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基礎病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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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 肝纖維化;病因病機;中醫藥治療
1 概述
我國的慢性肝病主要是慢性乙型肝炎及其導致的肝硬化，具有進展漸變性、病變可逆性、最終難治性等特點。目前西藥無特效的抗病毒藥，近年來中醫藥針對肝纖維化的研究方興未艾，中醫抗肝纖維化是我國的特色和優勢，通過中醫辨證施治為指導，利用中藥復方多成分、多環節、多層次、多靶點的藥理學干預，已顯示出明顯的優勢。筆者試從以下幾點闡述。
2 病因病機
中醫尚無肝纖維化概念，對肝纖維化的病機的認識起始于活血化瘀研究，肝硬化屬中醫“癥積”范疇，故肝纖維化與中醫的“癥積”有一定的類同之處。在其形成的機制上，乙、丙、丁型肝炎作為濕熱邪毒引起肝病，肝藏血，主疏泄，體陰而用陽，濕熱毒邪蘊結于肝，留連不去，致肝失條達之性，肝郁氣滯，由氣滯而致血瘀，經絡阻塞，血不養肝，形成肝纖維化，正如清代醫家葉天士所說：“初病濕熱在經，久則瘀熱入絡”，“其初在經在氣，其久入絡入血”(《臨證指南醫案》)。《醫宗必讀》亦云：“積之所成，正氣不足而后邪氣居之”。王玉潤認為肝硬化的病機本質是“肝絡阻塞、血瘀氣滯”，姜春華認為肝硬化“瘀血郁肝是病原，氣虛脾弱是病體”，關幼波認為氣虛血滯是早期肝硬化之本，濕熱毒邪稽留血分是標。由于脾胃居于中焦，為氣機升降的樞紐。肝本為病，易于橫侮脾土，脾失健運，水濕停聚則生痰濁，二者相互促進，相互膠結，形成痰瘀互結。肝腎同居下焦，乙癸同源，肝病及腎，日久肝腎陰津虧虛，肝腎同病。由此可見，肝纖維化的病機是以血瘀以主，可兼濕熱、氣滯、脾虛、腎虛等證;病位在肝，與脾、腎關系密切。筆者根據讀書心得和臨床體會，認為肝纖維化可分三個階段，早期濕熱內蘊，稽留血分;中期，由于乙肝反復發作，體內細胞免疫下降，體液免疫亢進而紊亂，符合中醫“毒邪未盡，風邪擾動”的理論特點;后期為氣陰兩虛，痰瘀膠固。因此，在治療上，應根據中醫證候的演變，在其不同病期中運用中醫辨證論治，方證對應，無疑對抗肝纖維化治療有科學意義。
3 治療大法
3.1 病因治療 中醫歷來重視未病先防，早在《內經》中就提出了“治未病”的預防思想。《素問·四氣調神大論》說：“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夫病已成而后藥之，亂已成而后治之，譬猶渴而穿井，斗而鑄錐，不亦晚乎?”慢性肝病在肝纖維化未形成時，即著眼于原發病的有效病因治療，從而阻止或延緩肝纖維化的發生和發展。如血吸蟲病的殺蟲治療，酒精性肝病的戒酒，自身免疫性肝病的糖皮質激素、硫唑嘌呤等治療，肝豆狀核變性的d-青霉胺驅銅治療，血色病去鐵治療等。病毒性肝炎的有效抗病毒治療。據報道，慢性丙型肝炎肝纖維化用干擾素(ifn-a)和利巴韋林抗病毒治療后，出現持續性應答的患者肝纖維化明顯好轉，而未出現持續性應答的患者肝纖維化也有一定的改善。
3.2 清除濕熱疫毒 中醫認為，本病多由情志怫郁不解，或嗜酒、肥甘厚味，害脾損胃，以致脾胃運化功能失常，濕濁內生，郁而化熱，加上外感濕熱疫毒乘虛而入，直趨中道，借經絡傳導之機，侵犯于肝，致肝氣郁結，氣機不暢，氣閉血滯，肝之體用俱損而成。周仲英認為，濕熱是各型病毒性肝炎的始動因素和發病基礎，并貫穿疾病的全過程。濕熱疫毒侵入機體后[1]，若正盛邪輕，則易于驅邪外出，臨床可無明顯癥狀，成為一過性感染或亞臨床感染;若正邪俱盛，相互交爭熾盛，臨床可出現急性肝炎或重型肝炎，肝膽失疏，膽汁外溢不循常道，黃疸之癥發生;若濕熱阻于氣分或肝熱未使膽汁外泄，尚能循其道而行，則發為無黃疸型肝炎。總之，從中醫學觀點看，濕熱疫毒之邪蘊結血分是慢性乙肝病因病機極為重要的部分，清除濕熱疫毒這一病原，對于早期預防肝纖維化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多樣本的臨床與實驗已證實，清熱利濕解毒藥物具有較好的抗炎護肝作用，能減輕肝實質炎癥，修復被破壞的肝細胞，部分藥物還具有較好的抗病毒和調控免疫作用，人們早已認識到某些清熱利濕解毒藥如茵陳、黃芩、山豆根、大青葉、敗醬草、連翹、白花蛇舌草、重樓、虎杖等具有抗病毒和消除炎癥作用，如茵陳蒿湯是經典的清熱利濕方劑，原方用治濕熱陽黃，對肝臟疾病具有一定的特異性。其作用機制是抗炎癥、抑制γ-ifn過度作用的病理變化，利膽、抑制肝細胞凋亡，同時又可作用于纖維增生因子，抑制肝纖維化，對膽管阻塞以及二甲基亞硝胺所致的大鼠肝纖維化有顯著的干預治療作用。主要有效成分為茵陳原色酮、毛蒿素、茵陳烯、6，7-二甲基香豆素、都桷子素、大黃酸及大黃素等，都桷子素可顯著抑制活化的肝星狀細胞的dna合成;6，7-二甲基香豆素通過激活核受體組成雄烷受體(car)而加快膽紅素的消除。于世瀛等[2]采用豬血清方法復制大鼠肝纖維化模型，應用清熱利濕方藥進行防治，顯示該方藥有預防和治療肝纖維化的作用，優于秋水仙堿[2]，這些都說明清熱利濕解毒藥具有保護肝細胞、減輕肝細胞變性壞死、間接抑制肝纖維化形成的作用。
3.3 扶正化瘀 活血化瘀、扶正糾偏為治療肝纖維化的基本大法。中醫藥工作者在長期的防治肝病的實踐中積累了大量的理論和處方用藥經驗，為當今中藥抗肝纖維化的組方和方藥篩選提供了線索和捷徑。如20世紀70年代王玉潤用“桃紅飲”(桃仁、紅花、川芎、當歸尾、威靈仙)化裁治療血吸蟲病肝纖維化，結果有良好改善肝功能與微循環作用，并且進一步發現其中的桃仁及其提取物對血吸蟲肝纖維化患者及實驗動物均有較好作用。其后劉平[3]等發現，雖然活血化瘀對肝纖維化有一定的特異性，但患者常見的“疲乏”等癥狀無明顯改善，通過配合補益藥物，如“蟲草菌絲+桃仁提取物”、扶正化瘀方(蟲草菌絲、丹參、桃仁、松黃等)，療效得以進一步提高。迄今，有關肝纖維化的立法組方主要集中活血化瘀和扶正(益氣養血和補益肝腎)兩大類的結合。如扶正化瘀膠囊(丹參、蟲草菌絲、桃仁、七葉膽、五葉子、松花粉等)，強肝軟堅湯(黃芪、白術、茯苓、生地、當歸、白芍、丹參、郁金、丹皮、梔子、鱉甲、茵陳等)，復方861合劑(黃芪、丹參、雞血藤等10味)，復方鱉甲軟肝片(鱉甲、赤芍、三七、冬蟲夏草等11味)，柔肝沖劑(黃芪、丹參、郁金等)，丹芍化纖膠囊(漢防己堿、丹參、赤芍、黃芪、銀杏葉等)，以及實驗證實有效的古典方藥如：大黃蟲丸、鱉甲煎丸、血府逐瘀湯[4]、補陽還五湯[5]、烏雞白鳳丸等。對實驗性肝纖維化有抗肝纖維化作用的中藥單味藥和有效成分大致有：丹參及丹酚酸b、蟲草多糖、當歸、黃芪、姜黃、柴胡、田三七及三七總苷、粉防己堿、桃仁提取物、川芎嗪、牛磺酸、大黃素、黃顏木素、螺旋藻、氧化苦參堿、齊墩果酸、燈盞細辛黃酮、葫蘆素b、甘草甜素和甘草酸及甘草次酸、蒼術酮、絞股藍總皂苷、錢草總生物堿等[6]。
中醫抗肝纖維化的作用機制可包括為：保護肝臟功能、抑制炎癥反應、調節免疫反應、促進肝細胞再生、抑制膠原合成和促進膠原分解等多個環節。中醫抗肝纖維化的研究仍將不斷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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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關鍵詞】蛛網膜下腔出血；動脈瘤性蛛網膜下腔出血；vWF；ADAMTS13；遲發性腦缺血；腦血管痙攣；預后
The expression of von Willebrand factor and ADAMTS13 in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QIAN Jin—xian*， LI Lei， LU Shi—qi， CHEN Gang，ZHAO Yi—ming. *Department of ICU， Suzhou Municipal Hospital （North Campus）， N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Suzhou 215008，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LU Shi—qi ， Email：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values of dynamic changes of von Willebrand factor （vWF） and ADAMTS13 （a disintegrin and metalloprotease with thrombospondin repeats—13） in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Methods Twenty—nine patients with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admitted to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from April 2010 through April 2011 were enrolled for retrospective study. They c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3 sets of grouping：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group （DCI group） and non—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group （no DCI group），cerebral vasospasm group （CVS group） and no vasospasm group （no CVS group）， and good prognosis group and poor prognosis group， and another 20 healthy subjects as control group. All patients were examined with CT， DSA， or/and CTA to identify the intracrani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resulted from aneurysm rupture. The exclusion criteria included： （1） the time from onset to admission was longer than 72 hours or patient was in imminent danger of death； （2） patients had surgery， interventional or conservative treatment outside the hospital； （3） patients were under the treatment of antiplatelet medicine such as aspirin， clopidogrel， or other anticoagulants such as warfarin， etc； （4） patients had blood diseases， impaired kidney or liver function， pregnant， or with recent infections. Venous blood were taken one day， 4 days and 10 days after SAH to determine plasma concentrations of ADAMTS13 and vWF by using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Transcranial Doppler ultrasonography （TCD） was used to measure mean blood flow velocity of middle cerebral artery （VMCA）. Glasgow outcome scale （GOS） score was measured before discharge. Data were analyzed by using SPSS version 13.0 software.Results The levels of vWF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DCI group， CVS group and poor prognosis group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1 day， 4 days and 10 days after SAH.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vWF between DCI group and no DCI group 1 day and 4 days after SAH （ P
