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的對象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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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管理強調政府行政管理，社會治理則強調居民自治和社會共治。是由多元主體共同進行的以法律為依據的綜合治理。對社會體育而言，應該進行如下管理模式的革新。一是居民體育自治模式的建立。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于行政主導的工作模式，忽略群眾的自主、自治能力，有時甚至害怕群眾自發開展活動，怕給政府帶來麻煩。建立居民體育自治模式就是要充分發揮居民自主開展體育活動的積極性，為居民的自發性體育活動保駕護航。同時，通過制度性安排，使居民體育逐步形成自律和互助的活動形態，達到居民體育自治的理想狀態。二是要在社區及以上層面實現政府與社會體育組織共治的新型管理模式。目前急需解決的問題是政府職能轉移，也就是說，政府應該將社會體育管理改為與社會體育組織共治的管理模式。由于社區體育已經出現部分自治管理形式，有一定的共治基礎，因此，可率先在社區層面推行體育共治模式，由社區體育組織走到前臺，協助政府實施社區體育治理。然后再縣、地、省層面實施共治管理模式。在社會體育組織參與共治的過程中，要解決好政府部門與社會體育組織的關系，發揮社會體育組織的治理積極性。

2創新社會治理體制主要是轉變社會治理方式，社會體育也需要轉變體育治理方式

2.1堅持系統治理，把社會管理從政府單向管理向政府與社會多元主體共同治理轉變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是要把社會管理從政府單向管理向政府與社會多元主體共同治理轉變，因此，如何共同治理將成為今后社會治理的新課題。在由政府與社會多元主體構成的治理體系中，政府部門應該建立與其他主體的合作伙伴關系，分工負責，共同實施社會治理。政府在整個社會治理過程中起主導作用，但不是領導作用，政府作為治理主體之一與其他主體是平等關系，而不是其他主體的主管領導。從社會體育系統治理看，首先要建立多元主體共同治理體系。這里的多元主體是指包括政府主管部門在內的相關利益群體。如社區體育治理應該由社區行政與社區體育服務組織共同進行治理；老年人體育治理就應該由政府主管部門與老年人體育協會共同進行治理；區域社會體育應該由地方政府與地區體育服務組織共同進行治理。其次，系統治理要有明確分工，政府與多元主體各司其責，互相配合，實施共治。政府部門盡可能退到后臺，發揮調控和協調作用。比如，不同利益群體間產生矛盾時，政府部門可以進行調解，但要避免政府部門過多干預的情況再現。再次，系統治理過程中，要體現民主協商的運作機制特征。即在多元主體的共同協商下確定治理方式，產生分歧時通過民主的方式做出決定。要避免行政決定、其他組織執行的傳統管理模式再現。

2.2堅持依法治理，把社會管理從行政管理向法治保障轉變

堅持依法治理，就是要加強法律規制在社會活動中的作用，用法律來約束人們的社會行為，用法律來監督管理者的治理行為。依法治理還要把社會管理從行政管控向服務保障轉變，鼓勵人們依法開展各種社會活動。過去，政府用行政管理手段進行社會管理，管了很多不該管的事，也引起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因此，社會體育的依法治理就是要改行政管理為法制管理；改一方管一方為法律管雙方；改行政管控為服務保障。由行政管理向法制管理轉變，首先，要求建立健全社會體育法律法規體系，這是依法治理的基礎。其次，要學會以法律為準繩，以法規為標準進行社會體育治理，要減少對社會體育活動的行政干預，實施法制化管理。要充分信任人民群眾，在法律的框架內，放手由民眾自主地開展體育健身活動，促進全民健身活動的蓬勃發展。由一方管一方向法律管雙方轉變，就是要改變政府與民間的管理與被管理關系，把雙方都納入依法治理的體系中去，又都在法制的監督之下。雙方既是合作方，又是監督方，各自都按照法律的規定行使自己的權利，又通過互相合作，促進社會體育的發展。由行政管控向服務保障轉變，是要改變以控制為手段的管理方式，減少對社會體育活動的限制。通過提供服務保障等方式，為社會體育活動保駕護航。過去，社會體育發展中存在“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現象，其原因與簡單管控方式有很大關系，即要么不許亂說亂動，要么放任不管。其根源還與行政思維模式有關，即管理就是控制。因此，由行政管控向服務保障轉變，不僅是轉變方式，更是轉變思維。

2.3堅持綜合治理，治理手段從單一行政手段向多種手段綜合運用轉變

堅持綜合治理，就是要改變過去單一采用行政手段進行社會管理的簡單管理模式，采用“多管齊下”和“多策并舉”的綜合治理手段進行社會管理，以期獲得最佳治理效果。由于行政管理手段多為強制性手段，不適合用于作為生活方式的社會活動管理，而社會治理由于采用綜合治理手段，效果和感覺會更好。從社會體育治理角度看，除了行政手段外，還有法制、道德、規范、文化、教育等多種管道可以規范體育行為。這樣，不僅可以在制度上約束人們的行為，也可以在思想上引導人們作出正確的價值判斷，還可以在輿論環境、文化習俗以及教育培訓等方面齊抓共管，使人們從內心認同社會治理模式，接受外部環境壓力，達到自覺、自律的社會效果。社會體育治理還應該采用多策并舉的方式進行管理。如調整社會體育政策，并通過優惠政策引導社會朝有利的方向發展。再如制定發展策略來推動社會體育的進步，像扶持體育創新、支持有組織體育活動等，一定會帶動社會體育的發展。還有改變行政主導的活動開展方式，放手讓相關體育協會自主開展活動，政府對符合法律規定的體育組織活動給予經費、資源等方面的支持。再有通過構建、完善公共體育服務體系來推進全民健身活動的開展。總之，要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與時俱進，通過有效的方式方法完善社會體育治理。

2.4堅持源頭治理，把治理關口從事后處置向事前和事中延伸轉變

堅持源頭治理，就是要把治理關口從事后處置向事前和事中延伸轉變，因為“亡羊補牢”式的事后處置方式對已經造成的損失無能為力，采用前置治理和事中治理可以避免或減少損失。前置治理主要指決策前要廣泛聽取群眾意見，經過充分論證和必要聽證，確保決策符合客觀實際，符合群眾需求，符合國情、國力等。事中治理主要指均衡各種利益訴求，及時解決利益沖突與矛盾，增強社會和諧，激發社會的活力等。源頭治理講究標本兼治、重在治本。從社會體育的前置治理看，就是要把與群眾聯系的窗口設到老百姓身邊去，方便群眾反映情況，方便政府了解情況，方便各方的溝通和互動。具體講，就是要在社區層面設置公共體育服務平臺，傾聽百姓的呼聲與需求，有針對性地服務。源頭治理還應該建立智庫機構，為政府提供決策咨詢，以保證決策的科學性。政府部門在決策前，要請科研機構開展決策咨詢研究，提出可行性報告，在有把握的情況下再去召開聽證會，征求民眾的意見。從社會體育的事中治理看，就是要堅持公正、公平、公開的原則，以民眾利益為重，均衡各方利益，促進社會和諧。在社會體育活動中產生的沖突與矛盾，大都為人民內部矛盾，可以通過調解和深化服務得到解決。在調解群眾體育矛盾時，可以通過群眾體育組織進行勸解，也可以通過組織間的談判獲得和解。總之群眾利益矛盾在自治組織的范疇內解決比較有利。堅持源頭治理，還要做好激發社會體育組織活力，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的機制，以及健全公共安全體系工作，實現社會治理體制的創新。

3創新社會體育治理體制的幾點建議

3.1轉變社會體育管理觀念

從傳統管理到社會治理，意味著治理主體、治理的目標、方法等方面都要發生轉變。因此，政府主管部門及社會體育服務組織首先要轉變思想觀念。一是要學習“社會治理”理論和方法，明確社會治理的目標、內容、方法及組織運作模式等，為創新社會體育治理奠定基礎。二是要明確政府職能轉變方向，建立多元共治及群眾自治的社會治理理念，積極推行社會體育領域的治理。三是要建立綜合治理的基本觀念，改變單一行政和行政主導的管理方式，實現社會體育綜合治理的新格局。

3.2改革社會體育體制

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不僅是理念的更新，也是管理體制的創新。從社會體育共治的要求看，社會體育組織全面參與體育治理是社會體育體制改革的第一步。政府部門必須盡快做好職能轉移的安排，在社區層面實現基本自治，即可以讓群眾自治的部分，交給群眾進行自我管理，如健身團隊、基層體育組織管理等，暫時有困難的，交給社區體育服務組織進行管理。在縣及以上地區實現基本共治，即由政府主管部門與相關體育組織共同進行社會體育治理，并在治理過程中，逐步放手讓社會體育組織獨立承擔體育活動的開展與維護，政府部門把精力更多地用于政策與規劃的制定與體育發展的宏觀調控方面，通過協作共治體制的建立與完善，促進社會體育的和諧發展。

3.3調整社會體育機制

要調整縱向等級管理機制，采用扁平化運作機制，使各個層級都有根據自身條件自主開展體育活動的權利，充分調動各個層級的積極性，實現群眾體育自治的良好局面。要調整社會體育的信息溝通機制，建立包括自下而上渠道的雙向型體育信息通道及信息處理機制。要調整按規定辦事的固定程序管理機制，實行目標管理機制。要減少程序約束，改革評價方式。要調整行動激勵機制，比如通過政策引導，鼓勵體育創新等。推行調研活動，及時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要完善績效考核、群眾評議和反饋等機制，促進社會體育的良性發展。3.4培育社會體育服務組織長期單一行政管理模式造成我國社會組織的弱化，對社會體育組織參與社會治理形成一定的困難。要提高社會體育組織的社會治理能力，必須有一個培育過程。首先，可以采用購買服務的方式把公共體育服務項目交給社會體育服務組織，并通過建立績效考核、評價機制與監督制度，確保社會體育服務組織為群眾提供優質體育服務。其次，可以采用委托管理的方式將若干社會體育治理項目交給社會體育服務組織，政府主管部門通過業務指導幫助社會體育服務組織提高社會體育治理能力，并逐步放手讓其獨立開展工作。再次，可以發揮社會體育服務組織的中介作用，即政府通過其傳達政策法規及其他社會治理信息，群眾通過其轉達對社會體育治理的意見與建議，使其成為政府與群眾聯系的紐帶。

4結論

4.1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對社會體育發展與改革具有重要影響，社會體育管理必須盡快向社會體育治理轉變。社會體育治理須從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等方面進行改革創新。

4.2社會體育轉變治理方式要堅持系統治理、堅持依法治理、堅持綜合治理、堅持源頭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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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從鄉村社會環境和鄉村社會本身兩個方面動身，討論封建思想文化傳統對作為社會個體的人及其行為的影響所在，尋覓鄉村社會法治建立中去封建化影響的切入點，為鄉村社會去封建化道路選擇起點位置和要去封建化的對象目的.

