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學社會責任的概念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管理學社會責任的概念，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 內涵 演變 管理學 經濟學

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企業社會責任本質上是一種行動承諾，反映企業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問題，體現公眾對企業的期望，狹義而言，企業社會責任既包括企業在經營過程中所承擔的經濟責任和法律責任， 也包含利益相關者的利益， 承擔著股東、消費者、社區等在內的社會責任；廣義而言，企業社會責任不僅包括經濟、法律及中觀層面的企業社會責任，還涉及對社會應該承擔、能夠承擔的責任─對社會合乎道德的一切行為（楊曉智，2009）。

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從古典的企業要依照所有者或股東的期望管理公司，在遵守社會基本規則的前提下創造盡可能多的利潤，舊理念發展到 “企業公民說”、“社會契約理論”、“相關利益人說”等一系列新理念。新理念要求企業的行為既要合乎法人道德―對股東負責，還要對雇員、社區、政府負責，要盡到一個法人公民的社會責任等（黃志堅等，2009）。企業社會責任內涵的復雜性及類型的差異性，客觀上加大了界定其內涵和外延的難度，也決定了學者視角的不同，從不同側面反映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本文從管理學和經濟學理論的視角探討其演進的過程。

管理學理論視角

管理學理論的分析基礎是人性理論假設，在不同的人性理論基礎上形成不同的激勵理論，進而形成不同的企業管理理論和管理方法。從人性理論的發展來看，主要經歷了泰羅的科學管理理論、梅奧的霍桑實驗提出的社會人理論、管理叢林所形成的復雜人理論以及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等。科學管理理論的基礎認為人工作的目的是為了金錢，其理論基礎是：人是經濟人，而社會人理論認為勞動者工作除了金錢外，還有社會需求和歸屬要求，而需求層次理論認為人在不同時期有不同需要，每個人都有追求自我實現的愿望。在這些人性理論的指導下，影響企業管理效益的因素也形成不同的理論，如歸因理論、雙因素理論（保健因素、激勵因素）、和諧理論等，不同理論指導下的企業會產生不同的企業社會責任。

事實上，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范圍隨管理理論的發展而不斷擴大，從認為企業作為社會中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主體，運用各種競爭和市場的手段來最大限度地獲取利益和財富，企業除了遵紀守法和照章納稅外，追求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的唯一經營目標，要求企業承擔額外的社會責任是不合理到企業必須承擔社會責任的“社會人”過程中，可以看到其管理思想是從經濟人到社會人到復雜人到“以人為本”的發展歷程。目前，西方發達國家許多大的跨國公司開始把承擔社會責任作為其經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社會管理和發展而言，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可以提高社會和諧程度，保障社會公正，改變弱勢群體的生存條件，通過對自然環境的保護和對稀缺資源的合理利用，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從企業管理而言，履行社會責任已成為企業獲取利潤的一個重要前提，企業正確處理以社會責任為主要內容的非市場戰略和市場戰略之間的關系，將有利于樹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和社會形象，改善企業與各方面的關系，使企業與政府、社會之間形成良性互動關系；從消費者角度而言，消費者的社會意識正在逐步加強，他們在購買產品時不僅注重產品是否能夠滿足自己的購買因素，更關心產品是如何生產出來的（楊曉智，2009）。

企業管理的實質就是如何解決利益的處置和分配，因此企業社會責任內涵的演變實質反映企業歸屬權觀念的變化，即如何回答“企業是誰”的這一問題。企業理論大致經歷了三個主要發展階段：一是股東至上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只應對股東負責，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追求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管理者的中心任務；二是利益相關者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是內部利益相關者（如股東、經營者、生產者）和外部利益相關者（如供應商、經銷商、消費者）的利益結合體，企業所有者在分享利潤時，必須同時考慮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三是企業公民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存在于一個大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之中，要求把企業當作社會公民來對待， 企業在通過其核心業務為社會提供價值的同時，也應該承擔社會責任。其社會責任的表現形式主要有積極參與慈善活動、社會投資，遵守法律，努力創造利潤，對社區、合作者、環境履行一定的義務和責任。

經濟學理論視角

通過對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及沿革的梳理，可以發現：企業社會責任隨著社會價值的改變而改變，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公眾對企業的社會期望是不同的。其內涵發生變革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各種矛盾的激化，以及公眾對企業的期望和公司給公眾的體驗之間的落差則是導致企業社會責任內涵豐富的根本動因。

正如科斯在論述企業存在的理由時所說的，當企業將外部成本內部化時確定了企業存在的必要性和邊界。企業從成立起就決定必須進行成本利潤分析，當資本主義處于自由競爭時期，實現利潤最大化、保持競爭優勢是其發展的唯一選擇，因此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生產和發展的唯一目標；當企業規模逐漸壯大時，會帶來許多社會問題，如工傷、職業病、產品質量、環境污染等，企業發展而引起的自然資源和環境的破壞也在加劇，面對利益相關者增多和國際勞工運動、人權運動、消費者運動、環保運動蓬勃發展時，企業必須認真分析上述問題，考慮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企業有義務回報社會和承擔社會責任，企業所作的每個決定、每個行為都必須基于社會責任的視角。

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有利于企業社會資本的提高，而社會資本與金融資本一樣具備創造企業財富的作用，因而從經濟學角度來看，企業在發展戰略制定時，會考慮承擔社會責任。美國社會學家林南教授認為社會資本作為一種和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相區別的存在于社會結構中的個人資源，它為結構內的行動者提供便利的資源。企業是一個受市場結構與社會結構共同約束的社會行動主體，它不僅嵌于市場結構，更嵌入社會結構之中。因而，企業是一個社會資本和非社會資本的關系集合體。社會資本是一種能創造財富的特殊資本（石軍偉，2008）。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是其積累和獲得社會資本的有效途徑，從企業內部來看，富有凝聚力的人際關系網絡以及蘊涵在其中的潛在資源、企業成員之間建立的人際信任的關系網絡，正是企業內部社會資本的基礎。從企業外部來看，企業承擔外部社會責任會在外部利益相關者中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同時能夠獲得消費者、股東、政府和社區等的更多關注和支持，這種關系會促進企業銷售量的增長、公司市場的擴張和競爭地位的鞏固，從而提高企業的知名度和美譽度，提高企業在社會大眾中的影響力，并樹立良好的形象，從而更好地構建自己社會關系網絡和社會結構，有助于企業更有力地汲取各種稀缺資源，而履行社會責任，使企業、政府、社會之間形成良性互動，從而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贏得良好的外部環境，即不斷積累自己的外部社會資本（黃志堅等，2009）。

因此，從經濟學的成本利潤分析角度來看，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必須考慮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的制度變遷

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的作用在于通過提供一系列的規則以界定人們的選擇空間，約束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從而減少環境中的不確定性和交易費用，進而保護產權，增進生產性活動。制度的變遷是在單個行為主體為謀求在現存制度下得不到的利益（即外在利潤）而產生制度變遷的需求所引發的，是權利和利益轉移的再分配，即權利的重新界定。制度變遷有兩種類型：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誘致性制度變遷是指現行制度安排的變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創造，它由個人或一群人，在響應獲利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而強制性制度變遷是指政府以法規命令和人大制定法律等形式引入，由政府推動為主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演進來實現的（林毅夫，2003）。

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在特定時期追求利潤最大化過程中各利益相關者對企業良的期望而形成的一組行為約束或規范、規則，其實質是企業與企業各利益相關者權利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調整。企業社會責任本身經歷了從無到有的變遷演化過程，同時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和范圍也有一個逐步演變和擴展的歷史。企業社會責任的產生、形成、發展過程就是一種制度的變遷。

西方發達國家的制度演變一般表現為自下而上的制度變遷，企業社會責任的形成是以消費者、勞動者、環保主義者等為初級行動團體，推動著社會責任運動不斷向前，要求企業對社會問題承擔一定的責任，同時受到作為次級行動團體的政府的幫助和支持，政府制定了與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的法律法規，或強化已有的與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的法律法規，企業社會責任這種新的制度安排最終得以實現（李雙龍，2009），因此是一種誘致性制度變遷。而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形成路徑是自上而下的，必須通過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才能得以實現，因此屬于強制性制度變遷，這主要是由于我國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憲法秩序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等制度環境決定的，因此國內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時，就顯得很不主動，從而導致許多嚴重背離企業社會責任的事件發生。

結論

制度就是一國政治和經濟等行為的規則，這些規則的形成根源于一國的歷史、文化、社會的價值觀以及意識形態等因素。作為一種具體的制度安排，在我國還存在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的制度環境和一系列配套制度的缺乏或不協調等問題，導致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供給不足，努力制定規章制度，培養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對于政府管理部門而言任重道遠。

政府在制定管理辦法時不應超越經濟發展水平，要充分考慮企業的承受能力和對整個經濟的影響，推行企業社會責任要堅持循序漸進的原則。必須一方面積極建立企業社會責任評價體系，構建一套適合我國國情，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企業具體實際情況的規范化、全方位的企業社會信用和道德評價體系，促使企業改變以往的經營方式和責任意識，形成能反映企業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經濟核算與評價指標體系，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把人本管理、商業道德和精神文明等指標化，融入企業經營的每一個環節，引導企業經營者把追求經濟效益與履行社會責任有機地統一起來；另一方面必須積極引導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提升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吳健輝，2009）。

參考文獻：

1.楊曉智.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運動與實踐―基于歷史演進視角的研究[J].黑龍江社會科學，2009（6）

2.黃志堅，吳健輝，童冬生.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社會資本關系研究[J].江蘇商論，2009（7）

3.石軍偉.社會資本與企業行為選擇[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4.林毅夫.誘致性制度變遷與強致性制度變遷[A].盛洪.現代制度經濟學（下）[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5.李雙龍.企業社會責任的新制度經濟學思考[J].生產力研究，2009（23）

6.吳健輝，黃志堅.企業社會責任內涵及承擔社會責任與企業發展的關系述評[J].江蘇商論，2009（2）

7.李晏墅，周卿.企業社會責任的生態模型―基于演化軌跡及機理分析[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8）

8.于光平，楊藝.企業社會責任:國外理論演進及最新文獻述評[J].廣東經濟管理學院學報，2006（5）

篇2

一、科技期刊社會責任的基本內涵

社會責任概念的提出，是現代社會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也是一個組織基于自身的社會角色與社會地位而具有的相應職責與義務。科技期刊作為獨立的法人主體，不僅要對行業、學科、地域特色、主管主辦單位等方面的利益負責，而且要對國家或地區的知識傳播、科技創新、出版環境、受眾利益，以及內部員工成長等負責，這些社會責任中既包括大眾認可的政治責任、經濟責任、出版文化責任，也包括新興的科技創新責任。

一方面，科技期刊作為科技傳播媒介，傳播科學技術信息、擔當科技創新歷史責任是其首要的社會責任。從媒介屬性來看，科技期刊屬于專業性媒介，應承擔傳播先進科學技術信息的重任，重視社會效益和學術效益的經營。同時，科技期刊又是高層次的精神文化產品，其社會功能和作用、辦刊方針和辦刊宗旨決定了科技期刊的辦刊原則必須以追求社會效益為基本準則，以宣傳黨和國家的科技工作方針、引導學術研究方向、推動科技進步、促進知識創新和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為基本前提。科技期刊的運營過程中，必須遵守出版行業準則和出版物流所涉及的商業倫理，實現技術與應用的對接，積極倡導科學倫理和構建健康的學術環境，以及發現、培育和促進人才成長等。這是社會在道義上、法律上對科技期刊的要求。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科技期刊是通過生產流程產生的可以交換的勞動產品，具有商品的一般屬性，如通過知識的傳播、交流、轉換、存儲等來顯示其價值。因此，它具有經營性和贏利性。而且，作為一個經濟體，科技期刊最基本的責任是生存和發展，實現履行經濟責任，即獲取經濟利益。可以說，自身發展、獲取經濟效益既是科技期刊承擔社會責任的物質源泉，也是科技期刊承擔社會責任的基本前提。這是因為，科技期刊唯有自身先成長起來，使期刊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最大化，才談得上去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才能實現社會效益和學術效益的最優化。

二、社會責任是科技期刊品牌建設的基石

品牌是科技期刊非常重要的無形資產，品牌是一種觀念存儲和心理認同的結果，品牌是衡量科技期刊競爭力強弱的一個重要標志。締造品牌有很多種方法，但僅靠表面宣傳締造出的“品牌”缺少文化底蘊和社會責任含量，不能長久，只能稱之為“知名度”。品牌的“品”字是由三個口字組成的，代表了品牌成長的三個階段，筆者以為:下面兩個“口”代表了品牌建設的初期和中期階段，即建設“合格品牌”和建設“知名品牌”兩個階段；第三個“口”是品牌建設的高級階段，即建設“美譽品牌”階段，這也是品牌建設的最高境界。在品牌建設的三個階段中，通過品牌背后富含社會責任的期刊文化，贏得讀者和作者對品牌的認同，已成為科技期刊一種深層次、高水平和智慧型的競爭選擇。

首先，在建設“合格品牌”過程中，社會責任是科技期刊合法生存的依據。將品牌建設的目標定位為“合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個時候的科技期刊剛剛創刊，或者說剛剛起步，發行前景還不是很明朗，品牌處于被公眾認識和接受的階段。這時，科技期刊要想生存下去并擴大自己的影響，就必須承擔最起碼的社會責任，包括保證刊登論文的質量、恪守學術道德底線等基本內容。論文質量是科技期刊品牌的生命，保證刊登論文的質量，才能創造出具有廣泛社會基礎和強大生命力的品牌。

其次，在建設“知名品牌”階段。社會責任是科技期刊發展提升的機會。在建設“合格品牌”的階段，科技期刊承擔的社會責任往往與自身的利益直接相關，但是，當品牌建設發展到尋求“知名”的時候，科技期刊則需要承擔其他更多的社會責任。在創知名品牌的過程中，社會責任作為科技期刊發展提升的機會，一方面表現為科技期刊在面對社會和學術熱點事件時能夠抓住機會提升品牌知名度，另一方面表現為科技期刊主動創造機會提升品牌的知名度。例如，在突發事件報道面前，科技期刊雖然時效性弱于新聞媒體，但可以通過向相關專家學者組織系列稿件，對時事熱點問題進行深層次探討，其報道的深度和力度是其它新聞媒體所無法比擬的。同時，這種應對突發事件的快速反應，能充分發揮學術導向作用，從而為科技期刊贏得外部良好的評價和樹立責任形象。

其三，在建設“美譽品牌”階段，社會責任是科技期刊永續經營的社會資本。科技期刊的社會資本是指科技期刊通過社會聯系獲取稀缺市場資源并由此獲利的能力。在激烈的品牌競爭中，對科技期刊而言，最典型的稀缺資源，無疑是讀者對品牌的信賴和忠誠程度。這種稀缺資源的獲得，除了科技期刊為社會提供優質的科技信息和服務外，更多的可以靠科技期刊承擔社會責任來獲取。

三、基于社會責任的科技期刊品牌影響力提升策略

⒈引進來：努力提升論文質量和培育科技創新人才

科技期刊是現代科學技術全部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其主角就是學術論文。學術論文能起到繁榮學術爭鳴、傳播科技知識、沉淀科學文化、凝聚專家學者的作用，科技期刊也正是為了滿足這樣一些需要而誕生、成長、發展起來的。對科技期刊來講，產品就是學術論文，“文章好是硬道理”，沒有具有權威性和創新性的學術論文則不可能給讀者提供有用價值，更談不上塑造讀者信賴的期刊品牌。

