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研究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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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地統計；資源環境；調查方法

中圖分類號 K903；P96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6）09-0308-02

Abstract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urvey is necessary precondition for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nd provides effective indemnification for the rational planning and sustainable us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it is also an important basis for comprehensive control over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Many researches on the survey methodology of th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had been discussed and researched，they are mainly based on geostatistical methods，their developments and applications in the field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are relatively mature at domestic and foreign.By summing up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such methods，it is very useful for clear-cutting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such methods.

Key words geostatistical；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survey methodology

資源環境的產生是由人們對自然資源到環境資源認識的一種深化，幾乎所有的自然資源都構成人類生存的環境因子。自然資源是指在一定的時空范圍內，可供人類利用的表現為各種相互獨立的靜態物質和能量，而環境資源則是靜與動的統一體，這些資源包括礦產能源資源、土地資源、水資源、森林資源、海洋資源、草地資源、野生動物資源、再生資源、環境資源等。這些資源環境的損失評估、規劃管理、保護決策等都離不開對這些資源的調查和監測，計算機技術的飛速發展為資源環境調查領域提供了新的途徑和方法。目前已經有很多的研究成果能夠實現詳盡的調查監測方法，并最終優化樣點布設方案，如傳統的調查方法、基于地統計的調查方法、基于計算機模擬的調查方法等；所采集的數據經過人工數字化錄入或者基于物聯網的數據采集系統智能錄入數據庫等，然后運用地統計學相關技術繪制數據插值獲取區域內相關數據的全局變化圖或者趨勢圖等，為相關決策方案的制定提供數據支持。

1 地統計學概述

1.1 理論基礎

礦物學家 D.R.krige最早將地統計學應用于南非金礦的查找工作中，而該方法的理論是法統計學家G.Matheron 創立的，有一套完善的理論體系作為基礎，即在二階平穩假設和本征假設的前提下，將區域化變量作為基本概念，以變差函數為工具，通過基本公式如估計方差、離散方差等的計算實現克里格方法。

地統計學理論的提出為資源環境調查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并促使這些方法在地統計學理論的蓬勃發展下越來越完善[1-3]，發展至今，理論技術已經非常堅實，實用的數學工具數量也非常多。地統計學的應用非常廣泛，能夠對空間數據進行最優無偏內插，模擬空間數據的離散性及波動性，研究空間分布數據的結構性和隨機性、空間相關性和依賴性、空間格局與變異。

1.2 發展及應用

地統計學的組成部分有2個，分別為分析空間變異與結構的變異函數及其參數和空間局部估計的Kriging（克里格）插值法，廣泛應用于土壤、地質、生態、地球物理等方面。在氣象領域的主要應用是使用Kriging法進行降水、溫度等要素的最優內插的研究及氣候對農業影響方面的研究。在資源環境調查方法的設計中，較為流行的方法是克里金方法。國內外很多學者結合已有的方法和日趨成熟的地統計理論創造出了大量的設計方法和評價指標，前者如隨機選擇法（Naive）[4]、枚舉法（Enumeration）[5]、序貫法（Sequential Selection）[6]、模擬退火法（Simulated Annealing，SA）[7-9]、空間均衡布樣（Generalized Random Tessellation Stratified，GRTS）[10]、適應性抽樣（Adaptive Cluster Sampling）[11]等，后者如Kriging方差最小化準則（Minimization of the Ordinary Kriging Variance，MOKV）[12]、WM準則（Warrick-Myers-criterion）[13]、平均最短距離最小化準則（Minimization of the Mean of the Shortest Dista-nces，MMSD）[7，14-15]、極大熵準則（Maximum Entropy，ENT）[16]、分形維度（Fractal dimension）[17]、均方距離準則（Mean squared distance to sides，vertices，and boundaries）[18]等。這些指標和方法在生態[19]、海洋[20]、漁業[21]、林業[22]、農業[23]、人口健康調查[24]、環境[25]、土壤[26]以及水資源[27]等方面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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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低碳經濟；理論基礎；經濟學價值

低碳經濟的理論基礎對發展低碳經濟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為了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必須要有效研究低碳經濟的理論基礎，創建完善的低碳經濟理論基礎體系。而低碳經濟的經濟學價值是造福于人類，有著巨大的影響。自從低碳經濟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后，主要是從意義和途徑對低碳經濟進行研究，而低碳經濟的理論基礎沒有得到研究，幾乎處于空白。而在創建低碳經濟理論體系時，必須要保證低碳經濟具備著堅實的理論基礎。而低碳經濟在具備著理論基礎后，也要對低碳經濟的經濟學價值進行有效研究，以此促進低碳經濟的長遠發展。

一、 低碳經濟的理論基礎分析

1.經濟學奠基。在早期許多經濟學思想中，都相應的含有低碳經濟思想，在發展經濟過程中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隨著GDP的產生，人們就已經走入一個誤區，認為經濟學研究主要是研究一個國家GDP的增加。而在世界主義經濟學研究中，并根據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不僅是關注一個國家的經濟，也對世界經濟發展、人類發展進行研究。世界主義經濟學是造福人類，都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全球思想中的低碳經濟理念，減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2.相關學科比較和發展。低碳經濟的四種經濟體系主要包括生態經濟、循環經濟、綠色經濟和低碳經濟。生態經濟是由生態學和經濟學相互結合，對生態系統、經濟系統的結構、功能和發展的規律進行有效研究。循環經濟是將自然生態系統中的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進行有效結合，構成有效的經濟系統，是自然和經濟和諧發展。按照生態經濟，對經濟發展進行有效指導。綠色經濟的提出在20世紀英國學家皮爾斯在《綠色經濟藍皮書》中提出。具備著平衡的經濟發展模式，對人的生存環境和人體健康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低碳經濟主要是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造福于人類。四種經濟模式都體現了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及高效率。生態經濟是讓人類需要服從生態規律，促進經濟發展。循環經濟是節約資源，對生態化進行循環。綠色經濟是通過節約資源，減少自然資源消耗量。這些與低碳經濟相關學科都會讓人類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不以高碳的排放量。

3.站在氣候經濟學基礎上分析低碳經濟。在《氣候經濟學》中就說明了氣候與經濟之間有著密切關系，而且隨著溫室效應現象日益加重，全球經濟的發展受到重要影響。低碳經濟表明了世界經濟發展與全球生態環境有著密切關系，減少自然資源消耗，減少碳的排放量，以此促進經濟發展。

4.站在資源環境經濟學基礎上看待低碳經濟。資源環境經濟學主要是研究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讓人類協調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關系。使世界在發展的過程中，可以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也保護了自然資源環境。資源環境經濟學是對環境污染對經濟造成影響，所產生的損失進行有效估算。并讓破壞者明白自身的破壞行為是需要付出不同程度的經濟代價。另外，資源環境經濟學可有效制定排污指標轉讓的金額。低碳經濟是在資源環境經濟學基礎上，將自身的理論體系進行構建和完善。

二、低碳經濟理論的初期構想

低碳經濟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對二氧化碳排放量進行研究。低碳經濟會涉及到較廣的范圍，有著廣泛、綜合的視野。在研究低碳經濟時，首先要將傳統經濟學為基礎，將各類實證分析方法進行熟練掌握。并要對各個國家和地區碳排放量進行全面了解，并要充分了解針對碳排放量所制定的法律法規。其次在環境經濟學基礎上，要有效分析低碳經濟所波及到范圍，并對碳循環及成本進行分析。最后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的超標，大都是由少數國家在排放二氧化碳時，沒有合理控制，導致空氣中二氧化碳超標。因此，在構建低碳經濟理論體系時，可通過相關制度學對經濟理論進行分析。

三、 低碳經濟的經濟學價值分析

1.促進消費方式的轉變。低碳經濟可以有效改善“刺激消費”和“低碳經濟”之間的矛盾。通常發達國家和地區居民是經濟消費的主要人群，使消費逐漸轉化為享受消費。在現今世界，如果在促進經濟發展時，依然是利用物質消費手段進行促進，那么就會導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加快了自然資源的消耗。這在很大程度上來說會產生巨大的危害。低碳經濟的提出和發展，能夠有效促進消費方向向良性方向發展，能夠使物質消費逐漸向精神消費轉變和發展，讓精神消費取代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

2.低碳經濟豐富了經濟學內容。為了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也相應產生了與低碳經濟相關工具。比如碳交易、碳期貨及碳貨幣等方面。而且這些概念都得到較為成熟的發展，而且還得到不斷的豐富。并且相關的經濟學科也對低碳經濟相關工具進行重點研究，在此過程中，可以進一步豐富經濟學內容。

3.完善國際經濟學體系的經濟合作。低碳經濟的產生與發展，并隨著低碳經濟衍生的相關理論，都是國際經濟的主要部分，將國際經濟學的研究范圍進行有效拓寬。經濟學理論和國際經濟學之間有效相應關系，經濟學理論是國際經濟學的研究基礎，國際經濟學的研究促進了經濟學理論的延伸和應用。在對國際經濟學進行研究時，可以利用相關理論，對本國經濟的持續發展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將本國的國家收入和支出進行平衡，建立完善的貿易和金融體系，保證貿易金融體系能夠與本國經濟發展相適應。將低碳經濟的相關理論融合在國際經濟學體系中，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國際經濟學，促進各國之間的經濟交流與合作。

4.低碳經濟合理解決了環境問題。低碳經濟能夠有效解決環境問題。人們在交易環節中，為了減少交易中的各項支出，利用低碳經濟理論通過界定產權的相關辦法減少支出。在交易支出中，政府機制會受到限制，無法發揮處于更大作用。在處理各國之間的溫室氣體環境問題時，并且溫室氣體也無法界定產權，這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環境問題。這時就可以利用低碳經濟中的相關工具，比如碳交易、碳貿易及碳關稅等工具，對各國之間的環境問題進行有效解決。

