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鄉村振興戰略的思考范文
時間:2023-06-02 15: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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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對農村經濟發展產生阻礙的因素
1.1基礎結構設施建設力度薄弱
隨著社會現代化的逐步發展,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也得到了相應的提高。基礎設施設備有了明顯的改善,例如:重修了鄉村道路,更好地連接了城鄉的溝通,開辟了嶄新的銷售方式;引進了新的機器設備,減少了對人工勞動力的使用,縮短了產物的產出時間等等,但其機械化的投入力度還是相對比較匱乏。支持地方農業發展的基礎資金是有限的,將農業發展逐漸趨于機械化,也不僅僅是依靠政府部門的支持就可以達到預期效果的,最終,還是需要依靠從事農業的工作者從根本思想意識出發,進行思路的轉變,才能真正地對農業發展形成有利條件。很多發展相對落后的區域,基礎設施的建設已經逐漸老化,未能給予及時地更新處理,導致農作物的產量也相對降低,對農業經濟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而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并非僅依靠政府的支持,人們過于依賴政府,未能從自身出發去創新改革,最后可能對農村經濟的發展產生影響。
1.2產業結構因素
近年來,我國政府對于農村的發展極其重視,因此了很多惠民政策,促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完成。但是在鄉村振興戰略發展的過程當中,我國各地區的農業發展卻存在供求關系不平衡的情況,這也導致很多農產品的供給未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所以這些類型的農產品需要從國外進口。但是某些農產品卻出現滯銷的情況,無法進行出口,而內需也無法解決這些農產品的銷售。這種農業領域供求關系及其不平衡的情況無法推動農業經濟的快速發展。特別是在經濟貿易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國農村產業結構的模式已經不能跟上時展的步伐,也無法滿足新時代環境下的社會需求。因此,我國農業產業結構需要進行一定的改進,比如要更加多樣化,才可以在瞬息萬變的市場環境當中如魚得水,面對各種各樣的突況,可以做到從容不迫。這樣一來就可以解決在當前形勢下,我國農產品在全球化市場當中的地位低下的情況,進而可以穩定我國農業產業的波動。也可以減少因為價格的不穩定性,農民每年耕種的時候傾向去種植經濟屬性較高的農產品的狀況,從而使我國農業未來的發展的穩定性可以有著大幅度的增加。
1.3科技創新因素
農業科技創新及推廣和農業經濟發展效果間息息相關,通過科技發展帶動農村經濟,幫助鄉村振興戰略的宣傳和推廣。現階段,我國農業科技創新鄉村振興戰略下農村經濟發展及推廣工作中,農業科技成果較不普及,農民對農業科技的認知度還不高,在農業的建設中使用機械的概率小。農村科研成果轉化及推廣的難度大。與此同時,我國農業科技創新人才十分匱乏。農業科技創新人才匱乏會直接影響到我國農業科研的成果,同時也會影響科研類機構的運行。從整體的情況來看,具有博士學歷的研究人員在農業科研機構人員總數的比例相對較低,而且這些科研人員隊伍當中,青年學術帶頭人以及創新骨干力量不足。與此同時,我國農業科研人員還存在非常嚴重的人才流失的問題,這對于農業相關科技的發展工作而言帶來了消極的影響,同時也會對國家農業產業經濟建設工作造成制約。
3鄉村振興戰略下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有效措施
3.1深化改革進程
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程是當下最為緊迫的工作任務,在面對著新形勢、新任務,我國主線應該把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農業農村經濟工作的主體內容,總要求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去積極探索一條現代農業產業的體系。這也是我國農業發展過程當中所面臨的全新的課題。深化改革進程,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的速度,找到恰當地適合農村發展的手段,促進農村經濟的長遠發展。除了選擇恰當的種植生產地區,我們還應當根據當地的實施情況進行規劃和統籌,合理的劃分,充分利用農業思維,將植物種在最恰當的土地上,制定科學的統籌方案幫助農民和農村企業獲得最大化的經濟利益。加大對農村的科技投入和經濟投入,完善農村的基礎設施來支撐整個農產品的產業體系。其次是要加快農村產業化的集群發展,促進有關產業的融合,地方政府也要按照相關的國家文件的要求,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的集群發展。最后是加快建設現代化的農業產業體系,如把農產品與互聯網結合起來,加快農村電子商務的發展,使農產品可以在通過網絡平臺進行宣傳,從而解決創新成果推廣滯后的弊端。
3.2推進協調發展
在促進農村產業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我們必須遵守我國相關的法律法規,所以相關部門要完善法律制度,在農村產業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營造一個法律環境。《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這個理念非常明確地提出來了加強對城鄉統籌的協調和推動,帶動農村經濟的發展,我們就需要將鄉村社會資源,經濟資源以及政治資源進行統一的規劃,幫助城鄉由原來的分割獨立的情況轉變成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經濟結構。要相關政府機構加快制定有關振興鄉村的法律條文,同時也要完善與這些有關的配套的制度。因此,政府部門要快速地完成對農業產業經濟有關的法律條文的評估,對其中與農業產業經濟不相適應的法律條文進行清理或修訂,使有關法律條文能夠適應農業產業經濟發展。通過對相關法律條文的解讀,政府出臺相應的補貼政策,加大對大中型農村企業的補助,促進相關企業人員在當地的落戶。充分地發揮農村企業的作用。通過農村企業的規模擴展之后對人才的需求來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增強對政策的貫徹于落實,將政策細化,使鄉村振興過程當中,可以真正的為農村產業體系的構建提供有章可循的法律條文,建立一個與農村產業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法制環境,幫助農村居民建立富有地方特色的農村企業,通過政府對企業進行扶持,扶持過后的企業,多余的資金投入到對社會的幫助之中。這樣的幫扶模式可以幫助鄉村企業取得更加長遠的發展,促進鄉村振興[2]。
3.3加大投入力度
想要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科學合理制定發展規劃,就需要改革創新來促進鄉村發展。這無疑也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工程。在我們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過程當中,毫無疑問會面對各種各樣的挑戰和麻煩。因此,在我們推進鄉村振興,還有滿足廣大群眾的需求時,必須要結合農村實際的發展狀況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相關文件要求,在農業產業經濟發展中,要有針對性的解決問題,積極探索符合科學的對策。要想真正實現科技振興以及推動農村地區的經濟效益的提升,那么給予科技創新工作以及人才培養工作足夠的重視,具有很高的必要性。從農業科技創新的角度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重點針對技術人員進行創新能力的培訓工作,可以整體提升示范基地以及農業高新技術示范區域的建設效果。
篇2
關鍵詞:鄉村振興;林下經濟;對策;遼寧
一、引言
2021年是“十四五”規劃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開局之年,遼寧省出臺了關于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系列文件,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作為基礎產業的林業,即是實現生態宜居的主體,也是實現農業現代的主要載體。本文通過對遼寧林下經濟發展特點的分析,探討如何在鄉村戰略實施過程中充分發揮林下經濟的效益。
二、遼寧林下經濟特點及效益分析
(一)遼寧發展林下經濟的背景。在集體林權制度發生改革后,集體林地承包到戶,農民通過對林下土地的種植、養殖等進行立體復合經營,從而實現農、林、牧等各業的共同發展,在不砍伐樹林的基礎上,增加農民收入。發展林下經濟是促進森林覆蓋率、提高林地的經濟效益的有效途徑,也是鞏固集體林權改革和脫貧攻堅成果、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舉措[1]。遼寧通過退耕還林政策的推進和幾年來的三北防護林工程建設,森林的生態效益得到了極大的發揮,也為發展林下經濟提供了較好的資源條件。從東北地區的角度看,近幾年來的林間養鹿、林下參藥、林間種蛙都取得了較好的收益,2011年僅松江河地區在林業方面收益達8.65億元,而林下經濟的收益占到了總收益的2/3。東北地區盛產的黑木耳、人參、松茸等都可以林下種植。從全國的角度看,大多數研究和調研表明,發展林下種養增收增效是顯著的:寇祥明等的研究結果顯示,發展林間套種牧草和養鵝的循環農業模式比稻麥輪作模式增收2.8倍;丁大俊等認為發展林下養禽經濟效益顯著,還能修復改善農業生態環境;周乃富的研究也認為林下養雞能有效改善土層養分;吳寶成等對比了低樹齡楊樹套種中藥細柱五加和露地栽培細柱五加的根冠農藝性狀和根皮產量,發現套種的細柱五加的農藝性狀和根皮產量均高于露地栽培的;丁晶晶等研究結果表明,楊樹林下種植雪菜可使農戶每公頃林地年增收純收益4.6萬元;陳州調研發現,林茶間種,除了林木的收益外,茶葉的采摘期可延長8-9天,單位面積產量提高8%,茶園平均每畝增收500元左右。可見,發展林下經濟具有較為明顯的綜合效益。(三)遼寧地區發展林下經濟成功案例。遼寧位于環渤海和東北亞經濟圈的核心地帶,是東北地區唯一沿海、沿江、沿邊省份,擁有出海大通道,“一帶一路”的重要建設節點,區位優勢十分明顯。在集體林權體制改革過程中,遼寧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截止至2018年,遼寧林業用地面積為735.92萬hm2,森林面積為571.83hm2,森林覆蓋率達39.24%。遼寧的氣候、水源、地形和土壤條件適宜食用菌、果菜、藥材等林下經濟作物的發展。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下,遼寧看到了發展林下經濟的前景,在各地方政府的推動下,全省林下經濟開發面積達143.33萬hm2,林間養殖動物馴養存欄量達5000萬頭(只),建設了中藥材、食用菌培育基地和野生動物馴養示范基地,成立了建昌核桃、朝陽杏棗、鐵嶺平榛、丹東日本栗、撫順平歐雜交榛、桓仁林蛙、西豐梅花鹿等一批特色產業企業,建立了與林下經濟有關的專業合作社近千個[2]。截至2018年,以林蛙馴養繁殖為主營項目的遼東地區實現林蛙年產量2億余只,年效益達13億元。以林下飼養河蟹為主營項目的盤錦年產河蟹7.2萬噸,年效益36億元。截至目前,我省已經開發的并獲得收益的林下資源有林下人參、細辛、刺五加、玉竹、五味子、龍膽草等藥材;榛子、南果梨、薄皮核桃等干果(水果);平菇、香菇、滑子蘑、木耳等食用菌;刺龍牙、大葉芹、龍須菜、蒲公英、蕨菜、猴腿蹄蓋蕨、水芹菜等山野菜;林蛙、狍子、野豬、梅花鹿、鵝、雞等動物;青山溝、鳳凰山、關門山、醫巫閭山等森林旅游資源,逐漸形成了遼東森林食品、藥材、旅游為主要發展項目,遼西林藥和林下種養的產業發展格局。(四)鄉村振興背景下發展林下經濟的瓶頸。遼寧林下經濟發展的基礎雄厚,也取得了良好的收益,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變化,近兩年來遼寧林下經濟的增速趨向緩慢,經濟發展遇到了瓶頸。林下經濟開發不單追求森林資源的開發,而是在鄉村振興的背景下,尋求可持續發展的模式,打造林下立體經濟和多功能文化體驗,實現森林康養,帶動地區經濟發展。目前,全省建立的多種經營體協同發展的新型經營主體數量不足,還需大力挖掘龍頭企業的帶動作用,促進遼寧林下經濟新的增長。
三、鄉村振興背景下遼寧發展林下經濟的對策
