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類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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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 宏觀調控　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宏觀調控是指國家依據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為了實現一定的經濟發展目標和戰略任務，運用各種手段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方向、規模、速度和比例進行調節，以正確處理各方面的利益關系。

宏觀調控目標：保持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基本平衡；保持國民經濟的適度增長率；合理調整產業結構；保持物價總水平的基本穩定；實現勞動力的充分就業；公平的收入分配；國際收支平衡。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的經濟手段，通過各自的傳導機制及政策工具來調節社會供需平衡，進而影響經濟運行。

一、 財政政策

1.財政政策的涵義。財政政策是政府針對一定時期的經濟目標，依據特定的財政理論，為指導財政工作和調節財政關系，所制定的基本準則和措施。財政政策和其他經濟政策相比，其主要特征：較強的法治性、相對的穩定性、關聯的系統性。財政政策工具：國家預算、稅收、國家公債、財政補貼、綜合財政信貸計劃等。

2.財政政策的主要種類及其應用。根據財政政策對社會總需求的不同影響，可以將財政政策分為擴張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財政政策。擴張性財政政策就是通過減少收入、擴大支出來增加總需求。采用的政策措施是：降低稅率擴大投資規模、增加財政補貼、實行赤字預算和發行公債等。緊縮性財政政策是通過增加財政收入、減少財政支出來壓縮總需求。采取的政策措施是：提高效率、降低固定資產折舊率、縮小投資規模、減少財政補貼、實行盈余預算等。

二、 貨幣政策

1.貨幣政策的涵義。貨幣政策是指國家通過金融系統調節貨幣的供應量和需求量，實現宏觀經濟目標所采取的控制、調節和穩定貨幣的措施的總和。貨幣政策工具：法定存款準備金、中央銀行貸款、再貼現利率、公開市場操作、中央銀行外匯操作、貸款限額、中央銀行存貸款利率等。

2.貨幣政策的主要類型及應用。貨幣政策可分為擴張性貨幣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在不同的時期，政府應采用不同的貨幣政策。在總需求不足、失業率上升、經濟增長乏力甚至出現經濟衰退時，中央銀行應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即放松銀根、擴大貨幣供應量，以刺激有效需求的增長。可供選擇的政策手段主要有增加貨幣發行量、降低法定準備金率、降低貼現率、在公開市場上購進政府債券等。其中任何一項措施都會產生擴大貨幣供應量的擴張效應，多種手段的聯合運用則效果更為顯著。當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經濟增長過熱，形成通貨膨脹的壓力時，中央銀行應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即縮緊銀根、減少貨幣供應量，以抑制總需求的膨脹勢頭。相應的政策手段主要有提高法定準備金率、提高貼現率、在公開市場上拋售政府債券。此外，中央銀行還可以采取道義上的勸告、控制分期付款和抵押貸款的條件等手段。這些政策措施的運用都會產生緊縮性貨幣供應量的緊縮效應，多種政策措施的聯合運用會對總需求的膨脹勢頭產生強有力的抑制作用。

三、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分別有著特定的調節領域和作用機制，基本功能也各有側重，它們對社會供需平衡的作用點調節力度存在著差別。如果強調用一種政策代替另一種政策，簡單強化一種政策而忽視另一種政策；或者是主張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各行其是，就會失去政策間的互補作用，難以發揮協調、制約的整體功能，甚至于出現碰撞與摩擦，彼此抵消力量，減弱宏觀調控的效應。面對不斷發展變化的宏觀經濟形勢，客觀地決定了只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密切配合，才能更好地實現宏觀控制的目標。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二者調節領域的側重點不同。財政政策的調節領域主要在國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過程，它對社會供需總量和結構的調節，是通過對國民收入分配的調節而傳導出去的。貨幣政策的調節對象主要是貨幣流通領域，它通過貨幣供應量的增減變動而促使社會供需總量保持平衡。第二，二者調節作用的機制不同。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稅種的設置、稅基的確定、稅率的高低、預算分配、財政補貼等工具，明確國家、地方、企業、個人之間的分配關系。貨幣政策主要是通過信貸、利率、匯率等工具對社會生產要素進行合理配置，銀行對貨幣資金的集中與使用，主要是在資金盈余部門和資金短缺部門之間通過有償方式進行的余缺調劑，保證社會資金在有效運用的前提下提高效益。第三，二者的作用力度不同。在經濟總量調節上貨幣政策比財政政策的作用更直接一些，但在經濟結構上，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的作用更明顯一些。

四、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應用

按照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松（擴張性）、緊（緊縮性）類型其在宏觀調控中的應用有四種組合形式，各有不同的配合效應：

1.松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搭配，即“雙松”政策，其配合的結果能夠比較迅速地激發社會總需求的增加。在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能力和資源未得到充分開發利用的情況下，利用這種配合政策，可以刺激經濟增長、擴大就業，但它往往帶來經濟增長過熱和通貨膨脹。

2.緊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搭配，即“雙緊”政策。這種政策的組合效應，會有效地制止需求增長過猛和通貨膨脹，抑制經濟增長過熱勢頭，但可能帶來經濟的滑坡，失業增加。

篇2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運用也就是膨脹性、緊縮性和中性三種類型政策的不同組合。現在我們從松緊搭配出發來分析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不同組合效應。

(一)松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即“雙松”政策

松的財政政策是指通過減少稅收和擴大政府支出規模來增加社會的總需求。松的貨幣政策是指通過降低法定準備金率、降低利息率而擴大信貸支出的規模，增加貨幣的供給。顯然，“雙松”政策的結果，必然使社會的總需求擴大。在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能力和生產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況下，利用這種政策配合，可以刺激經濟的增長，擴大就業，但卻會帶來通貨膨脹的風險。

(二)緊的財政政策與緊的貨幣政策，即“雙緊”政策

緊的財政政策是指通過增加稅收、削減政府支出規模等，來限制消費與投資，抑制社會的總需求;緊的貨幣政策是指通過提高法定準備率、提高利率來壓縮支出的規模，減少貨幣的供給。這種政策組合可以有效地制止需求膨脹與通貨膨脹，但可能會帶來經濟停滯的后果。

(三)緊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

緊的財政政策可以抑制社會總需求，防止經濟過旺和制止通貨膨脹;松的貨幣政策在于保持經濟的適度增長。因此，這種政策組合的效應就是在控制通貨膨脹的同時，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長。但貨幣政策過松，也難以制止通貨膨脹。

(四)松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

松的財政政策在于刺激需求，對克服經濟蕭條較為有效;緊的貨幣政策可以避免過高的通貨膨脹率。因此，這種政策組合的效應是在保持經濟適度增長的同時盡可能地避免通貨膨脹。但長期運用這種政策組合，會積累起大量的財政赤字。

從以上幾種政策組合可以看到，所謂松與緊，實際上是財政與信貸在資金供應上的松與緊，也就是銀根的松與緊。凡是使銀根松動的措施，如減稅、增加財政支出、降低準備金宰與利息率、擴大信貸支出等，都屬于“松”的政策措施;凡是抽緊銀根的措施，如增稅、減少財政支出、提高準備金率與利息率、壓縮信貸支出等，都屬于“緊”的政策措施。至于到底采取哪一種松緊搭配政策，則取決于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及其所要達到的政策目標。一般說,如果社會總需求明顯小于總供給，就應采取松的政策措施，以擴大社會的總需求;而如果社會總需求明顯大于總供給，就應采取緊的政策措施，以抑制社會總需求的增長。

到這里，我們的分析主要還是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調節效應放在對社會總需求的影響上，實際上，不管是松的政策措施還是緊的政策措施，在調節需求的同時也在調節供給。同樣的道理，在社會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況下，既可用緊的政策措施來抑制需求的增長，也可用松的政策措施來促進供給的增長。因此緊的政策措施和松的政策措施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補充的。如果從結構方面看，問題就更清楚。在總需求與總供給基本平衡的情況下，也會有一些部門的產品供大于求，另一些部門的產品供小于求;在總需求與總供給不平衡的情況下，同樣也會出現有的部門的產品供大于求，有的部門的產品供小于求。這樣單純地采取緊的或松的政策調節，都不可能使部門之間保持平衡。因此，還要從結構失衡的具體情況出發，采取或緊或松的政策措施加以調節。由此可見，當我們運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來實現宏觀經濟的調控目標時，不能只看到需求的一面，還要兼顧供給的一面。當然也要看到，采取緊的政策措施在壓縮需求方面可以迅速奏效，而采取松的政策措施在增加供給方面往往要經歷一個過程才能見效。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與配合

【摘 要】作為國家調控宏觀經濟的重要工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得好壞直接影響經濟運行。不同的經濟形勢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相應的搭配模式。一般在不同時期中央政府會對既定的政策模式下的政策手段、政策側重點給予調整，即縱向協調;在某一時期的政策配合模式下，政府不僅要調整政策本身，也要注重政策配合系統的整體優化，即橫向協調。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一、文獻回顧

在調節范圍、調節手段、調節的側重點以及作用機理等方面的不同決定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必須緊密結合，揚長補短(賈中慧，2009)。我國加入WTO后，加大了與世界市場的關聯度和互動性，不僅要防患外部經濟的沖擊，也要重視本國經濟政策對國際社會的影響;隨著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的進一步深化改革，這將促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更好地協調配合，但是會暫時出現的脫節現象，這就需要加強兩大政策的配合(賈康，2009)。在兩大政策配合模式的選擇上，大多數研究都贊同“財政政策調結構、貨幣政策控總量”的觀點，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選擇相應的政策組合方式，即對“雙緊”、“雙松”、“松緊”和“中性”四種模式的選擇(任碧云，2009)。畢海霞(2006)分析了過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的基本軌跡，發現兩大政策在配合日臻完善的同時，缺乏更深層級的配合，包括調節分工不明確、配合效果不明顯等。影響政策配合效果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技術因素和非技術因素兩方面，前者是指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手段和工具緊密聯系的因素，后者主要指政策實施的宏微觀環境和政策執行能力等。技術因素由于其對政策配合效果影響的直接性而更為重要(任碧云，2009)。對于兩大政策自身的完善，要側重兩大政策的手段和工具的運用(王國林，2004)，同時注重政策配合環境的建設，主要是相關財政和金融制度的建設，健全貨幣市場，從而提高政策實施主體和執行主體的執行能力(賈康，2009)。

在文獻梳理過程中，筆者發現在研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模式上，只是簡單地描述IS-LM模型，并沒有突出“協調”，而且單純地從目標與現實的不合，理論性地評價政策配合的效果。筆者認為這種評價方法缺乏科學性，并沒有真正發現兩大政策的不協調之處，因此政策建議也缺乏針對性。在一定的經濟時期，要優化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最為關鍵的問題是通過某種更有說服力的方法尋找兩者之間配合的不足以及影響政策配合的不利因素。本文首先對協調和配合進行重新界定，并嘗試將協調分為縱向與橫向兩個方面，通過1997年和2008年兩次金融危機的縱向對比，探討兩次危機時的政策配合的差異，并分析2008年應對金融危機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試圖尋找現實中兩大政策的配合與協調。

二、政策協調――以兩次金融危機為例

1.概念的界定

在《辭?！分?，配合是指通過各方面分工合作來完成共同的任務，協調不僅需要配合，而且需要配合得當。二者的最本質區別在于，前者并不能反映分工合作的效果，而后者包括前者，它既可以指事物間關系的理想狀態，也可以指實現這種理想狀態的過程，強調“理想”。那么政策協調就是指，在既定政策配合下，針對分工合作中出現的與任務目標相悖的問題進行政策手段的調整，以達到政策配合的最優化。因此，我們研究的重點應該是如何協調，而不是配合。本文將協調分類為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前者是指不同時期相似經濟環境中，相同的政策配合框架下政策目標、政策有無調整;后者則指在某一的經濟環境下，由于經濟形勢的“左”(與政策調控方向相反)變化或者政策效果與目標相悖時，既定的政策配合模式下會出現某些政策手段的調整。

2.縱向協調――兩次經濟危機

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和本次金融危機是近年來兩次主要的世界性金融危機，其根源是相同的，過度金融創新而忽視了安全性，國內經濟泡沫破滅。盡管二者在影響力度等方面有所差異，然而都暴露了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造成的消極影響廣泛，主要表現為出口貿易大幅下降、利用外資情勢惡化、內需不足、經濟增長放緩。

1998年，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我國采取了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偏松)的配合模式。積極的財政政策包括增發長期建設國債，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增加財政支出，主要是購買支出和轉移性支出;鼓勵投資消費，刺激出口的稅收政策;調整收入分配政策等。穩健的貨幣政策涉及存貸款利率、準備金利率的調整，以擴大社會總需求。再看2008年，政策配合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方面，增加財政支出，稅制改革等。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有多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加強窗口指導和政策引導，著力優化信貸結構。

與前次金融風暴不同的是，面臨本次經濟危機，在財政政策方面，我國政府要求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將支出重點傾斜于民生建設、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以及中小企業;稅制不再是小修小補的改良，而是變動了增值稅這一主體稅種，即真正意義上的稅制改革?？偟膩碚f，財政政策特別著力于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保障民生，促進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貨幣政策方面，由于2008年經濟危機影響更大，下調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的頻率和力度都明顯增加，為了吸引投資，優化投資結構，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重點工程建設、中小企業、“三農”、災后重建、助學、就業等的信貸支持，加大對技術改造、兼并重組、過剩產能轉移、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的信貸支持，優化信貸結構。這不再是只關注貨幣政策調節總量的一個轉變，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調節經濟結構。

通過對比，我們得出兩個結論：第一，雖然1997年金融風暴后實施的經濟政策，其目標也是擴大內需、優化結構、刺激消費、投資和出口，但是政策配合中，刺激居民消費的財稅力度不大，且消費人群更關注城市居民民，盡管在增加政府支出也包括對低收入人群消費的轉移性支出，但是政府支出的重點仍然是基礎設施建設，相對忽略了鄉村居民的消費培養;雖然政府已經意識到了拉動經濟增長三大馬車的結構不協調問題，但是政策仍然缺乏向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傾斜。事實也證明，前一次經濟危機暴露的問題，接下來的這一場經濟危機中依然存在。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有效需求不足、中小企業應對風險的能力較低等。因此，1997年金融風暴后政策配合模式選擇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在手段、調節對象等方面需要改進。第二，2008年經濟危機中的經濟政策不僅刺激投資，更關注內需的擴大，不僅要出口數據上升，更重要的是出口產品競爭力的提升，如利用出口退稅政策限制“三低一高”產品的出口;不再將收入分配的重點置于城鎮居民，對低收入者和農民給予充分關注。這種政策配合模式中手段和側重點的轉變和調整表明我國進行了政策配合中的縱向協調――不同時期相似經濟形勢下的政策協調，以期更好地解決經濟問題。

3.橫向協調――2008年經濟危機

如上所說，2008年經濟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是深刻的。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失業增加;出口下降，首次貿易逆差，出口企業大量倒閉;消費、投資結構不合理的矛盾凸顯;外商直接投資減少;外匯儲備風險增加;證券市場受挫等。面對如此惡劣的經濟形勢，中央政府果斷實施了“雙松”的政策配合模式，強勁的政策力度使得我國整體經濟復蘇速度較快。當然，其成績是值得我們肯定的，但是配合模式是否“天衣無縫”?

