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體制改革的原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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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上正式提出了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也逐漸成為我國改革的重點內容。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協調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關系成為當前社會亟需解決的重要問題。因此，本文對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關系進行分析，并重點探究如何協調兩者的關系，以促進我國的快速發展。

一、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關系

（一）政治體制改革以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

為了適應經濟基礎發展需要，就要進行上層建筑改革。縱觀我國改革的路程可知，經濟體制改革深入后才會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在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中，就會引起新一輪行政體制的改革。通過經濟體制改革，提高了社會生產力，但為了適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政治體制也要進行改革，以促進社會經濟的快速、穩定發展。例如：在1993年以后，政治體制的改革是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基礎的。

（二）政治體制改革為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重要保障

眾所周知，上層建筑的核心部分就是政治，政治以其特有的職能和功能，對社會和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政治對國家的發展方向具有決定性作用，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極大的反作用，在某種條件下，甚至占據首要位置。政治能夠對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進行調控和管理。政府作為我國經濟改革的推動者，對市場經濟的建立起著關鍵性作用。因此，只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才能為經濟體制順利改革提供重要保障。

（三）兩者相輔相成，是一個有機結合的整體

經濟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前提，政治體制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保障，兩者是一個有機結合的整體，相互促進，不能分割。兩者要緊密結合，相互影響，要協同發展，任何一方都不能明顯滯后于另一方的改革。只有這樣，才能發揮兩者相互促進的作用，為社會發展打下堅實基礎。現階段，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在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中，如何協調好兩者改革的關系已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熱點內容，因為，只有兩者的改革關系相適應，并進行不斷的改革，才能促進我國政治經濟的發展和繁榮。

二、如何協調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關系

（一）為什么協調兩者的關系

第一，社會基本矛盾決定兩者必須協調發展。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解決兩者的矛盾依賴于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影響生產力發展，這是根本矛盾，只有改變生產關系，并變革上層建筑，只有這樣才能解決矛盾。第二，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決定兩者必須協調發展。任何一個國家的改革，都涉及到很多方面，諸如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及文化教育改革等，它們之間相互促進，密不可分，必須協調發展。經濟體制的改革，使社會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混亂的經濟秩序、日益嚴重的經濟犯罪等，這是因為政治體制改革不完善所致，因此，只有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使兩者發展相適應，才能使市場經濟活而不亂，充滿生機。第三，兩者的關系決定了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協調發展。政治體制改革是市場經濟發展的保障，只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才能把握市場經濟發展的正確方向。經濟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前提，只有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才能促進政治體制改革。兩者關系密切，不能分割。

（二）如何協調好兩者的關系

1.堅持目標模式協調發展

現階段，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明確目標，使政治體制改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模式相適應，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模式去考慮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作為政治制度制定的重要依據。立足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實際，進行創造性思考，借鑒先進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經驗，在市場經濟基礎上，對社會管理職能進行研究。

2.確保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現狀的協調

現階段，要對我國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的現狀進行研究和掌握，分析兩者的運行機制、相互作用機制，并分析現階段的政治體制在哪些方面阻礙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并商討改革的方案，促進兩者的協調發展。

3.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步驟要協調

政治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順利進行的保障，而經濟體制又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基礎，兩者相互促進，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要確保改革步驟的協調，任何一方都能嚴重滯后于另一方，保持動態中的協調發展，但并不是絕對的平衡推進，要正確把握保持協調、平衡的度。政治體制在改革的某方面，變動更大，時間更長，因此，要合理把握兩者改革的協調性，做好各項改革的方案，并進行排列組合，以確保改革順利完成。

4.加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

當前，最大的危險是腐敗，消除腐敗的措施就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解決人民的怨氣，要努力實現收入分配公平，確保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縮小貧富差距。同時還要解決教育、醫療等資源分配不公的現象，要想實現這一切，必須加強兩者改革的協調性。改革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的體制，因此，需要相應的體制改革。統籌好經濟體制改革及政治體制的各項工作，統籌兼顧改革中涉及的各項內容，形成推進改革的整體合力。通過經濟體制改革，為經濟發展提供極大的動力，增強我國經濟實力。通過政治體制改革，為社會經濟管理提供保障，促進經濟、政治的穩定發展。

篇2

  一、基本經驗

  1、以產權制度改革和產權關系調整為核心和主線。

改革者也許并沒有意識到最初的，以“放權讓利”為內容的改革就是產權改革，當時也沒有產權理論作為指導。但是，這場改革實質上就是權利關系的調整。這種選擇也許是制度變遷的內在力量的推動和人們的本能選擇。無論是農村改革，還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關的改革，都是以責權利關系及其制度的調整為核心和主線。農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度的推行，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鄉鎮企業的建立、發展和改革，在家庭聯產承包制基礎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農業產業化等。考察這一過程，我們發現每一步改革的實質都是“產權制度改革”或“產權關系的調整”。國有企業改革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是產權制度改革，因為放權讓利、利改稅、承包經營責任制、租賃經營責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質上都是調整企業和政府的產權關系。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革，實質也是企業的利益相關者責權利的界定和調整。

  2、  以舊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強烈的環節——農業制度為突破口。

從總體上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早是從農村的土地產權制度和生產組織制度開始的。為什么制度變遷首先發生在農村？我們認為這是適應客觀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選擇。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價格剪刀差以及戶籍管理制度，使農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損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名為集體經濟，實為變相的國營經濟。與城市的集體和國營經濟不同的是，國家對農村的集體經濟基本上“管而不包”。這樣農村改革的機會成本很低，農村對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強烈。因此，農村相對于城市而言，舊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產生，自發的制度變遷發生之后，更能夠得到政府的迅速認可和支持。

  3、允許舊體制外生產新體制，  即體制增量調整與體制存量調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進后者。

中國的經濟體制，在舊體制的根本性變革難度較大的情況下，確實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體制外突破來改革經濟體制的結構和促進或倒逼舊體制的變革，這是漸進式改革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經驗之一，應該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認為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和經濟的持續增長靠的就是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無論體制改革還是經濟增長，都是“兩條腿”走路。公有制經濟（包括集體經濟和國有經濟）的體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經濟的出現要早。對集體農業經濟體制和國有企業的改革，包括對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開始了。而且，在強調體制外改革的積極作用的同時，決不應當忽視國有經濟在改革和發展中的巨大作用。與非國有經濟相比，國有經濟市場化的速度較慢，這固然不利于市場化的進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經濟資源特別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部門處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這不僅有利于維護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穩定，有利于控制轉軌過程中的各種矛盾，而且能夠在市場機制很不完善的情況下，通過政府的調節彌補市場的不足，克服市場的缺陷，充分發揮政府導向的作用，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國有經濟實際上也為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非公有經濟的發展承擔著成本。我們假設：國有經濟體制一開始就徹底變革，那么，非公有制經濟能否發展到現在的水平？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能否順利？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要改變。

  4、包括政府在內的多元主體聯合創新體制，  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國經濟體制變遷過程中的初始主體可能存在比較大的差別，但是在制度的設計和變遷過程中，是多元主體聯合創新體制，并不斷進行著角色的轉換。其中，政府作為多元主體中的一員在體制創新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以農村改革為例。前面已經分析，農村經濟體制變遷包括許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股份合作制和與農業產業化相適應的正在進行的制度創新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不同主體扮演不同角色，起著不同作用，不同階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變化的。政府雖然不是在每一項改革或改革的每一個環節上都充當主角或領域者，但是，它作為重要的制度變遷主體的作用是不可否認的。

家庭承包責任制作為制度創新在很短時間里向全國推廣，則屬于新制度的擴散。在這一過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體。它對的認可、支持極大地打消了廣大農民和各級地方政府的顧慮，使新制度以盡快的速度擴散。當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實是：這一變革除了觸犯了少數人的既得利益外，于農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屬于帕雷托改進，所在大家都是從自身利益出發支持改革的。

家庭聯產責任制也有局限性。還是農民自己在實踐中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創造了一種揚棄、適應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無疑問，廣大農民自己是主角，他們是制度的設計者和實施者。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認可、順應、引導。

隨著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創新，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又拉開了帷幕。農民現在已經意識到家庭小規模經營對他們的種種不利。因此，農民們自己又在探索，他們仍然是創新的主角。

鄉鎮企業的發展既是中國農村的產業革命，又導致了整個農村經濟體制的重要創新——可以與農業中的家庭承包責任制相提并論的制度創新。這一創新有一個過程，在過程的不同階段，創新的不同主體及其相互關系是有所變化的。幾乎在家庭承包制剛剛全面實施的同時，“社隊企業”開始實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隊包給一些“能人”。這些“能人”都是農民，是農民中的“基層干部”或原來就是“社隊企業”的經營者。第一步制度創新，是由“基層干部”唱主角，集體代表——公社、大隊、生產隊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廣大農民共同參與的，幾乎沒有反對的主體，因為它對任何一個群體或階層或國家，都是有益無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顯然支持，但不是創新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不是主角。

20世紀80年代中期，已經有些大膽的農民開始投資辦企業了。有些單獨辦、家庭辦，有些是農戶合伙辦，這就使鄉鎮企業自身的組織也出現了新形式——家庭企業和合伙企業。非公有的鄉鎮企業取得了超常發展。農民自己仍然是創新的主角。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起了一個“放”或“允許”的作用，即所謂“給政策”，例如國務院1984年的4  號文件認可、允許個體或聯合投資。當然，“放”本身也是一種對創新的“參與”，它與阻撓或觀望是不同的，與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樣。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也是這一制度創新的重要主體。

