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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詩之興;易之象;關系;假象見意

中圖分類號:I207.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0)21-0039-02

一、詩之“興”與易之“象”

(一)“興”與“象”的含義闡釋

劉勰《文心雕龍?比興》謂:“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觀夫興之托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劉勰認為,“比”是比附事理的,而“興”是引起情感的。比附事理的,要按照雙方相同處來說明事物;引起情感的,要依據事物微妙處來寄托意義。用“興”來寄托諷喻,常常是婉轉而善于表達;表面上說的是小事,但譬喻的意義卻很廣泛。故“比顯而興隱”,劉勰最早認識到詩之“興”的隱喻與象征意義。“興”是物象與意義相統一的意象,其表意的方式就是象征。

《易》中亦有諸多關于“象”的說法。1、指所觀察到的實際事物,如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2、象征,做名詞指某種形式為某一事理的象征,“吉兇者,失得之象也”。3、指以卦爻符號為主的意象,“圣人設卦觀象”。易象的由來,是圣人“觀物取象”的結果,目的是“立象以盡意”。

(二)“興”與“象”的聯系

通過對“興”與“象”內涵的梳理,《易》之象較《詩》之興的含義更豐富。但“興”與“象”之間確存在著聯系。章明誠《文史通義?類篇?易教下》:“《易》象雖包六藝,與《詩》之比興,尤為表里。”“《易》象通于《詩》之比興。”聞一多《說魚》一文:“隱在六經中相當于《易》象和《詩》興”,“象與興實際都是隱,有話不能明說的隱。”章學誠和聞一多都肯定了二者之間的聯系。

1、“興”與“象”都要借助外在事物的形象來表現。“興者,托事于物也”,《詩》中,興也總是表現為具體形象。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詩》之興就是多以鳥獸草木等具體事物的形象出現的。

如《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雎鳩是一種鳥兒的名稱。

《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桃花盛開得很艷麗。

《易》卦爻辭中也是以具體事物的形象而出現的。如天為乾卦、地為坤卦等,八卦分別代表八種事物的形象。

2、“興”與“象”都表象征之意。《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通過寫鳥的雌雄唱和求偶,象征君子對淑女的追求。鳥是性、愛情和婚姻的象征。《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寫春天桃花盛開時的美麗氣氛,實則對新娘美貌、使夫家繁榮昌盛的暗喻,烘托出結婚時的熱烈氣氛。《易》中“象”也一樣。取象是手段,盡意是目的。如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等。乾為天,在古人的觀念中天圓地方,故乾為圓;天居最上,行云布雨,滋潤萬物。在社會關系中,君位最高,發令頒律,施惠于民,故乾為君;在人倫關系中,以父權為最重,故乾為父。根據二爻三畫形式排列組合的原理可以繪出乾卦的基本形狀,這是我們肉眼可視的。但是乾為君、為父、為金的內涵卻不能直觀感受到。通過對二卦的比較分析可以得出,《易》中的“象”運用象征、隱喻的手法表達更悠長深遠的含意。“興”與“象”在這點上達到了統一。

(三)“興”與“取象”的差異

《尚書?堯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言志和抒情作為詩歌的兩大審美準則,是詩歌藝術本質的體現。《詩》之“興”的運用往往是為了抒感、表達志趣,主觀感受多于說理明道。《詩經?秦風?蒹葭》“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開篇渲染出清秋蕭瑟的景象,襯托出主人公求意中人而不見的空虛和悵惘之情。

但《易》之“取象”卻建立在解決疑難問題、闡釋邏輯義理的基礎上。《周易?系辭上》:“圣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圣人取象的直接目的是解釋繁雜的事物。孔穎達《周易正義》疏曰:“賾為幽深難見,圣人有其神妙,以能見天下深賾之至理也。”孔穎達將“賾”視為紛繁雜亂又幽深難見的至理;以理為先,造出乾、坤形象來象征剛柔之理,再以陰性或陽性的事物表現出來。“義理”是貫穿在《易》中的一大準則。《易》被視為上古時期的一部哲學著作。

《易》中所體現的思想可以看出“取象”與“興”之間的差異,在取象中,象與它所要表達的思想是截然分而為二的。先述象,然后說出它所包含的思想,最終以理性判斷的形式說出,訴之理性思維。而“興”中,形象與思想是融為一體的,通過形象而訴之情感的體驗,不是訴之于理性的思維。《詩》之“興”與《易》之“象”又有差異。錢鐘書《管錐篇》:“故《易》之擬象不即,指示意義之符也;《詩》之比喻不離,體示意義之跡也。不即者可以取代,不離者勿容更張。”“錢鐘書從表現內容著眼,提出了《易》之象與《詩》之興不即不離的區別。抒情與明理是最根本的不同。”

二、假象見意

假象見意即指寫詩時通過對客觀事物的生動描繪,含蓄地表達詩人的思想感情。語出皎然《詩評》:“江則假象見意,班則貌題直書”。這是皎然將江淹《擬班婕妤詠團扇詩》與班婕妤的《團扇詩》作比得出的評價。

班婕妤《團扇詩》

新制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作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飚奪炎熱。

棄捐莢笏中,恩情中道絕。

詩人以“團扇”自比,以秋扇見捐喻見棄之況,托物興寄。述說個人遭際的具體事實,深刻揭示出男權社會中女性的普遍心理和悲劇命運。

江淹《擬班婕妤詠團扇詩》

紈扇如團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

采色世所重,雖新不該故。竊恐涼風至,吹我玉階樹。

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

皎然把江淹的《擬班婕妤詠團扇詩》與班婕妤的《團扇詩》作比較,認為“江則假象見意,班則貌題直書”。“假象見意”首次出現,這里的“象”指什么呢?江淹詩中寫到團扇上的畫――蕭史、弄玉雙雙飛升的“象”,以表達女主人公對愛人的忠貞。此處用了典故,但典是形象的,且用意深沉。由于詩人“取由我衷”,興象自然,并非刻意用典,所以使人覺得“興生于中,無有古事”。江淹的詩中讓我們可以很自然地看到“興”這一表現手法,“興”是借助典故展現的,但卻絲毫沒有掉書袋的痕跡。“假象見意”中的“象”與《易》之“象”的內涵不同,“象”在詩中具體地表現為文學形象,有著深刻意蘊與美感的藝術形象,借助“興”的藝術手法傳達出來。江淹詩中所言的“他物”突破了《詩》中鳥獸草木之名的局限,他將典故植如詩中,增強了詩歌的表達效果。

皎然《詩式》卷一《用事》“取象曰比,取義曰興,義即象下之意。風禽魚草木人物名數,萬象之中義類同者,盡入比興,《關睢》即其義也。” 皎然認為,萬事萬物都有外象,每一種物象之后都包含著一定的意義;含義相似,或者相通的,都可通過比興方法來表現。表層的“象”和深層的“意”內外和諧統一的。詩人要表述的思想感情是憑借具體物象的屬性暗示出來的,即源于異類相同的建構而產生的結果。

篇2

互聯網在中國的迅速發展，在為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提供技術支持的同時，也給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和政治發展帶來了許多新的危機和問題。學術界也越來越關注互聯網對政治領域的影響，互聯網與政治信任、互聯網與政治參與等業已成為研究的熱點，但是對于互聯網與政治價值觀的研究成果卻相對較少，這一方面是因為行為與價值觀的實證研究內生性問題難以解決，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價值觀研究本身就沒有一個統一的范式，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政治價值研究都被意識形態的研究所涵蓋。因而，探尋互?網對公民價值觀的影響，對中國民眾價值觀轉型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鑒于此，本文將使用2010年的全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數據，運用工具變量模型對互聯網使用與民眾政治價值觀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

一、 研究背景與文獻討論

英格爾哈特在其成名作《靜悄悄的革命：變化中的西方公眾價值與政治行為方式》中，率先提出了西方發達工業社會民眾正在進行價值觀的重大代際轉變這一觀點，此后，代際轉變模式一直成為各國學者研究民眾價值觀的焦點。2013年7月，英格爾哈特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演講中，認為中國仍然處在從生存不穩定和貧窮狀況到比較富裕的轉型階段，中國的代際轉變會發生在20到25年之后，類似美國、西歐國家60年代的情形。[1]然而，英格爾哈特的觀點并沒有得到大部分學者的贊同，鐘楊[2]，蘇振華[3]通過實證研究發現，伴隨著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中國民眾價值觀已經開始從傳統價值觀到自我表達價值觀的轉變。

不管英格爾哈特是否低估了中國民眾價值觀轉變的時間，以他為代表的一批研究政治文化的學者都認為中國民眾價值觀的轉變和西方并沒有實質上的差別。但是，隨著對中國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強調本土文化對民眾價值觀的影響。史天健教授將亞洲民主晴雨表（Asian Barometer Survey）的三波數據進行對比，發現中國民眾對民主的支持和對一黨制體制的支持都很高，這源于權威主義的傳統文化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國公民對民主的理解。[4]史天健將政治價值觀區分為“威權主義”和“民主主義”兩種基本類型的分析模式也越來越多地被研究中國民眾價值觀的學者所借鑒。[5]比如：楊國樞通過將價值觀分為“個人取向”的價值觀和“社會取向”的價值觀來研究臺灣人民價值觀念的發展與變遷。[6]馬得勇[7]，游宇、王正緒[8]等人將價值觀研究建立在“傳統社會價值觀”、“民主自由價值觀”二維價值觀框架之上。

可以看出，學術界對政治價值觀的變與不變的問題上已經取得較為一致的觀點，不同的是，在對待民眾政治價值觀變遷的現代化程度上有所差異。這種差異常常伴隨著研究者所采用研究方法的不同而出現。大體而言，學術界對與政治價值觀的測量有兩個不同的方向：一派認為價值觀是一套互相影響的觀念組合，他們試圖在“傳統―現代”的變遷框架下，通過一系列題組，測量公民政治價值觀念的發展與變化，這也是社會學、人類學測量價值觀的主流方法，研究人員更加強調權威主義等前現代文化在公民政治價值觀中的重要地位。例如：李璐璐、鐘智峰構建了六個維度測量中國民眾近二十年的價值觀變化，結果發現，中國人的政治價值觀雖然在分化，但并沒有經歷整體性變遷。[9]還有一部分學者試圖通過測量公民關于權利、參與、民主、法制等方面的看法將價值觀分成不同的類別加以分析。這些學者強調的往往是公民政治價值觀的現代化。比如：趙波文（2009）的實證研究發現，中國民眾的選舉民主觀、法治觀、權利本位意識、福利觀都發展到比較現代化的程度。[10]持相似結論的還有肖唐鏢，余泓波[11]、趙孟營，熊茜等。[12]

二、研究設計和變量說明

（一）政治價值觀的概念

作為政治文化的核心內容，相比于政治認知和政治情感，政治價值更多地滲透了感情和評價性要素，從而更具有穩定性。學術界對于政治價值觀的概念及其內涵研究一直存在分歧。有些學者從人類社會的一般觀念角度研究政治價值觀，也有些學者從主客體價值關系角度研究政治價值觀，還有一些學者從個人與政治權力的關系準則角度研究政治價值觀。就筆者而言，比較贊同趙孟營的觀點，即政治價值觀是社會價值觀的一個組成部分，是社會成員個人或者群體所具有的關于何種政治模式是值得期待或認可的信念。[12]

（二）研究假設

互聯網作為現代科學技術的產物，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技術或者媒介，它正在從器物、制度和價值三個層面推動著整個社會的轉型與變革。互聯網的“參與、平等、分享”為核心的個體主義、自由主義價值觀對傳統以“控制、層級”為代表的集體主義、威權主義價值觀產生了巨大的挑戰，對處于經濟現代化和社會轉型的中國來說，考察互聯網對公民價值觀的影響顯得尤為重要。正如前文所說，國內大多數學者都同意中國公民的政治價值觀正在分化和轉型這一觀點。但是互聯網對公民的政治價值觀影響到底如何，仍然需要采用實證的方法進行論證。鑒于此，本文提出假設：互聯網使用分化公民的政治價值觀，具體為：