首先看一組宏觀經濟數據。到2010年5月份，CPI為3.1%，首次超過3%的調控目標;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繼續維持高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25.9%，比預測高0.2個百分點;5月份出口增速達48.5%，大幅超預期。再看2010年以來中央銀行調控準備金的頻率：2010年1月18日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2010年2月25日，國內存款準備金率上調至16.5%(上調0.5%);2010年5月10日，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暫不上調。

毋庸置疑，至2009年上半年，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組合的效果是非常明顯的，出口逐漸回升、居民消費持續上漲、整體經濟回暖。但是進入2009年下半年，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貨幣供應量和銀行信貸出現了跳躍式增長。貨幣和信貸的高速增長為保證經濟平穩快速增長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但是也帶來了通貨膨脹預期上升、資產市場泡沫加速膨脹的負面作用。因此，2010年貨幣政策更側重于“適度”。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在貨幣供應量上，一方面保持充裕的信貸貨幣，保證經濟運行所需的資金;另一方面，在“適度寬松”基調不變的前提下，通過公開市場業務，回收流動性。

這一事實說明了兩點：第一，我國中央政府調控經濟的能力不斷提高，在現實經濟出現了與目標相悖的情況下，對政策手段和側重點進行調整，以達到預期目標。但是這種調整只是貨幣政策自身的完善，并沒有涉及財政政策，忽視了配合系統的優化;第二，不管是貨幣財政還是財政政策，抑或是其他的以調控宏觀經濟為目標的經濟政策，更應該注意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這才是保持經濟長久增長的關鍵。而不應該只關注形式上的經濟數據，即關注促進經濟質量提升方面的政策而非單純地刺激數量。這兩點也應該是今后兩大經濟政策協調配合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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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于通貨膨脹問題，西方經濟學界研究它已有著較長的歷史，但對通貨膨脹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則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事。由于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西方國家普遍推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并以此來消除經濟危機（或衰退）、或加速經濟增長和實現充分就業。結果，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的推行，在對西方國家的經濟起到一定作用的同時，卻也使得推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的西方國家長期遭受通貨膨脹的困擾，由此也就引起西方經濟學家們紛紛致力于深入研究通貨膨脹問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促使世界各國又普遍推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現在，美國采取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試圖通過二次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使通貨膨脹作用于經濟而解救失業；而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在采取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后，經濟快速復蘇的同時也遭受了通貨膨脹的侵擾，促使其積極治理通貨膨脹。中美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兩國政府對待通貨膨脹的不同態度，不僅會關系到全球經濟的復蘇狀況，還將使世界各國面對更加復雜的經濟形勢。因此，有必要對通貨膨脹進行再研究，尤其是對其中的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進行更為深入的再研究。

一、西方的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略論

要研究通貨膨脹問題，首先就應該搞清楚何謂通貨膨脹，這就必然需要經濟學界確立一個能夠被經濟學家們普遍接受的通貨膨脹定義。而在西方經濟學界研究通貨膨脹問題時，由于西方經濟學家們對通貨膨脹的成因有著不同的解釋，因而西方經濟學家們對于通貨膨脹定義的表述也就各不相同。但無論是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們從價格著眼定義通貨膨脹，還是以貨幣主義的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們從貨幣著眼定義通貨膨脹，其實他們都是將物價上漲（即物價總水平的持續上升）定義為通貨膨脹。西方經濟學家們將物價上漲定義為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也就成為了物價上漲的代名詞。現在世界各國都在走市場經濟道路，西方經濟學也就成為了世界各國經濟實踐的指導理論。那么，西方經濟學中的通貨膨脹理論，也就自然成為世界各國政府治理通貨膨脹所決策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

而所謂通貨膨脹，其原意是指貨幣供應量過度增加，即流通中的貨幣量太多了。造成流通中的貨幣量太多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財政赤字和銀行信用的過度膨脹等，其結果使流通中太多的貨幣追求相對較少的商品（包括勞務），導致了商品的總需求超過總供給而拉動物價上漲。西方經濟學家們將此種物價上漲稱之為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而主要由工資、利潤和進口產品價格上漲等因素引起生產成本的增加，迫使政府（或中央銀行）為了維持經濟增長率而增加貨幣供應量，造成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結果導致物價上漲。西方經濟學家們將此種物價上漲稱之為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可見，通貨膨脹有主動性和被動性之分。而且西方經濟學家們在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和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的基礎上，還進一步具體分析出其它類型的通貨膨脹，如結構型通貨膨脹、混合型通貨膨脹等。

當然，季節性、自然災害等的短期性、偶然性的物價上漲，西方經濟學家們并不認為此種物價上漲是通貨膨脹。因為此種物價上漲并非是由通貨膨脹造成的，通過變動貨幣供應量對物價的上漲并不能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但是物價總水平的持續上升，西方經濟學家們則認為其必定是由貨幣供應量過度增加所致，因而它是一種通貨膨脹現象。因此，雖然西方經濟學家們在對通貨膨脹定義的表述上不盡相同，而且有的西方經濟學家還希望明晰的區分通貨膨脹的概念和物價上漲概念，但是西方經濟學家們對通貨膨脹的看法卻是一致的，即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導致通貨膨脹，其結果就必然是物價上漲。這樣，在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的關系上，西方經濟學家們就是將通貨膨脹以各種形式表現在物價上漲上。

但是，在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的關系上，僅對通貨膨脹的成因進行分析，并將通貨膨脹以各種形式表現在物價上漲上顯然是不夠的。例如，當經濟發生危機時，政府必然需要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對經濟進行需求管理。而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經濟進行需求管理時，就又必定需要增大貨幣供應量。但貨幣供應量的增大，導致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致使發生通貨膨脹，其結果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作用于經濟危機時，就將伴隨著物價上漲。由此，這就可以通過對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的關系進行更為深入的再研究，揭示通貨膨脹在引起物價上漲的過程中，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于消除經濟危機、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所產生的作用。

二、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的再研究

由于通貨膨脹引起的物價上漲是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所致，而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則又是政府（或中央銀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使然。而且即使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其政府赤字的擴大不能為相應的貨幣緊縮所平衡和抵消，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最終也是通過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實現的。但是，在現實的經濟運行中，貨幣供應量發生過度的增加，卻既可以由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引起的，也可以由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造成的，而且還可以由兩者所致。因此，通過對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進行再研究，就可以深入分析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所導致的通貨膨脹在引發物價上漲的過程中，對消除經濟危機、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會產生怎樣的作用。由此，所做的這一分析結果，也就能夠對各國政府在對待通貨膨脹問題和正確決策經濟政策上，起到一點可供參考價值的作用。

（一）政府擴張性貨幣政策下的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由于經濟不可避免地會發生波動，這就有了經濟收縮與經濟擴張之分。當經濟出現收縮時，政府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可以使市場總需求有效擴大，促使經濟的擴張，就可以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導致的經濟危機和失業。但在經濟出現收縮時，為了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導致的經濟危機和失業，政府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和擴張性財政政策，對于擴大市場需求的作用過程和產生的效果則是不同的。在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時，是通過貨幣政策工具，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來促進大量的投資，使市場總需求得以有效擴大，以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產生的經濟危機。

為了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導致的經濟危機，政府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所增加的貨幣供應量，如果導致了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就會引發物價上漲。而物價的上漲，也就表明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所增加的貨幣供應量，是一種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即發生了通貨膨脹。這樣，政府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所增加的貨幣供應量，是否是一種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即是否發生了通貨膨脹，就可以由物價上漲來顯示出來。因而，政府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直至物價上漲，從而顯示出通貨膨脹，是需要一定時間過程的。這就使得無論是經濟處在收縮階段需要避免或消除經濟危機，還是經濟處在擴張階段需要繼續加速經濟增長，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時，都應該考慮到貨幣供應量的增加，直至通貨膨脹的顯現所存在的時滯效應。

由于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時，增加貨幣供應量，直至由物價上漲來顯示出通貨膨脹是需要一定時間過程的。因此，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直至由物價上漲來顯示出通貨膨脹所需要時間的長短，也就取決于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是否能夠促進大量的投資，進而導致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所需時間的長短。然而在經濟發生危機后，是否會出現市場總需求不足，無法有一個可獲利的預期利潤率，使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無法起到促進投資的作用，從而也就會因為不可能有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進而也就不會存在由物價上漲來顯示通貨膨脹呢？

按照凱恩斯的觀點，在經濟發生危機后，利率降到了極低的水平，人們就寧愿手持現金而不愿進行投資。在此種情況下，政府所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無論增加多少貨幣供給，就都會被人們所持有，而不會去進行投資。那么，按照凱恩斯的這種觀點，在此時也就不可能有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這也就不會存在由物價上漲來顯示通貨膨脹（即不會發生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顯然，凱恩斯的觀點是不正確的。因為，在經濟發生危機后，市場總需求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卻并不意味著各單個市場的需求也是不足的。這也就是說，在市場總需求不足時，如果某單個（或個別）市場的需求卻并非是不足的，或某單個市場需求有著較好的預期（如農產品市場、或能源市場、或房地產市場、以及資本市場等），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大幅度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就能夠促進大量的投資（包括投機），并進入到該單個市場；那么，由此導致該單個市場的需求超過供給而引起其價格上漲，進而又能夠由其帶動或推動物價總水平的持續上升（即物價上漲），這就能夠由物價上漲來顯示通貨膨脹（即會發生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

由此可見，在經濟發生危機后，即使利率降到了極低的水平，大幅度的貨幣供給，會被人們所持有而不去進行投資，這也只能是一種短暫的現象。因為，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大幅度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時，只要是市場總需求不足，卻某單個（或個別）市場的需求則并非是不足的，或某單個市場需求有著較好的預期，貨幣逐利的本性，就能夠使大幅度的貨幣供給，會被用于投資該單個市場；那么，由此導致該單個市場的需求超過供給而引起其價格上漲，進而又能夠由其帶動或推動物價總水平的持續上升，通貨膨脹就能夠被物價上漲顯示出來。因此，當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直至物價上漲而顯示通貨膨脹的傳導路徑發生變動后，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導致流通中的貨幣量過度增加，使發生通貨膨脹，其結果即使是不能由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來引起物價上漲，也會由單個市場的需求超過供給的價格上漲，進而來帶動或推動物價總水平的上升（即物價上漲）。

在經濟發生危機后，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使流通中的貨幣供應過度增加，即發生通貨膨脹，其結果即使是不能由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來引發物價上漲，也會由單個市場的需求超過供給的價格上漲來帶動物價總水平上升（即物價上漲）。但是，由于這種物價上漲的同時，并不伴隨著市場總需求的有效擴大，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也就無法起到促進經濟快速回升的作用，從而也就無法消除經濟危機所導致的失業。如果在此時為了盡快消除經濟危機所導致的失業，政府繼續增大貨幣供應量，這就會進一步促使大量的投資和投機進入到該單個市場，進而又會帶動或推動物價總水平繼續上升，而市場總需求則仍然會無法有效擴大，從而就將使經濟陷入到滯脹中去。當然，如果存在著那些能夠帶動市場總需求有效擴大的單個市場，政府擴張性貨幣政策作用于該單個市場，那么該單個市場則另當別論。因為，該單個市場已經成為了經濟增長點。

（二）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下的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

在經濟發生危機時，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無法使市場總需求有效擴大，若要使經濟及時而快速地回升，這就必定需要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能夠使市場總需求有效地擴大，就能促使企業進行投資和恢復生產，經濟前景被看好，消費需求也就隨之擴大，從而使經濟快速回升。但政府采取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則會導致財政赤字的增長和加劇，而為了彌補龐大的財政赤字就只能依靠增加國債。這就會間接地或者增加貨幣的發行量，或者引起信用的膨脹，使得流通中的貨幣供應過度增加，即發生通貨膨脹。其結果在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作用下，市場總需求的有效擴大，促使企業進行大量投資，以及消費需求的擴大（當然現實中還會有出口的回升和擴大），這就會使在消除經濟危機、并使經濟快速回升的同時，伴隨著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的物價上漲。

雖然在經濟發生危機時，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使發生通貨膨脹，其結果使在消除經濟危機、并快速回升經濟的同時，會伴隨著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的物價上漲。但只要由此通貨膨脹引起的物價上漲，在消除經濟危機、并快速回升經濟的同時，并沒有使這種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超過社會承受力，在此時的通貨膨脹（或物價上漲）對經濟的增長和就業就并沒有危害性。因而在此時的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就成了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在消除經濟危機、并快速回升經濟時的伴生物。然而，由于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到通貨膨脹引起的物價上漲畢竟是需要一定時間過程的，即財政政策存在著時滯效應。如果政府為了更快速消除經濟危機和回升經濟時，對于財政政策的時滯效應不加以考慮或被忽視了，采取力度過大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并且到時又不能及時調整經濟政策，這就勢必會造成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超過社會承受力而危害經濟的增長和就業。

政府為了更快速的消除經濟危機和回升經濟，采取力度越大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雖越有利于達到更快速的消除經濟危機和回升經濟的目的，但同時也會造成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超過社會承受力而危害經濟的增長和就業。而且在經濟能夠更快速的回升時，商品流通速度也會加快，隨之貨幣流通速度也就會加快，因為貨幣流通的速度是由商品流通的速度決定的。而在此時貨幣流通速度的加快，就會繼續推升物價的上漲。因此，面對超過社會承受力的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包括預期），政府必定需要采取緊縮的經濟政策，尤其是緊縮銀根（因為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是一種貨幣現象）?？梢娬扇【o縮的經濟政策要控制住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其實并非是一件困難的事，困難就在于能夠控制住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后，又能夠保持住必要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這就必然需要使流通中的貨幣量與實際需要量相符合，才能做到既控制住通貨膨脹，又有必要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而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能夠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

然而，由于貨幣有逐利的本性，貨幣既可以投資來逐利，也可以投機來逐利（當然現實中兩者常會混為一體）。而要使貨幣在投資中進行逐利，就需要有可獲利的投資市場，這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而言，除了要有必要的國際市場外，就是要有足夠的可獲利的國內投資市場。由于當前的中國經濟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單靠市場調節難以有效地擴大國內市場，這就有必要政府對經濟進行干預。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是可以創造出可獲利的投資市場的，但以貨幣融資來彌補財政赤字卻會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而以債務融資來彌補財政赤字則要考慮對內需擴大的影響，以及政府支出的擠出效應，這就決定了以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來創造可獲利的投資市場只能是適度的。所以在當前的中國經濟增長的過程中，還須對目前作為經濟增長點的產業進行干預，如對房地產業的房價進行干預，以控制好房價來獲取足夠的可獲利的投資市場。另外，政府還應積極支持企業進行創新，以及打破壟斷市場等，來獲取足夠的可獲利的投資市場。這就又需對制約消費市場有效擴大的各種因素進行干預。這樣才能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