總結

在低碳經濟研究中，低碳經濟的理論基礎對發展低碳經濟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這時就需要從各個方面研究分析低碳經濟的理論基礎，保證低碳經濟具備著堅實的理論基礎。同時在分析低碳經濟的經濟學價值時，低碳經濟可以促進消費方式的轉變，豐富經濟學內容。并可以完善國際經濟學體系的經濟合作，解決各國之間的環境問題。在對低碳經濟的理論基礎和經濟學價值研究中，可有效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作者單位：商丘經濟貿易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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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低碳經濟 理論基礎 經濟學價值 探討

中圖分類號：F06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882（2014）08--02

低碳經濟是指在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之下，通過新能源開發、產業轉型、制度創新、技術創新等多種形式和手段，盡可能的減少石油、煤炭等高碳能源消耗，以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最后達到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社會發展雙贏的一種新型的經濟發展形態。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當前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的現狀，減緩全球氣候逐漸變暖的趨勢，既能提高經濟的發展又能保護環境，減少資源的浪費，一舉數得，是值得大力推廣的。

一、低碳經濟的理論基礎

1、低碳經濟的經濟學基礎

低碳經濟蘊含在很多的經濟學思想之中，比如說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低碳經濟思想，在魁奈的《重農主義或最有利于人類的支配力量》一書中就早有涉及。在世界主義的經濟學研究范疇中，經濟學絕對不止是研究一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也就是通常所簡稱的GDP增加，而是要研究人類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們知道，世界主義的經濟學，它所主要的研究目的就是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更大程度的為人類造福，這就與低碳經濟的根本思想不謀而合。所以說，低碳經濟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思想是符合世界經濟學理論的。

2、低碳經濟的相關學科比較

低碳經濟主要包括了四個方面的主要經濟體系，分別是低碳經濟、綠色經濟、循環經濟、和生態經濟。這四個主要的經濟體系，分別對應著相應的學科。比如說綠色經濟，就是對人的人體健康和生存環境起著有效指導的平衡經濟發展模式，它最早是在《綠色經濟藍皮書》一書中提出，它的作者是二十世紀英國學家皮爾斯。再比如說循環經濟，就是將自然生態系統中的能量流動和物質循環進行有效的組合，進而構成的循環經濟系統。這幾種經濟模式，都是高效率、低排放、低消耗、低投入的節約經濟，都是良好的經濟發展模式。

3、低碳經濟的氣候經濟學基礎

其實氣候與經濟之間有著某種密切的關系，只是這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有一本書叫《氣候經濟學》，就闡明了這樣一種關系。并且，隨著環境污染的嚴重，溫室效應現象的日益加重，全球經濟的發展也就越來越受到氣候的變化影響。所以，重視氣候的影響，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減少自然資源的消耗，對于促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4、低碳經濟的資源環境經濟學基礎

所謂資源環境經濟學就是指研究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協調雙方的發展，使世界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能促進環境的保護。除此之外，環境經濟學還能夠有效的促進污染物氣體的排放，更好的促進經濟的發展。

二、低碳經濟的經濟學價值

1、豐富了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低碳經濟的發展是一個長期又緩慢的過程，它在發展的過程中創造了很多新興的詞匯，這些新的名詞都是值得經濟學家認真探討和交流的。比如說我們經常在報紙或者雜志期刊，甚至是在人們的日常交談中所聽到的“低碳城市”、“碳關稅”、“低碳技術”、“碳期貨與期權”、“低碳發展”、“碳貿易”、“低碳生活”、“碳貨幣”、“碳足跡”等等，這些所有的詞匯，雖然有一些的具體概念尚不明確，還需要后來不斷補充和完善，但是，這些詞匯的出現本身就給經濟學或者是金融學增加了一些新的概念，新的研究內容。

2、完善了經濟國際學體系

國際經濟學的目標就是為了建立起能夠促進各個國家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的金融體系和貿易體系，實現國家的收支平衡，國際經濟學主要是在國際經濟學相關理論的基礎之上進行研究和評判的，不能脫離國際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概況。低碳經濟其實也是國際經濟學的一部分，如果把低碳經濟的相關理論融入到國際經濟學的相關概念之中，我們就能更好的從整體上對國家經濟學進行把握，促進國際經濟更好的往健康方向發展，也更能推動各國之間的合作。

3、促進了人們消費方式的改變

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是“三駕馬車”形式，所謂“三駕馬車”就是指的投資、消費和外需，但是，要想促進國家根本性的發展，最主要的還是要靠需求消費來帶動經濟的發展。當然，這種消費和低碳經濟之間存在著矛盾，但是，這些問題卻是可以通過相關的低碳經濟理論來化解的。人們現在越來越追求高質量的生活消費，更加注重對是生活質量，這也就提醒著人們，他們已經將原來主要的物質消費轉向高檔的生活質量消費，所以，相應的消費模式也應該發生改變，更加注重低碳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是在要求著人們轉變原來的消費方式和生活方式。

4、拓寬了環境問題的解決途徑

以前人們解決環境問題，往往是通過事后的環境治理，采取一些相應的措施來盡量減少排放出來的二氧化碳以及其他物質，但卻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過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低碳經濟的提出，就很好的處理了環境問題。通過使用環保、低碳的能源減少有害物質的排放，更好的保證環境的安全。

三、結束語

本文通過對低碳經濟的理論基礎和經濟學家價值進行分析，探討了在以后的經濟社會發展中低碳經濟的重要性，它勢必會成為未來經濟領域的重點項目。在我國環境破壞和污染日益嚴重的情況下，堅持發展低碳經濟是為了以后長久發展的一條必經之路，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要堅持發展低碳經濟，更要不斷嘗試、不斷創新，從而創建出屬于我們自己的低碳經濟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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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空間計量經濟學 綠色創新 節能減排

1、應用空間計量經濟學研究的主要進展

1.1、應用領域廣泛

一些領域明確結合了空間因素的模型以及相應的空間計量經濟學應用，如區域科學、城市和房地產經濟學、經濟地理；而且在更多的經濟學傳統領域的各種經驗調查研究中，也越來越多地采用空間計量經濟學方法，如需求分析研究、國際經濟學、勞動經濟學、公共經濟學和地方財政、農業和環境經濟學。在一些涉及計量經濟學方法的文獻中，對如何處理與結合數據的地理屬性的模型相適合的備擇模型、估計量和檢驗統計進行了越來越多的討論。

1.2、理論驗證增加

空間經濟學應用領域的廣泛發展，重新對與經濟地理學有關的馬歇爾外部性、聚集經濟及其他溢出效應的空間特征進行了評論。基于應用空間計量經濟學進行驗證的理論不斷增加。

1.3、與 GIS等空間數據分析和模擬技術融合

2、綠色創新的測度研究

基于產品創新、技術創新、觀念創新、制度創新等途徑實現的，能夠推進能源、經濟、環境系統協調發展的創造性活動，都可稱之為綠色創新，其結果都將體現為有益于節能減排的技術進步。現階段，國內學者對綠色創新的度量尚處于起步與嘗試期。陳勁等就曾構建過適合我國國情的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審計指標體系，包括環境績效指標、創新績效指標、創新過程指標、創新投入指標，這些審計指標與方法能夠對單個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進行診斷，為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審計指標的測度奠定了基礎。

已有研究一般都是通過問卷調查來測度綠色創新的。比如，童聽等重點關注了通信設備、電子計算機，以及電子元器件等三類企業，通過電話向樣本框內的2600個企業發出面訪請求，成功訪問266個樣本，受訪率約為10%，此項調查通過企業是否采用了“無鉛焊接技術”來度量其綠色創新水平。唐建榮采用問卷調查方法，選擇了全國20個城市，覆蓋了東部、中部及西部地區，有效樣本數為1653份，采用多元統計分析中的因子分析方法，對所有24個原始變量進行因子分析，目的是找出可以有效描述綠色消費者的若干公因子，并解釋各主因子的經濟含義。

學界已建立了對微觀層面的綠色創新指數的度量方法，但對地區、行業乃至國家層面的綠色創新水平尚缺乏合理、有效的度量。測度“傳統創新”的方法已經非常成熟，主要集中為3個方面：數據包絡分析（DEA），隨機前沿分析（SFA），指標體系法。俞立平認為：數據包絡分析（DEA）能在一定的投入產出下，對經濟系統進行綜合效率評價，其方法成熟，被應用到許多領域；隨機前沿分析（SFA）需要事先確定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的函數關系，在復雜經濟系統中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指標體系法存在著指標權重的賦值問題，存在著人為因素。應用DEA方法并結合Malmquist（后文簡稱為GM）指數來分析經濟系統的創新水平，往往更加成熟可靠、更為學界所認可。

3、空間計量模型的研究結果

我國各個地區隨機效應的LR值均高于固定效應，因此本文選擇了隨機效應模型。由于綠色創新指數（GM）相當于一階差分值，因此本研究也將自變量做了相應的差分處理。從空間相關系數可知，我國綠色創新確實存在明顯的正向空間相關性，空間溢出效應顯著，基于此，僅用普通的面板模型估計，確實會造成估計結果有偏，研發存量（RD）的估計參數在全國及西部地區模型中顯著為正，這意味著科研投入可以有效增強綠色創新過程中的物質資本積累，對綠色技術進步有著積極作用，在全球日益高漲的環保意識下，新技術的應用往往比原有技術更加環保。人力資本（HC）在東部地區，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但是在中部、西部乃至全國模型中的估計參數卻為負數，并分別在5%和10%的水平上顯著。原因可能在于，由于中、西部地區的人力資本仍比較匱乏，加上配套設施及專利技術的缺失，致使人力資本不能有效的轉化為綠色創新力。外資依存度（FDI）對東部、中部、西部各地區綠色創新皆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貿易開放度（TRADE）僅在東部地區發揮了積極作用。外資對綠色創新的技術溢出效應要優于外貿，以FDI為渠道的技術溢出是各地區綠色創新的重要源泉。從環境規制的角度看，排污收費（GCHAR）、排污許可證（GPERM）、污染治理成本（GCOST）對綠色創新的影響并不顯著。