(一)建立新型林下經濟經營主體。鄉村振興既要實現產業振興,也要實現生態宜居,發展林下經濟是林區經濟轉型的發展方向。實現林下經濟高產優質,就要形成采、收、產、銷的完整經營體系,而要實現這個目標,構建多種經營主體協同發展的新型林下經濟經營主體至關重要。根據遼寧省林下經濟發展現狀,以市場為導向,對政府、金融機構、科研院所、企業、合作社、家庭林場、經營主體進行統一的規劃和布局,形成功能穩定且各發展相關主體之間互促互進的發展模式。1.加強龍頭企業對其他經營體的帶動與合作。龍頭企業作為林下經濟經營的骨干,能夠保證林下經營產品的供應穩定,因此要積極進行林下新產品的研發,在深加工、產品產業鏈條、連鎖經營等方面尋找新的突破點和增長點,積極開發市場需求的新產品,不斷利用科技創新培育新品種,滿足市場的需求,同時,龍頭企業將新品種、新產品、新技術推廣給一些中小企業、個體、合作社、家庭林場等其他經營體,這些經營體通過服務于龍頭企業提供其所需的產品[3],進而實現自身的快速發展。各經營體間要相互合作,協同發展,形采、收、產、銷的良性的互動,共同推動遼寧省林下經濟的發展。2.拓展林下經濟產業鏈條。形成林下經濟產業鏈條是林下經濟產業發展的重要途徑。資源、客戶、終端產品加工企業形成產業鏈條。培養一些規模化的企業為龍頭企業,加強龍頭企業與林農的有效合作,向林農宣傳并推廣好現代林下經濟與傳統林業經濟的區別,加深對林下經濟的理解[4],提高林農發展林下經濟的意識,不斷加強龍頭企業基地與林農間的聯系,優化關聯產業的布局,實現林下經濟的有效發展和管理。3.加強科技研發和金融機構扶持。科技是發展的第一生產力,發展林下經濟也不例外。政府要扶持龍頭企業的科技研發力度,積極建立企業、農戶、高等院校、科研單位的合作空間,探尋適合該地區的林下經濟發展模式。龍頭企業也要加大科研的投入,利用科技的力量增加產品的附加值,實現產品的精深加工。遼寧的林下經濟基礎雄厚,應面向高校推廣林下經濟項目,引領科研機構為企業和林農提供科技支持、做好新產品的研發推廣、指導林農科學生產經營[5],同時要做好生態環境保護,實現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的協同發展;龍頭企業搭建與高校的聯合實踐基地,吸引更多的人才在林下經濟中實現科研成果的市場化轉化。政府也要積極協調金融機構為林下經濟發展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持,通過推出金融產品、靈活貸款方式等渠道[6],增加林農發展林下經濟的信心,緩解企業、林農發展林下經濟資金短缺的困難。4.政府發揮宏觀調控作用。政府部門通過完善行政行為,比如統一管理或者削減林業稅費、補貼種植費等舉措來促進林農主動發展林下經濟;通過與林業協會的對接,發揮林業協會在行業間的推動作用,幫助經營主體實現市場化信息服務一體化,打造林下經濟產品的品牌效益,提高消費者對林下經濟產品的認可度。(二)實現林區的可持續發展。林下經濟發展不可人云亦云,當地應根據自身的生態環境因素和生產生活特點找到適合本地區的林下經濟發展模式。科學規劃,合理布局,循序推進,以地區整體經濟布局為出發點,做到不過度開采,不浪費資源[7]。遼寧已經形成了林下經濟發展的區塊產業,對于處在發展瓶頸上的項目,也要根據自身的特點尋找新的突破點。林木都有正常的生長周期,而森林資源自身的生長恢復速度較慢,開發利用森林資源要加強后備資源的培育和引種,保證原材料的供給;而對于林下經濟而言,隨著林木的生長和森林微生態的改變,可選擇的經濟作物、糧食作物以及經營模式都應當隨之調整,一成不變的經營模式無法實現林下經濟的快速發展。在林下經濟發展過程中要因地制宜,探尋適宜的土壤環境和林木生長條件,特別是龍頭企業要準確把握可發展的林下種養殖品種和種養模式。科研部門要指導企業、合作社、林農在瓜果蔬菜、牧草牲畜等復合模式經營中應注意的問題[8],比如品種的選擇、樹種的間距、作物的管理等。(三)加強“智慧林業”在林下經濟發展的應用。2016年國家林業局編制完成了《“互聯網+”林業行動計劃——全國林業信息化“十三五”發展規劃》,“互聯網+”林業模式在林下經濟上得到了有效應用。“互聯網+”林業主要以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移動互聯網、量子通信技術為支撐,以網格化、數據化、物聯化的形式,實現林業的多元管理和資源的精準共享[9]。而“互聯網+”林業就是以“智慧林業”為發展方向和目標。“智慧林業”的應用,使得林業發展的技術標準和服務規范形成統一的、一體化的、互動的運行模式,林業建設得到了更加科學的規劃,林業經營得到了更加高效的管理,林下經濟模式選擇得到了更加精準的分析,實現了生態文明建設與綠色產業發展的協同推進。與此同時,“智慧林業”也為林下種養殖產品廣開銷路。隨著人們對綠色產品的渴求,林下產品的需求量越來越大,利用互聯網平臺和農村電商將優質的林下產品向全國人民推介,企業發展、林農的收益得到了保證。“十四五”規劃鄉村振興是重中之重,更需要發揮“智慧林業”的作用,使林下經濟發展更精準,更貼近人們的需求。(四)打造森林旅游與康養產業發展。森林康養即開發利用森林資源,開展有利于人類身心健康發展的活動。遼寧開發了很多森林旅游資源,拉動了地區經濟的增長。隨著生態的恢復和森林覆蓋率的提高,更多地區的森林公園和濕地保護區因空氣中負氧離子含量高,具備了康養要素條件。一些鄉鎮依托鄉村振興的有利政策,自主開發一些短期旅游項目,一方面讓游客在參與體驗生產的同時放松了身心,另一方面家庭林場在當地完成了林下產品銷售,降低了運輸和銷售成本[10]。森林康養產業的發展有效推動了林業供給側改革,在發展森林旅游的同時,也要加快培養森林康養專業技術人員,積極宣傳森林康養知識,開發森林經濟的體驗模式。森林康養專業人員將自然科學知識傳播給游客,讓游客的農林知識在森林康養產業中得到普及。大力開發人們追求的“森林療養院”“森林瑜伽館”等創意休閑模式,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等文化產品,將民間傳說、神話故事、山林文化傳播出去[11],不斷豐富森林康養的文化內涵,使森林資源、生態環境與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深度結合。
四、結語
林下經濟發展有巨大的潛力,有投入少、回報大的優點,可以成為地區新的經濟增長點。但是經濟的發展不是一成不變的,要根據社會、市場、人們對生活需求品質的改變而不斷地調整。政府應出臺更多政策扶持林下經濟發展,尤其是各經營體之間更應融合協同發展,加大林下經濟的集約化模式。在鄉村振興發展背景下,要因地制宜規劃好各地區的發展目標和特色發展模式,不斷推進林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讓鄉村的產業發展更加興盛,生態環境更加美好,人民的收入持續穩步增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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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農業;生態經濟;農業發展;模式創新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走入了經濟大發展的時代,但是之前的發展道路往往是以自然環境換取經濟總量的提升,隨著社會發展形勢的變化,必須注重產業結構的調整,維護好經濟發展與生態平衡之間的關系。曾多次提到“青山綠水就是金山銀山”,而且農業經濟的生態性質量還是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
一、生態經濟下的農業發展趨勢
眾所周知,地球是一個平衡的生態系統,而農業是其中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水土保持、凈化空氣、為護生物多樣性都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隨著我國經濟化建設的快速發展,各地區位強調自身的經濟總量提升,而忽視農業生態保護,盲目進行擴張使得生態環境產生了嚴重的破壞問題,雖然在短期內提升了區域性的經濟發展,但是從宏觀角度而言,農業生態保護才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加強農業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質量有利于維護生態平衡、提高人類生存質量,并能有效緩解日益嚴重的污染問題,對于減少自然災害降低異常惡劣天氣等問題也有重大的意義。我國當前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此要站在高瞻遠矚的角度審視未來的國家發展問題與方向,黨和政府已經密切重視到當前農業生態經濟發展問題,并提出了構建生態型社會的重要改革方向,相關部門應充分認識到農業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必要性,并根據當前我國農業資源建設及保護現狀進行深入分析,提出有針對性的解決策略。
二、發展現代生態農業經濟的原則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領域取得長足進展,但是經濟發展主要依托于各大中型城市,農村經濟普遍偏低,由此也造成了我國經濟發展不均衡的現狀,但是如果盲目進行農業投資,可能造成一定的經濟成本損失,所以依托于生態體系的規劃可以讓城市經濟快速拉動農村經濟,促進城鄉結合,并能夠合理配置鄉村資源。農村有著更加廣泛的自然資源,通過優化,可以打造更加多元化的產業結構和資源配置,因在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基礎上,生態體系建設規劃可以有效緩解城鄉的兩極分化矛盾,促進兩種經濟融合以及相互帶動加快農村地區的招商引資,提高農村生活質量,實現高質量發展目標。
三、生態經濟下發展農業經濟的策略分析
(一)推動鄉村經濟振興與脫貧攻堅工作
經濟發展過程中,可能遇到矛盾或沖突點,相關工作人員應結合地區的實際情況進行深入分析,以科學謹慎的態度進行全面實指導和落實,以此推動農村經濟的全面性發展。其次農村基層工作部門要將脫貧攻堅與鄉村戰略管理部門進行融合,最好以一套領導班子進行統一管理,這樣能夠有效推動工作的盡快落實,也能使得雙向工作之間進行良好的融合。最后脫貧攻堅與鄉村戰略的有機結合,要更多的聽取基層百姓的聲音,在實施振興方案和規劃期間,對于資金的使用要有長遠性的明確規劃,重點關注經濟發展與生態工作,同時也更加透明公開的方式對外進行信息公布,并定期對相關工作組進行考察及評價。
(二)加強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
在現代經濟體系中,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緩慢,需要從兩個方面進行看待。首先,經濟的發展需要秉承一步一個腳印的方式穩步推進產業轉型,促進當地農民提高思想意識,更多的利用科技化、現代化的農業手段提高自身的價值。其次,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應該加強對于精神文化領域的建設,農村地區消息閉塞、資源不足,因此在信息渠道上與城鎮有著較大差距,因此在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的基礎上,也應該重典整治農民的精神貧困。因此不能采用單一性的思想或方式,而應該注重兩個大方向的同時推進,在農村地區的基礎建設上,尤其在道路、電力、環境污染治理、通信等方面做好基礎設施改進,秉承“青山綠水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綠色發展理念。同時也要注重農村地區人們的精神文化建設,以政府為主導加強思想道德宣傳、提高農民思想意識,以豐富的精神食糧讓農民提高幸福感。
(三)鼓勵多元化的產業結構發展
我國的傳統農業經濟包括種植養殖,是單一化的產業輸出,隨著當前科技發展以及社會的變化,農村經濟要擺脫單一化的發展模式朝著多元化的方向推進,要積極鼓勵多元化產業結構的調整發展,不僅要促進各項的產業升級,同時也要為各類經濟產業的融合提供平臺。首先農村地區廣袤,每一個地區都有著自身的經濟特色和優勢,各級政府應以更加宏觀的角度進行分析,引導農戶參與新興的農業產業結構,有效解決就業和經濟問題,同時也為新興的農業產業提供了更多的勞動力。其次農業生態經濟的發展模式需要針對區域性的產業進行升級與延伸,但是很多農村地區的人民文化水平不高,思想認識不足,此時需要政府部門牽頭成立各類的培訓機構,為農民提供更多創業就業的學習平臺,以提高其文化知識水平和思想能力,為農村經濟產業轉型儲備更多人才。最后多元化產業的發展過程中,要積極探索和挖掘小農業產業的實施路徑,并深度結合市場需求以及消費者心理,進行創新與創造,例如綠色種植、康養中心、文創農村產品等都有較為廣闊的發展前景。多元化產業的發展離不開優良的環境才能更好的吸引消費者,因此脫貧攻堅與鄉村戰略的結合,操作過程中要對農村地區的環境進行綜合整治,深入挖掘旅游及文創產業提升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效率。
(四)借助網絡優勢打造特色農業模式
互聯網改變了當前人們的生產、生活以及學習習慣,同時也為更多領域的發展提供了全新契機,因此農業生態經濟模式應充分重視網絡的優勢及特點,改變傳統模式的空間及時間局限性。特色生態農業的相關概念是為了迎合當前日益快速發展的市場經濟,很多城市中的人們生活壓力大、工作節奏快,生活在鋼筋混凝土的叢林中,往往產生向往自然的想法,而特色農業出現正好符合當前人們的需求,同時也為小鎮地區的居民提供了更多的收入增長機會。但是當前政策提出后,很多地區盲目上馬項目,忽略了市場需求以及同質化問題,造成了特色農業生態項目盈利效果不佳的現狀。但是很多人對于田園生活非常向往,苦于缺乏相關的基礎配套及服務設施,因此無法擺脫客觀局限性,相關部門可以將城鄉協同發展與特色農業生態產業相結合。
(五)注重農業生態的產業升級
隨著我國城市發展進程的腳步不斷加快,當前城鎮中的土地資源越來越稀缺,而生態農業需要為社會公眾提供的不僅是居住的空間,同時也要注重其娛樂休閑等多方面的服務空間。特色農業產業與田園綜合體相較于城市具有更多的土地資源,因此企業積極推進生態農業基地建設,不僅能夠促進自身的行業轉型,同時也能推進我國生態農業服務體系更加全面化和系統化。相對而言,現代人則更喜歡相對恬靜的生活,特色生態農業區域及田園綜合體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能讓現代人與自然風光無限親近,還能為現代人日常活動提供必要的條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可以種植蔬菜、養花以及其他農業生產,為現代人提供了更加豐富的業余生活。針對上述情況,相關人員應充分考慮注重其自身農業生態產業升級,并了解不同消費群體的需求。現代生態旅游農業的發展,可以帶動文化、娛樂、餐飲、旅游、養生等多方面的綜合一體服務經濟,將不同群體的消費模式進行融合,打破了傳統生態農業模式,已改變了傳統農業發展觀念,為更多現代城市人消費提供了途徑,有助于形成生態和競技的良性循環,提升農業經濟發展的綜合效能。
(六)強化農業生態環境的評價工作
農業生態環境與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因此在進行農業生態環境影響評價過程中,將公眾作為主體非常必要,但是需要從多方面考慮問題。首先要加強公眾對于環保意識的提升,以科學的態度看待社會發展和環境改善兩者之間的平衡性,既要保證國家經濟穩步發展,同時要盡量降低自然環境的破壞程度,為子孫后代留下青山綠水。其次,要注重公眾的參與性,了解每一個環境改善的主體所需,民眾的參與是為了更好的服務自身以及改善當前的生存環境,配合相關部門進行調查既是義務也是責任,與自己以及后代都有著密切的健康聯系。建立公眾的訴訟機制,對于環境影響評價的多元化發展深遠卻意義重大。目前我國的訴訟機制還不健全,需要與完整的法律法規以及行政手段作為輔助,目前國家層面對這方面非常重視,但是要落實到地方,還需要地方政府及相關部門作出努力,建議從“擴大原告的起訴權利”以及“取消環境公益訴訟的時間約束”兩個方面入手,讓任何一個部門以及居民都有權利對我國的環境進行監督與訴訟,同時取消時間約束可以對環境影響進行深層追責,保護群眾的環境權益,尤其對一些深遠性的環境污染要徹底根除,夯實農業生態發展的基礎,為進一步的經濟發展做好保障工作,實現農業經濟發展效能的有效提升。