假設一：網絡使用負向影響公民的權威主義政治價值觀。

假設二：網絡使用正向影響公民的民主主義政治價值觀。

（三）計量模型的構建

首先建立一個被訪者網絡使用影響政治價值觀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

Yi=？茁0+？茁1Xi+？茁2Si+ui，i=1，2，???，n （方程1）

其中，Yi表示政治價值觀因子，Xi代表被訪者的互聯網使用的頻次，Si是模型的控制變量，如家庭、性別、省份等，ui是誤差項。一般情況下，想得到關于模型的無偏估計量的前提是Xi和ui無關，即Cov（Xi，ui）=0。但是在實際研究中，受各種因素的影響，OLS估計量常常是非一致的，而工具變量估計就是利用另一個“工具”變量Z分離出X中與ui不相關的部分。多元回歸的工具變量模型可以用下面的方程組表示：

Yi=？茁0+？茁1Xi+？茁2Si+ui，i=1，2，???，n （方程2）

Xi=？啄0+？啄1Zi+？啄2Si+？棕i，i=1，2，???，n （方程3）

這里，Zi是工具變量，？棕i是誤差項。在這里，作為工具變量的Zi必須滿足兩個基本條件。

一是工具變量的相關性條件：corr（Zi，Xi）≠0

二是工具變量的外生性條件：corr（？爪i，ui）=0

若工具變量Z滿足這兩個條件，可以運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TSLS）的IV估計量來估計方程二的系數？茁1，第一個階段對方程3進行回歸，獲得Xi的預測值；第二階段是將第一階段得到的預測值替代方程2里面的Xi進行回歸，最終得到方程的無偏估計量。

（四）核心變量及其操作化

1.?P鍵自變量：互聯網使用，來自于問卷中的A28選項第5問，“過去一年，您對以下媒體的使用情況是――互聯網（包括手機上網）”。選項是“從不”、“很少”、“有時”、“經常”、“非常頻繁”，取值從1到5。

2.被解釋變量

本文的因變量來自于問卷d9選項卡的1、3、4、5、6五個問題，選項分別是完全不同意、比較不同意、無所謂同意不同意、比較同意和完全同意。為了研究方便，筆者對這5個選項進行了因子分析，析出了兩個公因子（Bartlett的球形度檢驗p

3.控制變量

控制變量大致可以分為三組：人口統計學特征變量、經濟社會地位特征與文化特征變量、心理與行為特征變量。

（1）人口統計學特征變量。包括被訪者的年齡、年齡的平方、性別、婚姻、民族、受教育年限、宗教。加入年齡的平方，是考慮到年齡變量與政治價值觀可能存在非線性關系。對性別、婚姻、民族則采用了虛擬變量的處理。

（2）經濟社會地位特征與文化特征變量。包括受訪者戶口、省份、政治面貌、個人年收入的對數、個人年收入對數的平方、家庭年收入的對數、家庭年收入對數的平方、單位性質。將個人年收入和家庭年收入以對數形式納入模型，是考慮到這兩個收入的明顯偏態分布，而將個人年收入對數的平方和家庭年收入對數的平方作為新變量加入是考慮到這兩個變量與因變量之間可能的非線性關系。為了研究方便，對戶口、政治面貌、單位性質進行了虛擬變量的處理。

（3）心理與行為特征變量。結合問卷，本研究控制了階層認同、人際信任、生活總體滿意度和基層政治參與四個關鍵性變量。階層認同來源于問卷中的A43a題，在A43題中給出的梯子（從下到上10級階梯分別代表社會不同階層，第一階層為最低）中，您認為自己目前在哪個等級上？人際信任來自于問卷中的A33題，總的來說，您是否同意在這個社會上，絕大多數人都是可以信任的？為了研究方便，筆者將1、2兩個選項和4、5兩個選項分別合并，形成不同意、中立、同意的三個選項。生活總體滿意度來源于問卷的A36題，總的來說，您覺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筆者參照人際信任，對變量進行了處理。基層政治參與來源于問卷中的A44題，上次居委會選舉/村委會選舉，您是否參加了投票？

4.工具變量：公民的炒股行為與家庭購買電腦的臺數

為了解決網絡行為與政治價值觀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將采用工具變量模型作為主驗證模型。模型采用的兩個工具變量分別來自于調查問卷中的A67題和C9題的第三個選項。工具變量的選擇需要遵循嚴格的相關性和內生性條件，作者將在第三部分進行嚴格的統計檢驗和說明，這里不再贅述。

三、實證結果及其分析

根據回歸方程（2）、（3），筆者將被調查對象的炒股行為和家庭購買電腦數作為考察公民網絡使用對其政治價值觀影響的工具變量，通過兩階段最小二乘法（TSLS）得到的實證結果如表3所示，為了方便比較，表中也列出了使用最小二乘法所得到的原始結果（OLS）。

（一）工具模型得到的實證結果是否可靠，主要取決于采用民眾的炒股行為和購買電腦的行為作為互聯網使用影響其政治價值觀的工具變量是否有效。而判斷工具變量是否有效，首先要滿足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工具變量與內生變量必須存在高度的相關性，二是工具變量必須滿足嚴格的外生性。就相關性而言，由表3可知，識別問題檢驗的P統計值為0.0001，明顯的拒絕了工具變量識別不足檢驗的原假設，說明了模型中的兩個工具變量與民眾網絡行為具有較強的相關性，不存在識別不足的問題。此外，根據Stock和Yogo的研究，弱工具變量檢驗（weak identification test）的F統計值在不同概率水平上具有不同的臨界值，他們認為弱工具變量檢驗的F統計值應該大于其在10%水平上的臨界值，才能被視為拒絕原假設。[13]弱工具變量檢驗的F統計值是241，大于10%偏誤下的臨界值 19.93。因此，可以證明工具變量模型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

就外生性而言，通常情況下，在工具變量模型中，當系數恰好識別時，我們無法檢驗工具變量外生性的假設，這種情況下，評估工具變量外生性的唯一方法來自于作者的經驗分析和邏輯推理。只有當系數是過度識別時，我們才可以檢驗過度識別的約束，即存在足夠多且有效的工具變量識別感興趣系數的假定下，檢驗“額外”工具變量是不是外生的，這時可以采用過度識別約束檢驗（通常所說的J統計量）來證明工具變量的外生性。詹姆斯?H?斯托克和馬克?W?沃森認為，如果工具變量不是弱的且誤差是同方差的，則在工具變量外生性的原假設下，J統計量在大樣本下服從自由度為m-k的卡方分布（m是工具變量數，k是內生性回歸變量）。[14]就本文而言，回歸分析中包含一個內生變量和兩個工具變量，因此是過度識別的，有一個（m-k=2-1=1）過度識別約束。J統計量分別是是2.86、3.05，服從的x21分布，又x21分布的5%的臨界值為3.84，故在5%的顯著水平下不能拒絕兩個工具變量都是外生的原假設，這個結論也可以被表格中給出的p值（p>0.05）所證明。

因此，民眾炒股行為和家庭電腦購買數作為工具變量不存在弱工具變量的情況，也具有嚴格統計意義上的外生性。無論是基準模型（OLS）還是改善模型（TSLS），互聯網行為對權威價值觀的影響是負向的，對民主價值觀的影響則是正向的，這符合我們的經驗常識。不同的是，關于互聯網影響政治價值觀的具體數值上，改善模型要大于基準模型。關于互聯網使用對權威觀影響，改善模型的值是-0.401，約是基準模型的2.75倍；而互聯網使用對民主觀的影響，改善模型約為基準模型的3.46倍。基準模型和改善模型的系數差異證明了采用普通多元線性回歸所得結果的有偏性和采用工具變量方法的必要性。筆者認為，二者統計量在系數上的差別是因為互聯網使用與公民政治價值觀之間存在雙向關系。即，互聯網的使用可以影響公民的政治態度和價值觀，反過來，公民的政治價值觀念也會影響公民的網絡行為。終上所述，筆者認為有必要拋棄OLS模型的實證結果而采用TSLS模型的實證結果。

（二）由TSLS模型可知，民眾的網絡使用對其權威價值觀和民主價值觀的影響都在5%的水平下顯著。民眾的網絡使用與其權威價值觀的關系是反向的，具體而言，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互聯網使用的頻率每增加一個單位，權威價值觀因子會減少0.40個單位；民眾的互聯網使用頻率越高，互聯網對其權威價值觀的負面影響就越大，假設一得到了驗證。而民眾的網絡使用對其民主價值觀的影響則是正向的，具體來說，在控制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互聯網使用每增加一個單位，民主價值觀因子就會增加0.19個單位；使用頻率越高的民眾，互聯網對其民主觀的正面影響就會越大，因此，假設二也得到了驗證。

關于控制變量，可以發現，年齡變量對民眾政治價值觀有著顯著的影響，但是它與價值觀的關系并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就權威觀而言，因為年齡變量的系數大于零，年齡的平方變量的系數小于零，可以推出，網民的年齡與其權威觀呈U型關系，最低點約為52歲，因此，對于處在18歲到52歲之間的民眾，他們的互聯網使用行為對其權威價值觀的影響是負向的，但是對于53歲及其以上的群體而言，互聯網使用對其權威觀的影響是正向的關系。就民主觀而言，因為年齡的系數小于零，年齡的平方的系數大于零，所以網民年齡與其民主價值觀呈倒U型關系，U型的頂點大約是58歲，也就是說，處于18到58歲之間的網民，其互聯網使用對民主價值觀的影響是正向的，而59歲及其之上的民眾，這種關系就開始呈下降趨勢。與網民政治價值觀呈曲線關系的還有階層認同這一變量，由系數可知，網民的階層認知與其權威觀呈倒U型關系，U型的頂點為2.87，也就是說，自我階層認知處于第一和第三階層的人，互聯網行為對其權威價值觀的影響是正向的，而對于第四到第十階層的網民來說，互聯網行為對其權威價值觀的影響是呈下降趨勢的。在控制變量中，網民的家庭年收入的指數與其權威價值觀也呈倒U型關系，但是只在10%的水平下顯著，故這里不予采納。

就省份變量而言，中部省份和西部省份民眾的互聯網使用對其民主觀的影響的均值都要低于東部省份，西部省份民眾的互聯網使用對權威觀的影響的均值要高于東部省份。這符合現代化理論，因為東部省份的經濟發展水平、市場化水平要顯著高于中西部省份。但是這種因果關系并不是絕對的，因為我們也發現，中部省份民眾的互聯網使用對其權威觀的影響的均值要低于東部省份。網民的教育年限和黨員身份對其政治價值觀的影響要低于作者原先的估計，雖然網民的教育年限與權威價值觀負相關，黨員身份與權威觀正相關，然而，他們對民主觀念的影響都不顯著。心里和行為特征變量中，網民的人際信任、生活總體滿意度對都對其權威價值觀有著正面的影響。

四、結 論

篇3

【關鍵詞】 新會計準則;公允價值;價值相關性

一、研究背景

2006年2月15日財政部公布的新《企業會計準則》,除部分長期資產減值轉回和國家控制企業關聯方認定等極少數問題外,實現了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趨同。我國在考慮國情的基礎上,全面引入了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在38項具體準則中,分別有19項具體準則和12項具體準則在初始計量和后續計量中涉及到公允價值的運用,有14項具體準則在信息披露中涉及到公允價值的運用。

我國新會計準則的基本準則中提出了財務會計報告的目標:向財務報告使用者提供與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等有關的會計信息,反映企業管理層受托責任履行情況,有助于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作出經濟決策。而且對會計信息質量也提出了同時保證可靠性和相關性的要求,企業應當以實際發生的交易或者事項為依據進行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如實反映符合確認和計量要求的各項會計要素及其他相關信息,保證會計信息真實可靠、內容完整;企業提供的會計信息應當與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的經濟決策需要相關,有助于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對企業過去、現在或者未來的情況作出評價或者預測。

新會計準則中受托責任觀與決策有用觀的融合、可靠性和相關性的兼顧,為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的引入奠定了基礎,同時為公允價值的運用提供了支持,這也為研究我國企業執行新會計準則后是否提高了財務報告的價值相關性,尤其是公允價值相關信息的價值相關性提供了契機。新會計準則實施后,企業、投資者和監管部門關注的問題是公允價值的有用性究竟如何,公允價值信息是否具有價值相關性?本文擬在借鑒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這些問題進行了研究,以期為我國企業的信息使用者和監管機構提供有益的參考。