20世紀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進行了更深層次的體制創新，目標是與現代市場經濟接軌。最大的特點就是政府特別是縣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創新主體”行列。因為經過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鄉鎮企業走上了自我發展、自我創新的道路。在政府跟鄉鎮企業沒有產權關系，鄉鎮企業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權、給什么政策的情況下，政府面對鄉鎮企業的制度創新，就顯得沒有什么可為了。進入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從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團化的演變，都是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投資者和廣大農民自己的事情，他們順應市場、產業變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產權關系和企業內部組織結構的創新。這是由他們的產權及由此決定的經濟地位和經濟利益關系決定的，他們有產權，從而有談判實力，能夠左右制度變遷的方向，而且也必須左右，以維護其產權收益。

國有企業至今為止的制度創新，盡管地方政府、企業及企業員工等主體在不同階段的角色或作用在變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創新初期很短時期外，一直都是創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導，它決定創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組織試點和推廣。

  5、從制度變遷的規律和中國實際出發，  選擇漸進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對于體制轉軌，理論上存在多種途徑或方式。在實踐中，也有多種方式，人們把20世紀開始、持續至今還沒有完成的許多國家的改革，大體上劃分為兩種方式：漸進式改革和激進式改革或“休克式療法”。從改革的效果來看，比較多的人認為，以中國為代表的漸進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標志是，在市場化改革推進過程中，經濟快速發展，連續20年經濟平均以近兩位數的速度增長；與此同時，物價上漲率限制在公眾可以承受的范圍內，從1979年至1999年，社會零售物價上漲率平均為6.6％（居民消費價格上漲率從1985年至1999年平均為8.9％），沒有到兩位數，從而沒有危及經濟穩定和社會穩定（張卓元，2000）。由于經濟快速發展，物價上漲率總的來說處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圍內，全國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實惠。

所謂漸進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經濟制度不發生較大變化的情況下，對經濟發展過程中限制或阻礙經濟發展的經濟體制進行逐漸地改革。中國的漸進式改革體現在許多方面：從農村改革開始，然后擴展到城市；先著力發展比較適應市場經濟的非國有制經濟，而后重點推進國有經濟的改革；先發展商品市場，然后著重發展生產要素市場；價格改革先調后放，調放結合，并逐步同國際市場價格相聯系；生產、流通、價格等都出現計劃內外雙軌制，然后向市場單軌制過渡；經濟特區、沿海城市改革開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內地推開，實現全方位開放等等。在改革推進的方法上，也是這樣。先是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隨著經驗的積累，逐步實行相互協調、相互配套的整體推進；還有是先易后難，先改革那些比較容易改的領域，最后搞攻堅戰——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中國的國有企業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有著密切關系。由于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牽涉到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社會成員的就業與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國經濟改革中最為復雜、最為困難的改革。為了保持社會穩定，避免對企業的迅速改革可能導致的生產下降，失去社會大眾對制度變遷的支持，同時又要提高企業經營效率，中國企業制度的變遷實際上是通過體制外變遷和體制內發展相結合的道路來推進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兩條腿”走路。

當然，我們只能說，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比較成功。但是，它同樣有其局限性。而且，我們也不能認為或斷定激進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長時期的時間去檢驗。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制度變遷所面臨的環境和約束條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選擇也可能不同。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或教訓

  1、對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狀況重視不夠，造成的后果將是深刻而長期的。

我國在進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的同時，也在收入分配領域進行著相應的改革，提出了“按勞分配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結合，“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實際情況是，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1）從基尼系數來看，根據世界銀行的測算，1978  年我國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是0.33，這說明我國當時屬于個人收入差距比較小的國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數已達到0.445，1998年上升到0.456，不僅超過了國際上公認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過了美國1990年家庭收入0.43的基尼系數。（2）從城鄉收入差距來看，根據國家統計部門的調查，1978  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率為2.36∶1，1985年為1.72∶1，1999年為2.65∶1；從這三個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現出先縮小后又擴大的趨勢。（3）從地區收入差距來看，1980  年東部地區職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區，中部地區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約到1989年前后，東西部地區的職工收入基本持平。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漸拉開，到1997年東西部地區的職工收入比達到1.4∶1；農村收入差距則從1980年的1.46∶1擴大到1997年的2.5∶1。（4）從行業收入差距來看，據統計，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業是電力、煤氣和水生產供應業，職工平均工資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業為社會服務業，職工平均工資為392元，二者絕對差距是458元，相對差距為2.17∶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業為金融保險業，職工年均收入為10，633元，  收入最低的行業為農林業，職工年均工資為4，528元，二者絕對差距為6，015元，相對差距擴大到2.35∶1。（5）從社會各個階層的收入差距來看，據溫州的一項調查，在一般的私營企業中，企業主的年收入為一般職工的21倍，在具有百萬資產以上的私營企業中，業主的年收入為一般職工的79倍。而據湖北省統計局、勞動廳、計委聯合調查組對湖北省50家停產半停產企業的1258名職工的調查顯示，他們的平均月工資只有66元，僅相當于私營企業主月生活費1827.56元的3.6％（韓留富，2001）。

目前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已經導致了嚴重而長期的社會經濟問題。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雖然有許多種，但是大多數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數居民雖然有強烈的需求沖動，但是沒有購買力，無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內難以消除，而且隨著我國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實施，這種收入差距還會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

  2、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  導致經濟體制改革有時難以突破。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也在進行著政治體制改革。但是從現實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滯后于前者的。當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時才考慮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動或大推小動，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滿意，例如，機構改革，越改越臃腫。可以說，政治體制改革的嚴重滯后，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阻力。

  3、對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的互動關系重視不夠，  技術創新落后于制度創新。

這里所謂的“技術創新”是指直接生產領域的技術發明、創新、運用，不是科學家的實驗室或檔案柜里的“科研成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不斷進行，可以說制度創新是明顯的。但是，技術創新相對于制度創新是嚴重滯后的。技術創新滯后于制度創新的后果就是當制度創新所帶來的效率完全發揮出來之后，經濟發展的動力就趨于消失。

從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來看，從1978年開始的農民自發改革，到1984年的全面推行，農業技術基本上沒有創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現在，農業技術也沒有太大的、普遍的進展。國有企業主要強調進行經營管理體制和產權改革，技術領域的改革和創新、設備的更新和改造、員工的技術培訓等，都沒有明顯的進步。在調查研究中也發現，同一個地區的不同企業在面臨相同的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下，在制度變遷發生后，雖然在短期內都促進了企業效益的明顯好轉，但是過幾年后，卻出現了企業效益的明顯差異。其中一個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術進步的作用。這也說明了技術創新在制度創新后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

當然，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是互動的，技術創新的相對滯后，也與制度有關。說明制度安排對技術創新、推廣和運用沒有足夠的激勵。因此，我們應該從技術創新的相對不足反思我們的制度創新——它的不足和不配套。

  4、  漸進式改革的累積成本或后攤成本成為進一步改革的阻力。

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易到難，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目前的國有企業改革已經進入攻堅階段，這實際上是漸進式改革的累計成本所導致的。漸進式改革強調在不改變憲法、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進行改革。從另一角度來看，制度的適應性總是有限的，任何一種制度只能適應特定的環境，而且這種適應也只能夠在短期內適應，可以說適應是相對的，而不完全適應是絕對的。例如，價格雙軌制是漸進式改革的最主要表現之一，但是價格雙軌制所帶來的“腐敗”問題，則可以看作是漸進式改革的累計成本；在舊體制外生長出新體制，舊體制的改革則逐步進行，這種漸進性確實既依靠新體制的外力推動舊體制變革，又不至于使因舊體制的突然崩潰而導致巨大的社會震蕩。但是，它卻產生了新舊體制之間的摩擦和摩擦成本，而且，對舊體制內公有經濟形成巨大沖擊，境況相對惡化，導致舊體制改革的難度越來越大。目前國有企業的效益不斷下降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國有企業大量下崗職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漸進式改革的后攤成本越來越大，成為進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

【參考文獻】

篇3

1、以產權制度改革和產權關系調整為核心和主線。

改革者也許并沒有意識到最初的，以“放權讓利”為內容的改革就是產權改革，當時也沒有產權理論作為指導。但是，這場改革實質上就是權利關系的調整。這種選擇也許是制度變遷的內在力量的推動和人們的本能選擇。無論是農村改革，還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關的改革，都是以責權利關系及其制度的調整為核心和主線。農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度的推行，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鄉鎮企業的建立、發展和改革，在家庭聯產承包制基礎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農業產業化等。考察這一過程，我們發現每一步改革的實質都是“產權制度改革”或“產權關系的調整”。國有企業改革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是產權制度改革，因為放權讓利、利改稅、承包經營責任制、租賃經營責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質上都是調整企業和政府的產權關系。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革，實質也是企業的利益相關者責權利的界定和調整。

2、以舊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強烈的環節——農業制度為突破口。

從總體上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早是從農村的土地產權制度和生產組織制度開始的。為什么制度變遷首先發生在農村？我們認為這是適應客觀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選擇。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價格剪刀差以及戶籍管理制度，使農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損失。政社合一的制度名為集體經濟，實為變相的國營經濟。與城市的集體和國營經濟不同的是，國家對農村的集體經濟基本上“管而不包”。這樣農村改革的機會成本很低，農村對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強烈。因此，農村相對于城市而言，舊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產生，自發的制度變遷發生之后，更能夠得到政府的迅速認可和支持。

3、允許舊體制外生產新體制，即體制增量調整與體制存量調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進后者。

中國的經濟體制，在舊體制的根本性變革難度較大的情況下，確實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體制外突破來改革經濟體制的結構和促進或倒逼舊體制的變革，這是漸進式改革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經驗之一，應該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認為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和經濟的持續增長靠的就是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無論體制改革還是經濟增長，都是“兩條腿”走路。公有制經濟（包括集體經濟和國有經濟）的體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經濟的出現要早。對集體農業經濟體制和國有企業的改革，包括對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開始了。而且，在強調體制外改革的積極作用的同時，決不應當忽視國有經濟在改革和發展中的巨大作用。與非國有經濟相比，國有經濟市場化的速度較慢，這固然不利于市場化的進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經濟資源特別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部門處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這不僅有利于維護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穩定，有利于控制轉軌過程中的各種矛盾，而且能夠在市場機制很不完善的情況下，通過政府的調節彌補市場的不足，克服市場的缺陷，充分發揮政府導向的作用，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國有經濟實際上也為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非公有經濟的發展承擔著成本。我們假設：國有經濟體制一開始就徹底變革，那么，非公有制經濟能否發展到現在的水平？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能否順利？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要改變。