我國能源資源分布很不均勻，石油稟賦（PRODO）在西部地區，在1%的水平上顯著，而在東部和中部地區的估計參數皆不顯著。煤炭稟賦（PRODC）在全國、東部、中部地區，在10%或1%的水平上顯著，而在西部地區的估計參數不顯著。研究發現，各地區并未呈現能源稟賦越緊缺、綠色創新水平越高；或能源稟賦越豐裕、綠色創新水平越低的現象。我國各省市并未鑒于煤炭等能源稟賦的稀缺性，而從事更多的節能型綠色創新活動，他們面對稀缺性問題時，往往更多的依賴于國內或國際市場的貿易流通，而非綠色創新。

4、空間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和展望

我國省際間綠色創新活動具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資源稟賦（特別是煤炭）與綠色創新之間呈現了良性互動機制，豐裕的資源稟賦往往更有益于形成促使能源-環境-經濟協調發展的綠色創新動力。我國綠色創新的激勵機制主要源于能源的污染性、而非稀缺性，各地區的綠色創新主要面向減排，而非節能。

4.1、我國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是亟待優化的。由于煤炭的高污染性，以低碳經濟為主要建設目標的綠色創新應被予以更多重視，長期看來，太陽能、風能、水電、沼氣、生物質能等清潔能源的大規模采用應是綠色創新的重要攻關方向。

4.2、我國的能源價格改革仍不充分。扭曲的能源價格體系是導致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的重要原因，是綠色創新動力不足的罪魁禍首。在扭曲的能源價格體系下，綠色創新的成本收益分析是失效的，它使節能環保型的綠色創新效益被嚴重低估。當前，我國有必要加速能源的市場化改革，讓能源價格能夠反映出資源稀缺性和環境成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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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代林業建設的含義

早在1996年，著名林業經濟學家張建國先生就將現代林業界定為“在現代科學認識的基礎上，用現代技術裝備武裝和用現代工藝方法生產以及用現代管理方法經營管理的可持續發展林業”［1］。隨著林業實踐和理論研究的深入，現代林業的定義又拓展為“以可持續發展理論為指導，以生態環境建設為重點，以產業發展為動力，以全社會共同參與和支持為前提，實現林業資源、環境和產業協調發展以及生態、經濟和社會效益高度統一的林業”［2］。在近10余年中，屢有學者對現代林業進行再定義，有的側重于現代林業的功能，有的側重于以生產力水平和發展方式來界定，有的側重于以生態理念為指導［3］。

基于上述關于現代林業的界定，并結合林業發展的長期性和不均衡性等特點，筆者將現代林業定義為：隨著社會對森林演進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入，基于對人類社會經濟系統與森林生態系統相互作用關系全面了解的基礎上，廣泛采用現代科技保護、生產、經營利用森林資源和森林生態系統，以顯著提升林地的生產力水平，促進社會公眾的參與以及提升社會公眾的森林生態文明認知；并建立科學的林業發展政策保障體系和利益分配機制，追求通過森林多功能利用滿足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林業可持續發展過程。

與傳統林業相比較，在現代林業的建設中，物質產出、社會支撐和環境服務等多重利益交織在一起，從而使現代林業具有特殊性［4］，具體表現為林業的功能和地位、林業的經營思想、林業發展的驅動力、林業的發展環境等都發生了變化。

第一，林業功能和地位的變化。森林在維護人類生存環境、提供生態服務、解決生態危機、保障木材供給、促進區域發展和減少貧困等方面的功能得到廣泛認知，現代林業的地位得到顯著提升。

第二，林業經營思想的變化。現代林業經營思想以尊重林業發展的自然規律為基礎，將森林資源的經營利用主體從資源所有者拓展到社會各層面，促使經營目標更加多元化和社會化、經營手段更加現代化、經營客體更加多樣化和系統化、經營利益分配機制更加公平化。

第三，林業發展驅動力的變化。科技發展已成為現代林業發展最重要的動力，成為解決現代社會發展中森林多功能需求間矛盾的最重要手段，成為實現林業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障，進而使得林業科技發展水平已成為現代林業發展水平最重要的判定標準之一［5］。

第四，現代林業發展外部環境的變化。隨著人類社會全面進入工業化文明時期，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日趨嚴峻。同時，森林對現代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意義和價值開始真正得到認識，林業已從資源、產業等物質形態上升到文化、文明等精神層面。林業與社會的關系以及社會對林業認識的發展，都使現代林業的發展得到更廣泛的社會參與和支持，也使現代林業的建設更容易匯集社會資源。與此同時，現代林業的發展也更需要創建新的社會參與機制，更加注重社會需求的變化和實現。

當前，現代林業建設在國家決策中已得到體現，并成為調整我國林業工作基本思路的指導思想［6］。基于此，我國將以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為重點，以建立比較完備的林業生態體系和比較發達的林業產業體系為目標，促進林業持續、快速、健康地發展。

二、林業經濟管理學科的屬性

在我國的學科分類中，林業經濟管理學科屬于管理學門類，是農林經濟管理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在科學研究領域方面，林業經濟管理學科是以林業經濟活動為研究對象的一系列相關科學所組成的科學體系，主要涵蓋了林業經濟、林業管理和林業政策3大領域。其中，林業經濟學是林業經濟管理科學體系中的核心內容，是從一般經濟理論的角度解釋林業經濟活動規律的科學，在林業經濟管理學科的發展中發揮著基礎作用。

由于歷史的原因，林業經濟管理學科一直被劃為林學學科或管理學科，這導致林業經濟管理學科在理論基礎、方法體系、知識結構等方面的構建存在不足，影響了學科的人才培養，也制約了學科服務林業實踐的成效。

現在，林業經濟管理學科的屬性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第一，其主要研究領域和研究對象為經濟問題，或是具有經濟屬性的問題，已經從林業資源配置拓展為林業經濟發展規律與問題的探索以及林業發展政策研究，且研究命題多著眼于探尋經濟規律。

第二，其學科領域中的研究理論和方法源于經濟學科的相關科學，如制度經濟學、福利經濟學、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等。第三，近年來，一些國家把林業經濟研究歸類為資源經濟學研究的特定領域，從而將林業經濟管理學科定位為應用經濟學科的范疇。第四，就我國林業經濟管理研究實踐而言，主要命題大多屬于應用經濟學研究領域。林業經濟管理學科必須以森林生態經濟生產力為研究對象或出發點［7］。

綜上所述，林業經濟管理學科應定位為應用經濟學科，在微觀上主要研究林業的市場經濟行為、資源在市場價格或價值杠桿作用下的最佳配置問題；在宏觀上主要研究林業發展中利益分配的公平與效率問題，以探尋現代林業建設中的經濟規律，并指導現代林業建設的順利推進。由于林業經濟管理學科不僅涵蓋科研工作，還涉及人才培養和教學工作等，所以林業經濟管理學科應著眼于培養能運用經濟學和林學等基礎理論和方法解釋林業經濟活動現狀背后的經濟規律并對林業經濟活動進行科學的指導以提高林業資源的配置效率和推動林業多重功能完好實現的專門人才。因此，將林業經濟管理學科定位為應用經濟學學科的范疇符合學科規律，也符合國際和我國的林業實踐。

當前，我國把林業經濟管理學科歸于管理門類的農林經濟一級學科，主要著眼于學科管理；而在進行具體的學科建設時，應從基于應用經濟學科的角度出發系統地構建學科的理論體系。

三、林業經濟管理學科領域的拓展

正確地認識林業對把握林業經濟管理學科的發展方向非常重要［7］。建設現代林業不僅拓展了林業經濟活動的范疇，也轉變了林業經濟活動的方式，使林業經濟發展的內涵不斷深化，進而也推動了林業經濟管理學科領域的拓展。

（一）林業經濟研究領域的拓展

現代林業經濟活動邊界的延伸賦予了林業經濟研究更廣闊的空間。現代林業經濟活動已從傳統的以木材等森林資源為主的營林和加工制造活動不斷拓展至非木材林產品經濟、森林生態經濟、森林資源與環境經濟、林業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人類生態文明等新領域；相關研究呈現出國際合作不斷加強的趨勢，并深入到經濟社會的各個方面，成為政府行為的重要領域。這就要求林業經濟管理學科必須尋求視角選擇的創新，實現學科領域的拓展。

不僅如此，從價值形式和利益分配機制的角度而言，現代林業建設的重要特征還體現在森林和林業價值內涵的拓展以及價值實現形式的變化上。當前，森林及林業的價值形態越來越多地體現在公益價值上，基于市場的價值實現形式和非市場的價值實現形式成為林業資源配置的雙重機制，從而導致林業收益分配機制的變化。這就要求林業經濟管理學科在現代林業利益分配中，從生態補償、政策性利益傾斜、資源權屬及權益的制度性改革和調整等方面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

（二）林業經濟研究視角的豐富

現代林業經濟活動主體和客體的多元化使得林業經濟研究的視角更加豐富，并要求跨學科的理論和研究方法加速融合。現代林業經濟活動的主體已從資源的所有者、生產經營者等“經濟人”主體，拓展到林業的政府行為、社會行為和國際行為。在林業發展過程中，林業經濟活動主體范圍的延伸及性質的多元化使現代林業的發展更具整體性、系統性、社會性，并促使林業經濟管理學科將研究視角進一步拓展到森林資源的價值屬性、經濟資源配置方式、林業利益分配機制以及政府和社會在林業發展中的責任等方面。

與此同時，現代林業的發展使林業經濟活動的客體從森林資源及其他林業生產資料拓展到森林生態系統、林業生產經營活動與社會經濟系統的關系層面，并延伸到生態文化產品供給和生態文明發展的層面。林業經濟活動客體的拓展和變化，特別是公益性經濟活動的增加和政府行為的廣泛介入，使林業經濟學對林業經濟活動規律及問題的研究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這從客觀上要求林業經濟學理論體系應更多地引入相關的經濟學、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從而使公共管理學、福利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區域經濟學和社會學與傳統林業經濟學的交叉和融合進一步加快。

