠奪,一種是間接的掠奪。發達國家直接將一些高消耗、高污染、勞動密集型的企業遷到發展中國家,甚至把發展中國家當成垃圾場;或是借助“結構性暴力”而實現的掠奪,迫使發展中國家制定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政策,迫使發展中國家農村大量共有土地被私有化并被帶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正如佩珀在《生態社會主義:從深生態學到社會正義》中指出,環境的質量是與一個社會物質財富的豐裕或缺乏緊密相關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正是通過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掠奪來維持和改善自己的環境,使之成為全世界羨慕的對象。

3.對生態資本主義的批判

在西方,有些學者承認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生態危機,但是他們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的制度框架之內的,即生態資本主義,主張通過科學技術、生態稅、穩態的經濟政策來消除生態危機。認為國家在提供一個基本的法制經濟的框架后,應該從干預、補貼和免稅之類的行動中撤出。實現經濟收縮、達到穩態經濟,從邏輯上講最好的辦法就是建立壟斷,因為壟斷能夠避免競爭性的市場經濟的發展動力。但如安德魯?麥克拉夫林所說:“如果整個的社會經濟變成一個巨型的壟斷,那么必須增長的律令就能被避免了,但是,這樣的社會已不再是資本主義”。

對于生態資本主義的最嚴重的問題是,它完全建立在自私自利的驅動力基礎上,其擁護“生態――社會的市場經濟”。但是,“社會的”只是意味著當前那些失業者和窮人必須獲得最低限度的福利開支。然而環境保護具有強烈的未來主義的向度。我們應該把這個生態社會完整的留給后代,為后代保存充足的資源。另一方面,資本主義不存在穩態的經濟。在萊易斯看來,當代資本主義與早期的資本主義相比存在兩個主要的差別,一是資本家操縱了消費,使人們產生一種被強加的需要和虛假的需要,從而推動“過度生產”;二是為了延緩經濟危機而力圖歪曲滿足需要的本質,誘使人們把追求消費當做真正的滿足,從而導致“過度消費”,把消費的多少作為衡量自己幸福指數的標準,對消費的控制成為維持和提高利潤率及實行社會控制的重要手段。但是從生態的角度來看,如果當前的資源消費減少10倍,勞動力的生產力和資源的生產力達到最佳組合時,人類將接近一種穩態經濟,在這個轉型期,經濟不僅不會增長,只會收縮。以追求最大利益為目標的資本主義是不會甘愿犧牲自身利益的。

二、 生態社會主義與傳統的社會主義的區別

奧康納認為生態社會主義既不同于資本主義又區別于社會主義。首先,生態社會主義不同于資本主義。生態社會主義是按照需要(包括工人的自我發展的需要)而不是利潤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形式,生態社會主義在理論上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影響或建構生產力的方式的一種批判,在實踐中則是對這些生產力和再生產力的一種批判。其次,生態社會主義也有別于傳統社會主義,傳統社會主義關聯與資本的生產和再生產。“生態社會主義在多大程度上構成對資本主義的一種批判,那么它就在多大程度上構成對傳統社會主義的一種批判”

生態社會主義與傳統社會主義是不同的,實現社會主義的生態現代化(即“生態重建”)是生態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內容。所謂“生態重建”是指對工業社會體系進行生態現代化的改革,按照社會生態標準對生產、交換、消費進行徹底的改造。生態社會主義認為,利潤最大化的經濟標準要服從于社會生態標準,是社會主義生態現代化的核心,也是生態社會主義與以往的社會主義模式的最大的不同。認為在生產的過程中,要注重與生態和諧相處,不再以“向自然開戰”的方式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努力實現人與自然的和平發展,實現生態的現代化。而社會主義的生態現代化,即實現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生態發展的統一。段忠橋認為:第一,重新定位經濟理性,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是要以符合社會生態要求的“生產的更少但更好”的原則取代利潤最大化原則。經濟合理性要服從于社會生態的合理性。所謂生態的合理性是指,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投入,采取盡可能好的生產方式和手段,并盡可能提高生產品的使用價值和耐用性來滿足人類的物質需要;第二,強化社會理想,一些生態社會主義者提出,未來社會是建立在嚴格的契約關系的基礎上的,這種契約不同于經濟、政治領域的契約,它不僅包括我們這一代人與自然的契約,還包括我們與下一代人的契約,這是一種潛在的契約,是一種超時空的契約,因為如果上一代人破壞了生態環境,下一代人就將無法生活;第三,建立生態理性,健全的生態理性要求人們在勞動中尋求快樂和滿足,或者說注重提高生活質量,不僅要有物質生活,而且要注重精神生活,學會從創造性勞動而非異化勞動中獲得幸福,從而保證生態合理性與經濟合理性的內在統一。

三、 生態社會的社會框架

在經濟方面,要求實現“穩態經濟”,即經濟的零增長,使經濟生活從現在的單純追求量的增加變成追求質的提高。用“社會生態經濟”模式取代現行的“市場經濟”模式,建立一種以保護自然和理智地使用自然資源并為后代人著想為特征的經濟制度。認為,在評價一種經濟制度和經濟活動是否有效和合理時,不僅要看它是否為大多數公眾服務以及它所帶來的直接經濟效益,而且更重要的在于要考慮它所引起的社會效益和環境成本。在經濟制度方面,主張實行社會主義的社會占有制;在經濟體制方面,他們主張以滿足人的需要為目的的經濟適度增長與自然生態不會發生沖突,在未來社會對市場的經濟調節功能和國家的社會管理職能都要有所保留,認為應走除了市場經濟和中央計劃經濟的第三條道路。

在政治方面,生態社會主義要求實現分散化與民主化。分散化指生產的小規模化,而且政治權力為眾多的小群體所分享;民主化是指鼓勵工人對生產進行直接管理,并且加強小群體的自治。段忠橋提出在經濟、政治、生態相互統一的基礎上實行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結合、分散化和整體化相結合、區域化與國際化相結合的新型民主政治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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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主義思想是人的社會屬性的派生。雖然人是以個體存在和發展為價值取向，但個體人必需在社會中才能存在和發展，必需把自己的存在和發展同社會的存在和發展聯系在一起。共同存在和發展就成為集體主義思想的核心。共同存在是類存在的先決條件。原始社會是一種形式上典型的集體主義社會，因為自然環境的險惡，生產能力低下，生活資料的短缺，迫使他們要過集體生活，否則就會葬送自己，葬送群體。世界各民族的政治思想蒙昧時期，其集體主義思想都是相當濃烈的。

社會屬性是人的二重性的一個方面，正因為如此，在人類政治思想中任何人的政治觀點或政治主張都不可能回避集體主義的存在。這是社會主義思想生命力強大之所在。

社會主義思想作為一種集體主義思想，在西方可以上述到柏拉圖（公元前427-前347年）的《理想國》，在中國可以上述到《禮記·禮運》。對社會主義思想最明確的描述在中國是《禮記·禮運》，在西方是托馬斯·莫爾（1478-1535年）的《烏托邦》。不過中國的“大同思想”和柏拉圖的《理想國》不是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物而產生，而是純集體主義思想的一種社會構思。我們現在通常所講的社會主義是作為資本主義制度對立物的社會主義，它從工業革命開始，是西方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時期的一種集體主義的政治思想。這種社會主義是從托馬斯·莫爾開始，經過法國的圣西門（1760-1825年）、傅立葉（1772-1837年）、英國的歐文（1771-1858年）等到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我們現在區分的各種社會主義都是社會主義思想的一種流派。如果說西方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國的《禮記·禮運》是人的社會屬性的最高社會道德理想，那么，近現代社會主義思想一個最大特點是它是作為資本主義初期剝削、壓迫、貧困、不平等現象的對立物對未來社會的最高道德構想。