二、基于我國國情的會計信息價值相關性分析

價值相關性本身并沒有明確的定義,多數學者認為,會計信息的價值相關性就是指會計信息是否有助于信息使用者的決策。對價值相關性的研究多是基于準則制定目的的研究,判斷會計數據的有用性或潛在的有用性。價值相關性與會計信息質量特征中的“相關性”并非相同的概念。相關性是指會計信息系統提供的會計信息應該與使用者的決策相關(杜興強,2005)。兩者的共同之處在于,二者都是指會計信息與信息使用者的決策相關,但會計信息的相關性是會計信息本身的質量特征,是在會計信息提供給信息使用者之前就已經存在的特征,而會計信息的價值相關性則是基于準則制定角度對會計信息對信息使用者是否有用的判斷,是通過分析會計信息提供給信息使用者后,信息使用者的反應來確定的。具有相關性質量特征的會計信息可能從準則制定的角度看對信息使用者具有價值相關性,具有價值相關性的會計信息一定是具有相關性這一質量特征的。

會計信息立足于我國國情分析會計信息的價值相關性,就要從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目標入手,判斷會計信息是否能夠滿足我國財務報告的目標和對會計信息的質量要求。在新會計準則頒布以前,我國財務報告的目標是以受托責任觀為主的,在會計信息的相關性和可靠性兩個質量特征中也更側重可靠性。我國長期對會計信息可靠性的重視,使會計信息能夠滿足受托責任觀的要求,并具備了可靠性,但在相關性方面有所欠缺。新會計準則同時強調了決策有用觀和受托責任觀兩個目標,并全面引入公允價值這一計量屬性,注重了會計信息的相關性。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會計信息若要具備價值相關性,就需要相關、及時、可理解并且還要滿足投資者對透明度的要求。相關性是會計信息具有價值相關性的必要條件,我國投資者近年來對資本市場和企業會計信息的關注使會計信息的及時性也顯得尤為重要,但投資者的信息獲取途徑有限、信息處理能力不成熟,又要求會計信息要有充分的透明度并易于理解。唯此,信息使用者才有可能對會計信息作出正確的投資決策,會計信息對于信息使用者來說才真正的“有用”。

三、新準則頒布后公允價值價值相關性的實證檢驗

(一)國內外相關文獻綜述

國外對公允價值的價值相關性和信息含量的實證研究基本集中于1991年FAS107《金融工具公允價值的披露》公布之后,研究的主要對象是金融工具的價值相關性和信息含量,這些研究多數選取商業銀行的數據作為樣本進行實證研究。

在FAS107《金融工具公允價值的披露》頒布前,Merrill Lynch(1992)研究發現,披露公允價值可以幫助投資者識別業績較好的金融機構,這些金融機構的股價會受影響,企業管理層的行為模式也會因此發生改變。Barth(1994)選取1971年至1990年間銀行數據作為研究樣本,運用估價模型和收益模型,來判斷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信息是否具有增量的價值相關性和證券投資基于公允價值的投資收益。Barth發現,在對投資證券的賬面價值進行了控制之后,投資證券的公允價值與銀行的股價是相關的。投資證券的公允價值估計與歷史成本相比,能顯著提高對股價的解釋能力,但歷史成本卻對公允價值沒有顯著的增量解釋能力。當運用計量誤差模型后,在反映股價方面,投資證券的公允價值比歷史成本的計量誤差要小。此時,Barth研究的結論對于證券的利得和損失是不同的,而公允價值超出歷史成本對股價解釋能力的顯著程度則取決于估計等式的規定。運用計量誤差模型得出的結論能夠證實以公允價值計量的證券利得和損失的誤差是大于歷史成本的。Barth認為,在對銀行權益估價時,盡管投資證券的公允價值估計對投資者來說具有可靠性和相關性,但公允價值證券的利得和損失卻沒有顯現出可靠性和相關性。Barth對其研究結論進行了解釋,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公允價值估計誤差較小,故公允價值具有價值相關性,但是采用兩年估計的公允價值計算投資證券的公允價值利得和損失時,復合的估計誤差使公允價值損益不具有信息相關性;另一種更易被接受的解釋是投資證券的投資損益可能被其他沒有確認的資產或負債的相關損益影響所抵銷。繼Barth(1994)的研究之后,多位學者的相關研究也從其他角度對公允價值的價值相關性和信息含量進行了分析,結論以支持Barth結論的居多。

我國學者也對公允價值對會計信息價值相關性的影響進行了探索。鄧傳洲(2005)研究了1997年至2004年我國B股公司按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披露公允價值的股價反應,以及公允價值揭示對會計信息價值相關性的影響。該研究發現,公允價值信息的披露顯著增加了會計盈余的價值相關性。按照公允價值計量的投資持有利得或損失具有較弱的增量解釋能力,而投資的公允價值調整沒有顯示出價值相關性。他認為得出此結果的原因是公允價值存在著計量誤差,而投資者也能看穿這一計量誤差。張燁,胡倩(2007)以香港金融類上市公司為樣本,主要研究了香港遵循有關公允價值的準則能否增強會計數據的解釋能力。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無論是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期末價值還是公允價值變動產生的未實現收益,均對公司價格和市場收益率產生了顯著的增量解釋能力。謝榮,趙春光等(2007)以全部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利用半年報數據和第三季度數據展開研究發現,半年報中采用公允價值的會計盈余和公允價值變動損益都沒有得到投資者的認可,而三季報中采用公允價值的會計盈余和公允價值變動損益都得到了投資者的認可。他們認為可能的原因是,投資者在逐步認識到公允價值能夠提供更加有用的信息并在投資決策中加以運用,但他們并未進行進一步的檢驗。路曉燕(2008)對我國上市公司2006年年報股東權益差異調節表中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調整額相關信息的價值相關性進行了研究,得出的結論與鄧傳洲(2005)得出的結論類似,認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調整額及凈資產對股票收益缺乏增量的價值相關性。

(二)研究模型和研究樣本的選取

會計盈余數據決策相關性的研究是通過定價模型,以股票收益為被解釋變量(報酬模型)或以股價為被解釋變量(股價模型),將盈余數據同股票價格聯系起來。我國學者對公允價值信息價值相關性的研究多借鑒Ohlson(1995)的剩余收益估價模型,將其作為研究的基礎模型,因為此模型能夠將股票價格用凈資產和盈余來解釋,以檢驗通過改善計量方法是否能增強信息的決策有用性。Ohlson(1995)模型為:

Pt=BVt+αXt+βVt(1)

在模型中,Pt為公司的價值(公司的股票價格)、BVt為公司的每股賬面價值,Xt為公司當期的超額盈余,Vt為影響公司價值的其他因素。

另外,在較為典型的研究公允價值信息相關性的文獻中,如Barth(1994)和Nelson(1996),研究所使用的模型非常適用于美國上市公司,但其中涉及的變量并不適用于我國上市公司。

Barth(1994)研究中所用的價格模型和收益模型為:

MVEit=β0t+β1tBVE+β2tBINV+β3tFINV+μit (2)

Rit=β0t+β1ΔEbit+β2tRSGLit+β3tFSGLit+μit(3)

Rit=β0t+β1Ebit+β2tRSGLit+β3tFSGLit+μit(4)

其中,MVEit為普通股市值,BVEb為扣除證券投資后的普通股賬面價值,BINV為根據GAAP計算的證券投資賬面價值,FINV為賬面投資的公允價值,Eb為扣除證券持有利得(損失)的盈余,RSGL為根據GAAP計算的證券投資持有利得(損失),FSGL為證券投資持有利得(損失)的公允價值。

三個模型中證券投資的賬面價值在美國上市公司的年度報告中要求披露,但我國上市公司并無強制披露要求。同樣Nelson(1996)的研究模型中也包含了各項投資證券賬面價值與公允價值差異等變量,這些是在我國公司年度報告中難以全部獲得的信息。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擬選用Ohlson(1995)的剩余股價模型作為基礎模型,借鑒其他對公允價值信息相關性進行檢驗的相關文獻,本文選取股價模型(5)檢驗公允價值信息對公司的即期股價是否有價值相關性。

Pit=BVit+αXit+βVit(5)

其中:Pit為上市公司i在t期普通股股價,BVit為上市公司i在t期的每股賬面價值,Xit為上市公司i在t期的超額盈余,Vit為影響公司價值的其他因素。

選取收益模型(6)以檢驗公允價值信息對公司的某期收益是否有價值相關性。

Rit=EPSit+αXit+βVit(6)

其中:Rit為上市公司i在t期的回報,Xit為上市公司i在t期的超額盈余,Vit為影響公司價值的其他因素。

結合我國具體情況,兩基礎模型擴展為:

模型1 Pit=α+βBVit+γEPSit+κLNA+λYEAR+ε

(7)

其中:Pit為上市公司i在t期普通股股價,股票價格Pit采用上市公司公布年度報后,第一個交易日的經復權處理的股價(多數為當日股價),經過指數調整至5月5日的股價;BVit為上市公司i在t期的每股凈資產;ΔEPSit為上市公司i在t期的每股超額收益;LNA為上市公司的資產總規模的自然對數;YEAR為年度,2007年賦值為1,2008年賦值為2。(LNA和YEAR為控制變量,ε為隨機誤差)

模型2 Rit=α+βEPSit+γEPSit+κLNA+λYEAR+ε

(8)

其中:Rit為上市公司i在t期的回報,采用數據庫中的年回報數據,對于在年度中期上市的公司(或進行債務重組改變行業的公司),采用上市后月份至12月的每月回報計算年度回報:Rit=∏(1+Rim)-1,m=1,2……12,m為月份;EPSit為上市公司i在t期的每股收益;ΔEPSit為上市公司i在t期的每股超額收益;LNA為上市公司的資產總規模的自然對數;YEAR為年度,2007年賦值為1,2008年賦值為2。(LNA和YEAR為控制變量,ε為隨機誤差)

本文擬選取我國滬深兩市全部金融類上市公司2007年和2008年的相關數據作為樣本,因為金融類公司具有投資行為大致類似的特點,投資的同質性可以消除樣本行業差異的影響,使研究結論更為準確。另外,金融業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方式最為廣泛和普遍,并且金融企業在各行業中持有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金額和比例最大,具有典型性。相關數據取自WIND金融數據庫和銳思數據庫及上市公司的年度報告。

(三)研究樣本的描述統計

在2008年和2009年4月30日,我國上市的金融類公司2007年、2008年均為27家(以財政部會計準則執行情況分析的劃分標準為依據)(見表1)。截至2008年12月31日,我國上市的金融企業中包括14家銀行、3家保險公司、兩家信托公司和8家證券公司。

27家上市金融企業2008年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中,交易性金融資產同比略有下降,而衍生金融資產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同比增幅都超過了10%,以公允價值計量的負債中,衍生金融負債同比增長106.11%,交易性金融負債同比下跌27.66%。(見表2)

各上市金融企業持有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負債及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差別較大,由描述統計可見,各會計科目的最大值均遠遠大于各公司的平均值。在各個項目中,交易性金融資產2007年和2008年的平均持有量變化最小,而2008年金融類上市公司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平均值由2007年的5.54億元減少至-10.94億元。(見表4、表5)

(四)模型回歸結果

對基礎模型擴展后的股價模型和價格模型中的部分變量,有以公允模式計量的部分也有以賬面價值計量的部分,本文擬采用分步回歸的方法,逐步對相關的變量進行拆分,以獲得準確的回歸結果。

1.股價模型的分步回歸結果

首先,本文運用擴展后的基礎模型進行回歸,模型為:

Pit=α+βBVit+γEPSit+κLNA+λYEAR+ε(9)

(回歸結果見表9)

而后,將每股凈資產拆分為兩部分:不以公允價值計量模式進行后續計量的每股凈資產和每股以公允價值進行后續計量的凈資產。模型如下:

Pit=α+βNBVit+δFVit+γEPSit+κLNA+λYEAR+ε

(10)

其中NBVit為上市公司i在t期不以公允價值計量模式進行后續計量的每股凈資產;FVit為上市公司i在t期每股以公允價值進行后續計量的凈資產。(回歸結果見表10)

最后,在將每股凈資產拆分的基礎上,對超額每股收益進行拆分。將超額每股收益拆分為由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帶來的超額每股收益(2007年為新準則實施的第一年,全部公允價值變動損益都為非預期的損益,2008年非預期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為2008年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與2007年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之差)和由其他原因產生的超額每股收益。模型如下:

Pit=α+βNBVit+δFVit+γFEPSit+νNFEPSit+κLNA

+λYEAR+ε(11)

