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經濟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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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環境經濟;學術期刊;研究內容;詞頻分析;學科發展
中圖分類號:X19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16248(2016)02006707
環境經濟學是伴隨著人類活動引起的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而產生和快速發展起來的一門新興學科。20世紀70年代末環境經濟學被介紹到中國。1978年中國制定了《環境經濟和環境保護技術經濟八年發展規劃》。1980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斯德哥爾摩召開關于“人口、資源、環境和發展”的討論會,決定將“環境經濟”列為聯合國環境規劃署1981年《環境狀況報告》中的第一項主題。同年中國環境管理、經濟與法學學會成立,由此推動了中國環境經濟學的研究。這表明作為環境科學的重要分支,環境經濟學已成為一門矚目的獨立學科。環境經濟學雖然僅有幾十年的發展歷史,但其學科體系在不斷的發展與完善。通過持續的研究和實踐,環境經濟學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三十多年來,環境經濟研究在中國發展快速,不但表現在環境經濟理論和框架體系不斷充實完善,而且結合中國實際開展的環境經濟領域研究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學者們翻譯、撰寫了環境經濟方面的教材和專著,還發表許多研究環境經濟的論文,開展了環境經濟各領域多方面的科學研究,在高等院校和科研單位成立了相關的研究機構,培養了一批環境經濟方面的專業人才[1]。
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環境經濟學學科體系,其理論體系、研究方法和實踐指導都需要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充實、提高和完善。基于此對2005~2014年收錄在《中國學術期刊(網絡版)》(以下簡稱中國知網)全文數據庫中篇名包含有“環境經濟”的全部期刊論文進行統計分析,以期從這個角度研究近十年來中國環境經濟研究動態和發展路徑。
一、近十年環境經濟研究
數據樣本統計(一)“環境經濟”期刊論文篇數統計
從中國知網中檢索2005~2014年間篇名中有“環境經濟”的全部期刊論文,剔除重復及不符合主題的論文,共有462篇,其中核心期刊本文核心期刊指中國知網上所檢索的中文核心期刊及CSSCI來源期刊。論文200篇,其他期刊論文262篇。具體統計數據如表1所示。
需要說明的是,本研究是從2005~2014年間篇名中有“環境經濟”的中國知網全部期刊論文這一角度來研究環境經濟學學科的發展,但環境經濟研究成果的體現形式是多樣的。比如中國知網檢索數據庫收錄文獻中除了期刊論文,還有優秀碩士論文、博士論文、國內外會議和其他形式的研究論文,在2005~2014年間,這些論文篇名中有“環境經濟”的共計338篇。
此外,統計分析2005~2014年這十年的文獻,是為了了解在新階段中國環境經濟學學科的發展進路。而在1978~2004年的27年間,中國環境經濟學學科經歷了起步、探索和發展等重要階段。在這27年間收錄在中國知網篇名中有“環境經濟”的文獻,包括期刊論文、碩博士論文、國內外會議論文和其他形式論文共456篇,其中期刊論文有406篇。
(二)基于期刊的數據樣本和研究方法
為了能較好地表征環境經濟學學科領域研究的客觀水平,本研究的檢索統計工作不僅關注期刊論文數量的變化,更關注期刊論文的質量變化。核心期刊論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關研究領域的較高水平,故本研究的重點在核心期刊論文。據上文可知,本研究全部實際有效樣本為462篇,其中核心期刊論文的實際有效樣本為200篇。
在相關論文資料的基礎上,運用引證分析、數據分析和詞頻分析等方法對中國近十年來篇名中有“環境經濟”的全部期刊論文數量的變化規律進行總結,重點對論文期刊類型、主要議題、作者人數等方面進行數量分析。同時分析文獻的被引次數,以衡量期刊論文的影響力。
(三)數據樣本局限性分析
本研究只是從篇名中有“環境經濟”的期刊論文這個角度來分析環境經濟學學科的發展,數據樣本必然存在局限性。由于環境經濟學學科領域的廣泛性,涉及環境經濟的具體研究對象很多,僅就期刊論文來說,屬于環境經濟范疇的論文眾多。篇名屬于環境經濟領域范疇的其他關鍵詞的論文有至少十多種,如“綠色經濟”、“循環經濟”、“生態經濟”、“綠色GDP”、“ EKC”、“環境績效”、“環境損失(損害)”、“環境成本”、“環境外部性”、“排污權”和“環境稅”等,見表2所示。據《中國環境經濟學學科發展報告》統計顯示:1980~2008年這29年間有關環境經濟研究領域的中文核心期刊的文章共有10 618篇。本研究檢索統計了2005~2014年環境經濟研究領域核心期刊論文,屬于環境經濟研究領域的核心期刊論文共有10 506篇。由此可見,近十年有關環境經濟研究領域的核心期刊數量比過去有大幅增加。
由此分析,2005~2014年篇名中有“環境經濟”的核心期刊論文大約占環境經濟學學科領域范疇的核心期刊論文的1/50~1/60,也就是說大多數有關環境經濟的研究論文在其篇名中并沒有直接使用“環境經濟”。故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并未包含環境經濟研究的所有領域,但本研究的貢獻也正是對以“環境經濟”為篇名的論文的深度分析,以見微知著,窺一斑而略見環境經濟學學科研究的全貌。
二、數據樣本論文分析
(一)研究階段分析
通過對全部462篇數據樣本期刊論文進行分析發現,2005~2008年數據樣本期刊數量逐年遞增,到2008年達到峰值,2009~2011年數據樣本期刊數量略有下降,2012~2014年數據樣本期刊論文穩定在40篇左右。中國環境經濟學學科近十年期刊論文方面的研究從數量上看為穩定發展的階段,從質量上看為深入擴展研究的階段。
進入21世紀,環境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不斷擴大,并且取得了明顯的進展。可以預計在未來一段時間,環境經濟學研究將重點關注環境經濟理論體系、環境價值核算體系、環境經濟分析方法體系、環境經濟評價體系、環境保護經濟手段體系、環境經濟政策體系、環境投融資體系、循環經濟體系、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體系等[1819]。
四、結語根據本文數據樣本進行的統計分析,可以了解近年來中國環境經濟研究的一些特點。第一,從數量上看,年核心期刊發表篇數變化不大,但論文的深度有所擴展,涉及的領域更廣,所使用的分析手段也更多,近十年環境經濟領域的相關研究論文比以前的有大幅增加。第二,在影響力方面,發表于理工類核心期刊上的環境經濟類論文的影響力更大;另外,采用數量分析、科學實驗以及工程實踐的論文影響力也較大。這說明中國環境經濟研究的一種趨勢是朝著定量分析、技術支撐的方向發展。第三,在研究內容上,依據詞頻分析結果,研究的內容和范圍有所擴展,研究深度有所加強,但較多的研究還是探索性的,結論是建議性的,其實踐意義、應用意義和指導意義還不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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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economy
research in the last decadeDONG Xiaolin1,2, XUE Wenjie1,2, SONG Cheng1
(1.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2.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Changan University,
篇2
關鍵詞 流域 生態環境 補償機制
一、生態補償機制及流域生態環境補償機制的內涵
生態補償是為保護生態環境、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而采取的措施。流域生態環境補償是為落實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調整各相關方的利益關系而采取的措施。
(一)生態補償和生態補償機制
生態補償的概念十分寬泛,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理解,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三種認識:
(1)自然生態補償。生態補償最初源于自然生態補償,《環境科學大辭典》將自然生態補償定義為“生物有機體、種群、部落或者生態系統受到干擾時,所表現出來的緩和干擾、調節自身狀態使生存得以維持的能力,或者可以看作生態負荷的還原能力”。自然生態補償強調的是生態系統內部補償。
(2)生態系統補償。是對生態環境本身、生態環境價值或生態服務功能的補償,側重于從生態學角度對生態補償的一種直觀解釋,它考慮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是通過人工治理措施恢復自然界的生態能力;強調的是對生態系統的補償,不包括對環境資源保護作出貢獻者的經濟補償。
(3)生態保護的經濟手段。生態補償是將生態保護行為外部性內部化,是對行為或利益主體的補償。側重于從經濟學的角度對生態補償更深層次的認識,它重點考慮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對提供生態服務、保護生態環境的人給予補償。它是實踐工作中制定生態補償政策的重點。
國內學者在研究生態補償時習慣將其譯成英文“Ecological Compensation”,而國外學者常使用“Payment for Ecological Services”或者“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即生態服務付費或環境服務付費。從術語的使用就可以看出國內外學者對生態補償的認識和側重點的不同。補償(Compensation)強調的是受益方從道義上對付出方的回報。付費(Payment)則強調雙方地位平等,通過契約或市場交換,一方獲得生態產品,另一方則獲得了相應的報酬。
綜合國內學者的研究,我們認為:生態補償是以保護生態環境、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為目的,通過調整保護或損害生態環境主體間的利益關系,將生態保護中的外部性成本內部化,從而調動保護者的積極性。根據生態保護成本、發展機會成本和所提供生態服務價值,由受益主體向生態保護者進行補償。一般而言,生態補償是對生態保護和建設的補償,不包括環境保護補償。
生態補償機制是指調整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相關方利益關系的一系列行政、法律和經濟手段的總和,主要是對生態補償主體、補償對象、補償內容、補償標準等作出制度性安排。其實質是利益調整,通過對生態建設和保護中各種利益關系進行協調,達到既保護好生態環境、又協調好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
(二)流域生態環境補償機制
流域生態環境補償是指以保護流域水資源和水環境、促進人與水生態和諧為目的,通過調整流域水生態受益者與保護者、破壞者與受害者之間的利益關系,將流域水生態保護中的外部性成本內部化,從而調動保護者的積極性,約束破壞者的行為。流域生態環境補償包括生態和環境服務受益者向保護者的補償,也包括破壞者向受害者的補償。流域生態環境補償包括流域生態補償和流域水環境保護補償。
流域生態環境補償機制是指為維護和改善流域水生態服務功能,根據流域生態保護和恢復成本、發展機會成本、水生態服務價值,綜合運用行政、經濟和法律手段,調整水生態受益者同保護者、破壞者同受害者之間利益關系的制度安排。其本質是調整流域相關主體水生態利益及其經濟利益的關系,激勵對水生態保護,約束對水生態破壞和過度利用水資源的行為。流域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包括流域生態補償機制和流域環境補償機制。
二、建立流域生態環境補償機制的依據
(一)理論依據
研究流域生態環境補償機制,需要從理論上厘清為什么要進行補償、如何進行補償和如何確定補償標準等問題。建立流域生態環境補償機制的理論基礎主要有:公共產品理論、外部性理論和生態資本理論。
1、公共產品理論
按照微觀經濟學,社會產品分為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公共產品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特征。水資源及其所提供的水生態服務屬于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其使用具有非競爭性,往往導致過度使用,最終導致水資源短缺,水生態破壞,出現全體用水戶利益受損的“公地悲劇”。建立流域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就是通過支付補償金的方式,利用制度設計來激勵公共產品的足額提供,從而避免水資源和水環境利用中“公地的悲劇”,減少“搭便車”現象的發生。因此,公共產品理論解決了為什么要進行流域生態環境補償的問題。
2、外部性理論