科技期刊必須要注重引進高質量科技論文，并且在論文審稿過程中，堅持創新性、重要性、關注度和原創性的篩選原則，要會聚行業內最重要的作者、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以及行業關注的熱點。一方面，編輯部應有計劃、有重點地選題組稿，要盡量增加計劃選題的力度，擴大約稿比例，這樣就可以在獲取優秀稿件方面爭取主動性，減少盲目性。編輯要力爭到第一線去組稿、約稿，讓那些真正代表學術水平的稿件在第一時間發表，從而吸引更多的學者、研究人員將自己的研究成果投到本刊。另一方面，要重視培育學術新人，促進他們健康成長。在校博士、碩士研究生課題的完成都是在導師指導下進行的，大都在科研上具有一定的創新性，研究生的論文也是科技期刊稿件的重要來源，對于提高科技學術期刊的學術質量起著重要的作用。

⒉走出去：搭建科普宣傳新平臺

多年來，國內科技期刊都希望把“擴大期刊品牌影響力”作為自己始終如一的追求目標，不少期刊也采取了增加發行量、組織學術活動、制作特色封面等措施，但這些傳統的方法都不能擺脫科技期刊固有特點的束縛――內容太專、讀者面太窄。另一個現實問題是，大眾媒體記者對科技期刊關注度不高，科技期刊的作者和編輯缺乏經驗和動力去將“論文”變為“新聞”， 更沒有建立長期穩定的科技新聞與獲取的公共平臺，這使得期刊的影響力和知名度只能停留在專業狹小的圈子內，而不能擴大到廣大公眾中。直至2007年1月，中國科協率先在國內啟動了“中國科協科技期刊與媒體見面會”制度，為科技期刊與大眾媒體架起了第一座橋梁，使兩種媒體的溝通和科技期刊參與科學知識普及邁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一步。

事實上，世界上主流科技期刊都與大眾媒體建立了合作關系，且運作模式相當成熟。例如，英國的《Nature》雜志，設有多名專職的新聞官，總在印刷出版前一周進行新聞，有來自全世界4000余名記者在其網站注冊以獲取新聞。《Nature》雜志刊登的內容都是尖端科研成果，讀者基本上是高品位的科學家，但卻通過科普化、新聞化，使期刊的品牌影響力并不局限于科學家，而是深入到廣大普通大眾中，為提升自身品牌影響力和普及科學知識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科普是全社會的共同任務”，對從事科學研究而言，不是終結，發揮效用、惠澤于民才是真正的目的。故期刊編輯不應墨守傳統的責任界定，應在辦好期刊的前提下，主動走出去，積極參與科技新聞的撰寫和科學知識的普及工作，努力促進生產力轉化和服務經濟社會發展，使科技新聞產生更大的社會效益。

⒊轉觀念：樹立“讀者本位”思想

科技期刊品牌美譽度依賴于讀者對品牌的評價及其忠誠度，品牌影響力最終要影響的對象也是讀者。長期以來，我國科技期刊都非常重視對相關行業的依存關系，強調科技期刊的反映、交流功能，卻忽視了其他功能的發揮。表現在實際工作中，就是為作者服務，很少考慮讀者的利益。科技期刊的讀者和作者盡管主題上可能重疊，但本質是不同的，分別代表了不同的需要。過分強調為作者服務，會失去編輯工作的獨立性，使期刊失去持久的受眾支持。

從一定程度上講，一個期刊，首先要對社會有用，有用的標志就是有穩定的讀者群，而且讀者愿意為此消費。一本優秀的科技期刊，應該引導讀者，而不是追隨他們。毋庸諱言，當前，我國科技期刊市場還遠未形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對讀者缺乏有效的引導，致使消費群體的大量流失，對學術期刊尤其如此。將辦刊思想從為作者服務轉到為讀者服務，樹立“讀者本位”的觀念，不僅可以改變他們固有的思維方式，而且可以獲得更廣泛的支持，以及向社會獲得所需要的辦刊資源。此外，科技期刊產業化問題，首先要解決的就是科技期刊的社會適應性，為讀者服務也有利于培育科技期刊市場，在市場競爭中提升品牌影響力。

總之，有責任才有品牌，有責任才有競爭力，有責任才有基業長青。在新的形勢下，如何更好地發揮學術期刊的優勢，認真履行社會責任，不斷地提高自身品牌影響力，確實是一個值得科技期刊辦刊人深思并付諸實踐的問題。

參考文獻

* 本文系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08YBA164）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1]游蘇寧：《應重視科技期刊的社會責任》[J]，《編輯學報》，2008，20（6）：471

[2]宋詠堂：《論科技期刊品牌的內涵》[J]，《編輯學報》，2004，16(2):88

篇3

一、檔案學界的的“覃兆劌現象”

覃兆劌，湖北荊州人。當年，他報考四川大學檔案學系未果，被湖北大學歷史學系錄取。1987年，覃兆劌大學畢業，成為第一個留校參與創建檔案專業的教師，開始圓自己的檔案夢。1988年，覃兆劌被學校派往中國人民大學進修，2001年，又被派往北京大學做高級訪問學者。而早在1996年，考慮到學科建設的需要，幼小的檔案學科也成立了教育部檔案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初出茅廬，當時還只是講師的覃兆劌名列其中。從那時起，年輕的覃兆劌進入了檔案學的最高境界，為同行側目，被譽為“國內檔案學界有影響的青年學者”。

事實上，覃兆劌也不是徒有其名。他曾主持國家級項目3項、國家檔案局項目4項，在《近代史研究》、《光明日報》理論版和檔案學期刊70余篇，10余篇論文被人大復印資料等全文轉載，2篇文章被全文收錄進“國家大清史纂修”網站。他的多項成果獲國家檔案局、中國檔案學會、湖北省政府獎。其代表作《雙元價值觀的視野：中國檔案事業的傳統與現代化》更被鑒定為“優秀”等級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成果。他主編的《企業檔案的價值與管理規范》是21世紀我國高校第一本關于企業檔案管理的教材。覃兆劌還在全國各地黨校和企事業機構進行“檔案與管理”系列近百場專題講座，為數十家企事業機構提供檔案管理咨詢。他的研究成果和講座甚至在臺灣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受到熱捧。2005年，覃兆劌被授予“湖北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光榮稱號。2004年，作為檔案界唯一教師代表，覃兆劌出席了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全國“慶祝第20個教師節慶典暨全國優秀教師表彰大會”。2010年，覃兆劌高票當選“中國知識管理年度人物”。

如今的覃兆劌為湖北大學檔案學科帶頭人、全國首家企業檔案與知識管理研究中心創始人及主持者，主要從事檔案與管理文化、企業檔案與知識管理等問題的研究，是一個在檔案學理論研究和檔案業務實踐領域均有所建樹的學人。按照學科分類，圖書、情報和檔案學一級學科屬管理學范疇。覃兆劌實際上是以檔案學人的身份，成就了管理學界的“覃兆劌現象”，成為檔案學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二、覃兆劌對檔案事業的三大貢獻

一是在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方面的建樹。覃兆劌不僅以諸多高質量的學術論文贏得了尊重，更以“雙元價值觀”原創者的身份備受關注。在對檔案事業的傳統與現代化進行認真、反復思考之后，覃兆劌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雙元價值觀的視野：中國檔案事業的傳統與現代化》。在這本著作里，覃兆劌用“雙元價值觀”作為主線，用“雙元情”表達檔案工作要體現對社會的兩個關懷向度：社會管理工具與社會信息資源，也就是“檔案雙元價值觀”。他認為，“工具價值”體現的是人類對文獻的合目的控制和結構化手段，“信息價值”反映為文獻記錄的內容或數據。光有工具價值的檔案是不存在的，光有信息價值的檔案也是不存在的，檔案是“工具價值”與“信息價值”的雙元價值結合體[2]。他更強調，檔案事業現代化應以體現檔案社會責任感也就是工具價值的實現和檔案公眾服務意識也就是信息價值的實現為觀念要件。歷時三載，他的專著以其“原創性”、體系建設和資料貢獻受到檔案學界和檔案管理實踐部門的普遍關注和充分肯定，在實踐中備受重視。覃兆劌曾應邀在全國檔案學高層論壇等各種場合舉行專題報告，中華檔案學會會刊（臺北）也載文評價其“雙元價值觀”為“檔案的哲學之道”。 覃兆劌甚至還應邀出任了2003年海峽兩岸學術交流會學術評論人。不僅如此，任越、張會超等檔案學人在自己的研究中直接援引了“檔案雙元價值”概念，黃存勛、張麗及蔣衛榮等則撰文，支持“雙元價值觀”[3]，甚至關于人事檔案、企業檔案的研究和實踐中也廣泛應用了“雙元價值”概念。

二是創立“企業檔案與知識管理研究中心”，為檔案學人如何學以致用，如為企業管理做出貢獻，樹立了榜樣。覃兆劌強調檔案界學人重視理論與實踐的融合，實看到了制約學科之關鍵，看到了檔案教育之根柢。而他對檔案事業的貢獻，也貴在不唯學術，貴在倡導并踐行學術與實踐的結合，倡導“知識管理”理念在企業檔案管理中的運用。他認為，檔案學作為應用學科，脫離實踐談理論是意義不大的。通過對部分企業的調研，覃兆劌率先提出了“檔案方式”概念。他認為，“檔案方式”也可以叫做“檔案習慣”，是從人類行為和文明化生的，區別于記錄與文獻的消極產生和存在狀態，可以理解為對文獻的結構化和合目的控制。懂不懂得“檔案方式”或者有沒有“檔案習慣”，其中的差別就是人類的優勢。覃兆劌主張，在企業檔案管理的推進過程中，就是要將該管的管起來（工具價值），將可用的用起來（信息價值）。2007年，覃兆劌創建了國內首家專注于企業檔案與知識管理的“企業檔案與知識管理研究中心”，希望通過中心這個平臺能夠使研究和實踐走得更近，希望將“檔案方式”的一些想法落實到具體的實踐中。2009年起，覃兆劌在全國率先招收“企業檔案與知識管理”方向碩士生，并應邀在國家檔案局主持、國務院國資委及工信部參與的“全國企業檔案信息化推進大會”上作專題報告，倡導“知識管理”理念在企業檔案管理中的運用。2010年，作為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聘請的專家，覃兆劌還審讀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有關“知識管理”的成果。覃兆劌還積極推動知識管理問題研討的跨區域合作，參與起草了中國檔案學會企業檔案工作報告。他在蘇、浙、鄂、滬等地的中外企業（如上海造船廠、中國銀行湖北分行、絲寶集團、東風汽車、工信部下屬高科技公司等）調研、評審過程中，宣傳知識管理的意義，引導企業檔案管理走知識化管理道路，得到積極回應。基于上述貢獻和影響，2010年，覃兆劌甚至高票當選了“中國知識管理年度人物”。

三是關于檔案事業的宣傳。覃兆劌積極在高端媒體發出檔案人的聲音，僅《光明日報》就發表了他的五篇文章。在學術期刊網上搜索“覃兆劌”，可得43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文章內容都定位于實踐領域，旨在倡導檔案宣傳，傳播檔案文化，與檔案實踐直接相關。其中，《檔案事業“三字經”》實則就是他為找到一個較好的檔案宣傳文本而進行的“仿古”探索，企圖以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宣傳檔案事業的重要性。結果也正如其所料，該文廣為傳誦，深受好評，甚至有企業還以該文內容為核心制作了紀念品。難能可貴的是，覃兆劌不僅將檔案是什么，為什么重要講給業內人士聽，也講給非檔案系統的管理者聽，受眾逾千。他還注重發揮檔案信息優勢，在研究和講座中注意將檔案與文化和歷史結合起來，將大量公眾感興趣的檔案話題披露到人民網、鳳凰網、中國新聞網、新華網等眾多權威網媒。覃兆劌曾經笑稱，我做了一件看似平淡但很有意義的事情，就是將“檔案與管理”這個話題滲透到了不少黨校，在黨政領導干部中擁有了若干粉絲。覃兆劌是這樣解釋他為什么特別注重宣傳檔案工作的重要性的。他認為，秘不示人的檔案已超越了“今世賴之以知古，后世賴之以知今”的意義，從宗廟、神廟和神位上走向社會公眾，廣泛地服務于社會的文化和經濟建設。如果有更多人懂得“檔案方式”，具有檔案意識，這種優勢就能轉化為一種社會文明的進步。而檔案工作的價值實現和檔案工作的社會地位首先取決于檔案意識水平。他認為，由古代作為政治附庸的“檔房”模式向近代作為公共文化事業機構的“檔案館”模式的轉變，有其豐厚的社會土壤作基礎[4]；檔案館社會化服務的興起是檔案事業的發展方向[5]；檔案館功能實現的最終途經有兩條，即加強檔案館向文化事業的轉型、強化檔案館的公共服務意識和能力[6]。所以，宣傳檔案工作的重要性也就在情理之中。覃兆劌認為，要改造社會對檔案事業的刻板印象，促進檔案意識提高，沒有熱情不行；投身檔案社會實踐，體察檔案學理論與實踐的落差，沒有熱情也不行。因而，他滿懷熱情地投入到檔案宣傳，致力于檔案文化的傳播。

三、“覃兆劌現象”對檔案學人的啟示

覃兆劌的學術思想廣為檔案學界認同，其足跡遍及全國各地，堪稱整個檔案學界理論聯系實際，實踐成就最為豐碩的代表人物之一，更在整個管理學領域為檔案學贏得了尊嚴和地位。身處內地一所省屬大學，覃兆劌何以能在資源較少的背景下，在一個看似冷僻的專業領域取得如此驕人的業績，值得檔案學人思考。

首先是覃兆劌對檔案學的鐘情和自信。覃兆劌曾以元人毛元慶語“兼是任，何重如之”勉勵自己，認為，沒有平庸的崗位，只有平庸的表現。覃兆劌認為，檔案學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學科，作為責任教授，除了基礎理論研究外，深入實踐，加強專業領域的社會聯系，對于開展學術研究同樣是必不可少的。

其次，覃兆劌具有獨特的實踐魅力，而實踐也給予了他相應的回報。無論是參加國防科工委重大科技項目成果評審、國家檔案局項目成果評審，還是應邀為全國各地政府檔案部門獻計獻策，為企事業單位開辦檔案與知識管理講座、申報國家管理質量獎，都讓覃兆劌接觸到真實的檔案工作，為理論研究積累了原始素材。他發表了《檔案學：與社會實踐相伴互動的學科——檔案學研究的熱點與前沿問題分析》[7]等文章，極力呼吁重視檔案學的實踐性，強調“檔案價值實現是離不開利用活動的”[8]。為了做好“企業檔案與知識管理研究中心”的工作，覃兆劌在QQ個性簽名上長期寫著“忠恕”兩個字，意味“中心如心”，既作為自己處事的信念，又暗示所有的研究要將“中心”，將實踐放在重要位置。這也就是為什么他的研究總是能夠得到檔案界認同的重要原因。

再次，難能可貴的還有覃兆劌的學術和實踐視野。他立足檔案，但不唯檔案，主動出擊學科交叉領域，將檔案全部放到整個管理學范疇去考察，去研究，去實踐；他也不排斥檔案學的歷史學研究。談到檔案專業有些學生不愿上史學課時，覃兆劌說：讀史可以使人變得豐富、深刻。一個學科要得到認可和發展，就必須有嚴肅的學科發展史認知和基礎理論研究。所以我們的時間觀要革新，要在“過去”與“將來”之間強調現在， 要在“傳”與“承”中加入服務于現實社會的理念——“用”。在實踐方面，覃兆劌強調館（室）與廣域之間的聯系，主張“空間觀”。他認為，檔案工作者的角色重塑要以“三變”作支持：一由消極的庫房管理員向積極的檔案文化塑造者和檔案功能的監督者轉變；二由職能管理主體的代表向重要的合作參與伙伴轉變；三由檔案行政、官員的身份向檔案管理技術專家和檔案信息服務商轉變[9]。覃兆劌希望，我們的檔案學研究，不僅要受到歷史學家的尊重，還要施惠于現實社會生活。他表示，這種觀念的確立必然為我們帶來立足于現實工作的創新意識，變消極被動的守候為積極的檔案信息服務，使我們的作用受到同時代人的尊重。從中可以看出，渴望“有用”，渴望得到尊重，是覃兆劌積極主動地將檔案學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的重要動力。毫無疑義，這種看似平常的治學邏輯對檔案界學人如何治檔案學這門實踐性較強的學問不無啟迪和借鑒。

參考文獻：

[1]在國家檔案局現任領導班子成員中，明確注明具有檔案學專業背景的無1人，明確注明具有歷史學專業背景的有2人。

[2]月光.檔案事業的“緣”與“情”——訪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覃兆劌教授.檔案管理2009（6）.