四、結語
綜上所述,在現代農業經濟發展中,生態經濟占據著重要地位,對于提升農業發展效能具有重要地位。我國的農業環境治理目前正處于起步階段,應注重公眾的主體地位,強調公眾對于生態建設的監督以及參與性,通過提高公眾的意識,著力構建現代生態體系和競技體系,改善和拓寬農戶的參與方式,提高農業經濟發展的綜合效能,為我國的農村才能環境改善以及制度完善奠定良好的基礎,實現經濟發展質量的有效提升,適應當前農村經濟改革發展趨勢,同時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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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海南;國際旅游島;韓國;濟州島;旅游發展
2009年底,國務院了《關于推進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發展的若干意見》,海南旅游業發展步入了新的歷史時期。
濟州島與海南島同屬島嶼型旅游目的地。雖然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是一種創新,沒有現成模式可循,但韓國濟州島等其他島嶼型旅游目的地旅游業發展經驗,將對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一、韓國濟州特別自治道成立背景
按照韓國行政區劃,韓國全國共劃分為1個特別市、6個廣域市、1個特別自治道和8個道。濟州道是韓國唯一的特別自治道,濟州特別自治道行政區域內包含韓國最大島嶼—濟州島及周邊8個有人島和55個無人島。
旅游業一直是韓國濟州特別自治道的核心產業,特別是自2006年設立濟州特別自治道以來,以濟州島為中心,濟州旅游業取得了較快的發展。
2002年1月26日,韓國政府頒布了《濟州國際自由城市特別法》,該法自2002年4月1日開始實施。《濟州國際自由城市特別法》的核心目標是將濟州島建設成為國際化的旅游、休閑、會展城市。主要內容是:打造“世界和平之島”,加強國際合作;促進外國人自由往來濟州島,加強對外溝通與聯系(濟州島實施免簽證入境,擴大游客停留區域,為游客提供外語服務等);培育國際化的教育環境(設立外國大學,設立國際高中,實施教育財政特惠政策等);實施產業發展優惠政策(建設濟州尖端科學技術園區,設立濟州投資振興園區,設立船舶注冊特區,促進水上休閑業發展);促進旅游業及鄉村文化發展。
為了從行政、財政等制度上對“國際自由城市”建設予以支持,2006年2月21日,韓國政府頒布了《濟州特別自治道設立及建設國際自由城市特別法》,2006年7月1日韓國政府批準將原來的濟州道升級為濟州特別自治道。濟州特別自治道確立了4+1的核心戰略產業:“4”代表旅游、教育、醫療和綠色農業,“1”代表尖端產業。可以說,建設“國際自由城市”是濟州發展的目標和愿景,設立“濟州特別自治道”是推進濟州“國際自由城市”建設的重要手段。
二、韓國濟州特別自治道成立以來旅游業發展情況
1.旅游業吸引投資情況
設立濟州特別自治道對旅游業吸引投資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從表1數據可知,2004年—2007年,濟州特別自治道每年設立的吸引投資目標額略有遞減,但實際吸引的投資額持續增加。2004年—2006年,目標完成率始終保持兩位數增長,分別為52.8%、54.7%和65.0%,特別是2006年設立濟州特別自治道以后,2007年目標完成率達到110.5%,大大超過了最初設定的旅游業吸引投資額的目標。
表1 韓國濟州特別自治道旅游業吸引投資情況 單位:億韓元
資料來源:參考文獻[4]
2. 旅游人數
2005年—2009年濟州來訪游客人數如表2.
表2 濟州來訪游客人數 單位:千名
資料來源:韓國濟州特別自治道觀光協會
為了吸引更多游客訪問濟州道,濟州特別自治道進行了豐富多彩的營銷活動。在韓國國內,為了吸引更多的國內游客,自2006年特別自治道成立以來,共在韓國國內大型城市舉行旅游說明會36次,在旅行專業報紙刊登旅游宣傳文章64次;為了吸引更多外國游客,在中國、日本等地舉辦旅游促銷活動399次。
濟州特別自治道設立3年來,濟州來訪游客持續增長,2007年增長2.2%,2008年增長7.2%,2009年增長12.0%;特別是來訪外國游客,達兩位數的增長,2007年外國游客增長率達到17.6%,2008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來訪外國游客未有增加,但2009年很快恢復,外國游客人數大幅增加,增長率達17.0%。由上述數據可知,設立濟州特別自治道對促進旅游業發展效果是顯著的。
3.觀光振興基金預算支持及放寬旅游企業審批手續等情況
隨著濟州特別自治道的設立,濟州獲得了更多觀光振興基金支持。2007年獲得了44億韓元的觀光振興基金支持,自2008年開始,濟州每年獲得100億韓元的支持;同時,進一步放寬了旅游企業的審批手續,旅游開發企業審批期限由原來的22個月縮短到13個月(減少了9個月)。
三、存在的主要問題
在濟州旅游業取得成績的同時還存在著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主要有:
1.濟州旅游費用高
韓國著名報紙《朝鮮日報》在2006年9月22日第4版刊登了“旅游費用最高而游客滿意最低”的文章,對濟州島旅游中存在的“高價、低質”問題進行了尖銳的批評。
有韓國學者指出,濟州島旅游費用與東南亞相比,貴很多,特別是濟州島的酒店費用、餐飲費用和交通費用都較高(包價旅游產品除外),對自助游游客和家庭游客極其不利;通過比較中、日、韓(濟州島)2夜3天高爾夫包價旅游產品可知,濟州島的費用也是最高的。
2.休閑型旅游產品亟待開發
濟州島是韓國最知名的旅游勝地,也是亞洲10大國際會議城市,每年在此召開100-120余次國際會議。在建設國際自由城市背景下,如何將現有旅游產品與教育醫療產業整合是濟州島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開發特色醫療旅游產品和教育旅游產品是關鍵;同時,來濟州島旅游的外國游客主要是日本、中國和中國臺灣地區游客,這些游客一般坐直航飛機抵達濟州,在島上停留最多2夜3天或是3夜4天,如何開發更多休閑型旅游產品讓游客停留更長時間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3.服務質量亟待提高
韓國觀光公社組織旅游專家于2007年3月31日——4月1日對濟州主要旅游地進行了旅游服務暗訪,暗訪結果顯示,服務人員的外語能力普遍欠缺,服務態度不好,特別是餐廳服務人員的服務水平低。
濟州特別自治道于2007年5月4日的“游客投訴處理案例報告”顯示,游客投訴的主要原因是服務從業人員態度不好及交通服務質量不高。
四、對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的啟示
2009年12月31日,國發[2009]44號文件《國務院關于推進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發展的若干意見》正式,提出了海南國際旅游島的六大戰略定位:我國旅游業改革創新的試驗區,世界一流的海島休閑度假旅游目的地,全國生態文明建設示范區,國際經濟合作和交流的重要平臺,南海資源開發和服務基地,國家熱帶現代農業基地。海南旅游業發展迎來了重大的歷史性發展機遇。
海南是我國最大的經濟特區和唯一的熱帶島嶼省份,濟州是韓國唯一的特別自治道和最大的島嶼,海南島與濟州島同屬島嶼型旅游目的地,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和濟州國際自由城市建設分別是中國、韓國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建設國際自由城市背景下的濟州特別自治道于2006年設立,迄今國際自由城市已建設了3年,建設經驗和教訓值得思考。韓國濟州特別自治道的設立,使濟州旅游業投資、旅游人數大幅增加,旅游企業經營環境得到改善,對濟州旅游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相信隨著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的逐步深入,海南旅游業勢必迎來高速發展期。
但旅游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也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如濟州島旅游費用高、服務質量低等問題,也早已存在于海南旅游中,只不過存在的形式并非“高價”而是“低價”,但這種“表面低價”是具有欺騙性質的,最終游客面對的是過多的自費項目和旅游購物等“高價”。具體來說,由于海南部分旅游企業追求短期效益,對包價旅游產品進行削價競爭,導致“零負團費”、購物欺詐、宰客現象等問題頻頻出現,旅游價格起伏過大,嚴重損害了海南的旅游形象。
濟州島休閑型旅游產品亟待開發問題也是海南島旅游產品設計開發中必須關注的重要議題。有中國學者指出,海南旅游觀光線路單一,“環島三日游”作為海南旅游主打產品一統十多年不變。同時,由于旅游產品開發缺乏遠期規劃,投資經營者不是靠產品的吸引力和優質服務來吸引客源,而是靠提供高額回扣,嚴重制約了海南旅游產品的豐富和完善。
濟州島旅游服務質量亟待提高的問題也是海南旅游經營中存在的十分突出的問題,其中主要表現在旅游服務意識不強和旅游服務技能偏低兩個方面。
五、建設國際旅游島背景下的海南旅游業發展對策建議
第一,對于包價旅游產品中的“零負團費、購物欺詐、宰客現象”等問題,要加大市場監管力度,規范旅游企業行為,嚴格規章制度,依法對違規者以嚴懲;同時加強對旅游者 “明白消費、快樂旅游”的宣傳,引導旅游者合理消費。對旅游業快速發展而導致的“高物價”問題,政府應通過稅制減免、對旅游企業實行優惠補貼等手段,抑制旅游消費價格過分上漲,維護旅游消費者的權利。
第二,充分利用島內豐富旅游資源,開發特色醫療、保健旅游產品和休閑旅游產品,使游客在島內停留時間更長。海南島與濟州島相似,四面環海,非常適合開發海洋休閑旅游產品。在產品設計和開發過程中,將旅游度假產品與醫療、保健結合,可以提升旅游產品的附加值,增加旅游收入,讓游客滿意。
第三,提高旅游服務水平。旅游服務的核心是“讓游客滿意”。“游客滿意”意味著游客對旅游全過程(旅游前、旅游中、旅游后)的滿意。應充分利用IT技術,建立功能強大的旅游信息數據庫,使游客在旅行前更方便地獲取相關信息、接受旅行指導;應加強對旅游從業人員的培訓,提高旅游從業人員素質,使游客在旅行過程中獲得滿意的服務;應提高顧客關系管理水平,定期回訪游客,使游客在旅行后與旅游企業保持良好的關系,使游客滿意,提高游客的忠誠度。
海南建設國際旅游島,是一次難得的發展機遇,也是一個挑戰。海南應充分利用自身優勢,借鑒國內外成熟經驗和做法,不斷探索創新,使作為全國最大經濟特區的海南發揮更大的作用,在我國新一輪改革開放中擔負起“試驗田”、“排頭兵”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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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春節慰問活動總結1
20xx年2月7日上午,xx五中黨支部書記、校長苗xx,副校長張xx、程xx及工會主席韋安亭等學校領導到退休教師和困難教師家中走訪慰問。
走訪慰問過程中,每到一家苗校長都和退休、困難教師進行親切交談,詳細詢問了他們的身體健康狀況、日常生活情況,感謝他們多年來為學校發展作出的貢獻,并送上新春的美好祝福、慰問金、禮品。向他們介紹學校目前發展情況和今后的發展思路,真誠地歡迎老領導、老教師常到學校走走、看看,希望他們繼續關心、支持學校的工作,為學校的發展獻計獻策。
退休教師和困難教師對學校領導走訪慰問感到非常親切,對學校領導的關懷和慰問表示感謝,他們說,作為五中大家庭的一員,感到無比自豪和幸福。了解到學校的發展成就和思路后,他們感到十分高興,對學校的前程充滿信心與期待。表示將一如既往地關心學校的發展,并祝愿學校各項事業蒸蒸日上。
春節慰問活動總結2
春節期間,鎮黨委和政府在全鎮廣泛開展慰問活動,認真制定慰問工作方案,要求慰問干部端正態度,以滿心熱情看望慰問群眾,做到“身入心也入”,積極主動與群眾交心談心,聽取群眾訴求和理解群眾困難,盡力解決群眾所急,真正將黨和政府的關心、慰問和鼓勵送到千百人民群眾中,推動黨群關系密切發展。
提前謀劃慰問事宜,有條不紊開展工作。一是方案制定。制定可行性高、實用性強的方案是保證慰問工作順利進行的前提,鎮黨委研究確定了慰問時間、慰問人員分組、慰問人員選擇標準以及慰問注意事項,同時根據各村人口情況確定各組慰問任務。二是人員摸排。根據鎮黨委確定的標準及人數要求,各村(居)兩委干部將人員摸排好上報鎮黨委統計匯總,鎮黨委廣泛征求鎮紀委、派出所、計生等相關部門的意見,充分保證慰問人員的代表性和先進性。三是物資準備。嚴格按照“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要求,控制經費支出,購買的物資既能體現黨和政府對慰問人員的關心也能充分展現機關單位崇尚節儉的良好作風。
認真組織進村入戶,分門別類關懷到位。為增強此次春節慰問的成效性,鎮黨委確定走訪的人員主要有生活困難群眾、返鄉農民工和致富帶頭人等三大類。一是走訪困難群眾。困難群眾是黨和政府最牽掛的群體,他們的生活水平直接反映小康社會建設的成效。慰問小組在走訪慰問中除送去準備好的慰問物資外,還注重和困難群眾談心,認真記錄影響其生活困難的主要因素,爭取運用現有惠民政策盡早幫助困難群眾擺脫貧困。二是走訪返鄉農民工。常年在外的農民工具有一定的見識和眼界,他們對外界和本地區發展的差距必然會有自己的思考,慰問小組特別注重收集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同時鼓勵他們返鄉創業,積極發展產業,為家鄉發展增添力量。三是走訪致富帶頭人。致富帶頭人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支撐力量,他們的主觀能動性能否充分發揮直接影響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進程。慰問小組在慰問中尤其注重聽取他們在發展產業致富方面提出的建議以及希望鎮黨委、政府幫助解決的困難。