雖然封建政權在我國消亡已有百年，但兩千多年的封建思想文化傳統在現代中國身上的烙印卻仍然鮮活，它觸及的范疇是全方面的:更由于我由鄉村社會的特殊復雜性，使得鄉村社會法治建立中去封建化影響成了一個耐久而普遍的請求，一個重要而艱巨的任務。去封建化的第一步就是要先找到鄉村社會中需求去掉其影響的那些封建思想文化傳統。封建思想文化傳統是一個統稱的概念，泛指在封建社會中構成的各種認識、思想、文化和在其影響下構成的各種行為形式、習氣和傳統。它其中當然不乏各種真善和理性的文化和思想，而作為去封建化的對象，是指那些仍然延生在鄉村社會中，成為了鄉村法治建立的障礙，與民主、進步和文化相對立的封建思想文化傳統。

一、鄉村社會大環境中的封建思想文化傳統及其影響

(一)封建功利主義思想

封建功利主義思想是中國社會自古以來為官者和受功利主義教化的人們頭腦中最根深蒂固的局部，它直接影響到作為社會個體的每一個人的行為。它常常使人們的行為趨于功利化，為了到達名利和私欲的目的，想方設法來躲避不利、以至是不惜地蹂躪法律，這樣以來它就成了某些違法立功的思想本源。在鄉村社會上層的官員中，追求作為功勞化、政績化的功利主義思想和行為大量存在，極大的障礙了鄉村社會的正常開展和法治化進程。如今社會上普遍存在的惡圈土地，犧牲鄉村和農民利益搞城市開展:人為地限制司法等機關接訪、接訴、以至是干預司法來降低本地域發案率，以彰顯社會調和穩定:支配媒體封鎖音訊，瞞報礦難、事故、惡性事情的發作和死亡人數等現象直接和某些官員出于維護本人的政治出路和經濟利益相關聯。他們的功利第一位思想形成了對農民利益的嚴重冷漠，而且在事實上也損害犧牲了農民的利益。由于農民的特殊弱勢位置和逐步擴展的國度行政權利，在一定水平上給了官員們的功利主義思想進一步開展的時機，如不加以控制，它所形成的鄉村社會問題將愈加凸顯和鋒利，近一年發作的多起群體性農民事情便與之不無關聯。

(二)官本位及特權思想

在封建社會中，做官就意味著將具有比普通老百姓更多的預期財富，更高的身份位置和更多的特殊權益。由于為官者和普通百姓對官的膜拜，整個社會構成了官貴民賤的思想，產生了賤民文化。官本位及特權思想越開展，賤民文化就越盛行。在社會文化不時開展的當今中國，這一思想及賤民文化現狀卻沒有幾改動，更由于鄉村社會和農民的特殊狀況，被灌輸了賤民思想的他們以至沒有勇氣來打破這一等級觀念，行為做事時戰戰兢兢唯恐本人賤民身份的暴露，而這又進一步滋長了官本位及特權思想的滋生和蔓延。

與官本位及特權思想嚴密相連的是強權思想，強權思想常常又會招致強權行為。位置和身份上的優勢，普通會讓官員們行為時考慮的是“我怎樣怎樣樣，你們該怎樣怎樣樣”，他們從認識中蔑視別人權益，藐視法律和國度，以為本人就是法律。加上農民的順民思想，為官者在運用本人權利時通常也會呈好事多磨之態，但有時也會有少數“刁民”會不為所順，這些他們所謂的“刁民”也就當然成了他們強權打壓的對象。由于“刁民”們冒犯的是他們的當官的威嚴和權威，觸及的是他們當官的利益，所以這種打壓也就是來自他們關于本人官員身份、特權和利益的維護，而絕不是什么國度公共利益和司法的選擇。

二、在鄉村社會內部，大量的封建思想文化傳統余孽仍在活潑，這些農化思想認識成為了鄉村社會本身文化開展的障礙和鄉村社會法治建立道路上難以沖破的樊籬，當然也就成為了去封建化的對象

(一)農民階級的順民認識和違法傳統

“公民”一詞早己在我國運用多年，它貫徹的是一種對等和公平的思想，泛指一切生活在一國范疇內的具有該國國籍的人。同樣在我國，公民這一概念當然也包括一切的農民，但要真正說道現階段鄉村中的農民群體，這個弱勢的群體，我想沒有比“農民階級”和“農民階級”更適宜的用語了。

我國社會的農民弱勢位置這一現狀由來己久，封建社會的賤民文化加上建國來長期的以犧牲鄉村利益來推進城市開展的政策傳統，使得農民階級早己習氣了本人的社會此等位置，他們安于現狀，只需本人最根本的生存利益有保證，他們樂于承受來自各方面的請求和義務，因而他們不斷被奉為最違法的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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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網絡；青少年；社會化

1.引言

本文旨在探討網絡對青少年社會化的影響。目前的研究多為分別從消極和積極方面進行論述。本文認為，探討網絡對青少年社會化的影響，不應只從網絡本身的特性角度出發，還可以追本溯源，從社會化的心理機制出發，叩問本質，對于發揚網絡的積極影響控制其消極影響也許會有更好的效果。

2.影響

2.1 社會角色引導

個體的社會環境和社會生活，首先是與其社會角色相一致，并依據社會對相應角色的要求和期待而被系統化的。對于處在特定社會位置、擔負某種社會角色的個體，共同的社會要求和期待，使他們的社會生活具有了一致性。根據社會同一性理論和自我價值定向理論。社會認可是個體自我價值最重要的來源，只有得到社會的接納和承認，個體才能形成穩定的自尊感和自我同一性，并由此獲得自信和安全感。（金盛華.2005.）網絡時代，青少年的社會化模式發生了重要變化，從“線形社會化模式”轉變為“網狀社會化模式”。個體的社會認可來源不再僅僅停留在學校，而是擴大到網絡中的各種關系，比如網絡論壇、聊天室等虛擬社區。57.3%的大學生有通過虛擬社區而和陌生人在現實生活中認識的經歷。在傳統的線性模式下，青少年在接受文化知識的過程中被動服從，缺乏獨立見解，個性受到壓抑。而在網狀社會化模式下，青少年可以擺脫文化權威的壓制，對文化價值的理解也呈現多元化。（劉長城.2007.）青少年在網絡中可以輕而易舉地尋找到志同道合的同齡人，并聚合在一起共同討論感興趣的話題，在討論中汲取不同的見解以逐漸形成自我獨特的思考方式，而非以往單向地延續老師和父母的思維模式。

2.2 社會比較機制

任何一個具有自我意識的人，都有自我評價的需求，將自己的狀態與他人的狀態進行比較，以獲得明確的自我評價的過程就是社會比較。（金盛華.2005.）國內外一些研究表明，社會比較是引發大學生情緒問題的一個重要因素。除了學業方面的比較，大學生也在愛情、外表、金錢等方面進行比較。不理性的社會比較導致大學生之間產生不良競爭，從而引發消極情緒，而理性的社會比較可使大學生產生積極、愉快的情緒（張帆.2010.）。社會比較過程會產生兩種相反的結果評價，即對比效應和同化效應。對比效應是指個體面對社會比較信息時，其自我評價水平背離比較目標的現象，即個體面對上行比較信息時會降低自我評價，或面對下行比較信息時會提升其自我評價。同化效應指個體面對社會比較信息時自我評價水平趨向比較目標的現象，此時個體面對上行比較信息時會提升自我評價，或面對下行比較信息時降低自我評價。網絡帶來了許多引發積極社會比較策略的信息，其中最為明顯的是學業社會比較。學業社會比較理論相信，進行向上比較的個體，往往具有較高的自我效能和較好的成績。當受到榜樣人物的激勵時，他們相信自己也能獲得類似的成功。（朱曉斌等.2011.）

2.3 社會學習機制

人們的思想、感情和行為，既受到行為實踐的影響，還要受到其觀察經驗的影響。個人行為規則與行為方式的獲得不僅依賴于個人接受社會外部強化的直接經驗，還受到觀察他人的行為及其后果接受強化的影響，即替代性強化。（金盛華.2005.）在傳統媒體盛行的年代，嚴格的審查制度使得主流文化得以廣泛宣傳。而互聯網信息具有極強的自由性，而自由往往是一把雙刃劍。從正面角度分析，互聯網的信息自由讓青少年可以快速獲得世界各地的信息，尤其是社交網絡蓬勃發展的最近兩年，Facebook、微博等社交工具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交往的模式。而從反面角度看，信息的自由化也帶來了信息本身良莠不齊的困擾。網絡中充斥著許多黃色、暴力的信息，對青少年尚在形成中的價值觀造成了極大沖擊。近三分之一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與網絡有關。而網絡暴力游戲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任茗.2011.）。在調查“你認為在網上最應該具備哪些基本的道德品質”時，有66.1%的學生沒有選擇“誠實守信”，有55.1%的學生認為在網上聊天“可以欺騙對方，但只能以保護自己的隱私為限，而不能傷害別人”，甚至有13.2%的學生認為“網上聊天誰也看不見，互相欺騙是很正常的”。對于不文明語言，有22.4%的學生認為“網上可以使用，但是現實中不可以使用”（魯照斌，趙紅.2007.）

2.4 亞社會認同機制

亞社會也稱次級社會，通常指相對于宏觀意義上的大社會而存在的直接社會環境，有時也指對應于較大的社會背景存在的較小社會背景。亞社會與大社會的不一致，常是兒童和青少年在社會化過程中產生沖突的根源。當亞社會對青少年的要求或期望與大社會相沖突，并被意識到時，他們就會產生適應大社會還是認同亞社會的壓力。（金盛華.2005.）如前文所述，網絡的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個有別于現實世界的虛擬世界，對于當今的青少年而言，這個虛擬世界也是他們生活中一個重要的亞社會。網絡亞社會與現實社會最大的區別即在于其虛擬性，如游戲世界中的夫妻關系，論壇中的上下級關系等等。當網絡亞社會與現實社會一致時，青少年的行為得到強化，其社會化受到良性刺激，而當網絡亞社會與現實社會不一致時，青少年就會面臨沖突感。社交網站的流行，開始引導網絡實名制的適用，使得網絡亞社會開始與現實社會相融合，青少年既可以享受網絡的方便與快捷，也無需創造虛擬自我。Sameer Hinduja對Myspace的用戶進行了統計，僅有8.8%暴露了全名，57%上傳了照片，27.8%列出了學校，僅有3%提供了自己的電話號碼（Sameer Hinduja&Justin W. Patchin.2008.）。證明目前的青少年仍把網絡亞社會與現實社會明確區分，網絡社會與現實社會的結合也許需要找到更多的契合點。

【參考文獻】

1.金盛華.社會心理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劉長城.網絡時代青少年社會化模式的轉變[J].當代教育科學，2007（21）：57-58.

3.魯照斌，趙紅.小學中高年級同輩群體調查報告[J].課題博覽，2007（10）：39-40.

4.任茗.網絡暴力游戲對青少年違法犯罪行為的誘發與防治[J].四川警察學院院報，2011，23（2）：54-61.

5.張帆.淺談社會比較對大學生情緒健康的影響[J].衛生職業教育，2010，28（9）：157-158.