【Key words】Subarachnoid hemorrhage； Aneurysm subarachnoid hemorrhage；von Willebrand factor； ADAMTS13； 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Cerebral vasospasm； Prognosis
蛛網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rhage，SAH）是常見的神經系統急危重癥之一，發病年齡相對年輕，其中顱內動脈瘤破裂是其發病的主要原因[1—2]。盡管最近幾十年，對動脈瘤性蛛網膜下腔出血（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aSAH）的診斷方法、治療手段及圍手術期的管理取得長足的進步，但病死率仍高達45%，存活者也有著較高的致殘率，其中aSAH后4～10 d內發生的遲發性腦缺血（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DCI）是導致轉歸惡化的重要原因。血管性假血友病因子（von Willebrand factor，vWF）通過介導血小板與血管內皮下膠原黏附并進而形成血栓，在SAH中的作用日益引起許多學者的關注，但是研究結論卻不盡一致[3—4]。ADAMTS13 （a disintegrin and metal—loprotease with thrombospondin repeats—13）是一種在肝臟合成的金屬酶，通過降解vWF多聚體來減少血栓形成，而關于其在aSAH中的作用卻不甚明確。本文旨在通過動態觀察vWF抗原水平與ADAMTS13活性變化，探討其在aSAH患者中的臨床意義。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收集2010年4月至2011年4月入住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神經外科的動脈瘤性蛛網膜下腔出血患者29例，其中男性12例，女性17例，年齡（53.03±11.19）歲。所有入選患者均經CT、DSA和（或）CTA檢查確診為顱內動脈瘤破裂致蛛網膜下腔出血，并在早期接受動脈瘤夾閉手術。登記臨床資料：姓名、性別、年齡、住院號、出血量、GCS評分、動脈瘤部位、意識障礙史、Hunt—Hess分級、改良Fisher分級等，臨床資料由兩位專科醫師獨立評判并進行綜合。排除標準：（1）入院時發病已超過72 h或即將死亡的患者；（2）在外院已接受手術、介入或內科保守治療的患者；（3）正在使用抗血小板藥物如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或其他抗凝藥物如華法林等；（4）有血液系統疾病、肝腎功能不全、近期有感染性疾病、孕期患者。對照組為正常健康體檢者20例，其中男性10例，女性10例，年齡（48.60±6.40）歲。將上述患者分為遲發性腦缺血組（DCI組）和無遲發性腦缺血組（無DCI組）；腦血管痙攣組（CVS組）和無腦血管痙攣組（無CVS組）；預后良好組和預后不良組。各患者組間治療無明顯差異。
遲發性腦缺血（DCI）診斷標準[5]：（1）新出現的局部神經功能障礙；（2）GCS評分下降2分以上；（3）腦梗死；排除顱內再出血或梗阻性腦積水引起。腦血管痙攣（CVS）診斷標準[6]：入院3 d至2周內行床旁超聲多普勒（TCD）檢查，如Vm MCA（大腦中動脈平均血流速度）>120 cm/s，同時計算Lindegaard指數，即同側MCA（大腦中動脈）與ICA（頸內動脈）顱外段Vm之比（LI）>3，則診斷為腦血管痙攣。預后分組標準[7]：入選患者在出院時進行GOS預后評分（1分：死亡；2分：植物生存；3分：重度殘疾；4分：輕度殘疾；5分：恢復良好）。其中將GOS評分為4～5分病例記為預后良好組，GOS評分為1～3分記為預后不良組。
1.2 方法
對所有患者分別在SAH后1、4、10 d各采肘靜脈血5 ml，分別加入枸櫞酸抗凝管中，3000 r/min離心10 min后提取血漿，—80 ℃冰箱貯存備用。健康對照組每例取外周靜脈血5 ml， 方法同上。血漿vWF抗原含量與ADAMTS13活性（試劑盒購自蘇州大學血液研究所）測定均采用雙抗體夾心固相酶免疫試驗（ELISA）。SZ—125抗體、SZ—129抗體由蘇州大學血液研究所提供。
1.3 統計學方法
使用SPSS 13.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處理。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 ）表示，并行成組 t 檢驗，多組間比較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以 P
2 結果
2.1 臨床結果
在入選的29例患者中，動脈瘤部位：大腦前動脈瘤4例，大腦中動脈瘤2例，前交通動脈瘤10例，眼動脈瘤2例，頸內—后交通動脈瘤6例，大腦后動脈瘤1例，頸內動脈瘤4例。Hunt—Hess分級：Ⅰ級5例， Ⅱ級9例，Ⅲ級10例， Ⅳ級 4例，Ⅴ級0例。改良Fisher分級：0級0例，1級6例，2級12例，3級8例，4級3例。意識障礙史：短暫意識障礙6例，意識障礙持續大于30 min 7例，持續昏迷 4例。其中發生DCI患者6例（20.69%），發生CVS患者20例（68.97%），預后不良者共計10例（34.48%），有4例患者死亡，其余6例患者均伴有重度殘疾或呈昏迷狀態。發生DCI患者中有4例預后不良（66.67%），發生CVS患者中有4例預后不良（20%）。
2.2 血漿vWF水平的動態變化
健康對照組血漿vWF水平為（1.26±0.46）U/ml。DCI、CVS及預后不良組患者中1、4、10 d 血漿vWF水平均明顯高于健康對照組（P
2.3 血漿ADAMTS13活性的動態變化
健康對照組血漿ADAMTS13活性為（56.32±15.47）%。在發生DCI患者的1 d血漿ADAMTS13顯著低于健康對照組（P
3 討論
aSAH好發于Willis動脈環周邊較大的動脈分叉處，因其有再出血及出血后導致的腦損害如CVS、DCI、腦水腫和梗阻性腦積水等病理改變，所以有著較高的病死率和致殘率。其中aSAH后4～10 d內發生的DCI是導致轉歸惡化的重要原因[8]。但是對于DCI的確切發病機制仍不甚明確，最初一度認為aSAH后近端腦血管痙攣和管腔狹窄是DCI發生的“唯一”原因，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發現aSAH后CVS高達70%，其中只有30%發生DCI，并且在這部分患者中臨床癥狀與發生血管痙攣的血管分布并不一致[9—10]。此外，并不是所有發生DCI的患者都有血管造影腦血管痙攣的證據。隨后“廣泛微血管痙攣”[11]、“皮層擴散性抑制”[12—13]、“內皮細胞激活”[14—15]、“炎癥反應”[16—17]、“凝血級聯反應和纖溶失衡”[18]、“微血栓形成”[19]等學說相繼提出，在aSAH后DCI的發病過程中均扮演著不同程度的角色。但是目前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微血栓形成”是DCI重要的發病機制之一，也引起許多學者的關注，并且在尸解中也得到了證實[20]。
vWF主要來源于血管內皮細胞的W—P（Weibel—Palade）小體和血小板的α顆粒，介導血小板與血管內皮下膠原黏附并進而形成血栓，其分子量越大，與膠原和血小板的結合能力就越強[21—22]。ADAMTS13是一種金屬蛋白酶，主要在肝臟合成，主要作用于vWF第842位酪氨酸與843位蛋氨酸之間的肽鍵，從而降解vWF多聚體來減少血栓形成。Frijins等[23]研究提示，SAH后早期（72 h內）vWF濃度升高與DCI的發生相關，并且是患者預后不良的獨立危險因素，但并不是CVS的獨立危險因素，可能由于vWF是小血栓形成的誘因，從而導致缺血性改變。ADAMTS13活性下降最初是在血栓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 （TTP）的研究中發現，近年來在心腦血管疾病中的作用也引起一些學者的關注，但是關于ADAMTS13在腦血管疾病中的研究較少，最新的研究發現，vWF抗原升高與ADAMTS13 活性下降導致患者發生腦梗死的風險增高， ADAMTS13降低患者較ADAMTS13較高患者發生腦梗死的風險增加接近2倍[24]。國內也有學者的研究結果與之相似，在急性心肌梗死和腦梗死患者中ADAMTS13 活性較健康對照組顯著下降[25]。2009年Vergouwen等[26]研究也首次發現在aSAH后并發DCI患者中ADAMTS13活性下降，但是vWF抗原水平與ADAMTS13活性下降之間并無相關性（ r =—0.027， P =0.736）。但是由于DCI的發生更多是由于腦血管局部微循環障礙引起，所以vWF、ADAMTS13變化規律并不同于大血管病變所致腦梗死。
在本實驗中入選的29例患者中，發生DCI患者有6例（20.69%），其中發生DCI患者中有4例預后不良（66.67%），有2例未發生CVS（33.33%），而發生CVS患者中有4例預后不良（20%），發生DCI合并CVS 4例患者均預后不良。這些臨床數據表明，aSAH患者DCI的發生與否與預后密切相關， CVS與DCI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系，但是在DCI患者中并不是所有患者均發生了CVS，在CVS患者中也并未均進展成DCI。
本研究中DCI患者vWF抗原水平在1、4 d時均明顯高于未發生DCI組。ADAMTS13活性在第1天出現明顯下降，明顯低于正常水平及未發生DCI組。提示在aSAH患者早期可能由于ADAMTS13活性下降，導致ADAMTS13不能有效降解vWF成小分子片段，vWF多聚體在血管內聚集，形成微血栓，從而表現出血漿vWF抗原升高。而內皮細胞激活同樣可以引起vWF抗原的升高，但是本研究中發現DCI患者早期同時伴隨著ADAMTS13活性下降，所以我們認為在發生DCI患者中微血栓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CVS患者血漿vWF水平持續升高，在4 d時明顯高于未發生CVS患者，可能是與該時間點正好是CVS開始啟動的危險期有關，而在1 d時及后期未表現出差異，表明vWF水平在CVS發生的危險期中明顯升高，這是由于內皮損傷致CVS發生所致。早期血漿vWF水平與ADAMTS13活性下降不僅與DCI發生有關并且與預后相關。研究發現，通過檢測SAH患者血漿和腦脊液中vWF 濃度發現，SAH并發腦血管痙攣或腦梗死患者中血漿和腦脊液中vWF均明顯升高，腦脊液中vWF 水平與神經功能狀況呈正相關，因此vWF 可以作為預測CVS和局灶性缺血的獨立危險因素[21]。Frijns 等[14] 在測定106例aSAH患者早期（3 d內）血管內皮細胞激活標志物時，發現內皮細胞激活的特異標志物vWF與DCI的發生及預后相關，由于vWF升高導致腦循環中微血栓形成，引起缺血事件發生。