4、包括政府在內的多元主體聯合創新體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國經濟體制變遷過程中的初始主體可能存在比較大的差別，但是在制度的設計和變遷過程中，是多元主體聯合創新體制，并不斷進行著角色的轉換。其中，政府作為多元主體中的一員在體制創新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以農村改革為例。前面已經分析，農村經濟體制變遷包括許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股份合作制和與農業產業化相適應的正在進行的制度創新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不同主體扮演不同角色，起著不同作用，不同階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變化的。政府雖然不是在每一項改革或改革的每一個環節上都充當主角或領域者，但是，它作為重要的制度變遷主體的作用是不可否認的。

家庭承包責任制作為制度創新在很短時間里向全國推廣，則屬于新制度的擴散。在這一過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體。它對的認可、支持極大地打消了廣大農民和各級地方政府的顧慮，使新制度以盡快的速度擴散。當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實是：這一變革除了觸犯了少數人的既得利益外，于農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屬于帕雷托改進，所在大家都是從自身利益出發支持改革的。

家庭聯產責任制也有局限性。還是農民自己在實踐中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創造了一種揚棄、適應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無疑問，廣大農民自己是主角，他們是制度的設計者和實施者。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認可、順應、引導。

隨著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創新，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又拉開了帷幕。農民現在已經意識到家庭小規模經營對他們的種種不利。因此，農民們自己又在探索，他們仍然是創新的主角。

鄉鎮企業的發展既是中國農村的產業革命，又導致了整個農村經濟體制的重要創新——可以與農業中的家庭承包責任制相提并論的制度創新。這一創新有一個過程，在過程的不同階段，創新的不同主體及其相互關系是有所變化的。幾乎在家庭承包制剛剛全面實施的同時，“社隊企業”開始實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隊包給一些“能人”。這些“能人”都是農民，是農民中的“基層干部”或原來就是“社隊企業”的經營者。第一步制度創新，是由“基層干部”唱主角，集體代表——公社、大隊、生產隊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廣大農民共同參與的，幾乎沒有反對的主體，因為它對任何一個群體或階層或國家，都是有益無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顯然支持，但不是創新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不是主角。

20世紀80年代中期，已經有些大膽的農民開始投資辦企業了。有些單獨辦、家庭辦，有些是農戶合伙辦，這就使鄉鎮企業自身的組織也出現了新形式——家庭企業和合伙企業。非公有的鄉鎮企業取得了超常發展。農民自己仍然是創新的主角。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起了一個“放”或“允許”的作用，即所謂“給政策”，例如國務院1984年的4號文件認可、允許個體或聯合投資。當然，“放”本身也是一種對創新的“參與”，它與阻撓或觀望是不同的，與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樣。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也是這一制度創新的重要主體。

20世紀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進行了更深層次的體制創新，目標是與現代市場經濟接軌。最大的特點就是政府特別是縣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創新主體”行列。因為經過第

一、二步政府“放”以后，鄉鎮企業走上了自我發展、自我創新的道路。在政府跟鄉鎮企業沒有產權關系，鄉鎮企業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權、給什么政策的情況下，政府面對鄉鎮企業的制度創新，就顯得沒有什么可為了。進入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從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團化的演變，都是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投資者和廣大農民自己的事情，他們順應市場、產業變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產權關系和企業內部組織結構的創新。這是由他們的產權及由此決定的經濟地位和經濟利益關系決定的，他們有產權，從而有談判實力，能夠左右制度變遷的方向，而且也必須左右，以維護其產權收益。

國有企業至今為止的制度創新，盡管地方政府、企業及企業員工等主體在不同階段的角色或作用在變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創新初期很短時期外，一直都是創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導，它決定創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組織試點和推廣。

5、從制度變遷的規律和中國實際出發，選擇漸進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對于體制轉軌，理論上存在多種途徑或方式。在實踐中，也有多種方式，人們把20世紀開始、持續至今還沒有完成的許多國家的改革，大體上劃分為兩種方式：漸進式改革和激進式改革或“休克式療法”。從改革的效果來看，比較多的人認為，以中國為代表的漸進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標志是，在市場化改革推進過程中，經濟快速發展，連續20年經濟平均以近兩位數的速度增長；與此同時，物價上漲率限制在公眾可以承受的范圍內，從1979年至1999年，社會零售物價上漲率平均為6.6％（居民消費價格上漲率從1985年至1999年平均為8.9％），沒有到兩位數，從而沒有危及經濟穩定和社會穩定（張卓元，2000）。由于經濟快速發展，物價上漲率總的來說處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圍內，全國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實惠。

所謂漸進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經濟制度不發生較大變化的情況下，對經濟發展過程中限制或阻礙經濟發展的經濟體制進行逐漸地改革。中國的漸進式改革體現在許多方面：從農村改革開始，然后擴展到城市；先著力發展比較適應市場經濟的非國有制經濟，而后重點推進國有經濟的改革；先發展商品市場，然后著重發展生產要素市場；價格改革先調后放，調放結合，并逐步同國際市場價格相聯系；生產、流通、價格等都出現計劃內外雙軌制，然后向市場單軌制過渡；經濟特區、沿海城市改革開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內地推開，實現全方位開放等等。在改革推進的方法上，也是這樣。先是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隨著經驗的積累，逐步實行相互協調、相互配套的整體推進；還有是先易后難，先改革那些比較容易改的領域，最后搞攻堅戰——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中國的國有企業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有著密切關系。由于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牽涉到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社會成員的就業與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國經濟改革中最為復雜、最為困難的改革。為了保持社會穩定，避免對企業的迅速改革可能導致的生產下降，失去社會大眾對制度變遷的支持，同時又要提高企業經營效率，中國企業制度的變遷實際上是通過體制外變遷和體制內發展相結合的道路來推進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兩條腿”走路。

當然，我們只能說，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比較成功。但是，它同樣有其局限性。而且，我們也不能認為或斷定激進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長時期的時間去檢驗。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制度變遷所面臨的環境和約束條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選擇也可能不同。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或教訓

1、對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狀況重視不夠，造成的后果將是深刻而長期的。

我國在進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的同時，也在收入分配領域進行著相應的改革，提出了“按勞分配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結合，“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實際情況是，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1）從基尼系數來看，根據世界銀行的測算，1978年我國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是0.33，這說明我國當時屬于個人收入差距比較小的國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數已達到0.445，1998年上升到0.456，不僅超過了國際上公認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過了美國1990年家庭收入0.43的基尼系數。（2）從城鄉收入差距來看，根據國家統計部門的調查，197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率為2.36∶1，1985年為1.72∶1，1999年為2.65∶1；從這三個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現出先縮小后又擴大的趨勢。（3）從地區收入差距來看，1980年東部地區職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區，中部地區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約到1989年前后，東西部地區的職工收入基本持平。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漸拉開，到1997年東西部地區的職工收入比達到1.4∶1；農村收入差距則從1980年的1.46∶1擴大到1997年的2.5∶1。（4）從行業收入差距來看，據統計，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業是電力、煤氣和水生產供應業，職工平均工資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業為社會服務業，職工平均工資為392元，二者絕對差距是458元，相對差距為2.17∶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業為金融保險業，職工年均收入為10，633元，收入最低的行業為農林業，職工年均工資為4，528元，二者絕對差距為6，015元，相對差距擴大到2.35∶1。（5）從社會各個階層的收入差距來看，據溫州的一項調查，在一般的私營企業中，企業主的年收入為一般職工的21倍，在具有百萬資產以上的私營企業中，業主的年收入為一般職工的79倍。而據湖北省統計局、勞動廳、計委聯合調查組對湖北省50家停產半停產企業的1258名職工的調查顯示，他們的平均月工資只有66元，僅相當于私營企業主月生活費1827.56元的3.6％（韓留富，2001）。

目前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已經導致了嚴重而長期的社會經濟問題。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雖然有許多種，但是大多數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數居民雖然有強烈的需求沖動，但是沒有購買力，無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內難以消除，而且隨著我國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實施，這種收入差距還會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

2、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導致經濟體制改革有時難以突破。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也在進行著政治體制改革。但是從現實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滯后于前者的。當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時才考慮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動或大推小動，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滿意，例如，機構改革，越改越臃腫。可以說，政治體制改革的嚴重滯后，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阻力。

3、對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的互動關系重視不夠，技術創新落后于制度創新。

這里所謂的“技術創新”是指直接生產領域的技術發明、創新、運用，不是科學家的實驗室或檔案柜里的“科研成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不斷進行，可以說制度創新是明顯的。但是，技術創新相對于制度創新是嚴重滯后的。技術創新滯后于制度創新的后果就是當制度創新所帶來的效率完全發揮出來之后，經濟發展的動力就趨于消失。

從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來看，從1978年開始的農民自發改革，到1984年的全面推行，農業技術基本上沒有創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現在，農業技術也沒有太大的、普遍的進展。國有企業主要強調進行經營管理體制和產權改革，技術領域的改革和創新、設備的更新和改造、員工的技術培訓等，都沒有明顯的進步。在調查研究中也發現，同一個地區的不同企業在面臨相同的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下，在制度變遷發生后，雖然在短期內都促進了企業效益的明顯好轉，但是過幾年后，卻出現了企業效益的明顯差異。其中一個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術進步的作用。這也說明了技術創新在制度創新后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

