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資本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資本/收入比；私有制；數量；次序

中圖分類號：F09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02-0069-03

一、資本/收入比的運動趨勢以及勞動價值論下的理解

“資本/收入比”在《21世紀資本論》中占據著重要位置，皮凱蒂認為“估算資本存量價值可能比估算勞動收入和資本收入流量更為準確”，通過資本主義第一定律：？琢=r×？茁這個會計恒等式，可以通過中間變量資本/收入比來測量資本收入與勞動收入之間的比例而不用直接衡量資本收入與勞動收入之間的比例不平等。

首先，作者向我們展示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結構和數量上的演變情況（以資本/收入比的形式表現）。大量的數據向我們展示一個事實：從“二戰”――資本遭受了巨大的物理性毀壞以來，資本/收入比保持上升態勢并且有可能回到“承襲資本主義”資本/收入比的狀態。

僅管作者向我們展示了資本的不同形態，不過在資本/收入比范疇中，皮凱蒂將資本與財富混為一談，資本/收入比也就存在著計算口徑不一致的問題。比如，作者將“土地、建筑、企業、股票、債券、專利權、牲畜、黃金和自然資源等”都劃入資本的行列，他將凝結了人類勞動的產物與沒有凝結人類勞動的自然資源看作是相同的，都歸為資本；將國民收入歸為勞動產物這一類。皮凱蒂定義的資本范疇存在著勞動產物與非勞動產物的區別，國民收入屬于勞動產物這一類。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曾經用“1夸特小麥=a英擔鐵”的例子中說到：“說明在兩種不同的物里面，即在1夸特小麥和a英擔鐵里面，有一種等量的共同的東西”，“這二者都等于第三種東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種物，也不是第二種物”。這就表明建立在共同的基礎之上才能夠進行數量的比較。有些學者認為效用，即物對人的滿足感也是共有的，米飯可以充饑，水可以解渴等等――這些都是對人的效用，并且效用是一樣的；如果照此理解，資本/收入比就是可以理解的。只是這些學者忽視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產品的效用替代不是沒有限制的，比如：米飯無法解渴，水也無法從根本上充饑。滿足不同生活需要的產品并非像無差異曲線那樣能夠在實際生活中實現相互替代。這個“共同的東西”只能是勞動產品中凝結的人類勞動。

以產業資本（資本品都是勞動產品）的視角看待《21世紀資本論》的“資本”范疇比以廣泛的財富的視角更貼近整書的邏輯。之所以以產業資本的視角理解資本/收入比“資本”，那是因為皮凱蒂在書中強調“一切取決于能夠把資本和勞動結合起來，生產出社會所需要的各種商品和服務……”又引入“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替代彈性”證明資本收入比重的運動變化。與筆者持類似觀點的論述有“皮凱蒂在解釋資本/GDP比值上升但資本收入比重不會下降時指出，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是資本與勞動替代彈性大于1。……這就意味著，資本必定是以生產性資本的形式存在……資本收益率也是生產性資本的收益率”[1]。我們可以說，用產業資本的視角理解資本/收入比是正確的。至于皮凱蒂將“資本”等價于“財富”，則是基于這樣的考慮：在現有技術水平下無法作為生產資本發揮作用的財富在未來可能會成為生產資本。

由此，資本/收入比就可以理解為不變資本的價值量與活勞動創造的價值量之比，它表示在一定技術水平下，一個既定的勞動時間內勞動者能夠推動的（即資本與勞動力能夠實現結合）不變資本的價值，即？茁=c/（m+v），那么在擴大再生產過程中凈投入的資本品的價值量與它所吸收的活勞動量就等于由技術決定的資本/收入比，用公式表示就是：？茁=？駐c/？駐（m+v）=c/（m+v），從較長時期來看？茁=s/g，即資本主義第二定律。當資本量到達臨界點之后，由于技術并不能將資本與勞動結合起來，多余的資本品就不能夠吸收活勞動，如果繼續增加資本，資本/收入比也不會表現為c/（m+v）的增大。當存在技術進步時，推動既定價值量的不變資本只需用更少的勞動量或者相同的勞動消耗能夠與更大量的不變資本結合，資本/收入比c/（m+v）才會變大。盡管我們認為資本/收入比計算口徑有誤，但是資本/收入比上升這一基本論斷是正確的。

二、資本收入比重？琢變化趨勢的闡述及分析、判斷

皮凱蒂認為隨著資本品的凈投入，一方面資本存量增加會導致資本/收入比增加，同時資本的邊際生產率又是遞減的，對？琢=r×？茁而言“其中有兩個是自變量，而有一個是因變量”。那么資本收入比重？琢的變動方向就是數量效應和價格效應相互較量的結果：數量效應或積累效應――資本/收入比？茁上升作為統計已知。皮凱蒂“假設資本和勞動力市場是完全競爭市場，那么資本收益率應該完全等于資本的‘邊際生產率’”，通過“邊際生產率”遞減論證資本收益率遞減（皮凱蒂將資本收益率遞減看作是價格效應）。隨后引入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替代彈性”并判斷如果替代彈性“大于1，資本收入比重？琢遞增”，即資本收益率降低幅度小于資本/收入比上升的幅度；或者說是價格效應不足積累效應。反之，價格效應超過數量效應，？琢減少。

綜合原文“如果替代彈性在0和1之間，那么資本/收入比？茁遞增的幅度小于資本邊際生產率遞減的幅度，從而使資本/收入比重？琢遞減。如果彈性大于1，資本/收入比？茁遞增的幅度將大于資本邊際生產率下降的幅度，于是資本收入比重？琢遞增”，“根據歷史經驗，最可能的結果是數量效應會超過價格效應，也就是積累效應會超過資本收益率的下降”和“對任何一種資本形式來說，一旦超過某個臨界點，價格效應會超過數量效應”，我們可以推知：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小于1與一種資本形式超過臨界點等價；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大于1與一種資本形式不超過臨界點等價；現有技術能夠實現資本與勞動的結合與一種資本形式不超過臨界點等價；那么，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大于1就等價于現有技術能夠實現資本與勞動的結合。命題：替代彈性大1數量效應超過價格效應等價于只要資本存量不超過技術要求的臨界點（能夠實現資本與勞動力的結合），數量效應就會超過價格效應。隨后，皮凱蒂計算出21世紀的資本勞動彈性大于1，從而資本收入比重？琢會變大。在這里皮凱蒂從技術角度考慮資本能否與勞動力結合：只要能夠實現資本與勞動力的結合，數量效應就會超過價格效應；反之，價格效應就會超過數量效應。（其實，這是一個偽命題，價格效應超過數量效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是根本不存在的。）

但是皮凱蒂并沒有具體說明當替代彈性大于1（即資本存量不超過臨界點）時數量效應超過價格效應的機理，他只是將這個結論直接運用。對此，不少學者對數量效應超過價格效應的觀點持不贊成態度。比如：克魯格曼從理論層面對替代彈性大于1（技術能夠實現資本與勞動力的結合），數量效應超過價格效應抱有懷疑態度，“皮凱蒂肯定地指出，r變小的速度慢于g變小的速度。或許，他的這一觀點不一定正確但如果假設用機器來取代人力足夠容易的話，或者，用專業術語來說就是，在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的替代彈性大于1時，那么，增長肯定會放慢”[2]，克魯格曼認為即使替代彈性大于1，數量效應超過價格效應仍然是值得商榷的。另有經濟學者則試圖通過數據來駁斥皮凱蒂替代彈性大于1這個觀點從而證明價格效應超過數量效應而不是數量效應超過價格效應，“皮凱蒂引用了其他學者估算的替代彈性為1.3來支持其論點，但這是從總值意義上的生產函數推算得來的，如從凈值來看，替代彈性應為0.6，不能支持皮凱蒂的？琢將隨？茁增加而增加的核心觀點”[3]。從凈值看，替代彈性為0.6，按照皮凱蒂的說法，技術無法實現資本與勞動的結合，那么價格效應就會超過數量效應。盡管前者從理論層面對皮凱蒂的解釋進行否定，后者順沿著皮凱蒂的“第一定律”分析范式進行分析，但是他們共同之處都認為價格效應超過數量效應是可能的，都是不假思索地將價格效應超過數量效應作為真命題。雖然皮凱蒂列舉出“第一定律”存在著價格效應超過數量效應的可能性（當技術無法實現資本與勞動的結合時），但是“第一定律”實際上只能夠解釋數量效應超過價格效應這一種狀態，因為資本主義私有制決定了產品分配次序所以在“第一定律”中價格效應超過數量效應這種情況是不存在的。替代彈性只是一個從技術層面判斷資本與勞動能否有效結合的前提條件：當替代彈性大于1時，c/（m+v）才等于？茁才能帶入“第一定律”？琢=r×？茁，當替代彈性小于1時，如果c變小為c*或者（m+v）變大為（m+v）*――總之要使得？茁變小直到能夠保證技術能夠實現資本與勞動的結合，那么c*/（m+v）或c/（m+v）*才等于？茁帶入“第一定律”？琢=r×？茁。皮凱蒂錯誤地解釋了替代彈性與資本收入比重？琢的關系，積累效應超過價格效應的程度減小與資本收入比重？琢降低其實是同步的，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不存在價格效應超過積累效應。

皮凱蒂認為資本收入比重是數量效應與價格效應相互較量的結果，因而將“第一定律”寫為？琢=r×？茁。這種表達方式使人誤解為先存在資本收益率然后才有資本收入比重，資本收益率決定著資本收入比重。事實上資本收益率r是資本收入比重？琢和資本/收入比？茁共同推動的結果。在皮凱蒂看來“資本收益率r好像平緩了資本數量？茁的演變過程”；皮凱蒂將因果倒置了，與其說“平緩”倒不如說資本家為了阻礙資本收益率的下降使得？琢要跟隨著？茁的變動而變化，那么“第一定律”應該表現為r=？琢/？茁或r=？琢×g/s。當資本/收入比上升時，如果？琢增大，r下降的幅度小于？茁上升的幅度；如果？琢減小，r下降的幅度仍然小于？茁上升的幅度，不過此時下降的幅度變大了，而不是像“第一定律”那樣顛倒了資本收益率r和資本收入比重？琢的因果關系的論述，也不是價格效應超過數量效應導致。總之，？琢是自變量不是因變量。

三、資本收入比重？琢背后的所有制因素――“中心矛盾”r>g的根源

在《21世紀資本論》中，皮凱蒂首先分析了資本收入比重？琢的變化趨勢，然后再轉入分析？琢存在的原因，他認為分化的核心是r>g，“在某種意義上，它囊括了我所有結論的整體邏輯。”因為缺少理論支撐，皮凱蒂對r>g的結論存在著搖擺不定的態度：他既承認“完全可以設想一個社會，那里經濟增長率大于資本收益率”同時又認為“資本收益跌至經濟增長率之下，資本的長期份額低于儲蓄率。從社會角度看這是荒謬的”。從而導致他一方面要我們“說服自己相信r>g確實是歷史事實”，同時也承認r>g“并非作為邏輯上的必然”，“我的所有結論本質上都略顯牽強”。有學者進而指出，r>g不能作為分化的根本力量的依據，它只算是統計事實。導致皮凱蒂“中心矛盾”缺乏理論支撐的原因是新古典僅僅從科技技術層面而不從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層面考慮資本與勞動的結合，“從新古典理論來看，儲蓄率取決于原子化個人為了最大化效用所做出的選擇，經濟增長率取決于技術進步和儲蓄率，而資本收益率取決于生產函數和資本的邊際生產力”。在皮凱蒂看來，資本與勞動之間通過結合發生作用，實際上是資本能夠吸收多少勞動力。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生產資料歸資本家所有，勞動者不是一無所有就是缺少足夠的生產資料維持自身的生活，只有在勞動者獲得資本所有者允許的條件下才能夠與資本結合。當勞動者以雇傭勞動力的形式出現在資本家面前的時候，產品的分配先后次序就已經決定了。馬克思分析道“資本并沒有發明剩余勞動。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4]因為生產資料歸于私人所有，財產的處置權力也就歸屬于所有者，勞動者能否與生產資料相結合也取決于所有者。這就為所有者占有他人勞動成果提供了可能，尤其當某種生產資料被少數人壟斷所有時尤為如此。馬克思認為，在階級社會中社會產品的分配是按照社會等級的高低按次序分配的。那么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凈產品的分配首先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劃分即資本收入？琢與勞動收入1-？琢，即使在資本家階級內部也存在著高低之分，在資本收入中然后再細分為對不變資本的凈投資和資本家本人的生活基金，這就必須保證？琢>s。通過“第一定律”我們就可以通過對資本收益率r和經濟增長率g的測量，可以大致估算出食利者收入占據國民收入的比重，但是“中心矛盾”r>g的內在動力是？琢>s，r>g只是？琢>s的外部表現，并非如皮凱蒂本末顛倒闡述的那樣“只要r>g，資本的長期收入份額就會大于儲蓄率：？琢>s”。有些學者質疑r>g的邏輯，也只是因為沒有考慮到，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產品數量是由參與收入分配的次序決定的，加之皮凱蒂又沒有從所有制層面分析導致不少學者對r>g存在著誤解。至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琢/s>1，g減小的幅度一定是大于r減小的幅度的邏輯――價格效應超過數量效應在資本主義社會下根本就無法存在。

四、新古典理論下縮減貧富差距的政策建議及分析

假如不考慮私有制，技術進步使得更大的資本量與勞動結合從而導致資本/收入比增加，貧富差距就會增加，這在“第一定律”中已經反映出來了。皮凱蒂將技術進步看作是整個社會的外在因素，那么就說明收入差距與社會制度并沒有聯系。通過減少一部分資本用于再生產就能達到降低資本收入比重的目的，這便是皮凱蒂政策建議的理論基石。在此理論的指導下，縮小貧富差距的一切措施、規則都是圍繞在降低資本/收入比這個中心點展開。皮凱蒂對此開出的藥方是“……對全球財富的年度累進稅。最大的財富將被征收更重的稅，并且所有形式的資產都將被包括在內：不動產、金融資產和商業資產……”“其目標是終止無限增加的財富不平等”[6]。皮凱蒂思考的是如何“緩解”資本主義社會向更高級的社會形態轉變這一歷史進程。但這種“站在資本主義體制內的立場批評體制”[6]具有烏托邦式的風格。

歷史已經證明，私有制經濟一定會導致貧富差距。我國現行的經濟體制是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然還不能實現正真意義上的全民所有制，社會貧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會顯現出來，甚至在有些部門、地區還會有激化的可能。如何調動社會積極性，將公有企業的紅利還于社會緩解貧富差距，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還得統籌兼顧，既要加強頂層設計借鑒先進理論經驗，又要堅持摸著石頭過河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參考文獻：

〔1〕何帆，羅知.圍繞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的爭論[J].國際經濟評論，2014，（6）.