而且，與此同時，要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能夠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政府還需對那些可以進行逐利投機的已發生非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的單個市場進行干預，在必要時則需采取非經濟手段。因為，當投機的逐利市場高于投資的逐利市場時，就不僅無法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而且還會發生資金短缺與推升物價上漲的并存現象。因此，政府在采取緊縮的經濟政策，對經濟進行調控時，就須對經濟中的各種制約因素進行全方位的考慮。這就要在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時，政府就應該考慮到各種生產要素或資源條件的限制（包括國內和國際市場的資源條件的限制），以及環境保護的要求，會對既要控制住通貨膨脹又要有必要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的制約。這樣，政府的調控經濟政策，在控制住通貨膨脹的同時，所要做到的必要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就應該是一種合理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

篇4

宏觀經濟學認為：短期決定國民收入水平的因素是社會總需求。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中，社會總需求由三部分組成，即：居民消費、企業投資和政府支出。在國民經濟運行的過程中，受各種因素的制約，個人消費和私人投資有不斷下降的趨勢，總需求與社會生產能力之間出現缺口，國民經濟增長受到抑制。政府可以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膨脹總需求，拉動經濟增長。但是在貨幣供給量保持穩定的情形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會使利率水平上升，從而擠出私人投資，政府擴大需求刺激經濟增長的效應下降。這就是擠出效應的一般理論模型。為了克服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應當把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混合使用，以便使市場利率水平保持穩定，弱化或者完全避免政府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擠出效應的理論模型表明，政府在對經濟增長進行調控時，一定要注意政策的一致性，避免政策上的矛盾，也就是減少政策的成本支出，增加政策的收益。

財政政策擠出效應的大小，決定于市場經濟中的多種因素，如用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均衡模型，即“IS-LM”模型分析，它決定于IS和LM曲線的斜率。斜率主要反映的是市場經濟中私人投資對利率變動的反映程度。由于投資是利率水平的減函數，投資對利率的變動十分敏感，通常所講的投資利率的彈性大，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就大；投資利率的彈性小，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就小。如利率不變，即在凱恩斯陷阱區域，擠出效應為零。如隨著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利率上升的非常高，即在古典區域，擠出效應將無限大，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效應等于零。在一個完全由政府配置資源的市場，擠出效應問題不存在，因為政府支出的變化，不受利率水平的影響。

擠出效應也可以從需求和供給兩方面考察。從總需求的角度看，政府擴大投資需求，一定會引起利率的上升，反而使私人投資下降，這就減弱了政府支出的擴張效應。我們可以把這種擠出效應界定為需求型擠出效應。從總供給的角度看擴張性財政政策也有擠出效應。在經濟蕭條時期，政府為應對社會總需求的不足，短期內大幅度增加政府開支。如果產出效率很低，必會引起社會物價總水平上升，在名義貨幣供給不變的情形下，實際貨幣供給減少，實際利率水平上升，個人投資需求減少，積極的財政效應減弱。如果社會產出率高，供給型的擠出效應可能不存在。

二、擠出效應在我國市場經濟中的轉型

在第一部分討論的擠出效應僅僅是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講的。實際上擠出效應在我國目前的積極的財政政策中出現了轉型。宏觀經濟學上講的擠出效應并不明顯，但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有擠出私人投資需求、政府與民爭利、弱化積極政策效應的傾向確是實實在在存在的。長期觀察供給型的擠出效應在我國表現的將會更為明顯，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擠出效應的轉型問題。

第一，由于我國目前的利率并沒有完全市場化，政府支出的增長并沒有引起利率水平的上升，民間投資的成本沒有增加。宏觀經濟學意義上的擠出效應不會出現。事實上，從1995年起，在政府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也實行了擴張的貨幣政策，市場的貨幣供給量不斷增加，利率水平呈不斷下降的趨勢。

第二，由于在我國每年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個體和私人經濟投資占的比重仍比較小，即使利率水平上升了，對總體的投資規模影響也不大。實際上從1996年起，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大體上保持穩定。（見下表）：

從表中可以看出：我國不同經濟類型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從1996年以來變化并不大，國有經濟固定資產投資仍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絕大比重。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對私人投資影響比較小，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不明顯。

第三，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我國國民經濟運行中，又確實存在著擠出效應。從1995年開始，政府在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也實行了積極的貨幣政策，連續地降低銀行的存貸款利率，不斷增加貨幣的供應量，但個體經濟的投資比重并沒有增加，說明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又產生了一定的擠出效應。

第四，由于在我國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有經濟占絕大比重，因此國有經濟投資的效率、國有經濟投資的產出率是決定擴張性財政政策效應大小的主要因素，是供給型擠出效應是否出現的關鍵。

政府投資重點是公共基礎設施和部分國有企業新建和改建項目。這些投資項目逐漸到位以后，一定會拉動社會需求的增長。但由于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還沒有到位，長期制約國有企業投資效率的一些深層次問題一時難以解決，這就制約了政府投資效率的提高，限制了社會總供給量的擴大。隨著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不斷實施，社會總需求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如供給不能乘數地增加，通貨緊縮就會轉化成通貨膨脹。積極的財政政策就達不到刺激經濟增長的目的。這就是目前擴張性財政政策中的一個令人憂慮的、獨特的“擠出效應”。根據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總資產額度及外匯儲備數量，近期內即使出現了私人投資熱潮，市場利率也不會波動太大。宏觀經濟學上的擠出效應也不會太明顯。因此防范由于投資效率太低而出現的供給型擠出效應是我們在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時特別應當注意的問題，而且是一個需要長期注意的問題。

三、當前我國財政政策擠出效應的表現

雖然近幾年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特別是在周邊的國家和地區經濟普遍出現蕭條的情況下，我國經濟仍保持了7%以上的經濟增長率。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雖不明顯，在一定程度上卻又是存在的，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1995年以來，我國個體經濟的投資增長率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說明了政府在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努力擴大投資的過程中，引起了私人投資增長率的下降，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是明顯的。根據2000年《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1995年個體經濟的固定投資增長率為上年的19.2%，1996年下降為11.3%，1997年為5.5%，1998年為8.9%，1999年下降為3.5%.80年代以來，一直到1995年，個體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都高于國有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但從1995年以后，個體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都低于國有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這說明了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確實存在著擠出效應。

第二，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問題，國內的許多學者認為：由于我國目前利率尚未市場化，政府增發國債，擴大投資的舉措，不會影響利率水平，不會增加私人投資成本，因而沒有擠出效應。同時我國商業銀行具有充分的資金供給能力，增發國債不會導致資金供應緊張，從而也不會存在與民爭奪投資資金的問題。筆者認為僅憑上面幾點就斷定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目前無擠出效應的論斷是不全面的。從市場利率來看，雖然我國利率仍未市場化，但從9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利率市場化進程不斷推進，目前在同業拆借市場、債券市場以及其他有價證券市場的利率已經市場化，國債招標發行方法中利率的確定也已市場化。這樣隨著股票、企業債券、金融債券等有價證券發行量的不斷增加，國債發行的規模及國債利率水平的高低肯定會影響到同業拆借市場和其他有價證券市場的利率水平，影響到私人的投資成本，影響個體經濟的投資規模。以上的分析說明，以大量增發國債為主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肯定引起了擠出效應。實際上1995年以來個體經濟投資增長率的下降就是例證。

第三，擴張性財政政策方向的不一致，即在擴張性財政政策中，有些政策屬于擴張性的，但同時有些政策又是緊縮性的；或者存在政府的擴張財政政策與民爭利的情況，是目前我國擴張性財政政策擠出效應的又一獨特表現。

如1998年，政府在增發1000億國債的同時，當年稅收卻增加了約1000億元。可能從加強稅收征管的角度是合理的，但增發國債的擴張性政策應在很大程度上被緊縮性的增加稅收政策所抵消了。對于非國有企業，緊縮性的政策效應甚至大于擴張性的政策效應。又比如，政府在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時，不斷鼓勵居民增加消費需求，但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又出臺了許多增加居民負擔的改革措施，或者是降低居民收入的措施，使居民想擴大消費而又不敢消費。特別是城市下崗人員的增加，農民收入增加的減緩，都弱化了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效應。再比如2001年，政府又在證券市場上，盲目地推出了高價減持國有股以補充社會保障基金的方案，導致深滬股市全面下跌（該方案目前雖已停止執行，但受到重創的深滬股市仍處于低迷狀態），籌集到的社?；鸩蛔惆賰|元，股價市值卻蒸發了好幾千億元，90%多的股民虧本，居民收入下降。在此情況下，居民怎么能擴大消費需求呢？

第四，至于擴張性財政政策供給型擠出效應，它的表現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出現的原因就是國有投資的低效率，如果國有投資的效率提高了，這種擠出效應就不會出現。在此不再贅述。

四、弱化擠出效應的對策

宏觀經濟學認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混合使用，可以克服張性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為了財政政策效應的最大化，擬提出以下對策。

第一，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方向要一致，避免政策本身的內耗和效應的抵消。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一方面要求擴大政府支出（目前表現為發行國債），同時要求政府減稅，并且努力增加居民的收入。緊縮性的財政政策要求減少政府支出，同時增加政府的稅收。這個基本的政策組合不能顛倒。

第二，政府應努力避免與民爭利、與民爭投資。應通過經濟的持續增長，不斷擴大經濟總量來增加政府收入。

第三，增強居民收入增長的預期。在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時期，要增強居民的收入預期。保證政府在擴大支出的同時，增加居民的消費需求。經濟體制改革的舉措要有靈活性，在經濟緊縮時期，增加居民負擔的改革項目要暫緩，使他們不斷地擴大消費需求。

篇5

一、高速增長中的總量失衡及階段性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以年均9.8%左右的速度增長，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之后，保持了穩定高速增長，在1992年至1996年和2003年至2007年兩次連續5年每年都保持兩位數以上的增長率（戰后這種情況在全球只出現過四次，其中兩次在中國）。在遭受國際金融危機嚴重沖擊下，我國經濟率先重回高速增長軌道。2010年經濟增長率達到10.3%，GDP總量超過39萬億元人民幣，人均GDP在2.9萬元人民幣（約4000多美元）以上，達到了當代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水平。

在高速增長過程中，我國宏觀經濟總量也存在著失衡，其特點也不斷發生著變化。大體上可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總量失衡分為5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自改革開放始至1998年上半年，這一階段總量失衡的方向是需求大于供給，首要的宏觀政策目標是反通脹，宏觀政策采取的是緊縮性政策。第二階段是自1998年下半年起至2002年底，這期間中國經濟出現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首要宏觀目標是反蕭條，宏觀政策采取擴張性措施，特別是擴大內需。第三階段是2003年至2007年，在這一階段我國經濟實現了連續5年每年增長均在兩位數以上的高增長，同時宏觀經濟失衡也出現了新特征：在出口需求保持20%以上年增長率的同時，在內需中投資領域需求大于供給，投資品價格持續上漲，特別是上游投入品價格上升幅度更大；在消費領域則需求不足，工業消費品過剩，特別是產能過剩的矛盾日益突出，在這種投資與消費出現反方向失衡的條件下，總量政策目標難以選擇，既難以緊縮，也難以擴張，宏觀總量政策強調“有保有壓、區別對待”的結構差異性調整，相應在宏觀政策的運用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采取了“松緊搭配”的反方向組合，即擴張性的財政（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緊縮性的貨幣（穩健的貨幣政策）。第四階段是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這一時期受國際金融危機和內需不足等多方面因素影響，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總量失衡的方向日益清晰，宏觀經濟選擇從此前的淡化總量政策、強調結構調控，逐漸變為明確總量政策方向。不同的是，在2008年上半年，總量政策目標首要是緊縮，即通過從緊的政策實現“雙防”目標：一防經濟從局部過熱轉為全面過熱，二防物價從結構性上漲轉為總體上漲。但到2008年7月，伴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內需不足更為突出，相應的宏觀政策從“雙防”調整為“一保一控”，即“保增長控物價”，開始強調刺激經濟，到年底進一步明確為“一保一擴一調”，即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宏觀政策開始全面擴張，相應的政策工具采取財政與貨幣雙擴張的同方向組合，即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第五階段是2010年下半年至今，我國宏觀經濟面臨較長時期的通脹與增速放緩的雙重壓力，不能說發生了“滯脹”，但的確有形成“滯脹”的因素，所以宏觀經濟政策必須從擴張性政策加以方向性的調整。

二、現階段我國經濟總量失衡的特點

目前，我國經濟已達到中等收入水平，距新興工業化國家，即高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尚有一段距離。按照我國經濟增長目標，進入新世紀到2010年，按不變價格計算的GDP總量較2000年水平翻一番（這一目標在2007年已提前實現）；到2020年比2010年再翻一番，即比2000年翻兩番，增長4倍，總量和人均水平都達到當代上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水平，在總量上實現全面小康，在結構上基本實現工業化（若時間表不變，今后10年我國年均經濟增長5%-6%就能實現這一目標）；到2030年比2000年增長10倍，達到當代高收入發展中國家水平，在工業化、市場化、城鎮化等方面，按當代國際標準取得實質性趕超。由此看來，進入工業化、城市化加速期的我國經濟，在實現工業化、城市化等發展目標之前，完全可能繼續保持較高的增長勢頭，至少在2020年之前，甚至到2030年之前，都有可能保持較高增長。從發展進程看，我國現階段處在前有30年的高增長（年均9.8%左右），后有10-20年的較高增長（潛在增長率有可能達到7%-9%）可能的長達50年左右的高速增長期。

進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也會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擾，即因制度和技術等創新力不足，整個國民經濟效率低，在低效率下形成的高速增長（泡沫經濟）會拉動各類要素價格上升，使低效率的擴張難以支撐，導致泡沫破滅，整個國民經濟難以從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大向主要依靠要素效率提升的競爭優勢轉變。此階段，在各類要素成本大幅上升，環境治理等要求提高，國際市場競爭加劇的條件下，難以實現持續高速增長，并可能出現類似東亞泡沫和拉美陷阱等問題。

“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脅，可能使發展中國家的總量失衡進入“滯脹”狀態。我國也必須未雨綢繆，現階段的總量失衡的調控也必須防止“滯脹”的發生。

從總需求來看，2008年下半年開始采取的擴大內需的“一攬子”舉措，從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到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總需求得以刺激。這種總需求的擴張事實上有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刺激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也可以刺激通脹。根據我國通脹發生的政策時延，投放的流動性大體在6至24個月逐漸體現為通脹。那么，2008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擴大內需政策舉措形成的通脹壓力，至遲會在2010年底至2012年上半年逐漸釋放。關鍵是，擴大內需的政策在釋放通脹壓力之前，能否及時有效地拉動實體經濟增長。如果能及時充分拉動增長，即使出現較高通脹壓力，也具有加大緊縮力度有效治理通脹的條件。否則，便可能在低增長的同時出現高通脹。