[3]黃存勛 張麗.對中國檔案事業的全新雙元審視——讀覃兆劌著〈雙元價值觀的視野：中國檔案事業的傳統與現代化兼論過渡時期的檔案思想札記〉.檔案學研究2004（2）.

[4]蔣衛榮.創新，檔案學發展的源泉——讀覃兆劌〈中國檔案事業的傳統與現代化〉.檔案與建設2004（5）.

[5]覃兆劌.從“檔房”到“檔案館”——關于中國檔案事業近代化的文化反思.檔案學研究2004（3）.

[6]覃兆劌.價值目標與倫理重構——關于檔案館社會化服務的功能與效能研究.檔案學研究2003（5）.

[7]覃兆劌.檔案事業“三字經”.檔案管理2009（1）.

[8]覃兆劌.檔案學：與社會實踐相伴互動的學科——檔案學研究的熱點與前沿問題分析.檔案與建設2004（1）.

[9]覃兆劌.橢圓現象：關于檔案價值實現的一個發現.檔案學研究2009（5）.

篇4

關鍵詞 征信 個人信用信息 社會責任 平衡協調

征信（Credit Checking or Credit Investigation），是征求信用或驗證信用。個人信用征信，是指依法設立的個人信用征信機構對個人信用信息進行采集、加工，并根據用戶要求提供個人信用信息查詢和評估服務的活動。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WTO的第143名成員后，必須履行在服務貿易承諾時間表中所承諾的義務，在WTO的服務貿易協定中，信用征信業屬于金融服務第二大類中的第(k)項，在個人信用征信業方面，中國作出了特定義務的承諾。根據該特定義務承諾，國外資本幾乎可以無障礙地進入中國新興的信用征信行業，而且，目前中國的個人信用征信業尚處于早期發展階段，行業本身及其支撐環境(如法律、授信體制、社會道德觀念等)都沒有完善。缺少法律義務的約束使得我國信用征信業的運營成本比征信法律較為完備國家的同行相對更低，因而對外資也更具吸引力。可見，中國征信業的發展面臨的是機遇，更是挑戰。

WTO規則本身就是一個誠信體系。WTO公平競爭原則的實質是企業的誠信，WTO透明度原則的實質是政府的誠信，WTO的爭端解決機制是制度的誠信，WTO以談判為基礎的規則是機制的誠信。中國必須以誠信履行承諾，以規則維護權益。因此，適應WTO規則，應對國際競爭與挑戰，加快個人信用征信體系的立法是必要的，也是保護中國公民個人信息隱私權不被濫用和侵犯所必需的。

一、信息公開與保密的沖突

信用是現代經濟的重要基礎，社會信用體系的本質要求信用信息開放，征信業已經逐漸發展成為市場經濟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并在實現交易的公開、公正、公平和效率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個人信用是構成社會信用體系的基礎，個人信用征信體系的建立，必然以信息主體信用信息在一定范圍內的公開為基本前提，顯然，信用交易中需要獲取驗證個人信用信息的要求與個人信息的保密需求是互相沖突的。如果個人信息合理流通并且依法運用，對于社會秩序的維持、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務公開的推進和公民權利的實現都會大有裨益，但若缺乏有效的法律規制，必然會發生個人信息被誤用、濫用的情形，以至于侵害個人合法權益。可見，這種沖突是客觀存在，且不容忽視的。

二、公開與保密沖突協調的基礎

一方面，普遍化的個人利益會形成社會利益。社會作為一個不同個體融合的組織體，有相對獨立于個體的利益需求，但社會作為一個抽象的實體，與社會中其他組織體一樣，其利益欲求的表達有賴于個體的利益需求，社會利益并非超脫于個人利益之外，乃是絕大多數社會主體的共同利益。社會利益是反映在個人利益之中的一般的、相對穩定的、不斷重復的東西，是人的最強大的利益基礎。社會利益不是簡單地存在于個人利益之中，而是借助于個人利益的不同形式和不同的強度表現出來的。可見，個體利益的普遍化，形成了社會整體利益的基礎。當個體利益最大化與個體利益普遍化出現對立時，法律的作用就在于協調兩者的利益。對個人信用信息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進行征集，然后進行加工處理，將其提供給信用信息的使用者，是對交易對方的信用進行了解，以便理性地選擇交易者和確定交易的結果，是在交易過程中交易一方主體的普遍要求，因此，這種利益訴求進而也就上升為一種社會利益，而不僅僅是一方主體的個人利益了。

另一方面，社會利益的維護保障個人利益的實現。征信制度的建立，是交易雙方在交易過程中對交易安全的需求。交易安全本身就體現著一種主導性價值取向，交易安全價值如果無法得到體現，那么，交易預期的利益將化為烏有，而且現有的利益也將淪為陪葬品。安全對于個體，以及整個社會都是至關重要的，保護交易安全正是當今民商事法律乃至經濟法律所致力追求的目標。因此，個人信用（尤其是消費者個人信息）由封閉走向公開的過程，實際上正是私法主體個體利益逐步讓位于社會利益，由單純的自然人向社會人演進的過程，也可以說是為更好地實現自我而超越自我的痛苦裂變過程。當然，個體利益向社會利益的讓位，決不意味著個人人格尊嚴的喪失，私人生活空間的淪喪，對私人領地的恣意侵犯絕非信用公開的目的和初衷。

據此，信息的公開和保密，從表面上看，是交易對方的知情權與消費者的隱私權產生沖突，似乎是私法主體個人利益與個人利益產生沖突，然而，這種沖突背后卻是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沖突，但是這種沖突存在著平衡協調的基礎。

三、以社會責任為本位的平衡協調精神

（一）社會責任本位

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上世紀80年代提出的一個新概念。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第一次闡述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它是指既滿足現代人的需求，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需求的能力，換言之，就是指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保護協調發展，它們是一個密不可分的系統。

一方面，個人信息保護立法是個體權利保障的一部分，這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另一方面，個人信息保護立法是中國征信業發展整體戰略中的一部分，這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途徑。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深刻揭示了“自然-社會-經濟”復雜系統的運行機制，這正是社會責任本位的集中體現，即無論是此國還是彼國，無論是國家還是企業，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都必須對社會負責，在對社會共同盡責的基礎上，處理和協調好彼此的關系，實現可持續發展。

（二）平衡協調的精神

經濟學中的均衡（Equilibrium）最初引自于物理學，其本意是相反力量的均衡。均衡，同時也是個數學概念，借自于微積分的理論。從經濟學意義分析，均衡是指因為每一方都同時達到最大目標而趨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提出了“五個統籌”：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社會經濟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五個統籌從更廣義的時空上表述了科學的發展觀，統籌即是統籌兼顧，統籌兼顧就是全面平衡協調發展，就是正確處理新形勢下的各種社會矛盾，就是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即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

因此，個人信用信息保護作為征信立法的一部分，必然將平衡協調理念貫徹始終，對個人信息的保護要通過平衡和協調公益與私益來實現，通過平衡國際規則與國家利益來實現。正如耶林在《為權利而斗爭》中所提到的：“人群共處，各有所需，涉及不同的利益，不免發生沖突，為維護社會生活，自須定其分界。法律乃于一定要件之下，就其認為合理正當的，賦予個人某種力量，以享受其利益。權利的功能乃在于保障個人的自由范圍，使其得自主決定、組織或形成社會生活，尤其是實踐私法自治原則。因此，不同利益之間的平衡，乃是要定其分界，劃出各自范圍。”

（三）征信立法體系建設

有效率的法律制度是努力使法律供求取向平衡。中國法律改革的目標就是要使法律制度和市場供求之間從不均衡過渡到均衡，這種均衡應當體現在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各個方面。規范個人信用信息使用的立法，既要滿足個人提供個人信用信息的有效保護，保證隱私權不受侵犯，又不能使保護隱私成為信息自由流通從而發揮其經濟價值的障礙，確保合法的商業利益的實現，還要契和中國征信業務發展總體戰略，即個人利益、行業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共贏。從實踐層面上講，如何在個人信用征信活動中對個人信息加以保護和利用呢？本文認為，應該分兩步走：

第一，修訂與協調。對現有法律沒有完全涵蓋或者沖突矛盾的內容，盡量通過修改法律或司法解釋的方式解決，做好既有規則的銜接和協調，目的是充分利用已有的法律體系，保持現有法律體系的完整性與穩定性。

一是增加征信內容。中國現有的與個人信用活動相關的《合同法》、《擔保法》、《貸款通則》等法律法規由于立法的目的、調整的領域有其特定性，因而與個人信用銜接不夠，針對性不強。例如，《擔保法》中應增加信用擔保的相關規定。修訂的方向是融入征信內容，使之成為調整征信業務和保障金融經濟活動規則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

二是修訂阻礙信息開放的內容。中國現有的《統計法》和《商業銀行法》、《儲蓄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形成了立法和實踐需求的矛盾，實際上阻礙了信用信息的開放。例如，《統計法》第15條第2款中規定：屬于國家秘密的統計資料，必須保密。屬于私人、家庭的單項調查資料，非經本人同意，不得泄露。統計機構、統計人員對在統計調查中知悉的統計調查對象的商業秘密，負有保密義務。再如，《商業銀行法》第29條規定：商業銀行辦理個人儲蓄存款業務,應當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為存款人保密的原則。對個人儲蓄存款,商業銀行有權拒絕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查詢、凍結、扣劃,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修訂的方向是與征信立法中信用信息開放的要求相符合，依法使用，合理規范。

第二，新立法。法律效率是“法律作用于社會生活所產生的實際結果同頒布該法律時所要達到的社會目的之間的比，公式為：法律效率=法律的社會目標/法律作用的結果”。實現法律效率不僅是立法者的初衷，也是法律適用者和使用者的目標。應當看到，征信業的發展對傳統法律制度的沖擊是全方位的，有些甚至是根本性的。這些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專門的法律、法規來調整個人信用活動中的各種利益關系。

從1830年英國在倫敦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征信公司，揭開了人類建設征信系統的序幕起，時至今日，西方發達國家的征信服務業已經發育成熟，形成了比較完備的運作體系和法律法規支撐體系。考慮到個人信息收集和利用的泛濫可能威脅到個人自由，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日益發展和個人權利保護的國際共識的逐步形成，國際性的個人數據保護公約已成為國際法體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的組成部分。目前，關于個人信息保護的國際性公約有：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以下簡稱OECD）于1980年制定的《個人數據的隱私保護和跨國界流動的指導原則》；歐洲委員會于1981年簽署和的《個人自動文檔保護公約》；1990年聯合國簽署的《個人數據自動化檔案指導原則》，上述三個國際性公約的基本目的和基本內容大致相同，旨在保護個人隱私權和人權自由。許多國家也專門制定了保護個人隱私的法律規范。如美國的《公平信用報告法》對征信活動進行專門規制，還頒布了《隱私權法》、《家庭教育權與隱私法》、《金融隱私權法》等；再如，德國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和《聯邦信息保護法》；英國的《數據保護法》；澳大利亞的《聯邦隱私權法》等。

隨著社會經濟體制的轉型和對外開放的深化，中國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啟動了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工程，地方立法相對活躍，如2002年1月1日實施的《深圳市個人信用信用征信及信用評級管理辦法》，2004年2月1日實施的《上海市個人信用征信管理試行辦法》，2005年7月1日起實施的《長沙市信用征信管理辦法（試行）》，2006年1月1日起實施的《湖南省信用信息管理辦法》，2006年3月1日起施行《海南省征信和信用評估管理暫行規定》，2006年9月1日起實施的《信用信息管理辦法》等。但由于地方法規或規章效力層次較低，而且，在體系上、內容上存在不統一甚至不協調之處，因此，無論在法律地位上，還是在具體內容上，都無法對現實業務形成有力的指導。除了地方立法之外，也草擬或出臺了一些中國人民銀行牽頭的規范性文件，2002年3月，由中國人民銀行牽頭，16個部委參加，成立了建立個人和企業信用征信體系專題工作小組，該小組承擔了代國務院起草征信管理行政法規的工作任務。形成了《征信管理條例》（代擬稿），并于同年11月上報國務院。對信息保護的總體原則、信用信息的范圍、采集利用程序等分別做出了規定。但目前還未頒布。2005年，中國征信體系建設取得一定的進展，2005年10月1日實施的《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管理暫行辦法》(中國人民銀行令〔2005〕第3號)，保障了2006年1月1日正式運行的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的正常運行，也為國家制定征信法規提供了立法實踐。中國人民銀行、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息產業部于2006年4月7日《中國人民銀行、信息產業部關于商業銀行與電信企業共享企業和個人信用信息有關問題的指導意見》（銀發〔2006〕112號）進一步推動了部門間信息資源共享與整合。然而，中國至今尚無全國性和綜合性的法律法規對政府、企業和個人信用信息的開放和使用進行支持和規范，這嚴重制約了中國征信業的健康發展，而且，征信立法中仍有許多重大的問題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尤其是在個人信用信息開放過程中如何對個人信用信息進行立法保護的問題還存在著很大的爭議。

因此，我們要遵循WTO規則中的非歧視原則、公平競爭原則、透明度原則、市場開放原則，履行在服務貿易承諾時間表中所承諾的義務，大膽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結合中國具體國情，秉承社會責任本位的平衡協調精神，抓緊制定和完善促進個人信用信息數據開放和使用的法律制度體系。

（本文系北京大學ACOM金融信息化研究中心課題成果。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上海市個人信用征信管理試行辦法》第2條。該辦法經2003年12月22日上海市政府第26次常務會議通過，自2004年2月1日起施行。

王銳、熊鍵：論加入WTO后我國個人信用征信業中的經濟租――立法缺失的成本國際比較及相應政策建議，《商業研究》，2003年第6期。

金雯：市場呼喚誠信――蘇浙滬“WTO與信用”研討會綜述。

蔣安：《經濟法理論研究新視點》，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年。

公丕祥：《馬克思法哲學思想論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馮果：由封閉走向開放―關于商事信用的若干理論思考，《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3年第1期。

錢弘道：《經濟分析法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

潘靜成、劉文華：《經濟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

王澤鑒：《民法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1年。

篇5

【關鍵詞】旅游；利益相關者理論；綜述

在旅游業發展過程中有利益相關者開發旅游產品的方式，許多專家在研究中基于不同視角提出了多種的途徑和方法，然而這些途徑和方法通常較為零散，難以形成一種邏輯關系相對緊密的系統性建議，因而在開發旅游產品時使實踐者難于對其進行選擇。鑒于此種情況，本文嘗試梳理旅游業發展中的利益相關者研究成果，拓展旅游產品開發理論，為旅游規劃和發展提供可借鑒的思路。