〔2〕保羅?克魯格曼.為什么說我們正處于新“鍍金時代”[J].國外理論動態，2014，（9）.

〔3〕崔之元.《21世紀資本論》：經濟學的“統一場論”？[J].新知，2014，（5）.

〔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C].人民出版社，2006.

篇2

所謂“口紅效應”是指一種有趣的經濟現象，也叫“低價產品偏愛趨勢”。在美國，每當在經濟不景氣時，口紅的銷量反而會直線上升。

人們認為口紅是一種比較廉價的消費品，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人們仍然會有強烈的消費欲望，所以會轉而購買比較廉價的商品。口紅作為一種“廉價的非必要之物”，可以對消費者起到一種“安慰”的作用，尤其是當柔軟潤澤的口紅接觸嘴唇的那一刻。

在中國，“口紅”或能被“食品”所取代。經濟不景氣，人們更愿意回到家庭吃飯，個人消費者比酒店、飯館更注重品質，品牌肉類、速凍類食品因而會增加銷量。

閱讀“中國經濟最艱難的時期”的上市公司財報即可確證這個結論：雙匯發展預告半年報利潤將同比增長約60%――這個增幅堪比前兩年風頭無兩的茅臺酒；三全食品一季報利潤亦增長35%，而河南的其他食品類上市公司，也大都在這個“經濟寒冬”里，實現了逆勢正增長。

強勢的增長給了食品企業在資本市場上攪動風云的底氣。

2013年，河南幾乎所有的領先食企都宣布了自己的資本計劃，上市或者私有化；發債或者增發股票，這些長期在“土”里刨食的企業展示了他們嫻熟的財技。同時，資本大鱷亦把眼光從“鐵公雞”、“煤油電”上調轉，開始聚焦“農業、食品”，千方百計幫助甚至“慫恿”企業融資。

當然，相對于前幾年農字頭企業融資的艱難，這無疑是個好現象。但我們是不是更應該警醒呢？

王石說，中國的大企業，都是死于“擴張”，而非“緊縮”。

當食品企業使用成本廉價的資金跑馬圈地之時，當優勢企業乘著資本的東風拓展版圖之際，或許，更應該經常回過頭來，檢視自己的“消化”功能。

我們注意到，河南有一家食企，上市以來，對外宣布的資本開支已逾百億，更因此引來不斷的詰問。

畢竟，煤炭、鋼鐵、風電、光伏等行業，在價格高企、資本寬松、政府補貼充裕的日子里大肆擴張、但遇到經濟緊縮、產能過剩之際幾乎全行業虧損的前車之鑒，離我們并不遙遠。

篇3

【關鍵詞】《資本論》；商品；邏輯結構；唯物辯證法；具體與抽象

一、《資本論》的理論邏輯

1、《資本論》研究的邏輯起點

在研究《資本論》的理論邏輯時，首先需要尋求一個最基本的范疇作為研究的起點，這樣才能合乎邏輯地推出其他的命題和范疇，才能理解整個《資本論》的邏輯體系。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馬克思指出：“而對資產階級社會說來，勞動產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價值形式，就是經濟的細胞形式。”[1]第一章又一次提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2]因而馬克思根據研究對象將商品作為研究的邏輯起點，即“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3]商品包含了資本主義社會一切矛盾的萌芽，可以反映出商品經濟中社會經濟關系的基本內容。商品是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矛盾統一體，共同引起價值形式的變化——產生貨幣，而貨幣在一定形式下轉化為資本，因而商品和貨幣，都是潛在的資本。馬克思對事物及人類歷史的研究，是將研究對象當作一個生物有機體進行層層剖析逐漸推出的，只有從商品這個邏輯起點出發，才能進一步剖析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機體的各個范疇和運作機理。

2、《資本論》的邏輯結構

《資本論》的理論部分共三卷，由資本的生產過程、流通過程、社會生產總過程三部分構成，以商品為邏輯起點，以資本為中心范疇和邏輯主線，形成一個整體的邏輯結構，呈現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貌。《資本論》共分為四卷，內容博大精深，但只有第一卷是馬克思本人親自撰寫、定稿的，所以下文主要分析《資本論》第一卷的邏輯體系。《資本論》第一卷研究的是資本的生產過程，它的理論邏輯為商品-貨幣-資本-剩余價值-資本積累，這幾個范疇有著一個內在的邏輯關系。商品是《資本論》研究的邏輯起點，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二者的統一，是一種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使用價值是商品的自然形式；交換價值是商品的社會形式，表現使用價值之間想交換的量的比例。馬克思指出把商品的使用價值撇開，交換價值是由價值決定的。接下來，馬克思分析了勞動的二重性問題，提出私有制下商品生產產生的基本矛盾是社會勞動和私人勞動二者間的矛盾，這是由商品的二因素決定的。這一基本矛盾決定了勞動產品要轉變為商品，而商品要交換，在商品矛盾的運動過程中就會產生貨幣。因此，可以看出，交換過程非常重要，通過交換，商品才會成為真正的商品，才會產生貨幣。商品的交換過程是商品范疇的邏輯終點，同時也是貨幣范疇的邏輯起點。

伴隨交換過程的發展，貨幣的職能也在發展，貨幣職能的演變發展也預示著貨幣向資本的轉化。而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首要條件就是勞動力的商品化，當勞動力成為商品時，就會產生資本主義雇傭關系，在流通過程中會使簡單的商品流通變成資本流通，資本流通會產生剩余價值即增殖，貨幣才能成為真正的資本。在資本家獲得剩余價值之后，由于其追求更多的價值增殖的欲望和資本主義的競爭，使得資本家將剩余價值用于資本積累，也就是剩余價值資本化。

我們通過對《資本論》第一卷的理論邏輯的梳理可以看出，商品、貨幣、資本、剩余價值、資本價值這幾個基本的經濟范疇在各個發展階段環環相扣，緊密聯系，具有一定的邏輯體系。《資本論》的邏輯結構是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這些邏輯是在資本主義經濟運動過程中產生的，并非是主觀安排的，表明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運動規律。

二、《資本論》的研究方法

《資本論》的研究方法是一個掌握客觀具體的思維過程，是在唯物辯證法的指導下，對所掌握的豐富材料通過科學的抽象，使研究對象在邏輯和歷史上達到統一，來探尋內部的規律。《資本論》一書中所涉及的方法很多，我們不能將其中的一種或者某幾種方法排除在外，大致可以劃分為根本方法、主要方法和一般科學方法。

1、根本方法

唯物辯證法是《資本論》的根本方法，因為研究要在對經濟主體進行高度抽象的基礎上對其本質進行研究，并且必須采用唯物辯證法作為研究的方法論體系。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別指出，他所使用的方法就是辯證法。

辯證法在馬克思之前就已經產生了，是十九世紀德國古典哲學的最大成就，一方面也是黑格爾的歷史功績。辯證法是把自然界與社會看作一個變化的有機體，一切事物都在運動和聯系中變化和發展。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唯心主義的，顛倒了思維和存在、精神與客體的關系。然而，馬克思強調：“我的辯證方法，從根本上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辨證方法不同，而且和他的截然相反。”[4]馬克思將辯證法放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上，認為觀念的東西是外界事物在人腦中的反映罷了。

馬克思運用唯物辯證法的根本規律，即運用矛盾規律來深入剖析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進程中的各種經濟現象和矛盾，分析各矛盾所處的狀態和關系，并尋找解決矛盾的方法。例如對商品的考察就體現了矛盾的方法，當商品交換出現之后，就至少有一部分產品是被有意識的生產出來的。而且勞動產品通過交換成為商品時，它們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區分就出現了，商品的這對矛盾就發生了。

《資本論》中還運用了質量互變規律來分析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局部量變積累到什么程度才會達到質變。這一規律的運用成功的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變化，以及為新的社會制度做準備的過程。

聯系的方法也被運用在《資本論》的研究中，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指出：“我們面前的這部著作，絕不是對經濟學的個別章節作零碎的批判，絕不是對經濟學的某些爭論問題做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開始就以系統的概括經濟科學的全部復雜內容，并且在聯系中闡述資產階級生產和階級交換的規律為目的。”

2、主要方法

（1）科學的抽象法。馬克思指出：“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6]運用思維的抽象是《資本論》研究方法的顯著特點，抽象法主要包括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只有把兩個階段結合起來，才能把本質和現象有機的結合起來。但是，首先我們應該對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加以區分，研究的方法是從具體到抽象，即從詳細的占有材料開始，從錯綜復雜的現象入手，找出規律性的東西，形成一系列范疇和概念，科學的認識經濟現象的內在聯系和發展規律。《資本論》中的每一個經濟問題的探究，都是從客觀實際出發，以豐富的材料為基石的，而不是從概念和定義出發。而敘述的方法是從抽象到具體，是理性認識的進一步升華，研究的終點，就是理論的起點。《資本論》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規律時，先分析簡單的抽象的范疇，逐漸上升到資本主義社會整體的分析。

（2）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邏輯的方法是指在分析社會經濟現象時要順著經濟關系和范疇的邏輯關系來研究，從較為簡單的經濟關系和范疇逐步過渡發展到較復雜具體的經濟關系和范疇。歷史的方法是指按照歷史的實際演變過程來進行研究寫作。這兩種方法雖是兩種不同的方法，但他們不是對立的，而是有機統一的。在《資本論》中，從商品出發來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既符合從簡單到復雜的邏輯方法，也符合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過程。“歷史的發端也是思想進程的發端，思想進程的展開式歷史過程在理論范疇和概念的演繹形式上的反映。”[7]

3、一般科學方法

除了上述根本方法和主要方法之外，《資本論》借助于數學的方法，使經濟規律的揭示和表達準確并且定量化。但是馬克思從來沒有在《資本論》中濫用過或者炫耀過自己的數學能力，而是一直追究以精確簡潔的方式表達自己研究對象的性質。《資本論》中系統的方法也得到廣泛應用，系統方法中的整體性原則、有序性原則、動態原則和總體優化的原則在《資本論》中都有體現。此外，觀察法、統計方法等都運用在《資本論》的研究之中。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8. 

[2]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47. 

[3]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8. 

[4]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22.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2.119. 

[6]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8. 

篇4

資金吃緊、負債高企、服務貓膩……面對甚囂塵上的種種傳言，一貫信奉“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的陸正耀，最初選擇置之不理，直到傳言愈演愈烈，聚集成一個“超速擴張又超速滅亡”的負面印象。

2012年年末，他用微博一連發出6張“憤怒的老陸”系列海報：“我低的是價格，你低的是人品”“再貴的切糕，也救不了你的節操”“帶著你的水軍，去收復吧”……這是還擊，亦是無奈。

躺著也中槍的IPO

時間回到一年前。

2012年4月，經過了十幾個小時的長途飛行，陸正耀拖著幾個沉重的箱子，回到了位于望京的神州租車總部。箱子里面全都裝著厚厚的上市申請材料。

對于這次赴美沖刺“中國租車第一股”，陸正耀原本期望很高。一是因為神州租車的效仿對象——赫茲和安飛士，是美國著名的租車巨頭，這樣的榜樣很容易讓神州租車獲得美國投資者們的青睞；二是由于春節期間市場需求猛增，2012年第一季度神州租車實現了盈利，凈利潤530萬元。

但是，天意弄人。中國概念股涉嫌造假事件東窗事發，神州租車躺著也中了槍。經過三天三夜的權衡，陸正耀和聯想控股旗下君聯資本董事總經理劉二海，在美國承銷投行的辦公室里做出決定——放棄IPO。

回到北京，陸正耀身心俱疲。更令他透不過氣的是，就在神州租車籌備上市之時，惡意中傷的子彈開始流竄。有人抓住神州租車一些異于一般行業的財務數據，大肆散布其負面信息，比如高負債率。

“負債實際是一種能力，最重要的是銀行對企業的信用評級。租車本來就是一個高負債的行業。美國的赫茲和安飛士負債率分別是85%和95%，更何況我們前期更需要債務來拉動。當時我們95.8%的負債率，其實很正常啊！”

正不正常，已經不能用行業規律來考量。

但是，對于折戟IPO后的神州租車，首先要向公眾交代的還不是“正不正常”的問題，而是“還行不行”的問題。

當初權衡是否勉強上市時，陸正耀與劉二海便商定：與其逆風上市，不如老老實實地兌現招股說明書上的承諾，即到2012年年底將出租率提高到近70%，負債率降低到70%，以贏回投資者們的信心。

其一是出租率。2012年5月3日，在宣布停止IPO后的第八天，陸正耀一口氣免掉了“停運損失費”和“貶值損失費”兩個收費名目。雖然保險公司會承擔大部分維修費，但發生事故后繁重的賠償負擔，成了客戶不情愿租車的關鍵因素之一。

比如一客戶，租車時發生比較嚴重事故，需要維修費4萬元，維修時間一周。按行業常規，除了4萬元的維修費外，該客戶還要支付由于維修而停運一周的“停運損失費”大約2000元。此外車輛由于大修而加速貶值，“貶值損失費”按維修費的20%計算約為8000元，也由客戶承擔。神州租車免除這“兩費”，就等于為客戶一共免除了約1萬元的賠償金。

為客戶免去了賠償金，損失只能由企業來承擔。據測算，取消“兩費”將每年給神州租車增加1000萬元左右的成本。陸正耀的這一舉動，震動了行業，讓“神州租車上市受挫，資金緊張”的傳言不攻自破。