其中ΔFEPSit為上市公司i在t期公允價值損益帶來的超額每股收益,ΔNFEPSit為上市公司i在t期不含公允價值損益的超額每股收益。(回歸結果見表11)

2.收益模型的分步回歸結果

首先,本文運用擴展后的基礎模型進行回歸,模型為:

Rit=α+βEPSit+γEPSit+κLNA+λYEAR+ε(12)

(回歸結果見表12)

其次,將每股收益拆分為三部分:不包括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每股收益和包括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每股收益,并將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所有者權益的部分,納入研究范圍。

Rit=α+βBEPSit+δFVPSit+ζAFSPSit+γEPSit

+κLNA+λYEAR+ε(13)

其中,BEPSit為上市公司i在t期不包括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每股收益;FVPSit為上市公司i在t期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每股收益;AFSPSit為上市公司i在t期每股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所有者權益的部分。(回歸結果見表13)

最后,在將每股收益進行拆分的基礎上,對超額每股收益進行拆分,將超額每股收益拆分為由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帶來的超額每股收益(2007年為新準則實施的第一年,全部公允價值變動損益都為非預期的損益,2008年非預期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為2008年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與2007年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之差)和由其他原因產生的超額每股收益,模型為:

Rit=α+βBEPSit+δFVPSit+ζAFSPSit+γFEPSit

+νNFEPSit+κLNA+λYEAR+ε(14)

其中,ΔFEPSit為上市公司i在t期公允價值損益帶來的超額每股收益;ΔNFEPSit為上市公司i在t期不含公允價值損益的超額每股收益。(回歸結果見表14)

(五)回歸結果分析與結論

由表9至11可以看出,在股價模型中,擴展后基礎模型的擬合優度較高,調整后R2為73.8%,年度、資產總額自然對數和每股凈資產(每股凈資產系數顯著為正)的回歸系數顯著,超額每股收益的系數不顯著。在將每股凈資產變量進行拆分后,回歸模型的擬合優度更高,調整后R2為77.4%,年度、資產總額自然對數、每股不以公允價值計量模式進行后續計量的凈資產和每股以公允價值進行后續計量的凈資產變量的回歸系數顯著,其中由每股凈資產拆分的兩個變量系數顯著為正,超額每股收益的系數不顯著。在進一步將超額每股收益進行拆分,調整后R2達到78%,年度、資產總額自然對數、每股不以公允價值計量模式進行后續計量的凈資產和每股以公允價值進行后續計量的凈資產變量的系數顯著,但由非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帶來的超額每股收益和由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產生的超額每股收益兩變量的系數不顯著。年度、資產總額自然對數、每股不以公允價值計量模式進行后續計量的凈資產和每股以公允價值進行后續計量的凈資產對股價具有顯著的解釋能力,系數符號與前一模型相同,每股不以公允價值計量模式進行后續計量的凈資產和每股以公允價值進行后續計量的凈資產對于股價來說都具有價值相關性。

由表12、表13和表14可以看出,在收益模型中,擴展后的基礎模型調整后R2為68.1%,擬合優度較好,年度、資產總額自然對數和超額每股收益變量的系數均顯著,超額每股收益的系數顯著為正,而每股收益變量的系數不顯著。拆分每股收益后,調整后R2為65.4%,系數顯著的變量為年度、資產總額自然對數和超額每股收益(超額每股收益的系數顯著為正),每股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和每股計入所有者權益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的系數不顯著。拆分超額每股收益,進行模型的調整后R2為64.7%,系數顯著的變量為年度、資產總額自然對數和由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產生的超額每股收益(由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產生的超額每股收益系數顯著為正),每股非公允價值變動損益、每股公允價值變動損益、每股計入所有者權益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和由非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帶來的超額每股收益系數不顯著。可見,年度、資產總額自然對數和由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產生的超額每股收益,這幾個變量對年度回報率有顯著的解釋能力,而其他變量的解釋能力較弱。在與公允價值信息相關的變量中,由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產生的超額每股收益對年度回報率有顯著的解釋能力,系數顯著為正,具有價值相關性。

四、本文結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本文實證研究部分對價格模型和收益模型的分步回歸結果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上市公司與公允價值相關的信息具有一定的價值相關性。新會計準則對公允價值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財務報告信息的信息含量。但從回歸結果中也不難看出,并非所有與公允價值相關的變量都具有價值相關性,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相關信息本身不具有價值相關性,也有可能是由回歸模型和所選樣本本身的局限造成的。相信在未來,當我國企業運用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更為熟練,運用時間也較長后,相關的研究會更進一步對本文的結論進行擴充。

我國的資本市場與美國等資本市場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相比,起步較晚,還處于初級階段。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機制和財務體系并不非常完備,而且投資者也不夠成熟。新會計準則的頒布和公允價值這一計量屬性的引入,對于我國的企業和投資者來說都是一個挑戰。可喜的是,從2007年和2008年的情況來看(根據2007年和2008年財政部的《我國上市公司執行企業會計準則情況分析報告》),我國上市公司運用新會計準則的情況總體較好,大多數上市公司也能合規應用公允價值,公允價值信息的價值相關性也得到了驗證,但也有若干問題需要上市公司或相關監管機構注意。

第一,上市公司取得公允價值的途徑多是通過活躍市場報價獲得的,經濟危機到來時,金融工具的活躍市場報價難以取得,上市公司對金融工具的估值能力就顯得不足,相關部門應提供給上市公司詳細的估值辦法指南,便于上市公司參照操作。

第二,我國上市公司會計人員的整體水平仍有待提高。會計工作的功能現今已從簿記轉向管理職能,信息使用者對會計信息的需求也不再是凈利潤、凈資產等幾個數字,會計人員的專業素質顯得更為重要。上市公司需要引進熟悉會計準則并能靈活運用會計準則的高素質人才。另外,相關部門應該繼續加強對上市公司會計人員的培訓。

第三,有部分上市公司在年度報告中,直接援引會計準則中列示的規范公允價值信息披露的原文,并未根據自身情況制定適合公司本身的公允價值確認、計量、列報規定和金融資產減值判定方法,相關信息的披露也沒有一致的格式或算法,使得在經濟危機中金融資產大幅減值的少數上市公司在年報中分散披露重要信息或避免披露金融工具的取得價格,從而誤導信息使用者。這些問題仍有待相關部門出臺管理辦法,保護信息使用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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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 中和文化管理

一、管理與文化

管理與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美國管理大師彼?德魯克曾這樣論述，“管理是一種社會職能，隱藏在價值、習俗、信念的傳統里，以及政府的政治制度中，管理是――而且應該是――受文化制約……管理也是‘文化’。它不是無價值觀的科學。”任何一種管理理論和技術都是建構在一定社會文化的基礎之上的。換句話說，任何一種管理制度或體系要起作用的話，必須要有與其相適應的文化載體。

現代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許多基本哲理都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至深的淵源和高度的暗合，當然也有很多顯而易見的差異。如果我們在吸收西方先進管理理念、技術的過程中，沒有考慮到承載該理論與技術的社會文化與本民族文化之間的共性與差異，那么這些管理理念或管理技術在實踐運用中，其效能就會大打折扣。因此，從文化的視角去審視現代管理理念與技術尤為必要。

中華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尚中貴和”的中和思想。本文主旨在于探討儒家文化中的中和思想與現代管理之間的關系。

二、中和思想的文化內涵

要理解“尚中貴和”的中和思想，首先要理解“中”與“和”的含義。從“中”字起源上，通常認為:“中之一字，本義為射之命中”。也就是說，中是人們對射箭“中”的認識派生，應為狩獵經濟見長的部族觀念，它是夷殷所形成。因而，理學家程頤在為“中”下定義時，就作出“不偏之謂中”的解釋，反映了“中”即“正”的含義。而“正”有“不偏”之意，即不左不右，不上不下，恰到好處，無過而無不及。

“尚中”作為一種原則是孔子提出來的。在孔子看來，“過，猶不及”，凡事叩其兩端而中便是正道。《禮記?中庸》將“中”概括為處理萬事萬物的根本:“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通觀儒家文化，“中”一般有中禮（或中道）、時中和適中之意。其中，中禮反映了循道的思想，主張遵循合理的制度和規律，講的是“中”的標準或尺度；時中是“行權”的表現，即具體問題要具體對待，強調要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要隨時變通以合于中。至于適中，強調的是“執兩”、“用中”，即不偏執、不走極端，它是“中”在行為層面上的具體體現。

在某種意義上，“中”是手段，“和”是目的，也是衡量“中”的最終標準。“和”的內涵主要是指和諧，它包含自然界內部、人與自然、人與己、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環境之間的和諧。“循道”思想是“中禮”的外在表現，這里的“道”就是“和諧”之道。在中華文化中，貴和的思想由來已久。早在西周末年，周太史伯就得出了“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著名論斷。春秋末年，齊國的晏嬰也表示對“和”的重視。到孔子那里，對“和”的重視更變成了一種重要的原則：“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大小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自孔子之后，中國的思想家幾乎都重視“和”的思想傳統。

事實上，“和諧”是事物存在的本質。在宇宙生命的流變中，任何現象即存在，都是一個生命的過程；每一生命的過程，都是由無秩序均衡結構的狀態，到秩序均衡結構狀態的完成與解散，而重新建設新均衡結構之過程。一切存在都有“求生的意志”，“總要求繼續存在，總不愿意死，……既然存在即生命過程，這一生命過程無論如何長久，終歸是要死的、要結束的，因此所謂的“存在”，就是某一現象或某一事物相對保持一定的質、自產生到突變所持續占據的時間和空間，也即事物相對同一、和諧的發展狀態或過程。換言之，只有和諧，萬物才能生存；和諧的缺失，必然會導致事物的滅亡。因此，和諧是存在之道，維持和諧，也就是維持事物的存在。

三、中和思想與現代管理

1.中和思想與目標管理

目標管理是組織的決策層根據上級的要求和本組織的具體情況，在廣泛聽取組織成員意見的基礎上，制定出整個組織的總體目標，然后逐級展開并落實到崗，變成每一個成員的個人目標和實施措施，形成一個全組織、全過程、多層次的目標管理體系，以達到激發和動員組織全體成員參與目標并為目標實現而奮斗的目的。

顯而易見，目標管理深刻地體現出了中和思想的要義。有效的目標管理，在制定目標的過程中，必須要“執兩”、“用中”。“執兩”就是要準確認識到目標之于組織外部與組織內部、組織整體與成員個體、上級與下級的價值的差異，“用中”就是要均衡“兩端”的矛盾、兼顧各方面的利益。

而有效的目標管理，其實施的過程則需要“行權”。目標規定了總的方向，以及具體實施的步驟與方法。然而，組織環境是不斷變化的，這就要求我們要能夠有權變的意識與膽略。

而“和諧”則是衡量有效性的標準，更是目標制定的原則。所謂的“和諧”原則，就是要促使組織外部與組織內部、組織整體與成員個體、上級與下級均衡、有序地、可持續的發展。矛盾兩端的失衡，必然會導致組織的動蕩與混亂。因此，現代目標管理深刻地體現出了中和思想的內在要求。

2.中和思想與人力資源管理

人力資源是指一定時間、一定空間地域內的具有正常智力，能夠從事生產活動的體力或腦力勞動者，它與物質資源、信息資源共同構成組織的三大資源。然而，人是有差異的，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思想素質、文化素質、生理心理素質與經驗上。正是這些差異，造成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勞動能力。而不同的崗位對人的勞動能力要求也是有差異的，因此讓有用的人到合適的崗位上，讓每一個崗位有一個合適的人，是人力資源管理的基本原則。在人才招聘、任用與激勵的過程中，這一原則無不貫徹其中。而這一原則即人職匹配原則。人職匹配原則是中和思想的內在要求。

在人力資源管理中，“和諧”就是要使個體所具備的能力與崗位所需要的能力保持一種平衡。如果個體的能力不能滿足崗位需求的話，那么就是“不及”，可能就會影響到工作的完成；而如果個體的能力大大地超過崗位需求的話，那么這就是“過”。這樣的話，一會造成人才浪費，二會影響人才的積極性，造成工作效率的降低。因此，人才的選拔與配置必須要做到崗位與人的匹配，做到無過無不及。“過”與“不及”是矛盾的兩端，我們必須要“執兩”而“用中”，以達到“無過無不及”。