6.朱曉斌，張莉渺，吳亮亮.初中生成就目標定向、學業社會比較和學業自我效能的關系[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11，19（2）：25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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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當今世界科學技術飛速發展,人類社會的進步越來越依賴于生產力的智能化及其應用。生產力的智能化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日益重要,特別是對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將產生巨大的促進作用。如何充分利用生產力的智能化為人類造福,保持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共同構建和諧社會,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和現實任務。

關鍵詞:生產力智能化 發展趨勢 社會經濟 影響

問題提出

馬克思(1971)曾經指出:“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生產力智能化能滲透到各個經濟活動中,改變著社會的生產方式,因此,生產力智能化發展趨勢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具有巨大的影響,并對我國科學技術的大力發展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其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生產力智能化能夠節約資源

在傳統西方經濟學中,資源包括了土地、勞動和資本。這三種基本資源具有排它性,當所有這類資源轉移到提高一種物品產量的同時,就會相應減少另一種物品的產出,這就是替代性。替代性是一個基本經濟規律,在一定情況下要使社會資源得到充分的配置總是有一定的限度。而信息這種資源具有一種特性――共享性(嚴耕,1999)。不過要受到物質載體的限制,不能獨立存在。網絡的出現突破了這種物質載體的限制,大大降低了信息的傳遞費用和搜索費用,使得人們可能有效地搜索信息,從而在經濟活動中有效地分配有限的經濟資源。因此(有用的)信息無形地附在各種有形的經濟資源成為生產活動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第一,生產力智能化節約能源。經濟學家認為,通過加大信息資源的投入,或人們智力與知識的投入,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各種物質資源和能源的投入,并減少物質資源和能源的消耗,從而轉變經濟增長的傳統模式。大量數據表明,信息網絡化程度越高,物質能源的消耗就越低。

第二,生產力智能化節約人力資源。經濟學家們建立經濟增長模型一般采用三個要素:資本、勞動力、技術進步。而資本又分為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節約了大量的勞動力,使得生產過程更加自動化、智能化,應驗了馬克思(2001)關于“勞動者從生產的流程解放出來”的預言。網絡經濟的到來將體力勞動減少到更小的程度,腦力勞動成為人類主要的勞動形式,從事科學研究和其他腦力勞動的人員,成為社會生產和推動社會進步的主力軍。網絡經濟對人力資源的節約作用還表現在促進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

第三,生產力智能化節約資金。網絡與信息的完美結合更好地解決了社會經濟活動中資金流的問題,信息代替貨幣以更廉價的方式傳遞,加快了資金的流通速度。主要體現在電子轉賬系統、電子貨幣的出現和普及上。據統計,我國每年在途資金高達300多億元,而美國用于周轉的在途資金只有5億美元左右,僅相當于中國的13%(烏家培、紀玉山,2000)。

生產力智能化推動國民經濟的增長

網絡經濟可以提高信息要素與勞動力要素相互結合的程度,增加其他生產要素的信息含量,并且使其它要素配置更加合理,從而提高生產力系統的整體素質和利用效率。信息、管理、科技等軟要素起到調節配置其它要素,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作用。當網絡成為一種傳遞信息的工具應用到勞動中的時候,勞動者有更多的時間去思考問題,進行技術和管理的創新,從而進一步推動經濟的高質量增長。

網絡信息產品和網絡信息服務可以創造GNP,在發達國家信息產業產值的年增長率是傳統產業的3-5倍,是國民經濟增長的2倍。在1995-1999年中,美國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要歸功于信息產業。據日本通產省預測,其信息產業以年均13%的增長率擴大其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以電子計算機和信息網絡為代表的信息產業,己經成為對日本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產業。我國1999年信息產業國內生產總值雖然只占GDP的3.4%,對GDP增長的直接貢獻率卻已達到10%左右(張德斌,2001)。網絡經濟還促進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知識和技術的投入比重逐漸增大,物質資源投入比重逐漸降低。網絡經濟本質上是知識經濟,知識經濟時代的經濟將由外延增長為主向內涵增長為主轉化。

生產力智能化減弱經濟的周期波動

經濟周期是以實際國民生產總值衡量的經濟活動總水平的波動。馬克思(1975)指出:“現代機器大工業的產生及其所特有的物質技術關系,是產生經濟周期波動最根本的、具有物質性和本源性的條件。”經濟周期波動是現代工業所特有的生活過程。網絡經濟的直接性可以極大減弱經濟的周期波動,它縮短了生產到消費之間的迂回路徑,彌合了產銷鴻溝,從而更好地抑制經濟波動。

同時,網絡時代,新技術、新知識,及其獲取方式的創新速度,要遠遠快于傳統工業技術革新的速度,導致新行業、新市場新需求不斷涌現,成為決定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推動力。

再者,在網絡經濟時代,信息優化了價值規律配置資源的功能,彌補了市場經濟價格機制失靈的缺陷,也使得經濟運行趨于平穩。網絡的出現減少了交易的許多中間環節,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傳輸速度和傳輸量,從而使經濟發展過程中各個環節、各產業部門之間的不平衡幅度縮小,使經濟增長的升跌幅度減小。

生產力智能化優化社會的經濟結構

人類社會是一個由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和觀念結構構成的有機整體,其中經濟結構作為社會的原生結構決定和制約著社會的政治結構和觀念結構,并構成政治結構和觀念結構即社會上層建筑的現實基礎。社會經濟結構是人們在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的各種關系,即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們之間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1972)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

生產力智能化優化社會的經濟結構。生產力智能化使勞動力和資金在整個要素中的比例不斷下降,技術和組織要素的比例不斷上升。研究表明,在研究和開發方面的投資至少能為社會帶來 30%的收益,而新機器設備等有形資本投資只能帶來8%-10%的收益。近年來頻繁出現的知識經濟概念,實質上是突出科技和管理在生產要素中的作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在提升科技和管理在生產要素中的地位。

歷史上,產業結構的每一次重大變化或調整,都與科技進步密切相關。一方面,科技進步可以帶來一系列的新產業群。科技進步,尤其是新興技術領域的開拓,必然會導致各種資源的合理利用,導致新產品的不斷出現。隨著新產品生產規模的日益擴大,逐漸形成新的產業部門。另一方面,生產力智能化可促使產業結構向工業化、信息化方向轉變。生產力智能化刺激需求結構,使產業結構發生變化,對需求結構具有十分重要影響生產力的智能化使勞動力在產業間轉移,促進產業結構發生變化。

生產力智能化的發展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也給生產方式和人們生活帶來重大影響,特別是凝聚高新技術、有很大市場潛力的新產品,對產業結構調整具有很強的導向作用。因此,經濟結構調整的動力在科技,希望也在科技。通過生產力智能化,改造和提高傳統產業,發展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提高產業技術水平,形成合理的規模和結構,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步伐。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增強產品市場競爭能力,是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基礎。

生產力智能化影響現代社會的生產關系

生產關系是人們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生產力的不斷智能化使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者在社會生產關系中的地位越來越趨向平等化、合理化。

第一,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多元化。首先表現在勞動者越來越有機會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一方面,生產資料所有者正在由相對單一的“公有制”或者“私有制”變為公有、國有、個體私有、合伙、股份等多種所有制;另一方面,占有股份的人數占社會人口總數的比例越來越大。其次,表現在產生了人們獲得生產資料的有效運行機制:由于以智能化信息系統為基礎的市場機制在各種資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人們通過股票市場獲得生產資料所有權已經成為一種靈活的、操作性很強的機制。在這種生產資料所有制“多元化”的過程中,勞動者尤其是“白領”勞動者越來越多地成為生產資料所有者。隨著“白領”階層人數的增加,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的比例也會大大增加。這種多元化實際上意味著要求實現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平等化,這是由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運動規律所決定的。

第二, 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者在社會生產關系中的地位越來越趨向平等化。突出表現在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方面:在生產組織內部,由于生產中操作知識和技術方面的需要,勞動者中白領階層的比例不斷擴大。由于生產資料所有者和經營者的分離,生產資料所有者和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系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生產資料所有者逐漸失去了以往高高在上的生產指揮者的地位,而作為勞動者的白領階層則逐漸成為生產活動的主導者,甚至成為生產的指揮者;在生產組織的結構方面,出現了由金字塔式向“扁平化”的轉變,等級和層次越來越不明顯。這種轉變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由生產組織中原有的上下級關系轉變為平等的關系,由封閉在某一崗位中的同事關系轉變為相互平等的“網絡化”同事關系,由執行自己并不十分了解的命令轉變為參與式的工作,由努力調整自己的行為使之與其他人同步轉變為充分理解公司的意圖和合作的知識,從而達到一種工作上的默契;在生產組織相互之間,大生產組織與小生產組織也不再是一種完全的“大魚吃小魚”的競爭與吞并關系,而更多地是一種互利互惠的合作關系,是一種更加“平等”的雙贏關系。

第三,產品分配更加合理化。由于生產力智能化的不斷發展,產品分配不再是單一的“按資分配”或“按勞分配”,而是多種分配方式。在這種分配關系中,勞動者可以分配到更多的與勞動需要有關的消費品,有些產品既是生產資料,又是消費資料,如電話、電腦、汽車等,因此,也使產品分配更加合理化。

結論

綜上所述,生產力智能化使現代社會生產關系發生了并且還在發生著重大變化,這種變化的總趨勢是生產關系的平等化、合理化。歷史經驗表明,信息時代的到來,為我國帶來了一次追趕世界發達國家的新的寶貴機會,失去這個機會,將使我國在信息時代再度落后。所以,抓住機遇,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充分利用科學技術實現生產力的高度智能化,促進我國的繁榮發展,是當代中國人的歷史重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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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72

作者簡介:

篇5

【關鍵詞】搜尋與匹配;社會保障制度;勞動就業市場

一、相關理論

搜尋理論認為人們對信息搜尋需要付出成本，搜尋是決策者將樣本空間中的選擇對象轉變成選擇空間中選擇對象的活動。該理論在勞動力市場的應用統一了人們對于摩擦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的認識，為自然失業率奠定了基礎。求職者與勞務需求者雙方掌握的相關信息的不對稱，雙方的信息差異導致雇主與工人不能很快匹配，從而引發了所謂的“摩擦”，也就是買家與賣家遙相呼應，交易卻沒有達成。

二、我國勞動力市場匹配存在的問題

(一)匹配現狀。

一是目前我國很多城市還沒有建立起比較完善的勞動力市場，管理混亂，服務水平較低，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勞務匹配問題，只是為勞務匹配提供一個簡單的場所，市場機制對勞動力供需匹配能力比較落后，很大程度上影響搜尋與匹配效率。當勞動力市場匹配中勞動者與勞務需求者的要求相吻合時，匹配成功率才較高，我國勞動力市場上，勞動者具有的知識技能和崗位對其知識技能的要求存在結構性錯位，導致我國勞動力配置效率低。我國現有技術工人中，初級與中級技術工人所占比例較高，而高級技術工人比例很低，與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嚴重不符，崗位空缺與求職者人數比率較大，即工廠所需與求職者需求都無法滿足，導致二者匹配效率低。二是就業結構不合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雖然第三產業迅速增長，但從事第三產業的人數，求職者也越來越多，超過了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使得崗位與就業人數產生了嚴重沖突。三是勞動力市場制度不完善，由于存在企業和工廠隨意與勞動者解除勞動合同的現象，使得技能水平低的求職都集中在這樣的市場中，求職者越來越多，就會加劇這種低效率的匹配。

(二)失業現狀。

一是城鎮登記失業人數逐年增加，從2012年的917萬，2013年為926萬，到2014年952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總體平穩，為4．1%左右。二是總量矛盾，結構矛盾與素質矛盾并存，失業人口總量大。隨著城鎮化建設，農村失地農民增多，使得農業人口失業比重增大;同時，農村勞動力的專業技術相對較低，這樣就使得多重矛盾并存。三是經濟高增長與城鎮高失業并存。按照傳統的經濟理論，經濟增長高低與失業率高低存在著替代關系，即高增長往往與低失業相伴，低增長常常與高失業為鄰。我國近年來高增長與高失業并存的現象在當今世界上少見。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結構調整為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地增長提供了巨大的動力和發展的空間，然而，經濟體制改革需要人才作為支持，但我國高技術人才不足，勞動力整體素質低，使得這種矛盾日益激化。

三、我國勞動力市場發育水平低的原因

(一)計劃經濟體制的殘余影響。

傳統觀點認為勞務提供者與勞務需求者之間存在地位不平等，即勞務提供者處于弱勢地位，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的非平等因素影響了市場經濟的有效發展。