總之，通過本研究發現微血栓形成是aSAH后并發DCI重要發病機制之一，動態監測早期血漿vWF抗原水平與ADAMTS13活性可以預測DCI發生，并且對aSAH預后的判定起著一定的指導作用。但是，本研究由于樣本量較小，缺乏中長期的隨訪治療，故仍有待大樣本多中心的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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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6—11）
DOI：10.3760/cma.j.issn.1671—0282.2012.09.019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81100872）
作者單位： 215000 江蘇省蘇州，南京醫科大學附屬蘇州市立醫院北區ICU（錢進先）；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神經外科（李磊、陳罡），急診科（陸士奇），血液研究所（趙益明）
通信作者：陸士奇， Email：
篇3
關鍵詞：中醫病因理論；層次；局限性；分析
中圖分類號：R28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7717(2012)07-1560-03
收稿日期：2012-03-02
基金項目：浙江省中醫藥管理局基金資助項目（2010ZR007）
作者簡介：黃建波（1973-），男，浙江慈溪人，副教授，碩士，研究方向：中醫基礎理論、中醫臨床基礎， 中醫病因學說是中醫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醫探究病因的歷史十分悠久，中醫病因學說是在不斷發展的，關于中醫病因的層次理論體系也在不斷的變化，從陰陽分類到內外分類，從三因學說到原發、繼發病因理論等，每一次變革都促進了中醫病因學說的發展。中醫病因的層次至今還是沒有統一的標準，但是這些理論為什么被更替，主要是這些理論存在時代的局限性，缺乏可以持續發展完善的特征。
1 中醫病因層次理論的發展
中醫病因層次理論的發展中最具有影響性的包括陰陽病因理論、三因理論、內外病因理論、天地人病因理論和原發繼發病因理論等。
《黃帝內經》根據各種病因的致病特點歸納為陰和陽兩大類。東漢末年張從正根據病因的致病途徑和傳變規律，將病因分為三類，即內所因，外皮膚所中和房室、金刃、蟲獸；梁·陶弘景在其所著的《肘后備急方·三因論》中將病因分為內疾、外發和它發三大類；南宋陳無擇著《三因極——病證方論》，稱六所感為外因，七情所傷為內因，其他如飲食、房室、勞倦、金刃、蟲獸等為不內外因，最終發展成為中醫病因“三因學說”。明清時期很多醫家把病因概括為“內因”和“外因”兩大類，把六和戾氣稱為外因，七情、房室、勞倦、飲食等均歸納在內因。張從正在《儒門事親》中把病因歸納為天邪、地邪、人邪。現代很多學者認為引起疾病的原因大體可以分為原發性病因和繼發性病因。
還有些學者提出了其他的分類方法，如宋鷺冰\[1\]在《中醫病因病機學》中提出將中醫病因分為自然因素、生活因素、情志因素、體質因素、內生因素和其他因素等六大類；趙學印\[2\]認為氣、血、津液是人體的三大基本物質，三者郁滯分別形成滯氣、瘀血、痰飲，成為三大致病因素，通過三者之間的比較，提出滯氣是病因；黎敬波\[3\]等認為病因辨證第一層次為天和地，第二層次為生態和社會，第三層次為人體。
2 發展中的中醫病因層次理論的局限性
2.1 陰陽病因理論局限性分析
《黃帝內經》首言：“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陰或生于陽。其生于陽者，得之風雨寒暑，其生于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這是最早的中醫病因分類法——陰陽分類法。《黃帝內經》的陰陽分類法存在理論范疇過大化和陰陽標準模糊的局限性。所以這種分類方法不為后人所宗。
傳統中醫學范疇內的陰陽，將陰陽作為是宇宙中相互關聯的事物或現象對立雙方屬性的概括，應當說理論范疇有明顯的過大化。將中醫陰陽作為是宇宙事物或現象的概括，而宇宙對于我們現代人類認識尚且不夠，那么再將醫學上的陰陽理論聯系到這一層次進行認識，未免使中醫學更抽象、難以把握。《黃帝內經》中并沒有說明邪之“生于陰”或“生于陽”的客觀標準，就是說，其分類原則是不夠明確的。例如為什么把“飲食居處”與“陰陽喜怒”統之于陰呢？可以說這兩個因素無論歸入“陰”或“陽”都是模糊的。
2.2 內因外因病因理論局限性分析
按中醫陰陽學說，外為陽，內為陰，所以內外病因理論分類法的原始理論依據實質上是陰陽分類法。學者把六和戾氣稱為外因，七情、房室、勞倦、飲食等均歸納在內因。內因外因分類法沒有充分考慮病因致病的相對性，分類的具體內容不夠詳盡。
外因是機體之外客觀存在的或人為造成的各種能影響機體而直接或間接致病的社會、生物、理化因素等。內因是機體內部固有的或受外因影響而產生并可進一步致病的原因。所以這里存在病因致病的相對性，還包括一些外因通過一定的過程轉化為內因，而內因也可以轉化為外因，或者內因、外因同時作用而致病。
分類中把飲食、七情作為內因是不全面的，飲食是外來之物，只不過吸入體內的渠道和六致病不一樣，所以飲食因素歸納為內因也是不夠嚴密的。“內傷七情”是人體對外界事物的心理反應，是機體內因與外因互相作用的結果，同時又是進一步致病的原因，僅視之為內因是不夠全面的\[4\]。比如“怒”為致病因素，大多數情況都是由于病人忍受不了外界的刺激而發怒，最終導致疾病的產生，所以七情致病的很多情況是外部因素引起的。中醫病因還有外傷、蟲獸傷等，內外因病因理論中的病因種類的闡述也不夠詳盡。
2.3 “三因學說”病因理論局限性分析
漢代張仲景《金匱要略》提出：“千般災難，不越三條”。宋代陳無擇創“三因學說”，中醫病因的分類學方法漸趨統一。后世醫家多從“三因學說”，將六邪氣侵襲稱為外因，情志所傷歸為內因，而將飲食勞倦、跌仆金刃、蟲獸所傷等歸為不內外因。“三因學說”病因理論沒有考慮“不內外因”病因理論的科學性以及內外因相對性的問題。
篇4
【關鍵詞】 數據庫技術；關聯分析；證候要素；中醫方劑數據庫
“證候要素”主要指辨證所確定的病位和病性[1]，其中病性是由病因、病機總結而得來[2]。王永炎院士在“完善中醫辨證方法體系的建議”等文中提出了“證候”研究應首要繼承的是“以象為素，以素為候，以候為證”理念[3-4]，由此“證候要素”概念被提出，即“證候要素”是指組成“證”的主要元素，“證候要素”是支持辨證的基本單元，是辨證體系的核心。中醫辨證是在中醫理論的指導下，對四診收集到的臨證信息進行辨別、分析、綜合、判斷的過程，是一種將自然環境、患者正氣強弱、疾病特點等加以綜合考慮的診斷方法[5]。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們以中醫方劑數據庫為平臺，通過數據庫技術，挖掘病因、病位、病機與癥狀體征(簡稱之“象”)之間的關系，不僅可以發現古代中醫文獻中證候要素的存在狀況，而且通過對古代文獻中證候要素與“象”間關聯度的挖掘分析，為中醫“證候”規范以及辨證體系的研究提供歷史的基礎數據。
1 中醫方劑數據庫簡介
本研究使用的“中醫方劑數據庫”(以下簡稱“方劑庫”)是由北京中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研制并建設的。該數據庫系統建立在Oracle的OAS(Oracle 8i Application Server)和PL/ SQL軟插件的基礎之上，用戶可通過客戶端的瀏覽器，在網絡上訪問服務器上的數據庫系統。在全面、系統、高效地利用中醫藥信息的思想指導下，根據中醫方劑文獻的特點，設計了“方劑文獻解析主題標引工作單”，以此作為方劑庫系統結構設計的依據，實現了中醫方劑數據的高度結構化、一致化存儲，為數據挖掘奠定了基礎。
目前，方劑庫共收錄了由先秦到民國的73種書籍中記載的92 102條方劑文獻，年代跨度在2 000年以上，所選擇的文獻具有較好的分布性，即各個朝代都有收集，且經過論證后精心挑選的文獻，使數據具有了較好的代表性。
方劑庫系統設計實現了全方位、開放式的查詢功能，加之全文解析主題標引方案的實現，使方劑庫從多角度、多層次、多主題的查詢成為可能。查詢功能除了提供“并且”，“或者”、“并且不包括”、“或者不包括”等整套邏輯查詢語句之外，系統還設計了“單括號”和“雙括號”的優先級查詢干預功能，以最大限度地滿足查詢邏輯的需求。
方劑庫實現了對查詢結果進行關聯分析、數據總結、數據分類、序列模式分析等，初步實現了基于頻次的數據挖掘功能。
2 證候要素與“象”關聯的挖掘實驗
在中醫方劑數據庫這個平臺上，根據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項目“證候規范及其與疾病、方劑相關的基礎研究”的設計，我們承擔了對古方劑文獻中證候要素存在狀況的調研及其相互間關系的挖掘工作，本實驗是為研究病因、病位、病機與“象”之間的關系而設計的。
2.1 病因與“象”的關聯分析
查詢條件：病因主題詞為“風邪”、“寒邪”、“暑邪”、“濕邪”、“燥邪”、“熱邪”。
挖掘結果：滿足“風邪”條件的方劑3 667條，涉及的癥狀體征795個；滿足“寒邪”條件的方劑3 708條，涉及的癥狀體征775個；滿足“暑邪”條件的方劑308條，涉及的癥狀體征218個；滿足“濕邪”條件的方劑556條，涉及的癥狀體征382個；滿足“燥邪”條件的方劑52條，涉及的癥狀體征137個；滿足“熱邪”條件的方劑2 677條，涉及的癥狀體征717個。頻次序列見表1(限于篇幅取前10位數據)。表1 病因與“象”關聯序列示例（略）
通過表1可以看出，挖掘結果均與中醫學中有關六致病常見的癥狀體征相符，也與六致病的特性相一致。如寒邪傷于肌表，阻遏衛陽，稱為“傷寒”，即外感風寒；寒邪直中于里，傷及臟腑陽氣，則為“中寒”[6]。
通過數據數據結果可看出，本研究中涉及的方劑數據以“中寒”居多，這也與數據庫中的實際情況相符，數據庫中的數據多以宋元年前為主，可能與這些時期戰爭頻發、人民飽受饑餓，寒邪易直中臟腑有關。另外，六致病除燥邪外前10位的癥狀體征中均有“頭痛”和“煩躁”，查找原始數據還發現“燥邪致病”也常出現“頭痛”和“煩躁”，只是不在前10位內而已。這一結果說明，“頭痛”和“煩躁”是六為病的普遍癥狀，除提示臨床遇之需辨別病因、辨證施治外，還提示可對“頭痛”和“煩躁”的相關信息深入挖掘，如在不同“病因”條件下“頭痛”、“煩躁”的伴有癥有哪些？組方用藥有何不同？分別都和哪些病機、病位有關等。
2.2 病位與“象”的關聯分析
查詢條件：病位主題詞分別為“肺”、“心”、“肝”、“脾”、“腎”。
挖掘結果：病位為“肺”的方劑2 336條，涉及的癥狀體征624個；病位為“心”的方劑2 746條，涉及癥狀體征684個；病位為“肝”的方劑1 356條，涉及癥狀體征606個；病位為“脾”的方劑3 050條，涉及癥狀體征727個；病位為“腎”的方劑2 273條，涉及癥狀體征677個。頻次序列見表2(限于篇幅取前10位數據)。表2 病位與“象”關聯序列示例（略）
通過表2可以看出，與病位“肺”關聯最強的“象”為咳嗽、喘、胸悶等，這與肺的主要生理功能“主氣，司呼吸”是一致的；與病位“心”關聯最強的為煩躁、心痛、心悸等，這與《靈樞·大惑論》“心者，神之舍也”，以及《素問·宣明五氣篇》“心藏神”的認識相吻合；與病位“肝”關聯最強的為目昏、目痛、白睛發紅等，與“肝開竅于目”的理論認識一致，以及脅脹、胸悶、脅痛、煩躁等，與“肝”主疏泄功能密切相關；與病位“脾”關聯最強的為食欲減退、嘔吐、泄瀉等，與脾主運化的基礎理論認識一致；與病位“腎”關聯最強的為腰痛、尿頻數、耳鳴等，也與腎的生理密切相關。以上這些均與中醫理論的相關論述以及臨床實踐情況相一致。
2.3 病機與“象”的關聯分析
查詢條件：病機主題詞為“陰虛”、“陽虛”、“氣虛”、“血虛”。
挖掘結果：病機為“陰虛”的方劑423條，涉及癥狀體征397個；病機為“陽虛”的方劑646條，涉及的癥狀體征417個；病機為“氣虛”的方劑2 281條，涉及的癥狀體征759個；病機為“血虛”的方劑1 046條，涉及的癥狀體征613個。頻次序列見表3(限于篇幅取前10位數據)。表3 病機與“象”關聯序列示例（略）