其二是負債率。2012年7月，陸正耀的好友華興資本董事總經理杜永波，為神州租車帶來了援軍——美國華平投資的2億美元。這一恰到好處的雪中送炭，其實早有伏筆。

早在2010年，杜永波便將陸正耀介紹給了華平中國區董事總經理黎輝。雖然當時出于種種原因，陸正耀最終選擇了聯想，但神州租車卻引得了華平的長期關注，私下里黎輝與陸正耀也成了好朋友。

華平的2億美元，使神州租車的負債率降至71%，幾乎達到了招股說明書中承諾的70%。而截至2012年底，其出租率也超過60%。

車輪上的UAA

時間再回到十年前。

陸正耀屬于中關村第二代創業者。2004年，他以近千萬美元的價格，將自己創立10年的通訊公司賣掉。在賣掉公司的同時，陸正耀考察了諸多行業，希望給未來找一個方向。

一次，移民加拿大的陸正耀在高速路上開車拋了錨。他一個電話打給從事汽車服務的美國AAA公司，其無微不至的服務令他印象深刻。

當時正是中國汽車市場爆發之時，陸正耀決定將AAA模式引入國內成立UAA，并順應市場做了改變——做汽車服務業的攜程，即在前端大量發展會員，在后端將4S店、維修店等服務網點整合起來。會員通過UAA訂購相關服務，UAA獲取傭金收入。

2005年8月8日，UAA正式成立。UAA輕資產運作模式，大受資本追捧。一年后，陸接受了聯想投資、美國CCAS和KPCB基金總共2200萬美元的投資。

當時，聯想投資的劉二海對UAA亦寄予厚望。盡管獲取傭金的盈利點還不清晰，陸劉二人仍然堅持“先開槍后瞄準”，只要快速發展會員數量，盈利點自然會顯現出來。短短一年多時間，UAA生猛地拿下了200萬會員。

UAA的確深受有車族的歡迎。但是，坐擁200萬會員的陸正耀，發現根本無法向后端收取傭金。

跟攜程后端面對的機票和酒店不一樣，UAA面對的4S店和維修站魚龍混雜，傭金要不被轉嫁給客戶，要么店家用劣質服務以次充好。遲遲找不到盈利點的陸正耀，不得不妥協于構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

2007年年初，UAA宣告開始轉型——此時，陸正耀與劉二海都在思考一個同樣的問題：如何把200萬會員落地并盈利？半年后，他找到了答案——租車。

但是，陸正耀的股東們卻發生了分歧。美國CCAS和KPCB基金堅決表示不愿意轉型。陸正耀當場急了：“不轉型哪有前景啊？必須轉！你們慢慢去研究清楚，沒關系，我先自己掏腰包來做。”所幸，聯想投資的劉二海站在了陸正耀這邊。

2007年8月，陸正耀拿出5000萬元啟動神州租車。2007年12月，神州租車正式宣布在全國11個重點城市同時開業，旗下車隊規模為300多輛。半年后又擴張至30個城市，600多輛車的規模。與此同時，陸用事實說服了美國CCAS和KPCB基金。“風險投資總是比較保守嘛，他們真的觀察了幾個月，后來神州租車站穩了，他們也就把UAA合并過來了。”

徹底的改變

一入江湖深似海。租車業是一個非常燒錢的行業，神州租車第一批車買下來，5000萬元的啟動資金就已所剩無幾。

2008年年中，按照陸正耀制定的“先把門店網絡鋪開，再往里面加車”的發展策略，神州租車已鋪好可容納上萬輛車的門店網絡，員工也相應增至近千人。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接下來就急需巨額資金購買車輛。

陸正耀找到華興資本合伙人杜永波，希望啟動新一輪融資。從2008年10月到2010年6月份，兩人找了近百家投資機構，每次一見面對方都說：嗯！好公司，好模式。然后呢？然后就是一大堆問題。

就在陸的融資計劃最終竹籃打水一場空，神州租車的資金鏈緊繃至極之際，聯想投資的劉二海提供的一筆1000萬美元的過橋貸款，終于把陸正耀從資金鏈斷裂的深淵中拉了上來。

2010年6月，金融危機減退，資本市場逐步回暖，杜永波帶來了華平等幾家國際PE的投資方案。

就在這個節點上，聯想控股也拋來了橄欖枝。按照柳傳志的戰略規劃，聯想控股將通過投資帶動產業發展，最終實現整體上市。

此時，擺在陸正耀面前有兩種選擇：一是保證自己大股東地位，跟國際PE合作，融資數千萬美元，兩三年后沖上市或再做股權融資；二是加想系，讓聯想控股成為公司的大股東。

陸正耀深知：單純的股權融資并不能完全解決租車企業對資金的渴求。“一億元的融資算大數目了吧，也不過就是增加1000輛車。花光了還得拿股權去找新的投資者。”而加想系，則不僅可以獲得真金白銀，還可以依托聯想控股，在融資方面產生杠桿效應，獲得銀行的大額授信，且貸款成本也相對較低。

更有利的一個條件是，從當初的UAA到轉型做神州租車，再到渡過金融危機，聯想投資的劉二海給予了陸正耀極大的支持，兩家早已建立了默契合作的基礎。

要不要讓出大股東的位置？對于一手創辦神州租車的陸正耀來說，這樣一個令人糾結的抉擇，其實是一場自己與自己的心理戰斗。

“天下沒有免費午餐的啊。你要想發展得更好更快，就必須依靠更有力的幫助，但商業上哪有白給的呢？你必須有所取舍。更何況一個企業做大了，就不再是你一個人的了，而是團隊、股東乃至社會的。你沒辦法全部抓住啊。”

2010年8月8日，神州租車宣布獲得聯想控股12億元股權加債權的投資，聯想控股成為公司大股東，持有超過60%的股權。同時，陸正耀繼續擔任董事長兼CEO，其團隊擁有獨立經營權，而聯想控股的朱立南和劉二海出任董事。

陸正耀的這一次“妥協”，徹底改變了國內租車業的大格局。

神州速度

加想系后，陸正耀一邊砸下近億元，通過分眾等渠道進行廣告轟炸；一邊斥巨資大量購車。短短半年間，神州租車不僅知名度暴漲，而且車隊規模從700輛猛地增至8000輛。

如此令人咂舌的速度背后，陸正耀似乎也沒有其他選擇。說到底，租車業就是一個規模經濟，即規模越大，成本越低。比如最核心的采購成本和折舊成本。

由于采購量大，神州租車面對車企議價能力很強。市場價12萬元的車型，神州10萬元不到就能買到。而使用一年后，這種車型在二手車市場的價格約為8萬元。神州10萬元買進，一年后8萬元賣出，其中2萬元就是一年的折舊成本。很明顯，采購成本越低，折舊成本自然就越低。

另外，運營和行政等各種成本，同樣可以通過規模效應遞減。而通過規模化獲得低成本的路徑，可以使得租車更便利、更便宜。

這樣一來，便促使更多的人選擇神州租車，進而又反過來拉動規模擴張。2012年，神州租車每天新增會員1800人，比2011年翻了一倍。

邏輯鏈條至此，有必要回到原點。當初，陸正耀加想系，看中的就是其帶來的金融杠桿效應，加上2012年獲得華平2億美元的投資后，新增了50億元銀行授信。至今，神州租車可動用的銀行授信超過100億元，且利率低至5%，遠少于行業平均的12%。

這種高杠桿率的融資模式，使得神州租車的規模化速度，大大領銜業界其他僅靠財務投資的同行。按陸自己的話說，正是“聯想讓我們從死人堆里爬出來，扛著大炮往前沖。”

篇5

論文摘要:《資本論》是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所以有必要對《資本論》經濟倫理思想進行深入的研究。本文從商品這一切入點著手，從《資本論》商品的倫理意蘊、經濟邏輯與倫理邏輯的統一等方面進行梳理，力求挖掘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的構建原則和內在邏輯。

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中這樣寫道:“現代經濟學不自然的‘無倫理’特征與現代經濟學是作為倫理學的一個分支而發展起來的事實之間存在矛盾。”雖然表面上看經濟學的研究僅僅與人們對財富的追求有直接的關系，但在更深的層面上，經濟學的研究“還與人們對財富以外的其他目標的追求有關，包括對更基本目標的評價和增進”。而在“經濟學經常使用的一些標準方法中尤其是經濟學的‘工程學’方法，也是可以用倫理學研究的”。由此可見，經濟學與倫理學是不可分割的，而談到馬克思的經濟學時，阿馬蒂亞·森這樣評價:“一些經濟學家更重視倫理學問題;而另一些更重視工程學問題，……卡爾·馬克思……更重視經濟學中的倫理問題。”阿馬蒂亞·森所言的馬克思經濟學的這種傾向最突出的體現是他的巨著《資本論》。

法國哲學家阿爾都塞在其著作《讀》中這樣寫到:“把《資本論》歸結為倫理學的構想是一種兒戲。這一論斷看似有道理，因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確實是沒有一套完整的倫理學范疇。但這并不代表《資本論》沒有倫理思想，可以說《資本論》通篇都充滿著這些思想，尤其是經濟倫理思想。從第一卷“道德和自然、年齡和性別、晝和夜的界限，統統被摧毀了”“平等地剝削勞動力，是資本的首要人權”“在英國經歷了三代人，卻吞沒了九代紡織工人”等等，以及第二卷“資本家的道德和合理市場的等等的實質”等，到第三卷的“這種草營人命的情況，絕大部分是由煤礦主的無恥貪婪造成”。……

阿爾都塞的錯誤之處在于只看到了《資本論》的文字表面，沒能看到其深刻背后是經濟邏輯與倫理邏輯的內在統一，這種統一是隱性的，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它包含歷史的向度又佐以事實。在《資本論》中，這種統一體現在兩個層面上，一是在總的成書框架上，二是體現在具體的經濟理論中。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正文一開始就這樣寫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選用商品作為剖析資本主義社會的突破口，直接而明確。馬克思以此為起點透視資本主義的同時，其經濟倫理思想也由此展開。這一起點深含經濟社會學的邏輯必然，但也包含建構和諧經濟倫理關系的匠心。

“商品首先是一個外界的對象，一個靠自己屬性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物。商品的這種屬性即它的使用價值。雖然它是一個外界對象，但卻包含著人的主體性和人對自然的對象性活動，因為“每個商品的使用價值都包含一定的有目的的生產活動”。不同物的量只作為同一單位的表現，才能同名稱，因而是可通約的。

但這種通約性一旦超過了同種品的范圍“作為交換價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區別，因而不包含任何一個使用價值的原子了”。“使用價值在流通過程中的不可通約性，彰顯了馬克思對倫理主體的關懷。經濟活動和人類活動得以生產和再生產決不是僅僅物(使用價值)就可以實現，需要的是一個“價值靈魂”，即人和人的勞動。

撇開商品的使用價值“商品體就只剩下一個屬性，即勞動產品這個屬性。”“而我們繼續剝離勞動產品的使用價值，把那些使勞動產品成為使用價值的物質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那么，體現在勞動產品中的各種勞動的有用物質消失了，其具體形式也消失了，這時商品只剩下“同一的幽靈般的對象性”即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這些“耗費了人類勞動力，積累了人類勞動”的這些物，馬克思指出，它們是共有的，是這個社會具體的結晶，即價值—商品價值。

商品的價值有人類勞動體現或物化在里面，它在商品的交換關系或交換價值中表現出“共同”的東西。這些“共同”也就是說商品的價值有可通約性，是以商品為基礎構成商品經濟社會關系和倫理關系的基礎。馬克思對商品價值的分析為其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剖析和資本主義經濟倫理的研究找到了內在的根本性的起點，這個起點決定和影響了整個《資本論》的行文思路和基調，也是《資本論》經濟倫理思想的前提之一。

馬克思指出，形成價值實體的勞動是相同的人類勞動，是“同一的人類勞動力的耗費。”而這種耗費的量是如何決定的呢?馬克思把商品世界全部價值中的社會的全部勞動力當作同一的人類勞動力，由此而得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一概念，認為“只有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的價值量。社會勞動時間也就是人類無差別的一般勞動的社會形式的概念。而商品的價值對象性卻只能體現在商品同商品的社會關系中，也就是說我們實際上只能從商品的交換價值或交換關系出發，才能探索到隱藏在其中的商品價值，也才能看到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商品的使用價值具有不可通約性，體現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而勞動作為使用價值的來源之一，作為有用勞動，是不以一切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人類生存條件，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即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那么，商品的價值則體現的是人類勞動本身，是一般人類勞動的耗費。不同質的具體勞動形成了作為使用價值的要素，而同質的抽象勞動形成了價值實體。馬克思在談到勞動對于使用價值和價值的不同時，指出:“就使用價值說，有意義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質，就價值量說，有意義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量，不過這樣勞動已經化為沒有質的區別的人類勞動。在前一種情況下，是怎么勞動，什么勞動的問題;在后一種情況下，是多少勞動，勞動時間多長的問題。

商品好像是一個很簡單很平凡的東西，但對它的分析表明，它卻是一個很古怪的東西，充滿著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怪誕。在馬克思看來“它不僅用它的腳站在地上，而且在對其他一切商品的關系上用頭倒立著，從它木腦袋里生出比它自動跳舞還奇怪得多的狂想，這種狂想就是馬克思所言的商品拜物教。所謂商品拜物教就是“在那里，人腦的產物表現為賦有生命的，彼此發生關系并同人發生關系的獨立存在的東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產物也是這樣。我把這叫拜物教”。馬克思有時也稱它為“象形文字”。

商品拜物教是同商品的生產分不開的，那么它來源于何處呢?馬克思認為:“不是來源于商品的使用價值，同樣，也不是來源價值規定的內容。”因為“第一，不管有用勞動或生產活動怎樣不同，它們都是人體的肌能，而一種這樣的肌能不管內容和形式如何，實際上都是人的腦神經、肌肉……的耗損，這是一個生理學真理。第二，作為決定價值量的基礎的東西，即這種消費的持續時間或勞動量，那么，勞動的量可以十分明顯的同勞動的質區別開來”。那商品拜物教來源于什么呢?商品形式本身。因為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內容，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系反映成存在于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由于這種轉換，勞動產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或社會的物”。可見，商品拜物教來源于生產商品的勞動所特有的社會性質。