(二)體制因素。

主要是戶籍制度的存在導致區域性分割出現，造成勞動力流通的障礙，我國城鄉二元制會造成城鄉的制度分化，主要是社會保障制度的二元化，進一步對勞動力進行分割。

(三)信息障礙。

就業信息不對稱，導致就業者和勞務需求者地位不平等。由于一系列原因，就業者掌握的信息如工資待遇、工種、職位的具體需求等不全面，就業者在搜尋信息中處于劣勢地位，信息涉及的方面少，信息來源的地域覆蓋面小，網絡化程度低，使得市場體制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影響了勞動力市場進一步發展。

四、社會保障相關制度對勞動力市場匹配效率的影響

(一)失業保障與救濟水平對勞動力市場匹配效率的影響。

失業保險既要保障失業人群不會因失業引起生活質量大幅度下降，引起勞動力無法修復，更要包含一定的激勵機制來促使失業者更快找到新工作。從效率角度分析，失業保險救濟時間過長，會降低對失業人員找工作的激勵，即過長的失業保險救濟會產生一種道德風險，當失業者知道自己有較長的保障期限時，便不會急于擺脫失業的狀態。甚至可能出現在用工高峰期時不積極就業而以失業保險為生的現象，這種現象在歐洲比較普遍。最低工資是一種價格下限，但是其消極作用也較明顯，一是影響自由市場的運作;二是弱勢群體或將被犧牲，因為受最低工資的影響，雇主會選擇身體健全以及技術較高的工人，無形中減少了弱勢群體在勞動市場的生存空間與流動，低端技術人才失業人口增多，匹配效率低下。

(二)社會保障統籌層次的影響。

由于我國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社會保障賬戶的統籌還停留在小范圍的地區，還沒有形成全國范圍內的統籌，其保障水平與機制沒有達到全國統一的標準，這就阻礙了勞動力在全國范圍內自由流動，從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勞動力匹配效率。

五、提高勞動力匹配效率的措施

(一)充分發揮市場機制配置勞動力的作用。

從市場角度出發，取消較大的工資差異和勞務提供者的就業進入障礙;改革戶籍制度，并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勞動力市場，降低因戶籍制度給勞動力自由流動帶來的負面影響，減少勞動者因城市與農村戶口差異導致的就業與社會福利差異，統一采用居民戶口，打破城鄉傳統勞務流動壁壘，促進城市場與農村勞動力二者市場融合，提高兩個勞動力市場的匹配效率。

(二)做好職業信息收集工作，建立健全的勞動力市場。

許多具備就業能力的求職者不能在第一時間與理想的崗位相匹配，而存在職位空缺的企業也不能在第一時間找到合適的求職者，這無疑增加了雙方的搜尋成本，延長了搜尋時間。建立全國性的就業服務信息網絡體系，打破地區分割，并對就業信息進行分類管理、儲存、更新，促進勞動者的合理有序高效流動。

(三)當地政府與組織做好勞動力培訓和職業介紹。

目前存在的失業問題與用人單位招不到勞動力問題，需要當地政府與相關人力資源單位做好相應措施，既要增加勞動者的供應數量，要提高供應的質量，又要做好職業培訓，政府相關部門加大對職業教育的投入度，并對再就業者實施技能培訓，提高其就業競爭能力。

(四)完善失業保障法律法規的建設。

單純依靠市場手段完善勞務市場，很難達到理想的效果，因此還需要制度保障和規范勞動力市場的相關法律法規，既能從社會保障的角度保證勞務提供者與需求者很快匹配，又達到理想匹配的質量，通過失業保障和失業救濟，保證了勞動力工作的連續性，從而提高勞動力匹配效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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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互惠理論；企業社會責任；組織公民行為；員工信任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12）11-0024-10

一、問題的提出

企業社會責任在全球范圍內得到了普遍關注，無論是在企業實踐還是理論研究中都形成了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廣泛共識，甚至有學者還將企業社會責任視為道德價值角度下的企業目的[1]。基于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的重要作用，大量學者從不同研究視角研究了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發展之間的內在機制，比較有代表性的有：競爭優勢論[2]、資源依賴論[3]、企業聲譽論[4][5][6][7]和管理效用論[8][9]等。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有價值的研究中對企業社會責任在企業與企業員工關系的之間亦做了廣泛而有意義的探討：如，在企業聲譽論的相關研究中，學者Turban，Greening提出了捐贈招聘機制，認為企業捐贈能夠提升企業聲譽，可以向社會傳遞積極信號，從而吸引大量優秀人才，使其成為企業員工；此外，有研究還證實了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員工與企業之間的組織認同具有正向的影響[10][11]。換言之，現有研究表明，企業社會責任不僅可以促使企業獲得外部的合法性，還會收獲對企業內部員工的積極影響。并且，作為企業的員工，其是企業直接、重要的利益相關者，企業的所履行的尤其是對員工的社會責任將會得到員工的工作回報[12]，因此，如何獲得員工的認同和信任不僅是企業實踐發展中面臨的重要問題，同時，也成為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的熱點。

另一方面，知識經濟的來臨使人力資本的重要性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而如何有效激勵企業員工、充分發揮人才的作用，從而實現更高績效，已經成為企業人力資源領域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13]。企業組織公民行為是企業員工積極從事相關、甚至“無關”個人本質工作的一種積極的行為，正逐漸得到學者們的注意。企業組織公民行為作為企業員工工作態度和工作積極性的重要表現，企業組織公民行為的實現則被視為企業有效激勵的重要標志，并且，企業履行對員工的社會責任不僅能夠對員工感知組織支持產生影響，而且也會積極促進員工產生組織公民行為[14]。因此，有必要積極發掘和研究企業社會責任對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產生影響的內在機制。然而，現有研究將過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探索企業社會責任與員工吸引之間的重要聯系，而對于員工進入企業之后的員工與企業的深層次關系并未給出很好的解釋。

因此，本文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互惠理論出發，考察企業社會責任履行與員工工作態度和工作行為，即組織公民行為的深層次關系。本文旨在解決兩個主要問題：①企業履行的社會責任各維度對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促進 關系；②員工信任對企業社會責任和組織公民行為的調節效應。這兩個問題的解決，一方面可以為企業通過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方式影響和促進組織公民行為提供一個有益的思路；另一方面，通過深入考察員工信任對企業社會責任與組織公民行為產生作用的內在機制，對基于員工信任視角在理論上拓展和完善組織公民行為研究的理論框架具有重要意義。

二、理論背景及研究假設

（一）研究變量的界定及研究框架的構建

1.研究變量的界定

（1）企業社會責任及維度。20世紀60年代以來，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逐漸增多，學者們普遍對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持支持態度[15]。但迄今為止，學者們就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仍未達成普遍共識，但歸結起來主要可以劃分為狹義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和廣義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狹義企業社會責任認為企業唯一的責任就是充分使用其資源實現利潤最大化[16]；而廣義的企業社會責任則涵蓋經濟、法律、道德和倫理責任[17]。由以上的研究可知，若要準確界定企業社會責任，必須準確劃分其維度。具有代表性的有兩維論，三維論和四維論。兩維論主要將企業社會責任劃分為內部和外部社會責任[18][19]、強制性社會責任和自愿性社會責任[20]、法律責任和道義責任[21]等；三維論則將企業社會責任劃分為經濟、法律和道德責任[22]，市場、員工和公共責任[23]等；四維論則主要將企業社會責任劃分為經濟、法律、倫理和慈善責任[17]。企業社會責任的表現因文化和社會背景的不同而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征[1][24]，所以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和維度要充分考慮我國企業的情景因素。我國學者尹鈺林[23]從我國情景出發，使用因子分析將16個條目的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劃分為三個維度。鑒于此，本文將采用這一分類，從市場責任、員工責任和公共責任三個維度考察我國情景下的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并進一步將企業社會責任定義為企業在創造利潤的同時，所承擔的對市場、員工和公共的責任。

（2）員工信任。Robinson[25]將信任定義為指期望、假定或相信他人的行動將會有利于、或至少不會有損自己的利益。作為心理學的重要概念，目前被廣泛應用于企業組織領域的研究。企業組織內的信任不僅可以降低員工離職率，提高員工滿意水平[26][27]，還對企業的績效產生正向的促進作用[28][29]。員工信任按照其信任的對象不同可以進行進一步的分類。Nyhan和Marlowe[30]將員工信任細分為兩個主要種類：一種是指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系——組織內部的人際信任，是建立在組織內各員工彼此的認識和了解的認知和體驗的基礎上的，也常被稱為關系信任[31]；另外一種是指組織內員工對于組織整體的信任關系——系統信任，是組織內員工對組織的一種整體性的信任感知，這一信任建立在員工對于管理層的決策和行動以及組織的規章制度及其執行情況的整體信賴體驗的基礎之上。除此之外，員工信任還可以劃分為水平信任和垂直信任[32]以及分為對高管的信任、同事的信任和對直接上級的信任[29][33]三個維度等種類。本研究將采用我國學者李寧等[29]借鑒Mayer[33]的做法，將員工信任界定為員工對組織內的信任，主要包括三個維度：即對高管的信任、對同事的信任以及對直接上級的信任。而近年來，隨著企業社會責任被企業實踐和理論研究的重視，員工信任也被廣泛應用于這一領域內的研究[29] [34]。

（3）組織公民行為。Organ[35]的研究認為，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OCB）思想的精髓起源于合作意愿和非正式組織[36]，并將其定義為在組織正式的薪酬體系中未得到直接確認，但就整體而言利于提高組織效能的行為。這一概念認為組織公民行為必須是組織成員自覺自愿表現出來的行為，而不是由正式的獎懲系統來評定的角色外行為。組織公民行為對企業的重要性得到了廣泛地認可，只依靠員工的角色內行為，很難有效地達成組織目標。于是，Kats和Kahn[37]提出一個組織的有效運作取決于員工的三種行為：①員工必須參與并且留任在組織中；②員工的行為必須符合組織的特定角色要求；③員工在獲得超越角色要求的組織目標時，必須具有創新及自。但鑒于最先定義的組織公民行為和職務要求行為之間的重合，Organ[38]重新將組織公民行為定義為有助于保持和改善支持任務績效完成的社會和心理行為。但是，學者們組織公民行為的維度尚未達成共識。如Organ[35]將組織公民行為分為利他主義、運動員精神、責任意識、禮節和公民道德5個維度；Podsakoff和Mackezie[39]則進一步劃分為幫助行為、運動員精神、組織忠誠、組織遵從、個人首創、公民道德和自我發展7個維度；除此之外，還有兩維論[40][41]、三維論[42]等。由于以上的維度都是在西方背景下劃分的，而要研究我國的組織公民行為，則必須要考慮我國特定的文化背景。因此，我們將采用我國學者王彥斌[43]修正后的組織公民行為，主要包括兩個維度，即熱心組織事務和對組織事務負責。