通過表3可以看出，與各“病機”相對應的癥狀體征基本符合中醫理論和臨床實際情況。但也發現一些值得進一步研究和探討的數據，如“陽虛”的癥狀體征多為泄瀉、腹痛、嘔吐等中陽不足的病變表現，強調的是運化系統的表現，而畏寒喜暖、四肢逆冷、尿頻數、身腫等腎陽虛的病變表現在其次，這與教材的內容略有區別，教材一般把腎陽虛的表現作為陽虛的主要表現。又如，若將上述的結果作一個分類集合，數據顯示，“陽虛”時，各種“疼痛”的表現僅次于運化方面的表現，這一點似乎對臨床很有啟示意義，因為“寒”是疼痛的重要病機。
2.4 “象”與各種證候要素的關系(見表4)
表4 “象”與證候要素關聯序列示例（略）
以“咳嗽”為例，查詢條件：癥狀體征主題詞為“咳嗽”。
挖掘結果：符合查詢條件的方劑文獻共計2 945條；涉及的病位53種，80%是五臟六腑；涉及病因56種，90%是時邪、勞傷和內邪(痰飲、瘀血等)；涉及的病機243種，臟腑病機占絕大多數，以下依次是六致病、氣血失常、津液代謝失常等。按照類序的排列如表4所示(限于篇幅取前5位數據)。
通過表4可以看出，五臟六腑皆令人咳，但居于首位的肺，出現次數1 198次，明顯高于其他病位，這均符合中醫基礎理論與臨床實際情況；咳嗽常見的病因在六致病中以“寒邪”為主，這也與寒邪犯肺易出現咳嗽相一致；在臟腑病機中“肺傷”居于首位，這與肺主氣、司呼吸的生理功能是一致的。
3 結論
本研究通過對歷代方劑數據的標準化和結構化處理，對古代方劑文獻中包含的病位(以五臟為例)、病機(以陰虛、陽虛、氣虛、血虛為例)、病因(以六為例)等證候要素與癥狀體征間的關系進行挖掘，進而探討證候要素與癥狀體征之間的關聯度。從分析結果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結論：①病因、病機、病位等證候要素與癥狀體征間的關聯各不相同，但有規律可循，與目前中醫學基礎理論的認識基本相符，說明挖掘的數據可以驗證理論認識；②挖掘出的結果數據具體，不論對證候的深入研究，還是對臨床的指導，均具有啟示的價值，具體分析已如上述。③方劑庫的數據由于歷史的原因尚缺乏完整性，有待用還原技術來完善，數據一旦完整，挖掘的結果將更具有應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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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 偏頭痛；中醫病因病機；治療對策
DOI：10.14163/ki.11-5547/r.2015.30.143
偏頭痛是一種臨床上的常見病， 而且會反復發作， 關于偏頭痛的中醫病因病機， 根據相關文獻資料分析[1]， 原因較多， 但是最終歸于外感和內傷。本文在搜索了大量的文獻資料之后對于偏頭痛的中醫病因病要進行總結， 同時對本院2013年3月～2014年3月收治的50例偏頭痛患者的臨床資料予以回顧分析， 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取本院2013年3月～2014年3月收治的偏頭痛患者50例， 隨機分為試驗組和對照組， 每組25例。其中試驗組中男15例， 女10例；年齡最大65歲， 最小27歲， 平均年齡46歲；對照組中男18例， 女7例；年齡最大62歲， 最小24歲， 平均年齡43歲。兩組患者性別、年齡、病程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采用資料搜集的方法對于偏頭痛的中醫病因病機進行分析和總結；試驗組患者采用中藥內服的方法， 中藥為芎柴丹胡湯， 主要成分包括川芎、柴胡、丹參、延胡索、白芷。對照組患者采用中藥外治的方法， 使用的中藥為頭風膏， 主要成分為川烏、白附子、生南星、川芎、細辛、樟腦、冰片， 研為細末調成糊狀敷貼， 患者均以7 d為1個療程。在治療結束之后， 對兩組患者的治療情況進行比較并進行相應的分析。
1. 3 療效判定標準[2] 將療效的評價標準分為三個等級， 即顯效、有效和無效。顯效：經過治療之后患者徹底痊愈， 臨床癥狀基本消失；有效：患者明顯的感覺到癥狀的改變但是還有一定的癥狀， 在臨床上表現為癥狀減輕；無效：經過治療之后患者沒有感覺到任何改變。總有效率=（顯效+有效）/總例數×100%。
1. 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3.0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表示， 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檢驗。P
2 結果
2. 1 偏頭痛的中藥病因病機 根據大量文獻資料以及臨床資料的分析， 總結出偏頭痛的中醫病因病要包括以下內容：偏頭痛由于風邪外侵、上犯清風對人的身體產生一定的影響， 在脾腎陽虛、脾胃虛弱的基礎上， 由于氣機不暢、瘀血阻絡最終引起偏頭痛， 并且偏頭痛在一定程度上與肝功能的失調有關。
2. 2 兩組治療效果對比 觀察組顯效20例， 有效4例， 總有效率為96.00%；對照組顯效19例， 有效5例， 總有效率為96.00%， 兩組總有效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3 討論
偏頭痛屬于一類在臨床上比較常見的疾病， 給患者的生活、工作學習都帶來了較大的影響， 關于他的中醫病因病機， 通過大量的文獻資料查證， 有了一定的了解。在《素問?風論篇》[3]中就有相關的描述， “風氣循風府而上， 則為腦風”、“新沐之風， 則為首風”以及“首風之狀， 頭多面汗， 惡風”在這里主要說的是“腦風”、“首風”等；在《景岳全書?頭痛》[4]中又是這樣描述的“陽虛頭痛 ， 即氣虛之所屬也”， 也就是說如果出現腎虛會引起頭痛；在《證治準繩》[5]中有這樣的記載“病頭痛者 ， 凡此皆臟腑經脈之氣逆上 ， 亂于頭之清道 ， 致其不得運行 ， 壅遏精髓而痛者也”。在《素問?至真要大論》中有“諸風掉眩 ， 皆屬于肝”的說法。通過這些文獻資料的統計[6]， 作者總結出了偏頭痛的中醫病因病要即由于風邪外侵、上犯清風對人的身體產生一定的影響；同時在脾腎陽虛、脾胃虛弱的基礎上， 由于氣機不暢、瘀血阻絡最終引起了偏頭痛， 并且偏頭痛在一定程度上與肝功能的失調有關系。
通過對本院50例偏頭痛患者臨床資料的回顧與分析， 對試驗組使用中藥芎柴丹胡湯內服， 對照組采用中藥頭風膏外用治療， 在1個療程后， 兩組患者在臨床表現上發生了顯著改變， 而且兩組患者之間的治療效果差異不大。在治療偏頭痛方面， 采用中藥芎柴丹胡湯內服和中藥頭風膏外用都可以取得很好的治療效果， 這是因為這些中藥中都含有與中醫病因病理相關的藥物治療， 所以可以取得較好的效果， 值得在臨床治療上推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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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中庸思想；黃帝內經；病因病機；滲透與影響
中圖分類號：R2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7717(2007)07－1486－03
中庸思想源于西周以前的“尚中”思想，其核心理念為“執中、適中、中和、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權以用中。其中平衡是關鍵，即為“中和”。提于《論語》、成于《中庸》，至宋、明時期，程朱理學將中庸思想推向。在中醫學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中庸思想滲透和影響了其諸多領域，起到了目標性的導向作用。
中庸思想滲透和影響在中醫理論尤其是對中醫病因病機學的影響非常明顯。中醫理論的主綱是人體調節理論。是臟腑、經絡、氣血、體液在適應季節、氣候后得“中和”，從而使機體得“中和”；機體得“中和”則人體得健康；反之，機體“失中和”則易患病。這一以“中和”為主線的中庸理念貫穿了中醫病因病機學發展的整個歷史，是中醫病因學說的總綱。
成書于秦漢時期的《黃帝內經》基本奠定中醫病因病機學的理論體系，明確提出了六氣、情志、飲食等內外因素在一定條件下可成為致病因素。它關于病因病機的論述是后世乃至當今研究疾病的病因病機變化及疾病防治等諸多方面的重要理論依據。
1 中庸最想與《黃帝內經》的哲學淵源
1．1 中庸思想與《黃帝內經》的成書時間比較盡管無論中庸思想抑或是《黃帝內經》其形成標志均有爭議，但目前國內史學界大多認為《黃帝內經》應最終成書于西漢中期(公元前1世紀)之前。大量文字學考證表明其最終成書時間應晚于中庸思想的標志性著作《論語》和《中庸》。(孔子之孫子思作《中庸》，而子思卒于公元前四零二年，故兩者相距約三百年)。早在漢武帝時期，出于政治考慮，官方就已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樣作為以當時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為指導的中醫理論的奠基之作和集中當時各學科大成的《黃帝內經》理論上就必然受到已經在官方開始受到追捧的儒家思想的滲透與影響，因而作為儒家思想的核心的中庸思想也必然對《黃帝內經》產生影響。
1．2 中庸思想與《黃帝內經》的文獻淵源，孔子許多思想直接影響了《黃帝內經》的醫學思想。如“過猶不及”，“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允執其中”(《論語》)。《素問?生氣通天論篇》則說：“陰陽之要……因而和之……陰平陽秘，精神乃治。《素問?調經論篇》說：“陰陽勻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日平人”。反之，就會出現“陰盛則陽病”、“陽盛則陰病”，甚至“陰陽離絕”的危候；又如《論語?鄉黨》說：“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不多食”與《素問?上古天真論篇》“食飲有節”和“飲食自倍，腸胃乃傷(《痹論篇》)觀點一致。表述相似；在治療用藥方面，《素問?玉版論要篇》曰：“陰陽反他，治在權衡相奪”。《素問?至真要大論篇》云：“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上述分析證明了孔子的“中庸”與《黃帝內經》的執“平”，二者不僅觀點一致，哲學思維的本質也如出一轍。
這樣無論從成書時間還是文獻考據，均不難做出一個大膽的推測，中庸思想從中醫理論體系發軔的《黃帝內經》就開始對中醫的理論體系產生了巨大的滲透與影響。
1．3 中庸思想與《黃帝內經》的哲學本質的趨同性特征《荀子?禮論篇》中說：“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同時認為“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中庸思想強調矛盾對立雙方根據主體需要使雙方趨于平衡，建立在矛盾對立基礎上的陰陽學說和以此為基石的《黃帝內經》更強調雙方的平和從而達到保持機體健康或治療疾病的目的。而雙方建立的哲學基礎――中國古代哲學又基本一致認為萬物源于道。這樣就不難發現中庸思想和《黃帝內經》在對生命形態、病因病機等理論的認識上就哲學本質而言兩者具有趨同性。這種趨同性理解構成了中庸思想對《黃帝內經》產生影響的哲學淵源。
2 中庸思想對《黃帝內經》病因病機理論建構的核心影響作用
中庸思想在《黃帝內經》的核心理論建構中發揮了原則性和目標性的指導作用。中庸思想既是《黃帝內經》核心理論中機體健康的根本保證，又是產生疾病的哲學原因。
眾所周知，陰陽學說作為核心理論貫穿于《黃帝內經》理論體系的各個方面，陰陽學說之中充滿了“中庸”、“中和”的思想。因此，“中庸”“中和”的思想也就貫穿于《黃帝內經》理論體系的各個方面。
從病因病機學方面看，《黃帝內經》突出了失中為病的思想，明確闡述了“陰陽失調”是一切疾病病理變化的基礎，奠定了中醫病因病機的基本理論。《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說：“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問?調經論篇》進一步指出：“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陰，或生于陽。將病因分為陰陽兩類后，解釋了人體產生疾病的根本原因在于“陰陽失調”。