所有社會主義思想都是集體主義思想的衍生，是集體主義思想的不同形式、不同時期的反映。社會主義思想在農業社會具有濃厚的道德色彩，只是作為資本主義對立物的近現代社會主義思想才具有濃厚的奪取權力的政治色彩。思想是時代的反映。近現代社會主義思想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初期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種批判，它反映實行社會改造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弊端的愿望。近現代社會主義思想家都致力于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造成的痛苦以及作為這種生產方式基礎的不受限制的自由競爭。它們設想將來民眾會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方式從資本家手中奪得支配生產資料和管理政府的權力。托馬斯·莫爾、意大利的康帕內拉（1568-1639年）、法國的梅葉（1664-1729年）、法國的摩萊里（1720-1780年）、馬布利（1709-1785年）等等與農業社會相聯系的社會主義大都希望社會溫情脈脈，保持農業社會，共同勞動，平均分配。與工業文明相聯系的社會主義，圣西門、傅立葉、歐文等仍然主張社會溫情脈脈，共同勞動，平均分配。

作為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可以表述為：社會主義思想是人的社會屬性的派生物，是人類共同存在和發展的需要；在人和社會的關系上，它強調人的社會屬性，強調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強調社會利益高于個人利益，個人從屬于社會集體。作為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在馬克思的學說中表述得最為充分和全面。馬克思講的人是抽象的人，群體的人，而非具體的個人。馬克思是從社會關系來論證人的本質、人性，認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是的社會哲學基礎。

社會主義思想只是集體主義思想的一種流派，我們沒有理由把社會主義思想等同于集體主義思想。我們同樣沒有理由否認集體主義思想作為社會主義思想的根本屬性。與集體主義思想對立的是個人主義思想，而不是資本主義思想，與個人主義思想對立的是集體主義思想，而不是社會主義思想。 轉貼于

資本主義思想屬于個人主義思想，但是資本主義思想是近代才產生的一種思想。資本主義思想是十五、十六世紀西歐社會的產物。十五、十六世紀是西歐歷史上輝煌的一頁，這一時期，是“世界的發現”和“人的發現”的偉大時代。這一時期是歐洲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時期，是農奴解放、工業中資本主義的手工工場取代封建行會制度、中央集權制的民族國家逐漸取代中世紀封建割據局面的時期。這一時期是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在西歐的經濟生活中逐漸占據日益重要地位的時期。資本主義作為思想與中世紀相對立，它要求自由，反對控制，推祟理性，反對盲從。它使人們的注意力從探索超自然的事物轉到研究自然事物，從天上轉到人間，從神祗轉向人。它使真理不再與權威結緣，而成為個人理性和獨立探索的結果。人們用自然原因來解釋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解釋社會、人類和宗教本身。歷史不再是上帝救人的歷史，而成為人們自身的歷史。人成為一切思考的中心。資本主義作為經濟制度主張個人主義原則，生產資料私有制，公平競爭。資本主義作為政治制度主張民主制度。近現代社會主義思想是工業革命開始，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時期與資本主義思想相對立的一種政治思想。資本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思想是農業社會瓦解時期產生的兩種不同的政治主張，資本主義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社會主義以集體主義為核心。

篇7

關鍵詞：經濟危機；馬克思；西方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731(2011)05－0094－05

自1825年英國發生第一次經濟危機以來，經濟危機在資本主義國家頻繁發生，其帶來的社會生產力的嚴重破壞和社會財富的湮滅，促使如何熨平經濟周期，避免經濟危機成為經濟學界研究的熱點之一。自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隨著信息技術和知識經濟的發展，西方國家已連續20余年未出現經濟危機，在此背景下，西方某些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開始通過宣揚“第三次浪潮”“后工業社會”等理論，試圖論證資本主義具有自我完善性，經濟危機將不會發生。但是，2008年爆發的全球經濟危機無情的否定了這些西方學者的理論。

鑒于上述背景，本文擬對馬克思與主流西方經濟學關于經濟危機的研究進行較為系統的梳理和比較，特別是對資本主義危機的起源及反思的研究，將不僅對認清掩蓋在現代知識經濟外衣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產生機理與實質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將對剖析資本主義實質，研判未來經濟危機的發展趨勢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一、馬克思對經濟危機的研究

馬克思從根源出發解釋經濟危機的生成機制，不僅分析了經濟危機產生的本源，而且對經濟危機爆發的推動力量進行了研究。本文擬從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研究出發，對經濟危機發生的根本原因以及推動力量進行較為系統的歸納和梳理。

(一)馬克思對經濟危機本源的追溯

馬克思通過對商品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過程進行分析，認為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中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同時，只有完成商品價值實現中“驚險的一躍”，才能使商品生產流通過程延續，一旦商品價值實現環節出現問題，則之后一系列商品都會由于缺乏貨幣而無法實現價值，這為經濟危機的產生創造了條件。而資本主義中經濟危機產生的必然性是則由“整整一系列關系”共同產生的結果，具體而言，它主要由生產過剩、需求不足以及資本收益率遞減等因素影響。

在生產過剩方面，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中，資本的逐利性驅使資本家盡可能的擴大產出，而導致生產比例失調變為客觀規律。因此，馬克思批判西方經濟學家只關注局部個別部門的生產過剩，而并沒有意識到資本主義存在總體生產過剩。而這種總體生產過剩是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導致的，其發生具有必然性。

在需求不足方面，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需求不足的內在矛盾。一種傳統的解讀是，建立在最大化榨取工人剩余價值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分配方式，注定使資本家得到的剩余價值的積累遠高于工人工資。而資本家在收益最大化的驅使下，將大部分剩余價值用于資本積累，這將導致資本主義存在無限擴大的生產能力與有限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從而導致經濟危機的產生。但筆者認為，在傳統解讀的基礎上，還存在對馬克思觀點的另一種解讀，即需求由消費性需求及生產性需求組成。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和社會分工逐漸細化，生產性需求的比重不斷提高，剩余價值實現愈發依賴于剩余價值的再投資。但是只有當工人工資能夠達到所生產剩余價值的必要勞動的限度時，工人才可能被雇傭。因此，將導致社會總體需求的不足。

在利潤率存在下降趨勢方面，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資本家通過壓縮個別勞動時間而追求剩余價值的最大化，其導致產品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斷降低，與此同時，榨取剩余價值的難度將不斷提高。為達到不斷提高資本剩余價值總額的目的，需要不斷擴大生產中的資本投入，從而造成市場整體的生產過剩。

綜上，馬克思通過將資本主義的矛盾細化為生產過剩、需求不足以及利潤率下降等三個層面分析，認為資本主義存在生產最大化和剩余價值實現之間的矛盾，即資本主義本身即為“一個活的矛盾”，因此，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源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