商品拜物教把現實世界在人腦中倒立過來，那么如何破除它呢?馬克思認為:“一旦我們逃到其他的生產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產的基礎上籠罩著勞動產品的一切魔法妖術，就立即消失了。當社會生活過程即物質生產過程的形態，作為自由結合的人的產物，處于人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控制之下，這種神秘紗幕就可揭開了。

破除商品拜物教后，馬克思給了我們一個設想，設想了一個自由人聯合體。在那里，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并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當作一個社會勞動來使用。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產品。這些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這種分配的方式會隨著社會生產機體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隨著生產者的相應的歷史發展程度而改變。在那里，勞動時間就有了雙重作用，一方面，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職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比例。另一方面，勞動時間又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產品的個人消費部分中所占份額的尺度。馬克思開出了藥方，但也給出了這個藥方治病的條件，那就是“需要有一定的社會物質基礎或一系列物質生產條件，而這些條件本身又是長期的、痛苦的歷史發展的自然產物”。從分析商品的內在結構到商品拜物教的產生和如何破除以及“自由人聯合體”的設想，馬克思給了我們一個以商品為起點來建構經濟倫理關系的解題方式。

商品交換雖然是簡單的社會現象，但同時又是最普遍、最為豐富、最為復雜的社會現象。它不僅萌生了人類社會的一切矛盾，而且蘊含了作為調節人的行為規范的一切倫理原則。《資本論》以商品為起點來剖析資本主義社會，以商品交換為切人點來研究資本運行過程，逐步深人地解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倫理和一般社會倫理。由此來構建他的經濟倫理原則。

篇6

關鍵詞：國家文化資本；研究框架；測量體系；布爾迪厄；文化軟實力

中圖分類號：G12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62X（2013）06-0132-005

在《國家文化資本論》的上篇中，我們在布爾迪厄文化資本社會學理論的基礎上，重點探討了國家文化資本的定義與分類，及其與國家文化資源及文化軟實力的關系問題。本文以此為討論的起點，聚焦國家文化資本的研究路徑、總體框架、研究方法及其測量體系的構建，以期為國家文化資本的全球化及其跨文化傳播提供新的研究視角和可供決策的、有效的數據支持。

一、 國家文化資本：研究總體框架與路徑

國家文化資本研究的總體思路為：基于國家文化資本的學理及類型學研究，以及文化資本當前的研究現狀，結合國家文化資本研究的總體目標（詳見下圖），從基礎理論和應用對策兩個層面對國家文化資本的構成要素、全球影響指數指標體系、影響國家文化資本的外部要素，以及國家文化資本與場域，國家文化資本與文化資源的區位、性別乃至人口分布等開展國家文化文化資本的內部和外部研究；并擬選取國家文化資本的典型亞類型如民族文化資本、企業文化資本、大學文化資本、世界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國家文化資本等作為田野調查對象，通過科學的抽樣調查、嚴密的數理邏輯和數據分析，構建國家文化資本測量的科學的指標體系，為國家文化資本的綠色積累及其跨文化傳播，增強國家軟實力和全球文化影響力提供具體可行的對策和政策建議。

由下圖不難看出，國家文化資本研究的總體分為三大部分，即國家文化資本的內部研究、外部研究及應用對策研究。

所謂國家文化資本的內部研究，指的是按照國家文化資本的亞類型及構成要素，構建國家文化資本內部研究的體系，比如，可把國家文化資本的研究具體分拆為：民族文化資本研究、城市文化資本研究、教育（包括大學）文化資本研究、國家制度文化資本研究、意識形態文化資本研究、宗教文化資本研究等等。

而國家文化資本的外部研究則側重于研究諸如區域環境、性別，乃至人口分布等可能對國家文化資本的形成直接產生影響的外部因素。該研究是對國家文化資本內部研究的一種有益且必要的補充，將國家文化資本的研究置于具體的語境和場域中，而非把國家文化資本作為一個獨立和孤立于世界萬物的現象來進行考察。

同時，國家文化資本的研究不應只停留于理論領域，對其應用及進行對策研究，尤其是研究國家文化資本的全球影響力（指數）及其跨文化傳播的路徑，顯然既能對國家文化資本的理論進行實踐檢驗，同時也體現出國家文化資本理論具有實際應用價值和推廣的意義，并從一個新的角度對國家文化的國際傳播和軟實力作了新的解讀，從而為國家和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語境下的廣泛傳播，進一步增強國家和民族文化軟實力提供具體的對策和建議。

二、國家文化資本：研究方法

國家文化資本研究依據不同的研究目標和內容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總體而言，對其研究可采用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方法，探索將理論研究與實證分析相結合的科學研究路徑。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可視具體的國家文化資本的亞類型，分別或綜合采用社會學、統計學、教育學、心理學、文化學、人類學等相關學科的方法和原理，從跨文化傳播的視角對國家文化資本的各個層面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典型的研究方法分述如下：

1.文獻法：通過互聯網、數據庫、圖書館進行相關文獻的查詢和檢索，廣泛收集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對有代表性和分析價值的資料進行分析研究，并不斷跟蹤與國家文化資本相關的最新研究動態，通過文獻分析，找出國家文化資本研究的最新和最佳視角。

2.問卷調查法：按照研究需求，以國家文化資本所涉及的具體的亞類型，確定不同的問卷調查對象，并圍繞亞類型國家文化資本所涉及的關鍵要素和指標，設計問卷，展開調查。

3.專家深度訪談：對國家文化資本亞類型所涉及的相關學界、企業或其他專家及人物，設計相關話題，盡可能進行深度訪談，

4.焦點小組座談：選取與亞類型國家文化資本相關的單位、人物（管理層、研究/技術人員和普通人員）、專家等進行焦點小組座談，以獲得相關評價數據。

5.內容分析法：對田野調查收集到的各種信息按內容進行系統的定量及定性的分析。

6.個案研究：一方面選取各個亞類型的典型案例進行深入分析研究，以剖析該亞類型國家文化資本的指標體系情況；另一方面，積極尋找不同亞類型所具有的共性個案作為特別研究對象，剖析國家文化資本的主要構成因素及其形成性影響。

7.比較研究法：對國家文化資本的不同亞類型進行比較研究，以找出影響國家文化資源向國家文化資本轉化的主要因素，為后期調查提供具體的對策和建議奠定必要的理論基礎。

8.田野調查法：對所涉及的國家文化資本的亞類型進行實地考察，通過實地調研獲取國家文化資本研究的第一手資料，為后期國家文化資本的全球影響指數的理論體系建構提供堅實的田野調查的基礎。

9.模型建構法：對國家文化資本各個亞類型的調查結果進行統計學上的量化分析，建構可以具體測量國家文化資本及其亞類型的有效指標體系和可以量化的模型。

三、國家文化資本：測量體系的建構

國家文化資本作為一個嶄新的理論建構，對其進行調查研究和應用無疑需要具體的指導性框架來確定其具體的數據。對國家文化資本的研究也不能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而是要從實際操作的層面對其展開測量研究，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相結合才能為國家和民族文化資本研究提供具體可靠的數據和發展決策建議。

構建國家文化資本的測量體系，當然需要全面考慮其內部要素和外部要素，只有將其內部研究與其外部研究結合起來，我們才可以得到國家文化資本科學的指標體系。依據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三分法，參考上述國家文化資本研究框架中提到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我們可以為國家文化資本建立如圖1的指數模型。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國家文化資本測量體系自三級指標開始均沒有設計具體的內容，這是因為依據國家文化資本亞類型研究內容和對象的不同，該測量體系中無論是內部（要素）研究還是外部（要素）研究所涉及的三級及四級指標均會有所不同，甚至指標體系本身還視情況有可能延伸到更為細小的五級或六級指標，其目的就是為了能夠具體量化上一級的指標，以期最終將國家文化資本的內部和外部要素均能量化，達到量化國家文化資本及其亞類型的終極目的。

當然，依據國家文化資本的不同分類法，我們也可以不采用布爾迪厄的三分法，而是將國家文化資本具體分為無形國家文化資本和有形國家文化資本，在此分類的基礎上再將無形和有形國家文化資本細化成三級、四級或五級指標等，以達到最終量化的目的。這樣的測量體系構建也是可行的，但需要合理選擇有形和無形國家文化資本的三級、四級及五級的指標，不能掛一漏萬。

雖然這種國家文化資本的二分法會導致國家文化資本研究的分野，但這種差異只是出現在內部要素的領域，對外部要素領域的影響幾近無。有形國家文化資本vs無形國家文化資本的測量體系具體如圖2。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兩種國家文化資本測量體系的建構并無實質上的區別，唯一的區別在于對國家文化資本構成要素的認識及對于國家文化資本分類標準的不同上。不論這種內部要素研究區別有多大，只要把握好分類的具體標準及下層級指標設計的科學合理性，那么其量化研究的結果差別應該不會是質性的，而是微小且可以忽略不計的。

四、國家文化資本研究：擬解決的問題

上文重點討論了國家文化資本的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及測量體系的構建。本節則聚焦國家文化資本研究擬解決的具體問題和實際應用價值。總體而言，本文率先提出的國家文化資本論擬回答如下幾個基本問題：

1）全球化語境下中國國家文化資本的現狀如何？

2）中國（中華）國家文化資本作為一種軟實力在全球具有什么樣的影響力？如何衡量？

3）中國如何才能快速積累國家文化資本，其對外傳播的有效路徑是什么？

4）中國國家文化資本的輸出與國家形象的提升有何關系？

要回答這些問題，就有必要對我國國家文化資本的構成要素進行剖析，建構中國國家文化資本的全球影響指數模型，并通過建設中國國家文化資本的全球影響動態數據庫和案例庫，結合國家文化資本影響指數模型進行實證效果對比分析，最終提出中國國家文化資本積累及全球化的有效路徑，為實現中國的“文化強國”戰略服務。

在此基礎上展開的國家文化資本研究，通過社會學的田野調查法和國家文化資本全球動態數據庫和案例庫建設，在對所收集到的數據進行計量經濟學和應用統計學分析的基礎上，可以作出如下的分析報告：

1）中國國家馳名商標文化資本全球影響指數分析；2）中國國家世界物質文化遺產文化資本全球影響指數分析；3）中國國家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資本全球影響指數分析；4）中國國家城市文化資本全球影響指數分析；5）中國國家企業文化資本全球影響指數分析；6）中國國家大學（教育）文化資本全球影響指數分析。

結 語

本文重點對國家文化資本的研究框架、研究方法，以及國家文化資本測量體系的構建進行了探討，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國家文化資本論的體系，以期為未來的國家文化資本論的實證研究奠定必要的理論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第三部分所建構的兩種國家文化資本測量體系，無論其對國家文化資本要素的理解多么不同，最終的測量結果都是靜態的和有時效性的；而由此得出的國家文化資本的全球影響指數也必然是靜態和有時效性的，究其根本，這樣的研究是結果導向的。要動態的計算國家文化資本在全球的影響指數，也可以采用過程導向研究，比如，重點研究國家文化資源是如何向國家文化資本轉化的，而國家文化資本的跨文化傳播（輸入與輸出）又是如何能夠轉化成國家軟實力的一部分的。這樣的過程性研究其實很有必要，也是對國家文化資本靜態和結果導向研究的一種有益補充。限于篇幅，筆者擬另辟專文進行闡述，在此就不一一贅述了。即使上述的國家文化資本論仍然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之處，我們依然相信，一個清晰可見、可行、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國家文化資本理論、研究框架及測量體系對于進一步推動我國的文化軟實力建設和跨文化傳播必將起到良好的推動作用，也必將能為我國的“文化強國”的國家戰略服務。

參考文獻：

[1]布爾迪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M].包亞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3.

[2]薛曉源，曹榮湘.全球化與文化資本[M].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5.

篇7

摘要： 馬克思《資本論》中始終貫穿著二重性思想，其二重性是一個結構嚴密的完整圖式。從勞動、商品到資本二重性的演繹，這構成了原初圖式，而資本要不斷生產與擴張就必須借助于一定的空間來進行，這其中經濟空間（社會流通網絡系統）成為它不可或缺的場域。經濟空間的生產同樣具有二重性，它是勞動力與勞動資料耗費的自然性與社會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主要是人與人之間的權力關系）的社會性的統一，它構成了《資本論》中二重性的“新”圖式，而馬克思將勞動、商品、資本、經濟空間的生產二重性都沉將到資本主義的物質生產系統二重性之中，即生產力系統（自然技術系統）與生產關系系統（社會動力系統），這就構成了二重性的完整圖式，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把握《資本論》中二重性思想，并在此基礎上才能洞見到二重性本質――馬克思通過物與物的關系來抽引出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而這種社會關系的本質就是資本權力關系。

中圖分類號： F091.91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0012435（2017）02018708

Key words： capital； duality； production in economic space； social power system

Abstract：

Marx's Das Capital has always been permeated with duality and the complete schema is a highly structur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uality evolves from labor， commodities to capital， which constitutes the original schema. Capital keeps production and expansion， which should be carried out with the help of some space. This economic space （social distribution network system） becomes an integral part of its domain. Economic space of production also has duality， which is a combination of naturalness in labor and labor cost， and sociality in soci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mainly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It constitutes a “new” schema in Capital. Marx puts duality of labor， commodity， capital， and economic space of production into duality in capitalist material production system， which is productivity system （natural technology system） and social relations system （ social power system）. This constitutes a complete schema of duality.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idea of duality in Capital be really grasped， and on this basis the nature of duality can be perceived-Marx draws out soc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ople from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stances， and the essence of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is a capital power relationship.