人才的任用一方面要遵循人職匹配原則；另一方面，要做到“和”而不同。管理的實質就是使各種管理要素和諧有序。在組織管理中，和諧的員工關系意味著企業有一種在各個方面都能夠真誠合作的氣氛，而這種合作表現出來的信念和力量，共同作用于企業的最高目標，是使企業具備最大活力的源泉。除此之外，和諧的員工關系也有助于滿足員工對人際關系的需要、相互尊重的需要，并有助于增強組織的凝聚力和組織的承諾度，從而極大程度地提高組織的創造力和競爭力，從而使得組織獲得持續的、穩定的和健康的發展。因此，和諧的員工關系是組織致力于達成的目標之一。但是，“和”并非等于“同”。正如，孔子所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和”與“同”異，不同的東西和諧地配合叫做和，和的方面有所不同；相同的東西相加或與人混合叫做同，同的各方面之間完全相同。人才的任用，是將不同的人和諧的搭配，以產生最大的效能。

人員激勵是整個人力資源管理的重心，其實就是如何用好人才的問題。人的差異性，決定了激勵差異性原則的重要性。按照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人有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愛與歸屬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實現的需要。人在不同的階段，有著不同的優勢需要。不同的人，其優勢需要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激勵的首要原則就是對不同的崗位、不同的職務，要制定有不同的激勵政策；對不同的人，要實施不同的激勵手段。這一思想既體現出了中和思想“行權”的主張，也體現了中和思想“執兩”、“用中”的內涵。“行權”對于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激勵手段；“執兩”就是要根據個體的需要，把握住激勵“過”與“不及”的兩端；“用中”即是激勵手段符合個體的需要。“過度”的激勵是資源的浪費;“不及”的激勵達不到最大的效能。

3.中和思想與信息管理

信息貫穿于管理活動中的全過程。決策、計劃、組織、控制和協調都離不開信息。準確性、及時性、經濟性是信息管理的基本要求。

準確性是信息的生命。只有準確的信息才能保證分析和判斷的正確性。經濟性就是要考慮信息處理與效益的問題。獲取信息需要成本，應該在確保管理者決策需要的前提之下，用最少的錢，獲取最大的信息價值。為了保證信息的準確性和經濟性，必須要遵循“執兩”、“用中”的原則。“執兩”是一種全局的、系統的視野，就是要尋求到矛盾的兩端:過與不及。過量的信息是“過”，其搜集的過程必然會損傷經濟性原則，既耗時又耗力。過少的信息是“不及”，無法達到準確性的要求。因此，“用中”是解決信息管理準確性與經濟性問題的根本手段。

及時性就是要迅速把握環境的動態變化，迅速地校正或調整管理策略或手段。組織環境瞬息萬變，因此管理策略和手段必須要及時更新。如果環境變了，而管理策略和手段不能及時更新，就會滯后并阻礙組織的發展。因此，及時把握信息的動態變化，是確保管理持久有效運作的根本。事實上，尊重環境的變化，根據環境變化作出策略和手段上的調整，這是“行權”的基本要義。

篇5

關鍵詞：師范生；職業價值觀；自我同一性

作者簡介：仝音（1985-），女，河南安陽人，河南師范大學教育與教師發展學院碩士研究生。（河南 新鄉 453007）

基金項目：本文系河南省社科聯調研課題“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現狀分析及對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導意義研究”（項目編號：SKL-2012-79）的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G6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0079（2013）04-0207-03

“自我同一性”（Ego Identity）是由艾里克森（E.H.Erikson）提出的重要概念。自我同一性本質上是指人格發展的連續性、成熟性和統合感，是個體在特定環境中尋求內在一致性和連續性的自我整合，也是個體探尋“我是誰”、“我將來的發展方向”以及“我如何適應社會”等問題的堅定并且連貫的意識。大量研究表明，自我同一性的建立是大學生人格發展的中心主題，同一性的形成對于青少年成長的重要意義已經得到了廣泛的認可。

對于大學生而言，他們必須獨立去面對許多新的抉擇，這些抉擇仍然圍繞著“自己想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包括職業的選擇、異性朋友的選擇、生活方式的選擇等等，而職業發展是個體同一性形成過程中所面臨的一個核心挑戰。作為新時代背景下的大學生，更渴望實現自身價值，在職場中有所作為。但與此同時，社會就業現狀呈現出矛盾傾向：一方面畢業生人數迅猛增加，人才供給充足。另一方面絕大多數大學畢業生以發達地區和省會城市為主要求職意向，而這些地區吸收人才的能力是有限的，致使出現大學生就業難現象。本文就大學生就業過程中職業選擇的影響因素、大學生的職業價值觀是否受到其自我同一性的影響、自我同一性是否對其職業價值觀有預測作用等問題進行了研究。

一、研究方法

1.研究對象

本研究從河南師范大學選取樣本，發放問卷260份，回收問卷254份，其中有效問卷252份。被試采取分層取樣的方法隨機抽取，其中大一學生44人，大二學生69人，大三學生88人，大四學生51人；男生127人，女生125人。所有被試均身體健康，智力正常。

2.研究工具

（1）大學生職業價值觀測量。采用西南師范大學于海波的自編問卷《高師生職業選擇問卷》，該問卷經由小樣本測試修定，前測和全國范圍的正式施測，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指標。[1]

（2）職業自我同一性測量。采用加藤厚1983年編制，經張日昇教授1989年修訂的自我同一性測試量表。該量表共計12個測查項目，測查項目由現在的自我投入、過去的危機、將來自我投入的愿望三個量表尺度組成。該量表是測查職業自我同一性的常用量表，具有良好的內容效度、結構效度和效標效度。[2]

（3）數據處理。回收問卷后剔除無效數據，將有效數據全部輸入計算機，采用SPSS12.0統計軟件對數據處理分析。

二、結果分析

1.師范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的總體狀況

從表1可以看出，師范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由六個因素組成，其中在威望維度上的得分最高，而物質生活維度上的得分最低。六個維度得分從高到低排序依次為：威望、人際關系、自我發展、家族、貢獻、物質生活，其中人際關系維度和自我發展維度得分相同，并列第二。

依據研究假設，不同年級的學生職業價值觀應存在差異，本研究結果也部分證實了這種假設。通過方差分析可知，在人際關系維度和威望維度方面存在顯著的年級差異，進一步事后檢驗顯示，在人際關系維度上大一和大四、大二和大四學生職業價值觀存在顯著差異，相伴概率分別為.049和.016，小于顯著性水平；在威望維度上大一和大四、大二和大四學生職業價值觀存在顯著差異，相伴概率分別為.003和.016，小于顯著性水平（見表2）。但是其他維度上不存在顯著的年級差異，并且所有維度上都不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

2.師范大學生自我同一性的總體狀況

測試結果顯示，師范大學生在過去的危機、現在的自我投入和將來的自我投入愿望三個維度上得分依次逐漸增加，其中將來的自我投入愿望維度得分最高，過去的危機維度得分最低。

依據研究假設，不同年級的學生在自我同一性上應存在差異，本研究結果也部分證實了這種假設。通過方差分析可知，在將來的自我投入愿望維度上存在著顯著的年級差異，進一步的事后檢驗顯示，在將來的自我投入愿望維度上，大一和大三、大二和大三、大一和大四、大二和大四學生之間存在顯著差異，這充分說明在自我同一性上存在顯著的年級差異。

3.職業價值觀與自我同一性的相關分析

對職業價值觀的六個維度與自我同一性的三個維度相關分析的結果發現，自我同一性的過去危機維度與職業價值觀的六個維度均呈顯著正相關，自我同一性的現在的自我投入維度與職業價值觀的威望維度和物質生活維度呈顯著正相關，自我同一性的將來的自我投入愿望維度與職業價值觀的人際關系維度、貢獻維度和自我發展維度呈顯著負相關。

以自我同一性的三個維度為自變量，以職業價值觀的六個維度為因變量，分別進行多元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自我同一性過去的危機維度對職業價值觀六個維度的因素均有顯著的預測作用，自我同一性現在的投入維度對職業價值觀的威望維度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自我同一性將來的投入愿望對職業價值觀的人際關系維度、貢獻維度和自我發展維度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

三、討論

1.師范學校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的基本特點

根據研究結果，師范生的職業價值觀由六個因素構成，分別是：人際關系、貢獻、自我發展、物質生活、威望和家族，這與以往有關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的研究結果一致。[3]說明師范大學生作為全國大學生群體的一部分，與大多數大學生相比具有基本相同的職業價值觀。但同時，也應看到師范大學生的職業價值觀也有其自身特點。

首先，師范大學生職業價值觀各因素的受重視程度與以其他地區大學生群體為被試的研究結果不一致。本研究結果顯示師范大學生職業價值觀六個維度得分排序依次為：威望、人際關系、自我發展、家族、貢獻、物質生活，其中人際關系維度和自我發展維度得分相同，并列第二；而張國兵等人以武漢地區大學生為被試做的研究顯示大學生職業價值觀六個維度得分排序依次為：自我發展、人際關系、貢獻、物質生活、威望、家族；[4]同時，李強等人以天津、山西等地大學生為被試的研究則顯示大學生職業價值觀在價值維度上得分排序依次為：外在報酬、內在價值、外在價值。[5]筆者認為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主要在于兩個研究被試取樣的差異，本研究的被試全部為河南師范大學學生，而河南師范大學生源多數是省內生源，河南歷史悠久、文化積淀深厚，思想較保守，因此社會地位、人際關系等因素在人們心目中地位較高；而武漢相對開放，氛圍相對寬松，因此人們自我意識相對較強，在職業價值觀上自我發展更受重視。

其次，本研究結果只表明職業價值觀的人際關系維度和威望維度存在顯著的年級差異，其他維度上不存在顯著的年級差異。而這與以往國內學者研究非師范類大學生職業價值觀得出的結論不同，[6，7]但與一些學者研究師范類大學生職業價值觀得出的結論相同。[8]這驗證了最初所做的假設，充分反映出師范生職業價值觀獨有的特點。這樣的結果一方面說明師范生的精神需要強于物質需要，反映了師范生積極向上的精神面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師范教育內容和目的的特殊性對學生職業價值觀的影響。

此外，師范院校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的這種特點也與師范院校的管理特點有關。與普通高等院校相較而言，師范院校的管理更加嚴格。嚴格的管理一方面保證了高等教育質量，保證了學生的學習質量，但另一方面也束縛了學生的交往，限制了學生與社會的接觸。另外，師范大學生職業價值觀不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在師范院校中，女生占絕大部分。依據心理學中的同化理論，一個群體中占少數部分的個體受占多數的個體的影響，進而被同化，使自己原有的特性變得不明顯，而更多的顯示出與多數個體相似的特點。這一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釋師范院校中男生與女生職業價值觀沒有顯著差別的現象。

2.師范大學生自我同一性的基本特點

研究結果顯示，師范大學生對自己的將來投入了更多的關注，更多地考慮自己要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將來能從事什么職業，而較少去考慮現在的投入和過去的危機。這說明當今大學生由于在不連續的文化中成長，面對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和日益嚴峻的社會競爭，在通往成年期的發展道路上，他們自然會產生現實性焦慮，會感到無所適從。同時，因為缺乏社會經驗和生活經驗、缺乏科學和系統的生涯發展教育，多數大學生盡管渴望成長、渴望成熟，對未來充滿了憧憬，但他們卻沒有在現實中付諸行動。

另外，本研究結果還發現在將來的自我投入愿望維度上低年級學生（大一、大二）與高年級學生（大三、大四）存在顯著差異，這與近期其他學者的研究一致。[9]之所以在過去的危機維度上不存在顯著的年級差異，或許也與師范院校的教學和管理特點有關，師范類學生均缺少社會實踐經歷，因此高年級學生與低年級學生間不存在顯著的差異；而在現在的投入上也不存在顯著的年級差異，可能是由于本研究施測時間是下半學年，低年級學生已經經歷了剛入學后對大學的生活充滿信心，并且想努力付出的過程，他們逐漸發現大學的生活和以前的生活很不相同，因此對現在生活的控制感下降，而控制感是人積極生活的一個重要因素，所以對現在的投入降低了。而高年級學生又面臨著找工作的危機，由于就業難等問題，大學生會認為自己再怎么付出努力也沒法改變現狀，所以對現在的投入也比較低。