（三）林業經濟研究命題的多樣化

林業經濟活動組織形式的創新使林業經濟管理學科的研究命題更為多樣化。林業經濟活動傳統的組織形式是以生產經營者為主體，以不同類型的企業組織形式為基礎，諸如國有林業企業（國有森林工業企業）、國有林場（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集體林業經營組織、以林農為主體的私有林經營組織、基于各類承包和股份合作的經營組織等。隨著現代林業的發展，林業經濟活動的組織形式正在不斷發生變化，以產權清晰、經營主體明確為特征的林業企業組織形式更加完善，而森林公園、自然保護區等林業管理事業部門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經濟活動組織的屬性。此外，越來越多的政府組織和非政府組織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參與到林業經濟活動中，進一步豐富了林業經濟活動的組織形式。林業經濟活動組織形式的變化，既體現了社會林業責任體系和利益體系的變化，也必然對林業經濟發展管理體制及相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出要求。因此，從林業經濟學的角度考慮，必須加強林業管理體制、林業經濟活動參與機制的研究，并發展其相關理論。

林業經濟管理學科領域的拓展對學科本身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學科需要尋求理論創新，為在新領域開展研究工作提供支撐；另一方面需要通過對新領域的持續關注和研究，推動學科理論體系和框架的完善。此外，林業經濟管理學科領域的拓展對教學、人才培養等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四、林業經濟管理學科建設的重點及其保障體系的建設

現代林業的發展和變化勢必導致林業經濟活動的內涵、形式和過程發生變化，使林業經濟管理學科的建設更具緊迫性。作為一項系統工程，林業經濟管理學科的建設工作應具有側重點，并通過體系建設為重點工作的順利開展提供保障。

（一）學科建設的重點

為了促使學科更好地服務于現代林業建設，林業經濟管理學科建設的重點應包括以下5個方面。

1．加強教學和人才培養

根據林業發展的實際需要，林業經濟管理學科應以培養研究生為主，本科人才的培養主要為培養研究生奠定基礎。因此，要對人才培養目標、方案和模式重新進行確定；在課程體系構建上，應更加注重經濟學及方法論知識的傳授，并注重學生思辨能力和研究能力的培養。

2．加強理論研究

林業經濟管理學科應注重將現代經濟學、管理學、政策學等學科的理論與林業進行關聯和結合，構建起以林業經濟學為基礎，以林業管理學、林業政策學、森林資源經濟學、林區社會學、林業區域經濟學、森林生態經濟學等為分支的學科理論體系；并積極引入和導入經濟學方法在林業經濟理論研究中的應用性研究案例，為今后理論研究工作的開展提供借鑒［8］。

3．加強實證研究

林業經濟管理學科應結合國家現代林業發展的前沿和熱點問題開展研究，并注意研究的持續性和系統性；同時，可根據各高等院校的優勢和地域特點，形成既各有特色又整體協調的研究格局。

4．加強隊伍建設

林業經濟管理學科應增加經濟學類人才的引入，并加強現有人才的培養，尤其是注重現有學科人才科研和教學能力的培養，以培養一批在國內和國際層面有一定影響力的林業經濟學家。

5．加強學科間的交流與合作

在國內層面，林業經濟管理學科應加強與農業經濟、生態環境等領域相關學科的交流，尋求跨學科的科研合作；在國際層面，應重視引入國際林業經濟前沿理論知識，并與國外同領域學者開展學術交流，提高我國林業經濟管理學科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二）保障體系的建設

篇6

[關鍵詞]環境保護 經濟發展

[中圖分類號] TU984.11+5[文獻碼]B [文章編號]1000-405X（2013）-9-187-2

0背景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與日俱增。環境慢慢受到了嚴重的破壞，如果人類再只顧經濟發展，那么這個人類在其中生活了幾百萬年的家園即將因超過其自身承載力而毀壞。所幸現在各國都認識到了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如何解決經濟發展和環境之問的關系已成為全世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普遍關注的問題。

1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概述

在當今世界，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不能撇開任何一方而單方面來看問題。

1.1經濟的發展造成環境的破壞

目前，人類所面臨的環境問題正在變得越來越突出。而這些環境問題絕大多數都是和當今世界的經濟發展有關。中國，作為一個當之無愧的全球經濟發展最快國家之一，其環境的破壞和污染卻同樣不容忽視。根據世界銀行估計，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中有2/3是在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基礎上實現的。2006年全國流經城市的河流中，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3億農民無法喝到安全的飲用水，75%的湖泊出現了富營養化問題。因此，可以說目前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問題是“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中國農業大學信息學院的張曉東博士對經濟發展和環境之間的關系進行定量分析，根據20世紀90年代的數據對我國近期（2005年至2010年）的經濟和環境的協調度進行預測，預測結果顯示，按照90年代的經濟發展模式，我國未來lO年的經濟和環境的關系仍然呈現出“U”型特征，即經濟的增長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

1.2環境的破壞制約經濟的發展

同時，環境污染和破壞給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破壞是極其驚人的。中國的環境問題日益突出，這點反過來又極大得制約中國經濟的騰飛。試想，隨著垃圾的增長，資源的大量消耗，當前國內正蓬勃發展著的各個產業將面臨萎縮。同時社會又要花費一大筆錢來改善人們的已經惡化的生活環境。當前社會，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怪病流行、氣候變暖、臺風熱浪等環境問題的日益嚴重就是最好的證明。根據世界銀行估計，每年中國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與GDP的比例高達10%。由煤炭燃燒形成的酸雨造成的經濟損失每年超過1100億元人民幣。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我國占了l6個。經濟發展是人類生活水平高低的問題，而生態環境的保護是人類是否能生存發展的問題。現在的人類社會的發展似乎已經陷入了一個怪圈，也有人高呼要經濟還是環境。還有悲觀者認為這樣發展下去，環境破壞了，最后人類將一無所有。

2舊經濟發展破壞環境的原因

2.1經濟機制本身的弊端

愈來愈多的環境學家和經濟學家已經意識到，致使環境不斷惡化的根源不在于環境本身，而在于當今不完善的經濟體系。由于人類的經濟發展是以物質財富的不斷積累為目標的，在這個過程中，環境并不被看作一個有機的自平衡系統，而只是靜態的物質世界，是有待人類開發利用，滿足消費需要的資源集合。因此，只考慮向環境的單方面索取，而不進行合理有效的保護，結果是資源逐漸耗竭，環境不斷惡化。李廣智認為經濟體制的弊端對環境的破壞主要體現在：環境在很大一定程度上具有共有性。因為從經濟學角度看，環境是一項共有資源，作為共有資源，其價值并未反映在價格體系之中。也就是說，環境的使用是免費的，無償的，這就誤導了人們的經濟決策和經濟行為，致使資源過度消耗，環境不斷惡化。環境資源保護和污染的治理具有一定的“外部性”，使治理者和保護者得不償失。在現行的經濟體系下，那些因過度開發資源和破環環境而受益的人很少償付全部的社會和經濟代價，相反地，這些代價（現在的或將來的）卻整個地被轉嫁到了社會。未能將資源的開發與保護，環境的惡化與重建等納入協調的宏觀經濟運行中。總之，環境的不斷惡化實際上是由人類對環境和資源的利用不當引起的，特別是錯誤引導的價格體系祝不完善制度的激勵，致使開發者們能逃避償付他們開發活動的全部代價。當代的經濟體制實際上也是環境破壞的幫兇，既然如此，也就無怪乎無論政府如何明令禁止，某些地區或個體為了經濟發展而不斷對環境進行破壞。

2.2城市化

城市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中心，它在人類發展史上的作用無疑是巨大的，城市化是中國經濟發展必需要走的一步，但也是造成環境問題的一個不可忽視的一個環節。伴隨著中國城市規模的擴大和數量的增加，城市的生態環境問題也出現了。（1）空氣污染。在中國，城市空氣污染呈現較強的區域特征，城市及周邊地區的污染強度明顯高于農村，特大型和大型城市的空氣污染強度明顯高于中型及小型城市。（2）水污染。中國城市水環境污染形勢十分嚴峻，城市河段的水質污染嚴重。工業較發達的城鎮附近的水域污染明顯加重，污染型缺水的城市數目不斷上升。城市河段的污染以有機污染為主。（3）生活垃圾污染。目前，城市垃圾快速增長已成為當前我國面臨的三大環境污染之一。而就目前的垃圾處理方式而言，填埋占80%，堆肥占19%，焚燒僅占1%。但由于城市垃圾實際處理率較低，真正達到無害化處理要求的還不到10%。據預計，2050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將提高到70%（根據國際經驗，城市化率在30%一70%之間是城市化高速發展的區問），這意味著每年城市化率增長1%左右，由此帶來的環境壓力和生態問題將不得不使人們思考未來中國城市化應該走的道路和對現有生態環境問題的解決辦法。

2.3產業結構重型化趨勢不可逾越

從工業化國家發晨歷程看，產業結構演進大致經歷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向以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導，再以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導轉變的三個階段，也就是產業結構呈現出“輕工業――重工業―― 新興工業”漸次演進的規律性特征。世界各國在工業化初、中期，幾乎無一能避免環境污染的問題。當代世界上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正在遭受環境污染和自然生態嚴重破壞的雙重壓迫，幾乎沒有一個國家能在工業化過程中做到治污與發展同步或先發展不污染；嚴酷的事實是貧窮與生態環境惡化形成惡性循環。目前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已經進入了“重化工時代”，是我國改革發展的關鍵階段，也是工業化、現代化的重要時期。可以肯定的是我國產業結構重型化的發展趨勢在未來二十年仍將持續，這是一個無法逾越的階段。由于中國正處于工業化的中期、經濟增長以重化工為主導、城市化加速發展、基礎設施大規模建設，再加上技術水平低、增長方式粗放、市場機制作用發揮不充分、管理落后等種種原因使得每噸能耗實現GDP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30%。我國單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國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工業生產消耗的能源增長依然較快。目前我國產業結構重型化的發展趨勢正是體現了產業結構演進的基本規律，更是我們國家現代建設必經的發展階段。重化工工業帶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但是我們為此付出了能源資源消化的急劇增加和環境質量的急劇惡化的沉痛代價。資源環境問題的根源就是重化工業的持續擴張與資源承載和環境容量有限之間的矛盾。現實就是這樣，我們的重化工業還要繼續發展，我們現在不能就扼住經濟發展的咽喉單單去做環境保護的工作。因此，我們當務之急就是既能保持經濟的較快發展，又能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3協調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關系的建議