以往人們在研究《資本論》中二重性思想時，沒有將其看作一個完整的圖式，往往只是進行片斷式切割，這種切割產生了許多的弊病，它無法真正把握二重性思想的理論張力，更不利于對《資本論》的研究。在資本的生產領域，通過對勞動、商品、資本二重性解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為我們構建了二重性的原初圖式；在資本的流通領域，通過對經濟空間的生產二重性探究，馬克思構建了二重性的“新”圖式，而生產領域中的原初圖式和流通領域中的“新”圖式，最后都被馬克思安放到資本主義物質生產系統――生產力系統（自然技術系統）與生產關系系統（社會動力系統）中去，從而構成了《資本論》中二重性的完整圖式，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把握二重性的理論張力，透過物與物的關系抽引出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即資本權力關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資本論》是一本主要研究資本權力關系的巨著。

一、從勞動、商品到資本二重性演繹：《資本論》中二重性的原初圖式

我們要厘清《資本論》中二重性的完整圖式，首先，就應該以分析其原初圖式為著眼點，如果我們把原初圖式比喻為大樹的話，那么，勞動二重性則是大樹的根莖，離開了它，其他二重性都成為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末。基于此，我們以勞動二重性為切入點，以便把握從勞動、商品到資本二重性的演繹，即把握《資本論》中二重性的原初圖式。

（一）勞動二重性：具體勞動的自然性與抽象勞動的社會性之勾連

勞動作為《資本論》的前提之一，雖然這種勞動本質上來說是異化勞動，馬克思發現任何勞動首先都是作為一種具體勞動形式而存在，它通過人在具體的實踐活動過程中所體現出來，是人的腦力和體力的支出，也是一種有目的的生產活動的表征形式。當不同人的具體勞動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進行有序地編碼之后，它們可以構成有用勞動的總和，“即表現了社會分工” [1]55，在具體勞動的過程中，隨著社會分工與合作進一步加強，生產效率也大大提高。馬克思進一步指出，這種具體勞動深刻地體現了自然性，它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即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56換言之，具體勞動是人和自然連接的橋梁和中介，并表征著人的存在，人用它去感知和觸碰這個未知的外部世界，人的自然性也就是人通過具體勞動與自然界發生對象性關系，自然界的各種原材料通過人的具體勞動加工之后，把“自在之物”不斷翻轉為“為我之物”，正如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是人的無機的身體。”[2]161自然界之所以能夠成為人的無機身體，首先通過人的具體勞動，人才懂得自身與自然界不是征服與被征服、改造與被改造的關系，而是表征著一種對象性關系，自然界才成為了人的無機身體。從這種意義上來說，自然界就是人的身體，人離開了自然界就是“無”。

如果勞動僅僅只是具體勞動，那么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就失去了意義，勞動更體現為抽象勞動，馬克思稱其為“無差別的人類勞動”，進一步表述為無差別的社會化勞動，是生產社會關系的勞動，這種勞動是每個人通過自己的勞動來生產“社會人”的總體生命的勞動。顯然，馬克思對抽象勞動的理解和一般的形而上學世界觀對此理解完全不同，形而上學的“抽象”是一種先驗的、個體共有的個體屬性的“抽象”，西方的抽象人性論就采用這種方法，它把現實生活中的活生生的個人抽象掉個性，只保留人的共相，這是“個性――共性抽象法”，因此就得出了人的一般的抽象的本|；而馬克思對勞動的“抽象”顯然不是采用這種方法，抽象勞動是在為他人的勞動過程中產生的，是一種實體性抽象，屬于社會性存在，它顯然屬于“總體本質抽象法”。勞動二重性是馬克思的獨特發現，這也難怪他在《資本論》中指出，“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這種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證明的。”[1]5455我們必須指出，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不是兩種形式的勞動，對勞動來說是一體兩面的，正如硬幣的正反面一樣。雖然它們共存于勞動之中，但是，二者有巨大差別，具體勞動體現了勞動的自然性，它是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表征與確證，它不具有通約性，而抽象勞動則體現了社會性，反映出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將抽象勞動用貨幣量度之后，它便具有了可通約性，即通約這個生存化的世界。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切的具體勞動只有被換算成抽象勞動，它才有意義，否則就沒有意義，在對象性關系中，勞動的質的差別被抽空，它已然成為支配人們生產過程的唯一的、根本的原則，成為支配人們生活中的唯一原則。正是由于勞動具有二重性才決定了商品也具有二重性，具體勞動形成使用價，抽象勞動形成價值，換言之，勞動的二重性形成了商品的二重性，這樣馬克思就從勞動二重性過渡到商品二重性上。

（二）商品二重性：使用價值的顯性關系與價值的隱性關系之勾連

商品的使用價值體現了物對人的關系，這很容易被人們的感官直接感知與接受，因而，它只是一種顯性關系，無論商品的內部結構多么復雜，當我們最后對商品進行解碼之中，它的原在的自然性就會顯露出來，這沒有任何神秘可言，但是，馬克思對商品的分析并沒有就此止步，他指出商品之所以能夠獲得“同一的幽靈般的對象性”[1]51，在于抽象勞動對象化或者物化在產品之中而形成了價值，價值是商品中凝結的勞動者的生命，人們通過社會化勞動用生命生產他人生命，而建立起來的人與人之間的內在聯系，這種內在聯系是一方的存在通過另一方來實現自己的定在。例如，一個茶杯，是無數人的對象化勞動凝結在這個茶杯之中，換言之，茶杯中已經內含了許許多多其他人的生命，生產茶杯的人通過茶杯的存在來體現自己生命的價值與意義，購買茶杯進行使用的人，就是靠他人生命來養活自己的生命，因此，就茶杯這看似普通的商品中卻體現了一種深層的隱形關系。這種關系不是靠感官直接感知，而是要透過使用價值的物的屬性來洞見到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所以說，價值體現的不只是物的使用價值，更是人與人的關系，這才是價值的深層本質。傳統的流行的關于價值的定義，主要堅持效用價值論，即物對人的有用性，這種關于價值的界定只不過表述的是使用價值，是一種顯性關系，馬克思不會也不可能僅僅停留在事物的表象，而是要由物的表象深入到物的本質之中，由顯性關系的使用價值去洞見到隱形關系的價值，去揭開商品的神秘面紗。就像馬克思指認的那樣，“但是桌子一旦作為商品出現，就轉化為一個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它不僅用它的腳站在地上，而且在對其他一切商品的關系上用頭倒立著”[1]88，商品之所以具有如此神秘，就在于用物與物的關系掩蓋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這也就是馬克思為何要批判商品拜物教的原因所在。商品的使用價值并不神秘，神秘的是價值，它的表現形態有價值的“原生態”、交換價值和貨幣符號：所謂價值的“原生態”只是一種形象的說法，它指的是商品的價值和使用價值同時被生產出來以后，價值以原先的使用價值為載體，而價值潛在地自我存在著；價值要通過交換價值來表現出來，交換價值以對方的使用價值為載體，它是價值的表現形式，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通過負載在物與物的關系之中表現出來；而貨幣符號可以使買賣分離，并且可以轉變成貨幣權力，對此馬克思指認，“一切東西拋到里面去，再出來時都成為貨幣的結晶。連圣徒的遺骨也不能抗拒這種煉金術，更不用說那些人間交易范圍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1]155價值的這三種表現形態使得商品的神秘性進一步加深，尤其是當貨幣對價值進行抽象之后就更加神秘了。在對商品二重性的指認之后，我們就容易理解商品二重性之間也是不可分割的，使用價值是負載著物的能指，商品的價值是被負載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所指，價值這種“所指”要通過使用價值這種“能指”來實現。

商品二重性表面：它是物的有用性（使用價值）和負載著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價值）的統一，是顯性關系和隱形關系的統一，是“能指”和“所指”的統一，也是可感覺和超感覺的統一。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商品價值不斷地被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進行度量與抽象，當貨幣被不斷地聚合和擴容之后，這也就推動了貨幣向資本轉變成為現實，尤其隨著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資本家掌握了生產資料，而勞動者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由此就出現了新的物化的社會關系――資本。資本一旦來到人間，便籠罩上了二重性的神秘面紗。

（三）資本二重性：表層現象的生產要素的資本與深層本質的生產關系的資本之勾連

從勞動、商品到資本二重性的邏輯演繹，這是《資本論》中二重性的一根明顯的紅線，我們將其稱為《資本論》中二重性的原初圖式，它貫穿《資本論》的始終。那么，究竟如何理解資本二重性？其實，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進行了指認，它是生產要素的資本與生產關系的資本二重性統一，這是我們理解資本范疇的關鍵，否則極易陷入到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對資本理解的幻象之中，而無法洞見到馬克思“資本”理論內核與現實張力。

對資本范疇的理解，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有過許多表述，但是，他們無一例外地都把資本指認為生產要素的“物”或預付金。 大衛?李嘉圖認為：“資本是一國財富中用于生產的部分，由進行勞動所必需的食物、衣服、工具、原料、機器等組成。”[3]476不難看出，在大衛?李嘉圖的視野中，資本是用來進行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的一種生產要素的表征形式，生產要素可以有多種構成，其只要用于來生產便可以被歸入于資本的范疇。而亞當?斯密對資本的理解比大衛?李嘉圖則前進一步，他指出，資本就是“‘一定量的積蓄的和儲存的勞動’”[2]130，并找到了勞動是私有財產的主體本性，這就把資本與勞動鏈接在一起，他明確而完整地確立了勞動價值論，這是亞當?斯密偉大的貢獻，這也難怪馬克思把他稱為經濟學上的馬丁?路德。但是，國民經濟學家以之作為前提的勞動，卻是異化勞動。從根本上來說，亞當?斯密對資本的理解僅僅只是觸及了表層現象。一言以蔽之，他們只是看見了資本的“物”的形式，并且將“物”的形式就當作了資本的本質。就這方面來說，馬克思顯然不滿意國民經濟學家的做法。馬克思通過對國民經濟學家的理論進行考察之后，很快就超越了他們。他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大量論述了作為生產要素的資本的存在，它表現為資本家的廠房、機器和設備、原材料以及勞動力等。這些生產要素的存在對資本主義生產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們或者轉移自己的價值到新產品中去或者創造價值。但是，馬克思卻要透過表層現象抽離出資本的深層本質，對此，他批判地指出：“單純從資本的物質方面來理解資本，把資本看成生產工具，完全拋開使生產工具變為資本的經濟形式，這就使經濟學家們糾纏在種種困難之中。”[4]89國民經濟學家找到了資本“物”的屬性，并把資本就等同于“物”，這種“物”的表層現象遮蔽了資本的深層本質，這導致他們的理論陷入這樣或那樣的混亂之中而不能自拔。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資本被理解為物，而沒有被理解為關系。”[5]214在《資本論》第一卷中，他更明確地指認，“資本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以物為中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1]877878馬克思意在表明，資本的本質不是物，而是一種關系，并且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系”[2]724，這種生產關系也就是資本權力關系，主要表現為：通過貨幣資本，資本家獲得在市場上對生產要素的配置權；通過生產資本，對勞動力的購買之后，而在生產過程中對勞動力的使用權與支配權；通過產品資本，資本家獲得對產品的分配權和對剩余價值的占有權。只有這樣，資本才能增殖，并且資本唯一目的就是增殖，資本就像吸血鬼一樣，吸的血越多，資本的力量越強大。馬克思之所以反對把資本的本質理解為生產要素或者預付金的“物”，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們都是“死勞動”，而“死勞動”只轉移自身價值，不能創造價值，只有“活勞動”才能創造價值，但是，國民經濟學家卻把剩余價值的創造理所當然地歸屬于生產資料這種“死勞動”。

馬克思對資本二重性的指認，從物質形態的資本的表層現象穿透到生產關系的資本的深層本質中去，他大大超越了國民經濟學家對資本的單向度理解，而是由物與物的關系洞見到了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可見，在馬克思的視野中，資本范疇被深深地打上了社會關系的烙印，他不是僅僅停留在斯密的世俗時間中來考察資本，而是上升到黑格爾的精神時間中來洞悉資本的社會性，資本的背后所抽離出來既有勞資關系的對立與沖動，又有生產關系、消費關系、分配關系、交換關系的博弈；它既有異化、物化的擴大，又有幻化的加深，這更加凸顯資本與精神之間的緊張關系；它既有財富的不斷積累，又有貧困的不斷積累。

馬克思《資本論》在闡述勞動、商品、資本二重性之后，并沒有停止腳步，而是繼續推進對資本問題的研究，資本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增殖，要增殖就必須通過不斷地擴張來實現目的，為了滿足資本更好地擴張，資本必須要借助于一定的空間，而經濟空間對資本擴張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更多的非經濟空間被不斷地翻轉為經濟空間并轉換為經濟空間的生產，這進一步加劇了資本的集聚效應。

二、經濟空間的生產二重性演繹：《資本論》中二重性在流通領域的“新”圖式

經濟空間的生產更加凸顯出資本在流通領域中的作用，它是資本在生產領域的繼續與延伸，只不過以往人們對《資本論》第二卷研究的力度比第一卷、三卷要薄弱些，近年來，隨著亨利?列斐伏爾、大衛?哈維等一批西方學者關于空間問題研究的著作被不斷地介紹到國內來以后，尤其是隨著資本的生產與擴張所帶來的對自然空間、都市空間、政治空間、社會空間的擠壓，經濟空間及其空間生產問題與人類的生存空間關系就日益凸顯，同時，經濟空間及其生產問題受到了學者們高度關注，同樣，經濟空間的生產也具有二重性問題，如果說從勞動、商品、資本二重性的演繹被言說為《資本論》中二重性的原初圖式，而經濟空間的生產這一問題在當下得到如此密切關地關注，那么，經濟空間的生產二重性構架則可以被言說為“新”圖式，以此凸顯該問題的重要性。

馬克思指出，作為剩余價值的資本不在流通領域產生，但是又離不開流通流域，它要在流通領域中才能實現。可見，流通領域對人們分析商品的價值同樣很重要。當商品生產出來之后，就需要進入流通領域中，這必然就涉及到流通領域的勞動。我們只有在厘清了流通領域中勞動的特點之后，才能更清晰地把握經濟空間的生產二重性，要探究這一問題，首先應該把握流通領域的勞動。