確保慰問盡顯真情,統籌協調為民解憂。在慰問活動結束后,根據方案要求,各小組要在相應村(居)組織“兩委”干部召開座談會,由聯系領導就慰問工作情況、收集到的意見及建議和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在會上進行通報,廣泛征求“兩委”干部看法。而后,各小組結合慰問工作和座談會征求到的意見形成書面總結統一上報鎮黨委。鎮黨委匯集各組意見后,就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待解決未解決的事情、在人民群眾中影響和諧安定的不穩定因素和各項政策在落地過程中存在的不公平、不到位、不全面問題進行統一研究抓解決方案,真真正正為民做實事,解難題。
春節慰問活動總結3
一、領導重視,統一部署
社區的領導十分重視開展元旦春節送溫曖慰問活動,社區召開黨、政聯席會議,專門對春節期間送溫暖活動進行布置,決定開展形式多樣的春節慰問活動:一是在元旦春節前夕對困難居民,特困居民由工會進行一次困難補助;二是撥出春節慰問專款,并按照要求普遍進行一次走訪慰問,把溫暖送給每個居民;三是對孤寡老人派專人進行看望、慰問;四是向上述人員發出慰問信;五是個別路途遙遠不能走訪的,進行電話、信函表示慰問。由于領導重視,人力和資金上得到了根本的保證,有力推動了春節慰問活動的開展。
二、突出重點、措施有力
社區居委會以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把它擺上工會的重要議事日程,切實抓好困難居民的生活保障工作,維護居民的合法權益,為了切實做好元旦春節慰問工作,社區工會首先對社區所有人員狀況進行了一次普遍摸底調查工作,逐一進行了事前專訪或專門聯系落實到人,及時發現了困難人員生活中存在的問題通過在元旦前集中一段時間做好特困居民人員家庭的核實摸底工作,及時調整充實了特困居民檔案,摸清了底數,為送溫暖活動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在實施送溫暖活動中,我們注重突出重點,將生活一般相對困難和特別有災有難大病等的區別開來,如特困、大病致貧居民、特困單親家庭等,采取有針對性地進行困補等措施和辦法,切切實實的為他們排憂解難。由于抓住重點采取有力的措施,使真正有困難的居民得到了及時的幫助,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篇6
“十五”規劃提出城鎮化戰略,至2002年末,我國城鎮化率達到39.09%,已超過1998年世界發展中國家38.4%的平均水平。
城鎮化與城市發展的重心仍在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出現超大城市群現象。
一些大城市正積極開展城市現代化建設,北京主辦2008年奧運會,上海承辦2010年世博會,城市現代化、國際化顯著提高,將較快地進入國際化城市的行列。
政府和市場共同推動城鎮化。“十五”以來,在城鎮化戰略的推動下,地方政府不僅制定了明確的城市擴張目標,而且努力拓展融資渠道,加大城鎮建設投資。隨著我國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實力顯著增強,從單一房地產項目開發投資轉向城市產業構建,出現了在政府引導、市場推動下聲勢浩大的民營造城運動。
我國城鎮化取得了積極進展,但也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問題。
1.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問題
一是“十五”以來,在積極實施城鎮化戰略中,一些地方存在城鎮建設“”傾向:急于求成,盲目擴大城市規模,大城市紛紛爭建“國際大都市”,中小城市紛紛建設“大城市”。目前,有182座城市提出要建國際化大都市,約占全國660座城市總數的28%。
一些地方把城鎮化等同于城市建設,不顧客觀條件,下達“城鎮化率指標”限期完成。
二是目前我國土地市場的混亂和土地管理失范具有范圍大、涉及面廣的特點。許多城鎮打著“加快城鎮化進程”的旗號,大面積亂批亂占土地。在經營土地背后,一些地方政府向土地管理部門直接下達年度土地出讓指標,以求完成財政創收任務。以非市場化的方式低價征地,高價出讓,已成為不少地方創造政績、增加財政收入的重要渠道。
三是城鎮化的換牌運動。有的地區出現了“城市鄉村化”。
2.農民工問題
一是農民工社保問題。國家統計局最新數字顯示,外來農民參加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的比例分別只有3.4%和2.7%。
二是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在流動兒童各種問題中,最突出的是義務教育問題。農民工子女應平等獲得城市義務教育。
三是農民工安居問題。低收入者的居住問題如不能有效改善,那些環境不斷惡化的低收入社區將成為城市的“毒瘤”。
3.戶籍制度改革問題
隨著戶籍制度的改革,城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將對城市就業帶來新的挑戰。城鄉就業成為一體,意味著就業將從“城鎮從業人員”轉變為“社會從業人員”。戶籍放開后,極有可能出現勞動力集中流向大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的現象。
4.城市產業支撐問題
城鎮的發展最終離不開產業的發展。在當前推進城鎮化過程中,各級政府最應做的不是急功近利地建空殼城鎮,而是利用本地資源、環境條件,發展經濟,構建產業體系。
5.失地農民保障問題
據有關研究估計,全國失地農民達2000萬人。在城鎮化的早期,失地農民問題并不嚴重,因為國家的安置方式包括了就業安置。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用工方式市場化,政府不能把農民硬“塞”進企業。按法定標準算出來的征地補償標準太低,根本不能解決失地農民的長遠生計。據有關調查分析,2002年被征地的農民人均獲得補償按照當地物價水平,僅夠維持基本生活兩年半。
6.土地流轉問題
幾乎所有國家城市化進程都是從土地的自由流動制度改革開始的。同樣一塊地,用來種糧食和用來蓋廠房,其產生的價值有著天壤之別。在城市征地的同時,各地出現了各種自發的土地流轉。在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以及大中城市的郊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使用權,以出讓、轉讓、出租和抵押等形式自發流轉的行為大量存在,在數量和規模上有不斷擴大的趨勢。
7.行政區劃調整與創新問題
目前,行政區劃最大的問題是行政區和經濟區不一致,制約了經濟發展。我國行政區的經濟功能,在相當程度上寄生于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在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有許多負面效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地方保護主義。出于對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地方政府經常對經濟進行不合理的干預,行政區成為阻隔經濟一體化進程的一堵“看不見的墻”。
8.投融資問題
目前,各地政府通過建立土地儲備制度、“土地批租”融資、實施政府擔保貸款等,大大提高了地方政府的投融資能力。建立“土地儲備制度”,不僅推動了符合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土地要素市場的形成,帶來土地收益的增加;而且在土地儲備制度基礎上形成的土地儲備基金為地方政府進入資本市場融資提供了前提。正是由于土地儲備制度擴展了政府的融資渠道,2003年以來的城市建設投資規模迅速增大,不少城市的城建投資規模是以往年份投資規模的數倍。
如何看待因“土地儲備制度”而增強的地方政府城市建設融資能力?如何判斷和把握一定時期城市基礎設施的合理投資規模和結構,防范可能存在的“城市建設過度投資”問題,仍是我國城鎮化過程中必須重視的問題。
二、“十一五”時期加快城鎮化的戰略要求
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是建設一個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解決“三農”問題毫無疑問應該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中之重。在中國只有讓農民換個活法,換一種生活方式,核心是分流農民,減少農民,才能富裕農民。所以,必須大力推進城鎮化進程,通過城鎮化,使更多的農民進城轉變成為市民。
要把握好推進城鎮化進程的“度”,既不能搞城鎮化“”,又不能失去城鎮化發展的機遇期。
全球化思考和本土化行動已成為制定城鎮化戰略的兩個著眼點。全球化最明顯地表現為一國城市化的加速發展,會促使城市化進程中全球資源及要素流動性增強,尤其是人才流、物流、資金流、技術流、信息流速度加快。這種要素的流動性給城市資源的重新整合和市場化配置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和機會。目前,國際制造業有向我國大量轉移的趨勢,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亮點和熱點。某種程度上講,全球化是我國加快城鎮化進程的有利條件。
按照黨的十六大的要求,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以城促鄉,以工促農,大力推進城鄉一體化。十六屆三中全會又進一步提出“五個統籌”。城鄉統籌,解決城鎮化問題,意味著我國在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必須將城鄉這樣一個區域的整體力量發揮出來,城鄉聯動,共同發展。我國的城鎮化必須包含兩方面的含義:一是將集中與分散有機地統一起來;二是建立起以城市為中心的區域一體化體系,即以區域一體化發展為中心的城鎮化模式。關鍵是構筑一個有機的區域發展體。在這個區域發展體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單個城市的規模大小,而是區域內城市之間、城鄉之間聯系的強弱。在城鎮化發展中“聯系”是最重要的因素。通過“聯系”(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等)實現產業、經濟、人文、文化等的交融、互動與聯動。
推進城鎮化要重視對“聯系”的研究。即要研究空間布局,要與區域經濟發展規劃相結合,以背景區域來設計城市規模、城市產業分工和產業體系構建;要關注城鄉過渡帶的發展,注意點應放在承城啟鄉的過渡地帶,承上啟下的小城鎮、小城市發展。重視城市群(帶)、都市圈的發展;要重視區域聯系方式及功能的強化。
我國城鎮化的特點是“農民進城”。因此,要加快我國城鎮化的速度,關鍵不在于政府如何“促進”城市的發展,而在于降低政府設置的進城“門檻”,清除農民進城的障礙,疏通農民進城的渠道,降低農民進城的成本;在于發展城市經濟,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完善子女教育、住房、社會保障制度,增強城市對農民的吸納力;在于加強勞動力培訓,增強農民進城的素質能力;在于激活農民所有資產,并在城鄉間自由配置,增強農民進城經濟能力。城鎮化是國民經濟綜合性問題。
城鎮化有兩種操作模式:一種是政府引導、市場主導;另一種是政府集引導、主導于一身。很顯然,采用前一種辦法是巧借市場之力。而采用后一種辦法則依然沿用計劃經濟的思維,不可避免出現政府行政職能的越位,并帶來一系列“后遺癥”。城鎮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但政府也并不是無所作為,政府與市場共同促進城鎮化發展應是我國城鎮化進程的主要特征。
三、“十一五”時期加快城鎮化的戰略選擇
(一)農民工市民化
我國農村進城務工經商的人數達到9000萬―1億,每個人平均從農村攜帶1―2個人(配偶、孩子、老人)。進一步推進城鎮化進程,最現實的,首先是如何將全國近1億的農民工轉變成市民。“十一五”期間應著力解決農民工市民化問題,使其落戶城市,安居樂業,并逐步市民化。
第一,合理調整大中城市的農民工政策。大中城市應適當放寬條件、降低門檻,將符合要求的農民工納入大中城市落戶的范圍進行考慮和安排。
吸納農民工在大中城市落戶,并不意味著可以放任自流、“不負責任地放開”,而是要根據各個城市的實際情況,從符合農民工特點的要求出發,逐步探索農民工在大中城市落戶的吸納機制和操作程序,使城市農民工市民化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
第二,積極推進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在我國農村社保制度建立完善并與城市社保制度接軌之前,過渡性的措施是采取“分層分類”地推進,將農民工進行分類分層,按照他們的實際需求提供社會保障。根據工作特征,可將農民工分為兩類:一是缺乏穩定的工作崗位,長年在外打工的處于流動狀態的農民工;二是已經在城市中找到工作,有固定住所、穩定收入的農民工。對于農民工而言,最要緊的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保險,而是要有針對性。農民工的工傷保障制度應作為我國最基本的社會保障項目盡快予以確立。同時應積極試點,創造條件,最終使城鄉社會保障制度對接,建立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
第三,政府應在職業培訓、就業咨詢、住房供給、子女上學和最低工資等方面制定必要的政策措施,并提供切實有效的服務。義務教育是國家的義務,是國家對國民素質的投資,農民工子女應平等享受城市義務教育。另外,在大城市應建立“公共勞動”形式的流動人口“最低生存保障”體制,以使那些陷入困境的外來民工能夠暫時找到合法的活路。鑒于有些大中城市農民工數量龐大,有必要設立由有關部門共同組成的管理機制和協調機制。