一、利益相關者理論在旅游領域研究的緣起

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是一個國際學者廣泛研究的概念。利益相關者理論（stakeholder theory）研究的真正起步始于20世紀60年代，它極大地挑戰了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股東至上理念”，隨后得到管理學、倫理學、法學和社會學等眾多學科的關注，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后，其研究主體開始從企業擴展到政府、社區、城市、社會團體以及相關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等[1]。

利益相關者理論中的利益相關者是指“任何能影響組織目標實現或被該目標影響的群體或個人”（Freeman，1984）[2]。這一理論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引入旅游研究領域，其實在旅游研究領域正式引入利益相關者這一概念之前，部分學者便開始從大眾參與（ public participation） ，協作旅游（collaborative tourism）、伙伴關系（partnerships）等角度研究旅游。如洛斯勞等（Rosenow et al.，1979）便強調在旅游目的地管理與發展中有必要引入公眾參與[3]。墨菲（Murphy，1985）提出在未來的旅游業發展中，要盡力讓社區參與到規劃中[4]。從此，社區作為一個關鍵的利益相關者得到了較大的關注，尤其是對社區參與旅游規劃與管理決策、公平分享旅游利益與公平分擔旅游負面影響等問題特別關注，而這些與社會責任、公平倫理有關的問題與利益相關者理論強調管理的社會責任和倫理是相呼應的（周玲，2004）[5]。

利益相關者在旅游領域研究的緣起與可持續旅游的發展也是分不開的。早在1984年，《我們共同的未來》便指出在可持續旅游的過程中有必要理解利益相關者，可持續旅游發展是個困難的過程，在讓部分人受益的同時，勢必影響到部分群體的利益，因此，世界環境發展委員會（WCFD，1987）明確指出，引入利益相關者理論是可持續發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要求之一[6]。

二、利益相關者理論在旅游領域的研究發展

近年來，隨著研究領域的擴展，旅游企業也開始關注利益相關者理論，“利益相關者”一詞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旅游類研究文獻中。通過研究，利益相關者作為一個“社會存在”，研究范圍已從一般意義的工業企業拓展到旅游企業；研究方法從定性描述轉變到定量的實證研究；研究視角從單一學科到倫理學、公司治理、組織理論、戰略管理理論、旅游學理論等學科成果綜合考慮利益相關者的基礎、實現機制等。

（一）國外研究現狀

通過涉及的國內外文獻可以看出，國外旅游領域內的利益相關者研究相對較多，研究的興趣主要出現于旅游協作、旅游參與和旅游可持續發展等研究主題中，研究內容主要涉及旅游規劃與管理決策中的利益相關者調查與管理，其中尤以利益相關者協作問題為關注焦點，研究中引入管理學、社會學等領域的理論，探討利益相關者協作產生的原因、協作的組織形式、協作程序與途徑、影響因素與協作過程管理，以及構建協作效果評估框架等，并取得了一些有價值的成果。

無論采取何種研究思路，國外旅游領域對利益相關者合作的影響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益相關者的界定、利益相關者的權力、利益和關系等幾個方面。

1. 利益相關者的界定。利益相關者的界定是將利益相關者理論運用到旅游領域的基礎，而旅游業作為一個綜合性的產業，比其他大部分行業所涉及的利益相關者都要多，因此在利益相關者界定方面顯得復雜而困難得多。不同類型的旅游組織或旅游地，對利益相關者的界定不盡相同，而且以不同的行為主體為中心會涉及不同的利益相關者。例如，簡?羅伯森等（Jane Robson et al.，1996）以旅游經營商為中心列舉出12個利益相關者，以當地政府旅游市場營銷者為中心列舉出18個利益相關者[7]。桑特和雷森（Santter&Leisen，1999）根據弗里曼（Freeman）的利益相關者圖譜，勾勒出一幅以旅游規劃者為中心的8個利益相關者組成的圖譜；布蘭威爾和夏蒙（Brannwell&Sharman，1999）提出目的地在制定“旅游發展規劃”時需要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參與及合作并在此基礎上構建了一個評判目的地旅游發展規劃是否合理的“利益相關者系統分析框架”；賴安（Ryan，2002）提出旅游經營者在從事旅游開發經營活動過程中涉及12種利益相關者：員工、游客、居民、壓力集團、其他旅游企業、國家和政府、賓館酒店、股東、旅游商、地方政府、促銷中心和媒體。賴安給出了旅游經營者在旅游開發經營活動過程中可能涉及到的利益相關者基本圖譜；伯恩斯和霍華德（Burns，Howard，2003）實證研究澳大利亞昆士蘭州Fraser島旅游風景區涉及的10種利益相關者，這些利益相關者為風景區游客、員工、居民、顧問委員會、動植物保護協會、保護組織、地方利益團體、旅游經營商、地方政府、昆士蘭州公園和野生動植物保護處，并根據這些利益相關者繪制了利益相關者圖譜。

希翰等（Sheehan et al.，2005）認為，大多文獻中對利益相關者的界定，只是指出了應該關注哪些利益相關者，但對于如何從眾多的利益相關者中界定重要的或關鍵的利益相關者，并沒有提供出一個具體的方法。因此，他運用問卷調查，以實證方式對北美在旅游目的地的CEO進行了調查，從32個列舉出的利益相關者中選出了目的管理組織（DMO）的12個核心或重要利益相關者，并發現酒店協會似乎是目的地管理組織最重要的利益相關者。

2. 利益相關者的權力、利益。很多研究文獻都闡述了權力在利益相關者理論研究中的重要性（Jamal et al.， 1995；Reed，1997；Braxlnwell et al.，1999；Taylor，1999 ）。里德（Reed，1997）引入組織理論論證了權力關系對社區旅游規劃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在社區旅游中，權力關系是了解社區旅游規劃特點和因果關系不可或缺的因子，權力關系會改變協作行動的結果，是協作成功或失敗的一個變量。但是對于權力關系的具體表達，少有文獻涉及。

“利益”是聯結利益相關者的核心紐帶，旅游涉及到的利益相關者眾多，而且利益之間存在較大的異質性，因此，對利益的具體表達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也是少有文獻涉及，大多文獻定性地分析了利益相關者不同的利益主張。

馬克溫克（Markwick，2000）對馬耳他一高爾夫球場建設項目中出現的發展派和保護派進行了調查與分析，結果發現構成兩派的利益相關者在對待成本和收益上存在著不同的利益主張，于是借鑒孟德魯（Mendelow）的利益相關者權力――利益矩陣（stakeholder mapping）來分析其利益相關者問題[8]。

3. 利益相關者的關系。由于各自追求的利益不同，平衡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關系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于是利益沖突問題便顯得尤為突出。因此，在旅游發展中，如何讓利益相關者參與進來，有效協作以減少沖突是利益相關者理論運用實踐中的重要問題。（周玲，2004）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經常會借鑒社會學與管理學中的組織理論、溝通方法、公眾參與等理論與方法進行分析，以尋求解決問題的理論框架和提出利益相關者管理對策與建議[5]。

其實“合作”對于利益相關者理論來說并不是一個新名詞。弗里曼（Freeman， 1984）曾指出，有效管理利益相關者需要理解3個主要焦點，即有效識別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組織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交流管理。在利益相關者合作問題的研究上，部分研究者認為，利益相關者的合作有助于制定旅游目的地規劃政策和管理，或有助于實現可持續發展[2]。費森等（Fisun et al.，1999）指出，盡管合作規劃是費時和困難的，但它可以證明是能夠“長期內可以避免沖突成本，政治上更合理，并能夠建立利益相關者的知識庫和能力”。此領域涉及到的研究有關系與合作的組織形式、合作的方法、利益相關者合作中的權力關系、合作關系等[9]。

（二）國內研究現狀

從我國當前的旅游發展情況來看，研究利益相關者理論主要從三個角度進行：

1. 利益相關者群體的管理。眾多的旅游目的地已經或正在從初期的開發階段走向發展階段，一些旅游目的地已進入成熟階段，影響旅游發展和旅游發展影響的旅游目的地利益相關群體已漸漸浮出水面，如何管理這些利益相關者將成為旅游目的地可持續發展研究中的重要方面。

張偉、吳必虎（2002）把利益相關者理論運用到四川省樂山市旅游發展規劃中，并對不同利益相關者的旅游意識和利益表達進行了定性與定量分析；討論并提出了“利益相關者”理論在我國區域旅游發展規劃中的應用途徑[10]。夏贊才（2003）運用利益相關者理論在我國旅行社管理研究中初步嘗試，認為旅行社運用利益相關者理論首先要確定誰是利益相關者；旅行社利益相關者基本圖譜分為核心層、戰略層和，每一部分都包含著不同類型的利益相關者。旅行社可以根據自身的具體情況，運用基本圖譜來構建模型，并進而根據利益相關者管理的基本原則進行有效的管理[11]。劉雪梅、保繼剛（2005）將利益相關者理論運用于生態旅游的研究中，他們認為生態旅游真正實現的關鍵在于其所涉及的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關系中，主要包括當地政府、當地居民、旅游經營者和生態旅游者，從利益相關者角度對生態旅游實踐中存在或潛在的各種問題進行了剖析，探索了偽生態旅游所存在問題的根源[12]。張維，郭魯芳（2006）通過分析旅游景區門票價格上漲過程中一些利益主體角色的轉換，構建了利益主體可轉換理論模型，基于利益相關者的視角為旅游景區門票價格調整提供經濟學解釋，并指明了景區門票價格變遷的方向[13]。齊天鋒（2006）認為旅游目的地營銷利益相關者主要包括目的地旅游管理部門、旅游企業、旅游行業組織、目的地社區、目標市場等，它們有不同的利益，并對目的地營銷實施產生不同的影響[14]。

2. 有效區域協作/合作機制的建立。國際國內旅游競爭日益加劇，區域間旅游協作問題突顯，如何建立有效區域協作/合作機制是區域協作/合作面臨的問題。

何彪、馬勇（2004）在利益相關者和關系營銷的概念基礎上，結合旅游目的地開發過程的特點，把關系營銷的相關理論借鑒運用到旅游目的地利益相關者管理過程中，并提出了旅游目的地利益相關者管理的BCB方案和相應的管理策略措施[15]。高靜（2004）運用利益相關者理論對旅游目的地網絡營銷中涉及到的利益相關者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分析[16]。劉好強、張穎霞（2006）把利益相關者理論運用到城市旅游管理中，隨著城市旅游的興起，圍繞旅游城市則產生了政府主導利益相關者的彼此關系，應加強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溝通與合作，加強各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利益觀的培養，加強對各利益相關者行為的有效監督[17]。

3. 利益相關者理論在旅游規劃中的應用。劉靜艷（2006）從系統動力學著名的“內生”理論角度分析，提出生態旅游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就是要建立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均衡機制，從而形成一體化的共生系統。將政府、社區、保護區、旅游企業和生態旅游者五個主要利益相關者作為生態旅游系統中的內生變量，用系統動力學方法，分析協調利益獲取和分配、權利和義務、生態損耗和補償等問題，并初步構建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結構關系[18]。

郭麗華（2006）在前人研究基礎上重新劃分旅游規劃中的利益相關者模型，分析各利益相關者的關系，針對目前我國旅游規劃中存在的問題，提出構建旅游規劃優化模式的措施，并結合桂林市旅游發展總體規劃進行實證分析[19]。

唐曉云、趙黎明（2006）認為社區是社區生態旅游發展的最關鍵群體，樹立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的農村社區生態旅游發展觀是實現旅游發展的基礎[20]。

楊穎（2006）通過對撫仙湖旅游度假區的調查提出，旅游度假區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重視對利益相關者的管理，建立“共同治理”的模式，形成旅游度假區與利益相關者之間良好的雙向互動機制[21]。

宋瑞（2004）認為發展生態旅游需要在不同利益主體之間建立一個合理的利益協調和分配機制，而利益相關者角色的錯位、缺位，其間關系的交叉，矛盾是制約我國生態旅游發展的關鍵，為了確保生態旅游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對現有的利益相關者角色和關系進行調整，真正使政府、當地社區、旅游企業、保護地、旅游者、非政府組織、學術界及相關機構，媒體分別扮演好調控者、參與和受益者、執行者、執行監督者、實踐者、協調者、研究指導者、宣傳監督者的角色[22]。

胡召芹（2006）對旅游目的地有直接影響的利益相關者進行了介紹，又以兩兩關系的方法分析了他們之間不同的利益表現，以及存在或潛在的問題[23]。熊元斌、龔箭（2007）從宏觀的角度綜合考慮了旅游產業中旅游開發商、當地社區、壓力集團的利益要求，并謀求在他們之間達成一種利益均衡，促進和諧發展[24]。

三、研究展望

從學術背景看，利益相關者理論在旅游領域的研究尚處于發展階段，今后有很大的空間可以拓展。作者認為應從以下兩個方面加強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1. 為了使利益相關者理論更好的在旅游領域內得到應用，利益相關者理論體系本身還需要從多個方面進行完善。正如許多西方學者研究指出的那樣，利益相關者理論的基礎在于經濟學、管理學、倫理學和社會學，而將其應用于旅游領域，還需要考慮地理學、生態學等學科知識，但如何從多學科綜合交叉的角度來完善旅游利益相關者理論是一項非常繁雜的工作。可以肯定的是，這項工作具有更大的挑戰性，同時也具有十分廣闊的創新空間。

2. 對旅游風景區各類利益相關者利益要求的內容、實現方式還需要進行深入探討。雖然國內外學者對一些風景區開展了實證研究工作，但是仍然感覺到研究工作不夠充分。將來的研究工作可以針對更多的特定的利益相關者而展開，在研究方法上也應該更多地采用問卷調查法、個案分析法、實驗法而展開。當這樣的研究工作有了一定的積累以后，相信我們對旅游風景區利益相關者利益要求的認識將會更加深刻。

參考文獻

[1] 李正歡，鄭向敏.國外旅游研究領域利益相關者的研究綜述[J].旅游學刊.2006（10）：85-91.

[2] Freeman R E. 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 Boston， pitman Publishing Inc， 1984.

[3] Rosenow J E，Pulsipher，.Tourism： The good， the bad， the ugly， Lincolin， NE， Century Three Press， 1979.

[4] Murphy P E，.Tourism： A community approach， London， metheuen，1985.

[5] 周玲.旅游規劃與管理中利益相關者研究進展[J].旅游學刊.2004（6）：53-59.

[6] World Commin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7] Jane Robson，Ian Robson. From shareholders to stakeholders： critical issues for tourism marketers[J].Tourism Management.1996（7）：533-540.

[8] Marion C Markwick. Golf tourism development，stakeholders，differing discourse and alternative agendas：the case of Malta[J]. Tourism Management.2000（5）：515-524.

[9] Fisun Yuksel，Bill Bramwell，Atila Yuksel. Stakeholderinterviews and tourism planning at Pamukkale， Turkey[J].Tourism Management.1999（3）：351-360.

[10] 張偉，吳必虎.利益主體（Stakeholders）理論在區域旅游規劃中的運用以四川省樂山市為例[J].旅游學刊.2002（4）：63-68.

[11] 夏贊才.利益相關者理論及旅行社利益相關者基本圖譜[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3（3）：72-77.

[12] 劉雪梅，保繼剛.從利益相關者角度剖析國內外生態旅游實踐的變形[J].生態學雜志.2005（3）：348-353.