從總供給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對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也有兩方面作用。一方面，不僅從規模上極大地擴張了中國經濟（GDP總量按不變價擴大了近20倍），而且發展過程中伴隨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增長的效率也相應提高，從而使我國經濟未來的發展具有更堅固的基礎。另一方面，30多年的高速增長本身也改變了要素的供求關系，在要素有限的條件下，持續高速擴張的增長必然導致需求強勁拉升，使要素成本上升，進而使整個國民經濟成本上升。問題的關鍵是，發展過程中效率的提升能否超越相應的成本上升。如果超越不了，從長期看就會陷入所謂“中等收人陷阱”，從短期看就會使通脹從需求拉動為主轉變為需求拉動和成本推進共同作用的通脹。因此，在低效率高成本的增長中，經濟既難以持續，也無法避免“滯脹”。

因而，從我國目前宏觀失衡的特點來看，既面臨通脹的壓力，也面臨增長乏力的危險。就通脹壓力而言，較顯著的特點表現在三方面：一是時期長，在未來2-3年中將面臨通脹壓力，除一系列體制性和長期發展性因素外，2008年下半年以來的擴大內需的政策將會逐漸發生作用。二是類型變化，需求對通脹的拉動作用繼續較強，成本上升對通脹的推動力將會逐漸加大。三是虛擬經濟的活躍會提升通脹壓力和通脹預期，特別是大量過剩流動性若不能及時拉動實體經濟，而是滯存于虛擬經濟中，刺激投機性資產價格或金融衍生品價格上升，甚至把個別產品金融符號化，比如房價大幅上升，綠豆等價格炒作式暴漲等，都會提高通脹預期。預期的提升會加劇治理通脹的困難，還會提升加薪要求，從而增大人工要素成本，加大通脹的成本推進壓力。

就增長的動力不足而言，較為顯著的特點也有三方面：一是我國經濟要進入新一輪高度繁榮期，尚需2-3年時間。根據經驗，一輪繁榮或復蘇大體要5年時間。受國際金融危機沖擊，自2008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一季度，我國經濟發生了連續5個季度的增速下降，2009年第一季度降至6.2%的最低點，預計進入新一輪高度繁榮期，至少要到2013年前后，此前至多是處于復蘇中或恢復性增長，這種恢復性增長具有不穩定性。二是國際金融危機并未走出，其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仍將存在，甚至可能加劇。三是內需不足的矛盾短期難以克服。我國的內需不足不僅是總量失衡的突出表現，而且有其深刻的經濟結構原因和體制性及社會發展失衡等多方面原因，包括投資與消費的結構性失衡、國民收入分配的結構性失衡、國民經濟的產業結構失衡、區域及城鄉發展結構性失衡等等。這些失衡的根源主要在于效率低，或者說效率提升慢。要提高效率必須努力轉變發展方式，而發展方式的轉變關鍵在于技術和制度創新，創新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三、新階段的宏觀經濟政策調整

根據現階段我國宏觀經濟失衡的新特點，宏觀政策應相應做出調整，調整和變化主要集中在六個方面。

一是宏觀經濟增長目標的調整及變化。從增長目標看，現實選擇只能是“適度通脹下的有效增長”，既不應選擇高通脹高增長，也不可能再現低通脹高增長，更要防止高通脹低增長。從我國發展目標的實現要求看，只要保持6%左右的增長速度，預定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達到全面小康的目標就可實現。如果保持7%以上的速度，就會提前實現目標。因此，可以更關注增長的質量和有效性。

二是宏觀經濟政策組合方式的調整及變化。從前一時期“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與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重回“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意味著：一方面宏觀調控已進入“擇機退出”階段，另一方面宏觀政策組合方式從此前的財政與貨幣政策雙擴張同方向組合，重新調整為“松緊搭配”的反方向組合。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過程中，我國財政政策前后方向未變，貨幣政策則出現方向性變化，這與美國不同，美國在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前后貨幣政策的方向未變，變化的是貨幣政策的擴張力度，而其間財政政策前后變化較大，首要調整和運用的是財政政策。

三是財政政策的力度和重點有所調整。從政策著力點看，需要從關注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向同時關注財政政策的風險調整。從財政支出政策看，2010年財政赤字已達9500億，接近上年GDP總量3%這一通常所說的警戒線；政府債務方面，雖然國債規模和風險不大，但近年地方以財政擔保組建的各類融資平臺所形成的政府債務的風險在上升。從財政收入政策看，一方面自2003年以來連續減稅，包括實行新的出口退稅、取消農業稅、合并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增值稅由生產型轉為消費型、取消若干土特產稅等等；另一方面在目前的財稅體制下，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不斷上升，如果再普遍減稅，特別是減地方稅，在經濟增長速度和財稅收入水平提高未明顯改善，財稅體制改革特別是公共財政制度建設未取得進一步推進的條件下，事實上是不現實。因此，無論是財稅支出還是財政收入政策，其擴張力度的提升已面臨嚴厲約束，在方向不變減輕力度的基礎上，應當提高對財政政策風險的關注及控制，特別要關注地方政府的財政政策風險。

四是貨幣政策的方向性逆轉。重回穩健的貨幣政策，實際就是回到從緊的貨幣政策，這符合我國現階段總量失衡的特點。歐美在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貨幣市場供求關系的失衡，是對貨幣的需求大，而貨幣供給不足，無論工商企業還是金融企業普遍存在流動性不足的困擾，所以要求宏觀政策增大貨幣供給，更多注入流動性。我國則不然，我國的貨幣市場是對貨幣的有效需求不足，特別是由于創新力弱，大企業、尤其是國有大型企業在資本金充裕、利潤豐厚甚至存在壟斷的條件下，難以尋找到有效的投資機會和具有競爭力的新產品開發及新領域投資；而民營企業由于資本等要素市場化進程的滯后，也由于民營企業本身的財產制度和管理水平等方面的問題，難以公平有效的運用融資市場，形成有效的貨幣需求；再加上受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出口企業有相當一批訂單減少甚至停產，因而也就不存在對資金的需求。與實體經濟貨幣需求不足同時存在的是我國居民高儲蓄傾向和銀行體系的穩健。我國金融業與國際間并未接軌，在體制上形成了所謂的“防火墻”，到2009年末我國銀行存貸差超過19萬億。也就是說金融體系的貨幣供給能力充分，不足的是實體經濟對貨幣的有效需求，因此我國現階段的貨幣政策應從強調增大貨幣供給，適時轉向強調培育貨幣需求。重回“穩健的貨幣政策”與我國貨幣市場失衡的特點是相符的。穩健的貨幣政策，包括采取從緊的信貸和利率政策，尤其是信貸規?？刂普?，將會被持續采用。需要注意的是，既然通脹壓力將在較長時期存在，因而反通脹將是一個較長時期的任務，所以短期內應適度控制收緊銀根的政策強度和速度。

篇6

（1）2002年上半年GDP增長率7.8％，成績相當不錯。7、8兩個月份提升GDP的多項指標承接上半年的態勢在繼續走強，工業生產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長128％和12.7％；而出口總額增長速度分別是281％和25％，遠高于二季度的103％；國有及其他類型完成投資同比增長24.1％和24.2％，仍保持著"九五"期間的最高水平。

但占GDP 60％以上的消費增長仍然乏力。7、8兩個月份消費增長繼續回落，分別比上年同期增長8.6％和8.8％。另據國家經貿委調查結果，今年下半年，在中國600種主要商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72種，供過于求的商品528種，占排隊商品總數的88％，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其中，466種工業品供求基本平衡的只有45種，占工業品的9.7％；供過于求的有421種，占90.3％。102種農副土特產品供求基本平衡的有27種，供過于求的75種。32種農業生產資料全部為供過于求。

（2）2002年上半年廣義貨幣M2增長率14.7％，遠遠高于同期GDP增長率7.8％與消費物價指數－0.8％之和，7、8兩個月份M2增長率也有14.4％和15.5％，應該說，貨幣供應量是不緊的。

但是，對貨幣供應量最直接相關的物價水平卻一直低迷。2002年上半年消費價格指數年比下降0.8％，7、8兩個月份消費價格指數年比下降0.9％和0.7％，工業品出廠價格比去年同月下降2.3％和1.7％。如果把此前的情況算上，消費價格指數（CPI）于1997年初就開始下滑，只是在2000年下半年略微有所反彈，而2001年底又繼續下行。目前，消費價格年比指數已連續負增長12個月。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在經濟增長不算太低的情況下解決內需不足問題，以及如何在貨幣供應量還算充盈的情況下解決物價持續低迷問題。

對付有效需求不足問題，國際通行的辦法是運用積極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干預經濟，進行反向調節。我國也是從1998年開始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來干預宏觀經濟的走向。

但是，我們認為，解決我國當前的經濟難題不能完全依賴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

先說積極的財政政策。實際上，理論界認定我國經濟從1996年開始就出現了內需不足。

1998年政府開始發行國債，近5年里，共發行了6600億元國債，投資總規模2.6萬億元。

但是，隨著時間推移，主要依靠國債投資的積極財政政策，對刺激經濟、拉動內需的作用逐步弱化，其負面效應越來越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國債投資拉動經濟的作用越來越弱。一方面，在市場全面過剩情況下，國債可選

項目越來越少；另一方面，長時間的國債投資養成了經濟增長過分依賴國債投資的慣性，這是十分危險的。

（2）國債投資對社會投資擠出效應越來越大。一方面，國債投資的乘數效應越來越小，放大配套資金和社會投資的作用越來越弱；相反，國債投資往往搶占社會可選擇的投資項目與領域，形成政府與民爭利的局面。

（3）長期的國家舉債帶來國家財政的巨大負擔。盡管有的經濟學家認為，我國財政負擔并沒有太大的問題，但畢竟政府財政負擔已開始成為問題。如果銀行壞賬、政府債務以及外債這些最終需要全社會來償還的國家債務累計起來，已占GDP的不小部分。

再說貨幣政策。我國目前采取穩健的貨幣政策，實際是偏于寬松的，明顯的信號是貨幣供應量M2增長率大于GDP增長率和消費物價指數之和。

實際上，我國貨幣供應增長率一直遠高于經濟增長率和物價指數。據北大著名經濟學教授宋國青計算，1979年～1999年20年間，M2增長了100倍，名義GDP增長了25倍，兩者之間的差距是4：1。我國M2／GDP的比值全球最高。即使在1998年～2001年間，M2增長仍然比經濟增長率與物價指數之和年均高出7.3個百分點。如此充裕的貨幣供應量可以說銀根根本就不緊，甚至可以說是過于寬松了。

那么，那么多的貨幣到哪兒去了？干什么去了？

根據金融專家的分析，銀根的松緊應該看信貸總額。近4年來約有15％的貨幣供應量用于海外資產，85％用于國內信貸，而用于海外資產的貨幣量年均增長率快于用于國內資產約5個百分點。這85％的國內信貸還要在政府部門和非金融部門之間分配。如果剔除對政府部門的凈債權，企業的信貸量目前只占全社會信貸總量的72％強，況且這個比例由于積極的財政政策還在不斷下降。另外，這72％的信貸量還要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或分流，例如信貸資金受利益的驅使，存在脫離實體經濟部門而流向股市的傾向，不僅銀行大量資金拆給證券公司，甚至給上市公司和其他企業的生產性貸款也有相當部分被挪用流進了股市。國內信貸總量中還包含著巨額不良貸款，這部分銀行債權實際已經空洞化了，已不再作為有效的金融工具發揮作用了，但還仍然作為賬面資產占據著社會信貸總額的相當部分。

可見，企業很可能確確實實處于資金貧血狀態，而這一點在貨幣供應量上是反映不出來的。

而非國有的中小企業更是長時間缺乏信貸資金。目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90％以上的貸款貸給了占經濟總量不足1／3的國有企業，而占經濟總量2/3的非國有企業卻只得到不足10％的貸款，情況可見一斑。

就是說，由于銀行惜貸和企業慎貸，大量資金在金融系統體內循環。這種趨勢不僅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反而有加劇趨勢。從當前數據看，近幾個月存款增長速度快于貸款4到5個百分點，存貸差仍然逐月增加。8月末銀行存貸差增加到3.82萬億元，比6月底增加0.17萬億元。

我國政府在對付需求不足和通貨緊縮方面出臺了很多政策，想了很多辦法。從實際效果看，雖有很大收效，但離徹底根除有效需求不足與通貨緊縮還有相當大的差距，部分指標反映的情況還有加劇勢頭。

如果說長期積極的財政政策有一定負面效應，那么，積極的貨幣政策的負面效應會更大。許多國家在采取了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貨幣政策之后得到一個經驗，那就是貨幣政策不能輕言擴張或收縮，因為金融問題更復雜，運用不好，不僅不能調節經濟，反而會引發金融危機甚至經濟危機。所以，后來許多國家都采取保持中性的貨幣政策，即維持貨幣供應量在一個穩定的增長率水平上，而不使用貨幣政策來調節經濟。我國采取穩健的貨幣政策是慎重的，也是明智的。

積極財政政策有一定局限性，積極的貨幣政策又需要慎用，辦法之一就是把這些問題交給市場，利用市場"看不見的手"的功能去調節經濟。

1、當前的總體經濟形勢是向好的，雖然存在內需不足加劇、通貨緊縮趨強、收入差距

擴大、股市長期低迷、國有企業萎縮等問題，但不是主流。在這種情況下，最好是淡化積極財政政策，慎言積極貨幣政策，而讓這些問題在經濟運行的過程中由市場去調節，自行消化。

2、市場機制是否充分發揮作用是我國經濟環境與體制留存問題分不開的，或者說我國

市場傳導機制失靈是導致上述種種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方面是經濟高速增長，在世界經濟普遍低迷的背景下一枝獨秀；而另一方面又是有效需求不足、通貨緊縮、股市長期低迷等，這種現象恐怕不僅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后，在世界上也是絕無僅有。根除我國內需不足與通貨趨緊局面，仍然要加大體制改革力度，使市場調節經濟的功能更好地發揮作用。

篇7

國務院已正式批準國家經貿委管理的10個國家局所屬242家科研機構的管理體制改革實施方案。其中，131家進入企業；40家變為科技企業，實行屬地化管理；18家變成為技術服務的中介機構；3家并入高校；18家劃轉到其他部門或取消；29家轉為12個中央直屬大型科技企業。共涉及職工17萬人，其中在職人員12.2萬人(科技人員7.4萬人)，占中央屬科研機構職工總數的2/5，離退休人員4.7萬人。從上述方案中可以看出，共有200家科研院所轉為科技企業，按企業化運行機制運行。筆者認為，這是自一九八五年科技體制改革以來最大的改革，即單位的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由事業單位管理體制轉化為企業管理體制，在這一歷史性的轉制過程中，存在許多問題需要解決，筆者主要就財務會計問題進行探討研究。

一、國有資本金問題即注冊資本的問題。注冊資本是企業法人登記的一項重要內容。按照國科發政字[1999]143號《關于國家經貿委管理的10個國家局所屬科研機構管理體制改革的實施意見》的要求，"科研機構轉制時，按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要求，其現有全部國有資產(包括土地使用權)轉為國有資本金"。這就首先要界定"全部國有資產"的范圍，如何界定，實施意見中沒有具體辦法。按照國資事發[1995]17號文的規定:國有資產"是指由行政事業單位占有，使用的在法律上確定為國家所有、能以貨幣計量的各種經濟資源的總和?！?，表現形式為:流動資產，長期投資、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資產。"從"國有資產"的定義與143號相比較，顯然"現有全部國有資產轉為國有資本金"的提法不太準確，應改為將"現有全部國有凈資產(所有者權益)轉為國有資本金"更為準確，即現有全部資產減去負債后的余額，轉為國有資本金。主要有以下4種方法，但各有優缺點。