環境資源在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產生的外部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資源開發造成生態環境破壞所形成的外部成本,二是生態環境保護所產生的外部效益。前者導致因資源開發產生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但這部分成本沒有納入經營者的生產成本;后者所產生的生態效益被其他個體無償享用。古典經濟學家庇古認為,當社會邊際成本收益與私人資本邊際成本收益背離時,難以靠合約規定的補償辦法解決,表現為市場失靈,必須依靠外部力量,即通過政府干預加以解決。政府可以通過稅收與補貼等經濟手段使邊際稅率(邊際補貼)等于外部成本(邊際外部收益),使外部性“內部化”。羅納斯?科斯的產權交易理論則認為,外部性問題的實質在于雙方產權界定不清,在產權明晰和交易成本為零的情況下,外部性問題可以通過市場解決。由于水的流動性,使得上下游水事活動具有高度關聯性,對水資源的不同利用方式都會產生外部效應。不論是正的外部效益還是負外部效應,都會導致私人邊際效應成本和社會邊際效應成本發生偏離,進而導致資源配置扭曲。既然水資源利用存在外部效應,就需要建立補償機制來消除外部效應的影響。
3、生態資本理論
根據環境經濟學理論,整個環境都是資源,都具有價值,其價值大小受稀缺程度和開發利用條件的影響。同其他生產要素一樣,自然資源和環境也是資產,作為自然資本向社會提供其獨特的生態服務,這種生態服務的提供也應得到相應的資本權益。因此,利用生態環境資源也應支付相應的費用,從經濟上建立保護生態環境的機制。流域生態環境補償機制是資源和環境有
償使用制度的重要內容,它的建立要求生產者、開發者、經營者改變水資源及水生態是公共物品無需付費的觀念,要求全社會認同水生態功能的價值。
(二)法規和政策依據
我國資源與環境的法律體系已基本形成,在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文件中,均有涉及生態補償的內容。
1、已有法律法規中有關生態環境補償的規定
現行的《環境保護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森林法》,以及《取水許可和水資源費征收管理條例》、《退耕還林條例》、《排污費征收使用管理條例》等有關法律法規,均從不同的角度對水資源有償使用、排污總量控制和排污收費、水環境保護補償和生態建設補償等制度作出了規定,為我國建立流域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奠定了法律基礎。如2008年修訂的《水污染防治法》第七條規定:“國家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等方式,建立健全對位于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區域和江河、湖泊、水庫上游地區的水環境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第二十四條規定:“直接向水體排放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個體工商戶,應當按照排放水污染物的種類、數量和排污費征收標準繳納排污費”。《森林法》第八條規定:“國家設立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基金,用于提供生態效益的防護林和特種用途林的森林資源、林木的營造、撫育、保護和管理”。《水法》第四十八條規定:“直接從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資源的單位和個人,應當按照國家取水許可制度和水資源有償使用制度的規定,向水行政主管部門或者流域管理機構申請領取取水許可證,并繳納水資源費,取得取水權”。
2、有關政策文件的規定
中央高度重視建立健全生態環境補償機制。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實行有利于科學發展的財稅制度,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要增加對限制開發區域、禁止開發區域用于公共服務和生態環境補償的財政轉移支付,逐步使當地居民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按照誰開發誰保護、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各地區要切實承擔對所轄地區環境質量的責任,建立跨省界河流斷面水質考核制度,運用經濟手段加快污染治理市場化進程”。《國家環境保護“十一五”規劃》提出,“落實流域治理目標責任制和省界斷面水質考核制度,加快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國家環保總局《關于開展生態補償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指出:“生態補償機制是以保護生態環境、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為目的,根據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生態保護成本、發展機會成本,綜合運用行政和市場手段,調整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相關各方之間利益關系的環境經濟政策”。按照“誰開發、誰保護,誰破壞、誰恢復,誰受益、誰補償,誰污染、誰付費。要明確生態補償責任主體,確定生態補償的對象、范圍。環境和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者要承擔環境外部成本,履行生態環境恢復責任,賠償相關損失,支付占用環境容量的費用;生態保護的受益者有責任向生態保護者支付適當的補償費用”。
此外,部分省區的地方政府也相繼出臺了生態補償的相關政策。如浙江作為全國第一個全面推進生態補償實踐的省份,在2005年了《關于進一步完善生態補償機制的若干意見》,提出了在省域范圍內實施生態補償的框架和思路。遼寧制定了《跨行政區域河流出市斷面水質目標考核及補償辦法》,探索了流域上下游間水環境污染的賠償標準。山東、河北、江蘇、福建等地也出臺了流域水環境補償的有關法規和規定。
三、京冀間流域生態環境補償機制框架
海河流域總面積31.8萬平方公里,包括海河、灤河和徒駭馬頰河三大水系、七大河系、10條骨干河流,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東、河南、內蒙古和遼寧8省(區)。區內經濟發達,大中城市眾多,包括北京、天津等26個地級以上城市。流域人口和GDP分別占全國的10%和15%,但水資源量只占全國的1.3%。水資源過度開發,水生態環境呈持續惡化趨勢,省際間因爭水、水污染引發的沖突時有發生。
(一)京冀間水緣關系及面臨的主要水生態問題
1、跨京冀河流概況
北京從東到西分布有薊運河、潮白河、北運河、永定河和大清河五大水系,除北運河上游的溫榆河發源于北京市的軍都山外,其他四大水系均自河北流入。官廳水庫和密云水庫是北京市的重要水源地,官廳水庫位于永定河上,密云水庫位于潮白河上,兩庫上游流域面積的42%和75%在河北境內。
2、面臨的水生態問題
河北省的張家口、承德兩市是北京市重要的生態屏障和水源地。自1999年華北地區進入連續干旱枯水年以來,水資源短缺、水環境惡化等問題日趨明顯。主要表現在:上下游用水矛盾突出,官廳、密云入庫水量明顯減少;官廳水庫入庫水質下降;水源區生態保護與地區發展矛盾突出。
(二)京冀間生態補償實踐情況
近10年來,為了補償河北省相關地區因保護水源經濟發展受限的損失,國家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對官廳、密云水庫上游地區的生態建設、水源保護和水污染防治等給予了大力支持。北京市也通過省際間的合作,對張承兩市水資源和水環境保護給予補償,增強水源區生態保護力度和發展能力。
1、以國家財政轉移支付為主的生態補償
國家在水源區實施了《21世紀初期(2001-2005年)首都水資源可持續利用規劃》、《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規劃》等工程。此外,還有退耕還林、退牧還草、海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中央森林生態效益補償等國家支持項目。
2、京冀間合作共建的生態環境補償
北京市圍繞農業節水、水環境治理、水源涵養林建設等,與張家口和承德兩市進行合作共建和實施生態環境補償。2005年,北京市與張家口市、承德市分別組建了水資源環境治理合作協調小組,制定了《北京市與周邊地區水資源環境治理合作資金管理辦法》,確定從2005年到2009年,每年安排2000萬元支持張承兩地相關區縣水資源保護。2006年10月,北京市與河北省政府簽署了《加強經濟與社會發展合作備忘錄》,確立包括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水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等九個方面的合作項目。2006年開始在潮白河流域實施“稻改旱”工程,在張家口市赤城縣實施“稻改旱”1.74萬畝,北京市按照每年每畝450元標準,補償“稻改旱”農民收益損失。2007-2008年,連續在張家口市的赤城縣和承德市的豐寧、灤平縣實施“稻改旱”10.3萬畝,2008年的補償標準由每畝450元提高到每畝550元,并增加每畝10元的管理費用。
3、生態環境補償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無論是以國家財政轉移支付為主的生態補償,還是京冀間合作共建的生態環境補償,都存在一些需要深入研究解決的問題。一是流域生態環境補償缺少法律支撐。有些重要法律法規對生態環境補償的規定不到位或過于原則,如《水污染防治法》規定:“國家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等方式,建立健全對位于飲用水水源保
護區區域和江河、湖泊、水庫上游地區的水環境生態保護補償機制”,但至今也沒有出臺相應的實施細則。二是國家投資的生態建設項目,缺乏部門協調和長效機制。國家對官廳、密云水庫上游區實施的生態補償,主要通過林業、水利、環保等部門實施,不能構成相互協調、相互支撐的補償體系。三是京冀間的合作機制有待完善。由于京冀間生態環境補償還沒有建立責權利統一的長效補償機制,實施的水資源和水環境補償項目達不到預期目標時,難以追究相關者的責任。四是補償方式較為單一。在官廳、密云水庫上游實施的生態補償,主要是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北京市有部分財政支持。這種完全依靠財政補償的方式,沒有全面體現“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
(三)京冀間流域生態環境補償機制框架
針對京冀間存在的水資源和水環境問題,海河流域京冀間生態環境補償機制框架包括:城市飲用水水源保護區生態補償、省際間水資源利用補償、省際間水環境保護補償(圖1)。
(四)京冀間流域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分析
根據永定河和潮白河流域的特點,在京冀間應重點建立飲用水水源保護區生態補償機制、水資源利用補償機制和水環境保護補償機制,具體分析如下:
1、城市飲用水水源保護區生態補償機制
城市飲用水水源保護區生態補償機制,是按照“誰保護、誰受益”的原則,由國家和北京市政府向密云、官廳水庫水源保護區提供水源涵養、保護水資源和水環境的成本和管護費用補償的制度安排。
(1)補償主體與補償對象。實施飲用水水源保護區補償的責任主體,主要是各級政府。考慮歷史上的多種因素,對官廳、密云水庫水源地保護區的生態補償主體是國家;按照“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北京市政府也應承擔一定的補償責任。由于水源保護區的各項保護措施主要由地方政府組織實施,保護區內各級地方政府應是主要補償對象。
(2)補償內容和補償標準。①對實施生態工程和水資源保護工程的投入和管護費用的補償。補償標準按生態保護和建設投入成本和管護費用確定。②對由于水源保護的要求,保護區內經濟發展受到一定的限制造成經濟損失的補償。補償標準按照《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六至第五十九條限制產業發展規定,給保護區所造成的機會成本損失。
(3)補償資金籌集。①通過稅收政策改革籌集補償資金。國家開征水源生態補償附加稅,征收辦法可在增值稅和營業稅的基礎上增加水源生態補償附加稅,建議稅率為5‰,在國家公共支出中專用于生態補償。②用水企業和個人承擔。在水費中增加水源生態保護費項目,建議每立方米征收0.1元。
(4)建立水源保護區補償機制的必要條件,按《水污染防治法》規定劃定飲用水水源地保護區范圍。
2、京冀間水資源利用補償機制
北京、河北山水相連,水緣關系極為密切。按照“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建立水資源利用補償機制。
(1)補償主體和補償對象。情況一:當河北省通過各項節約用水措施,將節約的水量供給北京時,經雙方協商同意,可參照《取水許可和水資源征收管理條例》第二十七條規定,實行有償轉讓,北京市按供水數量對河北省相關地區支付補償費用。補償主體是北京市政府,補償對象是上游轉讓節約水量的河北省相關地方政府。補償標準由雙方協商確定。情況二:當河北省未按國務院有關水量分配文件中規定的出境水量向下游地區供水時,河北省相關地區應向北京市補償由于減少了供水量造成的經濟損失。補償主體是河北省政府或上游地區相關地方政府,補償對象為北京市政府。具體補償標準可由相關地方政府協商確定。
(2)補償方式和補償資金籌措。京冀間水資源利用補償,主要通過省、市政府財政轉移支付,也可以由用水戶承擔。
(3)建立水資源利用補償機制的必要條件。省際間建立水資源利用補償機制前提是以有法律效力的水量分配方案作為依據,2007年國務院批準的《永定河干流水量分配方案》(國函[2007]135號)和國務院批復實施的《21世紀初期(2001-2005年)首都水資源可持續利用規劃》中潮白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應是建立京冀間水資源利用補償機制的依據。
3、京冀間水環境保護補償機制
京冀間水環境保護補償機制,是按照“誰污染、誰付費”的原則,由京冀間政府就水環境保護作出的制度安排。