(二)馬克思對經濟危機推動力量的分析

雖然馬克思指出，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源是資本主義制度內部存在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化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但馬克思同時認為，經濟危機是在“一系列關系”共同作用下爆發的。在此，本部分擬對視角下經濟危機爆發的主要推動力量進行分析。

第一，固定資本更新。固定資本更新對經濟危機的推動作用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于個別固定資本更新而言，由于資本家在追求剩余價值最大化的驅動下，會利用固定資產更新以降低個別勞動時間。但固定資本更新所具有的周期性，將導致在固定資本更新周期的間隔內相關產品部門的生產過剩；二是對于社會整體固定資本更新而言，由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決策的分散化，社會總體固定資本更新總額與所預存的折舊基金總額很可能不相等，這將為經濟危機的爆發起到推動作用。此外，在國民經濟中，具有較長資本周轉周期的產業也會由于與固定資本更新類似的機理，推動經濟危機的產生。

第二，虛擬資本的積累。馬克思認為虛擬資本能夠推動經濟危機的產生，例如，當利率上升或股票增發時，會導致股票價格下跌。而股票價格往往與居民實際持有財富總量相掛鉤，即當股票價格下降時，其所有者的總支付受到影響，進而影響市場整體需求，這將推動經濟危機的產生。

第三，非生活必需品的生產。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消費較多的是生活必需品，而奢侈品等非生活必需品則在資本家消費中所占比例較大。一旦經濟出現波動時，人們首先會縮減非生活必需品的開支，這將導致生產非生活必需品的部門出現裁員，進而導致非生活必需品生產部門員工的需求降低，社會生產出現過剩。馬克思認為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非生活必需品所占消費比重將不斷上升，這將導致出現經濟波動時所產生更大的連鎖效應，以推動經濟危機的產生。

綜上，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的本質矛盾出發，以唯物主義的思想，通過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對消費不足，即生產與市場之間的矛盾研究，在第二卷中對資本主義兩大部類生產比例失調，即生產過剩的研究，以及在第三卷中對資本收益率逐步降低趨勢的研究，不僅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規律，而且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展的客觀必然性進行了系統分析。

二、西方經濟學對于經濟危機理論的研究

在傳統研究中，一般以經濟危機的影響因素來自經濟運行內部、外部或是兼有為依據，而分為內因論、外因論、綜合論對西方經濟危機的研究進行分類。這種劃分方法能夠較好得對各種研究觀點進行總結歸納，但是無法在時間順序上反應出觀點的演

進。在此，筆者將以西方主流經濟學派的演進歷史為序，追溯梳理古典經濟學、凱恩斯學派、自由主義學派等對于經濟危機的主要觀點，并對其進行分類和歸納，這樣能夠在觀點歸納的基礎上，較好的反應出西方經濟學對于經濟危機相關研究觀點的演進。

(一)古典經濟學對經濟危機的理論研究

由于19世紀初，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剛剛確立，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否必然導致生產過剩具有較大的爭議。在此背景下，古典經濟學對經濟危機的研究觀點經歷了由全面否定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到逐步認識到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存在不可避免性的發展歷程。

1.資本主義無危機論持資本主義無危機論的學者普遍持市場萬能論觀點，認為市場中總需求與總供給相等，從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不會發生，其代表人物有薩伊、李嘉圖等學者。

薩伊(Jeen－Bapfistesay)認為貨幣只是交換的媒介，出售某種商品意味著購買了另一種商品，即生產某種商品的同時為與它價值相當的商品提供了實現價值的渠道，所以總需求總是與總供給一致，不會出現普遍生產過剩下的經濟危機。

李嘉圖(David Ricardo)繼承了斯密“看不見的手”，認為個人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與社會整體利益并不沖突，從而他將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歸結為滿足社會需要。此外，李嘉圖接受薩伊的思想，認為生產創造了需求，即資本家通過生產實現商品價值后，無論選擇個人消費或擴大再生產，都會產生價值相等的新的購買，因此，總需求和總供給總是相等。縱觀李嘉圖的危機理論，其建立在需求無限論的基礎上，并混淆了商品流通與物物交換的關系。

綜上，資本主義無危機論認為資本主義不會產生普遍性經濟危機，這與當時處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建立初期的時代背景有關，當時資產階級迫切需要減少政府干預而擴大生產，其導致了當時主流經濟學家關于資本主義無危機論的觀點，符合其所代表的大資產階級利益。

2.資本主義危機存在論與上述無危機論相對立的是危機存在論，其代表學者西蒙斯第(Simons)、馬爾薩斯(Maltmos)等學者，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生產與消費之間存在矛盾，資本主義存在經濟危機的可能性。

西蒙斯第接受了斯密教條的思想，認為商品并不與收入完全相等。而由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及機械化大生產導致的生產規模的無序擴大，使小生產者不斷破產，進而影響市場需求和總體消費，最終導致商品價值無法實現，產生經濟危機。因此，經濟危機的根源是資本主義大生產導致的生產無限擴大化與消費需求不足之間的矛盾。

馬爾薩斯認為當社會積累大量轉向必需品的生產時，必需品的生產必將超過現有需求程度，產生的有效需求不足，但在社會有效需求不足方面，不能僅靠資本家和工人的收入，而應由地主、軍隊、官員等非直接勞動者創造與商品生產無關的需求，從而保持產品生產和消費的平衡。因此，對于資本主義而言，若要維持總需求與總供給之間平衡，則必須刺激非生產階級的消費，從而避免經濟危機。

資本主義危機存在論通過分析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矛盾，認為資本主義條件下經濟危機是必然存在的。但是，由于出身及代表階級不同等因素，導致持危機存在論的學者觀點之間存在差異，西蒙斯第基于生產與消費的矛盾，認為小生產者破產會導致國內市場縮小，產生經濟危機，而馬爾薩斯從代表的地主階級的利益出發，認為貴族等非生產階級揮霍能夠避免和緩解經濟危機。

(二)凱恩斯主義對經濟危機的研究

凱恩斯主義是在1929年到1933年經濟危機的背景下產生的，其全面否定薩伊定律，認為需求能夠創造供給，并在“個人消費傾向”、“資本邊際產出”以及“個人偏好”的基礎上，提出有效需求的概念，認為有效需求不足，是形成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

凱恩斯(Keyhes)認為，“個人消費傾向”是由人的習慣、心理以及社會背景共同決定的，會隨個人收入的提高而下降，因此，當國民收入提升時，收入和消費之間的缺口會不斷加大，導致需求小于供給。而“資本邊際產出”為新增的每單位投資可得到的利潤，當資本邊際產出高于資本的使用成本，即利息時，投資會增加；當資本邊際產出等于利息時，投資將停止，在長期看來，資本邊際產出是不斷遞減的，這也將是導致資本邊際產出不足的原因之一。“個人偏好”是指個人基于交易動機、謹慎動機以及投機動機等心理，偏好于持有―定量的貨幣，而非全部儲蓄。因此，在貨幣總量一定的前提下，由于人們對于持有貨幣偏好的存在，會使利率保持在高位，導致投資不足。