2.互惠理論視角下的理論框架

互惠理論起源于社會交換理論，被廣泛應用于生物學、哲學、心理學、經濟學和管理學等多門學科中，而其在管理學中的應用主要集中在組織理論領域，對于組織內員工激勵的重要性也被廣泛認同[44][45]。互惠性的概念和類型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一般而言互惠指的是“人們對覺察到的友善回報以友善、不友善回報以不友善的交互行為”，前者稱為正互惠，后者稱為負互惠[46]。除此之外，還有內在互惠和幫互惠[47]、強互惠[48]等分類方法。而最為廣泛認同的是Sparrowe和Liden[49]在廣義交換、平衡交換和負交換三種交換行為[50]基礎上提出的三種互惠類型：廣義互惠（generalized reciprocity）、平衡互惠（balanced reciprocity）和負互惠（negative reciprocity）。其中，廣義互惠反映的是利他的行為方式，即在付出的同時，并不要求對方給予相應的回報；平衡互惠反映的是及時進行均等的相關回報，即當一方為對方付出努力時，對方給予相同的回報；而負互惠反映的是自私性利益，完全從個人的利益出發，而不惜損害別人的利益來增加自己的利益，在對方付出的同時，不注重給對方回報。恰是因為互惠是決定人類行為中一個有力的因素[51]，在組織研究中，互惠不僅能提高集體行動的一致性、加強社會行為準則，而且互惠本身構成一種強有力的激勵源[52]。

此外，有一種觀點認為，雖然組織公民行為作為一種組織外形為，并未與既定的薪酬相連，但是在員工考核時，組織公民行為也常被認為是重要的評價指標[53][54]。所以員工在面臨獎勵行為和升職機會時，會考慮組織公民行為[13][55]。我們認為，這可能并不是員工產生其組織公民行為的主要動因，真正促使企業員工產生組織公民行為原因決定于其內在心理機制：一是出于與企業行為的互惠；二是基于對企業的信任。具體而言：一方面，企業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同樣起源于社會交換理論，與互惠理論具有同樣的理論基礎，因此二者的聯系也較為緊密。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一個對員工、市場、公共主體等利益相關者負責任的過程。因此，如果使員工能夠感知到組織的努力，這不僅將有利于企業樹立“負責任”的雇主品牌，還有助于影響員工的工作表現，促進其表現出更多超越工作本身、有利于組織績效的角色外行為[56]。另一方面，員工信任作為員工對組織的同事、領導和組織本身的整體態度，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員工對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感知。并且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可以讓員工信任組織及組織中的員工，減少員工對不確定環境的不信任，更多感受到組織的安全，提高對組織的信任[34]，從而進一步激勵員工發揮自身特長和創造性提高組織績效。此外，企業社會責任與員工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系意味著對員工組織公民行為影響的因素除企業社會責任的員工責任外，其他維度的責任同樣會對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產生促進作用，且其內在影響機理相對于員工責任而言，可能更為復雜，而這值得做進一步的探究。

基于此，本研究從互惠理論出發，試圖引入員工信任變量，建立企業社會責任各維度與企業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相關關系的理論模型。如圖1所示，本研究旨在考察企業社會責任對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內在作用機制，同時還將考察員工信任的調節效應。

（二）研究假設的提出

1.企業社會責任對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機制

企業社會責任可以通過組織支持與員工的互惠關系進而促進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出現。企業社會責任是影響組織公民行為動因之一，其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互利平等的社會換模式，而企業員工將會選擇組織公民行為作為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回報[14]。企業對員工支持的很重的一個方面是體現在企業對員工的精神激勵上。其實，企業與員工之間的互惠關系并不僅僅建立在物質資源交換的基礎上，個體還會在社會生活中進行諸如情感、贊賞、信息、聲譽、地位和服務等非物質資源的交換[57]。企業所提供的非物質資源主要是指企業對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責任可以使企業具備一定的社會責任特征，如社會責任形象、社會責任文化、社會責任氛圍和社會責任表現等。企業在這些方面的努力同樣會對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現有研究表明，企業社會責任形象與組織公民行為存在顯著的正向相關關系，員工對企業社會責任形象、社會責任氛圍的評價愈高，組織公民行為水平愈強[58][59]，并且，這與本研究所界定的企業社會責任維度中的企業對市場和廣義公眾所履行的責任比較吻合，是企業為員工提供的非物質資源，利于激發員工的互惠行為。此外，本研究所指企業所履行的市場責任直接與顧客滿意相關[23]，而顧客企業的評價也是基于企業市場責任履行情況所給出的，這一評價最終反映為企業社會責任形象和企業聲譽的改變，而企業聲譽可以向社會傳遞積極信號[4]，進而為企業吸引大量優秀人才，這也從側面印證了企業履行市場責任的正效應。因此，我們可以合理推斷，企業對于市場責任的履行會提升企業聲譽和企業社會責任形象等，并進一步促進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鑒于此，我們提出假設：

H1：市場責任正向影響組織公民行為

此外，研究表明，企業對員工支持的另一面則是一些直接相關利益的體現，如包括晉升、高額薪酬、績效獎勵、培訓、長期工作保障、職業發展以及人事支持等[60]，同時，企業對員工的責任也被認為是影響組織公民行為發生的重要前因變量之一[58]。企業對員工的支持和責任如果真實的反映到企業所履行的社會責任行為中，則恰好與企業社會責任維度中的員工責任維度相互重合，即“重視安全的工作環境”、“為員工提供了運用寶貴技能和才能的工作機會”、“維護員工權益”和“重視員工的工作安全感”[23]。因此，根據互惠理論，一方面，企業為員工提供的這些資源會使其期望通過提高組織公民行為來尋求與組織之間互惠關系[61]（Gerstner，Day，1997）；另一方面，企業良好的人力資源實踐，如薪酬、培訓、工作安全等會對員工形成人力資源知覺[62]，從而出現對組織公民行為有很好的預測作用。換言之，企業可以通過對員工責任的認真履行促進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的發生。此外，可合理推知，基于互惠理論，如果員工所感知到企業對其社會責任付出較少時，則會打擊其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14]，反之，當員工感知到企業對其負責任的行為時將會產生回饋心理，則會提升其工作行為表現，進而產生積極組織公民行為。據此，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H2：企業員工責任正向影響組織公民行為

企業社會責任中的公共責任主要是指企業履行的對社會廣義上的責任，包括“遵守法律”、“促進社會正義”、“支持社會及文化活動”和“不會令環境惡化”等幾方面內容[23]。隨著社會公眾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愈發重視，企業一舉一動都會通過報紙、電視、廣播、網絡等媒體暴露于公眾的視野之中。新聞媒體一直以獨立的監督者身份存在，它們是推進企業社會責任發展的重要壓力之一，企業出現任何不光彩的事情都會被曝光，而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也會得到大力宣揚和褒獎[63]。并且，良好公共責任的履行是展示企業良好社會責任形象的有效途徑，而員工對企業社會責任形象的評價愈高， 其工作滿意度和組織公民行為水平愈強[59]。以我國為例，汶川地震后，諸如王老吉等企業的捐贈行為在社會公眾中產生強烈反響，極大地提高了企業聲譽。并且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所形成的社會責任文化和社會責任氛圍，這些都會對員工起到激勵作用，即可能激發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鑒于此，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H3：公共責任正向影響組織公民行為

2.員工信任對企業社會責任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系的調節效應

員工信任的主要作用是促進經濟交換與社會交換關系，尤其是社會交換[64]。已有研究中，學者們對于員工信任和員工組織公民行為之間關系的研究主要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將員工信任作為影響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直接影響變量。如，Podsakoff[65]等的研究發現信任是組織成員致力于表現出組織公民行為的重要影響變量；McAllister[66]的研究則認為基于情感的人際信任對于員工的人際間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正相關；而Dirks和Ferrin[67]則實證驗證了對領導的信任與組織公民行為顯著正相關；我國學者萬濤也驗證了這一關系。另一方面是將員工信任視為多種前置變量與組織公民行為的中介變量，這些變量包括心理所有權[68]、組織公平[64]和變革型領導風格[65][69]等。而值得一提的是，在企業社會責任與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研究中，仍鮮有研究將員工信任納入其分析框架。其實，在企業組織中，員工對同事、領導和組織的信任程度越高，他們就越有可能采取合作行為。換言之，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對員工的激勵效果會受到員工信任的影響。具體而言，基于互惠理論，員工對企業內的信任程度越高，其對于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的互惠行為的回應也越明顯，即企業社會責任對組織公民行為的促進作用越強；反之，員工信任程度越低，員工對于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感知認知度越低，從而互惠行為回應則會越不明顯，即企業社會責任對組織公民行為的促進作用越弱。鑒于此，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H4：員工信任對企業社會責任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系起調節效應

H4a：員工信任對市場責任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系起調節效應

H4b：員工信任對員工責任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系起調節效應

H4c：員工信任對公共責任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系起調節效應

三、數據收集及分析

（一）樣本收集及描述

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的方式，在北京、天津地區的10家企業（其中大型企業2家、中小型企業各4家）中的600名企業員工（大型企業每家發放100份、中小型企業每家發放50份）。問卷共回收，502份，剔除掉填寫不全、明顯亂填等無效問卷之后，有效問卷344份，有效回收率為68.5%。樣本總體結構為：男性員工為218人，占63.4%；女性員工為126人，占36.6% ；年齡18歲至25歲76人，占22.1%，26歲至35歲139人，占40.4%，35歲以上129人，占37.5%；受教育程度在大專以下的36人，占10.4%，大專學歷者占97人，占28.2%，本科學歷者155人，占45.05%，碩士及以上的占56人，16.2%；月收入2000元以下者72人，占20.9%，2001元至3，000元者85人，占24.7%，3001元至5，000元者127人，占36.9%，5，000元以上者60人，占17.4%。

（二）變量測量

本研究所用測量量表均來自成熟問卷，所有量表均采用Likert 5點量表來測量被試對每個問項同意的程度，其中，“1”表示完全不同意，“3”表示不能確定，“5”表示完全同意）。其中，企業社會責任來自尹鈺林[23]的測量量表，共16個問項，三個維度，其中，市場責任8個問項，員工責任和公共責任各4個問項；員工信任來自李寧等[29]對組織內員工信任的測量量表，共9個問項，三個維度，其中，對于高層管理者的信任、同事的信任和直接領導的信任的測量均保留3個問項；組織公民行為采用王彥斌[43]基于中國國情開發的量表，共8個問項，兩個維度，其中，熱心組織事務3個問項，對組織事務負責5個問項；控制變量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收入，其中，性別：男性為“1”，女性為“0”；年齡：年齡18歲至25歲為“1”，26歲至35歲為“2”，35歲以上為“3”；受教育程度：大專以下為“1”，大專學歷為“2”，本科學歷為“3”，碩士及以上為“4”；月收入2000元以下為“1”，2001元至3000元為“2”，3001元至5000元為“3”，5000元以上為“4”。此外，本研究中，我們采用SPSS15.0、Lisrel8.5統計軟件做相關數據分析。

（三）信度、效度分析

1.問卷信度檢驗

在對研究假設進行實證分析之前，需要對問卷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及其效度（包括收斂效度和區分效度）進行檢驗，以保證后續數據分析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利用SPSS15.0軟件對數據進行初步分析發現，企業社會責任三個維度內部一致性信度的Cronbach α系數分別為0.812、0.828、0.794；員工信任三個維度內部一致性信度的Cronbach α系數分別為0.837、0.844、0.869；組織公民行為兩個個維度內部一致性信度的Cronbach α系數分別為0.803、0.822。綜上，根據學界要求信度一般要高于0.7的通行標準，本研究各變量均具有良好的信度。

2.驗證性因子分析及效度檢驗

因為本研究采用的皆為成熟型問卷，故僅對問卷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本研究的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表明，各個變量中的因子載荷均在0.65以上，完全符合因子載荷不小于0.5的要求[70]。并且，從測量模型的結果來看（如表1所示）：企業社會責任一階因子（RMSEA=0.064