(1)補償主體和補償對象。由于上游水質不達標或水污染事故給下游地區造成經濟損失時,河北省相關地區對下游北京市予以必要的經濟補償。如有明確的污染主體,由污染責任主體負責支付經濟補償;如難以區分責任主體時,則由河北省有關地方政府作為補償主體承擔補償責任。補償對象是北京市有關地方政府、企業或個人。省界斷面污染物超標,補償標準可參照“河北子牙河流域水環境污染補償”測算;當上游發生水污染事故給下游地區造成經濟損失時,有關責任主體應根據經濟損失評估報告,與補償對象協商補償額。
(2)補償方式和補償資金籌集。當上游地區補償主體和下游地區補償對象都是地方政府時,通過政府間財政轉移支付方式進行補償;當上游地區補償主體是企業或個人,下游地區受償對象是地方政府、企業或個人時,按雙方協商的補償數額,直接向補償對象支付補償金。
(3)建立跨省區水環境保護補償機制的必要條件。一是要明晰省界斷面水體質量標準和保護的法律責任。二是要建立健全流域省界斷面水質監管制度。明確海委水資源保護局在水資源保護方面的監督管理職能,建立河流跨界斷面水量、水質監測、監管制度,定期省界斷面水量、水質信息,為跨界河流水環境保護補償提供依據。
四、建立流域生態環境補償機制的政策建議
我國流域生態環境補償尚處于探索階段,建議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盡快制定有針對性的生態補償政策,具體建議如下:
(一)加快生態環境補償立法進程,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制度
生態環境補償機制的建立和有關生態環境補償政策的實施都需要國家或地方立法的剛性約束。雖然我國資源、環境的法律法規不斷完善,在一些法律和政策文件中對生態保護和建設補償有所涉及,但多數為原則性規定,難以具體指導實踐。生態環境補償立法已成為當務之急,需要以法律形式明確生態環境補償的原則、補償主體、補償對象、補償范圍、補償方式和補償標準等,以利于消除生態環境補償中存在的主觀性和隨意性的弊端。考慮到生態環境補償工作的急切性和法律出臺需要一定的程序,建議先以國務院名義下發關于開展生態環境補償工作的指導性意見,明確生態環境補償對于保護生態環境、促進地區協調發展的重要意義,以及需要加快開展生態環境補償的領域和地區。在指導意見的基礎上,通過實踐經驗總結,力爭早日出臺《生態環境補償管理條例》。就流域而言,在《流域法》出臺之前,先制定《流域生態環境補償辦法》。與此同時,抓緊研究制定在產權明晰的前提下如何進行排污權和水資源使用權交
易的法律規定,促進生態環境補償市場化。
(二)完善流域生態環境補償機制的財政政策
在現階段,應發揮財政政策在生態環境補償中的重要作用。
(1)將生態保護的發展機會成本作為一般性財政轉移支付的因素。在中央和省級一般性財政轉移支付中,對重要生態功能區和大江大河源頭因保護生態環境而造成的財政減收,作為財政轉移支付資金分配的一個因素考慮。
(2)建立不同層次的生態環境補償專項資金。政府是生態環境補償的重要主體,對生態環境補償機制的建立負主要責任,但政府可使用的資金有限,而生態環境補償對資金的需求量又很大。因此,需要建立不同層次的生態環境補償專項資金,保證生態環境補償工作的正常進行。按照分級負責的原則,國家、省、地、縣分別從各自財政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資金,以及從征收的水資源費、排污費和水費中提取部分資金,作為生態環境補償專項資金,由本級財政設立專戶管理。國家生態環境補償專項資金,用于跨省界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大江大河源頭區、國家級重要生態功能區生態保護和建設補償。省級生態環境補償專項資金,主要用于對所轄區內跨市飲用水水源保護區、省級重要生態功能區生態保護和建設補償,以及對上游地區水資源和水環境保護補償。地市級生態環境補償專項資金,主要用于對所轄區內跨縣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市級重要生態功能區生態保護和建設的補償,以及對市域上游地區水資源和水環境保護補償。縣級生態環境補償專項資金,主要用于對所轄區內跨鄉鎮飲用水源保護區生態保護和建設補償,以及對縣域上游地區水資源和水環境保護補償。逐步建立生態環境補償專項資金績效考核評價、審計和相應的獎懲制度,使其更好地發揮激勵和引導作用。
(三)構建流域生態環境補償協商合作機制
建立流域生態環境補償機制不僅是一種利益協調機制,更需要一個利益協調平臺,讓利益相關者平等協商。長江、黃河、淮河、海河等七大流域均有流域水資源保護管理機構,可以作為建立流域生態環境補償機制的協調機構,組織流域內水資源補償、水環境補償等事宜的協商和談判。加強流域上下游區域經濟合作,扶持上中游地區發展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產業,鼓勵下游受益區企業到上游區發展環保事業等。
(四)積極推進市場化流域生態環境補償
在保護方和受益方明確的前提下,可以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流域生態環境補償中的重要作用。水資源使用權轉讓和排污權交易是流域生態環境補償市場化的重要手段。在水量分配明晰、排污權初次分配有償使用的基礎上,加快建立流域水資源使用權轉讓和主要水污染物排污權交易制度,逐步形成上下游間水資源有償使用市場轉換和排污權交易機制,通過市場調節和政府引導使水資源合理配置、水環境有效保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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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周大杰等:《流域水資源管理中的生態補償問題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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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楊道波:《流域生態環境補償法律問題研究》,《環境科學與技術》200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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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長江上游大九寨環線旅游業循環經濟
旅游資源是旅游業的基礎,旅游作為一種特殊的經濟行為和社會活動,對促進旅游地經濟繁榮、文化交流、提供就業機會等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保持優良的生態環境和人文環境是旅游業賴以存在和發展的重要根基。然而,在旅游規劃、建設與消費過程中,因缺乏科學指導盲目開發、管理不當等造成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嚴重破壞了旅游資源的永續性,影響到旅游業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特別是長江上游的大九寨環線擁有重要的旅游資源,擁有聞名世界的九寨溝、黃龍等自然風景區,每年要接待成千上萬的國內外旅游者,在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的同時,由于活動人員眾多,也帶來部分地區水土流失嚴重,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本文試圖將循環經濟理念應用到旅游業中,探討旅游業循環經濟發展模式,以實現長江上游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實現整個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共贏。
一、旅游業循環經濟的特點
1.循環經濟的內涵。循環經濟是一種以資源循環利用來實現節約資源和減少污染的經濟發展模式,其特征是資源節約和循環利用。由于四川經濟相對落后,經濟發展任務非常繁重,資源和環境壓力巨大,推進循環經濟發展的任務十分緊迫。因此眾多的專家提出了四川發展循環經濟應根據自身產業發展、資源利用、環境保護等方面特點,按照循環經濟所遵循的“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原則,從資源開采、資源消耗、廢棄物產生、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和社會消費等環節著手,抓住節約資源和減少污染的重點領域、重點行業,大力推行節能、節水、節料、節地,推行資源循環利用、綜合利用和清潔生產,并提出了企業、產業園區、城市和區域等不同層次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但把旅游業作為循環經濟研究內容的還不多見。
2.旅游業循環經濟的特點。旅游業循環經濟是以循環經濟理念為指導,是循環經濟思想與可持續發展思想在旅游業中的具體體現。從旅游產業這個角度來看,旅游業循環經濟主要是指根據執行服務來創造價值的第三產業的特點從旅游服務產品與設施的設計與開發,到整個旅游過程,都要考慮消除或使之盡可能地減少旅游企業、旅游者對旅游環境的直接與間接的負面影響,從而實現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
旅游業循環經濟嚴格遵循著循環經濟“減量化、再循環、再利用”的“3R原則”,運用生態學規律指導一切旅游經濟活動,在旅游資源開發和旅游活動中實現“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閉環反饋式循環過程,以達到“合理開采、高效利用,最低污染”的目的,把旅游業清潔生產、旅游資源綜合利用、旅游產品的生態設計和旅游者的可持續消費融為一體,從而使旅游經濟系統和諧地納入到旅游系統的物質循環過程中來。
二、長江上游大九寨環線的旅游環境
四川作為一個資源大省,建設企業循環經濟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時四川也是一個旅游大省,特別是長江上游的大九寨環線,是以成都-都江堰-汶川-松潘-九寨溝為西線和成都-綿陽-江油-平武-九寨溝為東線的環形旅游線組成的地帶,大九寨環線上地理位置優越,自然條件得天獨厚,具有色彩多樣、層次分明的森林景觀;同時,大九寨環線上人文古跡眾多,有唐朝詩仙李白的故里,三國時期蜀漢遺跡富樂堂、西蜀子云亭和大司馬蔣琬墓地,深山宮殿報恩寺等別具一格的人文景觀,為發展觀光旅游業,培育第三產業,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特色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吸引了眾多的國際與國內游客。但是,由于大九寨環線上人口密度大,經濟活動頻繁,水土流失嚴重,部分地區生態仍十分脆弱,大氣和水質等環境污染問題在整體得到改善的同時,部分地區生態問題也顯得日益嚴重。這些地區生態環境的惡化不僅對九環線經濟發展的制約和影響加劇,而且也對三峽庫區乃至整個長江流域的生態環境和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嚴重的威脅和影響。其次,大九寨環線上生態建設也面臨著提升生態建設效益等深層次的問題,面臨著解決生態建設與增加生物多樣性、發展地方經濟及生態系統的維護等結構性矛盾。為了保持該地區生態建設與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推行旅游業循環經濟模式就顯得尤為必要。
三、長江上游大九寨環線旅游業循環經濟的發展模式
旅游循環經濟模式是整個旅游循環經濟發展的核心和目標所在。要按照生態經濟學、環境經濟學、文化經濟學的原理與方法,充分發揮知識經濟、體驗經濟、技術經濟的作用,協調旅游生產與消費,協調區域內的農業生態化、工業生態化、城鄉生態化等,嚴格按循環經濟理念進行資源的合理利用與循環利用,保護資源和環境,樹立旅游循環經濟發展的新理念,構建旅游循環經濟發展運行的系統模式,以保證旅游業科學、有效地發展。
篇4
關鍵詞:循環經濟;理論研究;哲學分析
“循環經濟”是最近幾年國內學術和政策研究領域頻繁出現的一個學術詞語。國內學者對循環經濟的理論進行了大量探討,國家也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推動循環經濟的實踐。但是,國內生態經濟學界、環境經濟學界以及主流經濟學界對循環經濟實質的認識至今仍存在較大差異[1]。為深入揭示循環經濟理論內涵,部分學者從哲學的角度進行了探討。如,董艾輝在分析循環經濟與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觀一致性的基礎上,指出循環經濟是對近代西方哲學思維方式的揚棄,也符合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2]。張連國等認為,循環經濟的哲學基礎有二,即知識論基礎與存在論基礎[3]。崔勝輝等則從循環經濟與可持續發展在內涵和目標上一致性的角度,分析循環經濟的哲學內涵和經濟倫理觀[4]。
應該說,從哲學角度探討循環經濟,既是對循環經濟理論研究的豐富,也為哲學研究領域引入了新的研究課題。但從已有研究來看,循環經濟的哲學研究在哲學分析與梳理上還不夠全面和系統。本文試圖從哲學的角度,比較系統地分析循環經濟的哲學內涵、本質屬性與內在要求,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展望循環經濟的未來發展。
1.循環經濟的哲學涵義
1.1循環經濟的產生、發展和目標具有鮮明的實踐性