在上述理論的基礎上，凱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的概念，是指商品總供給與商品總需求相等時的需求量。有效需求不足時，均衡條件下的就業量小于充分就業的就業量，是資本主義大量失業存在的原因。對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凱恩斯認為其可分為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兩方面。在消費需求層面，由于經濟危機時期對失業可能性的憂慮，導致人們不斷減少消費，使社會總需求降低；在投資需求層面，由于貨幣總供給量不足以及流通速度較慢等原因，導致社會整體中沒有足夠的貨幣支付投資需求。

基于上述原因，凱恩斯認為，在經濟危機發生時，政府應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以盡快經濟蕭條的影響。其中，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包括政府通過公開市場業務、調整準備金率或利率等方法影響市場貨幣使用成本，以提高市場貨幣供給；積極的財政政策是指政府加大公共投資和政府購買，并利用相關政策鼓勵私人增加消費，例如，可利用適度的通貨膨脹，使居民實際工資下降，促進消費。

(三)新自由主義對經濟危機的研究

隨著通貨膨脹與失業并存的“滯漲”爆發，凱恩斯主義受到質疑，而出現了以反對政府干預為主要觀點的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強調以“無形的手”調節下的自由競爭的重要性，認為經濟危機是由于政府采用凱恩斯主義，對市場進行過度干預而產生的。而在新自由主義中，由于研究視角的不同可分為不同的學派。本文擬對其中有代表性的貨幣學派和供給學派關于經濟危機的研究觀點進行歸納和梳理。

以弗里德曼(Friedman)為代表的貨幣主義以貨幣數量論為核心，認為由收入、邊際資本產出、通貨膨脹率以及個人偏好共同決定的貨幣供給量對于經濟危機的產生具有決定性作用。當貨幣發行量高于生產產品總價值時，通貨膨脹就會產生。但由于自然失業率的存在，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不存在替代關系，因而凱恩斯主張利用通貨膨脹降低失業率的舉措只能導致“滯漲”。而對于“滯漲”的解決措施，應采用只以貨幣供應量為唯一調節因素的貨幣政策，應保證貨幣供應量與經濟增長之間保持同步。這種觀點對于緩和資本主義矛盾具有積極作用，但其忽視了失業的產生以及解決方法。

供給學派反對凱恩斯主義需求創造供給的論斷，認為需求不一定創造供給，可能造成通貨膨脹，影響社會經濟主體對于儲蓄和投資的預期，從而產生經濟危機。因此，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是供

給缺乏，應通過減稅、削減政府開支等措施，提高社會供給，避免經濟危機。

新自由主義還包括弗萊堡學派，理性預期學派公共選擇學派等，其都認為經濟危機的產生是由于政府遵循凱恩斯學派對經濟過度干預導致，應反對政府干預，提倡市場自由競爭。但是，在新自由主義對于“滯漲”現象作出相應的原因詮釋和解決路徑分析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新的問題，例如，新自由主義下，由于資本家對于超額利潤的追求，使資本的投入重點由實體經濟轉向金融項目，這對于居民而言，能夠依靠透支消費提前滿足遠期需求，對于資本家而言，能夠提前支取遠期收益，而一旦其中一項資金鏈斷裂，就會產生連鎖反應，進而爆發經濟危機。

三、馬克思與西方經濟學對于經濟危機研究的比較分析

通過上文中對于馬克思與西方經濟學關于經濟危機研究的比較分析能夠看出，兩種經濟危機研究的根本分歧來源于研究對象以及方法論的差異，進而導致了在經濟危機可能性、起源以及成因等根本觀點方面存在差異。

(一)研究對象層面的差異

馬克思從經濟現象的本質出發，通過系統的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運動的規律和趨勢，科學的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中存在的一般性矛盾，即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而經濟危機的產生是資本主義這種矛盾的必然產物，因此，只有消滅資本主義制度，才能從根本上消除經濟危機。

而縱觀西方經濟學對于經濟危機的研究，其以唯心主義出發，以資本主義永恒存在為既定研究前提，以具體階段的經濟現象為研究對象，導致研究觀點與結論具有明顯的時效性。無論從薩伊、李嘉圖等學者對于經濟危機的全面否定，到西斯蒙第、馬爾薩斯等學者對經濟危機存在性的肯定；還是從凱恩斯主義面對經濟危機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到新自由主義反對政府干預的危機應對策略，都反映出西方經濟學對于經濟危機研究仍停留在現象層面的分析，并沒有接觸到經濟危機的本質，因此也無法對經濟危機的起源與應對進行全面、客觀的研究。

(二)方法論層面的差異

馬克思認為物質生產對于意識行為具有決定作用，人們在物質生產中所結成的經濟關系是社會形成的基礎，而經濟關系中的物質利益關系是經濟主體行為和心理的出發點，所以經濟主體行為和心理應當由物質利益關系說明，而不能相反。由于市場主體的經濟關系錯綜復雜，因而不存在普世性的“心理法則”來指導所有市場主體的行為，也不能只用某一階級的特定心理及行為描述整體，因此，應堅持唯物主義方法論，以經濟關系人手對經濟危機進行全面、系統、科學的研究。

而在西方經濟學在對經濟危機的研究中，以唯心主義為方法論，普遍將心理因素引入研究之中，夸大了心理作用對于市場行為的決定作用，使得對于國民經濟整體運行過程的研究失去了應有的客觀性。例如，凱恩斯在對經濟危機的研究中，承認資本主義存在供過于求的矛盾，但是，他并沒有深入研究矛盾形成的內在機理，而是以市場主體心理因素出發來研究有效需求不足。因此，這種利用唯心主義觀點對經濟危機進行研究與馬克思的觀點截然對立。

(三)研究觀點層面的差異

馬克思透過經濟危機帶來的各種表面現象，深入資本主義制度中存在的內部矛盾進行分析，通過在《資本論》三卷中分別對消費不足、生產比例失衡、資本收益率遞減等矛盾表象的分析，從不同層面揭示經濟危機產生的內在原因，認為市場供過于求是經濟危機的直接表現，而供求矛盾是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生產實現矛盾的表現，剩余價值實現中的矛盾則是生產者的盲目擴張與消費者有限需求之間矛盾的體現，最終得出經濟危機中一切矛盾存在的根源是生產資料的所有制與生產社會化。

由于西方經濟學研究的既定前提是資本主義是永恒存在的社會制度，這導致在研究中，西方經濟學忽視了經濟危機與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內在關系，而把研究重點集中于市場要素的需求供給關系、市場主體的未來預期乃至貨幣供給等視角，試圖從上述微觀層面人手建立規避經濟危機的有效策略，此外，以新自由主義為代表的部分經濟學家甚至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具有自我完善性，經濟危機是各種外部因素，例如政府制度規制等干擾的結果，只要避免外部因素干擾，就能夠避免經濟危機的發生。由此能夠看出，西方經濟學對經濟危機的研究停留在對現象表面的認識上，其導致對經濟危機的分析結論較為片面。

篇8

關鍵詞：資本；資本屬性；資本主義精神

資本主義精神是指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由資本的生產方式、運營方式、產品的分配方式及相應制度決定下的資本經營者的精神狀況及表現，它是資本主體的思想意識、心理動機、道德倫理、價值取向的抽象表達。