《黃帝內經》對病因致病特點的認識大致有時氣失常、情志過激、飲食失節、勞逸失度等方面，這些均體現了失中思想。
《素問?六節藏象論篇》說：“未至而至，此謂太過，……至而不至，此謂不及。太過導致正常的氣候變化成為病邪。機體與外界的中和平衡，機體內部的適應性平衡成為了維持機體健康的機制。《靈樞?百病始生》說：“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強調指出了“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素問?生氣通天論篇》)。所以人們必須要“和于陰陽，調于四時”，違背了四時陰陽，就會引起疾病的發生。例如，“逆春氣”，則“肝氣內變”；“逆夏氣”，則“心氣內洞”；“逆秋氣”，就會“肺氣焦滿”；“逆冬氣”，影響腎臟，出現“腎氣獨沉”(《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篇》)。臟腑在某一時令季節失去“執中”“中和”會直接導致相應臟腑疾病的產生。運氣7篇大論系統論述了氣候變化的太過、不及與平氣和人體發病的不同情況，系統地闡述了“六”學說。認為自然界氣候風、寒、暑、濕、燥、火，在不正常的情況下也可以引起疾病的發生。
至于7情，《黃帝內經》根據人體的情志變化，概括為喜、怒、憂、思、悲、恐、驚7種。突出地強調了精神心理因素與疾病的關系。在形神統一的基礎上，指出情志變動也是疾病發生的重要因素。如《素問?舉痛論篇》說：“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驚則氣亂，思則氣結。”這里的上、下、緩、消、亂、結都是指情志過激失于用中所致的氣的失常。《素問?疏五過論篇》說：“暴樂暴苦，始樂后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沮。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所以七情太過，也是人
體重要的致病因素之一。
《黃帝內經》進一步闡述了飲食不節病因，明顯體現了失中致病的思想。如《素問?痹論篇》說：“飲食想自倍，腸胃乃傷。《素問?生氣通天論篇》說：“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認為五味分別人五臟以養五臟之氣，如偏食某味過久，則可使五臟之氣偏勝或偏衰而發病。
《素問?經脈別論篇》還提出：“生病起于過用”的觀點，認為盡管疾病發生的原因很復雜，但其關鍵都離不開過用失中這一環節。如《靈樞?本神》說：“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等。《靈樞?百病始生》說：“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脈傷”。《素問?舉痛論篇》說：“勞則氣耗”，“勞則喘息汗出，外內皆越，故氣耗矣”。《素問?痿論篇》說：“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為筋痿，及為白。”這些致病因素均離不開“失中”、和不能“執中”，中庸思想在這里強有力地發揮了它的影響力。
3 中庸的權變適中思想對《黃帝內經》的病因病機學說的滲透與影響
《黃帝內經》中的中庸思想不僅強調中和，更重視運動中如何權變適中。中庸思想對《黃帝內經》病因病機的一個重要影響就是其貫穿于醫學實踐的整體運動中，中庸并非簡單的折中，而是不斷變化中尋求一種動態平衡，即權變適中。“中庸”對中醫學理論起著支配作用。在自然界的中和方面，運氣學說是最好的注腳。如《素問?氣交變大論篇》說：“五運之政，猶權衡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化者應之，變者復之”。運氣學說的中和理論是自然界的自穩調節機制，是維持氣候六氣之間相對平衡的保證，并最終納入天地陰陽的平衡。而人體內部臟氣之間以及人體與外界環境的中和，可以通過人體內部的自調機制來實現。如藏象理論及臟腑相關理論描述的氣機升降出入，臟氣之間的生、克、乘、侮關系，以及經絡之間氣血多少等，都具有調節和實現臟腑生理及心理的協調平衡從而達到“平人”的作用。正如《素問?靈蘭秘典論篇》所謂：“十二藏之相使……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主不明則十二官危。從病因病機學角度看《黃帝內經》所反映出的失中致病的思想還有很多。盡管疾病發生的原因很復雜，但其關鍵都離不開失中這一環節。
4 結 語
篇7
【關鍵詞】 戾氣； 六； 六氣； 審因論治
自吳又可提出“夫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之后，備受推崇，被譽為“溫病病因的偉大創見”［1］ “中華新醫學的曙光” ［2］“誠瘟疫門中字字金針，無可訾議”(《溫疫論類編·自序》)。于是在中醫疫病學說中就形成了一種理論與臨床相悖的情況，即在理論上認為戾氣是六之外的一種特殊邪氣，在臨床上卻按照“六學說”進行審因論治。即使在現代微生物學高度發達的今天，中醫在臨床上治療疫病仍離不開“六學說”，如張立山等［3］認為SARS的病機特點為熱毒犯肺，釀生濕毒。筆者認為這種理論與臨床脫節的現象不利于中醫疫病學說的發展，因此提出戾氣為六之極的觀點，以就正于同道。
1 《內經》的五疫屬六氣變化范疇
《素問·刺法論》提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這里的五疫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種疫病，這些疫病的病因到底是非風、非寒、非暑、非濕的戾氣，還是由六氣變化所致？從《內經》的本意來看，應該是由六氣變化所致，在《素問·刺法論》中將疫病的產生原因歸結為五運六氣之司天在泉的異動所致，“假令甲子剛柔失守，剛未正，柔孤而有虧，時序不令，即音律非從，如此三年，變大疫也。”也就是說甲子司天之年剛柔失守，司天未能遷正，在泉便孤立而空虛，四時次序不按節令的寒溫，氣候像音律一樣不能相應，三年左右就可能發生大疫。《素問·六元正紀大論》也認為疫病的產生與運氣變化相關，“太陽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初之氣，地氣遷，氣乃大溫，草乃早榮，民乃厲”，“陽明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后天，……二之氣，陽乃布，民乃舒，物乃生榮，厲大至，民善暴死”。以上說明《內經》認為導致五疫發生的病因是五運六氣運氣變化，而運氣變化的核心內容是風、寒、暑、濕、燥、火六氣的變化，因此，可以說《內經》對五疫病因認識屬六氣變化范疇。
2 古今治疫，均按“六學說”進行審因論治
張仲景在《傷寒論》序言中說其宗族死于傷寒的有十分之七，可見當時傷寒是指疫病。《傷寒論》一書是對東漢末年頻發流行的寒性疫病的病程規律及其常見證候的臨床記錄和理論升華，其論治不離風、寒、暑、濕，其用藥不離寒、熱、溫、涼；吳又可的《溫疫論》雖提出“夫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也曾設想不需辨證求因的特效治療，“一病只有一藥之到病已，不煩君臣佐使品味加減之勞矣”。但其未能發現真正意義上的治療癘氣的特效藥物，“至于受無形雜氣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因此其對疫病治療初期用化濕清熱的達原飲，中期用辛寒清熱的白虎湯等，仍然離不開六病因治療的體系。清代余師愚著《疫疹一得》，詳論疫疹，對疫病的辨證論治作出了重要貢獻，在中醫疫病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余氏論治疫病仍未離開六病因治療的體系，認為疫證的發生應責之于火毒。如《疫疹一得》中說：“瘟既日毒，其為火也明矣，且五行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日君日相，內陰外陽，主乎動者也，火之為病，其害甚大。土遇之而赤。金遇之而熔，木遇之而燃，水不勝火則涸，故《易》曰：‘燥萬物者，莫蠼乎火’，古人所謂元氣之賊也。以是知火者疹之根，疹者火之苗也”。其對疫病治療主要用清熱解毒的清瘟敗毒飲和清心涼膈散為主方；清代疫病大師楊栗山在理論上繼承了吳又可的學說，“雜氣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非燥、非火，天地間另為一種，偶荒早澇、疵癘煙瘴之毒氣也”，在臨床上將戾氣改頭換面，復歸于六病因之中，認為疫病“得于天地之雜氣，怫熱在里，由內而達于外，故不惡寒而作渴，此內之郁熱為重，外感為輕，兼有無外感而內之郁熱自發者，又多發在春夏，若用辛溫解表，是為抱薪投火，輕者必重，重者必死，惟用辛涼苦寒，如升降、雙解之劑，以開導其里熱，里熱除而表證自解矣”；近代中醫治療疫病莫不以“六學說”進行審因論治，如商讓成等［4］治療流行性乙型腦炎，梅琰等［5］治療流行性出血熱，張立山等［3］治療 SARS等。可見，在臨床上，辨別疫病病因的六性質是不可缺少的一環，歷代醫家對疫病病因性質的認識，主要是根據疫病發病后的臨床表現，再根據六性質進行分析而得來的。
3 吳又可戾氣學說的缺陷
中醫學的理論體系的構建是以精氣學說和陰陽五行學說為基礎，可以說精氣學說和陰陽五行學說共同建構了中醫學龐大的理論體系，促進了中醫理論體系的迅速發展，今天的中醫學仍然離不開這兩個學說。精氣、陰陽五行等概念不是從實體上來認識事物，而是從功能的角度來把握對象。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六病因學說也不是指風、寒、暑、濕、燥、火六種物質，而是根據人體患病后的反應，利用陰陽五行學說總結出的的六類證候。中醫對病因的認識主要是通過“辨證求因”，是以“證”為中心推理出來的，錢天來將中醫病因學說立論基礎和認識方法精辟歸納為“受本難知，發則可辨，因發知受”。可以說六病因學說的意義不僅在于探知致病原因，重要的是說明其病理演變的規律，對辨證論治有著無可取代的指導價值。而吳氏的戾氣學說試圖尋找導致疾病的各種不同物質實體，吳氏通過對眾多溫疫的發病規律和臨床特點觀察分析，提出了一整套關于疫病的論述，客觀地預測到了致病物質的存在，較為準確地揭示了急性傳染病的發病原因及傳染流行的本質，雖未明確癘氣就是病原微生物，卻與現代的病原微生物思想驚人的相似。由于癘氣學說是通過對溫疫傳染流行的實踐調查而推測出來的，而不是根據證候表現探求的，因此也就無法用中醫理論體系內的知識明確其病因性質，與以精氣學說和陰陽五行學說為基礎的辨證求因的病因體系存在著認識論的差異，不符合辨證求因、審因論治的中醫學觀點，加之癘氣屬性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使之無法與中醫理論體系內的藥性、病機、證候、治法、方藥等貫通，缺少與臨床溝通的中間環節，疫病治療無法以戾氣為依據，不能指導臨床治療，所以未能融入中醫理論體系。
4 戾氣與六的區別與聯系
中醫對疫病的治療未脫離“六學說”，在臨床上戾氣所致的疫病也表現出寒、暑、燥、濕等六特性，那么，是否能把戾氣和六從理論上合二為一呢？答案是否定的。其一，戾氣有著不同于一般六邪氣的流行性和強烈的傳染性，誠如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疫癘病》中所言：“人感乖戾之氣而生病，則病氣轉相染易，乃至滅門，延及外人”；其二，起病急劇，病情險惡，傳變快，致死率高，與一般六邪氣致病大不相同，吳又可所描述的“此一日之間，而有三變，數日之法，一日行之。因其毒甚，傳變亦速，用藥不得不緊。設此證不服藥，或投緩劑，羈遲二三日，必死。設不死，服藥亦無及矣。嘗見溫疫二三日即斃者，乃其類也”，就是對致病的這一特點的真實寫照。除此兩點，戾氣致病還有一些與六致病不同的特點，吳又可《溫疫論》論述較為詳細，茲不贅述。吳氏的戾氣學說雖不能用其直接指導臨床治療，但其深刻的揭示了戾氣致病的總的規律和特點，區分了戾氣致病與六致病的不同特點，對臨床上全面認識疫病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的確是難得的科學預見，為中醫的病因學說注入了新鮮活力，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唯其“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之說，完全割裂了戾氣與六的聯系，有矯枉過正之弊，古今治療疫病的臨床實踐證明，疫病雖與六所致的一般疾病不同，但其在臨床上常表現出風、寒、暑、濕等六氣變化的特性，這些六氣特性說明戾氣與六有著密切的聯系，這種聯系可從六氣推究，因六屬六氣變化所致，可以說六為六氣之太過與不及，從哲學的觀點來看，事物的變化有量變和質變，變化到了極端就會產生新的物質，這種新物質不會完全割裂與舊物質的聯系，必然帶有一些舊物質的特性，六與戾氣的關系正是如此，六為六氣之太過與不及，當屬量變的范疇，當這種變化到了極端就產生了新的物質—戾氣，戾氣雖與六氣、六有著本質的不同，但仍具有一些六氣、六的臨床特性，概括起來就是六為六氣之太過，戾氣為六氣變化之極。