[13] 張維，郭魯芳.旅游景區門票價格調整的經濟學分析――利益相關者理論視角.桂林旅游高等專科學校學報[J].2006（1）：44-60.

[14] 齊天鋒.論旅游目的地營銷的利益相關者[J].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綜合版）.2006（2）：96-98.

[15] 何彪，馬勇.基于關系營銷的旅游目的地利益相關者管理策略研究[J].桂林旅游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4（3）：41-44.

報.2006（1）：55-56.

[16] 高靜.旅游目的地網絡營銷利益相關者分析.桂林旅游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4（6）：87-90.

[17] 劉好強，張穎霞.城市旅游利益相關者管理[J].河南商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6（1）：55-56.

[18] 劉靜艷.從系統學角度透視生態旅游利益相關者結構關系[J].旅游學刊.2006（5）：17-21.

[19] 郭麗華.基于利益相關者的旅游規劃優化模式研究[J].云南財經大學學報[J].2006（5）：56-61.

[20] 唐曉云，趙黎明.農村社區生態旅游發展分析――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2006（2）：93-97.

[21] 楊穎.試論利益相關者理論在撫仙湖旅游度假區管理實踐中的運用[J].玉溪師范學院學報.2006（8）：39-43.

[22] 宋瑞.我國生態旅游發展：利益相關者視角分析[J]，杭州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5）：74-80。

篇6

關鍵詞：三元結構；城市物流；效率；綜合評價；指標

城市物流介于宏觀物流和微觀物流之間，屬于社會物流的范疇，是一個復雜具系統，涉及城市物資運輸、倉儲、裝卸、包裝、流通加工、信息處理等多個領域，深刻影響著工農業生產、居民生活和城市正常運行。建立城市物流的評價指標體系并進行科學評價，對于正確認識城市物流效率實際水平、優化城市物流系統、提升城市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然而，現有關于城市物流效率評價方面的研究成果較少，從研究思路及內容看基本沒有脫離企業物流研究的范式，未能從物流與其他行業及城市可持續發展關系角度進行系統研究；雖有部分學者李孟濤、史秀萍及袁亮、錢志洪提到過物流對環境和資源的影響問題，但是并未給出具體評價指標也沒有系統的研究。而筆者認為既然城市物流屬社會物流范疇，對其效率研究就必須基于系統整體效率考慮，將物流與城市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相聯系，任何犧牲一個產業或部分社會利益而扶持某產業快速發展的做法都是違背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的初衷，因此應將物流納入到城市社會發展體系中系統研究、全面評價。本文以此為出發點，基于物流-經濟-社會三元結構系統角度探討了城市物流效率的概念、內容和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架構，以期為后續研究提供參考。

一、 城市物流的概念

Taniguchietal（1999）把城市物流定義為在市場經濟中，考慮城市交通環境、交通堵塞和能源消耗的同時，由私人企業來實現的使物流和運輸活動總體最優的過程。Taniguchi Evan DerHeijden R.E.CM（2000）認為城市物流是通過綜合考慮城市貨物流通對社會、環境、經濟、金融和能源等影響，使城市物流活動達到整體最優的過程。城市物流對于宏觀物流的接續和延伸、微觀物流的高效集散、城市規劃尤其是交通建設及經濟、環境和社會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國學者劉南、陳遠高也持相同態度。綜合以上，筆者認為城市物流是為滿足城市人們生活及經濟活動需要而進行的城市內及城市與外界之間的物流活動，同時也是為了降低這一物流活動所帶來的城市交通堵塞、環境污染等負面影響而進行的物流優化活動。現代城市物流的研究主要解決3個方面的問題，即城市物流活動方面的問題、現代城市物流運行所帶來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

二、 基于三元結構的城市物流效率

1. 概念及界定。傳統物流效率是物流要素投入與產出之比，我們稱之為一元結構的物流效率或者純物流效率；依投入要素涵蓋的范圍，一元結構的物流效率評價基本上可分為單因素投入的效率評價（如衡量勞動、資本或技術投入在物流行為改善中所起作用的評估）及多因素效率評價包括所需全部勞動、物資、設備、能量與其它投入。根據徐壽波院士的大物流理論，物流活動不僅是為了人民生活，更重要的是為了發展經濟，提高物流效率其深層內涵是物流與經濟之間的關系，這就是二元結構的物流效率，我們稱之為物流經濟效率，實際上就是把物流活動（投入）和經濟發展（產出）結合起來，物流效率工程的目的就是為了用比較少的物流量取得比較多的經濟效益。

現代城市物流在飛快發展的同時不僅帶動或促進經濟發展，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如交通堵塞、能源消耗、空氣質量惡化、噪音污染、交通及其他物流事故等；如果把這些社會產出考慮在內的話，就形成了三元結構的城市物流效率，也稱物流社會效率，其實質是把物流活動（投入）和社會發展（產出）相結合，目的就是為了用比較少的物流量取得比較多的社會效益。如果這個效率提高了說明城市物流、經濟和社會環境的發展更加協調，城市處于可持續發展狀態。

2. 內容及關系。根據本研究對城市物流內涵及研究內容的界定，筆者認為城市物流效率的研究應該包含三個方面內容：城市物流相對于物流能力（資源）的效率研究、城市物流相對于城市經濟發展的效率以及城市物流相對于社會發展的效率研究；其中物流能力效率是基礎和根本，物流經濟效率是過程和手段，物流社會效率是最終目標，三者是遞進關系。從投入產出的角度講是基于城市物流投入最小前提下的物流產出最高，而物流產出不僅包括物流帶來正面產出（物流產值和由此帶動的經濟增長）還應該包括負面產出如能源、交通、環保、社會安全等問題。

三、 三元結構的城市物流效率指標架構

根據以上研究，本文在考慮城市物流研究內容以及借鑒各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改進城市物流系統的效率、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尋求城市物流的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從城市物流活動效率、城市物流經濟效率和城市物流社會效率3個方面架構城市物流效率的評價指標，具體見圖1。

其中，城市物流活動效率也稱城市物流能力效率指標，主要指城市物流活動所必需的基本要素、基礎設施等的運轉效率，即城市物流活動在其物流能力一定前提下的物流產出效率。城市物流經濟效率主要指城市物流對城市經濟的拉動情況以及對城市間投資和貿易競爭的影響，即物流投入與其經濟產出之比。城市物流社會效率主要指城市物流運轉過程中能源消耗情況及所帶來的社會產出效率，如交通擁擠、環境污染、能源消耗、社會安全等，即物流投入與其社會產出之比（廖偉，2008）。

四、 三元結構的城市物流效率指標選取

1. 物流活動（能力）效率指標。譚清美、王子龍認為物流能力指物流供給主體提供物流服務的能力。物流能力的度量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在理論上至今尚無綜合反映城市物流能力的統一指標，城市是區域物流網絡的結點，是區域物流的樞紐，因此可以把客貨周轉速度和客貨流量看作衡量城市物流能力的綜合指標。城市區域內，貨流和客流（勞動力流）兩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約，對立統一于同一系統之中。因此，可用物流通量概念使貨流量和客流量統一為一個指標，綜合反映城市物流能力。在具體指標選取上，本文認為物流能力指標主要包含兩部分，一是物流基本要素和設施，二是物流活動的直接產出。前者主要指城市物流的基礎設施、物流裝備等，用運輸線路、汽車、船舶、人員投入、固定資產投資等指標衡量，后者主要用客貨周轉量和郵電業務量進行衡量，具體指標見表1。

2. 城市物流經濟效率指標。根據田源、徐壽波的觀點，物流效率研究最終回歸到物流與經濟的關系研究，筆者也認為城市物流只有在物流活動有效運轉的同時拉動經濟快速增長才是真正的高效率，為此物流投入彈性系數和物流經濟效果系數就成為衡量城市物流經濟效率的最重要指標，其計算公式如下：

物流經濟效果彈性系數γ=經濟增長速度α經/物流量增長速度α物，物流投入彈性系數β=1/γ，這兩個系數反映了在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下，物流量增長速度即物流業的發展是超前、同步還是滯后，能否為經濟發展提供支撐，它們從物流與經濟兩者增長速度之比來反映物流與經濟之間的相互關系。在具體測度時可用以下指標體系衡量，見表2。

3. 城市物流社會效率指標。Taniguchietal、史秀蘋等學者的相關研究都曾指出城市物流對社會、環境、經濟、金融和能源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城市物流的運轉同時產生大量負面影響，其中環境污染問題最為突出，包括相當比重的排放物、水質的污染和噪音污染等。由此，城市物流效率評價必須考慮這些問題，正確有效地評估城市物流的這些影響，不但有助于優化城市交通運輸路線和計劃，促進智能運輸系統的實施，達到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經濟效益的目的，同時也有助于解決物流所造成的環境污染、能源短缺、交通堵塞及安全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為此部分學者對此進行了跟進研究。裘煒毅在研究國外社會物流評價指標時指出部分發達國家如美國、澳大利亞、日本、英國等國都將安全目標作為衡量社會物流績效的重要指標；同時英國、美國、日本將交通擁擠納入到評價指標體系中。石樹新等學者則認為除了大氣污染和噪聲污染外，城市物流對人文景觀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廖偉在構建城市物流評價指標時非常重視城市物流對環境造成的社會影響，并用物流節點有毒氣體排放、貨車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和貨車噪音水平作為評價指標。

盡管以上學者的觀點并不完全一致，但都認可城市物流評價應將對居民和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影響納入進來。本文借鑒以上研究成果，提出城市物流社會效率指標包括能源消耗、環境保護、交通擁擠和社會安全4個方面，具體見表3所示。

其中，環境質量綜合指數可作為環境保護的重要參考指標，包括全年環境空氣質量良好天達標率、城市集中式飲用水達標率、城市水域功能區水質達標率和城市環境噪聲達標區覆蓋率。

五、 結論

要提升城市物流的發展水平和綜合競爭力，帶動經濟的發展、提出具有針對性的建議和策略，首先必須對城市物流效率做出科學評價，從這個意義上講，科學評價城市物流效率是提升物流發展的首要前提。

本文根據城市物流效率的界定，以可持續發展和競爭為出發點、基于物流—經濟—社會環境三元結構系統、從投入和產出兩個視角構建了城市物流效率的多維評價指標；突破原有評價指標僅考慮物流要素一元結構且忽視物流負面產出的局限，無論對于城市物流效率的橫向相對比較還是縱向動態評估都具有較為廣泛的適用性。然，城市物流體系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涉及諸多要素，學者應根據不同城市發展戰略、發展階段、特定評價目標和具體測度方法對相關指標和權重進行調整，以期獲得更為滿意的研究效果。

參考文獻：

1. 李孟濤.主成分分析在城市物流績效評價中的應用.科技與管理，2007，（2）：28-31.

2. 李孟濤.遼寧省城市物流績效評價.分析與決策，2007，（1）：73-76.

3. 史秀蘋，劉志英，關志民.城市物流評價指標體系初探.冶金經濟與管理，2004，（4）：43-45.

4. 袁亮，錢志洪.基于層次分析法和模糊綜合評價法的城市物流競爭力研究——基于江蘇城市的實證.生態經濟（學術版），2009，（2）：142-143.

5. 龍江，朱海燕.城市物流系統規劃與建設.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2004.

6. 郭榮朝.我國城市物流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物流技術，2003，（8）：23-25.

7. 王平平，龔國華.江從發.城市物流規劃方法探討.物流技術，2003，（2）：28-29.

8. 劉南，陳遠高.基于模糊綜合評價的城市物流樞紐規劃.東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7，（11）：91-94.

9. 廖偉.城市物流服務體系評價指標及方法.現代物流，2008，（10）：1-4.

10. 田源，徐壽波.基于大物流理論的物流效率評價與發展規律研究.生產力研究，2008，（6）：54-56.

11. 王之泰.現代物流學.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1995.

12. 譚清美，王子龍.城市物流對經濟的拉動作用研究——以江蘇南京為例.工業技術經濟，2004，2（1）：89-91.

13. 裘煒毅.國外社會物流評價指標的比較研究.物流技術，2004，（6）：59-62.

基金項目：江蘇省研究生培養創新工程項目“徐州市低碳城市評價及發展路徑研究”（項目號：CXZZ11_0318）；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企業社會責任與和諧社會的動態影響研究——以江蘇省為例”（項目號：08SJD6300068）；2010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完善節能減排長效機制的環境政策研究”（項目號：10CJY028）。

篇7

內容摘要：在和平共處、和諧共進、聯合合作、共謀發展成為世界進步的主要旋律時，人本管理越來越成為管理的共識而被普遍推崇。所有管理活動無論是公共管理還是經濟管理，或者是宏觀上的經濟社會發展管理和對外關系管理，人都是第一位重要的，人才是關鍵。人本管理的實質在于挖掘和調動人內在的親和力和積極性，人本管理通過人性化加和合方式的管理，在追求管理最大化效率的過程中，逐步實現人的全面和自由發展。而且和合人本思想把以人為本與和合作為基本價值準則，不僅因為要與時俱進而響應時代的主旋律，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而且因為和合管理的核心理念―“和”與“合”本身就已經包含著和平共處、和諧共進、聯合合作、共謀發展的道理。

關鍵詞：人本管理 和合人本管理 以人為本

人本管理越來越得到推崇，因為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人是管理活動中最重要的因素，任何管理活動都需要人去完成，都依賴于人的才能的發揮，都是人的有組織的活動，管理關系首先是人的關系，首要的管理是對人的管理。因而，人性化的要求是客觀必然的，而和合方式則是體現人性化和以人為本價值觀的必然選擇，人性化加和合方式的管理是人本管理的基本要求，人的全面發展是人本管理的最高追求。沒有人的全面和自由發展，管理水平以及管理效率就無法實現與時俱進，經濟社會以及企業的持續發展就不可能實現。

和合人本管理及其價值

（一）人本管理的釋義

人本管理是現代管理科學理念的精華。所謂人本管理，就是以人為中心和根本，以滿足人的需求和謀求人的全面和自由發展的管理。其關鍵之處在于強調人在管理過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于指出任何管理過程的有效性或者說管理目標的實現，從根本上來說，依賴于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的發揮程度。因為人是一切生產力要素中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管理活動作為一種資源配置過程，必須依靠人的力量去組合財力、物力和實現人力、財力、物力的最佳配置，才能按照以盡可能少的投入創造盡可能多的產出經濟學規律去實現預期的管理目標。而要保證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還應該有繼續培育的問題，只有不斷地保持人才通過學習和培育，使其不斷地得到只是補充和能力提高，才能有效地保證管理過程中效率的不斷提高，保證少投入多產出理想原則的實現。

由此可見，人本管理的含義就不僅僅是以人為本這么簡單的理解，應該更全面地理解為：所謂和合人本管理就是人性化加和合方式的管理與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具體地說就是在以人為本的管理活動過程中，通過人性化加和合方式的管理藝術的綜合運用，充分發揮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去優化配置人力、財力、物力資源，進行高效率的實踐，并且實現預期的管理目標，在這個過程中還要使人的知識、品格、體力得到全面的發展。所以，適合人的本性和行為的管理理念和管理藝術，是人本管理研究的重要內容。

人本管理是與“以物為中心”的管理思想相對應的概念，人本管理的具體內容的發展分為四個層次：

一是人本管理理論以“手段人”為標志，主要是“識人”、“用人”。在管理活動中，首先，重視人在企業中的地位和作用，把人作為管理的核心和企業最重要的資源來開展經營管理活動；其次，其中也包括對人的本質和心理活動的重新認識，如人性假設理論、激勵理論等；再次，需要采取有效的制度設計和企業管理活動，能夠最大限度地調動員工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這是早期人本管理理論研究的主要內容。