當然，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是互動的，技術創新的相對滯后，也與制度有關。說明制度安排對技術創新、推廣和運用沒有足夠的激勵。因此，我們應該從技術創新的相對不足反思我們的制度創新——它的不足和不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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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目標是學科教學的基本目標，也是歷史有效性教學首先要考慮的基本目標。筆者認為，一堂歷史課有沒有效，主要的依據還是看是否實現了三維目標，即課本的基礎知識是否落實？學習方法是否掌握，學生的能力是否得到提升？學生的情感認識是否得到了升華？下面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迅速發展》一課為例作具體的探討。

一、基礎的落實與知識的運用

基礎知識的落實主要包括學生對基礎知識的記憶、理解和靈活運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迅速發展》一課要求學生通過學習，掌握以下基礎知識：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對外開放格局；改革開放成就。為了落實基礎知識，我作了以下嘗試：

1．課前質疑。學生在一堂課上不可能時時刻刻集中精力，特別是對于高一的學生來說，歷史課本他們都能看懂，上課就容易開小差。課前指導學生預習，質疑課本，提出問題。在課堂上，當老師講到學生不理解的地方，他們就會集中精力，從而提高學生聽課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2．對基礎知識的理解。課文中涉及了經濟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等較為抽象的概念，教師可以先對這些概念進行解釋，然后要求學生根據經濟體制的含義發現農村和城市原有經濟體制的各種弊端；根據經濟體制改革的含義解決農村和的主要內容，這樣有利于強化學生對基礎知識的有效理解。

3．對基礎知識的歸納整理。課后讓學生填提綱，形成完善的知識系統。提綱的結構分四個方面：改革開放之因、改革開放之策、改革開放之果和改革開放之續。通過對提綱的填寫，不僅有利于學生鞏固基礎知識，還有利于形成本課的知識體系。

4．對基礎知識的靈活運用。通過實戰會考和高考的相關試題，可以加深學生對基礎知識的理解，有效檢測學生對基礎知識的掌握程度。

二、方法的掌握與能力的提升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迅速發展》一課的教學過程中，我力爭讓學生掌握以下學習方法，有效提升以下能力：

1．社會實踐的方法和能力。為了加深學生對改革開放歷史的認識，有效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同時充分開發和利用地方歷史，在講課前，我把研究對象定格在廣西玉林市，分別選取玉林新農村試點村太陽村、玉柴集團和玉林對外交往情況，讓附近學生針對上述三個問題開展廣泛的實地調查研究，掌握實地調查的方法，有效鍛煉學生的社會實踐能力。

2．觀察問題、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和能力。在講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格局時，我把學生調查到的有關改革開放前的玉林太陽村、玉柴集團和玉林對外交往情況整理成三則材料，讓學生以經濟學家的眼光，用醫生的診斷方法，分別為改革開放前的玉林太陽村、玉柴集團和玉林對外交往情況寫一份診斷書。

3．合作學習和探究的能力。考慮到學生對醫生的診斷方法不熟悉和不理解，我讓學生“會診”，這樣，有利于培養學生合作學習和探究的能力。

三、認識的提高與情感的升華

簡單地說，要完成情感認識的升華與知識傳授相結合，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著手。首先，以知識激起情感，形成學生的外部情感體驗。其次，以學生情感體驗為基礎，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和歷史現象做出價值的判斷，形成相應的價值傾向，表現出肯定或否定的態度，并在情感上確信其價值的存在。最后通過情感和知識相互交融來達到情感態度價值觀教育的目的。

在教學的過程中，筆者力爭通過課堂教學，有效提高和升華學生以下的情感認識：

1．物質提高的享受。課前通過“結婚三大件”的變遷讓學生充分感受改革開放帶來的中國人民物質生活提高的享受。

2．政治民主的享受。通過對農村和原因及結果的教學，使學生認識到：舊的經濟體制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是阻礙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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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體制作為行政體制的重要構成要素。伴隨改革開放的腳步，我國的財政體制對市場經濟體制和公共財政運行秩序逐步適應。強調社會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日益成為改革的重要目標。同時，我國的財政體制也存在很多問題，深化改革成為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

二、我國財政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

1.財政預算

首先，我國預算編制方法上缺乏科學性和合理性，難以準確反映實際情況，缺少統一政府收支，導致大量財政性資金運行在預算體系之外。其次，財政預算報告編制粗糙、財政預算執行工作透明度不高，導致有關部門和人員在資金分配和使用自由裁量權過大，人大不能完全發揮其監督作用

2. 財政收入

首先，財政缺乏對初次分配的調節手段，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急需研究解決的問題。其次，政府收入機制不規范，存在稅收“缺位”和收費“越位”的現象，嚴重影響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質量。

3.財政支出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財政支出結構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是依舊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和改善的過程中，受到傳統計劃經濟財政支出結構的基本框架的很大約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存在很多不相適應的地方。一方面，財政資金供給范圍不規范，使得在市場失靈的領域應當由財政供給進行調整時，政府難以進行有效的保障和干預；另一方面，財政支出結構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表現為，經濟支出偏高，財政負擔過重，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本應由市場本身負擔的所有支出歸為自身職責，導致在財政支出上為經濟建設支出費用一直居高不下，從而造成了財政職能的錯位和市場經濟建設對財政的過度依賴。其次，行政管理支出逐年上升，增長速度甚至高于我國經濟發展速度。導致政府運行成本和行政支出比重過高，對加快我國的經濟發展的步伐產生不利的影響。再者，我國的國防費用明顯偏低。 中國國防支出的總體水平無論在世界上還是國防費用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上都很低。導致難以滿足我國軍隊建設的需要，影響我國現代化國防建設的速度。同樣，社會保障支出、科教文衛事業和農業支出雖然有一定增長，但仍然不能滿足發展需要。

4.財政監督

首先，對財政監督工作認識不足，財政監督工作總是滯后于財政管理工作，導致財政監督工作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和理解。其次，財政監督手段過于單一，我國的財政監督至今尚未建立一套對財政資金分配和經濟運行全過程進行監管的科學機制，財政監督的作用遠遠沒有達到期望水平。再者，財政監督執行活動不到位，降低了財政監督的效力。執法不嚴，懲治力度不夠的現象普遍存在。最后，財政監督法律法規不健全。當前我國現存的財經法規制度不夠集中，部分財經法規政策的出臺與經濟的發展不相適應。同時，財政監督存在分工不明、職能交叉現象。內在分工的明確性和協調性差，導致工作效率較低，難以從整體上發揮財政監督應有的作用。

三、全面深化改革的內容及意義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既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也是有效引領新常態的突破口。在新常態下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必須抓住經濟體制改革的這個核心問題，切實發揮市場和政府的優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的經濟活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維護市場秩序

政府維護市場秩序，主要是著力維系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供求交換關系和生產者特別是同行業領域內生產者之間的競爭關系這兩類關系的平衡。具體來說，就是需要促進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保障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實現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建設現代市場體系，進行權責明確、公平公正、透明高效、法治保障的市場監管。

2.提供公共產品

公共產品或服務的特點是，每個人獨立消費這種產品或服務但不會減少別人對該種產品或服務消費的。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是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必備條件，承擔組織和保障這些公共產品或服務有效供給職能的只能是政府。

3.對收入分配的調節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在合理調節居民收入分配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政府通過具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參與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使得??民收入在各部門、各地區、各單位以及社會成員之間合理分配，以達到縮小收入差距的目的，從而體現社會公平。在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政府應對初次分配領域和再分配領域同時發揮調控的積極作用。尤其在再分配領域，著眼于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同時加大對低收入人群的轉移支付力度，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縮小保障水平差距，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4.調控宏觀經濟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需要發揮宏觀調控作用的原因有4個方面：一是政府進行干預，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手段調節社會消費和投資，促使總供給和總需求趨于平衡，保持經濟平穩運行。二是政府通過宏觀調控促使市場主體的個體利益和社會總體利益協調平衡。三是政府通過適當的調控措施對市場失靈狀態進行矯正。四是政府進行宏觀調控，減少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可以使市場對資源的配置與社會主義生產目的逐步吻合。

四、如何深化改革

當前，中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新常態有幾個主要特點：一是經濟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我們需要積極適應發展新常態，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和發揮好政府作用作為突破口，在推進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為核心內容的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實現宏觀經濟的中高速增長。在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實現宏觀經濟的發展。我們需要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新宏觀調控方式，同時也要適度擴大總需求。加速深化國企改革，從而更好地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發揮改革在我國財政體制方面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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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依賴”是制度經濟學中關于制度變遷的一個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制度變遷中，由于存在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得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路徑，它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后的發展中得到強化，即在制度選擇過程中，初始選擇對制度變遷的軌跡具有相當強的影響力和制約力，人們一旦確定了一種選擇，就會對這種選擇產生依賴性，這種選擇本身也具有發展的慣性，具有自我積累放大效應，從而不斷強化這種初始選澤。本文從制度經濟學的這一基本理論出發，來探討我國地方稅制改革的路徑依賴的慣性特征。

地方稅制改革的路徑依賴分析

地方稅制是在1994年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改革框架中明確提出的。財政管理體制作為劃分各級政府之間財權和財力的根本制度，它受到國家治理結構的制約。在國家的治理結構中，一般來說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兩級政府構成的，由于國情的差異，各個國家的治理結構呈現出多樣性。在中國國家治理結構中，中央政府是治理國家的主導，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人。盡管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逐步相應的擴大，利益的獨立性獲得提高，但這一格局并未獲得實質性的改變。作為人，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約束，這種約束體現在，第一，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中央政府的整體性安排的約束，即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到財政管理體制的約束；第二，地方政府籌措收入的制度受中央政府約束，地方收入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選擇集組成的，地方政府基本上無權制定新的制度規則。在這些既定的約束下，地方稅制改革呈現以下幾個方面的路徑依賴特征：