循環經濟思想起源于人們對自身生活環境和質量的憂慮,也是對上世紀五六十年達國家工業化帶來的環境后果的直接反思,主要針對日益惡化的自然環境以及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隨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這種對環境的憂慮逐漸變成一種全球性的反思,環境問題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關注。我國從參加1972年斯德哥爾摩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開始加入這個行列。循環經濟不僅反思工業化帶來的環境破壞和資源耗竭,也積極探尋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方法。循環經濟的目標就是提出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或者說新的技術經濟范式[5]。這種發展模式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強調通過生產技術與資源節約技術體系的融合,減少單位產出資源的消耗,節約使用資源;通過生產技術與環境保護技術和清潔生產相結合,減少生產過程中污染排放甚至“零”排放;通過廢棄物綜合回收利用和再生利用,實現物質資源的循環使用;通過垃圾無害化處理,實現生態環境的永久平衡等。在經濟層面上,循環經濟是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和經濟運行方式,旨在實現經濟增長、資源供給與生態環境的均衡,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和社會公平。它把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看成社會大眾共有的、稀缺的自然資本,因而要求將生態環境納入經濟循環過程中參與定價和分配。它既要求改變生產的社會成本與私人獲利的不對稱性,使外部成本內部化;也要求改變環保企業治理生態環境的內部成本與外部獲利的不對稱性,使外部效益內部化。
哲學是實踐的哲學,實踐性是哲學的基礎。從這個角度來看,循環經濟的實踐性符合的實踐觀點。無論是其思想來源和目標指向都是實踐,循環經濟的理論發展更是離不開實踐,需要在實踐中反復檢驗和總結。因此,循環經濟具有鮮明的實踐性,或者實踐是循環經濟的基礎或唯一尺度。
1.2循環經濟的產生和發展符合馬列主義的認識論和否定之否定規律
認識論認為,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并對認識起決定作用;人的認識的發展總是從感性到理性;認識總要有一個過程,充滿著復雜性和曲折性。循環經濟的產生和發展正完整體現了上述觀點。首先,循環經濟在特定時代產生體現了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在工業化以前和工業化的低級階段,人類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和資源的消耗較少,還不足以使人類對的環境破壞和資源消耗產生像今天這樣的深刻后果。只有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對環境和資源的產生足夠大的沖擊和影響時才可能產生循環經濟思想。其次,對循環經濟的認識是循序漸進的。人類不可能一下子就認識到循環經濟發展的主要內涵或全部規律,而且,認識的深化不可能脫離經濟和歷史發展階段。最后,對循環經濟的認識是能動的認識。這不僅僅停留于理論層面,也不是對實踐的簡單反映和被動認識,而是為了應用于實踐,改造經濟發展的模式。通過循環經濟的這些特點,可以較好地理解當前在我國開展循環經濟所遇到的種種思想障礙。比如,有人抱怨目前我國生產方式仍較粗放、環境破壞和資源消耗較大等。這是事實,但也要注意到,我們不可能脫離我國的歷史前提來談論這些問題。者從來就不是先知先覺的智者,而是實事求是的實踐者。在實踐的過程中可能會犯這樣或者那樣的錯誤,但錯誤本身并不可怕,關鍵要遵循規律,對自身發展方式進行反思和揚棄,最終解決問題。畢竟,在一窮二白的薄弱基礎上搞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建設,沒有現成的道路和方法可以照搬。尤其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要矛盾決定了首先需要解決的是經濟起步、經濟總量和人民溫飽問題,難以為了保護環境從一開始就放棄經濟和工業發展。
1.3循環經濟的模式特征符合哲學的普遍聯系規律
哲學認為,世界是普遍聯系的整體,聯系具有客觀性、普遍性和多樣性。循環經濟的發展模式,正是將社會看成一個整體,而不是孤立地探討經濟問題,或單純采用經濟手段分析解決問題。它要求綜合考慮制度層面和技術層面,制定相應政策措施來推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公平與進步。循環經濟深刻分析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對人與自然和諧模式進行大量有益的探討。同時,將生產和生活各個領域帶來的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作為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加以考慮,既注重分析經濟生產領域各個部門、行業及其相互聯系,又注重生產流程的各個階段及其相互聯系,還注重生產與生活兩大部類在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中的具體情況與相互聯系,統籌考慮城市與農村、地區之間、工業與農業、國內經濟與對外經濟等在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方面的關系。循環經濟在分析問題和提出對策時,也認識到單純經濟知識和經濟手段的局限性,強調學科間的聯合,強調經濟社科與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學科領域的統籌并重。
1.4循環經濟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統一
哲學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統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正確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的本質,為理解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和認識論基礎。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范式,強調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代際公平以及國際視野,最終實現可持續發展。這些思想體現了哲學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統一,既包含科學的邏輯推論,也汲取國內外經濟發展的正反經驗;既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態度,也體現了向歷史、向子孫的負責態度。循環經濟是在環境已遭受重大破壞、資源過度消耗的情況下產生的。根據環境破壞和資源過度消耗的歷史教訓、現代科學和經濟學的推斷,如果這種趨勢不加以阻止和逆轉,造成的后果將不堪想象。但環境破壞和資源過度消耗的趨勢并非不可逆轉,通過循環經濟的途徑,人類完全有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這種分析和對比揭示了人類對自身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體現了哲學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統一。
2.循環經濟的本質屬性與內在要求
循環經濟的定義是目前國內學者爭論的焦點,根本分歧主要在循環經濟的本質屬性問題。筆者認為,只有解決本質屬性問題,學科的理論基礎才能更加扎實,學科才能逐步走向成熟。本質屬性問題解決了,相應的內在要求就容易了。前面分析的循環經濟哲學內涵已為探討循環經濟的本質屬性與內在要求作了鋪墊。
2.1循環經濟的本質屬性
筆者贊同齊建國教授關于循環經濟的描述,即循環經濟是一種技術范式的革命,是中國新興工業化的最高形式,是通過制度創新建立一種新的經濟形態[6]。齊教授認為,從技術經濟學角度看,循環經濟實際上是一種技術范式的革命。微觀上,按照著名經濟學家喬瓦尼·多西的定義,所謂技術范式可定義為解決所選擇的技術經濟問題的一種“模式”。宏觀上,技術范式可定義為社會生產主導技術體系的基本特征和程序模式。在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不同社會形態對應不同的技術范式。在技術層次上,與傳統經濟活動的“資源消費產品廢物排放”開放(或稱為單程)型物質流動模式相對應,循環經濟是“資源消費產品再生資源”閉環型物質流動模式。其技術特征表現為資源消耗的減量化、再利用和資源再生化,核心是提高生態環境的利用效率,本質是生態經濟。
筆者認為,在齊教授定義的基礎上,還可從哲學高度對循環經濟的本質屬性作進一步的歸納和總結。根據的基本原理,人類社會總是不斷由低級向高級演變,每個社會歷史階段都有與其相應的社會形態。因此,循環經濟應是人類社會在特定歷史階段選擇的經濟發展模式或者技術范式。循環經濟在特定的歷史階段產生和發展,承載著特定的歷史使命。可以預見,循環經濟將對世界的可持續發展進程起重大的歷史作用;同樣可以預見,循環經濟絕不是萬能的,不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技術范式的最高形態或終極形式。
2.2循環經濟的內在要求
2.2.1特定的時空觀念。在我國開展循環經濟的理論和政策研究,需要明確特定的時空觀念。我國是一個具有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的21世紀開展循環經濟,離不開立足自身現實發展循環經濟。要花大力氣研究我國的實際,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縮小問題,只有實事求是才能勝利。同時,要對循環經濟的發展道路的復雜性和曲折性有著足夠的心里準備。
2.2.2統籌觀點。發展循環經濟需要統籌的觀點和系統的觀點。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面臨很多問題,但由于資源有限,只能統籌加以考慮。要把握發展循環經濟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確定重點領域和優先發展領域,循序漸進,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2.2.3理論聯系實踐。發展循環經濟要善于理論聯系實際,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上升為理論,并以此指導實踐,然后在實踐中不斷完善理論。如此反復,推動經濟與社會向良性方向持續發展。循環經濟是實踐的學科,循環經濟理論和政策如果只停留在書本中、文件中、口頭上,不能在實踐中得以貫徹落實,循環經濟的目標就會是水中月、鏡中花。因此,必須貫徹實事求是的觀點,尊重客觀規律,努力推進循環經濟建設,同時反對把循環經濟夸大化、萬能化的傾向。
2.2.4公眾參與。循環經濟涉及全社會的各領域,離開公眾參與的循環經濟將難以成功。目前,我國居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尚有待提高,特別需要在社會上進行科學發展觀的思想啟蒙,通過政府政策宣傳,引導社會生產和消費觀念。公眾環保意識和可持續發展意識的覺醒將是循環經濟得以貫徹落實并取得成功的強大動力和有力保障。
3.發展循環經濟的政策建議
3.1系統的工作思想
發展循環經濟特別要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要立足現實,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五個統籌,制定系統的發展規劃和政策措施。綜合協調區域、行業和部門利益,以長遠發展和大局為重,抓住主要問題,確定重點領域、優先領域和戰略步驟。
3.2制度和技術并重
要堅持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統一,既注重制度層面的政策設計,也注重技術層面的政策設計。加強對現有經濟模式、生產技術與過程、管理方法的改進和創新;加強對項目立項進行充分論證以及項目中、后期的評估;加強對節能減排領域重大技術的開發與應用。同時,開展大量調查,掌握循環經濟的動態發展,及時研究解決實踐中出現的問題。
3.3建立長效機制
根據循環經濟的不同參與主體,包括政府、企業、大學、公眾等,制定相應的政策,建立長效工作機制。同時,探討建立政府與市場相結合的有效聯系機制,完善政府考核機制和人才激勵機制。
3.4自主創新與學習借鑒
既要立足自身國情積極探索發展循環經濟的有效理論和政策,又要學習借鑒一切有益的國外經濟、管理和政策實踐的成果;既要發揚自主創新的精神,建立基本技術支撐體系,又要進行必要的技術引進和模仿消化。
4.未來展望
發展循環經濟是歷史的必然。這個必然既凝聚著人類對自身處境的深深憂慮,也包含了對更高級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美好愿望。認為,盡管過程往往充滿曲折,世界一直是向前發展的。作為一個新的經濟形態和發展模式,循環經濟有著自身發展規律,雖然當前還有很多爭論,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學術氛圍,將促使循環經濟研究更快走向成熟。循環經濟在中國已經啟航,并將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復興的進程長期相伴。盡管道路充滿艱辛,但前途是光明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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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崔勝輝,洪華生,黃云鳳.關于循環經濟的哲學思考,《科技進步與對策》,2003年10月號(下半月).