1、以科研院所轉制前經過國家批復的一九九八年會計決算報表中賬面凈資產作為注冊資本。 優點:這種方法優點是易操作、速度快。 缺點是: ⑴、由于時間滯后，不能反映轉制時凈資產情況。轉制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而決算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這中間有些院所財務狀況變動較大，與實際情況不符。 ⑵、現在242家轉制的科研院所執行的是財政部、國家科委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六日頒發的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執行的《科學事業單位會計制度》。這個會計制度的資產負債表中的"凈資產"共包括6項:"固定基金、事業基金、專用基金、撥入?？罱Y存、財政補助結存、未分配結余"，而"專用基金"中的"職工福利基金、醫療基金、住房基金"應進行分析，其中福利費、醫療基金在企業會計制度中是在"應付福利費"中反映；"住房基金"在"長期應付款"反映，都是作為負債處理的，而現行的科研會計作為"凈資產"，是"所有者權益"，所以應扣除福利性的專用基金之后轉為資本金。 ⑶、凈資產中"固定基金"不真實?？茖W事業單位財務制度和會計制度規定，購買固定資產做雙分錄，虛增了凈資產；另一方面規定不提折舊，十幾年前購買的固定資產按提折舊的方法凈值已無、但賬面上固定基金仍是原值；再一方面、科研單位的固定資產大多是專用設備，并不能產生效益，非良性資產如全轉為經營性資產，會給以后的經營者經營帶來很大困難。還有已出售給職工的住房，仍在固定資產中應該剔除。 2、把現有有形資產全部進行評估，按評估重置后的凈資產登記為企業的注冊資本。 優點:相對準確的反映了科研單位資產的真實價值，使注冊資本與實際占有的凈資產一致。 缺點: ⑴、評估所需時間較長，過程復雜。143號文件和197號文件要求，242家科研單位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轉為企業，要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注冊為企業法人。資產如果現在評估，那么登記注冊必須在評估完之后才能進行，很長一段時間也就拿不到營業執照，科研院所會出現既不是企業又不是事?quot;真空"、有可能會影響科研院所的正常工作。 ⑵、資產評估費用問題。大院大所的資產也較大，請中介機構進行資產評估，費用支出也不是一個小數，現在科研單位的資金比較緊張，國家不給經費，科研單位自己不愿支出，可能也是一個難題。另外還有資產登記時印花稅的問題，支出也很大。 3、科研單位的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同時進行評估，評估之后的凈資產作為注冊資本?？蒲袉挝坏臒o形資產是不具有實物形態而能為單位提供某種權利的資產，主要包括: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土地使用權、非專利技術、商譽和其他財產權利。按照《公司法》的規定，以工業產權非專利技術作價出資的金額不得超過公司注冊資本的20。九九年國務院頒發的《關于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若干規定》將這一比例上限提交到35。 優點:這種方法對科研單位資本運作有較大益處，有的大院大所已成立三、四十年，在國內外有較高的知名度，有些科研成果并未入帳。另外，科研單位的土地使用權，主要是國家行政劃撥獲得的，此次143號文要求土地使用權轉為國家資本金，依此為契機可以獲得土地證。 缺點:同上面的第二種方法。 4、按賬面價值進行資產增減。此種方法以一九九九年六月三十日的"資產負債表"為基礎，加上沒有入帳的無形資產的價值，減去不良資產和應提的折舊等，以增減后的凈資產數，報國家財政部門批準，作為注冊資本。這種方法既可以節約時間，簡便手續，又真實反映了科研單位的實際資產狀況。但此種方法要經過財政部門及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的審批。 二、關于優惠政策

《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科技部等部門關于國家經貿委管理的10個國家局所屬科研機構管理體制改革意見的通知》和科技部等12個部門聯合印發的《關于國家經貿委管理的10個國家局屬科研機構管理體制改革的實施意見》明確規定的優惠政策有八條:⑴原有正常事業費，繼續撥付。⑵職工養老保險方面，根?quot;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原則進行。⑶非經營性建設基金繼續由中央給予兩年補助支持；⑷稅收優惠方面，提出從一九九九年起五年內，免征企業所得稅、免征技術轉讓收入的營業稅、免征自用土地的城鎮土地使用稅；⑸享有自營進出口權；⑹享受國家支持科技型企業的待遇；⑺科研項目競標的權利；⑻已批準科研項目按原計劃實施。 以上優惠政策，屬財務會計方面共有3項，應該認真分析。

1、稅收優惠政策。五年內免征企業所得稅、免征技術轉讓收入的營業稅、免征自用土地的城鎮土地使用稅。上述稅收優惠政策與改制之前相比并沒有大的變化，⑴所得稅，財稅字[1994]001號中規定對科研單位技術收入暫免征收所得稅，而143號文規定免征企業所得稅，即對產品收入，其他收入等也免征所得稅，有所擴大。⑵營業稅與原來政策相同。(94)財稅字第010號《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對科研單位取得的技術轉讓收入免征營業稅的通知》中規定:"對科研單位取得的技術轉讓收入免征營業稅"。⑶土地使用稅。1998年9月27日國務院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土地使用稅暫行條例》規定，免征土地使用稅。⑷科研用品免征進口稅收方面143號文沒有涉及、應該明確。科研用品的進口是直接用于科學研究的，不以營利為目的，仍應鼓勵，免征進口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消費稅。

2、原有正常事業費繼續撥付。這部分事業費主要用于解決轉制前已經離退休人員的社會保障問題，自一九八五年科技體制改革以來，事業費逐年減撥，到一九九九年大部分技術開發類型的科研單位事業費已減撥到位，但基數很低。后來國家加大科技投入，對科研單位在事業費中增加了專項經費。此次改制如果減掉專項經費和行業工作經費，絕對值將會很低，要解決轉制前已經離退休人員的社會保障問題是不可能的。以我所為例，按143號文件規定，估算正常事業費每年是180萬元，而現在離退休人員的每年支出是400萬元左右，缺口很大，如何解決是值得研究的一大難題。科研單位以前沒有參加社保局的各種社會保障金，而企業早已參加社保局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一位退休的資深專家坦言:"自己以奉獻精神干了幾十年，沒考慮到國家現在不管了，感覺很突然"。 3、非經營性建設基金繼續由中央給予兩年的支持。這部分是在過去5年平均水平的基礎上、結合在建項目給予支持，如果沒有在建項目，將很難給予支持。 以上這些優惠政策，科研單位如果進行認真研究，充分利用，將有力地促進科研機構平穩轉制，在市場競爭中盡快發展狀大。 三、轉制后科研單位適用何種財務會計制度問題。

科研單位現在執行的財政部、國家科委頒發的從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開始施行的《科學事業單位財務制度》和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開始施的《科學事業單位會計制度》，財務制度已執行2年多，會計制度執行了一年多，從實際效果來看，現行的科學事業單位財會制度規范了科研單位的財力行務和會計核算行為，推動了科研院所充分利用自身優勢，積極面向市場、服務經濟，既滿足了向國家財政報帳，又滿足了科研單位內部經濟核算的要求，執行的效果是好的。

科學事業單位如不改制，執行現行會計制度是合適的，但從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改為企業之后仍執行現行會計制度，將會有以下方面問題:

1、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242家科研院所已改為企業，而現行科研財會制度是"事業單位"財會制度，制訂財會制度遵循的是《事業單位財務規則》和《事業單位會計準則》，"企業"單位執行"事業"財會制度顯然不合適。

2、242家科研院所中有200家科研院所進入企業或轉化為企業，6家并入高校，如仍執行科學事業單位財會制度，進入企業集團的科研單位的財會制度，會計報表很難與上級企業集團進行銜接，進入高校的科研單位也較難銜接。

3、現行財會制度有些缺陷，不符合會計基本假設，在實際操作上有困難。

⑴、資產負債表有兩個，其中資產負債表㈠設計不盡合理。資產負債表㈠分左右兩部分，左邊是"資產部類"包括"資產類"和"支出及成本費用類"；右邊部分分為"負債部類"分為"負債類"、"凈資產類"、"收入類"。從名稱上看，左邊稱作"資產部類"但卻含有"管理費用"、"財務費用"等期間費用；右邊稱作"負債部類"，但卻含有"收入"、"凈資產"等內容，顯然名不符實。其次，從內容上看"資產負債表"是靜態報表，是時點指標，而"收入"項目和"支出"項目是時期指標，時點指標和時期指標的簡單相加，合計數沒有任何經濟意義，還可能引起報表使用人的誤解。由于現行財會制度沒有規定結帳時間，所以會出現上述現象。

⑵、購置固定資產帳務處理違背了"資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的原則?，F行財會制度允許購置固定資產可直接在有關成本項目中列支，將應"資本化的支出"按"收益性支出"處理，不符合國際慣例，也不利于項目成本的歸集與分配，破壞項目成本的可比性。現行會計處理方法是雙分錄:①借:試制成本等，貸:銀行存款，同時②借:固定資產，貸:固定基金。這樣購買的固定資產直接在成本中列支，不必再計提折舊，"固定資產"和"固定基金"始終相等(融資租賃除外)，結果是擴大了單位資產規模，虛增了凈資產，造成會計報表失真。

⑶、科研項目收入、支出確認的原則不同?，F行財會制度規定，科學事業單位的科研收入采取合同形象進度法確認，"科研收入"在會計期間以合同完成的比例來確定，是按照"權責發生制"的原則確定，而又規定"科研成本"年末無余額，即當期發生的支出全部結轉，不是按合同比例確認，屬于"收付實現制"。對同一事項，收入和支出確認原則不同違背了"配比原則"，影響了收入支出與結余核算的科學性、合理性和準確性。

4、現行科學事業單位會計制度中、會計報表中無"實收資本"科目，登記注冊后確定的"國有資本金"無法核算?？蒲性核D為科技企業之后，要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注冊為企業法人，注冊資本是一重要內容，現行會計制度卻不能反映。

5、轉為企業后，科研單位是否仍要向國家財政報帳，如仍向國家報帳，現行會計制度還要繼續執行。 筆者認為，科研單位轉制之后應區別不同情況，分別執行不同的會計制度。進入企業集團的、應執行企業集團的財會制度；進入高校的執行高校會計制度，轉為中央大型科技企業的科研單位執行相近行業的企業財會制度。但這個問題涉及面廣、政策性強、國家應盡快制訂出詳細文件，如會計科目之間的對轉等，以便轉制后的科研機構財會工作順利進行。

四、科技產業化投入問題。 科研單位轉制之后投入是阻礙發展的一個重要難題?？蒲袉挝坏目蒲谐晒D化為生產力需要巨大的投入，而這些投入的風險很大，科研單位依靠自身的積累，很難滿足激烈市場競爭對其提出的不斷增長的資金需求，有些科研單位由于歷史原因負債很大，商業很行對其新建項目由于風險大而很難給予支持，建議國家建立"科技風險投資基金"，允許符合條件的科研單位加快發行債券、股票上市的速度，募集資金投入高科技產業；科研單位也可以在單位內部搞股份合作制，這樣有利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調動職工積極性，提高職工凝聚力，加快產業科技進步，產業結構優化和高科技產業發展，使轉制后的科研機構自主、自立、自我發展。

個人簡歷：

蔣占華，男，1963年9月1日生?，F任國家人工晶體研究院副院長，高級會計師。1985年畢業于陜西財經學院，近年來在財務會計學術研究,技術經濟研究方面取得豐碩成果，獲得"中國八五科學技術成果獎"一項,部級獎四項.被國務院聘為"中國中西部地區經濟顧問",擔任中國建材會計學會副會長,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會員.出版等著作兩部,在,,,,,,,等國家級刊物發表學術論文50余篇.參與制定編寫了,,主持承擔,等大型科研項目十余項. 1999年起就讀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管理學院,在職攻讀mba碩士學位.

通信地址:北京733信箱 郵政編碼:100018 聯系電話:010-65798629,13601161073

用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對我國宏觀 經濟政策進行評析

蔣占華

摘要：本文運用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從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方面對我國現行宏觀經濟政策進行了評價，論述了我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中不宜減稅的原因，分析了我國國債的情況和存在的風險，提出了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要注意的問題。 關鍵詞：西方；宏觀經濟學；評析；我國宏觀經濟政策。

對宏觀經濟進行分析，在人類的歷史上由來已久，但作為一門獨立的經濟學科上升到理論研究，是以一九三六年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keynes)出版《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后為代表才正式形成的。宏觀經濟學是從整體上研究國民經濟的運行及其規律的。 一、西方宏觀經濟學內容: 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認為，由消費、投資、政府購買和凈出口形成的對商品的總購買小于整個社會所提供的商品價值時，它會導致生產下降，失業增加；在相反的情況下，則會出現通貨膨脹。因此，政府要采取一定的經濟政策來減少失業，穩定物價，促進經濟增長。從需求理論上講宏觀經濟政策包括兩個方面的政策即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是政府變動支出和稅收以便影響總需求進而影響就業和國民收入。在經濟蕭條時采用膨脹性的財政政策，即政府采用減稅、擴大政府對商品和勞務的購買、增加投資等措施；而在經濟高漲、通貨膨脹率上升太高時，政府會采取增稅、減少政府支出等緊縮性的財政政策以控制物價上漲。 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通過銀行體系變動貨幣供給量來調節總需求。在經濟蕭條時增加貨幣供給、降低利息率、刺激投資，進而刺激消費，使生產和就業增加；反之在經濟過熱通貨膨脹過高時，采取緊縮貨幣供給量以提高利率，抑制投資和消費，使生產和就業減少些或增長慢一些。前者是膨脹性的貨幣政策，后者是緊縮性的貨幣政策。 擴第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能產生增加國民收入的效果，而影響的效果不同，下表是擴張性政策對利率、消費、投資，gnp(國民生產總值)的影響。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影響