第四,打通農民進城的渠道。政府應建立農民進城就業的動態監測系統,定期勞動力市場的供需信息。對國家產業進行合理布局,以引導勞動力的合理流向。另外,積極發展勞動中介組織和農民自組織,提高農民進入城市的組織程度。
(二)尋找或創造非農就業機會
1.將振興制造業作為戰略重點
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制造業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石,也是增強國家競爭力的基礎。制造業的發展水平直接關系到第三產業的發展。
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但素質不高,人均資本擁有量低下。中國經濟結構轉型中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加速農業勞動力向第二和第三產業的轉移。實現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提高農業勞動力素質的動力來自大規模的工業化,沒有制造業的大規模發展是難以做到的。
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確立的以第三產業為主的經濟發展戰略并沒有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較低的制造業發展水平使社會的需求相對較低,限制了服務業分工的深化和市場的擴張。工業化國家向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轉移是因為發達的制造業為社會提供了大量豐富的物質財富。中國人均財富占有低于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發展制造業是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發展經濟的必經階段。我國的制造業水平較低,面對全球化競爭,中國仍應該把振興制造業作為戰略重點。
我國的比較優勢在于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和成體系的加工組裝制造業。圍繞著成本下功夫,走規模化、集約化道路,在自己有優勢的制造業領域做大、做強,這是中國制造業安身立命之道,也是解決中國就業問題的根本途徑。
2.重視產業集群的發展
制造業發展,其競爭力還在于產業組織形式,即產業集群的發展。產業集群效應在國際上一直受到廣泛關注。在美國,許多州紛紛拋棄以單一企業為主的產業政策,設計和執行集群型經濟發展戰略。
我國產業集群的形成與發展已有20多年歷史,它對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和浙江省的地方經濟、城鎮化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然而產業的地理集中現象在我國長期未能被清晰地認識。產業集群由于其基礎設施規模效益和第三產業的連帶發展,大大推進了城鎮化進程。根據浙江、廣東、江蘇城鎮化的實踐經驗,在推進城鎮化進程中,要十分重視和促進區域產業集群的發展,大力推進產業的集聚,并以集聚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
過去講東南沿海地區的優勢,主要是區位優勢、政策優勢等,隨著交通信息條件的改善、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我國加入WTO后,這些優勢已不再明顯,或者不復存在。但是,產業集聚使東南沿海地區形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高度專業化分工基礎上的產業配套條件。產業集聚的形成,再一次增強了東南沿海地區的優勢地位。
在此情況下,各地區特別是中西部地區應從自己的實際出發,創造條件逐步形成能夠體現和發揮自己優勢的產業集群,而不要把希望過多地寄托在其它地區的產業轉移上。(1)統籌優化生產力布局,把工業園區整合為產業功能區。(2)把產業鏈做成產業集群發展的主脈。一是把大項目做成大產業。依托一個大項目,形成一條產業鏈。二是變大企業規模拉動為產業帶動,重視大企業與產業鏈上的中小企業建立緊密聯系,推動產業集群的形成。三是強化產業內部聯系,提高交易效率。(3)創新產業集聚的體制和機制環境。一是塑造區域文化,促進企業相互合作、互動發展。二是建立區域服務體系。積極發展中介機構,大力發展出口商、生產力中心、信息中心、質量檢測控制中心、行業技術中心等集群服務機構。發展區域性行業協會,使其在投融資、技術創新、市場開拓、人才培訓、產業損害預測預警和反傾銷等方面發揮作用。三是建立專業化市場。統籌市場布點,培育區域性市場品牌。
3.加快城市第三產業發展
據統計,1996年以來我國第三產業人員的比重每提高1%,就可以增加700萬個就業崗位。如果我國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的比重提高到發展中國家的水平,就可以創造9000多萬個就業崗位。毫無疑問,發展第三產業是解決就業問題的重要途徑。
城市經濟是一個系統,合理的產業結構會產生出巨大的系統效益,落后的城市服務產業會嚴重影響其他產業經濟活動的質量和效率,進而影響城市的整體經濟功能。
在工業化與城市化同步推進的國家,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每轉移1個勞動力,同時就向第三產業轉移2個及以上的勞動力。而我國最近20年來,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每轉移1個勞動力,向第三產業只轉移了0.65個勞動力。其主要原因是制度障礙,特別是戶籍制度的限制和壟斷體制的約束,如城市公用事業、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等壟斷性行業的發展就十分緩慢。不徹底打破壟斷,城市第三產業就不可能有大的發展。所以,要下大力氣打破城市第三產業的行業壟斷,加快改革步伐,對外資和民營企業開放,在用工上要取消戶籍限制和對外地人員的限制,以加快大中城市,特別是特大型城市第三產業的發展。
4.大力發展非公所有制經濟
非公所有制已經穩住了數千萬進城打工的農民。推進城鎮化,打造適合于非公經濟發展的城市環境和產業發展環境,促進非公經濟健康發展至關重要。
解決就業,僅僅靠政府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重要的是,政府應通過一系列的政策設計與規范實施,激發民間力量,通過市場來解決就業問題。其中關鍵性的措施是積極促進發展新企業,通過創業解決就業。政府要建立創業服務體系,把政府有限的財力用在鼓勵創業上,為創業者提供幫助。
(三)政府職能轉變
1.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要有所為有所不為,找準自己的社會定位,管好自己該管的事。城市政府的角色是提供公共服務。政府經濟活動的重點是在公共經濟領域。對產業經濟和消費經濟,政府的角色應是保障公平的秩序和間接的調控。
公共經濟的規模和水平基本上反映一座城市的經濟規模和社會發展狀態,也是這座城市政府的職能和業績的綜合體現。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已把城市政府管理的屬性界定為“公共行政管理”,城市政府職能公共化是一種同經濟市場化伴生的現象。在我國實施城鎮化戰略,城市政府更應以強化“公共服務”為職能轉變的基本取向。
2.加強規劃、規范和引導作用
城鎮化是一項系統工程,有三大依次關聯的環節:一是城市的布局、分工體系規劃。二是單個城市的建設框架規劃。著重從合理組合及形象、美學角度進行規劃設計。三是城市的功能培育。即根據所確定的城市功能定位,對符合該城市功能要求的要素,加快定向集聚,強化功能培育。對不符合該城市功能要求的要素,則設置一些政策性門檻,使其改變流向。定向集聚的結果,使在總體上實現資源的合理分流和配置。
現階段政府可行的主要舉措,一是改變戶籍和各種城市管理制度,降低城市“門檻”,使人口行政性聚集向市場性聚集過渡。二是提高城市的要素經營效率和城市競爭力,使外延性城市擴展向內涵性城市拓展轉變。三是通過產業擴充和產業聚集,使從政府造市向產業擴市的市場化機制轉變。四是國家有關部門要結合制定“十一五”規劃,與有關地方政府合作編制全國城市體系規劃、省及經濟區城市體系規劃,就全國、一個省或一個經濟區范圍內的城市功能分工體系和組合效應進行規劃研究。五是對城市中的生態環境與社會環境進行有力度的整治,促進資源型城市的產業轉型和城市可持續發展。六是提高城市中的人均收入、人均福利、人均社會保障的水平,促進貧弱城市向全面小康城市邁進。特別地,應進一步明確政府對教育的投入是公共品,對公共品的享受每個公民具有同等的權利。
3.積極推進中部人口大省的城鎮化進程
一系列數據說明我國經濟重心在沿海,社會重心卻在中部。特別是鄂、豫、皖、湘、贛等省,人口非常集中,GDP占全國的29%,人口總數占全國總人口數的25.5%,農業人口占到全國鄉村人口的27%以上,外流人口占全國流動人口的55%。“五普”城鎮化水平平均為28.6%,低于全國平均8.5個百分點。
中部地區集聚了相當多的鄉村人口,并面臨最少的自然資源和最為嚴重的貧困問題,政府應優先解決中部地區的“三農”問題。中部地區是推進城鎮化、工業化最重要的地區,如何推進城鎮化在全國意義重大,應是我國城鎮化下一階段發展的重點和突破口。如果這部分傳統農業地區的農村人口能夠得以順利轉移,將會為整個中國經濟的調整提供巨大的空間。所以,在“十一五”時期,在西部大開發、東北等老工業基地調整改造的同時,實施中部城鎮化戰略,集中力量在中部省份,特別是在鄂、豫、皖、湘、贛等省大力推進城鎮化進程,關鍵是發展一批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加大中央的財力支持和政策的傾斜。
四、“十一五”時期城鎮化目標
采用多種預測方法,對“十一五”時期我國城鎮化發展趨勢進行預測。“十一五”時期,我國城鎮化進程基本呈快速發展趨勢,年均增幅有望達到1―1.2個百分點左右。到2010年我國城鎮化水平可能達到47.5%,將達到1998年世界47%的平均水平。
“十一五”時期實施城鎮化戰略的總要求:適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和提前實現現代化的要求,大力推進城鎮化進程,大幅度提高城鎮化水平,促進工業化與城鎮化的互動協調發展;保持城鄉之間、城市之間經濟關系的協調,逐步縮小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本質差別;促進社會結構的調整和轉型,統籌城鄉,實現城鄉社會共同進步。具體目標:
(1)提高人口城鎮化水平。到2010年,城鎮化水平力爭達到47%以上,達到1998年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
(2)完善城鎮結構體系。逐步形成以大城市為中心,中等城市為骨干,小城市和小城鎮合理布局,現代交通、信息聯結一體,功能互補的大中小城市網絡體系。
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構筑開放、流動、有序、互補的城鎮結構體系。適應城鎮體系發展的趨勢,重視對城市連綿區的合理組織,完善發展政策和管理體制。實施重點:一是強化三大城市群,加強長三角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唐城市帶的整合和發展。二是積極促進中部地區城鎮化發展,著力構建中部中心城市,進一步強化區域中心城市功能的建設。三是以縣城為重點,發展一批中心城市。通過重點建設城關鎮和強鎮,到2010年把它們發展成為以下三種規模城市:人口在100萬以上的大縣,以城關鎮和強鎮為依托,發展為1個30萬人左右的中等城市和1―2個5―10萬人的小城鎮。人口在50―100萬的中等縣,發展1個20―30萬人的中等城市和1―2個5―10萬人的小城鎮;50萬人以下的小縣發展一個20萬人的小城市。
篇7
【關鍵詞】 兩型社會 武漢城市圈 旅游業 發展路徑
一、武漢城市圈與兩型社會的構建
20世紀80年代以來,湖北經濟總體發展呈現相對滯后的局面,與素有“九省通衢”之稱的中國腹地中心身份不符。為了振興湖北經濟,使湖北率先在中部崛起,并為我國中部地區經濟發展探索出一條有特色的發展道路,2003年11月,湖北省政府提出了“武漢城市圈”發展戰略。武漢“1+8”城市圈是指以武漢為中心,以100km為半徑的城市群落,包括武漢以及黃石、鄂州、孝感、黃岡、咸寧、仙桃、潛江、天門等8個周邊城市。2007年12月7日,國務院批準武漢城市圈為“資源綜合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配套改革試驗區。“兩型社會”的申報獲批,武漢將被推向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最前端,既要有效節約資源、保護好環境,又要做到經濟可持續發展。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在全社會大力倡導節約、環保、文明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讓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成為每個企業、村莊、單位和每個社會成員的自覺行動,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這就是說,經濟的發展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必須建立在優化結構、提高效益、降低消耗和保護環境的基礎之上。正因為如此,武漢城市圈“綜合改革試驗區”,也就是以節能降耗、保護環境為核心要素的改革試驗區。中部地區作為國家重要的能源產出地區,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問題在全國來說顯得更加突出,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在中部的改革試驗區提出“兩型社會”建設目標,是一種具有全局意義的戰略考慮。武漢“兩型社會”試驗區的獲批,將成為“兩型社會”的重要示范基地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的突破口。