5 明確戾氣為六氣變化之極的意義
明確戾氣為六氣變化之極在理論和臨床上均有較為重要的意義，從理論上看，在中醫理論未能突破精氣學說及陰陽五行學說形成新的醫學體系之前，明確戾氣與六氣的關系，理論上可根據其寒熱等屬性確定其病因屬性，能使戾氣學說與現有中醫理論體系中的藥性、病機、證候、治法、方藥等理論貫通，使其融入中醫理論體系。從臨床上來說，明確戾氣與六氣的關系，一方面可根據戾氣與六的聯系，結合疫病的臨床表現，確定疫病病因的寒熱等屬性，為疫病審因論治提供依據，另一方面，可根據戾氣與六的區別，進一步探討疫病與普通六所致疾病的不同特點，為從臨床上更加準確的把握疫病的特性打下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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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關鍵詞： 中醫教育 邏輯思維 非邏輯思維
中醫學作為東方科學的一部分，其思維方式具有邏輯思維和非邏輯思維的雙重特點，同時代表東方主要思維方式的非邏輯思維的頓悟、心悟和直覺被大多數中醫學者認為在中醫思維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當前的中醫藥院校大學生是在以西方邏輯思維為主的知識體系下培養出來走入大學校園的，這造成了學生對具有邏輯與非邏輯雙重思維模式的中醫藥理論的學習在認知上產生了障礙。當前的中醫藥人才培養中并沒有完全認識到思維問題是中醫教育的關鍵問題。只有從培養學生邏輯和非邏輯思維兩個方面著手，使學生充分認識中醫學自身的思維特點，才能培養出合格的中醫藥人才。
1 當前中醫院校大學生思維方式存在的問題
中國已經歷經百年西方文化洗禮，當代大學生更是在數學、物理、化學等西方科學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對于醫學的認識大多來源于以西醫為主的醫院，對中國的古代傳統思維在社會生活方面有一定的認識，但對于古代科學技術的理論認知和建構方面，則較難理解傳統的思維模式。學生進入中醫藥院校以后一開始學習的就是中醫基礎理論中的“元氣”“陰陽”“五行”“命門”“三焦”等基本概念，這些基本概念在目前的解剖學并沒有嚴格的對應物。學生在對這些基本概念的學習中仍像在中學時對于概念的認知一樣，注重對其物質實體性的把握，用邏輯論證去分析，把高層次還原為低層次。但這種形式邏輯的認知方法在這里遇到了困難，因為概念是思維抽象的結果，而中醫學的概念不是實質定義，而是思維到最高層次的哲學概念，即“形而上者謂之道”的思辨最高階段，不能用形式邏輯的屬加種差的方法去界定其內涵和外延。由于學生對中醫基本概念的認知困惑，進而對由中醫的基本概念建構起來的中醫理論系統也不能完全的理解，甚至持否定的態度，有的甚至會排斥對中醫的學習。中醫學強調唯象聯系，突出宏觀整體，重視和諧平衡，與學生以前所形成的思維方式和認知習慣格格不入，不易理解難以接受，另外，中醫和西醫所認知的客觀對象都是人體，其中有一些相同語詞構成的概念，在其內涵上是不一致的，如“心”“肝”“脾”“肺”“腎”等，西醫對這些概念是實體和解剖意義上的解釋，中醫是系統和功能的認知，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易造成混淆，尤其是剛入門的學生，對以后的學習造成不良的影響，甚至對專業失去信心。
2 中醫思維中的邏輯與非邏輯解析
造成中醫院校大學生在中醫學習中存在的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于中醫理論的思維形式與學習者的習慣的思維形式不一致。而當前的中醫教育模式并沒有從中醫自身特點出發，而是模仿西醫教育模式，這樣造成一些中醫藥院校學生和中醫研究者對于中醫學產生困惑，并極大的影響著他們對中醫藥的學習和信任度。
中醫學知識和所有的古代知識一樣，以自然哲學為背景，在中國傳統的求同思想的影響下結合當時的簡單解剖知識和臨床實踐發展起來，始終沒有與倫理道德、藝術、宗教、等文化分離，主張“天人合一”，在《黃帝內經》中就有“智者察同，愚者察異”的字樣，求同即求得萬物的整體和諧統一。其理論體系從思維的角度上看，既有邏輯思維的概念、命題、推理，又有非邏輯思維的形象、直覺、頓悟，而作為中醫學最主要的特點——整體觀指導下的辨證論治過程中，非邏輯思維占主要方面。
篇9
病因的研究歷來是醫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在古代，由于人們的認知能力和認識方法落后，對于病因的認識，只能在長期的臨床實踐中，根據疾病的發病情況和臨床表現等進行推測。由于缺乏實證根據和細致的研究，與現代醫學病因學理論相比，籠統且確定性差。作為傳統醫學，中醫學如此，蒙醫學亦然。但由于理論體系不同，對于病因的認識各有特點。探討中蒙醫學之間對病因認識的差異與相似之處，對于正確理解傳統醫學的認識方法和認識特點，提高臨床診療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1蒙醫學與中醫學對病因的認識
1.1蒙醫學對病因的認識
蒙醫病因學認為，身體內維持正常生理功能的赫依、希拉、巴達干、血、黃水、“粘”蟲是引起疾病的根本原因。其中赫依、希拉、巴達干，被稱為基本病因，是一切疾病的根本原因。在正常情況下，它們三者（蒙醫稱為“三根”）處于平衡狀態，共同維持健康的生理活動。但這種平衡是一種動態的平衡，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氣候、飲食、起居等外來因素的影響，三根有增多或減少的變化，由于人體有自我調節的功能，所以仍然保持著相對平衡，人體處于健康狀態。只有當外部影響超過了人體自我調節的限度，導致其生理功能出現障礙或紊亂時，人體才處于病理狀態。由此可知，蒙醫學中所指病因，只是引發疾病的潛在因素。除了先天性疾病和遺傳性疾病，外部因素在發病機制中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視。在蒙醫學中把致病的外部因素分為飲食、起居行為、氣候和其他四類。一是飲食過多、過少、不當會引起三根的變化；二是日常起居行為包括居住環境、居住條件、衣著、各種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以及語言、情緒變化和心理活動等，都會弓I起三根的相應變化；三是四季氣候的異常變化影響人體；四是其它因素，主要指各種突發事件，包括跌打損傷、大出血、意料之外的心理打擊、接觸傳染源等意外原因。
1.2中醫學對病因的認識
病因病機學說是中醫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內經》中詳細論述了疾病的病因、發病機制、病變機理等，形成了比較系統的學說。關于病因，《素問·調經論》說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陰，或生于陽。其生于陽者，得之風雨寒暑。其生于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漢代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中把病因按其傳變概括為三個途徑：“千般疚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人臟腑，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以此詳之，病由都盡。”宋代陳無擇明確提出了“三因學說”。在其《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中，在以往病因分類的基礎上，將病因分為外感性、內傷性和其他等三大類致病因素。六邪氣是“外所因”，情志所傷是“內所因”，而蟲獸所傷、跌仆金刃以及飲食勞倦等是“不內外因”。從而把致病原因與發病途徑結合起來，這種分類方法較之以往更為合理、明確，因而對后世影響較大，延用至今。
現代中醫學理論中把病因歸為六（風、寒、暑、燥、濕、火六種外感病邪）、七情（喜、怒、憂、思、悲、恐、驚七種情志變化）、癘氣、飲食勞逸不及或不節、外傷、痰飲疲血六類。由此可以看出，蒙醫學和中醫學的病因理論在實踐中經過長期發展和演變，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論形態。但總的來說，二者仍然有很多相似之處。
2兩種醫學病因理論的比較
2.1致病因素之一：氣候變化
人生活在自然界，自然界的氣候變化是導致疾病的主要外因，疾病的發生無不受自然規律的影響和制約。中醫“六”病因與蒙醫所說的氣候方面的外因相似。蒙醫認為，氣候變化的太過、不及或反常導致“三根”的不正常變化而導致疾患，特別是熱病中的疫熱與氣候異常有很大的相關性。蒙醫學上把一年分為六時，即初冬、隆冬、春季、盛夏、季夏、秋季。把一天也分為六時，即清晨、上午、中午、下午、、半夜。疾病與季節和時辰有關，如赫依病多在夏季發作，日暮、黎明時發病；希拉病主要多在秋季發生，中午、半夜時發病；巴達干病多在春季發生，、上午時發病。中醫外邪致病也有明顯的季節性。同時，地域有高下，氣候有差異，邪因地而異。《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謂“東方生風”、“南方生熱”、“中央生濕”、“西方生燥”、“北方生寒”，都含有邪氣因地域方位之不同而異的特點。蒙醫則沒有這種明顯的地域特點，只局限在北方者“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而導致“生滿病”而巳。
從病理機制看，中醫強調，外邪致病各隨其臟氣所應。《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臟”。吳昆注云：“風寒暑濕燥熱，不當其位，是天之邪氣也。風氣入肝，寒氣人腎，暑熱之氣人心，濕氣入脾，燥氣人肺，是害人之五臟也。肝與春季相應，風氣通于肝，風邪傷肝，春多肝病；肝開竅于目，主筋，故其病又多有目、筋的證候表現。故《素問·生氣通天論》說風客氣，精乃亡，邪傷肝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風傷筋”。
蒙醫則認為，不同季節氣候有不同的性質。即春季溫暖、盛夏燥熱、季夏雨季濕潤涼爽、秋季膩熱、初冬寒冷、隆冬非常寒冷，周而復始。一天中的不同時辰不同性質的氣候變化交替出現，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如清晨和下午呈涼性、上午和呈溫性、中午和半夜呈熱性。作為致病因素之一的氣候變化所引起的疾病，就是與氣候的這種性質有關。這種性質蒙醫稱為“十七效能”，具有抑制（相反的）或增多（相同的廣三根“的二十種特性的作用。在正常情況下，人體內的“三根”隨著季節的變換而出現變化，一天之內也有所增減，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這種變化往往影響著疾病的蓄積、發病和痊愈。因此蒙醫強調季節養生的重要性。氣候的變化是大自然的規律，為了保持健康，人們要學會適應氣候變化。如《四部醫典》曰：“季夏驕陽之光漸炎烈，只為耗力宜進甜涼食……春秋瀉吐下贊潤物，低剩反常酌情可施診。”