/df=2.84

/df=2.78

四、 假設檢驗及分析

（一）企業社會責任對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

由表1中各變量的相關系數可知，本研究所涉及的五個潛變量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性，這為本研究深入分析社會責任各維度對組織公民行為的關系提供了初步證據。更進一步地，為了驗證企業社會責任各變量對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我們利用逐步回歸分析（Stepwise Regression）分別各個假設模型進行實證檢驗。為了保證實證結果的科學性和嚴謹性，在回歸之前，我們對自變量進行了多重共線性和序列相關檢驗。回歸結果表明：其一，本研究中的回歸方程的容忍度介于0.589與1.055之間，VIF1.016至1.697介于1與2之間，由此表明本研究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其二，DW值均接近2，故本研究也不存在序列相關問題，比較適合進行回歸分析。如表3所示，模型M2的檢驗結果表明，在模型M1（僅有控制變量）的基礎上引入市場責任后，模型M2對組織公民行為的解釋力顯著增強（ΔR2=0.028，p

此外，由M5可知，員工信任不僅對組織公民行為的具有較強的解釋力（ΔR2=0.018，p

（二）員工信任對企業社會責任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關系的調節作用

為了有效消除交互項與控制變量、自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在測算交互項之前，我們分別對調節變量和自變量進行了中心化后再相乘得到交互項。此外，由于本研究需要檢驗多個交互項的調節效應，所以仍有可能會出現各交互項之間的多重共線性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研究采用Ahuja[71]推薦的方法，將交互項逐個放入主效應模型，利用M6、M7、M8三個模型對各調節效應分別進行檢驗。如表3所示，模型M6的結果表明，在主效應模型M5的基礎上增加市場責任與員工信任的交互項，模型M6的解釋力顯著提高（ΔR2=0.011，p

五、 結論與討論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基于互惠理論探討了企業社會責任影響組織公民行為的內在機制，并利用354個有效樣本實證分析了企業社會責任對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程度以及員工信任對兩種作用關系的調節效應。基于理論分析和實證結果，我們得出如下研究結論：

第一，企業社會責任各個維度對組織公民行為均會產生不同程度的正向影響。大量研究表明，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樹立社會形象以及回報社會的重要途徑[10][17][56][59]，而本研究的結果則表明，企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更是促進員工產生組織公民行為的重要方式之一。企業的發展離不開社會的支持，但是，更需要企業員工的努力工作，員工是企業長足發展的根本和主要源泉。本研究結果還發現，雖然企業社會責任各個維度對組織公民行為均會產生正向影響，但其影響程度并不相同，市場責任影響程度最大、公共責任次之、員工責任最小。此外，與以往學者研究觀點不同的是[13][55]，各個維度對組織公民影響程度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再次印證了本研究的核心觀點，即員工在考慮組織公民行為時，并沒有將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員工責任）放在首位，而更多影響其組織公民行為的確實企業履行的市場責任和公共責任。

第二，員工信任對企業社會責任影響組織公民行為的關系具有正向的調節作用。首先，我們研究發現，員工信任對市場責任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系具有正向的調節作用（β=0.071，p

（二）研究貢獻與管理啟示

本研究的主要貢獻有：其一，基于互惠理論的視角重新構建了反映員工進入企業之后的員工（員工信任、組織公民行為）與企業行為（企業社會責任）之間深層次關系的理論模型，該模型對于完善和拓展現有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的理論框架具有一定的理論啟發；其二，不僅深入分析了企業社會責任各個維度對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具體影響機制，而且，與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證實員工在考慮組織公民行為時，并一定總是會將企業履行員工責任放在首位，企業履行的市場責任和公共責任會產生更加重要的影響，對此，本研究從互惠理論及我國特有的國情兩個方面給出了解釋。

基于本研究結論，可以得到如下管理啟示：

其一，通過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促進員工產生更多組織公民行為。企業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不僅能夠為企業贏得社會尊重和消費者的支持，而且，對于促進企業內部員工產生積極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重要的影響。企業的長足、持續發展同時需要外部社會支持取得良好的企業社會形象，并且，也需要來自內部員工的積極工作，兩種互為補充，不可或缺，而本研究表明，通過積極履行市場責任、員工責任和公共責任恰好可以同時實現企業兩方面的目標。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還發現，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產生更多的會受到企業對社會的貢獻（即市場責任和公共責任）的影響，而企業對員工自身利益的投入（員工責任）則居于相對次要的地位。這給企業實踐的一個重要啟示是，企業如果想提高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那么，其在履行社會責任時，不應將過多的精力放在員工責任上面，而是應該同時注重市場責任和公共責任的投入，將三者有機的結合起來才能真正達到提高組織公民行為，改善企業績效的最終目標。其二，重視員工信任對企業社會責任與組織公民行為關系的影響。本研究實證結果表明，員工信任對企業社會責任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作用關系具有顯著的調節效應。也就是說，只有當企業取得員工更高的信任水平之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行為后才能更有效的激發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員工信任是企業試圖通過企業社會責任影響員工積極性的關鍵因素，決定著企業社會責任發揮作用的大小。尤其是在我國情境下，培養員工對企業的信任則顯得尤為重要，因為我國自古受儒家文化影響較大，“仁、義、禮、智、信”不僅是古人交流溝通的重要原則，同時也是當今人際溝通以及合作意愿的產生重要前提，即使是有互惠行為的雙方也同樣需建立在雙方具有較高信任水平的情況之下[72]，由此，在中國特有的情境下，企業要想獲得員工積極的組織公民行為，必須首先采取有效的措施培養企業與員工之間的信任感知。

（三）研究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其一，本研究雖然基于互惠理論深入分析了社會責任各個維度對組織公民行為產生影響的內在機制，但是本文僅是在理論視角上有部分創新，其本質仍沒有跳出現有社會責任理論框架的基本范疇，因此，后續研究有必要在本研究的基礎上積極探索新的理論框架，以便為企業更好的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提供智力支持；其二，本研究雖然基于員工信任和我國文化價值兩個方面解釋了企業社會責任中市場責任、公共責任比員工責任更能影響組織公民行為的原因，但是，由于員工組織行為的產生較為復雜多變，企業社會責任和員工信任可能僅是影響其產生組織公民行為的部分關鍵因素，所以，后續研究有必要沿著這條思路繼續深入分析和探討這種狀況產生的影響因素及背后機理；其三，本研究僅是用我國特有國家價值觀對員工信任的作用加以佐證，并沒有深入分析國家文化、甚至企業文化層面的因素對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深層次影響，而這樣的跨層次分析不失為今后繼續研究組織公民行為的一個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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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ciprocity Theory

Wang Wenbin，Liu Fengjun，Li Hui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ng100872， China）

篇7

路桑斯教授提出了心理資本，把自信、希望、樂觀、堅韌四種積極心理狀態合并成為更高層次的核心概念，并稱之為心理資本，企業不僅可以通過特定途徑來獲得心理資本，還可以通過特定途徑來提升心理資本的數量與質量。我國柯林江教授將根據要素內涵將本土心理資本13個一階類別歸納成事務型心理資本與人際型心理資本兩個二階類別，前者包括奮發進取、自信等具體要素，后者包括尊敬他人、包容寬恕等具體要素。

而社會資本作為嵌于社會結構、關系網絡的資源，對于無論個體還是集體而言，行動者都可以通過擴充和利用社會資本來提高其達成目的性行動的可能性。普特南將社會資本以結構上的區別將其劃分為黏結性社會資本與橋接性社會資本，前者包括由地緣、親緣、宗教倫理等因素聯系到一起的具有相似性、排他性、聯系緊密的群體；后者則是由跨越地理、種族、性別因素的來自不同背景的群體集合。在這種劃分基礎上的研究在國內接受度較為廣泛，其較好地顯示了社會資本中國本土化的特質。

大量研究表明組織支持感是一個獨立的概念，指員工對組織是否重視其貢獻和關心其福利的總體看法。繆斯等研究認為高組織支持感趨向于改善員工工作態度（工作滿意度和情感承諾），形成有效的工作行為（如情境績效）。充分利用社會資本、心理資本本土化，從其對工作績效的作用機理上展開分析、對組織支持感作為參與要素展開探索成為本文的主題。

二、假設的提出與研究方法

1.假設的提出

在中國本土工作場景中，我們發現往往是自身具有很強事業心的員工，能夠保質保量地完成本職工作；具有良好人脈的員工往往也樂于完成本職工作以外的其他相關工作。換句話說：我們很容易將任務績效與事務性心理資本聯系起來、將周邊績效與人際性心理資本聯系起來，同時又分別將任務績效、周邊績效與黏結性社會資本、橋接性社會資本聯系起來。而組織支持感本身就是一種積極心理感受，在心理資本和社會資本對工作績效的作用過程中，我們假設組織支持感會起到調節作用。于是我們建立本研究的假設：

H1 事務性心理資本對任務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2 人際性心理資本對周邊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3 黏結性社會資本對任務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4 橋接性社會資本對周邊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5 隨著組織支持感的增加，心理資本對周邊績效的正向作用增強

H6 隨著組織支持感的增加，社會資本對周邊績效的正向作用增強

2.變量研究方法

（1）人力資本。由于關聯變量在測量上是主觀變量，本研究使用主觀衡量人力資本的方法，同時采用三個自評項目以衡量調查對象的人力資本。采用李克特式5點量表。

（2）心理資本。根據本土化的要求，心理資本作為本研究重點測量的變量，我們將其劃分為事務性心理資本和人際性心理資本來測量，選取了柯林江教授在中國本土情境下研究開發，并經過多次應用的短板問卷，用其二階類別進行測量。柯林江教授的心理資本本土量表近兩年在中國的研究界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其信信效度得到了證實和肯定。采用李克特式5點量表。

（3）社會資本。借鑒柯林江教授的以劃定“關系范疇”，從“同事關系”、“領導關系”和“外部關系”三個方面進行衡量，綜合納入“關系強度”、“網絡數量”等概念內涵。采用李克特式5點量表。

（4）組織支持感。采用分層回歸方法檢驗組織支持感的中介作用。我們采用組織支持感量表，選取艾森伯格組織支持感調查表，同時參考了國外研究學者在研究組織支持感與組織承諾、角色內績效和組織公民行為間關系時的測量方法，選取了其中7個子題目。采用李克特式5點量表。

（5）工作績效。工作績效量表，采用陳勝軍教授開發的具有良好信效度的自評形式工作績效量表。采用李克特式5點量表。

三、研究結果

1.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與分析

問卷的發放采用線上加紙質版的結合。調查對象是北京海淀區與朝陽區國企、外資與合資三家不同性質的公司。一共發放問卷約376份，回收有效問卷317份，其中男性占66%，女性占34%；年齡最小為21歲，最大為53歲，平均年齡34歲，學歷最低為中專及高中以下，最高為博士。使用SPSS18.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的分析。

數據結果的信效度檢驗通過，Cronbach's a 值為0.78，具有良好的效度。如表1所示，性別為控制變量，與三類資本相關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女性職工與男性職工相比，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心理資本各方面都處于相對弱勢的水平。三類資本之間顯著相關，存在相互影響關系。三類資本，尤其是黏結性、橋接性社會資本，以及事務性、人際性資本均分別對任務績效、周邊績效有顯著正相關關系，尤其是事務性的心理資本與任務績效的相關性、人際性的心理資本對周邊績效、橋接性的社會資本對周邊績效都具有比較顯著的相關關系，假設得到初步支持。