3.1觀念上的轉變

兩者關系如何處理，將是一個困擾人類好長一段時間的難題。但首先我們應該積極從觀念上轉變，扭轉以往在處理這個關系時的兩個誤區。一個誤區是不記自然成本發展經濟；有些人認為，應該先發展經濟，發展了經濟，在去治理環境。西方發達國家就是走這條道路成功的例子。但是，他們沒有想到，西方發達國家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時候，世界自然資源極為豐富，許多資源還沒有開發，環境也相當好，盡管他們在發展的歷程中也出現過一系列的環境公害，但是他們借助殖民經濟，大量掠奪殖民地的資源，度過了經濟發展對環境壓力曲線的頂點，經濟發展的結構和水平達到了與環境比較協調的階段。但是發展中國家現在不可能再有發達國家的歷史條件，尤其是中國，作為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地矛盾十分尖銳的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面臨的自然資源缺乏，環境污染問題十分突出，實現工業化、城市化的任務更加艱巨。另一個誤區是消極保護環境，經濟零增長。如果謹小慎微，為了環境保護束手束腳，不敢發展經濟，有人甚至提出經濟的零增長。這也是不符合歷史潮流的。社會必然是要向前發展的，人類社會不可能倒退，而且，我也相信，經濟的發展本質上并不和環境保護相沖突的。所以，這兩條道路正是人們錯誤認識的產物，不可取。我們必須同時兼顧經濟和環境，同時也避免走“發展一污染一治理”的老路。以上兩個誤區的主要原因在于，把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看成是屬于魚與熊掌的問題，兩者不可兼得。但是，這種認識存在著一種邏輯錯誤，把可能性的問題變成了必然性問題。其實，只要我們正確處理，政府發揮出自己應有的責任，一定能夠使經濟和環境協調發展，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相互促進，達到人與環境的和諧共處。

庫茲涅茨曲線（見圖1）說明了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對立統一的關系。圖中環境污染用人均污染的排放量等指標表示，在經濟發展的較低階段，由于經濟活動的水平較低，環境污染的水平也較低。在經濟起飛，制造業大發展階段，資源的消耗超過資源的再生，生態環境開始惡化。在經濟發展的更高階段，經濟結構開始改變，污染行業停止生產或被轉移，經濟發展帶來的積累可以用來改善與治理環境，人們的環境意識也增強了，因此環境狀況開始有所改善，形成了一個倒“U”形曲線。其實環境問題因經濟發展而來，必須在經濟發展中解決。經濟發展是環境保護的根本，為環境保護提供充實的物質基礎和技術手段；環境保護是經濟發展的前提，為優化經濟發展提供堅強的資源和環境保障。離開經濟發展空談環境保護就是不知所以，離開環境保護只談經濟發展就是空中樓閣。

3.2創建生態城市，改善兩者的關系

70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了“生態城市”的概念：發展以保護自然為基礎，與環境的承載能力相協調。自然環境及其演進過程得到最大限度地保護，合理利用一切自然資源和保護生命支持系統，開發建設活動始終保持在環境的承載能力之內。生態城市就是要求把城市看成是一個持續發展的生態系統，能夠自己解決好自己的問題，而不是把問題擴散到其他地區或依賴其它部門。生態城市中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循環經濟，循環經濟是運用生態學規律來指導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是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為原則.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征的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范式.其實質是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消耗和盡可能小的環境代價實現最大的發展效益。建立生態城市是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實選擇，也是由生態環境破壞型轉向生態環境友好型的歷史性和突破性的重大革命。

3.3創辦環境經濟學，加大關系協調的研究力度

環境經濟學是經濟科學和環境科學交叉形成的一門新興學科，其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協調好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使得人類的社會經濟活動建立在環境資源的基礎上。隨著環境經濟學研究的開展，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僅僅把經濟發展引起的環境退化當作一種特殊的福利經濟問題，責令生產者償付損害環境的費用，或者把環境當作一種商品，同任何其他商品一樣，消費者應該付出代價，都沒有真正抓住人類活動帶來環境問題的本質。許多學者提出在經濟發展規劃中要考慮生態素。社會經濟發展必須既能滿足人類的基本需要，又不能超過環境的承載力。否則，自然資源的再生增殖能力和環境自凈能力會受到破壞，引起嚴重的環境問題，社會經濟也不能持續發展。要在掌握環境變化過程中，維護環境的生產能力、恢復能力和補償能力，合理利用資源，促進經濟的發展。

篇7

關鍵詞：濕地；健康評價；環境影響評價；生態價值評價；綜述

濕地（wetlands）是水陸系統相互作用形成的獨特生態系統，處于陸地生態系統和水生生態系統之間的過渡帶的自然綜合體，與森林、海洋一起并稱為全球三大生態系統。國際濕地公約對濕地的定義為：“濕地是指不問其為天然或人工、長久或暫時性的沼澤地、泥炭地、水域地帶，帶有或靜止或流動、或為淡水、半咸水或咸水水體者，包括低潮時水深不超過6 m的海水水域。”然而，全球濕地普遍存在著面積減小及濕地生境惡化等問題，亟須加大對濕地的保護力度，以扭轉這些不利局面[1][2]。

對濕地開展評價是濕地保護的基礎，通過構建系統科學的濕地評價指標體系，可為濕地保護策略的制定提供合理依據，對提高濕地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3]。本文整理了國內濕地評價方法，以期篩選出最能反映濕地生態特征和自然環境質量的指標，為建立適用性廣泛、可操作性強的濕地評價指標體系提供參考依據。

1. 濕地評價簡介

濕地評價是對濕地的功能類型、功能容量和閾值進行確認和度量，對濕地的經濟價值進行評估，對濕地開發項目、對濕地功能和環境影響大小與濕地演變趨勢進行評價的過程[4]，包括健康評價、環境影響評價和生態價值評價三方面[5]。

2. 濕地健康評價研究進展

濕地生態健康，不但要看其能否提供調蓄洪水和凈化水質等特殊功能，還要看其是否具有維持自身系統的動態穩定的能力，如具有從環境擾動中自行恢復其結構功能以達到最佳動態平衡的能力。目前，我國濕地生態健康評價指標主要集中在化學和生物指標上，如濕地沉積物和有機物的化學組成，濕地物種的密度、豐度，種群動態平衡，生物多樣性，生物量及生產率等方面。

然而，多尺度研究評價過程必須在社會環境經濟綜合效益的基礎之上進行。同時，亦需結合濕地健康評價指標的發展歷程來優化升級評價指標體系。如，由于人類活動對生態系統的擾動尺度越來越大，需要將過去由單一環境脅迫引起的局部影響轉向多因子環境脅迫對區域尺度的全局性影響評價。同時，如今理想的自然濕地狀態已日趨消失，大部分濕地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因此，評價指標的確定不應過多地依賴純自然狀態的指標，需重點對生態系統的自組織、自協調性及自我平衡性進行評價。再者，亟須建立模型化、網絡化的健康評價系統，以對受損濕地系統進行預測評價及診斷[6]。

3. 濕地環境影響評價研究進展

濕地環境影響評價是對濕地資源開發所造成的影響進行系統評價，它是評價濕地資源開發是否合理的有效工具， 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7]。其評價過程包括全面系統地總結濕地資源開發過程，分析其所帶來的各種生態環境影響，預測濕地資源未來的狀況，并對不良影響進行調控，防止濕地生境進一步惡化[8]。對于即將開發的濕地，必須開展濕地環境影響評價，對其所產生的各種影響進行定性或定量描述，同時進行費用―效益分析，作為決策的依據[9]。

同時，監測是濕地環境影響評價中重要的一環。由于濕地資源生態環境監測范圍廣泛，時空跨度大，且監測重點具有特殊性，因此濕地生態環境監測有別于一般的環境監測。目前，最有效的方法是利用RS（遙感技術）、GIS（地理信息系統）及無人機技術等，提供背景數據，并以監測數據構建網絡體系，實現生態環境預警[10]。

4. 濕地生態價值評價

濕地生態系統具有多種服務價值，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自然資源寶庫和生存環境。濕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研究已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成為生態學和生態經濟學研究的熱點課題。

濕地生態系統服務是指濕地生態系統及所屬物種所提供的能夠維持人類生活需要的條件和過程，即濕地生態系統發生的各種物理、化學和生物過程為人類提供的各項服務，包括提品、防洪減災、調節作用、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社會文化載體等。濕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是量化濕地生態系統的功能對人類所造成的影響的過程。濕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有利用價值和非利用價值兩類。目前關于濕地生態價值評價方法，國內學者大多采用美國的或者根據其修改來的評價方法，主要有：市場價值法、費用支出法、條件價值法、碳稅法、影子工程法、提示偏好法、陳述偏好法、模糊評價法等。經多年實踐證明，市場價值法的可信度最高，陳述偏好法可信度最低。

由于生態系統的性質決定了生態系統價值估算不同于一般商品，不同濕地系統的服務內涵側重不同。如以珍稀動植物保護為主的濕地注重生物多樣性的服務， 以景觀休閑等為主的濕地注重社會文化載體的服務，以防洪護堤為主的濕地注重調節徑流和防洪減災的服務等。同時，由于濕地系統生態服務功能具有多重性（既有正效應也有負效應），如濕地保持土壤、淤積造地的同時也導致了蓄洪防洪功能的減弱；污染物一旦超出濕地降解和吸納污染物的容量限制，就可能導致地方性疾病的產生，因此在生態評價實際操作過程中，無論哪一種方法都只對一種或幾種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適用，不能解決全部問題。