篇5
關鍵詞:環境會計;可持續發展;建議
中圖分類號:F235.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20018102
1環境會計的涵義及理論淵源
1.1環境會計的涵義
環境會計是核算對資源、環境、生態的開發、利用及防治的資金支出和成本費用,并對企業經營過程中對社會環境的維護和開發形成的效益進行合理計量與報告,綜合評估環境績效及環境活動對企業財務成果影響的一門新興學科。在我國,環境會計可以定義為:“運用會計學的基本原理與方法,采用多種計量手段和屬性,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過程中涉及的環境要素進行確認、計量、記錄與評價,以客觀反映企業生產經營活動與環境的相互影響,從而優化環境資源配置,有效促進企業與所在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管理信息系統”。
1.2環境會計的理論淵源
1.2.1外部性和外部成本
外部性是相對于市場而言的。如果一個經濟主體的行為對另一個經濟主體的福利產生影響,這種影響沒有從貨幣或市場交易中反映出來,就會出現外部性。外部性可以分為外部經濟和外部不經濟。如果一個經濟主體的一項經濟活動會給其他人帶來效益,但他自己卻沒有得到補償,他從其活動中得到的私人利益就小于社會效益,這種性質的外部影響被稱為“外部經濟”,反之則稱為“外部不經濟”。而對于環境這種物品而言,當一個經濟主體可以不受限制的開發某種資源時,他可以從中獲得效益,而由此產生的損失則由其他主體所承擔,這些損失即為外部成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的企業在決定自己的產供銷時,就往往只從自己的角度來考慮,而不考慮由此產生的社會后果,這就產生了外部不經濟。
1.2.2市場失靈
在不存在外部性的完全市場條件下,不存在外部成本和外部效益。社會成本等于私人成本,社會效益等于私人效益。根據供求關系確定的資源配置的最優點上,邊際私人成本等于邊際私人效益。但是,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外部成本沒有包括在產品價格中,而是由社會來承擔,這時的邊際社會成本等于邊際私人成本與邊際外部成本之和。我們假設一項活動不帶來外部效益,只產生外部成本時,當存在外部不經濟情況下,產生的外部成本生產者沒有承擔,而是由社會來承擔的。比如某企業在其排污系統增加污水凈化的裝置,由此產生的效益不是全部由企業享有時,企業就不愿意在防治污染方面增加支出,這樣也會導致環境的進一步惡化。對于那些既產生外部效益又產生外部成本的經濟活動也是類似的。
從以上兩種情況可以看出,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市場并沒有真實的反映產品的實際價格,資源也沒有得到有效配置,“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失靈了。如果不對企業進行管制,企業就會為追求利潤最大化而過度開發和利用資源,使環境污染更加嚴重。據此,我們找出了解決環境問題的方法,即通過加強政府和企業的合作,解決產權問題,使外部效益和外部成本內部化,并通過政府控制等方式來進行環境管理,而管理因素則要求企業加強對自然資源開發利用過程中的成本核算,對廢棄物的成本管理,充分辨認和計量與之相關的環境成本。這些問題用傳統的會計方法都難以解決,而環境會計這一新興學科在會計研究領域就應用而生了。環境會計的誕生,為企業確認、計量、記錄、報告環境污染與防治、開發與利用的成本費用提供了一個準確的方法,也為管理者進行決策提供了一個可靠的依據。
2我國實施環境會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2.1實施環境會計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隨著社會的進步,社會需求日益膨脹,從而造成了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采。這種對自然資源無補償地過度耗費及其不合理的分配,導致了不同國家、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阻礙了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目前,我國環境破壞和污染十分嚴重,已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因素。政府為了防止環境的進一步惡化,已考慮到了利用會計核算、信息披露對企業進行適當的引導,但是在我國現行的會計制度中,建立起關于環境資源的利用,環境污染的預防、破壞、治理以及環保技術開發等會計方面的核算和信息披露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就使得政府有關部門無法通過會計報表和財務報告準確獲知企業的環境治理與破壞情況,從而不能制定正確的環保宏觀政策與采取微觀對策,也不能引導企業走向自覺保護環境資源的軌道上來。長此下去,我國將很難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所以企業必須主動要求推行環境會計,推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2.2實施環境會計是企業自身發展的需要
我國企業傳統的發展模式是高投入、低產出、高污染、低效益,是資源消耗型經濟。在綠色消費日益盛行的今天,我國企業應在其決策與經營活動中注入“綠色理念”,以“綠色理念”重塑企業整體的業務流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運用環境會計記錄和反映企業的環境成本和環境效益。這樣才能適應市場需求,保持競爭優勢,在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2.3實施環境會計是強化環保意識的需要
環境會計不同于傳統的會計模式,它主張將整個社會生產情況和相應的生態環境都反映到會計信息中去,要對環境資源損耗、環境保護支出、環境資源收益等作相應的會計記錄。這就會促使企業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也注重其對環境產生的影響,可以避免企業盲目追求經濟效益。
2.4實施環境會計是對外開放的經濟環境的需要
在綠色意識日益加強的背景下,世界上許多國家已將環境問題納人會計核算范圍。然而在中國現行會計制度中,尚未建立起相關的環境會計核算體系。我國現在所處的這種現狀,一方面不能滿足會計國際化的要求,有礙于會計的國際間交流與合作,不能向外國投資者提供我們的環境信息;另一方面,由于我國沒有相關環境會計準則,所以就很難衡量外國投資機構對我國環境的破壞程度,以及確定為保護環境而應采取的措施。隨著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將有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到我國投資,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到國外投資,為了使會計披露的信息具有相關性和可比性,適應交易國的環保要求,企業就必須要披露環境會計的信息。
3對我國實行環境會計的建議
3.1加強對環境會計理論的研究
在建立環境會計的過程中,應克服傳統觀念的束縛,加強對環境會計理論和方法的研究。應成立環境會計研究機構,該機構可以由會計、經濟管理、環境資源、法律等多方面專家組成,對環境會計理論、環境成本、企業行為、產品市場規律、法律體系變動等一系列有關問題進行研究,探討出適合我國國情的實行環境會計的辦法,為企業取得更好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提供相關的會計信息。
3.2加強環境會計法規的建設
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將環境會計核算和監督列入《會計法》中,修改并完善已有的法律法規,以法律形式確定環境會計的地位和作用。完善會計準則中的內容,使其有益于環境會計的發展,可以將涉及環境、資源的內容列入會計要素,成為環境會計財務報告必須披露的內容。這些強制性的約束都將使環境會計具有更強的執行力,使其得到穩步的發展。
3.3加大宣傳教育的力度
實行環境會計不僅是一個會計問題,同樣是一個復雜的環境問題和社會問題,對社會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必須得到國家行政管理部門和全社會的高度重視,通過開展社會宣傳,加強全國人民的環保意識,使環境會計觀念逐步被公眾、企業和市場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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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微觀經濟學教學環境的變化
(一)知識的全新界定。伴隨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發展與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人類對知識的界定有了全新的認識。知識的內涵不斷豐富,知識的外延也趨于擴大,無論從創造、儲存以及傳播方式看,知識均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從內涵上看,當今,知識超越了傳統的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分類,擴大到批判性的價值判斷和再創造的應用范疇。從性質上看,知識不再是對客觀事物的真實表征與靜態的經驗積累,而是由主客體相互作用生成的結果。從形態上看,知識的呈現方式也趨于數字化、多樣化。從增長方式上看,知識的共享性推動了其創造與傳播的范圍越來越廣、速度越來越快。以上特點使知識的生命周期迅速縮短,進一步引發了知識觀與學習觀的改變。知識的全新界定致使傳統的灌輸式教學舉步維艱。如何實現從低階的“學會”向高階的“會學”升級,已然是教育界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
(二)學習方式的革命。隨著網絡通信技術的發展,傳播媒介的多樣化與傳播形式的多元化促使人類信息傳播與交流實現了零距離和及時化,并且成為一種典型的生活方式與文化形式。這一現象表現為學習者能夠超越時空限制,便捷的開展學習活動,學習已成為作用于環境的信息理解和知識建構,而非以往的被動的接受知識過程。這種學習方式的革命既革了傳統教學方式的命,又成為滿足新時代學習需求、開展教學方式升級的動力源。
(三)新媒介的出現。隨著信息通訊技術的不斷進步,以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為主要特征的多媒體教學系統的地位與作用在學習過程中已經超越了傳統物質實體的教學媒介,信息化時代的學習過程不再是基于單調、枯燥而又乏味的語言、文字符號的知識傳授,而是一種多形式、多渠道的信息傳遞與溝通,進一步形成知識理解與建構。
(四)公共開放教育平臺的興起。一方面,國際性MOOCs興起,大規模的開放在線課程發展趨勢實現了優質教育資源的全球共享。一方面,我國政府也支持高等教育課程資源共享平臺的建設與開放,通過“中國大學視頻公開課”、“中國大學資源共享課”以及近兩年崛起的“慕課中國”使得國內優質教育資源逐漸向社會開放。這一現象嚴重威脅了普通高校同類課程的生存,導致了“課堂反轉”,也引發了對“先學后教”的新型教學模式的研究與實踐。
二、《微觀經濟學》課程學習環境設計的焦點
(一)以學習者為中心。建構主義認為學習者知識的建構受到自身已有的認知、技能、動機等的影響,這就要求教師區別對待學習者之間的個體差異,形成每一個個體的學習課題,并知曉意義的建構是學生自己的事情。
(二)以知識為中心。為了促進學習者基于理解的學習,學習環境的設計應該是跨學科、跨領域的多要素相互融合,相互支撐。學習環境要素協同作用的著眼點是理解和靈活運用,而非記憶。所以,掌握學習者的個體特點與獨特需求,設計并提出能夠實現的學習課題是成功設計學習環境的關鍵。
(三)以評價為中心。評價做為控制的重要環節不僅是對學習結果進行反饋,在以后的學習中予以修正,更關注學習前與學習中的評價,即形成性評價。同時,評價主體也是多元化的教師、學習者都應該在恰當的時點,使用恰當的方法進行前饋和反饋,共同促進學習者深化理解。