（一）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路徑依賴特征對地方稅制改革的決定性影響。選擇財政制度改革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口，這是由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內在決定的。然而，在改革的初期，向何種制度改革，即改革的目標是什么，對于治國者來說，可能是不確定的。為了維護改革的合法性和穩定性，治國者選擇“試錯法”，也就是“摸著石頭過河”，通過在實踐中摸索出未來制度框架。因而，就決定了治國者從它最為熟悉的地方開始，這就是治國者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積累的調動微觀經濟主體積極性的經驗——通過權力下放來調動微觀主體的積極性，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和財政收入的增長。這一改革構成了中國20年財政體制改革的主導。從財政管理體制來看，主要表現為通過不斷調整地方的收入基數和上繳的比例來調動地方政府理財的積極性，并由中央政府把握最后的決定權。無論是1980年的以承包制度為核心的“分灶吃飯”體制，還是1994年的分稅制框架，都體現出中央政府對收支的決定權和調整權。這種決定權和調整權對于中央政府而言，可以通過收入的分成比例和稅種的調整而獲得在財政收入分配份額中的絕對優勢，也就是說，在于不確定性、技術因素等作用下，當中央政府在收入的份額下降的時候，它可以通過調整而重新獲得這種優勢。這是因為中央政府作為改革的發起者和推動者，在整個杜會經濟的轉型還沒有完成之前，通過對地方收入和支出基數或增收的上繳比例的調整，保障中央政府對收入的整體控制，是實現經濟體制改革的平穩順利推道和經濟發展的整體性要求的根本保證。從改革后財政收入的實際情況來看，自從放權讓利的改革推行以來，中央本級組織的財政收入的比重呈現出逐漸下降的趨勢，中央收入嚴重依賴于地方上解，而財政承包制所體現出的累退性，使得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為了改變這一現狀，提高中央政府的財力，通過1994年的改革，使中央財政收入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獲得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從1996年起地方組織的財政收入的增長比例大于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已經出現地方財政收入比例大于中央財政收入比例，如果照此勢頭發展下去，中央本級的財力下降，而影響到改革的進一步推行時，新一輪的調整就勢在必行，這種調整包括對地方稅種的調整和地方收入的基數或者增收的比例的調整。因此，在經濟轉型完成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集權和分權，沒有隨著經濟形式的發展而處于一個相對穩定的格局的情形下，中央政府的最后決定權將會加強和強化。由于地方稅制是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使用的籌集地方財政收入的制度安排，因此，地方稅制改革必然要反映出中央政府的這種路徑依賴特征，從而使得具有收入最大化動機的地方政府，就有著隱瞞收入的真實水平，并傾向于將財力和物力集中在地方政府可以支配和控制的強烈動機。

（二）地方稅制改革作為中國財政制度改革的一個內在環節，它也表現出中國財政制度追求收入的路徑依賴持征。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是一種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財政支出的不斷擴大上來。但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增長方式的粗放性特征，決定了國家投資所創造出來的效益和財政收入不斷萎縮，從而使得財政收入的增長不能滿足曰益擴大的財政支出要求。財政收支之間的缺口，有著曰益擴大的趨勢，當國家不能有效的履行社會契約所賦予的職能時，其義理性水平就會下降。為了提高或者維持其義理性水平，就迫使國家對既有的政治經濟體制做出自我調整，因而，財政壓力是中國經濟體制的直接原因(張宇燕、何帆，1998)。由于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通過計劃和財政將社會資源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這種調整主要是表現在逐步放松對資源的管制，以及國家不斷退出原有的特權領域，概括的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就是通過對產權規則的調整而達到國民收入增長的新的制度安排過程。在這一改革過程中，由于社會經濟制度發生了變遷，必然要求國家籌措歲入的制度做出相應的變遷。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主要是通過將社會資源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能夠直接控制著社會剩余，那么，在放松對社會資源的管制后，社會資源配置將是由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微觀主體來完成的，國家不再完全直接控制社會資源的配置，這就意味著，國家籌措歲入的制度安排也必須適應這種變化而進行相應的調整。因此，作為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一方面，財政制度變遷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邏輯起點，通過對財政制度的改革來推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另一方面則又是通過對國家籌措歲入制度的重構而構成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然而，在轉型過程中，一方面由于財政支出的剛性，另一方面對放松管制后新增的社會財富，由于歲入籌措機制的不完善而不能及時籌集足額的收入以滿足國家的需要，財政壓力未能得到完全有效的緩解，同時，國家一旦推行改革，維護改革的穩定性和合法性則是國家義理性支持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改革的過程是一個利益相互沖突的過程，為了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而不至于反對改革或阻撓改革，國家就會通過擴大財政支出來平衡改革中的利益受損者，這又進一步增加了財政支出的壓力。盡管從長期來看，通過改革會形成經濟和財政之間的良性循環，但是，在改革的過渡期內，財政壓力則表現得更直接、更明顯。現實的財政壓力也迫使國家倚重于強調收入的稅制。因而，在現有的技術水平下，將會選擇那些能籌集收入?畬蠡乃笆罩貧勸才牛綣騁恢炙爸瓢才拍芪掖詞杖氳淖畬蠡敲矗謁婧蟮母母鎦校庵種貧勸才啪突岬玫角炕5胤剿爸譜魑醒胝謨璧胤匠锎朧杖氳鬧貧勸才牛竊詮儀康魘杖氳鬧貧勸才瘧塵跋攏蚨諍星康魘杖牘δ艿墓咝蘊卣鰲?nbsp;

（三）在放權讓利格局下形成的地方收入機制也有著強化的趨勢。從地方稅制來看，它僅僅是獲得中央政府制定的稅種的使用權、管理權、征收權，對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既定的取得收入的形式——即稅種的確立、稅收制度的決定權在中央政府，當地方政府面對發展的需要而籌集一定的收入的時候，面對“菜單”選擇卻沒有“菜”可選。由于不能創造新的制度和方式，對于地方政府而已，則將既定的和舊體制內所創立的規則在特殊情形下多樣化，并且拓展這些規則的邊界。這個舊體制內的規則就是預算外的收費制度，地方政府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各種收費、集資、攤派等多種形式的地方收入機制。對于地方政府的這種行徑，中央政府一方面是財力拮據而不能完全滿足地方政府的財力要求，而只給予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資源和制度知識信息資源(只給政策、不出錢)，允許地方政府或者基層組織在制度創新中留有一定的活動余地；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賴于地方政府來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和杜會的穩定發展，從而將改革的風險分散化，來達到風險最小化的目標。只要地方政府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空間內，既維護體制改革的穩定和順利進行，同時地方經濟又取得相當的發展，中央政府就會容忍和默認地方政府所從事的制度創新活動。

然而，收費制度一經在地方政府的運用，并經過上級政府的默認，它就有一種自我強化的傾向，這種自我強化的傾向是由地方政府的性質決定的。地方政府作為人，其目標函數與作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的目標函數是不同的，中央政府是由中央治國者所控制的，其目標函數是維持其治理國家的長期性和穩定性，而由地方官員控制的地方政府，其目標函數是地方官員的晉級、名譽、聲望以及其他的私人利益。這樣，地方官員的個人利益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可能一致或者相容，也可能不一致。地方官員通過發展地方經濟而獲得上級的提拔，這是相一致的地方，而發展地方經濟就要求有強大的收入來支持；地方官員通過預算支出追求個人的其他私利，如津貼、住房、豪華的辦公用品等，這是不一致的地方。無論是一致，還是不一致，都有著追求收入的動機。

此外，隨著中央政府將財權和相應的事權下放給地方政府的同時，而地方政府的職能并未獲得實質性的調整，這樣地方政府實質上就相當于一個范圍縮小的權力中心，它在職能和職責上與中央政府是重構的。由于收費制度比較簡便和運作成本低，能及時為地方政府籌集發展某些項目的經費需要，最為根本的在于收費可以不受中央政府上繳收入的約束，從而保持收入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中。一旦一個地方政府或一個部門使用了收費制度，它就會很快被其他的地方政府或部門迅速學習和模仿，而很快推演開來。同時，收費制度在部門利益和地方官員個人利益的驅動下，就會逐步成為他們“尋租”的最為合法化的渠道。這也會推動收費制度的進一步強化。

上述分析的路徑依賴特征，給地方稅制改革帶來以下幾個方面的負面影響。1．由傳統的直接控制資源而獲得社會剩余的方式，轉向通過國家政治權力向微觀經濟主體征收稅負，即通過稅收制度來重構國家歲入的轉型過程中，強調收入的功能是其內在的要求。然而，由于現實的財政壓力使得一旦走上強調收入的制度路徑，就有著強化的趨勢，從而使得稅收制度對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社會公平、以及國家對社會經濟運行的間接調控缺乏應有的功能和作用。2．中央政府對稅種和收入的決定權的強化，一方面，忽視地方政府在國家歲入制度重構中的內在作用。地方政府作為國家治理結構中的組成部分，它同樣是收入制度需求者，而且，由于地方政府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對制度創新所起到的積極作用，它是有能力根據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創造出新的有效的稅收制度；另一方面，則導致地方政府的短期化行為，首先，在稅制存續的有效期內，為了收入最大化，而可能將某一稅種推至極端，而不顧該稅種對地方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其次，當地方政府預期到中央政府的調整時，可能會通過收取過頭稅等形式虛增收入來擴大收入的基數；最后，將財源和財力轉移至非稅收部門，從而為非規范的收入制度提供溫床。3．在既定的體制約束下，對?輾閻貧鵲穆肪兌覽擔溝玫胤秸簿馱嚼叢揭樂厥輾閻貧齲災劣詵⒄溝鉸沂輾選⒙壹省⒙姨傻木車兀夥垂矗蜓現厝怕伊斯宜耆脛貧戎毓溝慕獺M保髦中問降氖輾延旨又亓宋⒐劬彌魈宓母旱＃怕伊俗試磁渲玫男剩泳緦松緇岵還揭蛩兀傭膊煥諫緇嶂饕迨諧【酶母锏納罨?nbsp;