5. 結語

濕地是一個復雜的生態系統，只有將濕地評價的功能評價、經濟評價和環境影響評價三個組成部分緊密結合，才能更好地進行濕地健康評價、環境影響評價與生態價值評價，從而為濕地保護提供更準確有效的技術支撐。同時，擴充評價過程的法律依據，對評價指標進行多尺度、動態性的研究與分析，利用高新技術強化監測手段（如3S技術、遙感技術、無人機技術等）亦是提高濕地評價準確度的有效措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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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關鍵詞 價值觀 經濟發展 道德情操論 影響路徑

“經濟學帝國主義”提出者貝克爾認為：“用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方法和概念是可以解釋一些非經濟問題的，并且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這樣做的效果很好。”誠然，經濟學不是萬能的，但是隨著經濟發展的程度不斷提高，許多傳統意義上的“非經濟學”研究領域確實完全可以納入經濟學的研究范疇，因為研究經濟學最根本的出發點就是教會人們通過經濟分析對面臨的問題做出選擇。筆者認為價值觀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雖然是隱性的，但是從一個長周期來看，其影響作用非常大，甚至可以決定一個國家的經濟興衰。例如，德國“守時”的觀念、日本“認真”的價值觀念在極大的程度上影響了德國與日本的經濟發展。

一、價值觀與跌倒老人無人扶現象

價值觀是指一個人對其周圍的客觀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義、重要性的總評價和總看法，它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個人的價值取向；第二，個人對客觀事物有無價值或價值大小的評判標準。要明確指出的是，價值觀對經濟的發展體現在方方面面，其原因在于任何問題均可以用經濟學的視角與工具來分析。以“老人跌倒無人扶”的現象為例，其實質是反映了社會的價值觀出現了問題，而這個價值觀問題又涉及經濟決策，從而轉變為一個經濟學問題。因為人們不敢去扶跌倒的老人主要是擔心被訛詐，因此扶老人是有成本的，可扶起跌倒的老人有收益嗎？答案是肯定的。扶起跌倒的老人其實也是有“收益”的，這個“收益”雖然是隱性的，但確實存在。在良好的社會風氣和環境的影響下，人們幫助他人也會使自己在精神上獲得快樂，也會得到旁人的贊許或社會的認同，人的心理能獲得愉悅感。通過分析我國無數個“跌倒老人沒人扶”的案例，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不僅僅是社會道德缺失的問題，更多表現為目前中國許多民眾的價值觀扭曲。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急于改變經濟落后的現狀，致力于搞經濟建設，追求高效率，提高國內生產總值（GDP），從而忽略了社會價值觀體系的建設。許多民眾在追求物質的過程中迷失自我，拜金主義、利己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滋生蔓延，中國民眾的價值觀出現了扭曲，這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問題。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曾在其經典著作《道德情操論》中就闡釋了經濟與價值觀的關系，他認為市場經濟是一個有道德的市場經濟。這個市場的參與者都有一個共同遵守的道德價值觀體系，即遵守合約規則、尊重合作者、信守交易承諾、參與自由競爭等，只有建立在有共享價值觀體系的基礎上該市場經濟才能順利運行。由此可以看出，價值觀對于經濟發展的影響是長期而又緩慢的過程，價值觀是否符合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直接影響國家的經濟運行的好壞。中國經濟正處于一個關鍵的轉型期，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建設顯得尤為重要，這直接關系到未來我國經濟能否有質的飛躍。

二、價值觀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的三大途徑

（一）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價值觀影響經濟發展目標

沒有恒定的價值觀體系，價值觀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緩慢變化，這種社會價值觀的轉變也間接影響了經濟發展目標的形成。學者樸金波認為：“現代化的實現，伴隨著價值觀的轉變，這種轉變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即從‘尊神’價值觀轉向‘尊人’價值觀；從重‘虛’價值觀轉向重‘實’價值觀；從重‘義’價值觀轉向重‘利’價值觀；從‘一元’價值觀轉向‘多元’價值觀；從‘個人本位’價值觀轉向‘社會本位’價值觀。”封建社會階段，儒家文化盛行，社會核心價值觀在于一個“禮”字，即孔子所謂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種價值觀間接使封建民眾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經濟利益，大力發展自然經濟，這種經濟目標是“合理”的。資本主義階段，社會核心價值觀是以自我為中心，個人利益至上，這種“利己”的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資本家最大限度地榨取勞動者所創造的剩余價值這一經濟目標的形成。馬克思指出“剩余價值是由雇傭工人在生產過程中所創造的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超過勞動力價值的價值，是資本家階級不付任何等價物就占有的價值額的一般形式。”社會主義階段，社會核心價值觀是以為核心的價值觀，這種新型、正確、先進的價值體系進一步確認了社會主義階段應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的經濟目標。

（二）從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角度，分析價值觀影響經濟發展路徑

可持續發展理論指“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滿足后代人自身需求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追求的目標是“人口、資源與發展關系的協調，自然、經濟、社會復合系統的健康、持續、穩定的和諧發展”。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在各種不同的時期都要面臨選擇經濟發展路徑的問題，選擇的經濟發展路徑受價值觀的影響非常大。從古至今，經濟發展的路徑都深深地打上了價值觀的烙印，在原始社會，剔掉當時生產力十分落后的因素，原始社會的生存至上的價值理念，是迫使早期人類不顧一切進行刀耕火種的因素之一。在封建社會，男尊女卑的價值觀也深刻地影響了勞動分工，如男性勞動者必須外出進行幾乎所有的經濟活動，女性勞動者僅負責家庭內務。早期的資本主義社會，追求利益最大的“利己主義”價值觀，促使經濟參與者不管人口的膨脹、資源的消耗、環境的破壞，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增長經濟上，走上一條“先污染，后治理”的經濟增長路徑。進入現代社會，人們的價值觀已經從“一元”轉變為“多元”，從“崇尚自然”轉變為“以人為本”，人們的財富、生命、發展、公平等價值觀念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注定了現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必然是人口合理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經濟發展新路子，堅決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工業化道路。

（三）從發展經濟學角度分析價值觀對實現經濟發展目標的影響

發展經濟學中的經濟增長理論認為，技術進步是影響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索洛增長模型的結論是：“人均產量的長期增長率取決于勞動倍增型技術進步的速度”。第一，價值觀影響社會的科技進步與創新。科技進步與創新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或源泉，是一個國家實現經濟目標的根本保證，價值觀對科技進步和創新都有很大的影響。通常具有冒險、競爭、勤勞、求變、永不言棄的價值觀念的國家，其科技創新速度較快。第二，價值觀影響經濟政策的實施效果。一項經濟政策能取得多大的效果，關鍵的往往不是這項經濟政策本身，而是政策能否執行到位，實施政策的對象能否積極響應，而價值觀正是影響政策實施的對象能否響應政策號召的重要因素。一般來說，積極的工作態度，無私的奉獻精神，良好的信用保證等正確價值觀有利于政策的順利實施。二戰后聯邦德國的經濟崛起就是很好的例子，戰后聯邦德國的經濟可謂千瘡百孔，但是卻在短短二十年間德國卻完成了由戰敗國向西歐經濟強國的角色轉變。在促進戰后聯邦德國經濟起飛的諸多因素中，德國人民無私奉獻的價值觀的影響不容忽視。

（作者單位為河南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篇9

關鍵詞：資源;價值;理論;綠色會計;核算

收稿日期：2011-12-29

作者簡介：范小英（1974―），女,湖南望城人,主要從事銀行會計工作。

通訊作者：蔣 雅（1994―），女,湖南永州人,長沙環境保護職業技術學院環境工程系學生。

中圖分類號：F5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944(2012)02-0189-03

1 引言

傳統會計是以貨幣作為主要計量尺度,通過記帳、算帳、報帳、用帳和查帳等手段,按照特定的規則和程序連續系統，全面地記載、反映資金變化情況,借以了解和監督再生產過程,考核經濟效果的一種科學方法,20世紀40年代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西方國家把發展經濟建立在大量消耗自然資源的基礎上,自然資源被過度地開采,地球資源稀缺性與人類欲望的無限性的矛盾日益突出。自然災害頻繁,環境污染嚴重,嚴重的制約了經濟的發展。

作為對社會經濟活動具有計量、反映和控制職能的會計,其所使用的手段、包含的內容、具有的職能隨著形勢的發展勢必發生變化,在環境資源惡化和批判傳統會計的基礎上,從20世紀70年開始,世界各國的會計界、環保界對綠色會計進行了廣泛研究和探索,但幾十年來綠色會計的研究大都停留在理論上,目前的綠色會計理論還很難用于實踐中,我國近年來加強了綠色GDP的研究,但若要達到廣泛運用,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由于資源核算很困難,本文總結了多年的綠色經濟學研究成果和會計實際踐經驗,提出了綠色會計(Green Accounting)核算的理論基礎和系統科學、適用的綠色會計核算體系,以期推動綠色會計的發展。

2 綠色會計核算的理論基礎

通常的商品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兩個因素,商品的價值是其交換的基礎,人們之所以購買商品是其有使用價值(能夠滿足人們各種需要),自然資源具有使用價值(經濟價值、生態價值、社會價值等),但資源的價值不能以普通商品的價值觀對待,而進行綠色會計核算首先要建立資源價值理論,資源價值理論的具體運用是綠色會計核算的基礎,資源價值理論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資源是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綜合體。這一觀點是對資源進行科學認識的重大理論問題,只有認識到資源的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綜合性,才能對其進行合理的調配、使用、保護和核算,資源的價值不能簡單地以“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勞動”而論,因為許多的自然資源具有天然存在性,應從資源的“稀有性”、“易失性”等方面進行研究,資源的價值往往通過其影子價格、競拍價格、專家核價、恢復投資、保護投資或“無價”等形式間接反映出來,如對一些資源的價值可通過專家的估價進行核算,某些極其珍貴稀有的資源可以“無價”的價格進行核算。