(四)以學習社群為中心。學習作為在特定環境中進行的文化活動,因此學習者的學習效果者往往受其所屬社群的規范和價值觀的影響。設計學習環境要求形成高質量的學習者社群,這一有助于確保學習者“學習權”的前沿概念,使學習者在學習社群中能夠分享理想,建構新知識,形成活躍的學習氛圍,促進學習。
三、《微觀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建議
(一)革新教學資源形態。微觀經濟學的教學隨著環境的變化具有延續性與開放性的特點,因此教學內容的確定與教學資源的選擇要求師生在學習的過程中以共同參與、動態建構的方式來實現。
(二)創新學習組織方式。創新學習組織方式的根本在于將信息的傳遞方式由傳統的以傳授知識為導向的線性教學信息組織結構升級為多種組織形式優化組合以及教與學兩要素多重結合,形成多向信息傳遞與分享的互動式、混沌的、自組織學習環境。
(三)更新學習活動方式。信息化時代微觀經濟學的學習要求學習者采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課程內外相結合等學習方式。主要表現為理論學習經典與前沿兼顧,精專與博覽結合,面對開發的學習環境開展開放資源的查詢式學習,參與學術研究的參與式學習,專業興趣的個性化學習,微主題的探究式學習。通過設計不同類型的學習任務,創設支持性學習情境,引導學生開展研修形式的深度學習,促進其自律性學習習慣的養成和復雜認知能力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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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環境技術創新概述
環境技術創新理念的提出最早源于上世紀七十年代學術界關于環境保護與企業生存關系的討論,其中,創新包含五個方面的內容:研制新產品、引進新的生產工藝、開辟新市場、開發新的能源材料、采用新的組織方法。基于創新概念的環境技術創新同樣涉及多個方面和內容,一方面是具有技術創新的商業屬性,另一方面是具有環境保護導向的社會屬性[1]。與已有的環境技術創新涵義界定不同,本文認為環境技術創新的涵義應當是企業在產品設計、材料選擇、工藝設計、廢棄物處理、產品銷售、消費引導中所進行的能夠減低污染排放,提高自身經濟效益的一切創新活動,從這個角度講,環境技術創新需要具備以下三個要素:一是能夠實現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雙贏,二是創新范圍廣,三是環境技術創新所帶來的效益歷經長期考察[2]。通過上文關于環境技術創新涵義的重新界定可以看出,環境技術創新一方面能夠減少企業污染排放,改善生態環境,另一方面能夠給企業帶來成本優勢,增強企業的產品競爭力,其創新目標是“雙贏”。環境技術創新之所以能夠提升企業產品競爭力,是因為創新具有節能、減耗等功能,可以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產品生產的單位成本被降低,產品優勢也隨之增加。此外,產品從生產線到流入市場的各個環節都具有環保屬性,增加了產品的附加價值,因此更具差異化競爭優勢。先行實現環境技術創新的企業更具技術領先優勢,其開發出的環保產品能夠成為行業標準,更具市場主導優勢。
2環境政策類型及其對環境技術創新的影響
2.1環境政策類型
自環境保護機構建立以來,制定何種環境政策便成為環保當局的首要任務,隨著人們對環境問題的不斷深入,環境政策類型和工具也在不斷豐富。總結當前的環境政策現狀,環境政策類型可以分為以下幾種:2.1.1具有控制功能的環境政策命令是政府及相關職能部門所制定的行政法規、條例等,是環境規制的目標和標準,通過強制的行政命令要求企業嚴格遵守,違反該命令的企業就會受到相應的處罰[3]。具有控制功能的命令是環境政策最早采用的一種政策工具,由于受到法律的保障和監督執行,對于一些污染嚴重的企業具有顯著的控制效果,但是由于沒有考慮到成本收益問題,很大程度上損害了企業的自身利益。命令主要是借助環境技術標準和環境績效標準兩種工具實現:(1)環境技術標準。環境技術標準是環境當局針對企業污染所制定的強制性規定要求,環境技術標準一旦確定,所有企業就需要按照規定的技術進行生產經營,由于不同企業在生產規模、管理水平等方面存在差異,因此統一的技術標準很難達到治理目的[4]。(2)環境績效標準。環境績效標準是環保當局制定的針對污染企業產量、排污量等所制定的規定和限制。環境績效標準并不對企業的技術措施限定規定,因此給企業的污染控制留有很大的空間,除了采用先進環保措施外,企業也可以通過減產或其他方法來達到績效標準。2.1.2基于市場類型的環境政策基于市場類型的環境政策主要是將環境污染通過一定的手段轉化為企業內部事物,進而通過市場調節手段對企業進行激勵和引導,促使企業自覺地參與到環境治理中。基于市場類型的環境政策主要包括環境稅、環境補貼、排污權交易等政策工具[5]。環境稅是企業因排放污物造成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所需要承擔的經濟補償,通過稅率設置,使得企業污染成本等同于減污成本,雖然設置了環境稅,但是企業仍然可以根據自身減污成本來確定治污量,監督和懲罰成本較高。
2.2環境政策對環境技術創新的影響作用
不論是具有控制功能的環境政策還是基于市場類型的環境政策,都能夠對企業行為進行約束控制,在改善環境績效方面具有推動作用,基本達到了環境保護的目的。關于環境政策對環境技術創新行為的影響作用、影響強度和約束條件,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相關學者就相繼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Mohr所建立的干中學模型,本文基于該模型理論構建一個環境技術創新無線周期模型來論證分析在嚴格的環境政策條件下,其能否促進企業進行環境技術創新[6-7]。假設一個虛擬市場競爭環境中,存在足夠多的同質生產者,生產周期為T,一個周期內1單位勞動所能創造的產品為g,每一個生產者都接受同等的價格,產品價格為1,環境技術進步與生產周期隨生產者活動變化,資本生產率設為k,那么第n期的資本生產率為:kn=K(rn-1,kn-1)(1),如果生產者不進行環境技術創新投資,那么下一個生產周期仍然沿用之前的生產技術,k=kt-1(2),隨著污染物w的產生,生產者并不付出相應的治理成本,在生產周期內的gt=Gt(lt,wt,kt)(3),可見,生產者可以通過調節污染物排放來尋求最優生產安排。在沒有環境政策的環境下,生產者幾乎不會考慮環境績效問題,其所進行的創新活動也只是基于利潤最大化的經營目標,即使某種環境技術創新措施能夠給生產者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且降低生產能耗,但是在實施之初,生產者并不具有這種目的意識。綜上,環境政策能夠約束生產者行為,在外界壓力的影響下,企業在創新發展的過程中也會將環境因素考慮進去,從而使生產者具有環境技術創新意識。
3我國環境政策的技術創新導向評估
雖然我國在環境保護方面已形成一定的政策體系,但是由于發展時間短,許多配套工具、設施、數據研究還不完善,這也增加了我國環境政策技術創新導向評估的難度,尤其是創新數據的缺失、政策條目繁復等因素嚴重制約了我國技術創新導向評估的準確度。因此,結合環境政策和技術創新的相關性,需要在環境政策自身屬性和技術創新效果兩方面進行導向評估。分析我國的環境政策構成,發現許多帶有控制色彩的環境政策并不利于推動環境技術創新,導向性較弱,縱觀環境政策的發展,命令控制類型的環境政策比例逐年下降,基于市場的政策工具比例逐漸上升,這種發展趨勢有助于增強我國環境政策的技術創新導向。環境技術創新效果是衡量環境政策技術創新導向的重要評估標準,從我國的環境技術創新效果來看,仍然存在一定的問題,如環境技術創新體系初具規模但運作效率低、創新結構不合理、整體水平落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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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信息安全技術;三網融合環境
前言
所謂的“三網融合”,就是將計算機網絡技術、電信網、有線電視網經過技術改造之后,向用戶提供音頻、視頻、數據等信息的綜合多媒體通信業務。中國的信息環境因三網融合而發生了改變,不僅新的信息傳播渠道不斷地被開發出來,而且信息傳播成本也不斷地降低。人們在享受豐富的信息資源的同時,也需要面臨信息安全隱患所引發的各種風險。比如,互聯網技術的普及,用戶群不斷擴大。一些不良用戶會利用網絡信息的共享性傳播惡意信息,甚至在計算機網絡上傳播病毒,導致其他用戶的切身利益受到損害。要使三網融合的優勢得以充分發揮的同時,還要應用信息安全技術,以提高信息質量。
1關于“三網融合”的理解
傳統的網絡是廣播電視網、電信網和計算機網絡之間相互獨立。三網融合是將廣播電視網、電信網和計算機網絡建立關聯性,使三種網絡技術實現了融合。三種網絡技術不僅實現了信息共享,而且相互之間還進行了技術滲透,特別是進入到應用層面,使得各種形式的信息互通,對中國的信息化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按照中國《三網融合推廣方案》,對三網融合喲實現的目標進一步明確,即所謂的“三網融合”并不是簡單的物理技術層面的融合,而是在網絡技術的應用上能夠相互融合,特別是在業務領域中,三種技術相互滲透,使得傳統的網絡格局被打破,廣播電視網、電信網和計算機網絡在業務領域實現無縫融合[1]。比如,網絡用戶使用智能手機,不僅能上網,而且可以觀看電視;用戶在看電視的時候,還可以在電視上上網或者打電話;用戶可以在電腦上看電視節目,也可以打電話。三網融合環境中,信息不斷傳播而且傳播范圍進一步擴大,使得通信網絡統一化管理、一體化運行,信息傳播效率有所提高。原有的單一化網絡信息服務多元化發展,構成了多媒體為了環境,各項業務綜合化,由此使得網絡運行成本降低,網絡資源得以高效利用。另外,三網融后合之后,還會產生各種新的業務,業務范圍拓寬,從而是用戶的各項需求得到了滿足,信息傳播過程中會獲得更高的利潤。網絡運營商之前原有的惡性競爭轉變為合作式的的競爭[2]。隨著三網充分融合,就需要網絡運行更為安全順暢,要保證信息不會遭到損壞,就需要做好信息安全管理工作,以實現三網融合的預期目標。這也意味著,三網融合之后,對信息安全技術的要求更高,促進信息安全體系的完善是非常必要的,以將網絡安全威脅消除,凈化網絡環境。
2三網融合環境中信息安全技術經驗
三網融合環境下,信息安全技術成為需要重點研究的問題。信息安全技術管理中,所涉及的事務多,管理中還涉及到多項專項事務。要確保信息安全,就要將三網融合的技術保障體系構建起來,將現有的技術整合、優化,使信息安全技術水平得以提升。
2.1三網融合環境下要強化信息安全技術的研究工作
對信息技術實施安全管理,離不開高端專業技術的應用。要確保信息產業安全穩定地運行,就要基于信息技術將安全屏障建立起來,可以更好地控制信息產業穩定發展。特別是三網融合環境中所構建的虛擬社會,在投入信息技術的同時,還要實施必要的安全保障,包括計算機操作系統、安全芯片、信息技術軟件以及移動終端產品等等,都要給予必要的安全保障,形成自主知識產權產品,同時還要從應用實踐的角度將安全管理制度制定出來,確保三網融合規范運行[3]。特別是涉及到三網融合的各種安全技術,要采用研發的方式攻克難關,并對研發產品實施產業化發展,以從基層安全技術產品開始逐步升級,到核心安全技術環節實現技術的更新換代,促使三網環境下的信息得到有效管理。此外,為了確保三網融合下信息安全運行,還要將安全風險評估體現構建起來,以將網絡風險因素量化為指標,對網絡安全運行狀況進行評估,以塑造良好的網絡運行環境。對網絡信息要做好專項檢查工作,將安全管理策略制定出來,并針對網絡運行中所存在的問題提出解決措施。同時,還要做好網絡發展規劃,將適合于三網融合環境的信息安全管理框架制定處理,以在框架下開展業務,確保網絡信息安全。
2.2構建三網融合環境下的網絡信息體系