一、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生發展過程中，資本主義精神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社會環境、不同主體間有不同的內涵和表現。

較早提出資本主義精神概念的是馬克斯·韋伯。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精神就是誠實、守時、勤奮、節儉的理性精神和生活態度，是資本家的“節欲”精神，這種精神是宗教改革的結果，“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完全可以理解為理性主義整體發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從理性主義對于生活基本問題的根本立場中演繹出來”，“在構成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整個近代文化精神的諸基本要素之中，以職業概念為基礎的理這一要素，正是從基督教禁欲主義中產生出來的。”[1]他認為，資本主義精神促使了近代資本主義在西方的興起和發展。

在韋伯從資本主義產生發展的高度對資本主義精神分析以后，西方學者紛紛對資本主義精神進行了研究，并賦予不同的內涵。桑巴特認為，資本主義精神是由企業家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組成的統一體。例如，他認為17世紀荷蘭的崛起不是起因于新教，而是因為有寬容等其他的精神動因[2]。美國學者里亞·格林菲爾德在對英國、荷蘭、法國、德國、日本和美國的經濟發展背后的意識進行分析后認為，現代化的、以增長為導向的經濟背后的動因或者“精神”，并不是對“理性經濟行為人”的解放，而是民族主義[3]。博爾坦斯基和夏佩羅認為，歷史地講，有三種連續的“資本主義精神”。它們分別代表了冒險、投機和革新等精神，其理想特點是企業家和領導者具有“感召力、想象力、交流的天賦、直覺、靈活性和全面主義”[6]。

資本主義精神的一個重要組成和反映是經濟倫理和道德。當代日本著名企業家稻盛和夫和著名學者梅原猛在其合著的《回歸哲學》一書中分析了資本主義精神。他們認為，近代資本主義以追求利潤為主題而獲得了發展，現在，道德、倫理和資本主義明顯分離了，剩下的只是賺錢，一些經營者缺少社會責任感。他主張超級大企業必須自我抑制，公正經營，不能和政治權力串通一氣危害民眾的利益[4]。另一位被認為是儒教資本主義之父的日本企業家澀澤榮一，提出了“經濟道德合一”的思想，則從另一方面闡述了日本資本主義精神[5]。

與西方學者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分析不同，國內學者、尤其是經濟學界主要是從促進企業發展的角度進行借鑒研究，推崇資本主義所謂企業家精神，認為這種精神是企業家所具有的獨特的個人素質，是個人內在的經營意識、理念、膽魄和魅力，如創新、冒險、敬業、合作等精神，企業家精神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來源，是財富的重要源泉。

“理性經濟人”是西方經濟學理論中的一個最基本、最重要的假設，可以看出，包括西方學者在內的眾多學者，對資本主義精神正是從理性“經濟人”的道德倫理角度分析的。第一，“經濟人”是“自利的”，就是說追求自身利益是驅使人的經濟行為的根本動機，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人”的根本目的和動機就是追逐利潤，無論是理性的“節欲”精神、奢侈的消費精神，還是企業家個人的冒險和創業精神、經營意識、理念以及個人魅力，都是“經濟人”圍繞這一目的的精神表現。從“經濟人”角度分析，容易將資本主義精神歸結為自利精神。第二，在斯密看來，交易是出于“把我所需要的給我，你就會得到你所需要的”動機，每個人在追求自己的私利時，不得不考慮他人的私利，否則就難以實現自己的利益。因此，“經濟人”必須強調道德倫理規范和社會責任，必須“理性”交易，這就掩蓋了“經濟人”理的本質。第三，夸大了資本主義精神的“利他性”。“經濟人”在逐利的同時，無意識地增進社會公共利益，這被認為是經濟人假設中最有意義的命題。然而，正是這一“‘經濟人’的靈魂”的命題最具有蒙蔽性，它把資本主體的動機深深地掩藏起來了。

從理性“經濟人”的角度分析資本主義精神，把它局限在一定的道德倫理等思想范圍內，這和較早前馬克思從資本的角度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分析有著本質區別，它看不到馬克思所強調的生產方式基礎上的“社會的道德人”，只能把人看做是單向度的“經濟的道德人”。這樣的分析，也使人無法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由于對利潤的追求所導致的經濟與道德的沖突，主觀的道德價值和客觀的經濟價值分裂的本質。

我們應該看到，在資本主義及其精神發展演變的歷史過程中，雖然其內涵、表現形式、組成要素等隨著不同主體、社會文化背景、歷史條件不斷變化，但其背后仍然是資本主義的經濟事實，它只能是資本及其生產方式的反映。資本及其生產方式不僅決定著資本主義精神的內涵和表現形式，而且是它發展演化的動力。而要說明這一點，就必須從資本范疇及其屬性出發，對資本屬性與主體精神表現之間的關系加以分析。

二、資本精神是由資本主體表現出來的。

從個體層面上看，它表現為資本主體運用資本追逐價值增殖的動機、行為、道德表現等，如經營中的誠實守信、社會責任感、生活的理性節儉、個人的貪婪、自私等。通過個體層面和社會層面反映到主體的精神意識領域和行為上。從根本上說，資本主義精神是資本屬性的邏輯展開和必然反映。

首先，資本的一般屬性決定著資本主義精神的一般性表現。資本的一般性是指資本具有增殖性、運動性、價值性、競爭性、權力性。“資本一般，這是每一種資本作為資本所共有的規定，或者說使任何一定量的價值成為資本的那種規定性。”[7]資本一般性是商品經濟共有的范疇，它存在于商品經濟的任何階段，任何領域。一方面，資本沖破民族、地域、文化、意識形態、宗教傳統的束縛，使貿易、投資、金融、生產等領域的經濟活動在更加廣闊的范圍內展開，另一方面，由于資本的這種一般性，資本對不同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判斷、行為動機等產生了沖擊。資本與宗教作用，資本主義精神就是宗教變革的產物，與文化、道德作用，就是義利統一、理性節儉的意識。資本精神反映在經濟觀念方面，就是競爭、公平、效益意識，反映在政治觀念方面，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意識等。盡管資本主體的這些精神表現可能不盡相同，但都是資本生產、運營等活動方式決定的。資本主義社會作為以資本運營為典型特征的社會，因而，它的資本主體具有資本一般屬性決定的精神表現。

其次，資本的特殊性使資本主義精神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第一，資本增殖或者說發揮作用，必須有一定的“作用場”或者經濟環境，這個“作用場”就是市場機制。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人的行為動機、目的意圖、道德表現、不同企業主體的理念和行為都以市場為中心，以盈利為目的展開，從而形成了既豐富多元又目的單一的充滿悖論的精神現象。第二，資本在運動過程中采用不同的表現形式，如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商品資本；固定資本、流動資本；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借貸資本。資本的形式盡管不同，形態不斷變化，資本主體的動機卻是相同的，但由于資本主體在資本運動中的參與方式、分配方式、消費方式等地位的不同，相應的形成了主體的不同精神。第三，資本歸屬不同的主體，資本主體精神表現不同。從主體角度看，資本主體精神有個體（包括企業家）、企業組織（包括跨國企業）、社會（包括經濟共同體）等不同類型的精神表現；從資本運動過程看，有不同部門、行業、企業組織的經營理念和企業文化等；從資本體現的生產關系看，它必然反映資本主義的經濟倫理和精神；第四，資本必須結合一定的社會形態，資本的增殖屬性使得它不斷沖破束縛自己的各種藩籬，動員包括精神文化在內的一切力量為自己服務。它不僅和不同的民族、國家、宗教、文化相結合，而且作用于社會結構的經濟、政治、文化、法律、習俗、心理等不同層面，資本主義精神是資本屬性在社會不同層面的綜合精神表現。