那么，流通領域的勞動究竟能否創造價值？這個問題長期困擾著學術界，而且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對此，我們認為對該問題不能做機械式的單向度地理解，而應該辯證地分析。其實，流通領域的勞動可以分為生產性的勞動與非生產性的勞動。這里需要明確指出，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二者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它們之間往往是相互交錯的。生產性的勞動既可以出現在生產領域，也可以出現在流通領域里，而且時常相互貫通，比如商品的保管、儲備、運輸過程。正如馬克思指認，“在產品從一個生產場所運到另一個生產場所以后，接著還有完成的產品從生產領域運到消費領域。產品只有完成這個運動，才是現成的消費品。”[6]168不難看出，運輸勞動既發生生產領域，又發生在流通領域中，都屬于創造了價值的生產性的勞動，投在運輸上的生產成本，一部分由于對運輸工具的使用而轉移了價值，一部分由于運輸勞動所形成的價值追加到運輸的產品中去。但是，馬克思進一步區分了流通領域中的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的勞動，他在《資本論》第二卷中指認，“由價值的單純形式變換，由觀念地考察的流通產生的流通費用，不加入商品價值。就資本家來考察，耗費在這種費用上的資本部分，只是耗費在生產上的資本的一種扣除。我們現在考察的那些流通費用的性質則不同。它們可以產生于這樣一些生產過程，這些生產過程只是在流通中繼續進行，因此，它們的生產性質完全被流通的形式掩蓋起來了。”[6]154流通領域中的生產性的勞動，它提供了新的使用價值或者使用價值新的享有時間、空間和服務形態，這種勞動和流通領域中的勞動一樣創造價值，而流通領域中的非生產性的勞動，屬于純粹的流通性勞動，它屬于“價值的單純形式變換”、“觀念地考察的流通產生的流通費用”。這種非生產性勞動的作用，一是改變價值的所用者，如一種商品從甲這個人流通到乙那個，流通的過程中肯定要消耗勞動，但是這種勞動屬于非生產性勞動，本身不創造價值，它只是改變了商品價值的所有者；二是改變價值形式，即“同一價值由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6]147，如把美元兌換成人民幣，同樣需要耗費勞動，但是這個過程中不造價值。其實，流通領域中的非生產性勞動，它不但不能創造價值，反而要消耗價值，馬克思所說的“流通費用”（從社會角度）就是指這種意思，而西方經濟學家則表述為“交易費用”（從個人角度）。這種價值的耗費，包過支付勞動力費用（工資），也包過了物質條件的耗費。這里可能有人會提出這樣一個疑問，既然流通領域中的非生產性勞動不創造價值，反而要消耗價值，那么，這種勞動還有意義嗎？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如果只有價值的生產而沒有價值的消耗，這個社會必然要崩塌，價值被創造出來了之后，只有真正被消耗之后，它才有意義，馬克思形象地將流通過程中的價值耗費與自然界的能量轉化作了類比并指出，“它同比如說燃燒一種生熱用的材料時花費的勞動一樣。這種燃燒勞動，雖然是燃燒過程的一個必要的因素，但并不生熱。” [6]147非生產勞動和生產性勞動都屬于流通流域的勞動，其實，它們最重要的貢獻在于為價值的實現創造一定的網絡流通空間，在《資本論》第二卷中，馬克思將其指認為“流通機器” [6]153，也即資本流通的社會網絡系統，沒有這種網絡系統，資本無法流通，而“流通機器”或者社會流通網絡系統就是我們通常所意指的“經濟空間”。資本借助于這種經濟空間進行不斷地生產與擴張，這導致了人類整個生存化的空間越來越被資本侵入，原本上是非經濟空間被不斷地翻轉為經濟空間，馬克思在論述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過程中的全球化問題，就是一個很好的的佐證。在全球資本擴張過程中，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轉嫁自身的矛盾，不斷地擠占他國經濟空間，正如法國哲學家亨利?列斐伏爾曾深刻指出，“資本主義只是通過向整體空間的擴張才得以保存的（通過侵入它的發源地、侵入增長領域和權力領域：生產的統一性、企業、國內公司和跨國公司）。”[7]78資本正是憑借著經濟空間而不斷地生產，那么，對這種經濟空間的生產二重性，我們如何理解呢？

資本在經濟空間的生產，它是勞動、商品、資本二重性在經濟空間里的繼續與延伸，同樣具有二重性：勞動力與勞動資料耗費的自然性與社會關系的再生產（主要是人與人之間權力關系）的社會性。正如我們在前面分析流通領域中的勞動，它們需要“耗費對象化勞動，如鋼筆、墨水、紙張、寫字臺、事務所費用。因此，在這種職能上，一方面耗費勞動力，另一方面耗費勞動資料。”[6]150無論是耗費勞動力，還是耗費勞動資料，從原初的意義上來說，這兩種耗費的對象都是來源于自然界所提供的原材料，這就必然會打上自然性的烙印。這一點容易理解，而社會關系的再生產的社會性，就比較抽象。對此，亨利?列斐伏爾在《空間的生產》新版序言中曾指出，“空間已經到達如此顯著的位置，它是某種‘行走在大地上’的現實，即在某種被生產出的社會空間之中的現實，是社會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 [8]180對上面引文我們可以解讀如下：一是經濟空間不是虛幻的存在，而是現實化的存在；二是經濟空間不是從來就有的，它是社會的產物，是現代性發展的必然結果，經濟空間的生產與現代性具有緊密的關聯度；三是經濟空間受社會權力支配，它既生產社會關系又被社會社會關系所生產。由此可見，經濟空間的生產不僅僅具有自然屬性，更深刻地體現了社會性。尤其是隨著資本借助于這種經濟空間的生產與擴張，其社會性更加凸顯：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社會關系，正如亨利?列斐伏爾指出，“空間是社會性的”，“空間里彌漫著社會關系” [9]48，而這種社會關系主要指的是人與人之間的資本權力關系，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資本權力來控制全世界資本流通的經濟空間。在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現代信息技術與產業真正出現，但是，這并不妨礙《資本論》第二卷對經濟空間的生產問題的初探，為今天研究以物流、互聯網、都市社會為顯著標志與載體的空間提供了珍貴的理論原本。

三、物質生產系統二重性演繹：《資本論》中二重性的聚合與完整圖式

以上我們分別探究了《資本論》中二重性的原初圖式，從勞動、商品、資本二重性邏輯的演繹，再到流通領域的勞動為資本的擴張提供了經濟空間的闡釋，通過對經濟空間的生產二重性的分析，馬克思《資本論》為我們構建了經濟空間的生產二重性的“新”圖式，最后都被沉降到物質生產系統之中，并化歸于了這個系統中的一個部分或者環節，從而構成了一個有機的不斷循環的完整圖式，這個系統又遵循著自身的客觀規律而運動發展著。透過這個完整的圖式，可以洞見到資本的生產、流通等全過程，這對我們把握《資本論》具有重要的意義。《資本論》二重性的完整圖式就內含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中，并通過物質生產系統的運動而得到完美展現。

物質生產系統同樣具有二重性，它是生產力系統（自然技術系統）與生產關系系統（社會關系系統）的統一。生產力系統是人類的勞動與自然界進行自然物質的變換過程，它體現出人與自然界的關系，并以生產出具有使用價值的物質產品而為人類提供各種服務為目的。在人類勞動與自然界交換過程中，勞動起到主導地位，然而，自然界同郵遣豢苫蛉鋇模如果只有勞動，而無自然界提供的材料，人類的勞動什么也不能創造。但是，我們必須指出，既然生產力系統直接關聯的是人類的勞動與自然界，而勞動又占據主導力量，因此，要推動生產力系統運轉起來，首先必須推動人類進行勞動，否則生產力系統必然處于停滯狀態。那么，人類進行勞動的動力在哪里呢？比如，原始人采取野果來充饑，要磨制石器來狩獵，這源于他們生存的“需要”；為何部落首領要不斷地加強防御工事、興修水利呢？這主要源于維護和捍衛自身的“利益”。這也難怪西方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將人類勞動的動力主要歸結為人的需要和利益的經濟驅動所致，而人的需要和利益一定是受制于一定的階級、階層、集團的需要和利益，受制于一定的生產關系、交換關系、分配關系、消費關系等的制約，一言以蔽之，為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所制約與推動，即受到生產關系系統（社會關系系統）的力量所驅動。英國資本主義在不斷擴張的過程中，就明顯體現了這一點。當農民或者手工業者在為自己勞動時候，此時他們的勞動還帶有隨意性、偶然性，但是，一旦農民失去了土地，小手工業破產之后，他們都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時，這時他們的勞動和原來的勞動，就產生了天壤之別了，它被納入到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驅動工人的勞動已經不再是自然資源、生產資料，而更深刻地體現為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力量，即生產關系系統（社會關系系統）。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真正驅動生產力系統（自然技術系統）運作的，不是自然資源，而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力量，即生產關系系統（社會關系系統）。我們還必須指出，雖然生產力靠生產關系來驅動，但是，人們在生產關系中的活動反過來又受到生產力的制約。而生產關系具有頑固性（利益的固化），作為掌握與支配生產關系的舊勢力，千方百計要維護自己的利益，當新的勢力或階級與舊的勢力或階級的利益發生根本上的沖突，這必然導致社會危機，新的生產關系要取代舊的生產關系，實現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適應。隨著資本的不斷擴張，資本不斷地吮吸自然界的自然力、人的自然力和社會的自然力，它必然帶來生態危機、人的發展和社會危機，當資本主義最終無法解決社會總危機時，資本在經濟空間的生產和資本擴張都無法進行下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產力系統和生產關系系統）也無法維持下去，資本主義必然要被社會主義所取代，這就是馬克思《資本論》中物質生產系統二重性的理論張力之所在。

馬克思對物質生產系統二重性的分析，直接觸及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它是勞動二重性、商品二重性、資本二重性、經濟空間生產二重性的聚攏與匯合，從而構成了《資本論》中二重性的完整圖式，并在資本主義物質生產系統中運行與演繹。

四、《資本論》中二重性本質：從物與物的關系中抽引出人與人的社會關系

那么，馬克思《資本論》中二重性思想究竟要告訴我們什么呢？換言之，它的本質是什么？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構建了二重性的原初圖式、“新”圖式以及完整圖式，其目的就是要透過物與物的關系，揭示出人與人的社會關系。《資本論》中二重性濫觴于勞動二重性，具體勞動反映出人的腦力與體力的支出，它形成了商品的使用價值，體現出物與物的關系的自然性，而抽象勞動形成于社會之中，是社會勞動，也就是為全社會的他人生產產品和服務的勞動，這種社會勞動主要形成于社會分工之后，因此，社會勞動不僅僅是改造自然界的勞動，更是在改造自然界過程中所形成的改造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的勞動，而商品的價值正是社會勞動的產物，它不是簡單的物對人的有用性問題，更深刻彰顯了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只不過這種社會關系通過負載在物的使用價值之上而表現出來。列寧曾指出，“凡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看到物與物之間的關系（商品交換商品）的地方，馬克思都揭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10]444。馬克思分析勞動二重性與商品二重性是為了引出資本二重性，作為生產要素的資本與作為社會關系的資本。但是，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卻陷入了把資本僅僅當成為生產要素或者預付金的“物”，而看不到物與物的關系僅僅只是資本的表層現象，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才是資本的深層本質，正如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所批判地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他才成為奴隸。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它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關系，它也就不是資本了”[2]723。可見，馬克思對資本的本質把握，不是僅僅被生產要素或者預付金等“物”的表層現象所遮蔽，而是把資本同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緊密鏈接起來，資本的社會關系本質上是資本支配的社會權力關系，就像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指認，“資本就意識到自己是一種社會權力，每個資本家都按照他在社會總資本中占有的份額而分享這種權力。”[11]217所以，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多次批判國民經濟經濟學家僅僅把資本理解為“物”的簡單形式，常常陷入種種紛爭之中而無法抽離出來。當資本借助于經濟空間進行擴張之后，經濟空間的生產也具有了二重性，資本的流通過程是對自然資源消耗的過程，它必然發生人與自然的關系，而經濟空間歸根結底屬于社會空間，空間中必然發生產生多種關系，但是，隨著資本的不斷流通，在社會空間中呈現出來的主要還是人與人的生產關系、社會關系。資本的擴張對經濟空間的需求是無止境的，既需要國內經濟空間，又需要國外經濟空間，而且已經出現了進一步向國外經濟空間蔓延的趨勢。馬克思《資本論》中的二重性最后都歸屬于資本主義的物質生產系統，即生產力系統（自然技術系統）與生產關系系統（社會關系系統）二重性之中，馬克思依然是要揭示出“物”的背后所隱藏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

因此，《資本論》二重性的深層本質，即從物與物的關系背后抽引出人與人的關系，這種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實質就是資本權力關系，《資本論》的核心就是研究資本權力關系。我們無論是把握勞動、商品、資本、經濟空間的生產，還是把握復雜的物質生產系統，都必須關聯馬克思的二重性思想，它是我們分析與解剖《資本論》中各種經濟現象和經濟規律的一把鑰匙。正如馬克思對三大拜物教批判的核心也就源于此，在物與物的關系外衣的掩蓋下，商品、貨幣、資本對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遮蔽。這也難怪海德格爾在《關于人道主義書信》中指出，“因為馬克思在體會到異化的時候深入到歷史的本質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關于歷史的觀點比其余的歷史學優越。但因為胡塞爾沒有，據我看來薩特也沒有在存在中認識到歷史事物的本質性，所以現象學沒有、存在主義也沒有達到這樣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資格和交談。”[12]383海德格之所以對馬克思評價如此之高，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馬克思的哲學是深入到社會的本質之中去了，即把握到了各種紛繁復雜現象背后的“社會性”。這才是馬克思哲學的深刻之處，《資本論》中二重性圖式的理論張力正源于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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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包亞明. 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10]中央編譯局.列寧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篇8

[關鍵詞] 現金現金流量馬克思資本論

會計學家舒馬雷?恩巴哈說:“利潤好像是溫度計的刻度。我們通過讀這個刻度，與其說是想知道今天的氣溫是多少度，不如說是想知道今天比昨天高多少度或低多少度。利潤也和它完全相同，我們通過它來測定，與其說想知道本期利潤是多少，不如說是想了解本期利潤比前期增加多少或減少多少。”但是今天，作為“測定效率尺度的利潤”，在權責發生制以及謹慎性原則下，已經越來越難擔當測定效率的重任了。