中國目前正大力推進信息化建設,倡導改革行業實施“互聯網+”戰略,以將互聯網技術充分地利用起來。將網絡信息體系構建起來,就是要在三網融合環境下促進網絡技術的融合,基于此在行業應用領域中對互聯網技術有效應用。網絡信息體系不僅訴諸到技術層面,更多的強調了道德層面,要通過強化網絡管理提高網絡誠信。在網絡信息體系中,各種信息瀏覽記錄都能夠體現個人的信息應用情況,特別是密碼技術的應用,就需要制定管理制度,并在法律的層面上予以約束,所有的技術工作都要基于網絡設備和網絡技術展開。面對網絡信息不對稱的現象,還要在信息體系運行中做好授權管理工作,認定承擔責任的主題,還要做好身份認證,以對網絡信息實施安全管理。提高網絡信息體系的誠信度,就是要使用戶在共享網絡信息的同時,還要明確用戶的真實身份。特別是在三網融合環境下,要求用戶的身份要真實、而客觀,對用戶在網絡上的各種行為要實時跟蹤并做好監督管理工作。在授權管理中,要對身份認證嚴格管理,做好用戶對信息的訪問控制工作。在管理網絡用戶的時候,要合理利用網絡信息,在提高信息使用效率的同時,還要對網絡信息實施必要的保護,以避免信息丟失、濫用等等問題[4]。通過對網絡基礎設施的授權管理,做好責任認定工作,就需要配套使用相應的管理措施,包括調查和審定網絡行為,對網絡不當行為進行取證、保留調查信息,對信息進行判定等等。對于網絡不良行為的肇事者,要按照規定的操作規程追究責任,以對用戶的網絡行為從法律的層面予以約束,以提高網絡運行質量。
2.3三網融合環境下要避免安全隱患的擴散
三網融合環境下,信息量大而且傳播速度快,一些安全隱患會伴隨著信息快速擴散。這就需要加大監督力度,并將監督管理體系構建起來,從技術的層面和法律的層面入手對各種安全威脅采取防控措施。在網絡系統中要將防火墻構建起來,行政監管、專業技術和法律規范等等整合,以提高網絡信息安全系數[5]。這就需要開展網絡安全技術培訓工作,普及網絡安全知識,將網絡安全體系構建起來。另外,還要構建監督管理機構,對網絡上傳播的信息進行嚴格監管,并采取技術保障措施,以提高網絡信息傳播質量。
3結語
綜上所述,信息化技術環境下,三網融合成為一種必然,對中國信息化建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三網融合環境下提高信息安全度屬于是系統化工程。特別是對于網絡運行中所存在的各種安全隱患,要具有針對性地采取有效對策,確保網絡安全穩定地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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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會計,又稱綠色會計,水會計等,以貨幣作為主要計量單位,以相關法律、法規作為其依據,對環境資產、環境費用、環境效益等會計要素進行核算的專門學科,將會計學與環境經濟學相結合,通過有效的價值管理,達到協調經濟發展和保護環境的目的。
環境會計是一門新興學科,涵蓋了會計學、經濟學、環境學等多個學科,利用會計學的基本理論知識對有關環境方面的賬務進行處理,在滿足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將經濟學知識充分運用,以此獲得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雙贏。在《現代會計百科辭典》中,收錄了環境會計的詞條,其解釋為環境會計是“從社會利益角度計量和報導企業、事業機關等單位的社會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及管理情況的一項管理活動。它旨在指導經濟資源作最有效運用及最佳調配,以提高社會整體效益”。
二、環境會計與傳統會計區別
環境會計雖應用了會計學基本理論,但由于其著重考慮了生態環境保護、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等,這就導致了二者之間存在了差異。
(一)會計要素差異
環境會計的產生與發展基于傳統會計,所以二者的會計要素劃分基本是一致的,但環境??計又在傳統會計基礎之上考慮了可持續發展以及環境保護等問題,就使得二者的具體內容不盡相同。首先針對于資產要素方面來說,環境會計要設置“環境資產”、“環境資產凈值”以及“環境資產損耗”;而負債要素中包含了應付環境污染治理費等與環境相關的應付費用;對于所有者權益,環境會計中計入“環境資本”;同時對于收入、費用和利潤,在環境會計中分別設置“環境收入”、“環境費用”、“環境利潤”,進行核算有關環境的收入、費用以及利潤。
(二)會計原則的差異
首先就會計假設方面來說,環境會計與傳統會計最大的區別便是計量單位的變化,傳統會計要求以貨幣為計量單位,而考慮到環境會計的特殊性,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無法以貨幣計量,因此施行以貨幣計量為主,實物量、百分比等計量輔助結合的多元化計量。其次,在政策上兩種會計也略顯不同,環境會計在傳統會計的基礎之上開具了自己的特色,增加了政策性原則、社會性原則、強制性和自愿性相結合的原則。
三、環境會計發展現狀
(一)環境會計的產生時間
環境會計研究始于20世紀70年代,隨著不斷研究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會計分支,我國環境會計研究較國外來說起步相對較晚,20世紀90年代才逐漸開始。
(二)環境會計的發展階段
目前我國正處于探索階段,而國外對于環境會計的研究已經向環境準則與制度方面深入發展,因此,在未來一段時間我國要基于我國環境會計研究情況進行回顧與總結,進一步探索環境會計的發展方向。
(三)環境會計的研究成果
在國際上對于環境會計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明確了一些定義以及概念,通過了《環境會計和報告的立場公告》以及《環境跨級國際指南》。對于環境會計的發展,歐美兩洲一直處于世界前沿,不僅從概念上解決了環境會計的含義,而且就其環境會計建設上發展的速度也十分的快。而我國雖然有徐泓教授將環境會計做為一個分支進行研究,許家林教授提出建立資源會計核算體系,但是由于我國環境會計起步較晚,又缺乏科學的定量指標以及切實可行的操作方法,使得其發展還相對緩慢。
四、環境會計開展的必要性
(一)環境會計使會計核算范圍擴大
在傳統會計的核算中,以所有權不同為基礎進行資產的核算,這就使得一些公有資源,如空氣、海洋、臭氧層等因為無法劃分所有權而導致無法對其進行核算,而環境會計的產生解決了這一問題,通過對公共產權的環境資產進行處理,使得企業的環境資產和環境負債等能夠可靠計量,利于企業的經濟發展與環境有機結合。
(二)環境會計有利于明確企業責任
環境通常被認為是共有財產,本應大家共同維護,但是不乏有些人過于注重商業利益而不惜以犧牲環境做為代價。而通過環境會計的建立,可以進行相關規定,明確企業關于環境要素的賬務處理,迫使企業重視環境保護,從單純的追求商業利益轉化為經濟與環境并行。
(三)環境會計的產生有利于可持續發展
經濟不斷進步的副產物是工業化日益嚴重,人們開始意識到了保護環境的重要性。實施環境會計的可持續發展戰略,要求我們將環境因素以新的思維模式將經濟學、環境學有機的與會計學融合在一起,全面系統的反映國民經濟以及社會發展情況。通過建立環境會計,將企業經濟與環境相聯系,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雙贏。
篇10
關鍵詞環境管制成本;環境生產函數;方向性距離函數
中圖分類號C8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04(2013)06-0111-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6.016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迅速,按照可比價格計算年均增長速度達到9%以上;但是,在經濟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不容樂觀;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形成了一種低質量、低效益、低就業、高能耗和高污染排放的增長模式[1]。環境污染導致的高污染治理成本,使轉變增長模式的內部訴求和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大勢所趨,促使中國提出了量化的碳減排指標[2],那么控制碳減排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關系到成本問題,所以研究碳排放的成本大小,一個方面向世界證明履行承諾中國經濟付出的代價,另一個方面也為未來經濟發展提供結構調整的現實依據。所以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對經濟是否有負面影響以及這種負面影響的大小正是本文關注的主要問題。
1文獻綜述
自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源于對美國當時生產率下降的解釋,人們逐漸對環境管制政策進行了大量關注。很多理論認為環境管制政策導致企業將本來可以用于生產的投入配置到污染治理活動中,當面臨環境管制的時候,生產單位治理污染投入的成本應該包含在測算全要素生產率的投入中;而傳統的測度方法僅僅用期望產出或“好”產出的增長率減去所有投入的貢獻,非期望產出或“壞”產出的下降并沒有被考慮,所以傳統全要素生產率的測度方法會使生產率增長出現高估[3]。在實證研究領域,國外學者們對環境管制下的成本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并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Sancho等[4]使用效率指數對西班牙木制品和家具制造企業在環境規制下的產出和生產效率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環境規制對產出和生產效率都有負的影響。Boyd等[5]利用方向性距離函數對美國玻璃器皿行業的環境管制成本進行了估計,發現環境的管制成本是普遍存在的。Fre等[6]在考慮環境有規制和無規制下,應用環境生產函數和方向性距離函數兩種方法,利用美國1995年的92家煤炭發電廠數據對環境管制的成本進行了估計,發現有些企業存在環境規制成本,有些企業不受規制的影響。同樣,Domazlicky 和 Weber[7]利用方向性距離函數計算了環境管制所導致的“好”產出的損失指數,結論是環境管制成本在有些企業存在。
由于傳統的環境管制成本度量方法需要污染定價和治理成本等信息,國內對環境管制成本進行研究的文獻并不多,且應用的技術主要是回歸技術。高鵬飛等[8]利用二次多項式模型擬合碳減排邊際成本曲線,并對未來碳減排的情景進行了模擬。黃德春和劉志彪[9]通過在Robert模型中引入技術系數,分析了環境規制對企業生產的影響,結果表明,環境規制在給企業帶來直接費用的同時,也會激發一定程度的技術創新,部分或全部地抵消這些成本,認為環境規制可以同時減少污染和提高生產效率。王兵和王麗[10]以及葉祥松和彭良燕[11]應用Domazlicky和 Weber[7]構造的環境損失指數方法測算了中國各地區的管制成本,發現大多數省份存在環境管制的成本;陳詩一[2]同樣用的也是方向性距離函數對我國工業行業的管制成本進行了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有些行業存在管制成本,有些行業不存在,但總的環境管制成本很高。
從上面的文獻可以看出,國外利用環境生產函數和環境方向性距離函數對環境管制成本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很少有對中國環境管制成本的研究。國內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比較環境變量引入模型后新的全要素生產率與傳統的未引入環境變量的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差別。很少有文獻利用環境生產函數和環境方向性距離函數專門對中國二氧化碳的規制成本問題進行研究,而且在方向性向量的選擇時候通常是以原有數據為基礎,這使得不同省份間在估計成本時,可比性比較差;本文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引進能源投入的基礎上,利用相同的方向性向量對不同省份環境管制成本進行研究,并比較了利用環境生產函數和方向性距離函數估計成本的差異以及給出差異的經濟學解釋。
李小勝等:基于環境技術的省際環境管制成本研究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年第6期
2研究方法
2.1環境生產技術
為了估計環境管制的成本,要構造一個既包括“壞”產出(b),又包括“好”產出(y)的生產可能性集合,Fre等將這種生產可能性集合稱為環境技術,通常環境技術為了定義良好還要求滿足3個基本條件,即零結合性、聯合弱可處置性、投入要素x和y“好”產出是強可處置[6]。
2.2環境生產函數和方向性距離函數