政策種類 對利率

的影響 對消費

的影響 對投資

的影響 對gnp

的影響 財政政策

（減所得稅） 上升 增加 減少

增加 財政政策 （增加政府 開 支） 上升 增加 減少 增加

財政政策 （增加投資） 上升 增加 增加 增加

貨幣政策 （擴大貨幣 供 給 ） 降低 增加 增加 增加

二、我國現行的宏觀經濟政策及其含義 由于我國目前出口受阻、物價下降、內需萎縮，經濟運行處于低谷，失業下崗人員繼續增加，所以我國在一九九九年仍然"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適當增加貨幣供應量"。 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就是通過擴大財政支出，使財政政策在啟動經濟增長，優化經濟結構中發揮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一九九八年我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對啟動經濟增長，調整投資結構產生了良好的效果。我國加大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發國債從而增加財政支出來實觀的。 "穩健的貨幣政策，適當增加貨幣供應量"。主要是為了刺激消費、擴大內需。我國兩年連續6次降低銀行存款利率，現在一年期人民幣存款利息率已低于美元的存款利息率。由于東南亞發生的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增加造成巨大壓力，國內消費需求不旺，啟動政府投資需求，對拉動經濟增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我國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沒有采用減稅的辦法，本文后面會進行討論。 三、積極的財政政策的作用及是否會引發通貨膨脹 我國政府決定今年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作用有以下4點:①能增加社會需求；②能帶來工資和利潤的增加；③能刺激個人消費和企業投資；④能拉動相關產業，間接增加社會需求。根據西方宏觀經濟學中財政政策乘數效應，間接增加的總需求往往數倍于財政支出本身的擴張。擴張的財政政策，會產生一定的財政赤字，下表是我國98年及99年的財政預決算情況: 財政收入 財政支出 財政赤字 98年(決算) 9853億元 10771億元 918億元 98年(預算) 9679億元 10142億元 960億元 99年(預算) 10809億元 12312億元 1503億元 從目前的經濟和財政情況看，財政赤字是控制在國民經濟可以承受的范圍之內的，1999年財政赤字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7％，低于國際公認的3％的警戒線，99年的財政赤字占當年財政總支出的12.2％，低于國際公認的15％的警戒線，從上表可以看出1999年的財政預算赤字比1998年擴大43億元，在實際執行中有可能還會加大，對于我國當前的經濟形勢來說，不會造成新的通貨膨脹，因為現在的增長率還是一個負增長的態勢，全國產成品存貨很大，所以和財政赤字相比，不會造成通貨膨脹。采用這一措施是可行的，增加的支出主要是用于基礎產業的和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因此這一短期的財政擴張措施并不影響我國長期財政政策和目標的實現。 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應注意處理好的兩個關系: 1、謹慎處理好擴張性財政政策與財政收支平衡的關系。筆者認為現在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只能作為短期措施，其赤字不能有太大增加。而各級地方財政除了管理好中央轉借給地方政策的500億元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外；應堅持"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的原則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不得編制赤字財政預算，更不得向銀行、單位借款周轉、虛收稅款、挪用?？?、欠撥支出等，搞"假平衡、真赤字"這是防范金融風險的重要保障。 2、妥善處理好擴大公共財政支出與涵養財源的關系。隨著國家職能的擴增，政府從事的各項活動不斷增加，所需的經費開支也相應上升。隨著生產的發展，社會財富的增加，人民日益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將增多的國民收入用于社會的公益事業，改善人民活。特別是市場失靈的情況下，由政府來提供財力保障。在著力增加公共支出的同時，把加強基礎投施建設與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相結合，立足更大范圍和更多層次上培植新的經濟增長點，把增加財政投入與改進投入方式相結合，立足于引導社會資金擴大投資需求。 四、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我國不宜減稅 按照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當經濟處于不景氣狀態時，除了增加政府開支以外，還可以通過減稅政策刺激社會投資和消費需求，增加供給，從而使國民收入以稅收乘數增加。但我國在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時卻不宜采用減稅的政策，理由有以下5點。 1、減稅和增支雖然具有同向擴張效應，但在實際運用中雙管齊下的并不多見。除非經濟面臨崩潰境地，出現極度恐慌，一般都不會二者并重。因為兩種政策并使要受到政府預算、債務及經濟發展狀況等因素的制約。美國在30年代大蕭條期間，羅斯福政府為迅速擺脫危機采取的是政府支出擴張的政策，而沒有采取減稅政策。60年代肯尼迪時代傾向于減稅，而沒有采取政府支出擴張政策。所以我國已傾向于支出擴張，不宜再實行減稅。 2、我國稅制結構決定了當前不宜減稅。根據減稅效應理論，減少直接稅的擴張效應大于間接稅的擴張效應。"直接稅"主要包括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主要特點是累進征稅，稅負難以轉嫁；"間接稅"主要是流轉稅以增值稅、消費稅為代表，實行比例稅率，稅負容易轉嫁。削減直接稅的結果將使公司和個人擁有更多的稅后利潤，使低收入者可支配收入提高，有利于刺激投資和刺激消費，向市場提供利好信號，又因為低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有助于整個社會邊際消費傾向的提高，使經濟擴張。而減少間接稅，首先使商品和勞務的價格相對下降，個人收入會降低，有刺激企業增加生產的作用對刺激消費的作用不大。所以當直接稅在稅制結構中的比重大時，降稅效果較為顯著。下表為部分國家1997年直接稅占全部稅收的比重。 ━━━━━━━━━━━━━━━━ 比重 直接稅比重 () 國家 ━━━━━━━━━━━━━━━━ 美國 55.40 加拿大 80.70 日本 65.50 中國 16.20 ━━━━━━━━━━━━━━━━

從表中可以看出1997年我國直接稅占全部稅收的比重僅為16.2，其中：企業所得稅占13，個人所得稅占3.2，而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占全部稅收的比重為65.4。所以在我國減直接稅效應較弱，而減間接稅又會使物價下降，在我國現在物價是負增長，長期物價不增將不利于經濟增長。所以稅制結構制約我國目前不宜減稅。 3、我國稅收環境狀況不宜實施減稅的措施。我國多年實行計劃經濟，對稅收的地位和作用沒有得到充分重視，稅收的剛性不強。改革開放實行市場經濟以后，重視了稅收的作用，但稅收執法環境尚未形成，全社會的納稅意識不強，偷、逃、騙、欠稅現象相當嚴重，對稅的執法力度不夠。在此種環境狀況下減稅，很難達到預期效果。 4、我國財政收入主要依靠稅收，減稅后無法支撐財政。發展中國家財政收入應占gdp(國內生產總值)的20-30％，發達國家30-50％，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財政收入占gdp的比得一路下滑詳見下表: 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年 份 財政收入(億元) gdp(億元) 財政收入占gdp比重％ 1990 2937.10 18547.90 15.80 1991 3149.48 21617.80 14.60 1992 3843.37 26638.10 13.10 1993 4348.95 34634.40 12.60 1994 5218.10 46622.30 11.20 1995 6242.20 58260.50 10.70 1996 7366.61 67800.20 10.90 1997 865.57 7457 11.60 1998 9853 79459.67 12.40

自90年代以來我國財政收入的90％以上依靠稅收，1997年這一比重達到95％。如果現在采取降稅，會產生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降稅必然會降低財政占gdp的比重，就會增大赤字規模和中央政府的財務負擔；二是國家財力有限，降稅力度過大必然會沖擊正常的財政支出；三是運用財政支出拉動經濟，對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作用明顯，過多的減稅不利于財政支出政策作用的有效發揮。 5、我國稅負不高，不好再往低處減。我國全部稅收占gdp比重僅11％左右，發達國家50％以上，發展中國家30％左右。如發展中國家一般所得稅稅負中企業所得稅率70％，個人所得稅率48％，而我國名義企業所得稅率33％，實際上外資企業的所得稅率不到15％，內資不到30％，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為45％，與世界平均水平相當，但如果考慮稅收流失，實際稅負很低，所以無論從我國所得稅名義稅率還是實際稅率，都不宜再降稅率。我國企業去年超過一半是虧損，對這些無利潤的企業來講，降低所得稅稅率更加毫無意義。 五、我國國債及應注意的風險 彌補財政赤字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政府借債；另一種是銀行透支。用銀行透支的方式彌補赤字，會造成貨幣貶值和引出通貨膨脹，是不可取的。解決赤字的方式主要通過借債的方式解決。我國1994年頒布《預算法》，禁止財政赤字向銀行透支。國債太多當然不是什么好事，我國的國債現在是多還是少呢？下面進行分析。 1、赤字財政是凱恩斯經濟理論一個最主要的財政政策。彌補財政赤字主要靠發行國債。國債并不是任何人購買都有助于"醫治"蕭條，只有商業銀行的錢放不出去時、只有居民和企業手頭有閑置資金而又不打算存入銀行或購買商品時，才有助于擴大總需求。 2、國債的適度。國際上公認累計國債余額占當年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60％為警戒線。從財政支出上看，國際通常認為當年國債發行，不能超過當年財政支出的3％。 3、從居民的購債能力來分析國債。到1998年末，我國居民儲蓄存款余額53407億元，國債余額7771億元，兩者之比為6.9∶1。現在居民投資領域和渠道比較狹窄。從九九年年初國債發行的情況看，今年國債發行是供不應求。所以國債對居民的購債能力來說是少了。 4、從國債占gdp(國內生產總值)比例進行分析。我國1998年底國債總額占gdp的比重為9.5％，大大低于國際公認60％警戒線。從這個意義上分析國債少了。 5、從財政收支進行分析。國際上認為當年國債發行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在10％為宜，而我國98年國債發行3891億元，98年實現財政收入9853億元，比重為39.49％；國際上公認的當年國債發行占財政支出的比例為30％，而我國1998年的比例為36％(98年財政支出10771億元)。從國債占財政收支的比重來看，國債發行是多了。 6、債務增加，注意風險。自1981年以來，我國發行國債9000多億元，98年底國債余額7771億元。1999年將發行國債3415億元，比98年少發行476億元。盡管目前國債余額占gdp的比例和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都處于較安全的范圍之內。但中央財政的債務依存度已高達50％以上。償債率很高，給中央財政造成了巨大壓力，財政風險加大。所以在國債發行規模上我們既要適時適度，又要慎重行事。否則中央財政風險愈來愈大。 六、實施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要注意的問題 從長期來看，實施積極財政貨幣政策要注意以下五個方面的問題： 1、要根據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及時、靈活地調整存貸款利率。應該看到，近年來我國實行的一系列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的財政貨幣政策，力度很大，容易引發經濟過熱。國家宏觀經濟部門尤其中央銀行要密切關注經濟景氣指標，及時采取相應的調控措施，根據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及時靈活調整存貸款利率，保證貨幣供應的穩定、有效，提高信貸資金的使用效益，防止出現經濟出現通貸膨脹和經濟"滯賬"的危險。 2、嚴密監控經濟運行，防范不可預見債務對財政的沖擊。 我國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盡管均在國際安全線以內，但經濟和社會生活中還存在著大量的隱性債務負擔和隱性財政赤字。如國有銀行的呆賬、國有企業的潛虧、糧食企業的掛帳、各級政府欠發的工資、失業養老金支付的缺口等，這些都構成巨大的潛在債務負擔，宏觀經濟管理部門必須嚴密監控宏觀經濟的運行，掌握不可預見債務的變化情況，切實防范不可預見債務對財政的沖擊，提高財政抵御風險的能力。 3、從長遠決策，我國不能靠運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大量舉債搞建設。我國財政目前很困難，大規模舉債和擴大政府開支，實施反周期調節，是財政為支持經濟發展作出的必要貢獻，筆者認為它只能是在特殊情況下實施的一項短期政策。在金融風險加劇和堅定推行國有銀行改革的情況下，為切實提高經濟效益和投資效益，必須發揮市場在拉動投資和消費中的作用，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堅持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防止爆發債務危機、金融危機、財政危機和經濟危機。 4、嚴格限制國債資金的使用方向。 除繼續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投入外，還應將政府投資與產業政策相結合、收入政策和地區發展政策相結合，如將部分財政債務資金投向刺激居民消費，加大對中西部地區扶貧力度，增加公務員工資等，使國債起到杜桿作用或催化劑作用，通過財政的投入發揮"財政支出乘數"效應，將54000億元的居民儲蓄調動起來，推動經濟適度穩步增長。 5、實行積極地財政政策，較大幅度地增加財政支出，一定防止浪費，在重點投資中，絕不能花錢大手大腳，應以對人民高度的責任感，把資金用好，所有財政支出，一定精打細算，厲行節約，把有限的資金用在刀刃上，發揮最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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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市場需求不足的原因

（1）長期以來資源配置的失誤（主要是重復建設和效益低下）造成了總量上的供大于求。國家國內貿易局對600多種主要商品的統計分析表明，從1995年起，就有90％以上的商品達到了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1998年第一季度這601種主要商品中，供求平衡的商品466種占總數的74.2％，供大于求的商品155種占25.8％，幾乎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

持續了近20年的10％的高年均增長率大大提高了我國總供給的水平，同時也積淀了過度膨脹階段的許多不良籌碼。高速增長階段的一個特點便是粗放經營，只求規模不計成本，同時由于政府和企業投資缺乏遠期理性預測，重復建設和過度投資造成了生產能力的過剩。全國共有鋼鐵企業1700多家，是國外鋼鐵企業總數的一倍，發達國家鋼鐵企業的平均規模為年產量1000萬噸，而我國只有5.4萬噸。當我們為年產1億噸鋼的工業化成就而驕傲時，資料顯示，全球鋼的生產能力已高達10億噸，而到2000年全球需求不到7.5～8億噸。而全國第三次工業普查資料也顯示，我國企業普遍效益低下。1995年工業生產能力利用充分或比較充分的只占主要工業品的6.3％，而能力利用不足的占43.4％，全國900多種主要工業品的生產中有半數以上的生產能力低于50％。

（2）社會公眾和企業預期成為左右經濟的重要因素。首先，物價下降的預期使總需求萎縮。由于政府今年提出的三個目標，更多地關心保8％和人民幣匯率穩定，而對于物價上漲控制在3％以內無人懷疑，可見，社會普遍相信物價將繼續下降。從理論上講，這一方面會使消費者持幣待購。價格比以前低可以誘使消費者購買，但如果認為未來的價格會更低，則大多數消費者會推遲購買。另一方面，投資者預期未來生產的產品價格會更低，因而認為目前的投資在將來投產后，產品價格比現在還低，這導致資本的預期收益率下降，投資意愿減弱，投資需求減少。消費與投資的不足減少了總需求，又使物價繼續下降，從而步入惡性循環。

其次，人均收入增幅回落，收入預期不穩定，以及各項改革措施的出臺，也導致消費緊縮。1993年～1996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在扣除價格因素后呈現連續上升趨勢。依次為2.8％、8.5％、12％、13.8％。1997年增長幅度卻陡然下降，實際增長5.7％，受人均收入增幅回落的影響，同期人均消費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雙雙回落。同時收入不穩定的悲觀預期，迫使居民采取預防性措施，首先是緊縮預算，其次是減少或推遲必要的消費支出。今年1—4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6.9％，比去年同期回落7.8個百分點。同時，由于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各項改革措施陸續出臺，比如住房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未來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因素增加，城鄉居民的危機感和風險意識增強，從而強化了儲蓄與保險，減少即期消費。

（3）消費結構面臨升級，而目前沒有形成消費熱點，市場需求趨淡。目前我國人均GNP剛逾700美元，基本上實現了以家電為主的消費需求拉動階段，理應步入更高一級的消費階段，但由于收入分配不合理，汽車和住房需求短期內難有大的變化。據分析，在5萬億的儲蓄存款中，有1萬億左右屬于“公款私存”和各種形式的“灰色收入”，在通常情況下不構成對于市場的有效需求。另有一萬億存款屬于農村居民儲蓄，人均存款額并不太高，除了滿足即期需求與消費外，只能儲蓄生命周期中一次性的婚喪等未來購買力；其余3萬億元存款中，社會20％富有人員的存款要占儲蓄額的50％以上，對于這些消費者來說，用于生活性消費的數量有限。這樣算來，城市居民中80％以上的消費主體的人均儲蓄余額難以形成對潛在需求的消費者剩余?？梢?，靠消費結構的升級帶動經濟增長短期內不可能，今后將有一個居民積聚各種財富的階段。