一

在2002年，安然（ENRON）、世通等公司的會計造假，事件，造成美國經濟的動蕩，催生了“薩班斯法案”的制定。不僅美國，世界其他國家也存在了會計欺詐行為。安然等一大批“巨星”的墜落都是從“巨額收入、利潤虛假”開始的，這的確讓人思考相關的一個問題；我們的價值導向，經營目標是否過分依賴賬面利潤指標了。在現有的會計原則下，“賬面利潤”的可控制因素實在太多，“職業判斷”的空間太大。我們應該淡化利潤性指標對公司價值判斷的影響，大力提倡“經營性現金流量”、“自由現金流量”指標。無論信息披露，還是投資者決策都要大力強化“現金至尊（CASH IS KING）”理念。“現金導向”會極大地抑制“利潤操縱”問題，也使公司決策層、經營者著力為股東、社會創造實實在在的財富。這里的現金概念是廣義的，包括庫存現金、銀行存款和現金等價物。現金等價物指持有的期限短、流動性強、易于轉換為已知金額現金、價值變動風險很小的投資。

現金流量反映了所有影響企業現金變化情況。無論是債券和股票發行引起的現金流入，還是因派發股息引起的現金流出，都反映在企業的現金流量中。現金流量還可以反映公司內部會計處理方面潛在欺詐行為的信號。一個泄露天機的跡象是：當企業的利息、稅項、折舊前利息為正值時，而其經營性現金流量卻為負值。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可能運用了會計伎倆，使其業務情況看上去比實際情況“完美”。如果經營性現金流量為負值，該公司事實上不是在賺錢，而是在賠錢，縱然賬面上的利潤所反映的情況是公司在賺錢。重讀馬克思《資本論》，研究馬克思對資本運動的闡述，有其現實意義。

二

馬克思資本總公式：G―W …P…W’―G’（G+G）中，G和G’是貨幣形式的資本。貨幣，馬克思說：“在這整個第二卷中，我們所說的貨幣，是指金屬貨幣，不包括象征性的貨幣，單純的價值符號和尚未闡明的信用貨幣。”由此可知，公式中的G，即是現金流入量G’減去現金流出量G后的現金凈流量。馬克思在當時就認識到了或者說更強調了現金流量對資本家的重要性，并把其認為是資本家追求的惟一動機和目的。著名會計學家埃爾登S?享德里克森也認為：“歸根到底，企業流入和流出的現金流量都是會計上據以計量及投資者和債權人據以制定決策的最基本的活動。現金之所以取得這種重要地位，是因為它代表著綜合購買力，這種購買力能在交換經濟社會很容易轉讓給任何個人或組織，以取得他們所期望得到的貨品和勞務，來滿足他們自己的特定需要。”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關于資本總公式的現金流量的論述，在市場經濟情況下競爭越來越激烈，營銷越來越成為企業的決定性因素的情況下，充分證明了馬克思認為現金流量在企業經營中越來越重要的預見性。試述如下：

1.馬克思認為對G’的追求是資本家的惟一動機和目的

G’，馬克思說:“我把這個增殖額或超過原價值的余額叫做剩余價值。”“作為這一運動的有意識的承擔者，貨幣所有者變成了資本家。他這個人，或不如說他的錢袋，是貨幣的出發點和復歸點。這個流通的宏觀內容――價值增殖――是他的主觀目的。” “精明的資本家不斷把貨幣重新投入流通，卻達到了這一目的。”追求貨幣的增殖額，即現金凈流量是資本家的惟一目的，馬克思說:“他購買商品，把貨幣投入流通，是為了通過出賣這同一商品，從流通中再取回貨品。他拿出貨幣，就蓄意要重新得到它。”

馬克思進一步分析認為:“以實在貨幣為起點和終點的流通形式G… G’，最明白地表示出資本主義生產的動機就是賺錢。”并且強調這個賺錢是實在的貨幣，這是真實的現金流量，而不是用權責發生制計算的利潤。“商品價值從商品體跳到金體上，像我在別處說過的，是商品的驚險的跳躍。這個跳躍如果不成功，摔壞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特別是以權責發生制為會計假設而確定的收入、計算利潤，以及商業信用的出現，這個跳躍的完成更加驚險，賬面利潤已實現了，現金還不知收不收回來？馬克思更明確的認為:“G …G’公式的特征是：一方面，資本價值是它的出發點，已經增殖的資本價值是它的復歸點，因而資本價值的預付表現為整個行動的手段，已經增殖的資本價值則表現為整個行動的目的;另一方面，這種關系是表現在貨幣形式即獨立的價值形式上，因此，貨幣資本也就表現為能夠生出貨幣的貨幣了。從價值生出剩余價值，不僅表現為過程的開始和終結，而且直截了當地表現在金光閃閃的貨幣上。”資本家進行生產的動機和目的就是為了賺錢，并不是為了生產滿足人們需要的產品。馬克思一針見血指出：“生產過程只是為了賺錢而不可缺少的中間環節，只是為了賺錢而必須干的倒霉事。”因此，資本家關心的是實實在在的貨幣增殖額，而不是別的什么東西。

2.馬克思認為現金流量決定了企業的成敗

(1)現金流量在總量上的增殖，決定企業生存

資本的循環，只有不停頓的從一個階段轉入另一個階段，才能正常進行。馬克思深深認識到：“W―G即賣，是資本形態變化的最困難部分。”“如果資本在最后階段W’―G’停頓下來，賣不出去而堆積起來的商品就會把流通的流阻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多次提到W’―G’的停滯。這充分說明，不管一個企業預測、計劃做得多么好，決策多么正確，營銷策劃多么充分，如果W’―G’完不成，現金流入實現不了，企業就會出現經營的混亂，馬克思很形象地把W’―G’過程稱為驚險跳躍過程，這個過程完不成，摔壞的不是商品，而是資本家本人。

(2)現金流量在流速上的快慢，決定了企業快速發展

馬克思不僅關注現金流量的增殖，也注意到了現金流量流速對現金凈流量增殖的辨證關系，他說:“資本在流通中的形態變化越成為僅僅觀念上的現象，也就是說，流通時間越等于零或接近于零，資本的職能就越大，資本的生產效率就越高，它的自行增殖就越大。”“由于資本拋棄它的商品形式和采取它的貨幣形式的速度不同，或者說，由于賣的速度不同，同一個資本價值就會以極不相同的程度作為產品形成要素和價值形成要素起作用，再生產的規模也會以極不相同的程度擴大或者縮小。”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市場競爭異常激烈，企業要想站穩腳跟，不但要想方設法把自己的產品銷售出去，更重要的是要及時地收回銷貨款，盡量縮短資本的占用時間，加速資本的周轉。

(3)馬克思認為貨幣即現金流量反映了企業的更重要的信息

馬克思資本總公式中，資本完成它的循環的全部，等于生產時間和流通時間之和，“流通時間的延長和縮短，對于生產施加的縮短或延長，或者說，對于一定量資本作為生產資本執行職能的規模的縮小或擴大，起了一種消極限制的作用。”“因此，資本的流通時間，一般說來，會限制資本的生產時間，從而也會限制它的價值增殖過程。”價值增殖G，即現金流量，而影響現金凈流量的因素，會在企業的流通和生產經營活動中顯現出來，是人們了解企業信息的更重要的方面，如果現金流量中各部分現金流量合理，現金流入和流出無重大異常波動，一般來說企業的財務狀況基本良好。另一方面，企業最常見的失敗原因、癥狀也可以在現金流量中得到反映。對企業管理當局來講，現金凈流量是他們最重要的業績衡量標準和發現問題的窗口。對投資者和債權人來說，最關心的是企業的盈利性和流動性。盈利性是指增加公司財富的能力，流動性則是指企業的支付能力。盈利性差，投資人的投資收益無法保證，債權人的利息甚至本金都可能受到損害。流動性差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不能支付到期債務，二是不能滿足正常生產經營，前者影響債權人的利益，后者影響企業的生產經營，從而影響盈利性。現實生活中存在這樣的實例，即是一個盈利不錯的企業，也存在著由于償還不了到期債務而破產的危機。埃爾登S?亨德里克森認為：“由于分配程序和歷史交易價格所造成的慎重和內在的偏見，人們對傳統的會計方法用于陳報今天的復雜經濟活動，是否適宜有些懷疑。避免這些偏見中某些部分的一種方法是著重現金流轉的陳報，輔之以其他信息和恰當的分類，使財務報表的使用者可以作出他們自己對未來的預測。”可以看出，要全面、準確的反映盈利性和流動性，必須兼顧權責發生制和收付實現制。既編制以權責發生制會計假設為基礎的利益表和資產負債表，又編制以收付實現制為基礎的現金流量表。

另外，馬克思更加深刻地指出企業現金流量不僅僅影響一個企業的好壞，并且最終導致全社會的問題出現。他說:“一旦那些貨物運銷遠處（或存貨在國內堆積起來）的商人的資本回流如此緩慢，數量如此之少，以致銀行催收貨款，或者為購買商品而開出的匯票在商品再賣出去以前已經到期，危機就會發生。這時，強制拍賣，為支付而進行的出售開始了。于是崩潰爆發了，它一下子就結束了虛假的繁榮。”沒有現金流量的增加，利潤計算的再好，就會出現“盈余破產”，導致多米諾效應，危害社會經濟秩序。美國的“安然”事件在美國的社會引起的經濟恐慌，有人認為不亞于“9.11”事件。

三

馬克思分析的資本總公式是資本完成了一個循環，包括固定資本通過折舊，全部又回到了貨幣。由于會計分期和權責發生制的會計假設，反映出的現金流量使理論上的又與實際資金流動過程不盡相同，也即賬薄核算出的利潤同實際現金凈流量是不一致的。權責發生制在反映盈利性和流量性方面存在著弊端。從盈利性來說，權責發生制對一些未收到的收入予以確定，其貨款并未收回，以這種方式確定的收入只是一個虛數，W’―G’的跳躍過程尚未完成，正在進行過程中，帶有一定的風險性。另外，這部分銷售收入是在貨幣沒有回籠的情況下確定的，它將不同程度地對稅收的分配等許多有關國計民生的環節產生不良的連鎖反應，而導致財政虛收，分配超前。從流動性來說，權責發生制將預付款項、待攤費用、應收賬款等均確認為流動資產，顯然，這些流動資產是流動性差，甚至是根本無法流動的資產，使企業的流動性虛假成分增大。收付實現制和權責發生制存在著時間性差異，從長期來看，二者確認的收益是一致的；從某一個會計期間來看，二者確認的收益存在差別。最典型的就是固定資產折舊。對于固定資本的折舊，馬克思這樣論述：“產品通過流通由商品轉化為貨幣，從而勞動資料中被產品帶入流通中的那部分價值也變為貨幣，而且隨著這種勞動資料在多大程度上不再是生產過程中的價值承擔者，這部分價值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從流通過程中作為貨幣一滴一滴地落下來。因此，這種勞動資料的價值這時獲得雙重存在。其中一部分仍然束縛在它的屬于生產過程的使用形式或實物形式上，另一部分則作為貨幣，脫離這個形式。”由于企業會計分期是以年為期間的，會計的核算且以權責發生制為基礎，以此為基礎計算出的利潤再加上固定資本折舊部分等，這才是現金流入量。馬克思在資本總公式中，沒有論述結算資金的問題，對于非付現的折舊費用，他更認為通過一滴一滴地落下來，才算完成一個循環，因此，可以認為馬克思在分析資本運動中，是以收付現實制為基礎的，即是考察、分析實際現金流量變化的。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一版

[2]埃爾登S.亨德里克森著王譫如陣今池編譯:會計理論[M].上海:立信會計圖書用品社,1987年12月

篇9

當之無愧的餃子王

東方餃子王始創于1993年，其前身是1990年2月馬宏波在哈爾濱道里區開辦的一家海鮮餃子館，那時營業面積不足40平方米，連老板家員工一共僅有6個人。20多年來，傳承以餃子為基礎的東方飲食文化，馬宏波的東方餃子王已在北京、哈爾濱、長春、沈陽、石家莊、珠海等地開設了近100家直營門店，共擁有3家中央工廠，成功入圍中國餐飲百強企業。僅2013年一年，東方餃子王的年營業收入就已經達到了4.5億元，成為水餃品類中當之無愧的佼佼者。

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食，水餃深深受到人們的喜愛與青睞，投資做水餃品類的餐飲品牌更是不在少數，東方餃子王能夠在同類品牌的重重圍困中脫穎而出，靠的便是餐廳的優質出品與獨到的經營眼光。

食材的品質是決定出品與價格的基礎，選用高品質食材，是餐廳持續發展與盈利能力的基本保障。東方餃子王將產品的品質放在首位，堅持選用優質食材作為水餃餡料。為了保證食材的應季與新鮮，馬宏波在全國建立起配送網絡，由食材產地直接供貨；為了保證菜品的安全，讓消費者吃的放心，所有餐廳統一設置明檔廚房，后廚的整個操作過程完全公開化，從包餡到出鍋，對于整個餃子的制作過程，顧客都透過櫥窗看得一清二楚。

面對全國近百家的直營連鎖店，要保證各家門店產品味道的統一，必須做到出品的標準化；與此同時，為了讓消費者吃得安心，東方餃子王一直堅持現場制作菜品，如何讓這看似矛盾的兩點協調統一，馬宏波在制作工藝上下了大功夫。馬宏波帶領研發團隊進行持續探索，逐步攻克餃子制作過程中的每一個技術難關，成功對餃子制作工藝進行分解，并對每一步操作制定了嚴格的制作標準。在東方餃子王，水餃的餡料由中央廚房統一制作配送，在門店廚房進行現場包制、來單現煮，即解決了產品的標準化問題，也保證顧客能夠享受到“所見即所得”的良好用餐體驗，最大限度地保證了菜品的品相與味道。目前，餐廳的三鮮水餃、豬肉西芹水餃、黃瓜鮮蝦水餃、鴿脯三鮮水餃等產品先后被評為“中華名小吃”、“中國名點”。