2.社會資本、心理資本對任務績效、周邊績效的影響

因變量為任務績效的回歸分析結果見表2。在社會資本、心理資本對于任務績效的模型中，人力資本變量β值為 0. 030（p < 0. 001），事務性心理資本β值為 0. 337（p < 0. 001），對任務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假設H1成立；黏結性社會資本對任務績效的正向作用程度未達到很突出的水平，H3不成立。同理可以看出其他相關變量對任務績效有著一定的正向影響。

相關變量對周邊績效的回歸分析如表3所示。橋接性社會資本變量的β值為 0. 392（p < 0. 001），對周邊績效有更為顯著的正向影響，H4成立；人際性心理資本變量的β值為 0. 379（p < 0. 001），對周邊績效有更為顯著的影響，H2成立。

如表4、5所示針對自變量間可能存在的共線性，我們將相關變量分別去中心化后與組織支持感相乘，分別檢驗了組織支持感對任務績效，在各類資本分別對任務績效和周邊績效影響過程中的調節作用。結果如表3所示，在對任務績效的調節作用中，組織支持感的調節作用并不顯著；而對比周邊績效來說，尤其是在事務性心理資本對任務績效的影響過程中，交互項系數的系數達到了0.639*（P

四、結論與建議

第一，此次研究再次證明了研究學界一直認同的心理資本和社會資本對工作績效的正向影響作用。分別就兩種社會資本以及兩種心理資本對任務績效的影響程度來看，不能從研究成果中直接看出總體上的影響差異，但結果顯示事務性心理資本對任務績效有較其他類型資本更為顯著的正向影響，同時就四種不同類型的資本對周邊績效的影響來看，也無法直觀的得到總體上社會資本、心理資本對周邊績效的影響差異。這可能是由于，雖然研究從客觀角度出發選取了一家外企、一家國企以及一家合資企業以期研究成果具有普遍性，但也具有涉及行業領域差異較大，對象的職位分類與層級相當不同的特質。

橫向對比充分顯示出橋接性社會資本和人際性心理資本對周邊績效的顯著影響。這兩項中，又屬橋接性社會資本的影響更為顯著，這為我們未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論點。而總體上，就兩類資本分別對任務績效和周邊績效的影響上來看，社會資本對周邊績效的正向影響更為顯著。

篇8

[中圖分類號] R749.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0616（2017）07-155-04

Curative effect of amisulpride and sertraline to depression patients and its impact on quality of life and social function

WEN Lei YANG Fengyi ZHANG Chengcheng WEN Wanjun ZOU Guixiang

ZHANG Chaoying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Yuebei Third People's Hospital， Guangdong， Shaoguan 5122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amisulpride and sertraline to depression patients and its impact on quality of life and social function. Methods 200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treated with amisulpride） and control group （treated with sertraline） for 12 weeks of observation. Before treatment， 1 weeks， 2 weeks， 4 weeks， 8 weeks， and 12 weeks after treatment，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D） -17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treatment for Twelfth weeks， quality of lif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GQOLI） -74， social function deficiency Screening Inventory （SDS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t treatment twelfth weekend， the HAMD score， GQOLI score， SDSS score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81%，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82%.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Curative effect of amisulpride in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patients is good. It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social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it is similar with sertraline.

[Key words] Amisulpride； Sertraline； Depression； Quality of life； Social function

抑郁?Y是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和社會功能的常見精神科疾病之一[1-4]。如何有效的改善抑郁癥患者的生活質量和社會功能是精神科臨床醫生非常關注的問題。目前用于改善抑郁癥患者生活質量、社會功能的藥物多以新型抗抑郁藥為主。近年來的研究表明[5-7]，新型抗精神病藥可用于抑郁癥的治療，但多作為增效劑進行使用。單用抗精神病藥治療抑郁癥的報道不多。為探討單用探討氨磺

必利對抑郁癥的療效及其對患者生活質量、社會功能的影響，本研究對200例抑郁發作患者分別予氨磺必利和舍曲林進行了治療，并進行對照分析，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為2016年3～10月在粵北第三人民醫院門診治療的抑郁發作患者。納入標準：（1）年齡18～60歲；（2）符合ICD-10精神與行為障礙分類 [8] “抑郁發作”的診斷標準；（3）HAMD-17總分>17；（4）患者及家屬知情同意，并通過本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排除標準：（1）妊娠或哺乳期婦女，或計劃妊娠者；（2）患有嚴重腦、軀體疾病者；（3）符合ICD-10酒、藥依賴診斷標準的患者；（4）入選前一周內使用過抗精神病藥、抗抑郁藥、抗躁狂藥及抗癲癇藥或入選前兩周內使用過抗精神病藥長效制劑者。（5）入組前血常規，肝腎功能，血糖，血脂，心電圖等檢查均無明顯異常。（6）在研究中各種原因退出者。按照隨機數字表法分為研究組（氨磺必利組）和對照組（舍曲林組）。每組100例。研究組，男22例，女10例，平均年齡（27.04±8.08）歲，平均病程（3.29±2.20）年。對照組男21例，女11例，平均年齡（27.19±7.96） 歲，平均病程（3.16±2.23）年。兩組患者的性別、年齡、病程等一般資料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o藥方法 符合入組標準的患者經過3～7d的藥物清洗期后，研究組予氨磺必利片（山東齊魯制藥有限公司，200mg/片）口服，劑量范圍為200～800mg/d，平均劑量（291.00±117.29）mg。對照組予舍曲林片（浙江京新藥業股份有限公司，50mg/片）口服，劑量范圍為50～200mg/d，平均劑量（109.00±57.47）mg。

兩組療程均為12周。在治療過程中可據病情需要酌情使用右佐匹克隆或扎來普隆改善睡眠，不合并使用其他抗精神病、抗焦慮、抗抑郁藥物及心境穩定劑等。如出現EPS，可按常規劑量合并使用安坦、東莨菪堿等。

1.2.2 療效及不良反應評定 于治療前、入組后1、2、4、8、12周對兩組患者用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D）-17評定，于治療前、治療第12周用生活質量綜合評定問卷（GQOLI）-74、社會功能缺篩選陷量表（SDSS）對兩組患者評定。

所有評定均由兩名精神科主治醫師以上職稱人員同時進行（評定者之間一致性Kappa值=0.820）。HAMD減分率≥75%為痊愈，50%～74%為為顯著進步，25%～49%為進步，

1.3 統計學分析

利用SPSS20.0統計軟件包進行統計分析，根據試驗目的和資料的類型分別采用t檢驗、χ2檢驗等。P

2 結果

2.1 兩組治療有效率比較

研究組100例中，痊愈30例，顯效25例，好轉26例，無效19例，總有效率為81%；對照組100例中，痊愈33例，顯效24例，好轉25例，無效18例，總有效率為82%。兩組總有效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33，P =0.856>0.05 ）。

2.2 兩組治療前后HAMD-17、GQOLI、SDSS評分比較

治療前，兩組間HAMD-17、生活質量、社會功能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12周末，兩組HAMD評分較治療前降低（P

治療12周末，GQOLI量表除正性情感外，其他因子兩組間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GQOLI維度方面：除物質生活維度外，兩組軀體功能、心理功能、社會功能維度較治療前均有所改善（P

3 討論

抑郁癥是以顯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為主要臨床特征的情緒障礙綜合征，具有高發病率、難治愈、高復發率等特點。患者常常伴有社會功能受損、生活質量低下等情況，這些都不利于患者的全面康復，甚至成為患者病情反復發作，難以治愈的因素。

注： 與治療前比較*P

故給予抑郁癥患者社會功能、生活質量方面的足夠關注顯得非常重要。秦霞、賈占玲等[10-11]分別研究顯示，影響患者社會功能和生活質量的因素有：病程長短、發作次數、是否伴精神病性癥狀、藥物類型、服藥依從性、家庭社會支持等，其中藥物的選擇至關重要。傳統抗抑郁藥，不良反應大，影響患者服藥的依從性，發作次數增多，不利社會功能及生活質量的改善。而舍曲林等SSRI類抗抑郁藥與傳統的抗抑郁藥相比，具有不良反應輕、服藥依從性好等特點，更能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及社會功能 [12-14]。另有研究資料表明 [15-17]，抗精神病藥氨磺必利不僅能用于精神分裂癥陽性癥狀及陰性癥狀的治療，而且在小劑量時能選擇性阻斷突觸前D2、D3受體，提高前額葉皮質和邊緣系統的多巴胺能神經遞質傳遞，且能拮抗體內5-HT7a受體，能起抗抑郁作用，故本次選擇舍曲林、氨磺必利進行對照研究。

篇9

[中圖分類號] R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0742（2017）02（b）-0146-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effect of famil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social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s Convenient selection 205 cases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the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June 2015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the routine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the family nursing，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the routine treatment， and both groups were followed up for 1 year， and the social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interventi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DSS and SF-36 between the two groups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14.1±2.4）points vs（14.2±2.1）points， （52.8±1.4）points vs（51.1±2.3）points， （53.2±0.9）points vs（52.8±1.1）points]， and after 3， 6， 12 month interventi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DSS， SF-36 score and social function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3 month（12.7±1.2）points vs（13.2±1.7）points；6 month （10.1±0.4）points vs（11.7±0.8）points；12 month （8.3±2.6）points vs（10.2±4.5）points； （59.9±6.1）points vs （54.8±2.7）points；6 month （65.3±3.1）points vs（58.1±2.7）points；12 month （70.2±7.3）points vs（62.1±3.5）points； （58.2±2.1）points vs（54.1±2.3）points；6 month（58.3±2.2）points vs（55.2±1.1）points；12 month（62.4±5.2）points vs（58.1±0.6）point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

[Key words] Family nursing； Schizophrenia； Quality of life； Social function

精神分裂癥具有病程較長且易反復發作等特點，是臨床常見的精神科疾病，且患者治愈后，殘留癥狀較為明顯，給患者帶來不同程度的生理及心理障礙，導致其社會功能低下，生活質量較差[1-3]。研究指出[4]，住院治療有助于患者臨床癥狀的改善，但仍有90%的患者需要進行長期的家庭治療和護理。隨著我國醫療改革進程的不斷推進，以家庭為單位的家庭護理和社區護理模式逐漸成為新醫改模式下的重點發展內容，傳統的護理模式正逐漸向家庭模式發展[5]。因此，給予精神分類癥患者家庭護理干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該文對2013年1月―2015年6月接診103例精神分裂癥患者家庭護理干預的臨床效果進行了分析和總結，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方便選擇山東省精神衛生中心精神科六病房“痊愈”出院的精神分裂癥患者205為研究對象，其中132例為男性，73例為女性，年齡在18～65歲范圍內，平均年齡為（39.12±0.73）歲。偏執型患者115例，青春型患者55例，緊張型患者27例，單純型患者8例。在所有患者知情同意的基礎上，采用最小化隨機分組法，將所有患者隨機分為觀察組（常規治療聯合家庭護理）和對照組（常規治療），觀察組患者103例，男65例，女35例，年齡18～65歲，平均（38.95±0.65）歲，病程平均（5.13±1.10）年，抗精神病藥品平均劑量（折合氯丙嗪）為（295.25±98.61）mg/d；對照組患者102例，男67例，女38例，年齡19～63歲，平均（39.20±0.61）歲，病程平均（5.14±1.01）年，抗精神病藥品平均劑量（折合氯丙嗪）為（296.37±100.57）mg/d。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服藥劑量及病程等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臨床納入與排除標準

1.2.1 臨床納入標準 ①符合中國精神病分類與診斷標準中精神分裂癥的診斷標準；②BPRS評分少于28分；③出院時，符合“臨床痊愈”診斷標準；④無其他系統嚴重病變以及智力障礙；⑤至少有1個家庭成員對其進行照料，并能夠提供有關患者的全面可靠的信息；⑥患者及家屬自愿參加并能完成該研究[6]。