二是人本管理主要以“目的人”為標志，主要是“育人”、“服務人”，其中包括實行參與管理、民族管理，使全體員工成為管理的客體，也成為管理的主體。在這個基礎上，總是人才的選拔、培養和保護，加大企業人力資源開發和人力資本投資力度，員工本身也成為管理活動的服務對象。一個企業還要創造良好的企業文化氛圍，鑄造員工的共同行為模式；為了適應復雜多變的環境，企業還需要開展團隊的合作和學習，進行組織修煉，建立學習型組織。這是當代管理理論如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理論、人力資本投資理論、企業文化理論、團隊理論和學習型理論研究的主要內容。

三是人本管理理論，使得管理活動的服務對象從企業的“內部人”擴展到企業的“外部人”。企業的目標是爭取合理的利潤，企業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為社會提供盡可能多和好的產品和服務，所以企業還應該多關注企業自身的社會責任感。

四是和合人本管理，還包括在市場經濟新的發展時期和新的發展階段中基于“道德人”假說之上的創新內容。以人性化加和合方式管理，培育和提升企業內部、外部以及內外部的的和合發展力，以促進企業管理效率，實現合作共贏，充分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

（二）以人為本的思想

被當代管理學普遍奉行的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實際上最早源于我國古代的和合管理思想理念。現代西方的人本管理之人與管理活動的中心，認為人是管理過程的關鍵因素。我國傳統的和合哲學思想，不僅首創“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而且把“和”與“合”規定為處理世事的基本準則，而“和”與“合”首要的是人的“和”與“合”，視人為高于萬物，人才為關系國家興衰榮辱的關鍵。和合人本管理秉承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遵循和合管理價值準備，發揚我國傳統管理之人才思想，堅持人是管理第一要素的觀點。

最先提出“以人為本”概念的是管子。《管子》有云：“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孔孟儒學倡導“以德為先”、“民為重社稷次之”、“天地間，人為貴”。如上分析，我國古代傳統的和合思想是堅持和合原則的主要對國家的管理，但是對于今天的企業管理也有較大的啟發意義。其中重賢任能，首先是看重，然后才有尊重和識賢、用能。善教是仁政的主要體現，也是和合管理人本理念的具體表現。孔子《論語》有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些都充分說明了我國古代以人為重的人本主義觀點和要求人修行為善而為國家所用的觀點。

（三）“國以人為本”

仁政可以聚財聚人，可以鞏固國家社稷。實施以愛人為導向的仁政，把人才視為管理國家的寶貝，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棟梁，關系事業興衰榮辱的關鍵，是和合管理人本思想的基本觀點。戰國以后，和合管理的人本思想更加趨于豐富和完善。由孔子倡導仁政的核心思想“仁者愛人”、“言仁必及人”，到《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重視人才的作用是“國以人為本”的具體體現，也是和合管理人本思想的重要體現。

（四）得人者得天下

尊人，愛人，重人，以人為本，最重要的是落實到用人，使用賢良才能有好的管理效率。以人為本的“仁政”之目的，才能使老百姓安居樂業，國家繁榮昌盛。認為得人者得天下，重賢任能是和合管理人本思想的具體內容。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本管理思想被普遍認同，企業已經把人才視為制勝的關鍵，企業之間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是人才的競爭，人力資源管理已經成為企業管理的主要內容，方式發展良好、效益顯著的企業，無不是人才濟濟，無不是人力資源管理得好。如果重新規范和創新和合人本管理的原則，人性化加和合方式的人本管理，在合作與市場經濟新的發展時期，新的發展階段中，一定會越來越顯示出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和合人本管理對于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的弊端

和合人本管理思想中“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要求君子一切要遵循封建禮教。儒家“仁”的思想，有眾多可取之處，對現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具有重要意義，但這一要求不符合現代人力資源管理對人才培養的觀念。社會在進步，國家以及企業的發展需要豐富的創造力，“克己復禮”漠視了人的主觀情緒，對人才的個性培養造成嚴重的束縛，制約了人的創造力。當今社會強調自由、平等、民主、人權，個人價值得到充分的認識，個人創造性價值廣受重視及發展。不論領導者、管理者以及教育者都意識到個性差異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人才自主創新是科技進步，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是公共部門、企業、各大高校高度重視人才的創新性培養，設立各種表彰機制，鼓勵創新，要求創新。同志曾經說過：“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不竭的動力”。現代公共部門及企業分工細化，對人才的專業技能要求頗高，導致現代人力資源的標準，強調人才的個性發展創新精神和創造力是人才個性的集中體現，培養人才的創新精神以及創造力要求他們必需揚棄儒家思想墨守成規的觀念，打破傳統禮教去探究外部世界，探究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

和合人本管理思想中的“無為”思想，即君子需隱藏個人鋒芒，惟命是從，不得超越或反叛，要學會忍耐、堅毅、靜待自然、以退為進，而不是積極強求。然而，隨著教育的不斷普及，大批高學歷人才涌現，社會競爭日趨激烈，“優勝劣汰”、“適者生存”在企業人才選拔中愈演愈烈。在當今充滿機遇與挑戰的年代，個人除了有一技之長之外，更應在機遇來臨之際，充分地展示它，而不是隱藏；在挑戰到來之時，不斷地超越自我，而不是惟命是從。

和合人本管理思想之“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出自《漢書•董仲舒傳》。從辯證法的觀點來看，這是形而上學的觀點，它重傳統，而忽視改革。改革是解決發展問題的根本出路。隨著經濟不斷發展，科技日新月異，企業的管理機制也應不斷改革，推陳出新，以此增強企業的競爭力，適應社會的變化、進步。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不同的政策、措施，也促使企業需不斷調整戰略措施，以此保證在激烈的市場競爭機制中立于不敗之地。因此，在現代企業管理面臨的問題與挑戰面前，儒家重傳統輕改革思想必然阻礙企業發展，改革勢在必行。

結論

在國外企業不斷進入我國市場時，我國國內企業面臨了更大的機遇與挑戰，對人才的需求以及合理管理調配顯得更重要。因此，結合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初級階段的國情以及幾千年歷史文化背景，構建出適合國內企業的完善人力資源的人本管理體系迫在眉梢。我國和合人本管理思想中包含豐富的管理理念，其有著不可取代的地位和價值，深入研究和探討其與西方人力資源管理模式，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構建適合我國國情、有中國特色的人力資源體系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1.袁博文.《管理思想通論》簡評[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1）

2.任雪浩.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對現代管理的啟示[J].天津職業技術師范學院學報，1998（1）

3.王若佼，賈玉英.管理思想古今論[J].社會科學論壇，2001（2）

4.鮑升華.弘揚傳統文化管理思想 探索中國特色企業經營管理之道[J].理論月刊，2002（9）

5.張昕宇.21世紀圖書館管理思想初探[J].洛陽大學學報，2000（2）

6.瞿永玲.論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價值觀[J].齊魯學刊，2000（1）

7.戴葉.儒家傳統文化之價值淺論[J].無錫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3（1）

8.楊澤宇.孔子人生觀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1999（1）

9.湯廣全.試談哲學的價值[J].玉溪師范學院學報，2001（1）

作者簡介：

篇8

關鍵詞： 大學體育教師 專業化 標準

隨著信息技術的高速度發展，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日益加快，人們對教育的期望不斷提高，對教師的期望也越來越高，對教師素質發展的要求也進一步提高，教師專業化成為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熱點問題。對于高校體育教師來說，專業化問題未能引起足夠關注。

1.相關概念的界定

1.1職業、專業

1.1.1職業的概念

《現代漢語詞典》中將“職業”定義為：個人在社會中所從事的作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工作。職業須同時具備下列特征：（1）目的性，即職業以獲得現金或實物等報酬為目的；（2）社會性，即職業是從業人員在特定社會生活環境中所從事的一種與其他社會成員相互關聯、相互服務的社會活動；（3）穩定性，即職業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形成，并具有較長生命周期；（4）規范性，即職業必須符合國家法律和社會道德規范；（5）群體性，即職業必須具有一定的從業人數。

《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將我國職業歸為8個大類，66個中類，413個小類，1838個細類（職業）。

1.1.2專業的概念

《現代漢語詞典》中將“專業”定義為：高等學校的一個系或中等專業學校，根據科學分工或生產部門的分工把學校分成的門類；產業部門中根據產品生產的不同過程而分成的各業務部門。

實際上，專業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專業是指某種職業不同于其他職業的一些特定的勞動特點，狹義的專業主要指某些特定的社會職業，這些職業的從業人員從事的是比較高級、復雜、專門化程度較高的腦力勞動。一般人所理解的專業大多就是指這類特定的職業。

1.1.3職業和專業的關系

通過對職業和專業的概念分析，從社會分工與職業分類的角度看，“職業”是人賴以生存的社會分工，是謀生的工作；專業又可稱為專門職業，是社會分工、職業分化的結果，是社會分化的一種表現形式，是人類認識自然和社會達到一定深度的表現。專業高于職業，專業更強調從業人員的社會責任感和社會服務精神，而職業只是一種謀生手段。

1.2教師專業化

教師職業從經驗化、隨意化到專業化，經歷了一個發展的過程。教師的專業化是一個動態的概念,教師是一個專業，然后有一個“化”的過程。上世紀80年代以來，教師專業化形成了世界性的潮流，要求教師不僅是學科的專家，而且是教育的專家，具有像醫生、律師一樣的專業不可替代性。這就要求教師的培養培訓機構，要求國家的教師管理保障制度，都實現相應的重大變革。因此，教師專業化是指教師職業具有自己獨特的職業要求和職業條件，有專門的培養制度和管理制度。

80年代后，在教師專業化的進程中，教師的專業發展成為教師專業化的方向和主題。教師專業化目標的重心開始轉向教師的專業發展。只有不斷提高教師的專業水平，才能使教學工作成為受人尊敬的一種專業，成為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的一種專業。教師專業發展是教師根植于自身的教育教學實踐，通過不斷學習、反思、探究使其內在專業結構不斷豐富和完善的過程。

2.大學體育教師專業化的內涵

本文所言的大學體育教師是指普通高校體育教師，不包括體育院（系）專業的教師。對大學體育教師專業化的內涵闡述應圍繞高校教師專業化的含義和體育教學的特點，大學體育教師專業化的內涵主要是指作為專業化的體育教師所應擁有的專業素質及其專業發展。理論上，要構建科學的體育教師專業化知識體系，促進體育教師專業化水平的提高。綜合對教師專業化的理解和對體育教師專業素質和專業發展的認識，認為大學體育教師專業素質的內涵主要體現在專業理念、專業理論知識、專業實踐經驗、專業創造性等四個方面。體育教師專業發展包括職前教育階段、入門教育階段、在職任教階段。

3.大學體育教師的專業標準

查閱具有代表性的文獻資料，結合我國大學體育教師的實際情況，可以看出，現行關于教師資格的教師專業標準比較概括、籠統，教育理念與行為標準相混合，缺乏可操作性，缺乏對教師行為具體的描述。大學體育教師專業化問題目前還未能引起足夠的關注，許多方面存在不足，需要我們去正視和解決，如大學體育教師的學科專業知識技能、專業道德、專業自主意識等有待于加強和提高。

在研究了大量的有關文獻基礎上，根據大學體育教師的專業需求和實際發展情況，并綜合《教師法》、《高等教師法》、《教師資格條例》以及各種論說，進行歸納總結大學體育教師的專業標準，主要有幾下幾點：

第一，大學體育教師的專業知識。大學體育教師應掌握高深的且能持續發展的專業知識，這是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開展科研活動的必備條件。從教育學的角度來看，大學體育教師的專業知識包括：學科性知識、條件性知識、實踐性知識和研究性知識。（1）學科性知識，包括：①專業基礎知識，是指能夠從事高校體育學科教學的知識；②專業主題知識，是指高校體育教師對于所從事的主要運動項目狀況的了解；③專業前沿知識是指教師對于本專業前沿發展狀況的了解程度。（2）條件性知識，是指體育教師進行教學訓練活動所應具備的特有知識。（3）實踐性知識，是指教師在教學實踐過程中駕馭課堂活動解決所面臨各種問題的知識。（4）研究性知識，是指教師在教學實踐過程中對學科內容及發展方向、對學生現狀及發展規律、對教學目標及達成方式等方面的相關知識。

第二，大學體育教師的專業技能。包括：一般專業技能、專業特殊能力、自我完善能力。（1）一般專業技能，是指教師為完成正常教學任務所應具備的體能與智能基礎。（2）專業特殊能力，主要包括教養與教育能力以及組織管理能力。教養能力是教師在教學活動中傳授知識技術技能，教師通過有效的教養活動使學生達到體育課培養的標準。組織管理能力是體育教師完成其本職工作的一項特殊的本領。（3）自我完善能力，是大學體育教師所應具備的另一種特殊的能力，隨著高校體育教學改革的深入，對大學體育教師的素質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教師的自學能力、科研能力和創新能力就構成了促進其完善與發展的基本內容。

第三，大學體育教師的專業精神、職業道德。大學體育教師應具備熱愛學生、熱愛本職工作、刻苦訓練、嚴謹治學、講究體育道德、團結協作、依法執教、廉潔從教、嚴于律己、為人師表、相互支持、積極配合的職業道德。

第四，大學體育教師的專業發展。大學體育教師的專業成長可以理解為一個終身學習的過程，是體育教師的各種能力、情感等不斷成熟、不斷提升、不斷創新的過程，是體育教師教育觀念、知識、能力、專業態度和動機、自我專業發展意識等方面的提高過程；需要不斷地對自己的教學進行反思，主動地、積極地促使自身發展。

第五，大學體育教師的專業自主。就專業特征而言，專業自主是達到完全專業地位的關鍵之一。林彩岫指出專業自主指“專業團體或專業人員有被認可的權利和義務，而自行決定或處理具有非常專業性質的事務”。1993年10月通過的《教師法》和1995年3月通過的《教育法》規定了教師現階段的權利主要有以下幾項：教育教學權，科學研究權，管理學生權，獲取報酬待遇權，民主管理權，進修培訓權。大學體育教師專業自主包括教師自我層面專業自主和學校團體層面專業自主兩個方面。其中教師自我層面包括教學反省、專業決定、獨立自由的感覺等，還有教學方面，如體育教學目標、方法、內容、教材編選、教學設計及組織實施等，而學校團體層面則是指體育教師參與課程改革、進修活動，以及制定教師專業倫理規范等方面。

4.大學體育教師專業化的實現途徑

4.1推行體育教師教育專業化

教師教育是對教師職前、入職輔導和職后培訓的統稱。各國紛紛建立和完善繼續教育體系，為教師提供專業發展的機會，實現教師的職前培養和職后培訓一體化，保證教師有不斷學習和進修的機會，從而不斷提高教師的專業水平。

教師職前培養的目標是使未來教師具有從業所必須的專業知識、專業技能和良好的專業道德，為教師的專業成長奠定基礎；教師職后培訓的目標是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促進教師從“經驗型”向“反思實踐型”、從“教書型”向“專家型”轉變。它們都是教師教育的核心目標。實現大學體育教師教育專業化具體要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高校應增加培訓經費的投入，確保培養、培訓工作順利實施，建立教師培訓激勵考核機制，提高培訓質量。

建立專業化、一體化的課程體系。大學體育教師既要具有較高的學科專業水平，又要具有較高的教育專業水平。要使職前、入職、職后的課程不重復，并強調其可操作性和實用性，以培養體育教師的創造能力為重點，強調實踐性。例如體育教學論要以校本課程的理論和研究為重點，教育心理學要以學生的認知發展和非智力因素發展的規律為重點，教育研究方法要以教師行動策略研究為重點。

構建終身性專業訓練體系，高校教師培訓工作必須考慮到職前、入職與在職一體化的問題，以提高大學體育教師教育教學和研究能力，提高教師的專業化水平。

4.2提高體育教師職業道德水平

高校體育教師的儀表、言行、品格等道德行為都將對學生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與影響。在我國社會轉型期，由于受市場經濟的一些消極因素的影響，一些高校體育教師道德意識淡薄，思想行為偏離了師德原則和規范，例如思想政治水平不高，道德品質存在缺陷，業務能力不強，治學不嚴謹，學術風氣不正等職業道德問題。

因此要加強教師職業道德規范的教育，引導教師樹立正確的教育觀、事業觀和人才觀；強化制度力量，塑造師高業精、風正紀嚴的合格施教者；加大宣傳力度，提高教師的職業道德認識、道德情感、道德信念、道德意志，并積極地投身于教育實踐中，理論聯系實踐，讓其轉化為道德行為，內化為教師自身的一種品質；促使教師不斷提高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教書育人，為人師表。

4.3給予大學體育教師專業方面的自

教師專業自主要表現在：大學體育教師必須有專業資格證書，入職、聘用和解聘等有嚴格規定的程序，專業內部有不同的職稱以區別專業水平的差異，職稱的晉升要經過專家的評審等。

實施教師資格制度是教師職業走向專業化的重要環節，教師資格標準是對教師專業素質的全面要求。參照世界發達國家對教師資格認定的規定，在學歷上應明確規定高校教師要有碩士以上的學位。教師資格證書可以分為：初級教師資格證書、中級教師資格證書、高極教師資格證書和優秀教師資格證書。這對加快教師專業化進程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袁振國.教育新理念［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

［2］柳海民等.試論教師專業化及其專業化培養［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5）.