（4）東南亞金融危機直接影響我國的出口，出口需求的減少同時增加了國內的供給。近年來我國外貿出口走勢已顯示出增長放慢的軌跡。1979～1995年外貿出口年均增幅25％，而1992～1995年僅20.1％，1996～1997年外貿出口增長率降到11.2％，而今年又出現了負增長。除了東南亞國家出口的產品類型與我國趨同，這些國家的貨幣貶值降低了他們的出口產品價格，使我國出口產品價格處于不利地位外，我國在高科技、服務貿易、跨國公司生產三方面均水平很低，對于出口增幅的回落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5）基礎設施不健全和消費信用方式滯后，制約城鄉居民消費需求的擴大。雖然我國基礎設施建設步伐不斷加快，但是相對于人民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和經濟建設還相差很遠，也限制了消費結構的升級。如城鎮公路建設和交通狀況難以適應對“行”的需求。至1997年底，全國空有5000多萬平方米的商品房，其中約30％左右是由于市政基建不配套而直接導致銷售不暢。同時由于消費信用方式未從賣方市場快速過渡到買方市場條件下的要求，故不能真正起到緩解生產與消費之間矛盾的作用，而居民長期形成的一次性整體性消費習慣也成為壓抑需求的因素。

二、反周期的財政政策

通過對以上我國內需不足的成因分析，可見深層次的問題是經濟制度的弊病所致。而短期內帶有明顯的周期性特點。從1996年5月1日到1998年7月1日，我國兩年內連續五次降息，并從1998年起商業銀行取消貸款限額的控制，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這些改革一方面是金融改革深化的開始，使中國的貨幣政策開始具有市場經濟的意義，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過積極的貨幣政策，擴大企業投資需求和居民個人消費需求，但從實際結果看，上半年經濟增長僅為7％，再一次證明了西方經濟學家關于在經濟蕭條時期貨幣政策啟動經濟增長的低效性。

是不是我國出現了凱恩斯流動陷阱呢？即利率水平降到一定低的水平時，人們不管有多少貨幣只想保持在手中，這樣央行就難以實現通過降低利率，增加貨幣供應量的方法刺激投資的政策目標。但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第一，貨幣政策客觀上受時滯影響，不可能在短期內奏效，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第二，貨幣政策的宏觀擴張政策同已經或即將出臺的住房、醫療、退休等制度改革而引起居民消費緊縮矛盾，產生政策“抵消”。第三、利率杠桿并未完全失靈，更重要是我國經濟也并非完全蕭條。所以筆者認為目前中國具有“準凱恩斯陷阱”的性質，但并未完全陷入凱恩斯陷阱。既然貨幣政策效果不明顯，完全可以嘗試用反周期的財政政策刺激經濟，以及引導貨幣政策效用的發揮。

反周期的財政政策主要指政府支出和稅收政策。中國財政政策的困難主要是財政收入水平較低，而財政支出負擔日益沉重。故目前中央政府主要通過增發國債，新增1000億元國債用于農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城鄉電網建設與改造、中央直屬儲備糧庫、經濟適用房六個方面的建設。這一方面是我國經濟發展中解決基礎設施、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對經濟發展的制約（據世界銀行的一份保守的估計，中國因交通設施不足，每年新增的社會成本相當于當年GDP的1％）。另一方面也可以產生乘數效應，拉動需求促進經濟增長。而且由于中國的貨幣需求與利率的內在聯系機制尚未形成，企業投資對利率的變動不甚敏感，所以“擠出效應”不會大，這也能充分保證財政政策的效果。但是對于國債的發行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一是國債的發行量要有一定力度；二是要有風險意識且期望值不宜過高，因為至今世界上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還沒有很成功的例子。從我國的債務負擔率（累計國債余額與全年GDP的比例）來看，1997年底累計國債5928.8億占同年GDP的7.93％，按1998年先后確定的發行數6508.6＝2808.6＋2700＋1000，減到期國債還本1671.45，預計1998年底累計10766億同年GDP的約13.3％，而國際上這一指標不應超過50％，可見國債規模還有力可挖。但從債務依存度（本年國債發行額與本年財政支出之比）來看，按1998年確定的6808.6億元，預計要占調整后的全國財政預算的40.19％，已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的20％的限額。

此外，還應注意國債發行收入必須做到專款專用，即投入基礎設施的建設。政府投資應該主要是公益性項目和基礎設施，而且要立足于經濟結構的優化和經濟關系的理順，不要因為要拉動投資而使本來就不合理的經濟結構關系雪上加霜。最后我們還應優化國債的期限與品種結構，降低國債籌資成本。

我國反周期的財政政策還應實行結構性減稅與強化稅收征管及費稅改革并行。

第一，如果我們要想利用稅收減免或優惠發展經濟，必須強化稅收征管。西方國家稅收觀念深入人心，國家普遍建立了嚴格的稅收懲罰制度，用重罰提高人們的納稅意識，體現了稅收的剛性原則。因此，在西方國家，如果實行反周期的財政政策，其減稅效應是非常明顯的?？梢姡愂窄h境的好壞是一個國家采取減稅措施能否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在我國，逃稅漏稅十分嚴重，這必然影響到稅收政策的發揮。故加強稅收征管一方面可以增加財政收入，另一方面也為減稅的實施提供良好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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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貨幣錯配是發展中國家在金融全球化過程中所普遍面臨的問題。大規模的貨幣錯配對一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造成巨大的不利影響，嚴重的貨幣錯配會引發貨幣乃至金融危機。本文主要從貨幣錯配與貨幣政策的關系角度介紹了國際學術界的研究進展情況，并提出對策性建議。

一、貨幣錯配的提出及其涵義

“貨幣錯配”研究最早出現在關于債務幣種結構的文獻中（Cooper，1971； Mishkin，1996；1999）。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興市場國家中爆發了數次影響較大的貨幣危機，因此出現了大量關于貨幣危機的研究文獻。

較早期的文獻研究側重于貨幣錯配會引發危機，因此過多強調一國或一個經濟實體總體資產負債表的負債方。而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研究更看重于貨幣危機發生前的預警或對經濟的不良影響，因此貨幣錯配的研究內容更全面，不僅研究負債和資產，更著重于兩者的匹配。如Bunda（2003）認為，如果新興市場國家中的部分國內債務和全部外債是以沒有對匯率風險進行對沖的外幣計值的狀態，那么該國就處于貨幣錯配狀態。Magud（2004）認為貨幣錯配是指債務以外幣計值（主要是美元，從而導致負債美元化）而收入通常是以本幣計價的狀況。Eichengreen et al.（2005）認為，貨幣錯配是指居民、企業、政府和經濟總體的資產負債表上以外幣計值的資產和負債在價值上的差異。McKinnon（2005）則指出存在貨幣錯配的國家相當廣泛，任何無法以本幣進行國際信貸的國際債權國都會積累貨幣錯配，并稱之為“高儲蓄兩難綜合癥”（the syndrome of conflicted virtue）。

Goldstein & Turner（2005）對貨幣錯配所下的定義比較全面，他指出：由于一個權益實體（包括國家、銀行、非金融企業和家庭）的收支活動使用了不同的貨幣計值，其資產和負債的幣種結構不同，導致其凈值或凈收入（或者兼而有之）對匯率的變化非常敏感，就會出現貨幣錯配。

從總體看，貨幣錯配分為債務型貨幣錯配和債權型貨幣錯配兩種類型。兩種不同類型的貨幣錯配風險是不一樣的：債務性貨幣錯配指一國（包括官方與非官方部門）所擁有的外幣資產小于所需要償付的外幣負債，其風險在于當本幣貶值時，存在債務型貨幣錯配的國家在償還債務時，要付出更多的本幣；反之，如一國擁有的外幣資產大于外幣負債則為債權型貨幣錯配。債權型貨幣錯配的風險在于本幣升值，本幣升值會直接導致外幣資產的減少。

二、貨幣錯配阻礙貨幣政策的傳導，影響貨幣政策有效性

1、貨幣錯配對匯率的影響。貨幣錯配的定義反映了資產和負債與收入和支出兩方面對匯率變動的不同影響，說明貨幣錯配現象的本質在于匯率風險敞口。因此，貨幣錯配所研究的主要內容是匯率風險問題，即匯率波動對有關經濟變量（如產出、投資、資產凈值等）和經濟金融穩定性的影響。

Mishkin and Savastano（2001）等通過研究發現債務美元化使得發展中國家不得不更關注匯率的變動。由于本幣的貶值會加重本國的外債負擔，而本國的升值又會削弱本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減弱本國的償債能力，因此發展中國家處于“兩難境地”。

Haus nlallrletal（2001）和Ganapolsky（2003）發現貨幣錯配程度與匯率彈性負相關，貨幣錯配引起的金融脆弱性使得發展中國家雖然名義上實行彈性匯率制度，但實際上將匯率維持在對某一貨幣的一個狹小幅度內，形成了“浮動恐懼”。為應對貨幣錯配蘊涵的匯率風險，發展中國家政府往往通過保持匯率穩定來提供非正式的套期保值。但如果一國實施固定匯率制度，存在貨幣錯配的企業或銀行就不會有動力去控制和化解風險；而貨幣錯配的積累和擴大又會進一步加劇發展中國家政府的“浮動恐懼”，由此形成惡性循環。

Goldstein（2005）進一步指出，對匯率浮動的恐懼會降低新興國家的貨幣政策采取通貨膨脹制的有效性，因為通貨膨脹目標制要求把通貨膨脹率（而非匯率穩定）作為貨幣政策的名義錨。如果不能在降低貨幣錯配方面取得進展，對匯率浮動的恐懼會使發展中國家別無選擇，最終走上“美元化”，這意味著徹底放棄本國的貨幣政策。

2、貨幣錯配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在很多新興經濟體國家，貨幣供應量仍然是一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即將貨幣供應量作為調控目標。影響貨幣供應量的有兩大因素：基礎貨幣和貨幣乘數。貨幣供應量能否充分發揮其中介目標的作用，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一國政府能否根據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主動控制基礎貨幣的增長率和及時調整貨幣乘數的大小。但在存在貨幣錯配的國家，貨幣供應量失去了可控性。

存在債務型貨幣錯配的發展中國家大多實行釘住匯率制，由于“羊群效應”的存在，公眾在面對貨幣連續大幅貶值時都會預期該貨幣未來將繼續貶值。同時擔心中央銀行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將自己持有的本幣兌換成外幣，因此擠兌的動機將強于浮動匯率制度下的情況。政府為維持盯住匯率制，將會動用大量外匯儲備滿足公眾對于外幣的需求，從而使得外匯儲備下降，貨幣流通量激增。

存在債權型貨幣錯配的發展中國家則正好相反，為了維持匯率穩定，一國中央銀行成為銀行間外匯市場的最大買家，巨額外匯占款直接導致基礎貨幣增加。此外，央行作為最后貸款人，往往要承擔金融穩定的職責，這也會迫使中央銀行增加對金融機構的再貸款，基礎貨幣進一步擴張。最終結果是央行緊縮政策的效應大大削弱，通貨膨脹壓力增加。

3、貨幣錯配對利率的影響。Hausmann等（2001）研究結果顯示，金融危機后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匯率制度大多數宣布采用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仍然在利用利率政策來穩定匯率，這導致了這些國家利率的不穩定，削弱了這些國家的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根據利率平價理論，當面臨經濟衰退時，一國通常會采用的貨幣政策是降低利率并放任本幣貶值以拉動內需，擴大出口，從而促使本國經濟走出衰退。但如果一國的經濟衰退是貨幣金融危機爆發的結果，而且國內存在著大規模的貨幣錯配現象，貨幣政策的實施將陷入兩難的境地：若此時降低利率，放任本幣貶值，本幣的大幅貶值的結果就轉變為加重國內債務負擔，而急劇惡化的負債狀況將導致大量企業和銀行的倒閉。但如果為了維持匯率而提高國內利率，又會加重企業的融資負擔，減少總需求。此時貨幣政策處于兩難，既不能維持低利率，任由本幣貶值，也不能提高利率，維護匯率穩定。

在債權型貨幣錯配國家，還存在著本幣升值的預期，為了防止投機熱錢的涌入，央行必須使本幣與國際關鍵貨幣之間保持一個正的利差，以增加投機者的成本。但由于發展中國家實行的軟釘住，央行需要通過外匯占款投入基礎貨幣，這會導致市場的流動性增加，央行存在加息的壓力，本幣升值的預期進一步加強。因此，防止熱錢流入和減少流動性兩個操作矛盾的目標使得央行的貨幣政策無所適從。

此外，貨幣錯配風險的存在還會進一步影響微觀主體的投資決策選擇。利率是影響企業投資決策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利率變動直接影響企業投資成本，最終導致總需求和總產出的變動。但在嚴重貨幣錯配存在的情況下，企業成本受匯率的影響要更大于利率的影響，利率變動影響企業投資決策的有效性下降。

以上分析表明，大規模貨幣錯配的存在損害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從而加劇了經濟衰退。嚴重貨幣錯配給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帶來了巨大的威脅。正如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所言：“廣大發展中國家銀行貨幣錯配是引發一場大火的導火索。”

三、結論

鑒于貨幣錯配的存在嚴重地影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因此如何控制貨幣錯配風險，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已成為我國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目前理論界大多數學者已達成共識：靈活的匯率制度、建立針對貨幣錯配的監管體系、進行區域貨幣合作等都是控制貨幣錯配風險的重要途徑。除此以外，本文認為，貨幣政策目標的轉移、穩健的國內政策和國內資本市場的完善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貨幣錯配風險。

1、貨幣政策目標逐漸轉向通貨膨脹目標制。Levy 和Yeyati認為，一個國家如果要降低美元化，應以通貨膨脹穩定為目標，而不是以匯率穩定為目標。隨著我國金融業開放程度的加快，如果因為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加強，難以控制，貨幣供應量難以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那么通貨膨脹目標制應當可以作為一個借鑒。

Goldstein 和 Turner（2004）也認為由于通貨膨脹目標制的透明性和可信性較強，有利于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央行的獨立性，因而對于降低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錯配程度有著重要作用。東南亞金融危機后，通貨膨脹目標制陸續被泰國、捷克等發展中國家所采用，有著較好的效果。

2、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和審慎的財政政策。要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通過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來創造一個穩定的經濟環境是必要的前提。鑒于此，發展中國家應當有選擇地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度來穩定公眾預期，同時采用審慎的財政政策，避免經濟產生劇烈波動。通貨膨脹目標制可以為貨幣政策提供一個有效的外在“名義駐錨”，以便有效控制通貨膨脹，穩定通貨膨脹預期，保持經濟穩定持續增長和國內債券市場的發展。而采取謹慎的財政政策，可以有效防止債務膨脹，避免本幣升值的潛在高估情況下貨幣錯配可能誘發的金融危機。