(2)人類活動的資源占有(損耗)理論。人類的任何一項活動,除了應按目前普通會計的要求進行直接的成本、效益核算外,還應核算其占有、損耗或破壞的資源,從而核算出可持續意義上的綜合成本、綜合效益。

3 構建我國綠色會計的必要性

3.1 環境現狀的客觀要求

科技的發展,人口的增長,社會需求的膨脹,加劇了我國資源的枯竭與環境的惡化,制約了經濟發展和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綠色會計可以監督和引導企業自覺地保護資源,自覺維護生態環境。

3.2 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迫切需要

我國擁有龐大的人口,其中較低文化素質的人口和貧困人口比例較大;我國自然資源基礎薄弱,人均占有的資源十分貧乏,土地、水和重要礦物資源的可供量很少,環境容量相對狹小;而我國科學技術基礎薄弱和國民文化素質與環境意識不高的問題不會在短期內得到解決。特別是我國經過幾十年的高速發展,部分區域的環境問題已日趨嚴重,根據環境庫茲涅茨理論,發展的內在需求會反過來迫使我們尋找可持續發展之路。因此應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以循環經濟理論指導經濟活動，構建一種能反映可持續發展測度需要的可持續發展核算方法。綠色會計就是這樣一種無論在宏觀方面還是在微觀方面對經濟活動(包括所有的開發活動)具有計量、反映和控制職能的可持續性策略。

3.3 我國會計改革和發展的需要

在市場經濟下,會計不僅要為微觀經濟服務,而且要有助于宏觀經濟調控,不僅要考慮到企業自身的利益,而且要兼顧社會利益;經濟的發展除了考慮當代人的發展速度外,更重要的是確保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綠色會計不僅核算與企業直接有關的信息,而且對與企業有關的資源環境、廢棄物及企業和生態環境、社會的關系等進行系統地反映與控制,不僅為企業自身服務,而且能為社會大眾服務。它是一種同時服務于微觀和宏觀的“微觀――宏觀共振型”的會計模式,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有助于會計改革的發展。

3.4 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的需要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政府將轉變職能,加強宏觀經濟管理,服務經濟發展,在新的經濟管理體制下,政府可以通過綠色會計這一特殊經濟管理手段,指導和管理各行各業的經濟活動,確保在當代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堅持可持續性發展戰略,保護環境和維護生態安全。

4 綠色會計的核算體系

4.1 自然資源價值核算

自然資源既具有現實社會價值,又具有潛在社會價值。西方國家對于礦藏、森林、水資源等自然資源,在會計上估價入帳分期攤入成本,從而得到合理補償。我國應盡快對重要的自然資源進行一次全國性的“清資核算”,估算其價值,摸清家底,將其作為國家資產登記在冊,實行有償使用制。對于那些無價的自然資源或目前科技水平下難以估價的環境資源(例不可再生的或我國唯一的資源等)可用“無價”或相當大的數字進行估價入帳。

4.2 自然資源損耗核算

(1)環境污染損失。由于資源消耗失控,發生重大事故及三廢排放等引起的農田污染、魚塘及淡水污染、自然景觀破壞和居民生活區污染等所而造成的損失,可按復原或避免的成本計價核算,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對污染和生態破壞引起的損失的評估進行了較系統的研究,對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產生的損失的計算積累了較豐富的方法和經驗。

(2)自然資源消耗。主要指經濟活動中自然資源消耗部分,可按歷史成本計價。對于某些無價資源的破壞或損耗,亦可用一個相當大的成本沖抵其當期或一定時期經濟活動帶來的“正效益”,或者就這一方面估算該企業相當大的“負”無形資產。

4.3 環境保護支出核算

反映企業對環保所作的貢獻。如處理、控制“三廢”,補償或減少自然資源耗費,美化工作和生活環境的各項支出等,可通過以下帳戶來核算:包括資本投資、業務費用、研究與開發費用、環保投資與規劃費用、補救措施費用、復原或回收費用等。

4.4 環境保護收益核算

反映企業從環保中所取得的收益。通過核算為企業決策者提供環保支出的收益情況,從而鼓勵與鞭策企業改善環境。收益主要包括:企業利用“三廢”生產的產品及對這些產品減免稅過程所得到的收益;國家對保護環境有成績的企業發放的獎金;其他企業賠償的污染損失;企業減輕污染后,投資者樂意選擇該企業投資,消費者樂意消費該企業的產品,以及股票價格由此上升而帶來的收益;企業實施環保措施后帶來的系列社會效益等,例增加企業的無形資產。前三項可按具體數額入帳,后二項收益是隱性的,可適當測算估計。

4.5 環境影響類核算

目前綠色會計除了前述四類相對容易核算的對象外,對于經濟活動產生的環境影響亦可以通過“準”貨幣化進行核算。環境影響是指人類活動(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對環境的作用和導致的環境變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對人類社會和經濟的效應,對環境的影響有些是直接的有形的影響,有些是間接的、累計的無形影響。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就自身活動對環境的影響不斷深入,綠色會計核算體系應不斷吸收科技新成果。人類活動過程中直接占有和消耗的自然資源及具體的環境保護支出和收益可以通過綠色會計通常的貨幣化準則進行核算,而對于一些社會影響、大部分的生態環境影響等無形影響類,可以運用專家判斷法和會計貨幣化核算相結合的綠色會計的特殊核算方法進行核算。例如某項經濟活動破壞了我國少有的生態環境或某項經濟活動在對周圍影響極大的區域開展(例如水泥廠建在人口稠密處)等。可以先請專家對這類影響進行評估,然后根據評估結果,在“無形資產”或“支出”等科目中進行貨幣化核算。

5 綠色會計和現行會計的融合

目前我國還沒有有關綠色會計方面的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我國實行的是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綠色會計的有效運行,本文認為它應有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從國家角度核算全國的自然資源的價值以及自然資源的損耗,這一核算體制可設“資產――自然資源”和“支出――自然資源損耗”等會計科目進行核算,用以計量、反映和監控全國自然資源資產的存量、損耗等情況。第二層次是將綠色會計融合到現行的會計核算體系中,并對其進行變革,以適應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例如在資產科目中增設“自然資產”支科目;在“無形資產”支科目中下設“環境影響”分支科目;在負債類科目中增設“應付環境損害費”等支科目;在所有者權權益科目中增設“自然資本”科目;在“收入”類科目中增設“綠色收入”等支科目;在“支出”類科目中增設“環境預防費用”、“環境活動費用”、“環境損害費”等會計科目,對環境資源的價值及損耗、經濟活動對環境的影響等進行計量、反映和監控。

綠色會計和現行會計融合后,形成一套適應可待續發展和循環經濟理論的綜合會計體制。在財務報告中應按各會計科目反映的核算結果,披露企業有關環境資源方面的信息。

6 發展綠色會計應遵循的原則

6.1 社會性原則

綠色會計要揭示企業對社會的責任,必須要求企業站在社會的角度考慮企業的業績。對企業的評價,應以企業能使社會收益與社會費用相配比的社會利潤為標準。

6.2 科學性原則

綠色會計主要以自然資源作為核算對象,而自然資源的估價是一項技術性極強的工作,有些自然資源的價值難以“貨幣化”,這無疑增加了綠色會計實施的技術難度。因此任何一種核算技術的出臺,以其科學性為基礎,必須經過系統的科學研究。

6.3 靈活性原則

由于綠色會計涉及的內容比較廣泛,且在不同的環境及歷史條件下會發生較大的變化,因而綠色會計的創建不是一蹴而就的。可先采用文字說明、補充資料或附注的形式。然而逐步過渡到貨幣量化、正規報表。在實際操作中,可根據自身的客觀情況逐步提升坡露水平。

6.4 實踐性原則

如同任何事物的發展都需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一樣,綠色會計理論體系的建立、適用的會計準則和核算方法的出臺等亦需要在實踐中一邊探索,一邊總結,才能得到不斷完善和發展。只有這樣,綠色會計才能發揮它的應有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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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鄭明彪.淺析新時期綠色會計信息披露存在的問題與對策［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10):76~78.

Study on Calculation of Green Accounting

Fan Xiaoying1,Jiang Ya2,Jiang Hongguo3

（1.Yongzhou Lengshuitan District Shanhu Credit Cooperative, Hunan Province,Yongzhou 425002,

China;2.Changsha Environmental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Changsha 410004, China;

3.Yongzhou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Yongzhou 425002, China）