再次，資本主義精神對資本屬性的反映表現在發達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競爭中。一方面，它使得不同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的人們站在了市場經濟的同一個平臺，從而使經濟全球化進程能夠迅速發展，資本運營所需的精神能夠得以共享認同。另一方面，在世界市場中，經濟主體一般都帶有強烈的國家與民族的色彩，由于受國家與民族的利益、經濟基礎與經濟能力，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等的影響，資本主體精神必然面臨著沖突與競爭，各經濟主體總是形成有利于自身的經濟精神，培育自身的核心價值觀，朝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

最后，經濟全球化、國際壟斷資本、高新技術是推動資本主義精神的演化發展的三種力量。隨著經濟全球化、國際壟斷資本、高新技術的發展，生產、投資、金融等在全球范圍內展開，資本要素在全球范圍內重組，這就要求資本主體突破傳統思想和特征，具有全球眼光和思維。在經濟全球化的激烈競爭中，要求資本主體更加注重商業倫理、重新定位實現自己動機的手段。所有這些，都使資本主義精神具有同以往不同的表現。但資本追逐利潤的本性未變，資本主義精神的實質未變。資本主義理性的逐利精神帶來了什么呢？人們除了拼命的、單調的、運用一切手段賺錢外，更多的人感到生存狀況日益艱難，生存環境的日益惡化，人的道德淪喪等，資本不僅把文明帶到了全世界，也把危機與災難帶給全世界。

三、可見，從資本邏輯上講，資本屬性、資本主體精神的內在表現是一致的，從本質上不存在“善”，也不存在“惡”。

資本主義精神是資本屬性在資本主義特定社會的必然邏輯展開和主體精神表現。

但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資本在發展自身的同時，卻在生產著矛盾。資本主義始終要面臨和解決的一個矛盾就是資本主義精神自身表現與生產方式的矛盾。

第一，資本自身發展與其主體精神表現之間存在著文明的悖謬。資本“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8]“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8]資本在不到100年的時間里“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8]。然而，正是促進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這種資本，卻是靠剝奪起家的，“是用最殘酷無情的野蠻手段，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可惡的貪欲的驅使下完成的。”[9]“這種剝奪的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9]資本同樣帶著血和火書寫著其發展史。而且，這種文明的悖謬還會繼續下去，因為“‘只要還有一塊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絕不罷休”[9]。可以看出，資本主義一方面創造出物質文明，另一方面表現出這一創造過程主體精神上的虛偽、欺詐和野蠻性的一面。資本自身發展與其主體精神表現之間存在著文明的悖謬。

第二，包括資本主義精神在內的資本主義文明自身的矛盾不斷深化。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雖然資本主義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但從總體上看，其文明自身的矛盾卻不斷深化。其表現主要有四個方面[10]：首先，由單一性矛盾和危機向綜合性矛盾和危機發展。資本主義由早期的經濟危機所導致的“文明危機”，引向現在的社會文化領域，成為一種包括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文化危機、意識形態危機在內的綜合性、普遍性的危機。其次，社會主體自身的“文明矛盾”更加凸顯。出現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主體自身特有的“文明矛盾”或“文明悖論”。再次，由民族—國家范圍的矛盾轉化為全球性的矛盾。最后，由損害當下文明的矛盾向危及人類文明根基的“生態文明危機”演進。超級秘書網

資本的生產“不僅生產商品，不僅生產剩余價值，而且還生產和再生產資本關系本身。”[9]“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它是一種歷史的生產關系。”[9]資本主義精神及其與生產方式的根本矛盾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資本主義文明的矛盾深化和合規律性的演進，既表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決定下的資本主義精神表現的狹隘性、矛盾性、扭曲性，也預示了它的消亡和終將被更高的精神文明形式所取代。人類文明由資本主義文明向社會主義文明的轉型成為必然。

隨著社會主義經濟日益融入世界經濟并成為其中的一部分，資本在全球范圍的流動，資本現象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的普遍現象。在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堅持這一分析方法具有重要意義。首先，對于中國的企業和企業家們來說，現在最重要的任務不是如何賺錢，而是探索支持中國市場經濟的一種精神，找到中國企業家應具有的靈魂。沒有精神追求和使命感的企業是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現代企業，不會有長久的生命力。構建資本精神是一場真正的革命，其意義比資本主義的物質前提，如資本原始積累更為重大[11]。其次，在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精神、培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精神中，要從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出發，對資本加以道德倫理限制，始終體現和堅持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最根本目的，企業及其經營者要從“社會的道德人”角度，實現最廣大人的利益，促進人和社會的全面和諧進步。最后，對待資本主義精神的問題不僅是認識問題，如何借鑒資本主義發展經驗，堅持的分析方法而不是西方學者的方法，建構與培育和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相承接，體現民族特色和時代特色，既包容多樣又形成核心價值體系等適合本民族、本國家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精神的問題，恰恰正是問題的關鍵和核心所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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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人力資本；雇傭勞動；資本；剩余價值

2020年4月中淺析勞動力資本理論產生的經濟根源丘斌摘要:資本和勞動是同一關系的兩個方面，二者的對立不可能消除，消滅了雇傭勞動也就消滅了資本。庸俗經濟學家把勞動和資本混為一談，力圖抹殺二者對立，把勞動力商品也說成是資本，人力資本理論就是其最典型代表。本文著重分析人力資本理論產生的經濟根源。一是由于拜物教的發展，以至于人們常常把資本的物質要素當成資本，進而認為勞動力也是資本。二是在資本占支配地位的社會中，人們也用資本主義的范疇去看待非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把勞動者對自己勞動的占有也看成資本。最后，由于生息資本的發展，人們習慣于把工資看成利息，進而又把勞動力當成產生這種利息的資本。關鍵詞:人力資本雇傭勞動資本剩余價值恩格斯把資本和勞動的關系稱為“現代全部社會體系所依以旋轉的軸心”，［1］資本和勞動的關系不是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關系，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兩個方面。馬克思說:“斷言資本的利益和勞動的利益是一致的，事實上不過是說資本和雇傭勞動是同一種關系的兩個方面罷了。”［2］勞動力是不能變成資本的。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探討人力資本理論產生的社會經濟根源。為此需要先說明價值和資本的實質是什么，進而指出是怎樣的經濟關系產生了人力資本這一觀念。

一、價值和剩余價值的實質是勞動采取的社會形式

經濟學考察的價值是指商品的價值，恩格斯說:“經濟學所知道的唯一的價值就是商品的價值。”［3］可見，價值只是勞動所采取的一種社會形式，是一個歷史范疇，只有在商品生產中，一般的社會勞動才表現為價值。既然價值是勞動所采取的社會形式，那么衡量價值量的尺度自然是勞動時間，但不是個別勞動時間而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恩格斯說:“價值是私人產品中所包含的社會勞動的表現，在這里已經存在著社會勞動和同一產品中所包含的私人勞動二者之間的差別的可能性。”［3］也就是說，如果個人花費的時間大于社會的平均時間，這樣的私人勞動將得不到社會的承認。因此，價值規定不過是勞動時間所采取的特殊社會形式。同理，剩余價值是剩余勞動采取的一種社會形式。