2.2致病因素之二：情志變化
情志又稱情感，它是人們精神心理活動的綜合反映，在一般情況下屬于正常的精神生理現象。所謂“七情六欲，人皆有之”。但如果情志波動超越了常度，過于劇烈或持久，則將引起身體生理功能的紊亂，從而導致各種疾病。七情便成了致病因素。人的情志變化有外源性因素和內源性因素。環境因素、社會因素、病理因素，都是導致人們情志變動的重要因素。
中醫學上把七情作為內傷，蒙醫則視為外因。人們的起居行為可以概括為“身、語、意”，身體包括體力勞動、環境、穿著和臨時性生理活動〈如呼吸、哈欠、睡眠、饑餓、口渴、放屁、等，不可強忍或強作〉；語就是言語，喋喋不休或沉默寡言都會導致疾病；意就是情緒變化或心理活動。這種外因一般指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情緒或心理變化，是一種常態化的行為，相對平穩’長期作用于人體才能引起疾病，如經常生氣或抑郁的人。還有一種情況是，情志變化是突如其來的、比較劇烈的反應，這種外因包括在其他外因中。從病理的角 度看，蒙醫學認為心理活動與飲食、氣候變化一樣，是通過影響人體”三根“的特性，引起三根的偏盛、偏衰或紊亂，進而影響三根之優勢部位導致各種疾病癥狀。如人體的心臟、骨骼、大腸、耳、皮膚等部位是赫依的優勢存在部位，因而由于某種外因引起赫依增多就容易侵犯這些部位。同樣希拉增多容易引起肝臟、膽囊、血液、眼和小腸的病變，巴達干增多容易累及肺臟、脾臟、腎臟、胃、膀胱、精府等臟腑以及肌肉、脂肪、骨髓、等部位。
中醫學則認為，情志與五臟相應，病則首傷五臟。情志活動歸屬五臟而稱五志，臟腑氣血是產生情志活動的基礎，情志活動又是臟腑氣血功能活動的一種表現形式，情志過用則會傷及五臟。
蒙醫重三根理論，情感的變化雖屬于外因，但能夠直接影響三根，如喜導致人體內赫依的增多，而心臟是赫依優勢存在的部位，赫依增多首先會影響心臟。發怒導致人體內希拉的增多，而肝臟是希拉優勢存在的部位，希拉增多會影響肝臟等，這與中醫學七情致病的“喜傷心”、“怒傷肝”的理論可謂殊途同歸。由此可知，雖然不同的民族因其體質、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社會環境的不同，情志對人體的作用和影響有所不同，但總體上說影響的部位和出現的癥狀應該是大同小異，只是不同的醫學體系的解釋方法不同而已。
2.3致病因素之三：癘氣
癘氣，是一類具有很強傳染性的病邪。對此中醫早有詳細記載。明代名醫吳又可在《瘟疫論》中提到：“夫瘟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就是說癘氣是一種自然界的毒癘之氣，與普通的六邪氣不同，它具有傳染性強、易于流行、發病較急、病情嚴重、一氣一病〈即一種癘氣導致一種傳染病〉、癥狀不同的特點。癘氣可致傳染性疾病方面，古人對其發病規律有了一定的認識。蒙醫稱其為“粘”病，粘（音nian）是譯音。蒙醫學病因理論中屬于六個總病因之一。蒙醫認為“粘”是一種肉眼看不見的致病小蟲，相當于現代醫學的微生物一類病原體。“粘證”是具有急、烈、頑固等特點的一種病證。粘證多見于溫熱病中，在寒性病中亦見，其病種范圍很廣，不僅包括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細菌性痢疾、霍亂、白喉等傳染性疾病，還包括不具傳染性的一些感染性疾患。在蒙古地區瘟疫被稱為“Zhar”，在蒙語中意為廣而告之，說明當時對瘟疫傳播迅速的特點有了相當了解。蒙醫很早就認識到不同的“粘”侵犯部位不同，出現不同癥狀，所以一般按其侵犯部位命名。
2.4致病因素之四：痰飲瘀血
中醫學病因中的痰飲疲血與蒙醫理論中的病因黃水和血相似，但對具體病理變化和導致的病患以及癥狀描述有很大差別。中醫認為痰飲是由外感六，或飲食、七情內傷等，使肺臟、脾臟、腎臟以及三焦等氣化功能失常，水液代謝障礙，導致水津停滯而成。蒙醫學則認為病態的黃水和血是由三根功能紊亂導致七素的正常分解生成發生異常所致。
血液是保障潤身養命的基本物質。由于過多食用熱、銳性和辛、酸、咸味食物，或在烈日下長時間曝曬，或高溫作業、暴怒、過度用力、刃傷、跌打震蕩等均能導致血熱性疾病，出現雙目及顏面潮紅，全身發熱，頭痛，口舌及齒齦糜爛，鋰血、胸刺痛，尿色赤而氣味大，大便發黑等癥狀。反之，長期缺乏營養，或大量失血等可導致血液偏衰，患者出現頭暈心悸，口唇發白，耳鳴，眼花，月經不調，脈象空虛等癥狀。
黃水，是人體重要成分之一，存在于全身各處，尤其在肌膚及關節較多，正常時具有潤澤皮膚、關節的功能。在蒙醫理論中認為，黃水是血液代謝的產物，食用腐敗變質和不易消化之食物，或長時間在寒冷潮濕的環境中生活，使赫依、巴達干增多，進而導致寒性黃水病的發生。反之，生活在干旱環境中，長期食用銳性、熱性食物，或用力過度、過于勞累，震傷，挫傷等，引起血、協日增多，導致熱性黃水病的發生。黃水病患者主要出現皮膚粗糙，濕疹，瘙癢，全身浮腫，黃水瘡，肩毛頭發脫落，關節疼痛，脈象抖動等癥狀。
2.5致病因素之五：飲食勞逸與外傷
飲食習慣對發病有一定影響，如飲食不節、過度，暴飲暴食則傷脾胃而致傷食或食滯；過食生冷易損脾。有陽氣而致腹痛、泄瀉；過食辛辣、油膩，易生濕熱、生痰；飲酒過量，易生濕熱，傷人氣血。勞逸失常也是影響發病的因素，堅持勞動和體育鍛煉的人，氣血充盛，抵抗力強，不易生病。但持續性過度疲勞則傷氣，即所謂勞則傷氣。而過度的安逸少動則會引起氣血不運，食欲不振、肥胖、多濕少氣等。飲食勞逸，在蒙醫中分別可歸類于飲食和起居范圍內。外傷，在蒙醫里是其它外因，一般來說都是突發性的，是傷熱的主要外因。而且既然是外因，它是通過三根起作用的，即外傷引起七素的損傷，如肌肉損傷、失血過多或動筋傷骨，引起三根的紊亂而出現各種癥狀。
另外，由于年齡性別不同，發病也有差異。如小兒臟腑嬌嫩，氣血未充，故易寒易熱，易虛易實；婦女”產前多熱，產后多虛“等。在蒙醫理論中，認為不同年齡的人”三根“所占比例不同，如兒童”巴達干“占有優勢，容易患巴達干病，青壯年”希拉“偏盛，易患希拉病，老年人則“赫依”增多，易患赫依病。年齡是發病原因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3蒙醫學與中醫學對病因認識的特點
作為傳統醫學的蒙醫學和中醫學，在闡釋人體生命活動規律時都強調，人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人體臟腑組織器官在組織結構上不可分割，生理功能上相互協調，病理上相互影響；人生活在自然界，與自然界有著密切的關系。由此形成人體局部與整體統一，人與自然統一的天人內外統一體。這一觀點反映在病因學方面‘是從人與自然統一關系的破壞、機體本身整體聯系失調兩方面來認識致病因素。因而，自然界氣候變化，情志失調，飲食勞倦都作為致病因素來研究。從現代醫學的角度來看，”中醫學提到的病因，一般是某些疾病的誘發因素，是引動某些致病因子而導致疾病的。這些病因脫離病證而獨立存在，其醫學認識論的意義與客體的本體論意義是有巨大差異的。“而在蒙醫學中，認為導致疾病的外部原因數不勝數，因而便轉向人體之內，把正常的三根作為基本病因，同時把外部因素作為發生疾病不可或缺的條件。中醫與蒙醫比較而言，注重在診斷治療過程中主要以疾病的臨床表現為根據，強調辨證論治，雖然有時也通過分析疾病的癥狀、體征來推求病因，并作為治療依據，但應用很少。蒙醫則通過分析疾病的臨床表現和發病因素，先確定病因及病變部位，再針對病因和發病部位選擇相應的治療方法。這種差別在蒙藥及其方劑的功能分類上亦有鮮明的體現。
中醫學以五臟為中心，從臟腑的功能特點以及與經絡、諸竅的關系，以陰陽失調、氣血失常為主線’進行綜合分析，以明辨寒熱虛實為要務。蒙醫學中以三根的平衡失調為基本病機，強調外部因素的作用下，三根發生異常變化，或增多，或減弱，成為各種臨床癥狀的內在原因。病機多圍繞三根的運行規律、優勢存在部位，結合病人的年齡、體質等具體情況得到合理的闡釋。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中醫學還是蒙醫學都強調機體抗病能力的重要性，也就是“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素問·遺篇·刺法論》）外因是條件，內因是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疾病的發生取決于內因和外因的對比以及斗爭結果。蒙醫學把正常狀態的三根視為基本病因，也是強調了三根之間、三根與七素之間的平衡狀態是人體健康的根本保證，其實質是一種預設的病因。從“六基癥”來看，蒙醫在病因方面內在化傾向非常突出，外因無論如何，最后的結果總是由內因決定。
4結語
篇10
關鍵詞：偏頭痛；中醫；診治規律
中圖分類號：R74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7717（2011）04-0717-03
Migrain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Rule
ZHANG Zheng-Xiang【sup】1【/sup】, CAO Ke-Gang【sup】2【/sup】, FAN Ji-Ping【sup】3【/sup】
（1. Department of Neurology，Zhejia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Zhejiang Provincial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Hangzhou 310006,Zhejiang,China
2.Department of Neurology,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ffiliated Dongzhimen Hospital，Beijing 100700,China
3.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Beijing 100700,China）
Abstract:Migraine is a recurrent and progressively worsening disease,was recorded first by A-B classic.Modern Chinese medicine basically established diagnosis,syndrome classification and clinical efficacy evaluation standard of migraine. It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wind, cold, fire, phlegm, deficiency and blood stasis had been the pathological basis of migraine onset. Migraine treatment is the stage treatment which divided into treatment of period of onset and paracmasis. It would mainly dispel an evil in the onset stage, emphasis on expelling wind, clearing heat, resolving phlegm,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calming the liver tonify the deficiency in the paracmasis, focusing on tonifying qi and nourishing blood, nourishing yin and invigorating the kidney. The treatment of migraine should add different drugs and Insect Medicine combination of headache location and meridian lines based on the above treatment principle, will help improving the efficacy.