二、“兩型社會”與旅游業發展的關系
1、旅游業發展與資源節約型社會的關系
(1)合理開發旅游資源,有利于形成節約型社會風氣。資源的稀缺性,不僅是經濟發展長期面對的問題,而且是社會發展過程中需要突破的瓶頸。因而,平衡供求矛盾的必然選擇是合理開發,而合理開發不是縮小開發的規模,而是在堅持科學發展觀和建設和諧社會的指導思想下,對旅游資源進行統籌規劃,結合特定的生態、地質、技術、文化與經濟條件進行合理、有序、適度的開發。建立在科學基礎上合理開發旅游資源,有助于促進市場秩序走向良性運行,對于解決當前武漢城市圈旅游市場混亂局面有較好的治理作用,同時也有利于形成節約型社會風氣。
(2)建立節約型社會有利于促進旅游資源的優化配置。旅游資源是在一定自然和文化積累基礎上的稀缺資源,只有進行有效利用,才能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而節約型社會恰恰是資源的最優化配置,它提倡整個社會經濟建立在節約資源的基礎上,其核心是節約資源。旅游業發展只有在節約的基礎上,才能將有限的資源用于其他方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降低成本。
2、旅游業發展與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關系
(1)旅游業的發展有利于促進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形成。“兩型社會”的建成,將使一個城市變成天堂般的“宜居城市”、“和諧城市”,它將擁有無限的發展潛力,它時時給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帶來盡可能多的歡樂、祥和、幸福。旅游業的發展,依托于良好的旅游資源與怡人、怡景、怡情的旅游環境。旅游業發展的過程,就是人類不斷完善自身生活環境的過程,體現了人類對美的闡釋和對和諧生活的追求。武漢城市圈旅游業發展的終極目標――宜居旅游目的地的建設,是人類不斷完善自身生活環境的結果,旅游業的發展將會促進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形成。
(2)建立環境友好型社會有利于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環境友好型社會,是一種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社會形態,其核心內涵是人類的生產活動與自然生態系統協調可持續發展。由此可見,環境友好型社會是從人本身出發,不是把人與自然絕對對立起來,而是將二者統一起來,通過生產和過程達到人類和生態系統的協調。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建立在對資源合理利用的基礎上,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建立就是注重合理開發的一種發展理念,其本質是人與自然的協調可持續發展。因此,建立環境友好型社會,有利于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
三、武漢城市圈旅游業發展現狀與問題分析
1、武漢城市圈旅游業發展現狀
武漢城市圈包括武漢市和黃石、鄂州、孝感、黃岡、咸寧、仙桃、潛江、天門等城市,土地總面積為5.81萬平方公里。武漢城市圈內旅游資源豐富、門類齊全,自然資源和人文景觀交相輝映,旅游資源總量占踞湖北省半壁江山。從自然資源來看,圈內現有3個山地森林生態自然保護區,11個濕地生態自然保護區和3個國家級森林公園;從人文資源來看,擁有1個世界文化遺產,1個歷史文化名城和25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與此同時,圈內有3個全國優秀旅游城市,3個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和1個5A級旅游景區。豐富的旅游資源對武漢城市圈發展一體化旅游市場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由于旅游資源擁有地緣優勢和良好的互補性,武漢城市圈在旅游資源整合和區域合作取得了明顯進展。2007年城市圈共接待國內旅游者5773萬人次,同比增長23%,占湖北省的57%;接待入境旅游者57萬人次,同比增長17%,占湖北省的43%,武漢城市圈為全省旅游業的快速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2008年初,武漢城市圈開始推行旅游對接營銷方案,在旅游規劃、旅游品牌、旅游開發、旅游促銷、旅游線路、旅游市場等方面實現一體化。由湖北省旅游局牽頭,武漢城市圈9個城市建立了旅游局長聯席會議制度,確立了“聯手結對、聯媒宣傳、聯合促銷、聯企開發”的思路,定期召開會議研究解決發展中遇到的問題。武漢市發揮龍頭作用,先后與孝感、咸寧等地簽訂了合作協議;城市圈內各城市開展了宣傳推介、招商引資和旅游資源調查等活動;一批重大旅游項目正在建設中,成為城市圈的新亮點;以科教旅游、工業旅游、紅色旅游、三國文化旅游、溫泉度假旅游為特色的城市圈旅游產品體系初步形成。目前,湖北省旅游局已安排專項經費,由武漢市旅游局組織各城市共同編制城市圈旅游實施規劃和行動計劃,確定建設重點與建設時序。
2、武漢城市圈旅游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一是旅游資源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受到影響。如東湖水質監測數據表明水中氮、磷、COD、BOD5等含量顯著超標。二是基礎設施建設與先進地區相比明顯滯后,“食、住、行、游、購、娛”配套不夠完善,尤其是城市至旅游景區之間道路等級較低,城市中的旅游設施建設滯后,景區環保設施和標識系統不完善。三是各城市的旅游資源開發總體上處于單打獨斗的狀態,缺乏對城市圈旅游資源進行有效整合,如缺乏統一規劃和統籌,圈內出現了部分低檔次、低水平、近距離重復建設和項目同質化的現象。四是各城市對旅游營銷沒有形成合力和聯動機制,因而缺乏整體推進氛圍和武漢城市圈整體形象。五是各城市之間的合作機制不健全,區域界限、體制障礙、利益分割等突出問題,目前還沒有明確具體的解決方案。六是旅游市場秩序混亂,商業網點建設未與旅游業發展相結合,景點建設項目規劃混亂,景點重復建設嚴重,景區內部管理無序,城市圈旅游發展大環境尚未形成。綜上所述,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僅嚴重影響武漢城市旅游圈的形成與發展,而且使各個城市之間的旅游資源難以整合,因此,必須采取相應的政策舉措,使武漢城市圈旅游業得到協調、有序的持續發展。
四、武漢城市圈旅游業發展的對策研究
1、加強政府主導作用,優化旅游資源配置
在“兩型社會”的建設離不開政府的主導作用。市場是一只看不見的手,它只能通過供求矛盾互動在事后,因此這種調節是以資源浪費為代價的。資源環境問題存在外部性,完全依靠市場無法達到資源配置最優狀態,要將負外部性的社會成本和正外部性的社會收益內部化,降低污染排放和資源濫用,需要依靠政府的制度安排將旅游開發中的外部性內部化。圍繞“兩型社會”建設的要求,對武漢城市圈旅游資源進行普查和統一規劃,確立城市圈旅游總體布局與資源整合方案,確定建設重點與建設時序,并按總體規劃計劃安排優先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的項目與區域。在統一規劃的指導下,加強項目招商與精品旅游景區建設,避免重復建設和不合理開發。
2、加強生態資源保護,強化旅游環境保護執法力度
在旅游企業經營過程中,應以“兩型社會”建設的內在要求為指導,向游客廣泛宣傳生態旅游知識,提高保護生態資源的意識,倡導文明、和諧的旅游消費模式。建設“兩型社會”,必須強化環境保護執法力度,建立以法律為主導的環境保護體制為。制度是推行資源和環境保護政策的保障,資源環境保護錯綜復雜,單純依靠政府,難以應付眾多分散、流動的管制對象。因此,要進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并將環境保護工作納入法制管理的軌道。
3、擴展與延伸旅游產業鏈,構建旅游循環經濟系統
在旅游業發展中,促進城市圈二元經濟結構(從傳統生產部門向現代生產部門)的轉化,如綠色食品生產和加工;推進產業轉型,如觀光農場、休閑牧場的出現以及鄉村休閑游、工業旅游的開展;在傳統第三產業中積極進行經營方式的創新,如產權酒店和分時度假型酒店,對房地產業銷售方式的創新,提高土地資源使用效率;帶動一系列相關產業的發展,改善原有產業結構狀態,促進新的產業生長,如會展業、休閑娛樂業、旅游房產業、旅游餐飲業、旅游住宿業等。推動對武漢城市圈生態文化、歷史文化、民俗文化以及商貿文化的挖掘,通過對文物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方式創新,促進第三產業中文化產業的發展。通過不斷擴展與延伸產業鏈條,創新傳統生產方式,構建循環旅游經濟系統,推動節約型社會的形成。
4、完善旅游集散功能,為旅游業良性運行奠定基礎
武漢市素有“九省通衢”之稱,但武漢市及城市圈中各城市的交通建設仍滯后于旅游業發展。因此,應完善水、陸、空等現代旅游交通體系,開通水上旅游運輸專線、增設旅游專列、開展旅游包機業務,實現快捷集散的目標;充分利用城市圈內現有交通設施,完善旅游城市之間以及旅游景區之間的交通路網系統,使游客能方便迅捷到達旅游目的地,提高景區的可進入性,為旅游業的健康、持續和快速發展奠定基礎。
五、結論
旅游業的健康發展對于產業結構調整,培植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實現社會文明,都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建設“兩型社會”涉及到生產、消費、流通等領域,涉及發展戰略選擇、觀念更新、制度變革等因素。它要求從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轉變為保護環境與經濟增長并重,并遵循“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戰略,形成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產業結構與發展方式,引導可持續消費,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因而,建設“兩型社會”,是解決當前武漢城市圈旅游業問題的有效理念,在這一科學發展戰略的指導下將會帶來旅游業發展上的變革,促進武漢城市圈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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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關鍵詞:人工智能;農業企業;財務
當前國內農業企業數量眾多,業務內容多種多樣,規模大小不一,資金數量懸殊,技術水平存在較大差距,財務管理設備、理念和財務工作者的業務能力也有一定差異,財務實踐形式多樣化,與現代企業財務管理的需要形成較大差距。因此,人工智能賦能農業企業財務管理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
一、農業企業和農業企業財務
(一)農業企業
農業企業一般指以農業經營為主,采取獨立核算的農業經濟單位。從狹義上來看,它指的是采取獨立核算的農業經營生產單位。當前農業生產經營越來越多地和相關聯機構、部門融合,農業生產經營活動日益延伸至產前環節與產后環節,催生一大批一體化、綜合性的農業生產經營企業。如此一來,農業生產、農產品銷售與加工、為農業服務等方面的企業,均應被列入農業企業的范圍內。所以,農業企業指的是在一定場所,集合土地、勞動力、技術、資本、設備等多種生產要素,開展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為消費者提供包括天然纖維、食物等內的動植物產品與相關服務;在承擔風險與利潤動機的條件下,采取自負盈虧、獨立核算、獨立經營的農業經濟單位。本文采取這種農業企業的廣義定義。
(二)農業企業財務
農業企業財務管理受到農業細分領域彼此借力的影響,經營多元化、產品多樣化的現狀導致農業企業繁多的財務會計內容。相應地,農業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也充分體現出農業生產經營的特點,需要單獨核算相關細分領域的成本費用與多種類型的非生產性開支。農村地區的管理機制比較復雜,通常情況下農村地區采取雙層經營、統分結合的管理制度,服務于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生產經營活動。當前,農業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需要適應統一化、現代化、數字化、信息化的發展趨勢。農業企業急需利用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智能化、移動互聯網等人工智能科技進行財務會計操作,進而持續提升財務管理的效能。
二、人工智能與農業企業財務的融合
(一)人工智能
1955年認知學家、計算機科學家約翰麥卡錫在達特茅斯會議上提出關于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的設想是關于“制造智能機器的工程與科學”。從本質上來講,人工智能指的是讓機器像人類那樣思考與行動,進行深度學習與自我學習,理論上能夠對人類思維進行模仿,得出相應結論與擁有智慧。國務院2017年7月印發《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其中明確要求“大力發展智能農業,構建典型農業大數據智能決策分析系統,推廣示范智能牧場、智能化植物工廠、農產品加工智能車間、智能化植物工廠、智能農場、智能漁場、農產品綠色智能供應鏈、智能果園等集成應用”。智能意味著,計算機能夠加工、采集相關信息并結合自身知識經驗與現有閱歷,獲得問題處理的能力。人工智能指的是,人們將特定程序輸入計算機,計算機系統經由學習和運用有關應用程序,并采取相應的解決辦法來解決生產工作生活中的問題。人工智能是一門綜合性強的新興學科,涵蓋控制論、管理學、信息學、邏輯學、數學等諸多領域。人工智能技術能夠適用于農業生產的不同階段,對農業生產經營的產后、產中與產前階段實施全產業鏈監控,在此基礎上推動農業生產經營的高產化、高效化、集約、優質化、安全化、生態化等,助力企業實現可續發展的目標。