二、資本的本質在于生產剩余價值和占有剩余勞動

資本不是物，不是商品，不是生產要素，而是一種具有歷史規定的生產關系。資本是自行增殖的價值。前面談到，價值是勞動采取的一種社會形式，是物化的勞動，因此，價值的增殖就是指物化勞動的增加，而要使物化勞動增加，只能通過活勞動的創造。同時，對自己勞動的占有不能稱為資本，資本是對他人剩余勞動的無償占有，馬克思指出:“資本自行增殖的秘密歸結為資本對別人的一定數量的無酬勞動的支配權。”［4］資本的條件是雇傭勞動，沒有雇傭勞動就沒有資本。馬克思說:“資本以雇傭勞動為前提，而雇傭勞動又以資本為前提。兩者相互制約;兩者相互產生。”［5］

三、勞動力不可能成為資本

上面說過，資本是對他人無酬勞動的支配。因此，判斷勞動力能不能成為資本，關鍵要看勞動力能否無償占有他人的剩余勞動。勞動力由于自身的特點，不可能實現勞動力自身的價值增殖。勞動力價值指再生產出勞動力的必要生活資料的價值。那么，“勞動力的價值增殖”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指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必要生活資料價值增大了，顯然，這樣并不能使勞動力成為資本;如果是指勞動力的使用即勞動創造的新價值，那么這顯然同勞動力價值增殖是兩碼事，因為勞動創造的價值是被生產資料所吸收的，從而使生產資料的價值增加;如果是指活勞動注入勞動力商品使得勞動力價值增加，這也不可能使得勞動力成為資本，因為勞動力不可能像貨幣一樣去雇用勞動力，即勞動力不可能和勞動力相交換。

四、“勞動力資本”概念產生的社會根源

根據唯物史觀，社會意識不過是社會存在的反映，“人力資本”觀念的形成必然要深入到經濟關系中才能予以說明。一是由于拜物教的發展，人和物的關系被顛倒了，以至于把資本的物質要素的載體———勞動力、知識等當成資本。資本主義是最后一種對立的生產方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中，人和物的關系是顛倒的，這是一種物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物的生產，馬克思說:“資本家……他的統治只不過是物化勞動對活勞動的統治，工人制造的產品對工人本身的統治。”［6］物對人的統治表現為人對貨幣和商品的依賴和崇拜，這種關系反映在人們的腦海里就以顛倒的形式存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完全被物的關系掩蓋了，這種顛倒的關系被馬克思稱為拜物教。

篇10

【關鍵詞】小農 家庭農場 生產方式 資本主義

【中圖分類號】F304 【文獻標識碼】A

環顧當今世界的農村經濟，除了受殖民地時期大種植園傳統影響的南美洲和非洲、東南亞的一些國家以外，大大小小的家庭農場仍然盛行。西歐發達國家小農場主多次在國際國內政治經濟舞臺上強烈發聲。即使是地廣人稀且已經高度現代化的北美大農業地區，也幾乎是家庭農場一統天下。這是連激烈批評“小農經濟”的人也承認的事實。全世界億萬自主經營的家庭農民用自己胼手胝足的實踐活動，向知識界關于農民、農業發展以及與此相關的許多傳統觀念提出了挑戰。到底什么是“小農”？何謂“家庭農場”？他們跟“資本主義”是同質的，還是異質的？在強大的、無所不包的資本主義現代世界體系籠罩下，自主經營的農民為什么沒有消亡？現代農業中占統治地位的，是“農業資本主義” ，還是“農民的生產方式”？中國農村一些地方新出現的大規模、商品化的農場是不是標志著“中國正在走進一個農業資本主義興起的新階段”①？最后，資本主義是不是一種無孔不入的、純粹的、無異質的社會形態？

學界關于農民問題的著作和論文已經很多。經濟學家討論“小農與效率”②，政治學、社會學家在研究“社會化小農”③。本文謹從歷史學的角度、并主要從東亞的視角切入，對現代世界農業發展的歷史與現實進行再觀察、再思考、再認識，嘗試對上述這些問題作出回答并提出一管之見，以求教于方家。

“小農”、“農民”與“家庭農場”

“小農”在世界歷史上由來已久。中國和歐洲歷史上的小農是人們常常提到的兩個典型。傳統華夏文明號稱以農為本。農民在“四民”中排位僅次于“士民”，而高于工商業者。很多人認為小農經濟是中國社會長期停滯的原因，小農更被視為近代中國貧困落后的象征。實則歷朝歷代的“小農”都是專制王朝的“編戶齊民”。像秦朝末年那樣“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不給農民一點活路，或許是比較極端的情況。但歷代王朝層層加碼刻剝農民，形成稅賦“積累莫返之害”，即秦暉先生所總結的“黃宗羲定律”，卻是不爭的事實。④統治者對農民既征其稅，復役其身、強行遷徙或固著其身，農民的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小農經濟”其實徒有虛名。小農甚至根本沒有自己的“經濟”，他們跟近現代受民法保護的身份自由的獨立農民不能同日而語。

東亞農耕地區自古以來人口眾多，農村土地關系緊張，歷來有農民小塊土地經營和精細耕作的傳統，這種情形迄今沒有根本改變。筆者曾以當代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為個案來看東亞現代化進程中的小農經營模式，這是因為：戰后臺灣地區和韓國都有一場消除傳統地主所有制的。臺、韓所推行的都是在平均地權基礎上的小農制度。發展戰略學家因此而把臺、韓同列為“基于單一（小農制）戰略的制度原型”（prototype examples of systems based on a unimodal strategy）⑤。從所有制角度對它們的研究，顯示了傳統租佃制下的小農與所造就的現代自耕小農的區別。農業經濟學家對小農的研究，則主要是從經營角度所作的研究。如臺灣學者張德粹就認為：“小農經營制亦簡稱小農制，就是指一個國家或某一社會內的大多數農業經營單位是很小的……這里所謂‘制’，并不是政府命令所規定的制度，亦不是由人民立法所定的法制，只不過是形容全國多數農場經營的方式。決定這個方式的基本因素是全國農民數和總耕地面積的比率。”⑥

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馬克思曾經列舉了“作為占統治地位的正常形式”的古今兩種小農所有制度：

自耕農的這種自由小塊土地所有制形式，作為占統治地位的正常形式，一方面，在古典古代的極盛時期，形成社會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在現代各國，我們又發現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解體所產生的各種形式之一。英國的自耕農，瑞典的農民等級，法國和德國西部的農民，都屬于這一類。在這里，我們沒有談到殖民地，因為那里的獨立農民是在不同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⑦