3.自我同一性發展與職業價值觀的關系

根據研究結果，自我同一性的過去危機維度與職業價值觀的六個維度均呈顯著正相關，這充分說明了過去生活經歷對個體的影響，過去的生活經歷影響著個體現在的職業價值觀的形成，這也提醒了教育者要加強對大學生的生活、生涯指導，幫助大學生解決成長過程中的問題，促進其健康成長。另外，自我同一性的現在的自我投入維度與職業價值觀的威望維度呈顯著正相關，說明大學生現在付出的努力更傾向于將來能夠在工作中得到回報，滿足自己的愿望。而自我同一性的將來的自我投入愿望維度與職業價值觀人際關系維度、貢獻維度和自我發展維度呈顯著負相關，與人際關系維度呈負相關可能是因為大學生在大學這個小社會中并沒有完全適應或是沒有學會一定的社交技巧，因此有回避的想法；與自我發展維度呈負相關可能是因為目前部分大學生還沒有形成終身學習的意識；而與貢獻維度呈負相關則是提醒教育工作者要加強大學生的思想建設、道德建設、職業操守教育等，從而提高大學生的思想道德素質，真正為國家培養出社會主義建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

通過回歸分析，還得出自我同一性各維度對職業價值觀各維度有一定的預測作用。通過表6可以看出，自我同一性各維度對職業價值觀各維度幾乎都有預測作用，即從個體自我同一性發展狀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預測個體的職業價值觀，這與其他學者的研究結果也是一致的。[10]

四、結論

自我同一性的過去危機維度與職業價值觀的六個維度均呈顯著正相關，自我同一性的現在的自我投入維度與職業價值觀威望維度和物質生活維度呈顯著正相關，自我同一性的將來的自我投入愿望維度與職業價值觀人際關系維度、貢獻維度和自我發展維度均呈顯著負相關。

自我同一性的過去的危機維度對職業價值觀各維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正向預測作用；自我同一性現在的自我投入維度只對職業價值觀的威望維度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能夠解釋9.6%；自我同一性將來的自我投入愿望維度對職業價值觀的人際關系維度、自我發展維度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分別能夠解釋15.4%、9.6%。

參考文獻：

[1]于海波.高師生職業價值觀研究[D].重慶：西南師范大學，2001：19-24.

[2]李亞真，葉一舵，潘賢權.大學生生涯成熟狀況及與自我同一性關系研究[J].心理學，2008，31（2）：447-450.

[3]洪芳，吳諒.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的比較研究[J].浙江理工大學學報，2007，24（6）：719-722.

[4]張國兵，王國芳，彭豪祥.當前我國大學生職業價值觀及職業選擇傾向的調查研究[J].教育研究與實驗，2008，（4）：66-69.

[5]李強，魏倩，姜琨.金融危機后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的演變及教育對策研究[J].教育與職業，2002，（6）：96-97.

[6]凌文輇，方利洛，白利剛.我國大學生的職業價值觀研究[J].心理學報，1999，（3）：342-348.

[7]龔惠香.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的調查與分析[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95，（4）：67-73.

[8]賴建權，胡學華.四川省師范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研究[J].內江師范學院學報，25（2）：69-72.

[9]徐娜.大學生自我同一性發展研究[D].長春：東北師范大學，2008.

篇6

[關鍵詞 并購 價值創造 EVA

〔中圖分類號〕F275；F27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7326（2007）09-0091-04

一、引言

Jensen和Ruback（1983）具有開創性的研究引發了“并購能否創造價值”的討論。他們對13起并購重組事件進行了總結，

認為目標公司股東在公司并購中獲得了巨大收益（20%-30%）。[1] 他們的結論引起了經濟學家的廣泛爭論。目標公司從重組中獲得的收益是來自協同效應還是僅僅來自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損失？于是一派支持“價值創造說”，另一派支持“價值轉移論”。隨后不少學者運用各種不同的數據來檢驗“價值創造說”和“價值轉移論”孰是孰非。從基本的研究成果來看，多數金融經濟學家的研究支持“價值創造說”。

盡管并購是否創造價值的爭論仍在繼續，但不可否認確實有一些并購創造了價值。并購是否創造價值可以從是否提高了企業的EVA來判斷。但更重要的是并購從哪些方面提升了企業的價值？通過對EVA指標的進一步分解和比較，有助于更清楚地認識并購。

二、文獻回顧

自Jensen和Ruback之后，大多數學者使用事件研究法來探討并購是否創造了價值。而當“價值管理”這一概念逐漸取代傳統的預決算成為財務管理甚至整個企業管理中一種先進的管理方式后，經濟增加值（EVA）開始被廣泛應用。最近幾年，我國學者已開始采用EVA來研究中國上市公司的并購行為。比如，張新（2003）結合事件研究法和會計研究法，對1993-2002年的1216個并購事件是否創造價值進行了全面的分析，得出并購重組為目標公司股東創造了價值而對收購公司卻產生了負面影響，并提出我國經濟的轉軌加新興市場的特征為并購提供了通過協同效應創造價值的潛力。[2] 舒強興和郭海芳（2003）研究了2000年發生并購的上市公司前后一年的EVA與當年EVA的差別，發現并購當年比并購前1年EVA增加的公司只占28.95%（38家中的11家）；并購后1年比并購前1年EVA有所提高的公司也只占39.47%。他們還發現能提高EVA的并購發生在從事房地產開發與經營、投資業務以及高科技行業的公司。[3] 劉亮（2005）以EVA回報率（等于投資回報率-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率）來考察上市公司并購行為中創造的價值。他所選取的樣本為1998年發生過并購的上市公司，其研究結果表明，發生過并購的上市公司并購前三年（1995-1997年）的EVA回報率明顯低于沒有發生并購的上市公司，直到并購當年（1998年）才有所上升，但仍低于沒有發生并購的上市公司。[4]

僅僅知道EVA并不夠，于是一些學者對EVA進行了分解，以便進一步判斷EVA的來源。張小寧（2004）將企業的EVA經濟增加值分解為五個不同關注層面：一是企業自身生產經營管理創造的EVA，記為營業EVA；二是企業對外投資創造的 EVA，記為投資EVA；三是企業融資行為創造的EVA，即通過融資杠桿降低了資金成本而創造的EVA，記為融資EVA；四是企業避稅行為產生的 EVA，即把企業全部利潤（不包括投資收益）按 33%計算所得稅與企業實際繳納的所得稅兩者間的差額，記為避稅 EVA；五是企業營業外收入和其他收入創造的EVA記為營業外EVA。[5]

張小寧的分解指標使我們能從不同方面審視并購的價值來源。

三、研究方法、數據來源和樣本選擇

1. 研究方法。

按張小寧（2004）的研究成果將企業的EVA經濟增加值分解為五個不同關注層面：

（1）營業EVA：企業自身生產經營管理創造的EVA，計算公式為：營業EVA=（營業利潤+財務費用）×67%+壞帳準備+存貨準備+長短期投資/委托貸款準備-（固定資產+流動資產+無形資產）×6%；①

（2）投資EVA：企業對外投資創造的 EVA，計算公式為：投資EVA=投資收益-（長期投資+短期投資）×6%；

（3）融資EVA：企業融資行為創造的EVA，即通過融資杠桿降低了資金成本而創造的EVA，計算公式為：融資EVA=（固定資產+流動資產+無形資產+長期投資+短期投資）×6%-WACC×總投資；

（4）避稅 EVA：企業避稅行為產生的 EVA，即把企業全部利潤（不包括投資收益）按 33%計算所得稅與企業實際繳納的所得稅兩者間的差額，計算公式為：避稅 EVA=（營業利潤+財務費用-投資收益）×33%-所得稅

其中，當（營業利潤+財務費用-投資收益）

（5）營業外EVA：企業營業外收入和其他收入創造的 EVA，計算公式為：營業外EVA=（營業外收入+補貼收入-營業外支出）×67%。

將樣本各年的EVA按正負分成兩組，并分別計算出這五個分解的EVA。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方法檢驗兩組樣本的各分解指標（或分解指標差值）的差異，差異顯著的指標反映了并購中的價值來源。

2. 數據來源。

研究所用數據主要來源于：

（1）《中國證券報》2000年4月14日-2000年12月29日陸續公布的《一季度重組事項總覽》、《二季度重組事項總覽》、《三季度重組事項總覽》、《四季度重組事項總覽》。

（2）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會計與金融研究中心和深圳市國泰安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聯合研制的CSMAR數據庫。

（3）Stern-Stewart公司中國網站（.cn）。

（4）天相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EVA直接取自Stern-stewart的計算結果。

在計算EVA過程中WACC的計算如下：

債務資本=短期借款+一年內到期長期借款+長期借款+應付債券

股本資本=股東權益合計+少數股東權益

EVA計算的資本= 債務資本+股本資本+壞帳準備+存貨跌價準備+長短期投資/委托貸款減值準備+固定資產/無形資產減值準備+累計稅后營業外支出-累計稅后營業外收入-累計稅后補貼收入-累計稅后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在建工程準備-在建工程②

WACC=債務資本成本率×(債務資本/總市值)×(1-稅率)+權益資本成本率×(權益資本市值/總市值)

其中，債務資本成本率采用5年期銀行貸款基準利率。債務資本以帳面價值計算，股權資本市值以個股總數與年末流通股收盤價相乘得到。

股本資本成本率=無風險收益率+ BETA系數×市場風險溢價

其中無風險利率采用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我國的市場風險溢價采用6%。BETA系數來自天相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3. 樣本選擇。

本文以2000年發生過并購的上市公司為樣本。之所以選擇這一年是出于兩個考慮：一是筆者曾用事件研究法研究過1999-2000年發生并購的上市公司，使用2000年的樣本可以對基于超常收益和基于EVA的方法作一個比較；二是Stern-Stewart公司僅提供了2000-2002年的國內上市公司EVA數據，以2000年的公司為樣本可以研究并購當年、并購后兩年的情況。研究樣本首先建立在之前所研究過的89家主并公司和69家目標公司上，然后利用CSMAR數據庫收集用于計算EVA的財務數據，在收集數據的過程中發現一些公司數據不全，將其剔除后剩下75家主并公司和57家目標公司。

四、實證結果

1. 主并公司EVA與分解EVA指標。

以主并公司EVA和分解的EVA指標進行檢驗的結果表明，分解指標在EVA增加的主并公司樣本和EVA減少的主并公司樣本中的差異并不顯著，僅有2002年的營業EVA和避稅EVA在兩個樣本呈現出顯著差異（表1）。這說明并購后第二年EVA增加的主并公司和EVA減少的主并公司，其價值驅動或毀損的主要原因在于營業EVA和避稅EVA的不同。

注：（1）這里僅列出了方差是否相等的Levene’s檢驗結果以及所對應的均值是否相等的T檢驗結果。即檢驗方差相等時sig.值>0.1取等方差假設下的均值檢驗結果；檢驗方差相等時sig.值

（2）僅列出T檢驗結果顯著的指標。

（3）各年度的驅動指標檢驗分別基于該年度的EVA正負分組。

以EVA與分解指標的差值來進行同樣檢驗的結果表明，并購第一年比并購當年創造了更多的EVA的主并公司，其價值主要來源于融資EVA和避稅EVA的增加（表2）。其他年份分解指標的差值都未能反映出兩個樣本EVA的差異。

2. 目標公司EVA與分解EVA指標。

以目標公司EVA和分解的EVA指標進行檢驗的結果表明，分解指標在EVA增加的目標公司樣本和EVA減少的目標公司樣本中的差異無一顯著，這說明分解指標不能反映出兩個樣本EVA的差異。

以EVA與分解指標的差值來進行同樣檢驗的結果表明，并購第二年比并購第一年創造了更多的EVA的目標公司，其價值主要來源于營業EVA的增加（表3）。其他年份分解指標的差值都未能反映出兩個樣本EVA的差異。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以2000年發生并購的75家主并公司和57家目標公司為樣本進行研究后發現，提高營業EVA是并購后主并公司和目標公司提升價值的共同來源，而主并公司還能通過避稅來進一步提升價值。

由于對上市公司的監管是以傳統的會計指標為基礎的，因此不可避免一些上市公司通過并購重組達到提升這些指標的目的。如果這些指標是與價值創造正相關的，那么即使是上市公司通過并購提升這些指標也是無可厚非的，而且還應該鼓勵。但是，從以往的并購實踐來看，很多的上市公司通過并購重組提升的僅僅是這些監管指標，卻沒有創造真實的價值。

為了能有效監管上市公司的并購行為，建議相關政府機構在審批并購行為時加入相關的價值分解指標，要求上市公司提供并購能創造價值的分解指標的預計情況，從這些分解指標的預計變化來判斷并購是否能為股東創造價值，以避免盲目、無效率、毀損價值的并購行為。

[參考文獻]

[1]Jensen, M.C., and Ruback, R.S.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3，（11）.