在餐廳的經營上，馬宏波有著十分獨到的眼光。在業界看來，人均在30元以下的一般為快餐生意，人均消費在50-150元是簡餐市場，150元以上是中餐消費。東方餃子王定位在人均30-60元之間，價格十分親民。餐廳裝修主要以木質家具與裝飾為主，簡約而又舒適，使得餐廳就餐環境優雅愜意，加上高品質的菜品，更讓消費者感受到東方餃子王的經濟與實惠。

經過20多年的發展，東方餃子王的餃子產品已經十分成熟，為了進一步豐富餐廳產品體系，馬宏波致力于擴寬餃子系列，在這一單品上進行深挖，推出湯餃、煎餃等不同工藝的餃子產品。與此同時，餐廳餃子產品為主線，搭配涼菜、熱菜、飲品設計多元化的菜品組合，既帶動了其他菜品的推廣與銷售，更方便了顧客的點菜、記憶與傳播。通過水餃與其他菜品的靈活搭配，針對個人消費、聚餐消費、家庭消費等不同客層的消費需求，東方餃子王實現了簡餐業態出品可快可慢、品種可繁可簡、價格可高可低的經營訴求，解決了水餃品牌普遍存在的菜品老化快、升級難問題。

來自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投資

2015年，東方餃子王獲得來自歐洲金融家族――羅斯柴爾德家族旗下基金千萬美元的投資，引起了餐飲界的廣泛關注。羅斯柴爾德家族投資基金CEO Pierre-Michel PASSY對東方餃子王在中國運營非常贊賞。對于東方餃子王，羅斯柴爾德家族認為，中國餐飲市場醞釀著較大的潛力，中餐不僅在中國和華人市場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而在西方世界也具有巨大的機會。此次獲得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投資或將助力東方餃子王2017年擁有230家店鋪目標提前完成，也預示著其國際化的開端。

羅斯柴爾德家族為何投資水餃這一品類？馬宏波有著自己的理解與看法。“從世界范圍來看，餃子是中餐一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符號，這可能是中餐其他品類都不具備的。”餃子作為中國消費者最喜愛的美食，在全球都會受到歡迎，對于羅斯柴爾德家族來講，具有充足中國文化特色的餃子更容易推向海外市場。“餃子這種菜點合一的吃法，是世界各地都比較喜歡的一種吃法，有菜，也有主食，這點幾乎不存在什么東西方差異。”

在眾多水餃品牌中，東方餃子王能夠得到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投資，主要在于餐廳自身的突出優勢。對于資本市場而言，市場規模是考慮的基礎，東方餃子王可觀的市場規模，是吸引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重要因素。在哈爾濱發跡之后，東方餃子王迅速占領了黑龍江、吉林、遼寧、北京四大核心市場，北京一地就有近30家門店，與此同時，馬宏波向廣東市場的測試性推進也進行得順風順水。僅2013年一年，公司年營收已達到4.5億元。不論是門店數量還是銷售規模，在同品類餐飲品牌中，東方餃子王的巨大影響力都是少有的。

此外，東方餃子王標準化出品也讓其自身具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東方餃子王的門店模式更加容易復制：餃子制作簡單，品類管理更容易實現，門店經營模式可以做到快速標準化。此前到訪東方餃子王北京大望路店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基金全球CEO就對最快10多分鐘就能把現包現煮的餃子送到消費者面前表示驚喜。

“我們有一點跟別家不一樣的地方，我們的歷史很長，從1993年到現在的20多年中，我們經歷過若干次的升級，為了適應顧客和市場變化著的需求，我們也在不斷進化，所以我們才能活到現在。”馬宏波坦言，能夠得到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投資，主要因為對方看重東方餃子王這一品牌持續創新與升級的活力。

在俏江南易主、大娘水餃業績不振的背景下，許多餐飲企業在吸引資本這一問題上變得十分慎重。相反，馬宏波顯得十分樂觀，在他看來，太多的案例讓餐飲人習慣于妖魔化資本，其實只要運用得好，餐飲企業可以借力資本，加快企業擴張的規模，看到一些餐飲本身看不到的世界。

穩扎穩打，深耕品牌

面對羅斯柴爾德家族基金的投資，馬宏波并不急于著手餐廳品牌的升級，依舊打算穩扎穩打，將引入的資本主要用于改建中央工廠和擴張門店上來。“品牌升級它是有一定的時限的，可能五年八年做一次就可以了，不能把資本都放在這些事情上。”馬宏波說，餐廳平日的經營與擴張就是一個精益求精的過程，在現階段東方餃子王需要進行細節的不斷改善與提升，當量積累到一定的程度，自然會迎來品牌質的飛躍。面對新晉餐飲品牌的強勢入侵以及互聯網思維的沖擊，為了適應這一餐飲的大變革時期，東方餃子王也在不斷地改變。

篇10

1.錦標賽理論。1981年，Lazear和Rosen運用博弈理論對兩個風險中性的人構建錦標賽模型發現，在監督成本高昂、道德風險嚴重時，使用以產出為基礎的薪酬制度獲得的效率收益將超過共享風險帶來的損失，而采用以績效排序為基礎的錦標賽式薪酬制度不僅改變了衡量人產出的成本還改變了根植于人自身的道德風險。企業通過提供不同等級的薪酬來激勵員工進行人力資本投資進而獲得更高的生產率。錦標賽理論引發了大量學者有關薪酬差距與企業績效的研究。Main等（1993）的實證研究表明高管的薪酬差距與公司的股票市場回報和總資產報酬率都顯著正相關。Lin等（2005）以中國上市公司高管為研究樣本，檢驗在轉型經濟條件下高管人員薪酬差距是否支持錦標賽理論。結果表明較大的薪酬離散的確帶來更好的企業價值。劉子君等（2011）以2006年我國440家滬市A股上市公司年報數據，基于錦標賽理論討論了中國高管團隊薪酬差距的影響因素以及高管薪酬差距與公司績效的關系，發現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兩職兼任、國有股持股比例均會對高管薪酬差距產生顯著影響，但這并不妨礙高管團隊薪酬差距對公司績效的正向作用。因而錦標賽理論在我國經濟實踐中成立，這也為我國高管薪酬設計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2.行為理論。行為理論以員工對薪酬結構的心里反應為研究對象，關注人的興趣態度、情緒、積極性等對工作效率的影響。與企業薪酬相關的行為理論主要有相對剝削理論、組織政治學理論和分配偏好理論三個論點。相對剝削理論認為管理人員不僅會將個人薪酬與同層級的人進行比較，還會與其他層級的人進行比較。在比較的過程中，人們通常會高估自己的能力而弱化他人的投入，因而使低薪員工產生被剝削感，影響企業績效。組織政治學理論認為當組織內部實施以錦標賽為基礎的薪酬制度時，員工為了贏得競賽就會產生兩種選擇，讓自己變好，或者讓對手變壞。當前一種努力難以贏得比賽時，理性的選手就會選擇后者，或者“一箭雙雕”，在令自己變好的同時令對手變壞。如損害競爭對手的聲譽、減少與競爭對手的信息分享，破壞與競爭對手之間的合作等。這些行為不僅減少了實施損害者個人對工作努力程度，還對他人的工作成果進行了損害，降低了公司內部的合作和團結，令企業績效下降（Milgrom&Roberts，1988；Siegel&Hambrick，2005）。分配偏好理論認為薪酬差距對員工的激勵作用難以彌補其對員工因偏好公平分配而導致減少合作所帶來的負面影響。Levenhal等（1980）甚至認為薪酬差距不僅會破壞合作，而且還會令員工質疑薪酬設定者的權威和身份，進而帶來非常嚴重的負面后果，因此相對均等的分配方案才是合理的選擇。

二、人力資本收益與企業績效的相關文獻

1.不同質人力資本收益與企業績效相關性研究。人力資本理論認為組織內部存在著不同質量的勞動力，從資產專用性角度來看，人力資本可分為通用型人力資本和專用型人力資本；從人力資本發揮的職能來看，可分為高管、專業技術人員和普通員工。目前對不同質人力資本收益與企業績效相關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高管人力資本收益與企業績效相關性的研究。Inderst和Mueller（2005）以及Dow和Raposo（2005）認為支付高管巨額薪酬是幫助公司應對愈加復雜多變的市場環境的最優選擇。在有限責任或風險規避的背景下，提高CEO薪酬業績敏感性需要提高薪酬的貨幣價值以保持其參與性。但是，業績與薪酬斜率之間的關系，并沒有被廣泛驗證。Hall和Murphy（2003）以及Jensen等（2004）甚至認為以股票期權方式支付高管薪酬而導致的巨額溢價是因為董事會沒有能力評估這種薪酬模式的真實成本。但也有大量學者從理論的角度出發，運用實證數據支持了高管薪酬對企業績效的正向影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Jensen和Murphy（1990），他們以美國1974年~1986年間1295家公司的高管為研究對象估計了其薪酬業績敏感性，發現股東財富每變化1000美元，CEO財富就會有3.25美元的同向變動。Boyd（1994）、David等（1998）、Sanders和Carpenter（1998）和Gray和Cannella（1997）等學者也發現薪酬與企業績效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第二，專業技術人員以及普通員工的人力資本收益與企業績效相關性。在實證研究中很難區分通用型和專業型技術，Loewenstein和Spletzer（1999）為了克服這個困難，采用直接詢問的方式讓工人自己評估其所接受的培訓是通用型還是專用型的。而EnricoSantarelli和HienThuTran（2012）則通過界定工作經驗的類別來區分專用型與通用型人力資本。他們認為工作經驗分為四種類型：體力勞動經驗、行業工作經驗、專業技術工作經驗和企業家創業經驗。其中體力勞動經驗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十分微弱，幾乎鮮有文獻證實這種通用的勞動經驗會對提高績效有幫助（Hamilton，2000；Bosmaetal.，2004）。而專業技術經驗只在較少層級結構或高管擁有較多自和控制權的中小企業中顯著。企業家創業經驗對企業績效有著正向的影響（Jovanovic1982；Hebert&Link1988）。

2.不同行業間的人力資本收益與企業績效相關性研究。Bassi和Van（2002）認為在不同行業中，人力資本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程度是不同的。李慧娟、王琳（2010）研究發現能源行業人力資本與企業績效存在著一定關系，但在統計上并不顯著。李麗華、高杰（2011）對我國通訊及相關設備制造業上市公司的人力資本收益與企業績效進行實證分析發現兩者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任煒（2011）基于中國A股制造業數據探討了企業績效、人均培訓資金和人均人力資本收益之間的相關性，證實人力資本和當期培訓資金投入對企業績效有正向作用，而前期培訓資金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不顯著。說明培訓資金更多的作為員工激勵而非人力資本投資。

3.不同中介變量對人力資本收益與企業績效相關性的影響。很多學者認為必須將人力資本管理看作為一個系統或整體，在該系統中，人力資本與其他情景變量共同協作，對企業績效產生影響（Becker&Gerhart，1996；Youndtetal.，1996），因此，人力資本系統觀點還應包括并評估人力資本與其他中介變量的相互影響。目前學者們對人力資本與企業績效關系之間中介變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公司戰略。大量的研究表明高管團隊人力資本特征與公司所追求的戰略目標有很強的相關性（Bantel&Jackson，1989；Wiersema&Bantel，1992）。同時這些研究也證明管理者素質與戰略均對企業績效有直接的影響，而另一些研究者則發現管理者特征與公司戰略的匹配程度能夠較好的解釋企業績效（Litschert&Ramaswami，1991；Pet-tigrew，1992）。也就是說，當管理者擁有較好的教育背景和與公司特定戰略相關的經驗時往往會帶來優異的企業績效。（2）組織規模。各種研究表明人力資本對大公司業績的影響要比對小公司更顯著。Sels等（2006）和Way（2002）認為小公司對人力資本進行投資花費的成本超過了其從人力資本中獲得收益，因為小公司并不能像大公司那樣獲得規模效益。Panayotopoulou等（2003）運用生命周期理論解釋了在不同規模企業中人力資本對企業績效的不同影響。通常來說規模比較的小公司往往處在生命周期的成長階段，人力資本管理以行政管理為主，由于其目標是成長，因而其關注的焦點是短期經濟因素。相反，大公司通常處在成熟階段，對成長率預期較低，因而將重點放在提高效率上，通過人力資本來獲得競爭優勢。（3）高管社會資本。很多學者都注意到了社會資本在人力資本與企業績效相關性之間的重要影響。一些學者認為，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是互相替代的，均對提高企業績效有正向作用，而另一些學者認為在企業績效形成過程中，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是互為補充的關系。比如Bruderl和Preisendorfer（1998）認為社會資本可以彌補人力資本的缺點，而Piazza-Georgi（2002）的研究發現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將導致其社會資本的缺乏，因為個人難以對這種兩者資本同時進行投資。社會資本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可以反映在以下四個方面：①社會網絡可以為企業提供稀有資源（Zimmer&Aldrich，1987；Bates，1997；Light，1984）；②社會資本為企業提供了信用、能力等無形資源（Bruderl&Preisendorfer，1998；Bosmaetal.，2004）；③企業搜集組織決策所需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他們不得不頻繁的與經銷商、供貨商、競爭者以及客戶簽訂契約（構建社會資本）以便獲得必要的信息和建議（Peters&Brush，1996；Birley，1985；Smeltzeretal.，1991；Brown&Butler，1995）。第四，社會網絡具有聲望和信號作用，良好的社會網絡形象會給企業帶來商業效益（Stuartetal.，1999；Calabreseetal.，2000）。④董事會與所有權結構。Core等（1999）研究發現董事會與所有權結構是解釋CEO薪酬的一個重要因素。當公司治理結構缺乏效率時CEO會賺的更多，并引發嚴重的問題，進而導致績效變差。Jensen（1993）認為當董事會很大、管理人員和非管理人員僅擁有較少股權、CEO與董事長是同一人時，來自董事會的監管是無效的，因為董事會文化不鼓勵沖突，而且CEO決定著董事會日程和提供給董事會的信息。這樣一來，可以由CEO任免的外部董事便不愿意反對CEO，特別是關系到CEO薪酬的決策（Crystal，1991）。

三、結論與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