對地方稅制改革路徑依賴的思考

上還分析表明，以放權讓利為基本特征的第一階段的財政稅收制度改革的適應性效率已經遞減，這是由于制度收益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所決定的。因此，新一輪的制度創新工作就迫在眉睫，作為一種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財政稅收制度的制度創新工作是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實現的根本性的制度創新問題。值此中央政府提出構建公共財政框架之際，為中國財政稅收制度創新提供了有利的契機。在新一輪的制度創新過程中，要強調地方政府在國家歲入制度創新中的作用，要賦予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創造新的制度規則的自。因為，首先地方政府作為國家治理結構的組成部分，它同樣是新歲入制度的要求者，其次，地方政府作為制度創新的參與者、支持者、協調者、聯結者，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所起到的制度創新作用(楊瑞龍，1998；張杰，1998；黃少安，1999)。地方政府同各級微觀主體之間有著更為直接的聯系。因而有著更廣泛的制度創新信息，從而使得地方政府制訂的收入制度規則有著直接的現實性和針對性。從中國制度創新活動的主體來看，它是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因而，地方政府對國家歲入制度的創新活動同樣應該構成中國制度創新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而予以確認。

當然，要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收入制度創新自，必須以地方政府提供服務的層次性和受益范圍來確定地方政府的事權范圍為前提。更進一步，是要根據各級政府提供服務的層次性和受益范圍來劃分各級政府的事權，在此基礎上來確定各級政府的財權，并將各級政府的這種基本關系通過法律框架規范起來，這樣，一方面，形成對各級政府的外在約束，而不至于產生單純追求收入而不顧經濟發展的效率等問題，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各種權責關系，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格局，打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強化調整與反調整的路徑依賴關系，從而也有利于各級政府發揮各自的職能。不僅如此，通過對各級政府事權的范圍來確定財權，同樣也有利于打破現行各級政府因職能不分而產生的對收入制度的路徑依賴，從而使得在國家歲入的重構過程中，發揮出稅收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以調節社會公平、調控宏觀經濟穩定運行等功能。

主要參考文獻：

1．盛洪張宇燕主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

2．楊瑞龍《我國制度變遷方式轉換的三階段論》我《經濟研究》1998年第1期

3．黃少安《制度變遷主體角色轉換假說及其對中國制度變革的解釋》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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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管單位會計制度的發展演變

改革開放三十年，是我國經濟體制發生根本性變革時期，也是我國會計制度大變革、大發展的三十年。水管單位會計制度作為其中的一部分，主要經歷了以下幾個發展階段。

建國初期至1980年，按照計劃經濟體制要求，我國基本建立了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要求相適應的會計制度體系。水利事業單位在這一時期實行的是“統收統支”、“收支兩條線”的機關事業單位預算會計制度，單位收入上繳，支出由財政撥給。這一會計模式為加強水利經濟計劃管理，促進水利工程管理單位（以下簡稱水管單位）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人、財、物消耗發揮了積極作用。

1980年起，國家財政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干”財務管理機制，事業單位逐步從行政單位中剝離出來，實行“全額、差額、自收自支”三種預算管理方式。1981年，為適應新的經濟形勢，財政部、水利部頒布實施了《水利工程管理單位會計制度》，對水利行業會計制度進行了一次積極探索。

1992年，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戰略目標，隨后進行會計法修訂和“兩則兩制”改革。為適應會計改革要求，1994年財政部、水利部又頒布了《水利工程管理單位會計制度（暫行）》，為市場經濟體制下水管單位會計制度的構建和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嘗試，使水管單位會計制度進入日臻完善、不斷發展的歷史時期。

1996年后，國家預算管理改為“核定收支、定額定項補助、超支不補、結余留用”形式。特別是從2000年開始，國家按照“公共財政”框架體系，實行部門細化預算管理，制定了部門預算、國庫集中收付、政府采購等措施，不斷加大財政管理力度。在此時期，水管單位會計制度沒有根據經濟形勢變化及時修訂，許多方面出現與實際情況不相符的問題。

二、水管單位會計制度的發展特點

回顧其發展歷程，水管單位會計制度與經濟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統一會計制度改革緊密聯系，主要有如下重要特點。

1、為適應經濟體制改革而推行水管單位會計制度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分步驟推行經濟體制改革，實現了由傳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轉變，國家統一會計制度適時進行相應改革，逐步與市場經濟接軌。水管單位會計制度也隨之進行一系列改革，既適應了水管單位經濟體制改革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水管單位經濟體制改革進程。

2、為適應行政體制改革而推行水管單位會計制度改革

1980年以前，水管單位大部分屬行政單位，之后從行政單位中剝離出來成為事業單位，從2000年開始又細分為公益性、準公益性、企業三種類型，水管單位會計制度先后采取報賬制、收付實現制、定額補助、部門預算和《水利工程管理單位會計制度（暫行）》等形式，逐漸推行水管單位的行政體制改革。

3、逐步實現與國家統一會計制度的協調發展

在水管單位會計制度發展過程中，始終以國家統一會計制度為基礎，并結合水管單位實際情況，考慮水利工程特有業務，設置特定會計科目和報表體系，規范具體會計處理方法，逐步實現與國家統一會計制度的接軌和協調發展。

三、現行水管單位會計制度面臨的困難

水管單位會計制度在促進水管單位經濟發展，保障水管單位體制改革順利進行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國家宏觀政策不斷變化，市場經濟不斷向前發展，水管單位會計制度也面臨許多困難，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水管單位會計制度不適應當前發展要求

（1）不適應水管單位多元化發展。隨著水管單位體制改革逐步深入和市場機制日益形成，企事業單位并存，多元化經營成為必然趨勢和戰略選擇。多元化經營涉及不同行業、不同性質的經營業務，對水管單位會計制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現行水管單位會計制度難以適應多元化經營核算管理現狀。

（2）不利于行業會計信息比較和分析。現行水管單位會計制度，由于很長時間沒有修訂，許多會計要素沒有進一步規范，不同類型水管單位進行會計處理依據的原則、程序、方法各不相同，得出的數據核算口經也不一致，會計信息在水管單位之間會失去可比性，不便于水利業的分析和研究，很難把握資金的合理流向和資源的優化配置。

（3）不便于國家宏觀管理和監督。財政、審計、稅務、水管行政主管等部門，對水管單位實施有效財務監督的主要依據是財務會計信息，不同類型水管單位從自身角度考慮，選擇執行會計制度，報送的財務會計信息在格式、內容等方面不符合管理部門要求，從而加大了財務監督難度，影響了財務監督效率。

2、水管單位會計制度內容構成缺乏完整性和系統性

完整性和系統性是現代會計制度應具備的基本特征，然而我國現行水管單位會計制度涉及內容基本上為常規會計事項，在構成上缺乏完整性和系統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缺少現行會計準則的具體規范。近年來，隨著會計領域的改革開放以及企業會計準則的建立，一些新的會計核算方法，如生物資產、投資性房地產、金融資產等早已為人們所熟悉，在實際中被廣泛應用，但是我國現行水管單位會計制度尚無具體規范，內容不完整，水管單位會計人員在處理此類業務時經常力不從心。

（2）缺乏健全完善的內部核算制度。完善的會計核算體系不僅包括國家統一會計規范，而且還包括企業根據經營特點、管理要求制定的內部核算制度和辦法。然而，目前許多水管單位只執行國家統一層次的會計規范，沒有制定完善的內部核算制度與辦法，導致水管單位內部核算制度不健全，出現單位成本不實、賬目不清、數據不真等問題。

3、水管單位會計制度具體規范不符合現行需要

《企業會計準則》的頒布實施，標志著我國會計改革邁出了關鍵一步，作為企業化管理的水管單位應逐步按準則要求進行會計核算，保證核算的準確性和信息的可比性。現行水管單位會計制度與企業會計準則相比較，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會計要素反映不全面。水管單位有很大一部分生物資產和投資性房地產，如經濟林、魚產品，出租門店等，現行水管單位會計制度無法計量，而《企業會計準則》卻給出了規范的處理方法，水管單位會計制度應將其納入進來，按規定進行核算，可以保證資產計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

（2）會計信息反映不真實。在水管單位固定資產中，水工建筑物比重較大，只要加強日常養護，使用年限會很長，許多單位在計算折舊時隨意選擇折舊年限，導致折舊費用核算標準不一致，影響了會計利潤的準確性。應收賬款中的灌溉水費、排澇水費，由于農村稅費改革及鄉鎮行政體制改革的影響，基本上形成呆賬，無法收回，應計提壞賬損失。但由于水管單位賬面累計虧損巨大，大部分單位沒有計提壞賬損失，成本核算不準確，虛列資產，致使會計信息不真實。

（3）會計報告編制不規范。水管單位的財務報告是依據現行水管單位的會計制度編制，大部分是水利部門特有報表，報表項目和財務指標設計具有濃厚水利行業特色，與國家統一會計報告規范有很大差異，不能及時滿足財政部門、稅務部門及其他部門的信息需求，實現財務信息共享困難。

（4）報表簡單匯總不合理。近年來經過單位體制改革，水管單位類型較多，所屬單位構成復雜，現行水管單位會計制度只要求將財務報表簡單匯總，沒有要求編制合并會計報表，導致會計信息重復，虛增資產和成本，不能真實反映單位資產和負債情況。

4、水管單位會計制度嚴肅性受到損害

水管單位會計制度作為指導水管單位會計處理的規范，具有強制性和嚴肅性，各單位均應自覺按規定進行核算和報告。但在執行過程中，水管單位會計制度嚴肅性受到損害的現象時有發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方面。

（1）執行不力，擅自“各取所需”。一些單位為了自身局部利益在會計處理上“各取所需”，會計人員置水管單位會計制度規定于不顧，完全按領導意圖進行會計處理，導致核算不實、數據不真。