篇10

（一）外部不經濟性從經濟學角度來看，環境問題主要是經濟問題。在西方經濟學中，經濟活動的外部性是解釋環境問題形成的基本理論。對外部性的探討從古典經濟學時期就已經開始，但外部性作為一個正式概念，最早是由馬歇爾提出，并由福利經濟學家庇古豐富和發展。庇古區分了外部經濟和外部不經濟，庇古在解釋二者時指出：“此問題的本質是，個人A在對個人B提供某項支付代價的勞動過程中，附帶地，亦對其他人提供勞務（并非同樣的勞務）或損害，而不能從受益的一方取得支付，亦不能對受害的一方施以補償”（庇古，1971）。可見，外部性是指某個微觀經濟單位的經濟活動對其它微觀經濟單位所產生的非市場性影響。所謂非市場性，是指這種影響并沒有通過市場價格機制反映出來。經濟活動的外部性分為外部經濟性和外部不經濟性兩方面，外部經濟性是指正面的，積極的，有益的外部性，即未被反映在產品價格上的那部分經濟活動的副作用，對社會而言是有益的。如蜂農養蜂的直接經濟效益是生產蜂蜜，但蜜蜂采蜜時為果樹授粉而給果農帶來了好處，這就是蜂農養蜂活動的外部經濟性（蔡守秋，2002）。外部不經濟性又稱負面的，消極的，有害的外部性。如生物化工廠的直接產品是化工產品，但在生產過程中會產生許多廢氣、廢水、廢渣等污染物，這些污染物對環境造成了污染，但在化工產品的價格中卻沒有將這些污染造成的損失計入市場交易的成本中。庇古非常重視外部的不經濟性，他認為，在商品的生產過程中存在著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的不一致性，這兩種成本之差就構成了經濟活動的外部性。外部不經濟性與造成污染的產品生產者和消費者沒有直接聯系，污染不影響該產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交易，不能在市場上自行消除。外部不經濟性理論深刻揭示了環境問題產生的經濟根源。分析環境污染行為的外部不經濟性原因，并尋求內部化的途徑，也就成為解決環境問題的根本辦法。排污權交易制度正是建立在將排污成本內部化，并有效配置環境容量資源，達到有效環境治理目的的機制和措施。（二）“公地悲劇”理論“公地悲劇”這一概念來源于哈丁的同名論文，它描述了一個向所有牧民開放的牧場的經營情況：該牧場是公有的，畜群是私有的。自然法則是草場對牲畜的承載力是有限的，每增加一頭牲畜都會給草場帶來某種損害，但是這一損害由全體牧民分擔。而市場法則是每個牧民都力求使個人利益最大化。牧民盡可能地增加牲畜頭數，因為每增加一頭牲畜，他將獲得為此帶來的全部收入。作為“經濟人”的牧民，他們只考慮如何擴大畜群以增加收入，完全不考慮整個草場的破壞和退化，最終導致了草場報廢，使全體牧民都不得不從草場撤出，從而釀成“公地悲劇”。哈丁“公地悲劇”理論說明了產權不明使得企業和個人使用資源的直接成本小于社會所需付出的成本，從而會導致資源被過度使用。“公地悲劇”說明了資源環境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對污染物的凈化能力是一種環境資源，對這種公共物品的自由使用，每位排污者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無節制的排污行為便導致了環境公地悲劇的產生。排污權交易以總量控制和排污許可為前提，總量控制確認了環境容量資源的國家產權屬性，需有償使用而不再是公共物品。排污許可確認的污染物排放量則界定了排污者的排污權產權屬性，既實現了對排污行為的有效監管和控制，又通過不同排污者之間排污權交易實現了容量資源的優化配置。（三）科斯定理1960年，科斯在芝加哥大學《法與經濟學雜志》上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運用交易成本理論分析了法律制度對資源配置的影響，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若交易成本為零，無論法律對權利如何界定，只要交易自由，資源都可以通過市場機制得到有效配置，換言之，當交易無成本時，法律權利的任何分配都能產生有效率的結果。此為科斯第一定理。但在現實世界中，交易成本總是大于零，由此又推出科斯第二定理：即在交易成本為正的情況下，不同的法律權利界定會帶來不同效率的資源配置。因此，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適當的法律。對外部不經濟性問題的解決，科斯定理不同于庇古理論。庇古理論認為，外部不經濟性無法通過市場來解決，需要政府介入以克服“市場失靈”，如通過政府實施稅收的方式，將污染成本增加到產品的價格中去，實現外部成本內部化。由于政府的干預也是具有成本的，即禁止污染也會產生社會成本。因此科斯提出了“非干預主義”方案：認為政府干預行為是非理性的，完全可以通過市場機制來解決外部性內化問題。因此科斯定理推論出，在交易成本高昂時，采用一種替代性的經濟組織形式可能以更低的成本達到同樣的結果，從而使效益增加，企業就是這樣一種更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形式。但是科斯并沒有簡單在市場、企業與政府之間進行取舍，而是重視政府在特定交易發生的制度環境中的作用。排污權交易制度就是通過明確排污權的產權屬性，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環境容量資源的優化配置，調動了排污企業治理污染的積極性，同時，通過政府的制度安排減少了交易的成本，從而實現外部不經濟性的最優解決。（四）資源稀缺性資源稀缺是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曾將經濟學定義為：它“研究的是社會如何利用稀缺資源以生產有價值的產品，并將它分配給不同的個人”。同時，經濟學還認為，只有稀缺資源才具有交換價值，才能夠成為商品。環境是一種資源，不僅僅體現在作為生產的資源要素方面，它還具有對污染物質的凈化能力，形成環境容量資源。在人口較少，生產力水平較低的情況下，環境的容量資源顯得十分豐富，無論在資源的價值上還是在數量上，都既能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同時又能滿足人們的生產需要，因此它被認為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但是，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經濟迅猛發展和人口的迅速增長，污染物排放已遠遠超出環境的可容納能力，導致環境容量資源的稀缺程度急劇上升。這種環境功能資源的稀缺性和環境容量資源的稀缺性正是總量控制的理論基礎，也是排污權交易的前提。

管理學理論基礎

（一）產生環境問題原因的外部性因素實際上是市場失靈的表現。環境資源的公共物品屬性，也使得在環境資源領域，市場機制不能很好的發揮它的作用。當市場失靈的時候，人們希望通過政府干預來彌補市場失靈的缺陷，用“看得見的手”去解決“看不見的手”辦不好的事情。但是在很多情況下“看得見的手”并沒把事情辦好，甚至比“看不見的手”處理得更糟，由此便產生了政府失靈。政府失靈主要是指政府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不能有效地發揮自己的作用。政府失靈的主要表現有：代表性的局限、信息的有限性、對私人部門控制的有限性、決策的時滯性和實施的有限性、決策程序的有限性和政府干預的失控性等。從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可以看出，單純依靠市場手段或單純依靠政府手段都不能有效解決環境問題。只有充分發揮政府和市場各自的優勢，使二者相互協調、相互配合、取長補短，才是正確的解決之道。排污權交易是在政府管制失靈情況下利用市場機制來達到控制污染的目的，但它不是純粹市場性手段，而是政府管制和市場機制相結合的產物。排污權交易制度中，從污染物總量的設定、排污權的初始分配以及交易市場的構建、運行、監督，政府的職能都必不可少，但此時政府管制的理念、手段和對象都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如政府的角色從排污（配額）交易的主體變成排污權（市場）交易的監督者和保護者，從“運動員”轉變成“裁判員”。因為單靠剛性管制手段并不能引導排污主體的積極性，更需要法律確認的具有財產屬性特征的排放權利及交易制度來進行利益引導，達到環境保護和經濟效益的最終目的（王清軍，2009）。（二）公共選擇理論狹義的公共選擇理論將公共選擇的理論和方法應用于公共行政管理領域，既把官僚看成是理性的經濟人，也把官僚機構作為生產者納入公共選擇的供給模型，關注的重點是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因而被稱為“官僚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認為，西方社會出現的諸多問題，并不是市場制度的失敗，而是政治（政府）制度的失敗，準確地說，是政府制度安排的失敗。所以，有必要以改革為基礎，建立一個能夠有效制約政府公共行為的政治決策體系，即公共選擇制度（張國慶，2007）。公共選擇理論對政府失敗的分析也合乎邏輯地得出矯正政府失敗的方法，其結論是：一要通過社會制度的改革，約束和限制政府權力。二要用市場的力量改進政府效率。進行政府改革，并不是要否定政府干預，而是有效把握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干預行為的局限性及限度問題，確定好政府干預的范圍、內容、方式及力度，使政府更好地履行其職能。因而，在市場經濟下，政府也要利用市場機制來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將市場調節與政府控制結合起來，在市場機制運作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政府環境管理作用。排污權交易制度正是這一思想的集中體現，是政府在環境管理過程中公共選擇的結果，它實現了政府與市場的有效結合，使政府充分運用市場機制來高效控制環境污染（吳玲，2007）。（三）制度變遷理論制度是調整人們行為規則的總和。制度并非一成不變，會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環境的變化而變遷。所謂制度變遷是指制度諸要素或結構隨時間推移、環境變化而發生的改變，是制度的替代、轉換和交易過程。制度變遷是制度需求誘發的結果。諾斯在1971年與蘭斯•戴維斯合著的《制度變遷與美國的經濟增長》一書中提出，制度變遷與技術進步具有相似性，同樣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源泉。諾斯指出，推動制度變遷和技術進步的行為主體都追求利益最大化。當然，不同的行為主體如個人、團體或政府推動制度變遷的動機、行為方式以及產生的結果可能不同，但都要服從制度變遷的一般原則和過程。制度變遷的成本與收益之比對于促進或者推動制度變遷起著關鍵作用，只有在預期收益大于預期成本的情況下，行為主體才會去推動直到最終實現制度的變遷，反之亦然（盧櫟仁，2010）。制度變遷理論為排污權交易制度替代傳統的末端控制制度及直接管制的命令控制制度奠定了理論基礎。從排污權交易產生的制度動因來看，是環境問題日趨嚴峻需要有效制度應對的結果。傳統的濃度控制、排污收費等制度屬于末端控制方式。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末端控制方式下污染物排放總量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環境污染惡化的趨勢得不到有效緩解。直接管制的命令控制方式也因其高成本、低效率的弊端而無法有效改善日益嚴峻的環境狀況。排污權交易體現了總量控制的要求，相對于排污收費的末端性特點而言是一種全過程控制的措施，相對于直接管制的命令控制方式而言是利用市場機制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是一種有效的環境經濟政策。從排污權交易的制度目標來看，是通過激勵機制促使污染者減少排放，從而實現環境治理的高效率。（四）新公共管理理論20世紀70年代，公共管理出現了新的范式轉換，西方各主要國家掀起了一場“政府再造式”的新公共管理運動，等級僵化的科層體系向著一種更加靈活、以市場為基礎的公共管理轉變。這場轉變是在適應全球化、信息化以及提高政府效率為背景下開展的。新公共管理亦稱管理主義，近似的稱謂還有“后官僚制理論”、“市場化公共行政理論”。新公共管理有這幾個中心學說：以管理而非政策為焦點；以業績評估和效率為焦點；將公共官僚機構分解成各種建立在使用者付費的基礎上的處理事務的機構；準市場的使用和合同承包以培育競爭；一種強調產出目標、限制性項目合同、金錢誘因和自由裁員的新管理風格（陳振明，2000）。排污權交易是新公共管理理論在政府環境管理領域的生動體現，是政府在環境管理中引入市場機制，注重污染控制的總量目標和環境管理效率的實現。

法學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