[2]張新.并購重組是否創造價值？――中國證券市場的理論與實證研究[J]. 經濟研究，2003，（6）.

[3]舒強興，郭海芳. 中國上市公司并購價值創造的實證研究[J]. 財經理論與實踐，2003，（5）.

篇7

致家長的一封信

親愛的家長朋友們：

××小學在尚雅共美辦學理念引領下，遵循學生發展規律，喚醒學生發展潛能，促進學生全面而個性發展。響應教育部2021年教育改革發展新藍圖中明確提出的，抓好落實中小學生“作業、睡眠、手機、讀物、體質”五項管理的號召，進一步建立健全學校、家庭、社會協同育人機制，完善措施，形成合力，促進“五項管理”落地生根，成為促進學生健康成長的重要引擎。

一、作業管理篇

為了推進素質教育的深入實施，促進學生全面、健康而有個性地發展，進一步貫徹落實上級教育行政部門關于“減負”工作的指示精神，學校從作業入手，嚴格要求：

1.嚴格依照課標教學。嚴格執行國家課程方案和課程標準，開足開齊規定課程，努力提高教學質量，促進學生全面發展。

2.嚴控書面作業總量。小學一二年級不布置書面家庭作業，其他年級每天書面作業平均不超過60分鐘，科學合理布置作業。保證學生書面作業基本在學校完成，其余部分居家自主完成，教師不得布置重復性和懲罰性作業，不得給家長布置作業或讓家長代為評改作業。

3.堅決控制考試次數。小學一二年級每學期學校可組織1次統一考試，其他年級每學期不超過2次統一考試。不得在小學組織選拔性或與升學掛鉤的統一考試。

4.統籌作業布置。學校以年級為單位，對于每天的作業進行統籌安排，并建立審查制度，對于超量、無效的作業布置，要求重新布置。

特向家長倡議如下：

1.同孩子一起制定學習計劃，培養學習自覺性。

2.培養孩子按時做作業的習慣，良好的習慣往往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逐漸培養孩子獨立做作業的能力，對于低年級的小學生，父母可以多花些時間進行指導，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時間要縮短。

4.鼓勵孩子自己檢查作業，查出錯后，讓孩子說出錯在哪里，為什么會出錯，這樣可使孩子記憶深刻，以免下次再犯。

5.孩子遇到難題時，家長指導要注意分寸，可以采取分步法，即家長先給予提示，讓孩子思考如何做，當孩子弄懂后，再出些類似的題目讓其鞏固。

6.創造良好的家庭學習氛圍，一個學習型的家長必定能培養出愛學習的子女。

7.不要憑自己的感覺隨意給孩子布置作業，加重孩子學習負擔，不要根據自己的愛好給孩子大量報興趣班，占用孩子休息時間，增加孩子身體和心理負擔。

二、睡眠管理篇

睡眠時長占據了我們漫長一生的近三分之一，一般來說小學生的睡眠時長為10個小時，這樣才能保證孩子的身體健康，才能有充沛的精力去學習。因此，家長應該重視起孩子的睡眠健康，讓孩子有一個良好健康的睡眠環境。特向家長倡議如下：

1.鼓勵孩子進行午休。上午孩子們進行了緊張的學習，會比較困乏，家長要鼓勵孩子進行午休，時間不宜過長，建議半小時內，這樣才能有充足的精力投入到下午的學習，保證學習質量。

2.讓孩子安靜下來，減少孩子的睡前興奮。建議家長要培養孩子良好的睡前習慣，睡前半小時就開始為睡眠做準備，或者讓孩子靜靜的看書，或者是讓孩子聽一些舒緩的音樂，這樣可以讓孩子的情緒處于一種較為平靜的狀態。

3.給孩子設定好固定的睡眠時間。固定的睡眠時間可以幫孩子養成準時上床、按時入睡的好習慣，小學生就寢時間一般不晚于21：30。

4.合理規劃作業時間。孩子在家完成作業時，因特殊情況不能在就寢時間完成的，可以停止做作業，由家長向任課老師說明情況，延時完成，一定要保證孩子的睡眠時間。

5.父母以身作則。父母的言行和習慣都會影響孩子，想讓孩子按時睡覺，父母也要做到按時睡覺。同時，建議家長要給孩子選擇舒適的內衣，選擇用排汗、透氣材料制成的床品。

三、手機管理篇

隨著手機的日益普及，學生使用手機對學校管理和學生發展帶來諸多不利影響。為保護學生視力，讓學生在學校專心學習，防止沉迷網絡和游戲，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發展，鑒于此，我校再次對小學生手機管理作出明確規定，學生原則上不能將個人手機帶入校園，確有將手機帶入校園需求的，需經學生家長同意、書面提出申請，進校后應將手機交由學校統一保管，禁止帶入課堂。為把相關要求落到實處，學校特向您提出如下倡議：

1.加強監督管理。家長對孩子使用手機情況要承擔起監督的職責，希望廣大家長能夠行動起來，監督孩子使用手機情況。同時加強與學校及班主任、科任教師的溝通與聯系，及時掌握學生在校學習生活狀況。建議不要為孩子配備手機。

2.加強溝通引導。家長要營造良好的家庭氛圍，關注孩子心理健康，防止孩子因為情感缺失等原因而沉迷于網絡和手機游戲。在對孩子的手機管理問題上，應以教育引導為主，“疏堵”結合。多與孩子陪伴，要積極培養孩子其他健康的興趣愛好，防止在手機管理過程中出現“打、罵、摔”等粗暴行為。

3.培養課外興趣。家長可以注重培養學生的課外特長，如球類運動、樂器、書法等；節假日可以讓孩子鍛煉身體或參加公益活動。通過豐富的課外活動可以預防孩子沉迷于手機，也可以幫助孩子獲得成就感，促進孩子健康發展。

4.形成榜樣引領。家長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家長要以身作則，言傳身教，科學合理使用手機，盡量不在孩子面前玩手機，切忌自身沉溺于手機和網絡，給孩子樹立一個良好的榜樣。

5.家長要切實履行家庭教育職責。安排好孩子放學后和節假日生活，指導孩子合理作息，引導學生文明上網、綠色上網，及時發現、制止和矯正孩子網絡游戲沉迷和不當行為。

四、讀物管理篇

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它不僅記載著人類的成長歷程，還傳承著人類的文明和智慧。讀書可以使我們開闊視野，充實思想，增加底蘊，陶冶情操，我校一直重視書香文化的打造，提倡學生多讀書、讀好書。對于進校園的課外讀物，必須符合：主題鮮明、內容積極、可讀性強等基本標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在校園內銷售課外讀物，嚴格禁止強制或變相強制學生購買課外讀物。為了將讀書落到實處，特向家長倡議如下：

1.多帶孩子去書店、圖書館走走，以學校推薦書目為重點，為孩子購買一些適合的、正版的、積極向上的書籍。

2.

鼓勵孩子認真閱讀，養成習慣，做一個熱愛讀書的孩子。

3.每天擠出一定時間，和孩子一起讀書，分享讀書成果，營造家庭讀書氛圍，為孩子終生愛讀書打下基礎。

4.給孩子準備一本讀書記錄本，記錄讀書過程中的點點滴滴，做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腦到”，讓孩子從讀本中汲取營養，提高孩子的閱讀和寫作能力。

5.教育孩子愛護圖書，不隨意損壞圖書。鼓勵孩子積極參加學校舉行的各項讀書活動。

五、體質管理篇

體育鍛煉是孩子成長中必不可少的，體育鍛煉可以磨練學生的意志品質，培養學生良好的習慣。學校非常重視學生體質健康狀況，在1--2年級每周開設4節體育與健康課程，其他年級每周3課時，同時要求，其他學科不以任何理由擠占體育與健康課程和學生校園體育活動。學校通過上午、下午的大課間，保證學生每天1小時的體育活動時間。因此建議家長要督促學生積極參加體育鍛煉，配合學校做好以下工作。

1.督促子女積極參加體育鍛煉，做到每天鍛煉一小時，增強自身的體質和疾病的抵抗力，擁有健康的體魄是學習的根本保證。

2.叮囑子女在鍛煉與訓練時要注意運動安全，運動前要檢查自己身體的健康情況，并要做好準備活動，以免造成運動損傷。

3.告誡子女在體育鍛煉活動中既要克服困難，更要量力而行，加強自身安全保護。如子女確因身體原因，不能參加體育運動，請家長及時告知學校和相關科任老師，以免影響正常的上課和體育鍛煉，影響學生的身體健康。

4.關注子女動態的身體狀況，發現疾病要及時診治，并及時報告學校。特別是有既往病史或現在身體有病的，要特別注意，父母要向子女說明是否能夠參加高強度的體育鍛煉，以防止意外事故的發生。

5.發現子女患嚴重疾病要及時診治，如果子女患先天性疾病或嚴重疾病已不適合參加體育鍛煉的，務必要叮囑子女不可參加體育鍛煉，同時必須向學校提出申請免予參加相關體育課和免予參加《國家學生體質健康標準》測試，以免影響子女的畢業和升學。

6.請家長做好家校聯系，保持通訊工具暢通，如學生有緊急傷病學校會通知家長，并將學生緊急送醫。電話若有變更，請隨時告知學校。

尊敬的各位家長，孩子是祖國的未來和希望，也承擔著家庭的未來和希望，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雅行學子是我們共同的目標，也是我們不懈的追求！落實“五項管理”工作，離不開家庭和社會各界的密切協作，您的認同、配合和參與是對我們工作的最大支持，請您一如既往地關心、支持學校的工作，謝謝！

篇8

建筑工程建設中，價值工程的應用具有利于節約投資、提高效益，利于保證工程質量并實現成本最小化，利于推動科技進步等作用，而如何在建筑項目管理中應用價值工程方法則是需要我們共同探討的問題，下面，筆者將指出具體的實行措施。

1.1價值工程在建筑項目管理中的應用原則

首先，要以建設者的建設思想作為重要前提，施工企業在整個建設過程中要始終貫徹建設單位的思想要求，不管是最初的工程投標階段還是最終的驗收階段；其次，要努力達到功能和成本的雙贏目的，將建設單位的要求放在首位，將使用者的具體和潛在要求考慮在內，用最少的成本設計出令人滿意的成果；再者，要充分利用資源，把握資源優勢，唯有實現信息資源、環境資源和企業投入這三方面資源的優化整合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達到最終目標；最后，要考慮到經濟效益，致力于降低成本，同時也要保證工程質量，將整體與部分的價值觀念融入進去，達到短期和長遠的目標。價值工程在建筑項目管理中的應用需要監管施工的整個過程，工程投標、簽訂工程項目、承包合同、施工準備、施工以及驗收都包含在內。在建筑項目管理中，要將價值工程不斷推廣應用，將其作為控制工程項目的質量、成本和功能等和提高工程效益效率的有效手段。

1.2價值工程應用在方案選擇階段

施工方案選擇是指以工程項目結構特點以及施工部位為依據，擬定若干個可采用的施工方案，最后辨證選擇最佳項目施工方案。通常，要以包括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分析方法為主，以價值工程方法為手段，對項目功能進行綜合分析，以分析結果為依據選擇方案。其中，定性分析指的是分析、評價和論證項目工程的工期、費用和技術等方面的因素；定量分析指的是對項目的成本、費用和效益等相關方面通過價值工程的方法和技術來分析和比較，而定量分析在應用價值工程的方案選擇過程中最為關鍵，一般情況下，施工方案的選擇都會優先考慮到定量分析結果。