篇9

【關鍵詞】大學城；學區；管理

一、引言

我國的大學城建設雖然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起步較晚，而從大學城的數量和規模上的增長上就可以比較直觀地反映出我國大學城整體的在發展態勢還是極為迅猛的。在建設發展過程中雖然不乏有對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初衷和促進城市化以及學習型社區建設作以正面回應的發展良好的大學城，但是在有點單純追求速度以及越來越濃重的逐利心態的作用下，我國大學城在管理和資金等方面都遇到了發展瓶頸。為了突破這種障礙，及時采取措施通過管理體制改革為切入點對大學城進行價值和功能復位就顯得必要且迫切。

目前學界對大學城建設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已經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思路，如張希勝和章仁彪就認為我國大學城應從戰略指導思想、管理體制、服務職能上都要堅持以人為本、以學生為中心的理念，[1]這樣才能夠將大學城從發展的困境中擺脫出來并繼續推向深入。而對于美國學區的研究從單純的對管理機構的靜態探討也延伸到從系統的角度將學區放在行政管理的領域內進行專業剖析。值得一提的是我國在實踐領域也已經開始了對學區管理方式的有益嘗試，北京東城區實行的學區管理改革，通過對區內的中小學的整改建設混合型的學區，此舉被認定是讓教育資源走向均衡的積極舉措，具有進步意義。然而不難發現，這種對學區管理的理論和實踐都沒有脫離學區接受教育主要對象的局限，這也就很大程度上人為地限制了學區作為一種以實現文教職能為主的組織管理形式的應用和適用范圍。這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本文試將美國的學區管理制度引入中國的大學城管理改革的參考之列，并通過對兩者特征的梳理進而進行比較，為這種借鑒和參考找到可行的依據和基礎。

二、“大學城”概念界定與成因分析

（一）“大學城”的概念

對于“大學城”的定義并不存在一個權威標準的答案。“大學城”的雛形主要是起源于英國，曾有學者對大學城理念的形成進行追溯：17世紀一些被法國政府驅趕到英國的學者,他們聚居在牛津這個學術自由的城市里,通過皇家資助,開始建立一種始于師徒相授,模仿修道院形式的學院。獨立的學院分散于牛津城的各處,大學城由此成形。[2] 張希勝、章仁彪從狹義和廣義兩個角度對“大學城”這一概念進行了較為全面和系統的定義，他們認為：狹義的大學城，可以理解為大學的城市化，如英國倫敦的牛津大學城、劍橋大學城等就屬于此類。而廣義的“大學城”概念，是就整個城市范圍而言，即高等教育已成為城市的主要產業，高校在城市的發展和社會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與作用，如日本的筑波大學城、美國的密蘇里大學城、英國的曼徹斯特大學城等。[1] 而《教育大辭典》把“大學城”解釋為“圍繞大學建立的社區,人口一般在5-10萬,為大學生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和便利的食宿、交通等條件,如意大利的波洛尼亞,英國的劍橋和牛津,日本的筑波等”。[3]

（二）“大學城”的成因

目前學界對大學城發展模式較為一致的分類是：自然發展型和規劃構建型。所謂自然發展型, 是指由一所學或一個學校群落逐漸發展演變而形成的以文化和科教為主要功能的城市社區，可以理解為“先有學校后有城市”。主要是人口規模和用地規模的擴大以及后勤服務和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使原有的大學或大學群落在自我發展的同時具備了越來越強的對外來資源（人員、資金、技術等）的吸引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大學與城市的發展相生相伴、融為一體，大學成為城市核心。所謂規劃構建型，通常是由政府專門劃出一塊土地,新建一批高等院校或者將原高校的校址遷移,集中布置,從而形成一片高校毗鄰而設的特殊區域，[4] 往往是伴隨著傳統工業經濟向現代知識經濟轉變而引致的城市功能轉型而催生的，可以理解為“先有城市后有高校群落”。我國的大學城多是在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眾化”轉型，以及作為推動城市化的一種手段的背景下人為規劃構建而成的，植根于我國的國情同時也順應國際知識化的發展潮流。

三、美國學區管理特征分析

學區作為美國行政管理的特別區是連接和溝通政府與學校的重要主體，是州政府對教育機構實施管理的重要工具。而作為一個歷史范疇的概念，其產生于英屬殖民地時期，由謀取社會辦學順利的民間措施逐漸規范化、制度化成為具有特殊功能的政府機構。對于學區的認識，主要包括:(1)準法人團體，具有法人資格；(2)區域教育性，為學區地理范圍的兒童提供公立教育；(3)自主獨立性，學區財政和行政管理獨立；(4)多樣性，學區的類型、規模、數量都依據當地特征和居民需要有所不同。[5]

1．學區的設計理念

雖然學區是歷史因素作用的產物，但是其在美國為適應社會環境的變化所作出的調整與改革也漸漸融入了美國人強烈的參與理念。由于學區有一定區域性的特征，即轄區內的居民只能選擇在該學區的教育機構接受教育，這就激發了作為學區提供教育和服務的對象――轄區居民對學區進行“用腳投票”的經濟理性。為了維持轄區的規模和人口和功能的實現，轄區就需要傾聽、尊重居民的意見，向其提供必要和盡可能多的信息和咨詢服務，同時對居民的需求進行和好的回應與反饋。同時這種民主參與的理念在學區教育委員會成員通過居民選舉產生和教育委員會所做決定需經居民聽證通過等方面也得到了很直觀的反映。

2．學區與政府的關系

在美國，政府的教育功能在聯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有著明確的劃分，并且從權力的內容和范圍上看呈逐漸擴大而具體的態勢，具體說來則體現在：聯邦政府基本上并不握有對教育的實權，無論是制定教育政策還是提供財政支持都與聯邦政府無太多關聯，而更多是在教育發展的方向性指導以及信息和咨詢服務等方面發揮作用；與聯邦政府不同，州政府則要根據自己州的實際情況負責轄區范圍內教育系統建設，包括對學區種類和數目的確定，這也是美國學區區域性較為明顯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學區則是具體實施教育管理的政府機構。

3．學區的組織運行

學區的決策和管理機構是學區董事會，也稱學區管理委員會。學區董事會在州憲法和法律的賦予的這全范圍內活動，對于學區事務享有決定權（基本上是最終決定）并負全責。具體來說，學區董事會負責教育項目的范圍、強度和質量;雇傭和解雇教師及非教職人員；預備和批準年度財政預算并制定當地教育稅率；在提交有關建議給選舉人之后發行債券；選擇建校位置并批準建造計劃等等。[6]學區的執行機構一般來講市教育局，但也因學區而異。教育局的主要負責人即教育局長或學區總監對董事會做出的決策負有執行責任。

4．學區董事會成員構成

作為學區重要事項決策者的董事會并不是簡單的各個教育機構主要負責人的集合體，選民選舉的范圍并不僅限于教育領域的人員，而是涵蓋了來自行政、金融、工商等非教育領域內享有很高權威和聲譽的社會名流，這樣通過他們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可以形成一定的榜樣效應。與此同時，管理委員會成員的兼職性質，從責任和志愿的角度對成員的道德素質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學區提供科教功能的單純性。為避免“外行領導內行”所導致決策風險，除了教育局長作為當然成員外，還有一定比例的老師甚至學生代表。通過這樣內行和外行相結合的方式，一方面保證了決策的正確性和針對性，另一方面也為學區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經濟和社會效應。

5．學區的資金來源

絕大多數學區的一大特點就是在財政上具備獨立性，再轄區內征收財產稅是學區資金來源的基本保障。此外，州政府的營業稅以及聯邦政府在特殊情況下的補償性專項財政撥款和土地贈與[6]也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除了政府的財政稅收的資金渠道外，私人贊助、慈善機構的捐款、校企合作以及彩票事業也是保證學區正常運行、提高服務水平的不可或缺的資金保障。

四、我國大學城借鑒美國學區管理體制的動因

盡管美國的學區與我國的大學城在形成原因、法律地位、服務對象和權力自主程度上存在著差異，但就其基本教育功能以及地域上的集中形態而言，仍存在著參考和借鑒的可能性；同時，面對我國大學城在建設和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功能偏離以及管理困境，也不得不迫使我們從學理和實踐兩方面尋求改革之策，這時對學區管理方式的考量是不無益處的。

（一）借鑒的可行性：學區與大學城的相似點

一是從地理位置上看，兩者都表現為多所院校的集中。美國的學區類型各異，基于學區內聚集的學校的類型不同可大致分為小學區、中學區、職業學區、混合學區等；中國的大學城在計劃和規劃建設的背景之下，集中定然是題中之義。

二是從功能作用上看，兩者都是以提供教育為其主要功能和存在價值。此外，學區與大學城在發展過程中也過注重區域內基礎設施和服務建設，以及與區域周邊的經濟社會環境的有效互動，有力地促進當地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從而成為了文教為主要功能，兼具其他社會職能的較為完整的社區系統。

三是從資源配置上看，兩者都為優化資源配置、實現教育規模經濟提供了條件。地理上的相對集中，為校級之間基礎設施建設、教師資源、教學設備等優質資源的共享提供了方便。通過這種共享，提高資源利用率、促成成本的分攤，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適應教育規模擴大導致的教育支出擴大后，為降低成本而損害教育質量的現象出現，從而實現教育規模擴大與教育質量提高的相互適應能力。

四是從管理機構上看，兩者都有一個統籌該區域發展的管理委員會。與學區董事會相似，我國的大學城基本上也都具有一個對大學城規劃建設和制度構建負綜合決策責任的管理委員會，為大學城教育功能的發揮和社會保障等服務職能的履行提供指揮和調度，從而促進區域的可持續發展。

五是從籌資渠道上看，兩者都存在著投資多元化的特征。我國大學城所倡導的是校企合辦的管理思路，企業作為投資方提供了很大的資金支持和后勤服務。同時各高校根據隸屬的教育部門的層級不同有所謂部屬、省屬、市屬之別，無論哪種形式都說明了各高校通過財政渠道也能得到不同程度的資金保障。

（二）借鑒的必要性：我國大學城建設存在的問題

一是大學城功能上出現偏位。我國大學城雖然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人為建設意味較濃的產物，但這其中也包含著高校為適應我國教育改革、高校擴招――對大學原有辦學條件和規模以及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的一種主動回應。但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講，大學城建設的初衷和未來的價值走向都應該是以提供教育服務、培養高質量人才、為區域提供技術給養為最終目的的。但是出于對規模效益的錯誤理解和經濟效益的過分追逐，我國的大學城最終向著擴大校區覆蓋范圍、不考慮適應性問題而納入盡可能多的學校的一場“圈地運動”，遭到了越來越多人的詬病和質疑。本應以育人為主責的機構卻演變為逐利的團體，如有很大一部分高校仍然不能從“高校辦社會”的不當管理形式中解脫出來，又如將大量獲批土地用于商業用途，而使學區對教育功能起支持和促進作用的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得不到很好的實現。

二是大學城資金難補缺口。在大學城的建設本身就是一項高投資的事業，而僅憑政府專項的財政撥款以及有限的企業投資已使很多高校背負著沉重的銀行債務艱難前行。在這一點上有本多學著已經表現出了自己的深刻憂慮，在尋求資金返還的多種選擇―――大學城配套的服務經營、后勤社會化服務、舊校區的土地置換、教師和學生公寓的出售與出租、學生學費收入上,大學城最終抓住了學生這根稻草。學生學費的不正常上漲已經凸顯中國高等教育的畸形發展,貧困生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給高校又帶來了新一輪的危機,大學城再次陷入了現實的圍城之中。[4]

三是大學城管理嚴重缺位。從大學城管理機構上看，有的大學城根本不存在一個管理委員會，各高校在管理上是完全分散的，沒有任何合作可言；有的大學城雖然名義上存在著管理委員會，但由于機構定位不清、職責劃分不明、人員能力結構不合理，導致這一本應發揮統籌和重大事項決策功能的機構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而漸漸流于形式。管理的漏洞和松散導致了大學城內大量存在重復建設而導致的資金和資源浪費，而一些必要的基礎設施和社會服務又跟不上步伐，使本應可以通過有效管理而實現的教育規模經濟成為了一個怎樣也追不到的目標。同時，管理缺位的另一個負面表現就是大學城在治安方面存在巨大的隱憂。

五、美國學區對我國大學城管理改革的借鑒意義

我國的大學城建設固有其適應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化的背景以及與城市化建設互為推動作用的使命，但是從狹義的技術經驗層面看，美國的學區管理模式還是可以為我國大學城革除現行管理運行弊端和實現未來良性發展提供重要參考。

第一，管理機構的健全。從管理機構上看，大學城要設立獨立的決策管理機構――大學城管理委員會。這一要求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沒有還沒有管理委員會的大學城必須要籌備成立，二是對已存在但是沒有發揮實質作用的管理委員會進行改革，進一步明確機構和機構內部各部門、崗位的權責。機構是職能的載體，沒有合理的機構設置職能的履行定然無法落到實處。大學城的管理委員會與學區管理委員會權能類似，負責區內重大事項的決策事項，從整體層面進行統籌調度，從而實現建設規劃統一、資源配置合理、設施服務到位、管理運行高效的新局面。同時，管理委員會要處理好各高校董事會的關系，構建決策――執行的良好合作與配合關系。