3、逐步推進國內資本市場的完善。實施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是學術界公認的控制貨幣錯配的有效方法。但僅有靈活的匯率制度并不能很好地控制貨幣錯配，深化和健全金融體系的其他國內機制才是控制貨幣錯配風險的前提。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提高宏觀經濟的調控能力方面，逐步國內資本市場的完善可以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

Bussiere 等（ 2004） 認為， 發展金融市場或金融工具以保證人更好地應對風險， 對于控制發展中國家貨幣錯配是有關鍵作用的。資本市場發展越廣，能夠為私人部門提供的風險對沖工具越多。當金融對沖合同足夠多時，貨幣錯配的暴露風險能夠被充分化解。而深度發展的資本市場可以為私人部門提供更多的投融資渠道，多種投資渠道可以將高額儲蓄導向不同的投資場所，有助于解決東亞新興經濟體高儲蓄兩難問題，從而緩解貨幣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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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安倍經濟學；日本經濟；改革；財政政策

一、“安倍經濟學”的概述

（一）“安倍經濟學”的背景

20世紀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經濟在長期蕭條的狀態下徘徊。為改善物價持續下跌及經濟增長緩慢低迷的通縮狀態，日本政府曾多次動用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但均收效甚微。2011年的日本“3?11”大地震更是使日本國內的經濟環境雪上加霜，甚至造成了日本國民“日本經濟看不到未來”這一普遍悲觀看法。

安倍政權就誕生于這樣的經濟環境下，安倍政權以“安倍經濟學”為其核心競爭力，并將刺激日本經濟使其復蘇，使日本恢復其原先的國際地位作為其首要目標，這點亮了日本經濟慘淡的前途，使得安倍政權獲得了廣泛的支持與擁護。

（二）“安倍經濟學”的內容

“安倍經濟學”其實就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執政后實施的一系列刺激經濟的政策，其核心內容有以下三點：

第一，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具體措施如下：首先，貨幣政策操作目標從之前的無擔保隔夜拆借利率轉變為基礎貨幣。其次，央行將選擇期限較長的國債來進行購買。最后，日本當局每年購買300億日元的房地產信托證券和1萬億日元的交易所基金。

第二，靈活的財政政策。有兩方面含義：一是短期內要擴大財政支出，以填補供需缺口；二是中期要實現財政健全化。

第三，結構性改革。2013年4月，安倍內閣出臺了支持女性就業、醫療的第一輪經濟增長戰略。

二、“安倍經濟學”的實施效果

客觀說來，“安倍經濟學”在日本的實施使日本經濟顯示出較好的復蘇勢頭。日本2013年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較前一季度增長了1%，年化增長率也高達4.1%，為2012年一季度以來最快，遠遠高于美國和歐元區的經濟增長速度。

（一）“安倍經濟學”的實施現狀

首先，日本國內經濟諸多領域顯現復蘇跡象。

2013年一季度以來，日本經濟逐步復蘇。一是工業生產強勁復蘇。工業產值在1月份微跌0.6%后，出現了連續4個月的上漲。二是公共投資增勢良好。根據日本內閣府提供的相關數據顯示，2013年5月公共工程合同金額和4月公共工程合同訂單雙雙同比增長。三是企業投資信心穩步提升。日本Sentix投資信心指數一路上升，從1月到9月分別為0.5、5.5、3.9、6.3、7.3、8.4、12.3、14.5、14.1，這可在某種程度上促進日本企業投資的增長。四是民間消費有所增長。

其次，通貨緊縮狀況已經出現緩解跡象。

截至2013年5月，日本CPI顯示出了很好的勢頭，其中CPI和核心CPI環比分別連續增長3個月和4個月。但從同比來看，日本CPI和核心CPI均已連續12個月是負增長或零增長?？傊?，日本經濟仍處于溫和的通貨緊縮階段。

最后，日元貶值對出口的提振作用日益突出。

由于歐債危機、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中日邦交關系惡化等因素影響，日本出口持續低迷，雪上加霜的是日本當地核能發電萎縮，火力發電成本上升。自從日本當局實施安倍經濟學以來，日元開始對主要幣種進行全線貶值，截至7月24日，日元對美元、歐元和英鎊較2012年末分別貶值15.02%、15.12%和8.74%。日元貶值使日本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得到了明顯的提升，截止2013年3月起日本出口已經實現連續4個月同比增長。

（二）“安倍經濟學”的積極影響

在“安倍經濟學”的刺激下，2013年以來日本經濟的各個方面均顯示出強勁的復蘇態勢，前兩季度GDP增長率分別為4.1%和3.8%，遠遠高于同期美國和歐元區的經濟增速。當前日本經濟主要有以下三大特點：

首先，經濟增長的基礎逐漸穩固。一是工業生產強勁復蘇；二是公共投資增勢良好，公共工程合同金額連續數月增長；三是企業投資信心穩步提升；四是私人消費逐漸穩定，家庭每月支出也漸趨穩定；五是失業率不斷下行，截止2013年7月，日本失業率已經創2008年以來的新低，僅為3.8%。

其次，通貨緊縮的狀況已經出現緩解跡象。2013年6月和7月，日本CPI已經結束了一年以來持續負增長的尷尬局面，同比增長分別為0.2%和0.7%，可以說日本已經進入結束通縮的過程中了。

最后，日元貶值對出口的影響是積極的。在安倍經濟學的作用下，日元匯率對主要幣種進行了全線的貶值，使日本出口的競爭力大大加強，并起到了明顯的促進作用。

（三）關于“安倍經濟學”的爭議

對于經濟持續低迷的日本來說，安倍的經濟政策既是一個無奈之舉，也是一個大膽而有意義的嘗試。安倍的經濟政策就像是一把雙刃劍，雖有助于日本經濟的復蘇，但也蘊含了巨大的風險，因此引發了很大爭議，具體如下

一是，寬松的貨幣政策是否夠刺激實體經濟的發展。支持者認為，寬松的貨幣政策將刺激日本經濟出現良性循環。反對者則認為，日本出現問題的根源是人口老齡化導致勞動力供給的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寬松的貨幣政策消除了通貨緊縮，也難以刺激經濟達成持續的增長，因為它沒有從根源上解決日本的問題。

二是，寬松貨幣政策能否實現通脹目標。支持者認為，通貨緊縮說到底是一種貨幣現象，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對擺脫通貨緊縮是十分必要的。不過，反對者指出，從2008年的次貸危機至今，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擴張了近4倍，但通貨膨脹水平依然較低，這與傳統理論不符。然而，日本央行仍寄希望于寬松的貨幣政策，這明顯是錯誤的。

三是，寬松的貨幣政策將對國債收益率產生何種影響。通常，通貨膨脹會引發國債收益率的上升，而現今日本政府債務余額已是GDP的2.4倍，政府還本付息的壓力會空前加大。如果由此引發債務危機，日本經濟將再次陷入衰退。

四是，日本國際收支是否會轉向入不敷出。相關專家指出，日元貶值與日本企業出口增加存在一定的時間差，如果今后日元匯率繼續維持低位，日本的出口額會有較大幅度提高，貿易持續逆差的狀況也會得到改善。但也有專家指出，日本對外依存度較高，目前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表現低迷，如果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出現上漲趨勢，日本經常項目可能由順差轉為逆差，這對日本經濟無疑又是一次打擊。

五是，財政政策還有多少空間。IMF總裁拉加德指出，日本財政刺激政策愈發難以持續，需要制定明確的計劃來降低日本的債務。對此，首相安倍晉三曾多次表態，當局將推行可持續的財政政策，但由于涉及日本政黨利益之爭以及安倍政府的支持率等復雜因素，因此目前還未付諸行動。

六是，結構性改革能否實現預期目標。在安倍政府執政之前，日本其他執政者已經對日本經濟未來的發展進行了規劃，但均以失敗告終。“安倍經濟學”則直擊日本社會的老齡化這一問題，具有很強的針對性。但這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變的，因此安倍經濟學增長戰略的效果還需要時間檢驗。

三、日本“安倍經濟學”所面臨的問題

雖然安倍經濟學對刺激日本經濟的復蘇已經起到了有目共睹的作用，但與此同時，其負面影響已初現端倪：

（一）日本金融市場的波動性加大

2013年以來，日本股市頻繁出現暴漲、暴跌現象，其波動幅度大大領先于全球其他主要股指。并且在安倍經濟學的各項刺激政策分別出臺后，一向被視為安全資產的日本國債也變得極不穩定，甚至多次觸發熔斷機制。

如下表所示，根據IMF在2013年度對一般政府債務的預測，日本的債務余額占名義GDP之比為245%，這一數值為發達國家之中的最高。

（二）“安倍經濟學”在刺激出口的同時也存在巨大隱患

日本經濟一直都是出口導向型經濟，通過日元貶值來刺激出口的作用雖然有所顯現，但也有隱患：

首先是日元貶值的同時抬升了進口成本。2013年上半年日本貿易逆差為近5萬億日元，創了1979年以來貿易逆差的新高。

其次是日元貶值的優勢隨著時間的推后可能會被削弱。日元貶值已經引起韓國等發生經濟往來的國家的強烈反對，諸如韓國，已經采取了相應的本幣貶值的措施，隨著其他國家應對日元貶值出臺的各項保護本國出口企業的措施，日元貶值所帶來的優勢將會大大減弱甚至消失。

最后是在日元貶值過程中，盈利大增的日本出口企業的資金流向值得關注。在全球經濟危機中，日本深受其害，日本企業也意識到固有的保守理念會拖垮自身，因此這一部分增大的利潤則大多被用于預留資金額度來防范風險，而沒有使其增加科研或者其他方面的投入。綜合來看，寬松貨幣政策對提振經濟是利弊參半的。

（三）“安倍經濟學”對提升中小企業信心的作用微弱

日本央行公布的相關數據顯示，日本大型企業指數在2013年的第一季度為1%，但在同年第二季度已經升至8%，成為繼2008年以來的歷史新高。中型企業指數則由-3%上升至2%，小型企業指數則由-12%升至-8%，雖然各種類型的企業指數均顯示上升趨勢，但是可發現，小型企業指數的升幅遠遠遜色于大型企業指數的升幅，究其原因則是日元貶值使大型企業獲益，但是會導致原材料價格高漲，使小型企業的利潤減少、成本增加。

（四）“安倍經濟學”尚未能惠及到普通民眾

安倍經濟學使得股市大漲、房地產回溫，使得日本相對富裕階層的財富得到了增加，但是對日本普通的工薪階層卻影響甚微，甚至日元貶值導致企業原材料上漲，也會使生產生活必需品的企業生產出的產品價格也上漲，反而加大了普通消費者的生活負擔。

日本是全世界負債最高的國家，據IMF的數據顯示，截止2013年6月末，日本債務已經超過1000萬億日元，2014年的償債成本也將創歷史新高，因此，2020年東京奧運會的舉辦對刺激日本經濟而言是具有一定風險的。

四、日本對“安倍經濟學”的前景展望

自“安倍經濟學”在日本實施以來，一系列經濟利好數據都表明了其對提振日本經濟的有效性，日本自民黨也因此在2013年7月的選舉中又獲得了日本未來三年的實際控制權，這也使得“安倍經濟學”能夠得到持續的發展。

（一）2014年度和2015年度展望

第一，經濟將會持續復蘇。在“安倍經濟學”的“三支利箭”的刺激下，日本經濟的各個領域都出現了利好信號：2013年日本GDP實際增長28%，名義增長26%；CPI（除生鮮食品外）2013年為06%，2014年為13%；經濟逐步復蘇，私人消費也有所增加，出口貿易也有所增長。

第二，持續寬松的貨幣政策。日本當局的貨幣政策委員們在2013年7月召開的“政策委員及金融曾策決策會議”中，一致表決同意維持當前的貨幣政策不變，即在未來幾年內，日本的貨幣政策將處于持續寬松的狀態。

（二）中長期趨勢判斷

第一，經濟穩定增長，財政不斷改善。日本內閣府預測日本今后10年GDP的平均增長率實際值為2%，名義值為3%；CPI兩年間提至2%，日后也將穩定在2%左右；2014年到2015年間，為努力改善財政收支，日本將實施《中期財政計劃》；2016年之后，日本當局則會加大對社會保障的支出來應對更為嚴峻的人口老齡化情況。

第二，奧運效應顯現，提振景氣復蘇。2020年夏季奧運會在東京的舉辦已經成為“安倍經濟學”中的“第四支利箭”，或將提升日本的持續增長。據東京都政府預估，奧運會期間，酒店業和餐飲業將會大幅受益，交通運輸業、出版業、廣播電視等行業同時也將獲得良好刺激。

五、“安倍經濟學”對我國的啟示

“安倍經濟學”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日本經濟的回復，但沒有促進日本經濟實質性的產出，從而使得日本經濟想要長期增長的后勁不足，且安倍政府當局的種種措施未觸及到日本經濟的內在矛盾，甚至加劇了日本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這些政策的實施經驗為我國的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借鑒：

（一）不能用寬松貨幣政策解決經濟長期增長問題，應通過改革解決結構性問題

通過貨幣超量投放來刺激經濟增長，本身就是飲鴆止渴，只能在市場缺乏流動性的情況下獲得短暫的效果，而寬松的貨幣政策也不應成為經濟增長的常用手段，僅可作為經濟嚴重衰退時的重要法寶，否則過多的使用則會使社會出現不穩定的狀況。

目前我國應致力于進行國內的結構性改革，一方面調整我國的經濟整體結構，將投資和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改變為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的發展模式；另一方面，我國應優化我國的產業結構，推進產業升級、提高農業生產技術和生產效率、強化第三產業尤其是服務業對經濟的貢獻作用。

（二）不能回避人口老齡化問題，應通過加大科技創新和教育投入解決人力資本總量不足的問題

同日本一樣，我國也逐步步入老齡化社會，截止2012年，我國60歲以上的人口已經接近2億人，20年后，這個數值將達至4億，平均下來，每2個20至59歲的人就要贍養以為老人，形勢是十分嚴峻的。

要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經濟增長放緩等問題，我國應把重點放在推動經濟潛在產出，具體措施就是：一方面，積極鼓勵科技成果的轉化，改善經濟增長的質量；另一方面，逐步增加對人力資本的投入，重點支持職業教育的開展和提升，以緩解經濟發展中人力資本總量不足以及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

（三）不能忽視地緣政治對經濟的影響問題，應努力實現區域經濟體之間的互贏共生，并承擔應盡的國際義務

我國作為政治和經濟大國，在對外經濟、金融交往中，不論出臺何種政策都應周密考慮地緣政治對經濟的影響。應從區域經濟共贏的角度制定政策，本著負責任的態度，承擔應盡的國際義務，開拓更廣闊的經濟前景，助力我國經濟持續、穩健發展。我國應更廣泛的深入到區域經貿合作，多與周邊國家協調溝通，加入區域性對話機制，如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等，協同制定區域發展的規則，為國家核心利益服務。（作者單位：四川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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