(二)人工智能賦能農業企業財務的優勢
人工智能賦能農業企業財務的過程中,要充分發揮智能對財務管理的推動和改善,打造智能財務。智能財務要求智能化技術、設備覆蓋企業的財務流程,它包括三大層面:首先是以財務與業務融合而成的智能化財務共享平臺,它也是智能財務的前提和基礎。其次是以商業智能為基礎的智能化管理會計平臺,它是智能化財務的重中之重。再次是,以人工智能為基礎的智能財務平臺,能夠推動智能財務的可持續發展。第一,促進業財有效融合。土地及針對性的勞動工具、資金、勞動力等基礎資源,是農業企業開展生產經營活動的首要生產資料。農業企業的生產經營隨著這些資源的變動體現出鮮明的季節性、地域性,這也是影響農業企業生產經營時間和周期的顯著特征。眾所周知,大數據、云計算、移動互聯網、物聯網等人工智能技術如今和農業生產經營的結合日益密切,賦能具有典型行業特征的農業財務會計業務,積極助力農業企業的發展。人工智能背景下,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放大企業財務科核算的工作的自動化與數字化,農業企業的業務財務融合趨勢持續加速。此處的智能主要是指人造的感知智能和認知智能。基于現代財務管理豐富、工具和理論,利用人類財務專家和人工智能機器(基于人造的認知智能與感知智能)組成更強大的人機協同智能系統,在雙邊動態開展復雜的農業財務管理活動中延伸、擴大與部分代替人類財務專家的各種財務管理工作,進而開展能夠創造更多價值的戰略、管理活動。第二,推進實施監督審計。它借助各種人工智能會計對相關業務活動進行監督,進而深度挖掘農業企業財務數據和信息背后的經營管理狀況;持續改進財務分析質量和水平的同時,提升其對業務工作的改進與落實。與此同時,它可以發現與反饋存在的各種風險和問題,從財務管理、預算編制和資金分配的視角設計出更優化的經營管理模式。通過綜合分析企業的資產規模、資金籌集分配、投資盈利水平等信息,以科學的財務分析助力未來發展規劃和管理決策的科學性和科學性。第三,發揮管理會計職能。構建以商業智能為基礎的智能化管理會計平臺,是智能化財務的重中之重。在此過程中,要合理打造農業企業的人工智能財務體系,綜合多種會計知識、計算機技術和信息技術等,綜合經營分析、財務決策、會計報表分析與預算管理等等多種功能,更高效、更精準地處理農村企業的財務會計信息。助力管理、決策、財會的高效性與科學性。雙匯集團財務系統的財務機器人流程中用到的自動化技術,是典型的電腦模擬技術,在財務會計活動中通過模擬財務管理與會計核算的具體操作流程,結合機器人的自動化流程開展財務,多技術融合的優勢,成本控制的實現、工作效率的增強都得以體現。在此基礎上,基于人工智能的智能財務平臺才能逐步構建起來,有效推動智能財務的可持續發展。河南省不少農業企業紛紛利用蕓豆會計智能財務管理系統,其智能化、全自動的財務系統借助人工智能科技、圖像識別技術使傳統的人工財務記賬轉變為如今的人工智能處理財務信息,形成了更加標準化、更智能化的記賬理財記賬流程。它充分發揮管理會計的職能,將服務于當地農業企業財務管理當作重中之重,為大量農業小微企業、財務企業提供多元化、專業化的財稅綜合服務平臺,持續強化其管理會計職能。
三、人工智能賦能農業企業財務的主要渠道
如今一些農業企業主不懂得借貸記賬法和財務會計業務,又面臨著壓縮勞動力成本和企業開支的壓力。為了提升財務管理效率,它們邀請各類專業做賬企業采取各種技術性財務軟件,通過掃描各類原始憑證,使其自動生成政府機構認可的財務報表;在剖析財務報告的過程中發現更多審計漏洞,改進審計手段與方法。會計計量領域的公允價值計量以會計信息相關性為基礎人工智能促進業務財務的有效融合,從實時獲取的海量數據中獲得更大的公允價值,切實增強會計信息領域的相關性。
(一)人工神經網絡
人工神經網絡系統涵蓋大量的網絡神經,是傳遞財務信息的關鍵途徑,它能夠精準而快速地傳遞財務信息和數據。人工神經網絡有BP、ART、RBF、HOP等多種網絡,采取類型眾多的處理單元,對人腦神經系統的相關機理和操作進行模擬,依據差異化的聯結方式組合而成相應的網絡。它通過學習知識庫、自主學習、深度學習、修改推理機的,幫助人類擴展對各種外部世界的深刻理解與智能化控制。這些以人工智能為基礎的網絡神經系統,通過模擬人類的神經系統,對為數眾多的財務信息和數據進行處理,依據各個板塊的要求提升財務信息數據分類的準確性和科學性,然后交給專業化的財務管理子系統處理,完成后分類整合全部的財務數據和信息,并返回原處。如今它已經被普遍運用在農業龍頭企業等各類公司的財務管理活動中。如中糧集團有限公司作為國內著名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其基于人工神經網絡的智能財務管理系統綜合BP、ART、RBF、HOP多種神經網絡。基于BP神經網絡財務系統,側重于函數逼近、分類、預測和優化等諸多領域。該公司以期進行納稅評估、戰略財務管理、風投項目評價等多個領域。ART網絡重點用在財務信息挖掘、財務數據質量控制、深度挖掘隱蔽性強的財務數據和信息,財務危機報警與財務診斷等多個領域。RBF網絡聚焦該集團的客戶關系管理業務與相應的施工項目造價評估等活動,HOP網絡則被廣泛運用到該企業的工程技術領域中。
(二)財務管理專家系統
就財務管理專家系統的字面意思而言,這種人工智能系統達到專家級別的專業化學習、理解、運用和分析能力。財務管理專家系統作為一種非常典型的智能程序系統,可以借助人類專家的問題解決方案、各種理論、經驗、方法和知識,化解財務領域的各種復雜問題。財務管理專家系統能夠依托計算機能夠在非常短暫的時間內獲取大力的專家知識,且永久保留專家知識、易于復制和快速轉換,其分析判斷能力不會受到環境的較大影響。與人類專家相比,它的成本相對比較便宜,能夠在很大程度代替相關領域的專家。如今用友、友強等不少財務軟件開發公司紛紛開發出基于云存儲的農業企業財務管理專家系統,農業企業能夠通過租借的方式獲得這些人工智能技術。北京大北農科技集團作為一家著名的農業高科技企業,如今已經成長為以種業、飼料為主體業務,以植物保護、動物保健、生物飼料、種豬、疫苗為輔的農業大型知識企業。它采取友強財務公司開發設計的財務管理專家吸引,以有效化解企業財務會計領域中難以解決的復雜問題,合理而科學借助該專家系統化解這些難題。它借助人工智能技術,對復雜的各種財務問題進行轉化,使它們成為一個個易于解決的、難度不大的子問題,并逐步解決這些子問題,再經由財務管理專家系統從整體上進行綜合和優化,從而形成更科學的財務管理解決方案。當前國家正在大力推行“金三”系統,它充分利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完善財務指標分析機制的設計和建設。它能夠從農業企業的海量申報數據中比較和獲取非正常的各種財務指標,強化國家對農業企業的財務監管。審計專家、金融實務人才、財務分析師在財務會計實務中積累了珍貴的、不成文的經驗與知識。這些知識和經驗應通過相應手段,被保存和累積到專家系統知識庫中,以有效發揮專家專業的知識技能優勢,更有效地提升農業企業的會計財務管理質量和水平。
(三)智能識別提高全樣本審計效能
農業企業利用人工智能財務管理技術,可以快速而準確地識別和處理海量的財務會計信息,它可以規避傳統抽檢的舞弊風險、審計面不夠寬泛、重大人為失誤、耗時較長、效率較低等諸多問題。德勤會計公司為世界上不少農業企業提供基于人工智能技術的全樣本審計服務,盡可能地消除人為因素導致的不利影響。整個操作過程的業務風險得以降低,記錄追蹤準確而全面。農業企業的合規審計業務得以實現“全查”,以更加智能化的方式完成各個任務的相應步驟,能夠當作審計證據并滿足合規要求。這是因為,人工智能財務會計軟件具備較強的光學掃描、自然語言處理等性能,能夠從農業企業數量龐大的財務信息中識別出關鍵的審計內容,自動做好財務會計的審計歸納。它可以化解人工難以準確快速提取樣本關鍵性材料的問題,對傳統審計流程進行優化、勞動力得以從繁重的腦力中解脫出來。同時,財務信息采集和審計內容提取的精度和速度得到顯著提升。
(四)各層財務人員積極適應
整體來看,財務會計隊伍的角色要持續轉型,發揮“軍師”、“參謀”的決策支持功能。要以引入的人工智能信息系統為支撐,順應管理會計領域的發展和智能化、信息化財會系統的深層次變革,適應智能財務的快速發展。大型農業企業財務會計隊伍中的基層、中級、高級會計人員面對人工智能日益廣泛運用于財務管理的形勢,都應積極行動起來。首先,基礎會計人員要做好報銷、傳輸、整理、制單等重復性、簡單化的財務工作。要掌握更多角度、更多層面的財務會計知識,實現自身專業、職業的不斷發展,成長為人工智能無法代替的復合型專業化人才。其次,中層財務工作者要做好企業報表的統計分析、數據處理加工、成本管控等,首先要轉變財務管理的思維,從之前的財務思維過渡到決策助力和管理會計層面,持續放大財務會計管理的眼界和格局,強化相關經濟業務的管理與預測,協助處理公司風險處理和公司戰略,促進企業的平穩盡快發展。要充分利用各種人工智能處理簡單化、重復性強的業務工作,并以此進行精準科學的數據分析和統計結果研讀,實時跟蹤財務信息,并做出有效判斷,逐步提升工作效率。再次,高級財務工作者要充分把握企業的資金調度、資本構成決策、投融資成本使用與風險、業務風險分析等;要保持對經濟環境、政策、市場等的敏感。不斷熟悉所在企業的具體業務模式,參與企業發展戰略的制定,制定與公司發展相適應的財務管理規劃。以財務資金的使用和調度助力投資融資決策的科學性,從而實現關聯方采訪、利潤最大化等多個目標。
結語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入實施和農業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科學技術對農業的支持力度日益提高。各級會計人員要持續豐富業務知識和操作技能,在深入動態挖掘財務會計信息,促進多種數據源的有效聚合,洞悉企業發展變化的態勢。通過打造基于人工智能的財務共享中心,形成更加規范的財務記錄和會計報告。以人工智能的顯著優勢推動業財融合、全面審計監督,促使數據信息利用效率增加、財務活動精細化程度提高。農業企業要持續發揮人工智能科技“軍師”和“參謀”功能,推動企業正確決策、精細化管理、戰略規劃實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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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師范教育;教師職業;教師素質;教育結構;教育過程
師范教育現代化是教育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使我國教育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必然選擇,也是師范教育自身發展的客觀要求。師范教育現代化是適應我國教育現代化的需要,迅速達到先進國家教育發展水平的大工程。師范教育現代化既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又是師范教育高度發展的一種狀態。
一、全面審視師范教育的重要作用,實現教師職業專業化
我國偉大的教育學家陶行知指出:教育是“立國之本”[1](P374),是“國家萬年根本大計”。[1](P.88)作為普及教育之本的師范教育辦得好與不好是關系到民族興衰、國家存亡的大事。這就是說任何一個國家要想有適當的國民,“就全靠教育”,“要造就適當的國民,須有適當的教員。”[1](P374)而要想有適當的教員,就要有適當的師范教育,所以陶行知先生認為“師范學校負培養改造國民的大責任,國家前途的盛衰,都在他手掌之中。”[1](P374)“國家所托命之師范教育”“可以興邦,也可以促國之亡。”[2](P139)將師范教育提到與民族命運、國家前途密切關聯的高度來闡明其地位和作用的思想,對我國師范教育改革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確定和實施,使全社會認識到,實現四個現代化,科技是關鍵,教育是基礎;振興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興教育的希望在教師;教師的培養和教育,關鍵在師范教育。這就是說,只有師范興,教師興,才能教育興,國家興。師范教育不僅具有人才培養、社會服務、科技開發等一般性的高等教育功能,還具有為基礎教育服務的特殊功能。
師范院校要為基礎教育發揮全面的服務功能主要表現為:一是為基礎教育培養合格的師資;二是加強基礎教育改革實驗研究和服務指導,包括中小學教材教法改革研究和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形成職前職后師范教育一體化的辦學體制;三是為國家和地方政府提供教育決策咨詢。全面發揮為基礎教育服務的功能,是師范教育現代化發展的生命力所在。
建設一支高素質的教師隊伍,全面提高教育質量,是師范教育重要功能的體現。這為教師專業化提出了迫切要求。教師專業化是適應新形勢、全面提高教師素質的客觀要求,也是師范教育現代化重要標志之一。
在世界范圍內,促成教師是一種專業的認識,得益于國際勞工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共同的《關于教師地位之建議書》(1966)指出:教育工作應被視為專業。就目前來看,教師工作只是在“服務重于報酬”這一點上符合專業的標準,而在其它所有方面幾乎都遠離專業的要求。[7](P98)教師在專業化過程中存在并需要解決的問題有:第一,由于目前的教學是以講解式為主,所以無需專業性學習,教學可以憑經驗而得,這與低技術型行業一樣。第二,學校課程、教學內容、考試時間等無一是由教師根據需求自定的,因此實際上也不存在所謂專業的自由。第三,教師職業的修業時間遠低于其他專業。第四,教師就業資格較易獲得。
實現教師職業專業化,就要建立統一的教師專業標準和嚴格的教師資格制度,組織相應的教師資格考試和頒發教師資格證書。依法保障教師素質,從教師隊伍的入口把住質量關。隨著國民整體素質的大幅度提高,普通教育師資的來源要由以培養為主轉變為以選拔培訓為主。
實現教師職業專業化,將會使我國獨立存在的師范教育體系被開放的教師教育體系所逐步代替,這意味著師范教育從“師源”到“生源”的開放,即鼓勵有能力的教育機構積極參與教師教育工作;鼓勵非師范院校的學校畢業生經過規定的培訓取得教師資格證書,從事教育職業。今后教師教育“一體化”的概念將代替“師范教育”一詞,對教師職前、入職和職后教育進行全程設計。所謂教師教育一體化就是適應社會和教育的改革要求,針對現有師范教育中職前在職隔離、體制機構各自為政、教育內容重疊交叉、資源配置不合理等問題,依據終身教育思想、教師職業生涯理論以及資源優化配置的原則,構建一個體系完善、機構合理、內容科學的一體化教師教育模式,實現教師職業專業化。[6]