（2）執法不嚴，縱容違規違紀。一些單位雖然在財務檢查或審計中查出不少問題，但在處理上大多是“限期糾正”、“下不為例”，對負責人從輕處理或不予處理，縱容違規違紀行為，致使一些單位違規行為屢查屢犯，屢禁不止。

四、完善水管單位會計制度的對策

1、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完善水管單位會計制度

（1）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會計核算體系。適時改革原有水管單位會計制度，簡化會計處理程序和處理方法，滿足水利行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會計核算需要，使水管單位經營業務按統一規定進行會計處理，提高財務會計信息的綜合程度和可比性。

（2）制定和完善特殊業務的會計處理規范。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水管單位在接受國家宏觀管理的同時，將更多參與到市場競爭中來，對水管單位具有特殊性質資產、經濟業務的確認和計價等特點，要制定具體的會計處理規范。

2、按“橫向縱向統一”原則構建水管單位會計制度

水管單位會計制度在會計確認、計量和列報上要符合國家統一會計制度規定，做到橫向與法規統一，不能脫離相關法規要求自定會計處理方法。水管單位會計制度盡量做到行業科學化、統一化，充分體現水管單位特點，做到縱向與行業統一，使水管單位會計信息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比性。

3、按水管單位性質分門別類實行不同會計制度

公益性水管單位，如果財政管理實行“部門預算、國庫集中收付”，應按財政部門規定實行預算會計制度；準公益性水管單位，應盡量將公益性、經營性活動分開，分別執行水管單位會計制度和企業會計準則，做到分設賬簿、分別核算，使兩種經營活動的會計信息得到真實反映；企業化水管單位，應執行企業會計準則，真實、準確核算水管單位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為增強其市場競爭能力提供有益的財務會計信息。

4、強化水管單位會計制度約束和監督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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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成才；就業導向；中職教育；教育質量；改革；辦學體制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極大的發展，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漸深入，我國整體的教育體制也在全面進行，傳統的政府包攬辦學以及計劃辦學的中職教育辦學體制也在計劃經濟體制發展的影響下逐漸發生改變。然而，中職教育辦學體制的改革并不是一個簡單的變革，教育體制的形成不僅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來摸索和探討，還需要政府的相關政策來進行輔助和指導。為了適應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需求，中職教育應該堅持就業為導向的教育體制改革，將教育的重點放在培養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的應用型技術人才，讓中職學生可以更好地適應社會的發展需求，融入到社會經濟的發展進程中。

一、我國中職教育在進行辦學體制改革過程中所面臨的主要問題

（1）中職教育的辦學體制較為落后。市場經濟體制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已經取得了深入的改革，而現有的中職教育辦學體制改革的步伐相對較慢，還不能很好地滿足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中職教育在辦學體制改革上還應進一步加大力度，努力從根本上實現中職教育的辦學多元化，根據學生學習以及興趣愛好的實際情況來實現學生的個性化發展。

（2）辦學主體涉及的責任、權利、利益的問題沒有進行很好的解決和落實。造成中職教育辦學體制改革過程中辦學主體的責任、權利、利益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缺乏對中職教育辦學主體的監管，缺乏相關的管理制度，致使中專職業學校在辦學中隨意改變辦學主體，辦學管理不受管理控制，對學校的布局不能進行合理安排，極大地浪費了教育資源；第二，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非公有制經濟的成分較高，但非公有制企業的辦學責任、權利、利益的問題沒有做到真正的落實；第三，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體制以及政治體制都發生了一些變化，隨之造成行業的主管部門也發生改變，企業對參與職業教育的重視程度遠遠不夠。

（3）職業教育的多元化發展受到管理體制的嚴重制約。管理體制對中職教育多元化體制改革的限制主要可以從以下三個層面來展開分析。首先，從宏觀上看，中職教育的管理機構很難與其他教育的各部門形成統籌的教育機構以及同一領導，不能很好地協調好與教育外部的關系；其次，從中觀層面上看，在中職教育學校內部的管理不能做到有效統一，多頭的管理方向，致使教育系統的內部管理產生混亂，教育系統的內部無法進行良好的溝通和平衡；最后，從微觀層面上看，各級職業教育行政部門，有時代替學校對學校的教育行為進行管理，有時可能限制了學校的自主辦學。

二、對中職教育辦學體制改革路徑的探討及分析

根據近幾年我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對高等職業院校畢業生的就業情況的統計顯示，每年畢業生人數達到一百萬以上，但有一部分畢業生沒有找到工作。而另一方面，社會上的很多企業在近幾年卻出現了嚴重的“用工荒”，企業很難招到實用型的高級技工。從這一現象，可以看出我國職業教育中存在的嚴重弊端。因此，為實現中職教育的實際價值，必須堅持以就業為導向來進行中職教育辦學體制改革。

最優化的制度變革首先要保證制度變革所需的成本最低。教育部已經根據中職教育的教學特點制定了相關的文件，并堅持就業為導向的辦學方向，為中職教育的教學確定了合理正確的辦學目標和改革方向。只有加強以就業為導向的中職教育辦學體制改革，才能促使職業教育盡快走上良性循環的道路。

中職教育的辦學體制改革應該在堅持以就業為導向的前提下，實行“一主多元”的改革路徑。“一主多元”中的“一主”是指政府為主導作用，“多元”則是指依靠社會上的企業，來發揮企業的行業帶頭作用，鼓勵社會力量積極參與到中職教育的多元化辦學體制改革過程中來。

實現這一辦學體制改革的路徑，應該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努力。第一，要積極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和主導作用，使中職教育道德管理和培訓走上規范化的道路，實現對中職教育的統一管理，通過協調政府與當地企業之間的合作關系，來發揮其對中職教育的支持作用；第二，要實現對各類職業教育的系統化行業管理，這是中職教育教學體制創新改革的重要一步；第三，發揮企業的職業教育參與功能，依靠企業需要和要求來舉辦職業教育，并制定職業教育的教學目標和培訓規劃；第四，中職教育學校應該加強學校的自主辦學權利，通過引進高素質的教師以及對教職工的定期培訓，改革教學體制，來提高中職教育的教學質量。

中職教育擔負著為社會上的企業輸送應用型專業人才的重要責任，對于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因此，必須加強對中職教育體制的改革，建立以就業為導向的教學體制，使中職學生可以更好地適應社會的發展需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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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譚繼彤.就業導向下中職數學教學方法的創新探索[J].時代教

育，2011（14）.

[4]徐荷琴.就業導向下經濟類中職語文口語教學初探[J].現代語

篇9

【關鍵詞】 行政改革;大部制;政府;服務型政府

一、改革開放以來的歷次行政改革回顧及分析

回首改革開放30年,我國先后經歷了5次較大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前5次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落腳點基本上是精簡機構、精簡人員、轉變職能、提高效率。

(1)1982年的改革,其成功點之一在于精兵簡政。政府國務院撤并了39個部門,提高了行政效率,使得干部年青化。

(2)1988年的改革首次提出了轉變政府職能是行政機構改革的關鍵,政府已經開始意識到行政改革更深層次的原因。由于一些復雜原因,改革并未實行。

(3)1993年的第三次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在這一年我國的改革首次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這是個很大的突破。

(4)第四次政府改革始于1998年。改革前國務院有40個組成部委,改革后結果減少了11個;另外行政管理從具體的工業經濟管理中淡出,消除了政企不分的組織基礎。

(5)2003年的政府機構改革,是在加入世貿組織的大背景下進行的。改革目標很明確,即逐步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以上5次政治體制的改革都是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推動下進行,適應了一定時期經濟發展的要求。相應的,行政體制要隨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不斷進行調整和改革,否則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

二、我國大部制改革聚焦

十七大報告提出:加大機構整合力度,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健全部門間協調配合機制。這一新的改革要求、改革思路,意味著中國行政改革將在探索實行大部門體制上邁出重要步伐。特點是擴大一個部所管理的業務范圍,把多種內容有聯系的事務交由一個部管轄,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職能交叉、政出多門、多頭管理,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這次改革涉及人數多,規模也很大,重點突出即以改善民生為重點加強與整合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部門。說明這屆政府是一個非常務實的政府,尤其特別關注民生問題,這次的大部制改革能后有效改變官本位現象,突出行政管理是一種公共服務,使政府成為有效的服務者,為社會提供基礎性的服

務和維護公共秩序的穩定。

三、我國現行行政改革存在問題分析

(1)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社會事務卻是無限,這樣就形成了一對矛盾,更多地處理社會事務,就必須不斷地膨脹組織結構。

(2)任何一個組織當其發展到一定程度時都會進行內部擴張,這是必然的現象。

(3)政府滯后于社會,是因為政府缺乏一個競爭機制,也就是說政府缺乏有力的競爭對手,長期下來會助長政府的惰氣,滋長一些不正的行政作風。這其中也涉及到一個公共選擇問題,政府該為誰服務,改革的目的是什么,這也必須深入思考。

四、我國行政改革該向何處發展的思考

就政府轉型而言,面臨著三個方面的挑戰:一是能不能由管制型、管理型政府轉變為服務型政府;二是能不能由單一的經濟建設型政府轉變為公共治理型政府;三是能不能由手工作業式政府轉變成電子網絡、信息網絡主導的電子型政府。政府能不能轉型,關鍵取決于服務型政府的建立。我國的行政改革必須要有目標和方向,即轉變政府職能,建立服務型政府。這意味著政府從原來的官本位轉為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政府,側重于“服務”,也著眼于“服務”,為經濟的發展創造一個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積極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是最終目的和方向,體現了政府與公民、政府與社會之間的新型和諧關系。

首先,建設服務型政府是“三個代表”在行政體制改革中的本質要求。黨是以“三個代表”為指導的黨,服務型政府實際上是指政府該管什么不該管什么,都是由社會和公民的需要來決定,即實現社會本位和民本位。