第二，管理人員的選擇。從大學城管理委員會組成人員的選擇角度看，在現有政府、校方、投資方代表組成的前提下，一方面要借鑒學區董事會成員中“外行”所占較大比例的制度設計，這對大學城建設適應社會發展，及時獲取和有效利用各界信息資源提供了巨大的優勢。另一方面考慮借鑒學區董事會成員的志愿性質，讓管理機構成為政府教育部門的“監督平臺”、企業提高社會影響力履行社會責任的“慈善場所”、高校匯報教學工作與提出合理訴求的“意見渠道”，這樣以低的成本實現多方共贏，從總體上將大學城的管理工作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第三，管理資金的籌集。雖然我國大學城在性質上與學區作為一個行政特區有根本上的不同，通過獨立征收財產稅的方式籌集辦學和管理資金不具有可行性，但是在社會資金方面并沒有形成有力的動員和吸納能力。目前除了作為投資方的企業注資外，社會上其他企業和個人的捐資辦學的慈善性質的行為還沒有形成一種良好的風氣和趨勢。只有擴大籌資渠道，才能使目前負債運行的大學城輕裝上陣，使因高校負債而承擔高額學費的學生從中解脫出來，從而真正實現我國大學城為“教育大眾化”提供機制保障的設計初衷。而充足的資金又可以為大學城教學資源、各類比賽活動、基礎設施、社會服務、生態環境等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而這種改善引致的將是大學城競爭力的整體增強，進而形成對人才的吸引和聚集的合力。

參考文獻：

[1] 張希勝，章仁彪．以人為本，構建新時代中國大學城――有感于中國大學城建設[J]．教學研究，2004，1．

[2]殷紅衛,黃震方．中國大學城的旅游開發初探―――以南京仙林大學城為例[J]．安徽農業科學，2006，34（21）．

[3] 顧明遠．教育大辭典：第2卷[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71．

[4] 劉春俠，淺談中國的大學城[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7，9．

[5] 郭朝紅,王彬．美國學區的特點與運行機制[J]．上海教育科研，2001，（1）．

[6] 劉毅．行政學視角下的美國學區研究―以加州庫比蒂諾聯合學區‘(CupertinoUnion

篇10

以羅伯特•希金斯的財務可持續增長模型為理論基礎，選取我國農業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運用描述性統計和非參數檢驗的方法研究我國農業上市公司的財務可持續增長狀況，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從原來的16項財務指標中提取了5個因子，利用逐步回歸分析的方法分析5個因子對農業上市公司可持續增長率的影響。從實證分析結果可以發現：2010—2013年農業上市公司總體沒有實現財務可持續增長，實際增長過快；農業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發展能力、現金流量能力與可持續增長率之間呈正相關關系，償債能力和營運能力對可持續增長率沒有顯著影響。最后根據實證分析結果，從財務角度提出了相關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

農業上市公司；可持續增長率；實際增長率

農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的發展對維護社會穩定和促進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農業上市公司作為農業產業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的主力軍，在帶動農業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業科技進步、加快農業現代化、有效解決“三農”問題、推動新農村建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農業上市公司如何提高財務可持續增長能力是比改善短期經營業績更亟待解決的問題，財務可持續增長是實現農業上市公司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從財務角度來看，農業上市公司增長太快或者太慢都不利于其長遠發展，只有采取增長速度與財務資源相協調的增長方式（即財務可持續增長），才能實現其可持續發展。農業上市公司的增長現狀如何？是否保持了財務可持續增長？影響農業上市公司財務可持續增長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如何采取有利的財務管理策略以保持財務可持續增長？基于這些研究目的，本文對我國農業上市公司可持續增長狀況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實證研究，有利于農業上市公司確定合理的財務增長速度，有助于推動農業上市公司的可持續發展，進而帶動我國農業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一、理論分析

企業以發展求生存，增長是一個企業本能的需求，企業增長理論是國內外學者研究的重要課題。期的企業增長理論主要是研究企業的規模變化、企業規模變化的影響因素以及企業增長戰略的制定等問題。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企業財務戰略管理研究的重點逐漸轉向企業財務可持續增長問題。我國從20世紀90年代末才開始重視對財務可持續增長問題的研究，而且主要是采用國外的理論模型，在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有利于企業財務管理決策的結論。美國財務學家羅伯特•希金斯（RobertC.Higgins）從財務管理角度最早提出了財務可持續增長的觀點，指出了企業財務可持續增長的重要意義，并在1981年最早提出了財務可持續增長率的概念，即在不需用盡企業財務資源的情況下，企業銷售可以增長的最大比率。希金斯教授的財務可持續增長模型有三個基本假設：第一個是企業打算按照與市場條件允許下的增長率同樣的比率來增長；第二個是企業已經有而且計劃繼續保持目標資本結構與目標股利政策；第三個是管理者不可能或者不愿意發行新股。希金斯認為財務可持續增長率是企業在現有的經營效率與財務政策下所具有的增長能力，是一個綜合性的財務指標，企業可以利用這個指標進行財務分析。希金斯教授認為在維持一定比例資本結構下，負債隨股東權益的增長而增長，他透過現象看到本質，認為股東權益的增長速度限制了銷售的增長速度。

羅伯特•希金斯的財務可持續增長模型為：財務可持續增長率=股東權益的變動額÷期初股東權益=本期留存收益增加額÷期初股東權益=銷售凈利率×收益留存率×總資產周轉率×期初權益期末總資產乘數。詹姆斯•C.范霍恩（JamesC.VanHorne）以希金斯的財務可持續增長模型為基礎，在1988年重構了財務可持續增長模型，指出財務可持續增長率是維持同企業現實與金融市場情況相一致的銷售增長率。因為企業資金的運用必須等于資金的來源，企業股東權益和負債的增長速度會決定企業資產的增長速度，而企業資產增長的速度又會限制企業銷售額的增長速度。范霍恩教授以資產的增加等于負債和股東權益的增加為出發點，從負債和股東權益兩個方面進行考慮，根據不同的經濟環境分別建立了關于財務可持續增長的穩態模型和動態模型。希金斯與范霍恩教授提出的財務可持續增長概念反映了企業應當在財務資源的限度范圍內把握合適的增長速度，由于企業的增長速度要受到它的財務政策和經營效率的限制，企業經營效率的提高是有限度的，而企業的財務政策也不能夠經常改變。因此，他們都認為企業的增長速度總體來說是受限于其財務可持續增長率的。企業管理者可依據財務可持續增長理念制定合適的財務管理策略，企業的實際增長率并不是不可以高于或低于可持續增長率，而是要求當兩者不一致時相應調整財務策略，使財務增長與財務資源相平衡。由于詹姆斯•C.范霍恩的財務可持續增長模型更為復雜，本文以羅伯特•希金斯的模型為理論基礎開展實證研究。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本文選取了在滬深證券交易所2010年12月31日之前上市的A股農業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在研究中剔除了被列為ST和*ST的公司以及不能提供完整財務數據的公司，總共得到33家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利用樣本公司2010—2013年的財務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本文中“農業上市公司”是指中國證監會2012年新修訂的《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界定的農、林、牧、漁業的A股上市公司。本文所用到的財務數據來源于：（1）國泰安CSMAR數據庫；（2）巨潮資訊網；（3）中國上市公司資訊網；（4）證券之星網站。

（二）指標定義本文以羅伯特•希金斯的財務可持續增長模型為理論基礎，表1為其模型中的主要變量和定義。從微觀層面來看，上市公司的財務可持續增長體現為各方面能力的平衡增長，本文將盈利能力、償債能力、營運能力、發展能力、現金流量能力作為農業上市公司財務可持續增長的主要影響因素，并從五個方面選取了銷售凈利率、總資產報酬率、凈資產收益率、每股收益、資產負債率、流動比率、速動比率、存貨周轉率、流動資產周轉率、總資產周轉率、凈利潤增長率、總資產增長率、資本積累率、營業收入現金比率、盈余現金保障倍數、每股經營活動現金凈流量16項財務指標，這些指標定義如表2所示。

三、農業上市公司財務可持續增長的實證檢驗

（一）農業上市公司實際增長率與可持續增長率的描述性統計根據樣本公司的相關財務數據計算出樣本公司2010—2013各年的實際增長率與可持續增長率，利用SPSS19.0統計軟件得到2010—2013各年樣本公司實際增長率與可持續增長率的平均值、總體均值和標準差如表3所示。表3顯示，2010—2013年各年實際增長率均值都遠大于可持續增長率均值，實際增長率總體均值（2.22144471）遠大于可持續增長率總體均值（0.09176564），實際增長率標準差（5.137946978）遠大于可持續增長率標準差（0.097193625），反映了樣本公司實際與可持續增長率之間有較大的差異。

（二）農業上市公司是否實現可持續增長的檢驗根據柯爾莫格諾夫—斯米爾諾夫檢驗（K-S檢驗）的結果，得知實際增長率所對應的顯著性概率Sig值為0.000，可持續增長率所對應的顯著性概率Sig值為0.010，兩者均小于0.05，因此應當拒絕原假設，認為樣本公司實際增長率與可持續增長率均不服從正態分布。本文采用非參數檢驗中的威爾柯克森符號秩檢驗法（WilcoxonSignedRanksTest），研究農業上市公司實際增長率和可持續增長率之間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也就是研究農業上市公司是否實現了可持續增長。威爾柯克森符號秩檢驗結果如表4和表5所示。表4顯示，與Z統計量相對應的顯著性概率為0.000，小于0.05，這說明樣本公司實際增長率和可持續增長率之間有顯著性差異，沒有實現可持續增長。

（三）農業上市公司實際增長過快還是增長不足的檢驗根據表5，可以判斷樣本公司實際增長過快還是實際增長不足。表5顯示，樣本公司實際增長率與可持續增長率之差的正秩數為84，占總數的78.50%（84/107）；負秩數為23，占總數的21.50%（23/107）；結為零，即沒有實際增長率等于可持續增長率的樣本數據。因此，總體上認為2010—2013年農業上市公司的實際增長率超過可持續增長率，實際增長過快。

四、農業上市公司財務可持續增長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一）因子分析本文利用各樣本公司2010—2013年16項財務指標的平均數據進行因子分析。通過KMO與Bartlett檢驗證明原有變量適合進行因子分析，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樣本公司總方差解釋表顯示前5個公因子特征值均大于1，累計方差貢獻率達到87.681%，最終選擇前5個公因子代表原來16項財務指標，并將提取的5個公因子分別設為T1、T2、T3、T4、T5。本文利用正交旋轉法得到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從中可以分析得知T1為盈利能力因子、T2為償債能力因子、T3為現金流量能力因子、T4為營運能力因子、T5為發展能力因子。通過SPSS軟件的回歸法得到因子得分系數矩陣，根據因子得分系數矩陣可以建立因子得分模型，并計算得到各因子得分。

（二）多元回歸分析根據因子分析的結果，5個公因子含有16項財務指標80%以上的信息，可以利用提取到的因子代表原來16項財務指標。本文運用逐步回歸分析的方法，分析5個因子對農業上市公司可持續增長率的影響，以5個因子的得分值為自變量，以可持續增長率（取2010—2013年四年的平均值）為因變量。從表6可以得知，利用逐步法首先模型（1）選入了盈利能力T1，然后模型（2）選入了發展能力T5，T1仍保留在模型（2）中，接著模型（3）選入了現金流量能力T3，T1、T5仍保留在模型（3）中。表7顯示，模型（3）的判定系數R2=0.645，調整后的判定系數R2=0.608，比模型（1）和模型（2）有很大提高，說明模型（3）的擬合優度較好。表8方差分析顯示，模型（3）的F統計量值為17.540，相應的P=0.000<0.05，說明該回歸模型具有統計學意義。表9顯示，模型（3）中T1的偏回歸系數為0.031，標準化回歸系數為0.540，t檢驗值為4.877，P=0.000<0.05，通過了α=0.0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盈利能力T1與可持續增長率顯著正相關；T5的偏回歸系數為0.030，標準化回歸系數為0.510，t檢驗值為4.606，P=0.000<0.05，通過了α=0.0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發展能力T5與可持續增長率顯著正相關；T3的偏回歸系數為0.018，標準化回歸系數為0.305，t檢驗值為2.760，P=0.010<0.05，通過了α=0.0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現金流量能力T3與可持續增長率顯著正相關。經過比較回歸系數，T1對可持續增長率影響最大，T5影響其次，T3影響最小。

五、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描述性統計和威爾柯克森符號秩檢驗結果顯示，樣本公司實際增長率和可持續增長率之間有顯著性差異，沒有實現可持續增長，2010—2013年農業上市公司實際增長過快。因子分析提取了盈利能力、償債能力、現金流量能力、營運能力、發展能力5個因子，并建立了因子得分模型計算得到各因子得分。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盈利能力、發展能力和現金流量能力與可持續增長率之間呈正相關關系，償債能力和營運能力對可持續增長率沒有顯著影響，而且盈利能力和發展能力對可持續增長率影響最大。

（二）提高農業上市公司財務可持續增長能力的對策建議1.農業上市公司應增強盈利能力。農業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是其經營業績的最終體現，實證分析顯示農業上市公司可持續增長與盈利能力顯著正相關，盈利能力對可持續增長率影響最大，農業上市公司盈利水平的高低將直接影響其內源資金的多少，應通過增強盈利能力來提高農業上市公司內源性融資能力，以支持其財務可持續增長。農業上市公司應通過提高銷售收入、強化成本費用管理、嚴控各項支出等措施提高盈利能力。2.農業上市公司應增強發展能力。農業上市公司發展能力反映了公司未來發展前景，農業上市公司應當加大前景廣闊、符合行業發展趨勢的新項目的投入力度，應加強技術與產品創新，提高產品的市場占有率與競爭力。例如，農產品深加工和高科技農業是農業上市公司發展的重要方向。3.農業上市公司應加強現金流量管理。加強現金流量管理是農業上市公司生存的基本要求，可以保證農業上市公司穩定健康發展，可以有效地提高其競爭力。農業上市公司應重視現金流量的充分性與穩定性，保持良好的現金流動性，提高現金的使用效率；應編制好現金預算，利用現金預算可以掌握現金流入與流出情況，根據日常經營需要保留適當的現金余額，及時補充不足現金，合理運用多余現金；應及時編制現金流量表，進行現金流量的結構分析、現金流量趨勢分析、現金流量增減變動原因分析、現金流量相關指標分析，以了解其獲現能力、盈利質量與支付能力等。4.政府應當加強制度建設，為農業上市公司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政府應當健全相關法律法規，規范市場秩序，制定相應的政策，促進農業上市公司合法合規經營，引導農業上市公司良性運作。例如，可適當降低其上市門檻，鼓勵龍頭企業積極利用資本市場融資，嚴格把關農業上市公司的生產經營活動。政府應加大對農業上市公司的扶持力度，以促進農業產業快速發展。例如，政府通過信貸扶持、稅收優惠、財政補貼等措施加大財政政策支持，積極改善農業上市公司投融資環境、競爭環境、科技信息網絡、勞動力市場等外部環境，還應進行社會信用制度、環境信息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等制度創新，進行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和農業產供銷體制改革，為農業產業化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參考文獻】

［1］ROBERTCH.SustainableGrowthunderInflation［J］.FinancialManagement，1981，10（4）:36-40.

［2］JAMESC，VanH.Sustainablegrowthmodeling［J］.JournalofCorporateFinance，1988（8）:19-25.

［3］康俊.基于財務視角對中小企業可持續增長的實證分析［J］.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2）：60-64.

［4］羅伯特•C.希金斯.財務管理分析［M］.沈藝峰，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76-78.

［5］趙紅建，孫麗華.上市公司可持續增長影響主因探析———基于陜西省上市公司的經驗數據［J］.商業會計，2013（16）:89-92.

［6］王玉春，花貴如.從財務視角審視上市公司可持續增長———來自信息技術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J］.會計研究，2007（2）：65-71.

［7］王晴雯.基于財務視角的我國農業上市公司可持續增長研究［D］.南京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8］羅捷.我國農業上市公司經營績效研究［D］.山西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