《資本論》還曾談到，15世紀英國“絕大多數人口是自由的自耕農，盡管他們的所有權還隱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⑧很明顯，馬克思在這里強調的是農民的人身自由。農奴制的興起曾使原本自由的農民淪為依附農民，而“一經陷入這種依附形式，他們就逐漸地喪失了自己的人身自由”。⑨所謂“所有權還隱藏在封建招牌后面”的“自由的自耕農”，就是實際擺脫了依附而獲得人身自由的農民，包括仍身負一定封建義務的公簿持有農、長期或短期租佃土地的自由農，以及自由持有農，即使后者也還要向地主繳納少量貢賦。⑩

馬克思也十分重視農民的土地所有權，這是因為：

自耕農的自由所有權，對小生產來說，也就是對下述生產方式來說，顯然是土地所有權的最正常的形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中，土地的占有是勞動者對本人的勞動產品擁有所有權的一個條件；在這種生產方式中，耕者不管是一個自由的土地所有者，還是一個隸屬農民，總是獨立地作為孤立的勞動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土地的所有權是這種生產方式充分發展的必要條件，……是個人獨立發展的基礎。它也是農業本身發展的一個必要的過渡階段。

恩格斯同樣關注小農。在恩格斯看來，小農即以家庭為生產經營和消費單位的農民，其所經營的土地面積并沒有一個可以量化的標準。他在《法德農民問題》中明確提出：“我們這里所說的小農，是指小塊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這塊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種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養活他的家口的限度。”恩格斯的小農定義符合歷史與現實，在農民研究中具有可操作性。一戶農民的經營規模在不同的時空下會有很大的不同。在人口眾多而土地稀缺的中國，在人均一畝三分地上精耕細作，也許就能養活全家。想要擁有“三十畝地一頭牛”，可能已經被認為是“資本主義自發傾向”。換到大莊園大種植園主需要乘直升飛機巡視自己田產的南美洲大平原，30畝（不足5英畝）還進不了“農場”的門檻。同理，如果還是人拉犁耙甚至刀耕火種的原始農業，一家人勞累終年也只能耕種十來畝地；如果資本和技術都高度集約化、各種涉農服務高度社會化，一戶農民經營幾千英畝、上萬畝土地也能游刃有余。

有很多跟“小農”相關的概念，比如“小農戶”、“小農場”、“小經營”、“家庭農場”、“家庭農業”乃至“農民”、“農戶”等等。它們之間常常可以互通、互用。英語的“peasant”、“peasantry”可以譯為農民，也常譯為“小農”，既表示其職業又標識出其身份。“farmer”即“務農的人”，至少其主要部分是“小農”。他們的生產經營單位和消費單位合一，都是家庭、農戶。他們擁有的土地不管面積大小，都可以被稱為“家庭農場”。于是他們有了一個跟“家庭農場”同樣略帶點洋味的名字――“家庭農場主”，或“小農場主”。 2013年，中國政府進一步明確了“強農惠農富農”的政策和在中國發展“家庭農場”的概念，盡管設置了“規模化、集約化”等“認定標準”，很可能將達不到這些標準的現存多數農戶排除在外，但是從此以后不能再說“中國沒有農場主”了。

無論在國際上，還是在中文語境里，“小農經濟”和“農民經濟”都可以通用，至少現時代的“小農”和“農民”所指實是同一群人眾。他們有自主經營的土地，因而不是農村無產者，不是受雇于農業資本家的農業工人。他們依靠自己家內的勞動力，有的也雇傭少量或季節性的外來勞動作為幫助，但不是依靠雇傭勞動從事直接生產活動的農業資本家、農業企業家。他們所從事的生產可能還是勞動密集型的，也可以發展為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或稱“資本化”（capitalized）的產業。他們經營的土地可以是自家所有的，也可能是國有的，部分甚至全部從別處租來的、從“集體”那里承包來的、承受別人“委托經營”的（如臺灣地區因立法規定禁止租佃，所以第二次農地改革允許以“委托經營”的形式在農民之間流轉土地，當局宣布“委托經營不以租佃論”），以及通過其他任何合法的途徑獲得的。但由于擁有人身自主和獨立經營的身份，他們是自己的主人而不隸屬于其他任何“主人”，可以自由地遷徙、自由地擴大或者出讓自家的財產、自由地結社協作，也可以自由地退出結社，所以都是“自由的農場主”。在中國，他們由歷史上國家控制下人身不自由的農民脫胎換骨而來，中間曾經作為被捆綁在一起“吃大鍋飯”的社員；在西歐和北美，他們的前身是馬克思當年所論述過的自由農民和殖民地的“獨立農民”。

在前引《資本論》關于農民土地所有權的那段話里，馬克思再三講到的“這種生產方式”，即自由的、獨立發展的農民小生產者的生產方式。《資本論》其他章節也反復使用了這一概念，比如說“土地的占有是直接生產者的生產條件之一，而他對土地的所有權是他的生產方式的最有利的條件，即他的生產方式得以繁榮的條件”。從這些論述可以清楚地看到，馬克思始終都把自由的農民“同家人一起”的獨立的經濟活動看作一種生產方式。這種“農民的生產方式”既不同于封建農奴制的生產方式，也不同于農業資本主義。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中也反復談到農民的和資本主義的兩種不同生產方式。這些都證明：有沒有這樣一種 “農民的生產方式”，至少在馬恩的話語系統里是沒有問題的。有問題、需要討論的是：這種農民的生產方式的性質和歷史命運是怎樣的？它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例如英國）是不是已經被“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戰勝，它的主體――自由的、獨立發展的農民是不是終將在全世界走向消亡？

小農的歷史地位：從馬克思到列寧

從前引《資本論》可知，馬克思實際上指出了現代小農歷史地位的“兩重性”――進步性（以革命的手段掃除封建義務，取代封建地主所有制）和過渡性（農業本身發展的一個必要過渡階段，最終將被資本主義大農業取代）。

在19世紀末有關農民問題的論爭中，考茨基通過對比資本主義大經營與家庭小經營，從投入與產出、成本與效率的角度重申了小農的兩重性。考茨基提出，雖然在其他同等條件之下，農業生產中的資本主義大經營無論在節約土地、節省人力畜力、技術改進還是在信用和商業方面，都優于小的家庭經營。但是，大經營的發展遇到眾多障礙：現代農業仍然和家庭經濟緊密聯系；最重要的農業生產資料――土地不能象工業生產資料那樣無限增加；農業生產向精耕細作式的集約化方向發展，使經營面積的擴大受到限制，而私有制對小塊土地所有權的保護阻礙了大經營所需要的土地集中；完全喪失財產的農民大批離開農村為大工業和城市吸收，使得農業大經營難以得到必要數量的完全的雇傭勞動者。在所有這些方面，大經營都面臨小經營的對抗。小經營對抗大經營的武器，是勞動者最大的勤勞和努力以及極低的需要（比雇農的需要還要低，滿足于最簡單的生活）。由于以上原因，大地產不僅不能消滅小地產，德、英、俄等國政府還迫于農業危機，頒布法律獎勵移殖或分配給農民土地，人為地創造小規模經營。

考茨基考察了土地集中與碎分、大經營與小經營兩種趨勢并存的原因。他看到小生產和小農的生存能力超出早先人們的預想。由于大生產相比小經營的優勢必須以“在其他同等條件之下”為前提，而現實中存在著眾多限制大生產的條件，這就使得小經營得以長期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