1.3價值工程應用在項目施工階段

建筑工程的施工環節是最重要的階段，對項目的管理工作也尤為重要，不僅關系到項目工程的施工質量也會影響到其收益，那么將價值工程應用到建筑項目管理中可以得到建筑功能、建筑成本和建筑效益的最優整合。而對施工過程進行管理主要是為了在滿足用戶所需的必要功能的基礎上將項目成本最少化。通常，在確定方案后，要達到投入少、效益高的目的，就要對現有的資源進行合理優化配置。那么在施工階段應用價值工程則主要包含選擇施工隊伍、選擇施工方案、選擇轉場方式等，且這些方案的選擇必須慎重以求最優。

1.4價值工程應用在驗收階段

施工建筑項目在驗收階段應用價值工程最主要的是通過花最少的費用達到全面了解和正確把握需要驗收的工程質量是否達到設計要求或者其達到的水準高低的目的。價值系數越高，那么說明建設管理團隊花費最少且得到的工程質量信息越全面，也就是說，對工程的認識越準確、了解越透徹，那么工程的開展效果就越好。所以，在項目驗收階段應用價值工程能夠提高工作效益，在一定程度上節約成本投入。需要注意的是，工作人員在驗收過程中要盡量爭取一次性驗收成功，以用戶利益為基準，做好驗收工作，保持企業信譽和形象。

2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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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價值觀、合理性、人本主義

中圖分類號：S6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設計總是對現實和現有產品的一種超越，這種超越是面向未來的一種超越，而未來是未曾有過、未曾經歷過的、理想型的東西[1]。設計合理的生活環境，需以合理的價值觀為前提。所以，設計師的價值觀對于社會的合理性建設是一個關鍵因素，是社會價值觀定位和合理性發展的創造與傳播載體，對于社會生活的合理性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

一．日本設計師的價值觀

日本傳統價值觀是日本民族與其生存的社會文化環境互動過程中逐漸沉淀成的日本民族文化心態的內核。置身于中國文明影響之中，孤懸于大洋之上的島國環境，使得日本的價值觀有著獨特的印記[2]。同時，崇尚自然，強調人與自然融合，人與社會和諧，對外來文明的尊崇、趨同心態意識，以及禪宗的“物哀”、“空寂”、“閑寂”構成了日本價值體系的核心結構并支配著日本民族的行為[3]。 從而形成“自然主義”、“人本主義”與“拿來主義”的價值觀。

設計一個合理的生活環境，需以合理的價值觀為前提。合理的價值觀包括包容性、分析和理解、價值的評判能力與批判能力，以揭示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日本自古就對外來文化有著極大的包容性和吸收性，對外來的文化觀念進行細致的研究、學習、分析、評定和批判，從而去其糟粕、取其精華或選擇符合本國國情的價值、文化精髓加以發展與推廣，以提升本國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除此以外，在社會核心價值觀的輻蓋下，不同的人根據自身的家庭背景、成長經歷以及教育程度等形成了個人的價值觀。

二．價值觀對合理性影響

日本是一個崇尚自然，師法自然，融于自然的國度，在生活各方面都積極體現人與自然的密不可分。日本的任何設計都從人們生活環境、便利、質量出發，且全社會都為之努力奮斗[4]，即“人本主義”。 日本文化這種追求介于出世與入世間的精神境界，致使日本不論做何都會按既定標準，縮龍成寸到極致。使其對生活的細微末節都進行人性化設計。他們不僅是進行產品的創作，同時也是價值觀和生活觀的傳遞。

日本“人本主義”理念在旅行中有著充分展示。火車車廂間的門是觸摸式：門上有簡易“手掌”式樣標識，路過的人輕碰“手掌”，門就自動打開；而在洗手間的門則是無須人手觸碰的自動感應。日本其他公共場所的門基本上也都是使用自動裝置。醫院廁所的門自動開合，出租車的門也是。日本酒店、旅館和公共衛生間都采用自動潔廁沖洗方式，有些甚至還配有自動除臭、加熱功能，冬天坐墊會自動加熱。不會出現前者踩踏和未沖馬桶，后者接續的惡性循環。

除此之外，在房屋建設計和裝修上，日本設計師同樣有其對傳統價值觀突出的認識。日式房屋一般采用純木式構架，這與其崇拜自然、師法自然的價值觀念相關。日本某節目曾講述祖孫三代居住在半停業菜市場中，房屋空間狹小、臺階密布、終日不見陽光、陰暗潮濕。后請來日本一級建筑師進行針對性的免費設計和零利潤裝修。在日本人眼中房屋自然光線射入范圍決定著房屋居住質量，所以建筑師將陽光充足的引入屋內居室。此外在“人本主義”方面，建筑師設計還關注到年邁者行動不便，地板全部采用無錯落的平面接縫處理；一樓潮濕和老者身體狀況，地板下鋪用發熱墊，即使是冬天也不擔心受寒著涼；方便老人在夜晚行走，用點點地燈制作指引性路標。不僅如此，建筑師了解老者曾經營甜品生意且保有大量年輕時和服后，將甜品作為設計元素融入到房屋裝飾布置中，還把和服置于其特別設計衣櫥內，和服花紋通過衣櫥玻璃顯現而出，猶如一幅幅美麗的浮世繪，使人在舒適生活之余，回憶過去歲月時有著甜甜感懷。

三.對中國的啟迪

日本價值觀由學習崇尚自然的“自然主義”、尊重人的需求的“人本主義”與吸收借鑒外來精髓的“拿來主義”組織而成。我國強調以人為本是社會主義價值觀基本內核。在價值觀取向上中日存在著許多類似點。日本崇尚自然、師法自然的理念深刻影響著其行為方式，促使日本人善于觀察事物細節且做工精細到極致。設計產品常得到國外人驚嘆，不僅是做工精巧，更是因設計師的著眼點細致入微、觀察到一般人不曾關注的方面。

中日一衣帶水，有許多共通的文化和觀念。中國民生用品需求量尤為龐大，而國內生產的用品不是傳遞給消費者合理的價值觀，而且被動適應消費者已然形成的定式價值觀，不論合理與否。隨著市場經濟蓬勃發展，國民文化素養與消費意識也不斷地提升。國內簡單、乏味設計產品已不能滿足國民不斷增長物質文化需求，由此促使國外代購狂潮出現。在此情形下，中國設計師想要掌握國內市場，就需要調整設計想法。不妨學習日本設計師，將本國核心價值觀與自身合理價值觀融合，以價值觀為設計基礎，著眼細節，將情感注入產品中，使產品反映個人價值觀，進而創造一個合理的社會環境，以致將合理的價值觀給予消費大眾。

參考文獻

[1] 李硯祖. 造物之美――產品設計的藝術與文化[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2] 焦潤明. 試論日本傳統價值觀[J]. 遼寧大學學報，1989，100（6）.

篇10

關鍵詞：影視文化；大學生；價值觀；積極影響；社會影視

作為當前最有影響力的文化產業，已經滲透到年輕大學生們的日常生活中，成為他們主要的文化消費。無論是鮮活靈動的視覺畫面，還是背后映射的主題內容，影視文化都深深地吸引著大學生們關注的目光。由于影視所呈現的文化特殊性，大學生們在消費這類文化產品時，不僅只是獲得一種娛樂形式，而是會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形式影響著大學生的價值觀。一部優秀的影視文化作品在為大學生帶來視覺盛宴的同時，也能對大學生形成積極健康的價值觀產生積極的影響。

一、影視文化激發大學生的家國情懷

“家和萬事興，治國先齊家”，這句話是很多人都懂的道理。2016年12月12日，在會見第一屆全國文明家庭代表時說：“無論時代如何變化，無論經濟社會如何發展，對一個社會來說，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會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就是以家庭、家教、家風的形式，一代代傳承下來，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影視文化對家國情懷的詮釋，則是通過塑造和重現千千萬萬的普通家庭，從小家到大家，從大家到國家，以鮮活的人物和豐滿的故事為影像表達內容，弘揚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焦裕祿》、《孔繁森》、《潘作良》、《任長霞》、《毛豐美》等影片通過重現普通基層干部的軌跡，再現了他們的家國情懷，他們不僅是國家精神的縮影，也是民族精神的象征。《闖關東》、《大宅門》、《戈壁母親》、《紅色》、《大染坊》、《神醫喜來樂》、《喬家大院》、《木府風云》、《父母愛情》等優秀電視劇作品，通過塑造一個個鮮活的主人公形象和展現他們家族的時代變遷，從另一個層面詮釋了家和國的緊密關聯，宣揚了不屈不撓的愛國情懷和民族精神，通過普通百姓的喜怒哀樂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雖然隨著信息時代的發展，社會價值觀日益多元化，但我國有特殊國情，從來不曾缺少弘揚主旋律，體現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的優秀影視作品。這些優秀影視作品中所蘊含的文化意境，能夠激勵大學生的家國情懷，認同我們的主流價值觀。

二、影視文化提升大學生的審美素養

影視作為一種特殊形態的文化消費品，不僅僅只歸屬于大眾娛樂范疇，更應該承擔起大學生的審美教育功能。優秀的影視文化作品能夠使人們感受到真、善、美，引起人們思想、感情、理想發生深刻的變化，有助于年輕一代的大學生樹立起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尤其是在現在的信息化時代，影視藝術作為一種大眾文化，其滲透力、包容性和覆蓋面是其他教育或娛樂形式所無可比擬的。影視藝術可以通過塑造觀眾認可的英雄或偶像形象，通過劇中人物傳遞正確的主流文化，在不知不覺中使大學生受到感染，心靈得到凈化，從而達到提升審美素養的功能。例如根據《紅樓夢》、《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圍城》、《四世同堂》、《紅高粱》、《京華煙云》、《平凡的世界》等大量文學作品改編的影視劇，不僅通過影像傳遞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而且極大地影響了影視作品的思想性、文學性和藝術性，賦予文學作品強大的表現力。很多影視紀錄片也起到同樣類似的功能，如《話說長江》、《故宮》、《美麗中國》、《神農架》、《最美》、《園林》等紀錄片通過展現壯觀的自然風光和人文奇觀，不僅使觀眾獲得最大的審美，而且讓欣賞者從內心升騰起自豪感和責任感，這種愛國主義情感的升華也是重要的人文素養提高途徑。而一部《舌尖上的中國》則不僅通過食物展現給我們中國人生活儀式、家庭倫理等方面的文化，了解中華飲食文化的精致和源遠流長，更是通過食物背后的故事帶給我們故鄉情結、人際關系、生存狀態甚至是價值觀方面的思考，這樣的一部紀錄片所帶來的價值觀思考不遜色于任何一本教科書。因此，對于當代大學生而言，精良的畫面、高科技的特效，這些優質影視作品所傳遞出來的傳統文化和先進思想，是影響他們審美素養的提升的重要社會環境因素。

三、影視文化培養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

文化對人的影響，一般是潛移默化的，并不是有形和強制的。影視作品作為反映時代的多棱鏡，能夠折射不同時代的社會文化現象，展現出人類社會生活的全息影像，因此，優秀的影視作品總是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對于大學生而言，影視為他們開啟了一扇了解外界的窗口，為他們展現出了一幅幅生動、鮮明的社會生活畫面。當他們真正能夠理解優秀影視作品中獨特的藝術魅力，也就能夠從影視文化中汲取正能量，思考影視文化所傳達的深刻思想內涵。無論是社會生活的變化、時代觀念的更迭還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嬗變，影視文化通過獨特的視聽覺表現形式，引起他們巨大的思想沖擊，無形之中培養了他們的社會責任感，使其樹立正確的道德觀念。《城南舊事》、《青春之歌》、《亮劍》、《潛伏》、《漂亮的事》、《北平無戰事》、《偽裝者》等優秀的影視作品反映了國家利益、民族命運、時代變革的敘事主題，從民眾的社會生活以小見大地觀察到時代風云的變幻，承載著時代精神和時代情緒。我們當代的大學生在觀影后，能夠思考或者討論當他們面對這樣的國家利益、民族命運、時代變遷時，該如何做出自己的選擇，如何發揮自己的社會價值，這就是培養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的最好佐證。目前我國現階段，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自由、平等、公正、法制是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這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高度凝練和集中表達。正確地認識影視文化對大學生價值觀的影響，通過影視文化的人文和藝術滲透，充分發揮優秀影視文化對大學生價值觀的導向作用，對于引導學生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王秀彥,闞和慶.當代社會思潮對大學生價值觀的影響與對策[J].中國高等教育,2016,(6):13-15.

[2]劉新業.新媒體環境下的影視傳播變革[J].沈陽大學學報,2011,(6):8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