Key words:migraineChinese Medicinetreatment rule
偏頭痛是一種反復發作并逐漸加重的疾病，影響患者的生活和工作能力，增加家庭不穩定因素，加重社會負擔。1989年美國偏頭痛研究Ⅰ發現美國女性偏頭痛的患病率大約為17.6%，男性為6%，有2360萬人患有偏頭痛。中國男性患病率為392.8/10萬，女性為1579.2/10萬，男女之比為1∶4【sup】［1］【/sup】，25～29歲患病率最高（1927.4/10萬）。
1 中醫古籍關于偏頭痛的認識
在歷代記載中，根據其發病的病因病機、疼痛的性質、特點、部位、伴發癥狀等對本病的命名為“頭風”、“偏頭痛”、“偏正頭風”、“半邊頭痛”、“風頭痛”、“偏頭風”、“頭偏痛”。“頭痛”一名最早見于長沙馬王堆墓帛書中的《陰陽十一脈灸經》。晉?皇甫謐在《甲乙經》中首先提出“偏頭痛”的病名和偏頭痛的癥狀、病因病機，并指出其取穴的治法。《奇效良方》對頭痛和頭風進行了區分，認為“凡邪令人頭痛者，其邪一也，但有新久去留之分耳，淺而近者名頭痛，其痛卒然而至，易于解散速安也。深而遠者為頭風，其痛作止不常，愈后遇觸復發也”。《證治準繩》、《醫宗必讀》觀點與此類似。此觀點與現代偏頭痛定義在一定程度上符合。
2 現代中醫關于偏頭痛的認識
結合現代量表學知識和傳統中醫對偏頭痛的認識，根據1988年國際頭痛學會制定標準，我國由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全國腦病急癥協作組在 1992年討論制定了《頭風診斷與療效評定標準》【sup】［2］【/sup】，在1997年制定《頭風病證候診斷標準》【sup】［3］【/sup】，期間在1994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進一步頒布《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由此基本確立頭風的診斷、證候分類和療效評價標準。2002年《中藥新藥臨床指導原則》將偏頭痛的中醫證型縮減為5種，分別為肝陽上亢頭痛證、痰濁頭痛證、腎虛頭痛證、瘀血頭痛證和氣血虧虛頭痛證，使頭風證候分類更加符合新藥及臨床應用。
3 偏頭痛的中醫病因病機
由于偏頭痛發病多樣，病程較久、反復、頑固，因此關于偏頭痛的病因病機，歷代醫家論述頗多，結合古今“頭痛”、“頭風”等相關文獻研究，一般認為風、寒、火、痰、虛、瘀是偏頭痛發病的病理基礎。細究偏頭痛的病因病機不出外感、內傷兩端。在外感風寒暑濕燥火六中，風為之長，夾寒、夾熱、夾濕襲頭而致頭痛。腦為髓之海，有賴于肝腎精血、脾胃化生之水谷精微滋養，故內傷頭痛與肝脾腎關系密切，因于肝者有肝氣虧虛、肝氣郁結、肝陰不足【sup】［4］【/sup】；因于脾者有氣血虧虛及痰濁內生或上擾；因于腎者有腎陽不足，寒從內生或腎陰不足，風陽上擾。久病入絡，偏頭痛反復發作，多有瘀血。現代對偏頭痛的臨床研究發現偏頭痛患者中瘀血阻滯型或有血瘀兼證者在偏頭痛中占了較高比例【sup】［5］【/sup】,而李華【sup】［6］【/sup】證實偏頭痛患者發作期和間歇期的紅細胞壓積顯著高于正常人，且血小板聚集功能也明顯亢進，表明瘀血與偏頭痛的發病密切相關。
偏頭痛是由復雜多因素引起的疾病，多數患者有陽性家族史和明顯的遺傳性，研究表明染色體1q，4q24，Xq24～28，19p13可能為MA偏頭痛易感基因位點。個體體質往往影響人體對某種因素的易感性，與產生病變類型的傾向性及機體對疾病的反應性密切相關。《素問?評熱病論》說“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偏頭痛患者機體可能存在對偏頭痛的某種易感性體質。具有這種遺傳性“先天不足”體質的人當受誘因刺激時，容易引發偏頭痛。這有待于臨床和實驗進一步驗證。偏頭痛的病因雖有種種不同，但其發病機理確有共同之處，即所謂“不通則痛”和“不榮則痛”，但其程度及性質上又各有其特征和差異。
4 中醫治療偏頭痛的特點
4.1 偏頭痛常用引經藥 偏頭痛病因病機復雜，中醫臨床用藥涉及面廣，近代整理的《本草綱目》（《李時珍醫學全書?明清名醫全書大成》，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6）系統歸納了治療各類頭痛的藥物，各經的引經藥如下：太陽頭痛用麻黃、藁本、羌活。陽明頭痛用白芷、葛根、升麻、石膏。少陽頭痛用柴胡、川芍。太陰頭痛用蒼術、半夏。少陰頭痛用細辛。厥陰頭痛用吳茱萸、川芎。
4.2 傳統理論方藥使用特點 幾千年來中醫在治療“頭痛”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方藥使用有著自己獨特的特點。倪世秋等【sup】［7］【/sup】人根據《中醫方劑大辭典》、《中華本草》及現代臨床報道，總結古今方劑用法規律，對方劑劑型演變作了系統闡述，指出偏頭痛治療藥物劑型多種，但是湯劑仍然是治療的主要劑型。楊洪軍等【sup】［8］【/sup】進一步指出川芎在偏頭痛藥物治療中的使用頻率最高，經過合適配伍可應用于外感、內傷、寒、熱、虛、實等多種原因引起的頭痛；藥物性味以辛、甘、苦味最多，藥物以歸屬于肺、肝二經為主；風藥在偏頭痛中常規使用。楊洪軍總結《中醫方劑大辭典》關于頭痛治療的相關方劑，認為頭痛用藥具有以下4個特點：辛散之品居多，峻藥攻邪，重視止痛藥的使用和反佐配伍。有學者對臨床偏頭痛常用中藥歸納為【sup】［9］【/sup】祛風藥、清竅藥、引經藥、安神藥等4種，認為以上藥物涵蓋偏頭痛的發病機理，對臨床用藥有提綱挈領之作用。
4.3 名家方藥使用特點 名醫是祖國醫學的寶貴財富，也是中醫藥理論來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名醫治療偏頭痛經驗進行總結可為臨床治療提供思路和方法。杜福順【sup】［10］【/sup】認為偏頭痛治療以升清降濁為旨，藥以干荷葉配省頭草升發清陽直達巔頂，同時選用川芎、白芷、白芍通達三陽以治陰霾，對于久病入絡之人，伍以全蝎、僵蠶搜絡。賀普仁【sup】［11］【/sup】主張偏頭痛主要分為外風侵襲、實熱上擾、肝木乘土等3型，以通經活絡，疏風止痛為治療各證的基本配方，選用絲竹空透率谷、合谷、列缺、足臨泣，配用風池、曲池、絕骨等穴為一組。楊秀清【sup】［12］【/sup】用藥上選用薄荷疏風散邪、清利頭目，反佐制穩，認為偏頭痛反復發作的原因是宿疾，選用選奇湯（《東垣試效方》）以治療。
4.4 蟲類藥使用特點 運用蟲類藥以消散積聚于腦竅的痰濁、瘀血是近年來醫家選藥組方的熱點【sup】［13］【/sup】。蟲類藥不僅擅長化瘀通絡止痛，且多具搜風通絡、解痙熄風之功，直趨高巔之位，正符合偏頭痛病程較長，反復發作，久病入絡，久病多瘀之特點。倪世秋等【sup】［14］【/sup】人發現在宋之前蟲類藥由白僵蠶、白花蛇等2種，自宋代至清代所用蟲類藥已增加到5種，包括全蝎、蜈蚣、白僵蠶、地龍、蟬衣；而現代方劑又增加地鱉蟲和水致等2種蟲類藥。蟲類藥使用的增多，提示瘀血病機在偏頭痛發病中地位逐漸得到承認。
4.5 不同類型頭痛用藥特點 根據偏頭痛的病因病機可分為不同類型的偏頭痛，各自有相應的用藥特點。氣血虛性頭痛【sup】［15］【/sup】可分為氣虛頭痛、血虛頭痛、氣虛兩虛頭痛，對《中醫方劑大辭典》相關條文進行歸納總結，發現氣虛頭痛治療方藥以補中益氣湯為主加用川芎、茯苓；血虛頭痛治療方藥以四物湯中的川芎、當歸、白芍等3藥出現頻次最多；氣血兩虛頭痛治療方藥以當歸補血湯為主。厥陰頭痛【sup】［15］【/sup】主要生理病理特征是陰盡陽生、寒溫相兼、虛實夾雜，易為火熱所蒸擾；、天麻、白芍、僵蠶、川芎等藥物補肝陰、潛肝陽，符合體陰用陽的臟腑特點，是其常用藥物。
4.6 治法特點 隨著人們對偏頭痛病因病機認識的逐步深入，偏頭痛的治則治法也逐步完善。《內經》首開“經、藏、府”論治先河，李東垣繼之提出病因分治學說及相應方藥，明?劉純在《劉純醫學全集》里對頭痛治療集之大成。張元素、朱丹溪提出的引經藥學說在頭痛治療中發揮著巨大作用。
中醫治療偏頭痛的特點主要是發作期和緩解期的分期治療。發作期多以實證或本虛標實為主，多因風寒、風熱、濕熱、痰濁、瘀血、肝陽上亢所致；緩解期多以本虛為主，多見陰陽氣血的虧虛。治療方面，發作期多以祛邪為主，重在祛風、清熱、化痰、活血、平肝；緩解期多以補虛為主，重在益氣養血、滋陰補腎。標本虛實夾雜者，可相兼為治。偏頭痛在上述治則的基礎上，還應結合頭痛部位和經絡循行路線，加用不同的引經藥物，有助于提高臨床療效。
當代臨床治療偏頭痛，多以祛風活血化痰法【sup】16【/sup】、祛風活血定痛【sup】［17］【/sup】、養血柔肝熄風通絡法、補腎通絡化痰法【sup】［18］【/sup】、益氣養血通絡法、通絡熄風法【sup】［19］【/sup】、化瘀平肝法【sup】［20］【/sup】、清熱平肝祛風止痛法【sup】［21］【/sup】、祛痰逐瘀【sup】［22］【/sup】等為治法。結合針灸【sup】［23］【/sup】推拿，調理情致，以標本兼治，內外齊施，達到最佳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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