1.2.2 臨床排除標準 ①患有其他嚴重軀體性疾病；②其他系統疾病所致的精神障礙；③信息來源可信度低[7]。

1.3 護理方法

對照組患者給予常規的精神分裂癥護理，進行常規藥物治療，由護理人員在患者門診就診時給予相關健康知識宣教以及心理指導。觀察組患者在對照組門診常規護理基礎上實施家庭護理。

1.3.1 組建家庭護理小組 組員為該科室人員，主治醫生1名，負責患者治療方案的制定，主管護師3名，負責患者的家庭護理方案以及隨訪等具體工作。向患者及家屬詳細介紹家庭護理的意義、目的和優勢，并提供實施成功的案例。

1.3.2 評估患者 對患者的一般情況進行評估，包括患者的病情、生活方式、工作情況、個性特征、自我管理情況、情感表達方式、心理需求等，并對家庭照顧情況進行評價。

1.3.3 建立良好的護患關系 加強護患之間的信任和支持，認真傾聽家屬對患者照料情況的報告，針對患者的治療方案及護理方案進行解釋，鼓勵家屬與患者進行交流，指導患者家屬適應家庭護理過程中的各種變化，為其提供科學合理的指導和建議，教會其保持家庭內部和諧的方法，引導彼此之間緩和各種矛盾，保證患者與家屬之間關系的和諧穩定。根據患者家庭的經濟狀況，選擇合理的治療藥物，以免增加患者家庭的經濟負擔和心理壓力。

1.3.4 為患者制定自我管理及功能訓練計劃 根據患者自我管理情況和家庭照料情況，制定自我管理及功能訓練計劃包括精神病相關知識、藥物治療效果及毒性作用，強調定時服藥及定期復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如何鑒別服藥后不良癥狀、疾病復發的癥狀和表現形式；如何進行自我心理調節、工作安排、飲食、體育鍛煉及休息；如何表達自己內心的情感；如何回歸社會以及社交方法。定期對患者及家屬進行家庭護理方法的培訓，進行1次/周，每3個月進行1次強化和指導。

1.4 護理觀察指標

隨訪1年，分別在干預前、干預后3、6及12個月，評價兩組患者的社會功能和生活質量。其中社會功能評價根據SDSS（社會功能缺陷篩查量表）[8]，共有10??項目，采用0～2分制，0分表示無異常或極微小缺陷，1分表示有明顯功能缺陷，2分表示嚴重功能缺陷。總分20分，得分越高，缺陷越嚴重。生活質量評價根據漢化版SF-36健康調查量表[9]，該量表共36個問題，該文主要評定患者社會功能及軀體功能，滿分為100分，總得分越高，提示生活質量越好。

1.5 統計方法

運用SPSS 16.0統計學軟件對所獲得的資料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用（x±s）表示，并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χ2檢驗，P

2 結果

入組時，兩組患者SDSS和SF-36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后3、6及12個月，兩組SDSS和SF-36評分與治療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精神科常見的慢性疾病，給患者的家庭帶來巨大的經濟負擔和心理壓力，同時也會造成患者受到外界的歧視，嚴重影響其生活質量和康復[10-12]。家庭護理干預一方面能夠為患者提供具有家庭氛圍的護理環境，并通過照料者保證患者能夠獲得及時有效的醫療幫助，加強了護患之間的聯系和溝通，能夠幫助家屬緩解沉重的心理壓力。另一方面，護理人員通過加強與家屬的溝通，能夠全面了解患者的病情變化，有利于為患者提供更加科學合理的全面服務，滿足患者的合理需求，充分體現了人性化護理。

篇10

【關鍵詞】 SCL-90;結構方程模型;青少年;父母養育方式;社會支持

中圖分類號R39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6729(2007)09-00650-04

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s and Social Support on Mental Health in Adolescent

HU Jun－Sheng1，2，TENG Lan－Fang1，WANG Deng－Feng1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2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Jinggangshan College,Ji'an 343009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s,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and to establish a structural model of them．Method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a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504 adolescents, who were tested with the questionnaires of SCL-90,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an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EMBU．Results: A theoretical model was established for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of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s,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Both SCL-90 score and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s exhibited closely correlations with social support．The relations of objective support, subjective support and the usage of support with score of SCL-90 were -0．10, -0．29, -0．30 (P

【Key words】SCL-90；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adolescent；parental rearing patterns；social support

良好的社會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而不良社會關系的存在則損害身心健康［1］。親密人際關系所提供的社會支持可以緩解壓力的不良后果、降低青少年的壓力感、提高個體適應各種壓力和生活變遷的能力［2］，對社會支持的利用會顯著促進個體的心理承受和負荷能力，增加處理危機和沖突的水平［3］。有關研究表明，社會支持與早期的親子交往有關，如Moreira等［4］發現感受到的社會支持、特別是親密關系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戀模式的副產品，安全型依戀的個體比非安全型依戀的個體感受到更多的社會支持并且對自己的社會支持狀況更為滿意［5］。因此，作為反映親子交往實質的父母養育方式［6］必然會對個體的社會支持產生一定的影響。父母養育方式是父母的教養觀念、教養行為及其對兒童的情感表現的一種組合方式［7］，具有相對穩定、不隨情境的改變而變化的特點［6］,大量研究表明父母養育方式不僅會影響青少年的個性發展［8,9］，還會影響到青少年焦慮水平、歸因方式和心理健康［10-14］。因此，本研究初步假設父母養育方式不僅會對個體心理健康產生直接的影響，還可能會通過社會支持間接對個體心理健康產生影響，即表現為圖1所示的關系模型。鑒于目前研究主要采用相關分析或回歸分析的方式來探討心理健康諸多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本研究采用結構方程來驗證本研究假設，以期引起心理健康教育人員對家庭教育的重視。

1 對象和方法

1．1 對象

參加本研究的被試共504人，其中男女分別為267人和237人；年齡16-22歲，平均年齡18±1歲；中學生199人（其中高一、高二、高三分別為32、83、84人），大學生305人（其中文科147人、理科129人、藝術類29人）。

1．2 工具

1．2．1 癥狀自評量表(SCL-90)［15］采用1-5級記分，得分越高，癥狀越嚴重，本研究以總均分作為其指標。本研究所得到的α系數為0．97。

1．2．2 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SRS）［16］ 含客觀支持(OBS)、主觀支持(SUBS)與對支持的利用度(USES)3個因子。測查前對量表適當修訂，使之適合青少年學生(如將“同事”改為“同學”、“夫妻”改為戀人)。修訂后44人樣本間隔2周重測，總分相關為0．88(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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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父母養育方式評價量表（EMBU）［17］ 含父親養育方式6個因子和母親養育方式5個因子。分別為：FSS1(父親情感溫暖與理解)、FSS2(父親懲罰、嚴厲)、FSS3(父親過分干涉)、FSS4(父親偏愛被試)、FSS5(父親拒絕、否認)、FSS6(父親過度保護)、MSS1(母親情感溫暖與理解)、MSS2(母親過度干涉、過度保護)、MSS3(母親拒絕、否認)、MSS4(母親懲罰、嚴厲)、MSS5(母親偏愛被試)。本研究FSS1至FSS6的α系數分別為0．87、0．86、0．52、0．82、0．68和0．46，MSS1至MSS5的α系數分別為0．90、0．70、0．80、0．85和0．82。

1．3 統計方法 t檢驗、相關分析等。

2結果

2．1 中學生與大學生各量表得分情況比較

中學生與大學生除FSS3、MSS2、MSS5得分無顯著差異外，其他各項指標得分差異均有顯著性（見表1）。

2．2父母養育方式、社會支持及心身癥狀的相關

EMBU的11個因子與SCL-90總均分的相關均有統計學意義，除FSS1和MSS1與SCL-90負相關外，其余因子均與SCL-90呈正相關，但r均

2．3 EMBU和社會支持與心身癥狀的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采用結構方程對假設模型（圖1）進行驗證，結果模型的擬合度指標為χ2 =374．26、df=60、P

3討論

本研究結果完全證實了假設，即父母養育方式不僅直接影響著個體的心理健康，同時還通過社會支持間接對心理健康造成影響（見圖2）。但在父母養育方式和心理健康的關系中，客觀支持并不起中介作用，父母養育方式只是通過主觀支持和對支持的利用度間接對心身癥狀產生影響，可能是因父母養育方式會影響個體的人格［7］，而人格不僅會影響個體對社會支持的感知［20］，還會影響個體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再有Sarason等［21］認為個體對社會支持的感知和利用主要是根植于兒童時期與養育者交往所形成的社交觀念也說明了這一點。同時從圖2可看出，父親和母親的情感溫暖與理解以及父親的過分干涉可以正向預測個體的主觀支持，父親的懲罰與嚴厲則負向預測了個體的主觀支持；父親的情感溫暖與理解可以正向預測個體對支持的利用度，父親的過度保護則可以負向預測個體對支持的利用度。有意思的是，父親的過分干涉也對主觀支持有正向預測作用，可能是因為父親的經常干涉導致了其子女一旦有事情就直接求助于父親，使子女心中有了依靠，從而增加了對支持的主觀感受，但是父親的懲罰與嚴厲負向預測主觀支持以及父親的過度保護負向預測個體對支持的利用度卻說明過于嚴厲和過度保護的教養方式并不利于社會支持的提高，從父親的過分干涉負向預測了個體的客觀支持可以看出，因為父親的過分干涉可能會導致青少年的社會交往圈子較小以致于客觀支持較低。至于父親的懲罰與嚴厲正向預測個體的客觀支持卻負向預測主觀支持可能是因為父親過分嚴厲使青少年尋求外來的支持（如同伴、同學、老師等）以致客觀支持較高；但是有問題畢竟還主要依靠家庭來解決，過于懲罰與嚴厲的教養方式可能使得青少年不敢求助于家庭以致主觀支持較低。

本研究表明學校心理工作人員應努力改善青少年的社會支持網絡以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因大量研究［3,4］顯示個體的社會支持會影響個體的心理健康。同時從圖2可看出，主觀支持和對支持的利用度兩個因子對心身癥狀的作用路徑均達到顯著水平，表明應特別注意改善青少年學生對社會支持的主觀評價和提高其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度，因為感知到的社會支持比實際所獲得的支持更能有效預測個體的身心狀況［22］，感受到的支持雖然不是客觀現實，但是“被感知到的現實卻是心理的現實，而正是心理的現實作為實際的變量影響人的行為和發展”［23］。另外本研究還提示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最好從中學階段開始，而不應該僅僅將重點放在大學生身上。從表1可看出，高中生不僅心身癥狀顯著高于大學生，而且無論是社會支持總分，抑或是客觀支持、主觀支持以及對支持的利用度均顯著低于大學生。

本研究同時還表明在進行心理健康教育的過程中，父母所應承擔的巨大責任。父母養育方式不僅會通過社會支持間接對心理健康產生影響，還會直接對心理健康產生影響。由表2可見，EMBU的11個因子與SCL-90總分相關，與目前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14］，但r值均

然而，本研究只是簡單考察了父母養育方式和社會支持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對于另外一些因素，如人格、應付方式、自尊、自我效能等沒有包括進來，在將來的研究中應盡量系統地考察父母養育方式、各種中介變量和心理健康之間的關系，這樣才可能更為準確地說明父母養育方式和心理健康之間的關系以及父母養育方式對心理健康所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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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3-27收稿，2006-12-13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