為了將環境技術模型化環境生產函數,我們只考慮一種期望產出,即假設y∈R1+,有k=1,…,K個省份的投入和產出數據,我們可以將環境生產函數定義為F(x,b)=max{y:(y,b)∈P(x)},在考慮非期望產出管制下對于具體的某個地區k′,其環境生產函數為:
這個函數可求解有一種期望產出、J種非期望產出和N種投入情況下的最大產出問題,這里zk(k=1,…,K)是權重變量,且沒有約束,是一個規模報酬不變的生產函數形式。函數中的等式約束表示非期望產出是弱(有環境規制)可處置的。對于各省的產出為了滿足零結合性,通常假設還滿足下列兩個條件:
前一個條件表示每一個省至少生產一種期望產出,后一個條件表示每一種非期望產出至少有一個省生產。環境生產函數對于非期望產出的處理是弱可處置的,給定投入和污染物b,以期望產出的實際產量與前沿產量之間的差距來衡量技術非效率的大小。環境生產函數的不足之處,在于不能保持期望產出增加的同時,減少非期望產出的要求。所以環境生產函數的方法經常會招致批評,因為公眾的愿望往往是既要求經濟快速增長,又要求污染排放減少。為了將這樣的生產過程模型化,常需要引入方向性距離函數的概念 [12]。
方向性距離函數是將產出(期望和非期望)與投入結合,是傳統Shephard距離函數更一般化的形式[6],方向性距離函數通過設定了一個方向向量g=(gy,-gb) ,對于選定的方向性向量g,方向性距離函數可以最大限度的增加“好”產出、減少非期望產出。將方向性向量帶入產出距離函數中而得到方向性距離函數:0(x,y,b;gy,-gb)=sup{β:(y+βgy,b-βgb)∈p(x)},β代表按照方向向量g=(gy,-gb)所能達到的 “好”產出增加、“壞”產出減少的最大比例。如果0(x,y,b;gy,-gb)=0,表明該生產過程已位于前沿面上,是技術有效的;若0(x,y,b;gy,-gb)>0,說明生產過程是非技術有效的,有進一步改進的空間。根據 “壞”產出表現出技術上的強弱可處置性,方向性距離函數表現出不同的形式。強可處置性技術是指不受嚴格的環境規制影響的技術,即“好”產出和“壞”產出都是自由可處置的(增加和減少都是可以自由決定的)。弱可處置性技術是指在嚴格的環境管制下的技術, “好”產出的增加和“壞”產出的減少是有嚴格要求的,可以用以下公式嚴格環境管制下的方向性距離函數:
2.3環境規制的成本
Fre等認為環境規制的成本可以理解為考慮環境規制和不考慮環境規制下期望產出的差異表示,即為了減少非期望產出和增加環境治理活動,往往要以犧牲一定的期望產出為代價,本文的環境管制成本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定義的。環境規制的成本可以由環境生產函數和環境方向性距離函數分別來估計。為了估計環境規制的成本,要引入環境非規制的技術,環境非規制的技術是指期望產出和非期望產出都是可自由處置的,在非期望產出可以自由處置下環境生產函數可以用式(3)表示:
式(3)和式(4)中的符號意義與式(1)和式(2)是相同的,不同在于約束條件中,非期望產出約束的符號不同。各省份期望產出可以擴張的最大程度在“弱可處置”下擴張的比例將低于在“自由處置”假定下產出可以擴張的程度,即FU(xk′;bk′)≥F(xk′;bk′)。那么由于環境污染治理而損失的期望產出為:
PAC就是環境管制的成本,即由于非期望產出的不可自由處置導致的損失。利用方向性距離函數計算的環境管制成本可以用下式表示:
PAC表示利用方向性距離函數估計的環境管制成本,本文就是利用PAC和PAC來研究各個省份環境管制成本是否存在及大小,并比較了PAC和PAC估計結果。
3數據的來源和處理
為了對上述的模型進行實證,我們需要資本存量、勞動、能源投入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數據。對于資本存量,我們采用張軍等(2004)[13]使用的永續盤存法,以1952年為基期測算了大陸28個省區市2009年的資本存量,永續盤存法可以用Kit=Kit-1(1-δit)+Iit表示,其中i表示省、區、市,t表示年份,K指資本存量,δ是折舊率,I表示可比價新增固定資產投資。勞動投入本文用各地區的就業人員數來衡量,具體用相鄰年份就業人員數的平均值作為本年的就業人員數。各地區能源消費數據直接采用《中國能源統計年鑒》提供的分地區能源消費總量數據。各地區的期望產出用各地區生產總值表示,為了保持價格一致,地區生產總值用各地區1952年為基期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平減。中國政府部門沒有提供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直接統計數據,很多機構提供了該數據,但中國政府都沒有認可。目前學術研究都是通過能源消費量乘以該種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數求得。轉化過程可以用下式表示:∑ni=1CO2i=∑ni=1Ei×CFi×CCi×COFi×(44/12),其中,n表示某省份消費的能源種類數, Ei為第i種能源消費量。CFi為第i種能源的平均發熱量,CCi表示第i種能源的單位發熱量的含碳量。COFi表示第i種能源的氧化水平,二氧化碳分子質量是44,碳元素質量為12。平均發熱量數據來自《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單位熱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來源于《省級溫室氣體清單編制指南》,從而可以求得各種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由于,自治區、海南省能源消費數據缺失比較多,另外我們將重慶市與四川省合在一起研究,所以本文用到的數據是中國大陸28個省市的投入產出數據。
4實證分析
由于本文只研究單一期望產出和非期望產出,通過方向性距離函數來研究成本大小時,我們設置方向性向量為gy=1,gb=-1,那么方向性距離函數中的β,在這里其實就是生產點離前沿產出的實際數據大小,即技術非效率,如果每個省份都按照這個距離來表示技術非效率項的大小,那么就可以利用這些距離對各個地區進行成本分析和排名,距離越大說明考慮環境管制下的技術效率越差,離前沿面越遠,反之說明技術效率高,離前沿面近本文實證用的軟件是GAMS23.3,感謝美國環境保護委員會Carl A.Pasurka教授提供的程序幫助。。
首先,我們利用環境生產函數式(1)計算規制下的最大期望產出和式(3)計算無規制下的最大期望產出,再將其減去實際觀察到的期望產出數據,這就表示了技術的非效率大小。表1中第(1)列表示是按照1952年不變價觀測到的實際期望產出數據,表1中的第(2)列是在無環境規制下,利用環境生產函數估計的最大期望產出減去實際期望產出數據后的結果,表1中第(3)列是按照有管制下的環境生產函數估計的最大期望產出減去實際期望產出數據后的結果,最后利用式(5)將第(2)列減去第(3)列,得到利用環境生產函數估計的規制成本數據,為表中第(4)列。同樣我們可以利用環境方向性距離函數式(4)得到無規制下的技術非效率項和式(2)得到規制下的技術非效率項,分別為表1中的第(5)列和第(6)列,將第(5)列或第(6)列加上實際觀察到的期望產出,就是利用方向性距離函數得到的各自最大期望產出數據。將表中的第(5)列和第(6)列相減得到表1中第(7)列,表明方向性距離函數估計的環境管制成本的大小。
其次,從表1中的估計結果第(2)、(3)、(5)、(6)列,我們可以看到技術非效率項在很多省份都不為0,這表明無論是利用環境生產函數還是環境方向性距離函數的估計,技術非效率項(離前沿面有一定的距離)也即環境的管制成本是普遍存在的。
最后,從表1中的估計結果第(3)、(6)列,我們可以看到在有環境規制情況下,依靠方向性距離函數估計的技術非效率項小于依靠環境生產函數估計的技術非效率項,這是因為方向性距離函數要求在以最大限度的增加“好”產出同時、減少“壞”產出和投入,這樣就導致生產點擴展
的比例不會太大,而環境生產函數其實是在給定投入和非期望產出情況下向前沿面擴展的大小,要求滿足的條件少些,所以數值要大一些。但是在非規制下依賴環境方向性距離估計的技術非效率項大于依靠環境生產函數估計的技術非效率項,這表明在沒有環境管制時構造的前沿面下,生產單位在方向性距離函數下比在環境生產函數情況下離前沿面的距離更遠。綜合上述的技術非效率項的大小情況,我們從表中的結果也能看出各個省份依賴環境生產函數估計的成本PAC小于相應省份的PAC,即表1中的第(7)列大于第(4)列,這主要是由于有環境規制情況下的方向性距離函數估計的技術非效率項小于環境生產函數估計的非效率項;而無環境規制下的方向性距離函數非效率項大于環境生產函數估計的非效率項,根據成本的計算公式我們自然得到PAC大于相應省份的PAC。利用表1中的技術非效率項數據,我們可以看到PAC除了遼寧、上海、安徽、福建和廣東不存在,其他省份都存在環境管制的成本,而PAC只有在北京、黑龍江、湖南、四川、青海幾個省份存在,其他省份都不存在管制的成本。通過本文的分析表明環境管制的成本在方向性距離函數的計算下,國內多數地區都是存在的,且有的地方環境管制的成本非常高,而通過環境生產函數進行估計的環境管制的成本在國內多數省份都是不存在,這主要是環境生產函數不要求在保持期望產出增加的同時,減少非期望產出,要求沒有方向性距離函數嚴格。
從基于方向性距離函數估計環境管制成本PAC結果的地域分布來看,環境管制成本主要集中在中部腹地,典型的地區是四川、湖南、廣西、山西、河南、河北、陜西、甘肅、貴州和山東等地區,這些地區是我國的主要工業基地之一,環境管制成本較高。這表明在承擔較大環境管制代價的同時,這幾個地區今后要加大結構調整的力度,轉變增長方式,走低碳發展之路,實現經濟、資源環境的友好發展。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政府在環境治理方面付出的代價是很大的,表現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也證明了邱東和陳夢根[14]關于中國不應在資源消耗問題上過于自責的論斷。成本研究的還有一個重要結論是發達地區,如上海、江蘇、廣東等地的管制成本并不高或者為0,對這一現象的解釋很可能是這些地方多年前就對環境有著一定的要求,所以產業結構的合理性比其它的地區好,處在構造的前沿面上,有環境管制和無環境管制對其成本影響不是很大。
5結論與討論
本文利用建立在環境技術下的環境生產函數和環境方向性距離函數方法,研究了考慮能源投入情況下二氧化碳排放的管制成本問題,通過研究發現我國多數省份存在著環境管制的成本,這表明要履行減排承諾,又要保持經濟的增長,中國經濟會承擔著較大的代價;同時,通過成本的估計可以為那些管制成本高的省份,在淘汰落后產能、整合優勢資源、加快產業升級方面都提供了改革的依據。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利用環境生產技術研究環境管制成本有很多優勢。首先,不需要環境治理的成本和污染定價信息,相應的治理成本被理解為減少非期望產出而導致期望產出的減少數量;其次,通過實際調研測算成本由于生產過程改變帶來污染減少時,成本估計有很大的困難性,建立包含“好”的和“壞”產出的聯合生產模型可以避免這一問題。最后,多個企業或地區共同的治理活動,會很方便的通過“好”產出和“壞”產出的聯合生產來反映,因為模型在優化過程中同時考慮了這些因素。但是Fre等指出在規制的環境效率研究中,只有每個地區(或企業)從事環境治理活動時,利用這種數據來構造效率前沿面,才能與非規制情況下前沿具有可比性。這個對于我們的省際數據是不會存在這個問題,因為每個省都會有環境治理活動,否則估計成本的時候會是一個有偏的結果。用技術非效率的大小來代表環境管制的成本大小不但與函數形式的選擇有關,而且與方向性距離的設置有很大的關系,不同的設置會有不同的結果。國內外在方向性距離的設置中,主要采用三種方法:第一種是方向性向量在期望產出和非期望產出現有基礎上按比例性增減;第二種是期望產出和非期望產出設置為由1構成的向量,不同的決策單元都以這個方向性向量進行效率計算;第三種是方向性向量在考慮經濟意義和環境治理目標的基礎上設置,通常是在原有數據基礎上設置為期望產出和非期望產出一定倍數。第一種和第三種由于以原有數據為基礎比例擴張,會有數量級的問題,使得不同省份間在估計成本時,可比性較差;第二種由于采用相同的向量,有利于不同省份間的比較,且得到的離前沿面距離大小直接能表示管制成本,所以本文采用第二種方法。總的來看,環境成本估計為向世界證明履行承諾中國經濟付出的代價,也為個省份未來經濟發展提供結構調整的現實依據。但是數據包絡分析的不足遠未為綠色GDP核算提供完善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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