其次,建設服務型政府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保證。政府應當是宏觀調控的管理者,為經濟的發展創造一個穩定的環境秩序。

最后,建設服務型政府有利于推進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立。

服務型政府更多地代表了公民的需求,政府服務的對象是全體公民,體現了新型的和諧關系。這種服務是不是全面的是不是有質量的是不是有效率的,需要依靠一定的監督機制,達成全民監督的共識,真正利用公民手中的合法權利監督政府行為,使朝著有利于優化政府內部改革的方向前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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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特區；GDP含金量；改革開放

[中圖分類號]F12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3283（2013）10-0078-03

[作者簡介]周光偉（1984-），男，安徽六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流通經濟、發展經濟學；陳宏國（1985-），男，廣東深圳人，深圳市委市政府局，研究方向：特區經濟。近年來，中國GDP含金量問題引起了一定關注。周光偉，韓彪（2012，2013）認為，只有含金量富足的中國GDP數據才能成為宏觀經濟的真實參考。在唯GDP論下，從GDP含金量視角思考深圳經濟特區（以下簡稱深圳）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成就，有助于進一步認識特區道路的豐富內涵，具有一定的理論視角創新和較強的現實意義。

一、GDP之“金”的內涵

周光偉和韓彪（2013）認為，GDP含金量是指在GDP經濟內涵范疇內，GDP中符合人類價值判斷標準的部分或程度。“金”的一般含義是價值，具體含義至少可以有七種：質量合格，指符合預期質量水平；交換順利，指產出在市場順利完成交換；價格體現市場價值，指產出價格與其所反映的市場價值相等；人際公平，指GDP分配達到人際的合理公平程度，強調要素所有者之間收入差距合理，呈現結構性均衡；本國收入，指本國生產要素分配得到的GDP；實際使用，指產出的使用價值被充分耗用；正常外部影響，指經濟系統對于非經濟系統（主要包括自然系統和社會系統）穩定性沒有根本影響。符合每一種“金”要求的GDP可以被認為是有含金量的GDP。

令GDP*為有含金量的GDP，GDP含金量系數λ*=GDP*/GDP 。假設深圳GDP含金量系數λ*1=GDP*1/GDP1 ，全國GDP含金量系數λ*2=GDP*2/GDP2。

二、深圳之“特” 概述

一個事物區別于其他事物的根本標志是其矛盾的特殊性。深圳之“特”指深圳與全國整體相比，其發展過程中采用的一系列創新活動和率先作為。具體概述如下：

（一）率先發展市場經濟

深圳堅持銳意改革，敢闖敢試，敢為天下先，勇于突破傳統經濟體制束縛，率先進行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2010）；基本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率先在國內形成了產權主體多元化格局，基本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建立了商品、要素等現代市場體系，確立了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市場規則和法律體系，市場形成開放式的競爭格局，政府、企業、社會總體而言富有活力，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了基礎作用（姚小雄，2000；樂正，2010）。

（二）率先發展開放經濟

深圳是對外開放的“窗口”、“試驗田”和“排頭兵”。 深圳堅持對外開放，有效實行“引進來”和“走出去”戰略，積極利用國際和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成功運用國外境外資金、技術、人才和管理經驗，為我國實現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進行了開拓性探索（，2010）。目前已經初步建立開放型經濟體系（樂正，2010）。

（三）率先改革發展路徑

深圳堅持發展第一要務，大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積極推進自主創新，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改善人民生活，創造了“深圳速度”，探索和積累了實現快速發展、走向富裕的成功經驗（，2010）。具體表現為：1.選擇可持續發展路徑，經濟、環境并重發展（袁易明，2004）。2.率先發展自主創新體系，已成功轉型為首個國家自主創新型城市（董小麟等，2010）。

（四）率先改革行政體制

深圳率先改革行政體制，提高政府運作效率。1981年8月到2009年5月，深圳進行8次行政改革（王慧農，2000；陳家喜等，2010）。2010年深圳行政體制改革穩步推進，完成市政府大部門體制改革，在全國率先實施公務員分類管理和聘任制改革；開展第四輪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率先清理規范非行政許可審批和登記事項；加強行政電子監察，全面試行政府績效管理（許勤，2011）。

三、深圳之“特”對GDP之“金”的影響

“特”是“金”的手段和原因；“金”是“特”的目的和結果。以下分析深圳之“特”對GDP之“金”的影響和作用。

（一）深圳之“特”提高質量合格之“金”

1.深圳產品合格率優于全國平均水平。據各地市場監督部門分產品種類、小樣本進行抽樣檢測結果顯示，深圳由于市場經濟體制比較完善，產品合格率優于全國平均水平。從社會輿情看，深圳由于路橋等基礎設施未到使用年限而發生坍塌，因管理不善而發生礦難、食品質量不合格等事件較少。2011年深圳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深圳質量”概念，將質量安全問題納入政府工作重點之一。

2.市場經濟體系要求順利實現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與其他經濟制度相比較，理性經濟人對于產出質量（包括產出環境質量水平）有更加明確的要求，即必須在交換的環節達到理性經濟人的產出質量要求，才能完成交換。

3.產出質量技術保障能力更強。2010年深圳全社會研發投入占GDP比重達3.64%，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許勤，2010）。深圳自主創新水平的提高必然導致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而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將提高產出質量技術保障水平。

（二）深圳之“特”提高交換順利之“金”

1.在產品銷售率指標方面，深圳處于全國平均水平（見表1）。

2.交換順利在狹義上指全部產出實現了交換，廣義上還可包括交易成本最優化標準。行政管理費用支出可以看成是政府與社會之間的一種交易成本，是社會為換取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而付出的一種代價（高培勇等，2003）。每單位GDP消耗的行政管理成本越小，說明GDP含金量越高。比如，當出入境行政管理效率提升時，平均每次/批貨物通關時間減少，提高了資金使用效率，同時也減少了不必要的交通運輸、人力資源等的投入，從而減少了服務于貨物通關而產生的相關生產投入。這樣，相應的GDP統計也會減少，同時社會有效產出并沒有減少。深圳行政體制改革的一個主要積極效應是降低了諸多交易成本。可以通過行政管理費用支出占GDP比重來總體判斷交易成本狀況，深圳單位GDP行政成本要比全國平均水平低很多（見表2）。

（三）深圳之“特”提高價格體現市場價值之“金”

深圳價格形成市場化程度更高，導致價格更能體現市場價值。率先發展市場經濟，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價格形成市場化程度更高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在率先發展開放經濟過程中，深圳需要與國外市場經濟體加強經濟聯系，不得不適應其市場經濟規則，同時也要在適應中逐步優化自身市場經濟體制改革。

（四）深圳之“特”降低人際公平之“金”

1.深圳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指標值偏低。經過初步計算，深圳單位GDP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因此根據“居民收入幸福感指數”指標，深圳GDP含金量低于全國（見表3）。

2.深圳基尼系數偏高。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打破平均主義分配制度，建立市場性報酬機制，提高生產積極性，同時增加收入的不平等。中國基尼系數多年超出國際警戒水平0.4（彭定赟，2012）。利用2006年深圳市住戶調查數據測算出深圳市的基尼系數為0.56，達到中國城市最高水平（薛進軍等，2008）。可見，深圳基尼系數所度量的收入差距水平總體大于全國水平。

（五）深圳之“特”降低本國收入之“金”

1.從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GDP指標看，深圳以較大幅度高于全國水平（見表4）。

（六）深圳之“特”提高實際使用之“金”

雖然沒有關于生產能力閑置、生活浪費等統計數據的直接證明，但可以做出以下合理推斷：1.在更加成熟的市場經濟制度下，基于等價交換原則，消費者浪費所購買的商品，必然導致自身利益的損害，于是消費者作為理性經濟人，會更大限度地減少浪費。2.在外向型經濟相對更加發達的條件下，相當部分消費者來自國外發達市場經濟體，這些更加理性的消費者也會減少浪費。3.產品科技水平更高，產出效用也會更高，因而產品耗用不僅帶來更大使用價值滿足，而且也更加方便耗用。總之，深圳實際使用狀況應該優于全國，浪費程度要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七）深圳之“特”提高正常外部影響之“金”

1.環保投入占GDP比重更大。由于國內環境技術和產品都能在市場內自由流動，深圳與全國環保投資的效益應該基本一致，于是環保投資決定了環保水平的高低。2004年之前幾年，深圳占GDP1.8%的環保投入比重已接近了發達國家（袁易明，2004）。2005年之后幾年，環保投入比重更高，也明顯高于全國水平。此外，深圳萬元GDP能耗水平也明顯比全國偏低（見表6-7）。

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有利于環境保護工作的開展。比如，市場經濟的良好運行是基于產權清晰前提的，而根據科斯定理，產權清晰將促使環境保護的開展。因此，從制度層面考慮，更成熟的市場經濟制度也會促進環境保護的開展。

3.窗口效應等正面社會效應更大。深圳作為改革開放橋頭堡，其窗口效應比全國平均水平大很多。深圳比國內其他地區視野更加開闊，更具有創新思想，促使人們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提高非經濟福利，這是對經濟福利的補充和豐富。

四、結論

綜上所述，與全國相比，深圳之“特”對GDP之“金”的影響既有正面的，即提高質量合格、交換順利、價格體現市場價值、實際使用和正常外部影響視角的GDP含金量；也有負面的，即降低人際公平和本國收入視角的GDP含金量。從總體看，深圳之“特”影響下的深圳GDP含金量總體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這是特區道路優越性的一種體現。當然，GDP含金量概念闡釋也有待進一步深化，對每一個視角下GDP含金量影響的證明也需要擴大數據支撐和深化邏輯分析，還可以將研究對象由深圳經濟特區擴大到所有經濟特區，以驗證各經濟特區的差異，為進一步擴大開放打好基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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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姚小雄.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深圳培育現代市場體系過程[J].特區理論與實踐，2000（9）：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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