二、重新整合師范教育培養目標,使教師素質綜合化
培養合格的教師是師范教育的根本任務。師范教育的培養目標要以現代教育理論為指導,從社會需要出發,在不同的時期對教師的要求就不同。教育學家陶行知曾提出:在提倡新教育時期,對教師的培養目標是:其一,“要有信仰心”;其二,“要有責任心”;其三,“要有共和精神,事事與學生共甘苦”;其四,“要有開辟精神”;其五,“要有試驗精神”。在試驗鄉村教育時期,對教師的要求是能夠做到:以身作則,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把環境的阻力化作為助力,運用困難以發展思想及精神;做人民的朋友,有獻身教育事業決心,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在國難教育時期,對教師的培養目標是:應當解決國難而不可加重國難,必須追求真理,講真話,跟學生學,和學生大眾站在一條戰線上。在民主革命時期,對教師的培養目標是:教師必須虛心好學、寬容,理解學生,能解放學生的眼睛、雙手、頭腦、嘴和時間、空間,跟民眾學習,放下先生架子等。陶行知在各個階段對教師提出的要求,盡管內容不盡相同,但都體現了教師的職務是“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的基本精神。[3](P637)
陶行知關于師范教育培養目標問題的論述,內容十分豐富而深刻,它體現了師范教育的專業特性,體現了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思想,體現了培養有生活力教師的教育目的和辦學宗旨。對于今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深化師范教育改革,培養合格師資仍具有借鑒作用。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教育發展,對教師的素質要求越來越高。我們有必要借鑒陶行知師范教育培養目標的思想,重新設定師范教育的培養目標。基礎教育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變,要求師范教育培養的學生基礎扎實,知識面寬、能力強、素質高,知識、能力、素質三個方面有機結合于一身。
確立師范教育的培養目標特別要注意:第一,專業素質與文化素質相結合,使教師的培養建立在較寬的學術視野的基礎上。第二,突出教師素質培養的重要地位,使學生具有為人師表的職業特質。第三,強調基礎教育的重要性,為學生今后教書育人、確立高度的教育責任感和強烈的事業心打下堅實基礎。第四,理論教育與社會實踐教育相結合,使學生既有從教的知識,又有從教的能力。這樣培養出來的教師,有強烈的敬業精神,科學的教育理念,追求真理的品性,優良的人格特征,好學習、善創造、講奉獻、為人師表,能夠適應現代教育的需要。
然而,我國目前師范院校現行的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與現代教育的培養目標之間存在著許多不協調的方面:師范教育沒有自己的特色;師范專業結構模式簡單;師范畢業生不具備從業競爭優勢;師范教育教學不能適應中小學教學改革的需要。因此,筆者認為,為了適應現代師范教育的培養目標的要求,師范教育改革的關鍵是對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的改革:
(1)優化師范教育課程結構必須做到四個結合,即提高整體素質與強化專業基礎相結合;拓寬專業口徑與適應中學教育改革相結合;開拓專業新領域與適應和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相結合;突出師范特色與面向普通中學相結合。
(2)優化師范教育課程結構:首先是明確師范教育課程結構的指導思想,應該是強化基礎,拓寬口徑,文理滲透,提高能力;其次是把握建構優化師范教育課程結構體系的統一性、實踐性、廣博性、銜接性和超前性等主要特征。
(3)優化師范教育課程結構體系的途徑與方法:首先是預測未來,確立我國師范教育體系改革與發展措施,要建立“師范教育一體化”模式,就是從幼兒園到小學、初中、高中的師資一體化;其次是努力增強師范教育體系的開放性與兼容性;再次是合理使用師范教育資源,提高辦學質量和效益,必須重視解決重復辦學的問題。筆者認為師范院校應與教育學院、教師進修學校、職業技術師范學院合并,以更好地實現“師范教育的一體化”的辦學模式,實現教師素質的綜合化。
三、建立全方位師范教育培養體系,使師范教育結構多元化
二十年代初,陶行知曾根據中國教育發展的實際需要,總結我國師范教育的經驗,提出了“廣義的師范教育”思想。在現代社會中,廣義師范教育對于師范教育的辦學方向、教育功能、結構模式、培養目標、教學機制、管理體制等都賦予廣泛的含義。
一是確立面向大教育的師范教育辦學方向。主張師范教育必須面向全部學制的要求。全部學制包括各級各類的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這樣的教育體系,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文素質的提高,逐步從小教育裂變為大教育。大教育也就是終身教育和全民教育。師范教育必須為大教育培養和訓練各種各樣的教育人才。
二是全方位的師范教育功能。廣義師范教育不僅要培養訓練教員,而且要培養訓練教育行政人員、各種指導員、各種學校校長和職員;不僅要培養未來師資,而且要訓練在職教師;不僅要培養訓練教師具有一般的學識才能,而且要分別因學校等級、市鄉情況、學科性質而培養訓練教師具有特定的學識才能;不僅要培養教育工作人才,而且要培養教育科研人才;不僅要有學歷教育,而且要有崗位培訓,等等。總之,“教育界要什么人才,就該培養什么人才。”[1](P448)
三是多元化的師范教育結構。1977年后,我國針對中小學教師學歷普遍較低的現實,我國政府對師范教育事業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師范教育進入了一個大發展時期。截止到1997年,我國擁有高等師范院校232所、教育學院229所、教師進修學校2142所、中等師范學校892所。至此,一個與我國整個教育事業基本相適應的師范教育體系也逐漸形成。
我國現行的師范教育結構模式主要分成以培養新師資為主的各類師范院校教育和以訓練在職教師為主的教育學院、進修學校、廣播電視教育等師范繼續教育。這樣的師范教育結構模式,總的來看存在著不夠完善、不夠靈活的地方:一是重視新師資的培訓而忽視在職師資的繼續教育;二是重視教學人員的培養而忽視行政、管理人員的培訓;三是重視學歷教育而忽視素質培養;四是重視學校教育人員的培訓而忽視社會教育人員培訓;五是重視正規化而忽視機動性。
目前教育的發展又向師范教育提出了不少新功能需求,首先是來自中、小學在職教師學歷水平提高的趨勢;二是對各級各類學校管理干部的培養要求的提出;三是教師和教育管理干部的繼續教育,在學歷和實踐經驗都達到一定水平后,要求科研型的進修,為培養創新型的教育專家服務。為了克服目前我國師范教育功能缺失的問題,確立新的師范教育發展理念,變“終結性師范教育”為“終身性師范教育”,變“知識傳播型的師范教育”為“知識催生型師范教育”,建立一個開放的、多層次、一體化的師范教育結構模式,縱向溝通,橫向聯系,協調發展,形成整體優勢,以實現師范教育結構多元化達到符合全部學制需求的目標。
四、全面提高師范教育質量,實現教育過程現代化
師范教育必須適合社會生活和學生的個人需要,其培養的方法必須與社會生活實踐和學校教育的實踐結合,堅持“教、學、做合一”的原則,提高師范教育質量,實現教育過程現代化。
第一,開展多元的生活教育,以適應社會的需要。學校要根據社會發展和培育人的需要,在學校組織健康的生活教育、勞動的生活教育、科學的生活教育、藝術的生活教育、改造社會的生活教育等。在現代生活中還要進行現代教育,“做一個現代人必須取得現代的知識,學會現代的技能,感覺現代的問題,以現代的方法發揮我們的力量。”[4](P248)
第二,以集體生活為教育基礎。對學生進行生活教育,可通過集體生活進行。因為集體生活是全部教育的基礎:其一,集體生活是兒童之自我向社會化道路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其二,集體生活可以逐漸培養一個人的集體精神;其三,集體生活用眾人力量共同創造出合理的生活。
這種集體生活可以采取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種:一是集體自治,目的是讓學生在集體自治中學會自治;二是集體探討,目的是讓學生通過集體的努力,追求真理;三是集體創造,目的是讓學生運用有思考的行動來產生新價值。這種集體生活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而是與社會發展密切聯系,并注意個性發展。
第三,堅持“教、學、做合一”的原則。這一原則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事情怎樣做就怎樣學,怎樣學便怎樣教;二是對事來說是做,對己來說是學,對人來說是教;三是教育不是教人,不是教人學,乃是教人學做事,無論哪方面,‘做’成了學的中心,即成了教的中心。[5]堅持“教、學、做合一”原則最主要的是要處理好教與學、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并使之彼此達到整合。
教與學都要以“做”為中心,“在做上教,在做上學”,這就是要把實際生活中的事拿來研究,一面動手干,一面動腦想,手、腦相結合,以達到“理論與實踐之統一”。教與學以“做”為中心,就是說教與學要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基礎上進行。這種做有三個特征,即行為、思想、新價值的產生,[5]也就是通過學習、思考,進而創造。
教與學是教育活動中兩個基本問題。在教學過程中,先生的責任不在教,不在教學,而是教學生學。教師不能“拿學生來湊他的教法,配他的教材”,而應該主動了解學生,改進教學方法。同時,教師要“一面教,一面學”,不斷提高自己,去教好學生。
第四,發揮學生主體作用。進行生活教育,必然需要依賴并調動學生的主體作用,促進學生的自動性、科學性和創造性的發展。發揮學生的主體性,就要提倡“自動主義”,即智育注重自學,體育注重自強,德育注重自治。
“智育注重自學”,就是讓學生自己去學,不是坐而受教。學生除了跟教師學,還要跟伙伴學、跟民眾學、到圖書館去學、到社會和自然界中去學。“體育注重自強”,就是動員學生自覺、積極地“建立健康堡壘”,因為,“身體不屬于自己,我們的身體是為了整個民族乃至全人類所有。”“德育注重自治”,就是“為學生預備種種機會,使學生能夠組織起來,養成他們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自治“可為修身倫理的實驗”、“適應學生之需要”、“輔助風化之進步”、“促進學生經驗之發展”。[1](P.29)
當前我國教育正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變。素質教育是一場深刻的教育革新,作為“一種歷史的產物”,素質教育是當今社會文化,特別是其生產和科技發展水平及其趨勢對學校教學客觀要求的反映。目前師范教育也正面臨一個巨大的轉軌壓力,我們有必要構建現代化的師范教育模式,以實現教育過程的現代化。
第一,師范教育要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基礎教育的現展意識。我國現代化建設既為師范教育目標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時也給師范教育內容提出了豐富的教育素材,“運用它來增加我們的知識,增加我們的力量,增加我們的信仰。”
第二,創造一個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健康教育環境。知識、才能、創造性已成為確立教育目標的三個支點。現代教育特別要注重培養學生健康、豐富的個性。每個人在社會中都是生活的主體,而生活的真諦就是自我選擇,人的這種主體性是社會環境的影響和教育的產物。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創造一個有利于培養學生健康、豐富個性的教育環境,其中重要的是在教育中必須把師生關系放在一個民主、平等、友善和合作的前提下,充分發揮學生學習主體作用。
第三,建立現代化的教學模式,徹底改變過去以課堂為中心、書本為中心、教師為中心的封閉式的教學模式,建立一種新的開放式教學模式,使課內與課外結合,實行多渠道施教;知識與能力結合,倡導實踐出真知;實行主導與主體結合,堅持學生本位觀念。
綜上所述,大力提高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不僅是師范教育現代化的核心,也是師范教育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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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陶行知全集第二卷[C].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篇10
當前,以河南為主體的中原經濟區正處于工業化與城鎮化“雙加速”推進的關鍵時期。從工業化進程看,2010年河南省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為3611美元,工業增加值比重為51.8%,仍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據對147個國家和地區截面數據的研究表明: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工業增加值比重大體呈現出“倒U型”變化。當人均GNI(國民總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時,工業化加快推進,工業增加值比重不斷提升;當人均GNI處于5000~10000美元時,工業增加值比重大體保持穩定,工業化著重是提升質量;當人均GNI超過10000美元時,進入逆工業化時期,工業增加值比重趨于下降。就河南省而言,當前正處于工業化加速推進時期。
從城鎮化進程看,2010年河南省城鎮化率為38.8%,比全國平均水平49.7%低10.9個百分點,城鎮化進程嚴重滯后。國際經驗表明:城鎮化率在30%-70%的區間是城鎮化快速推進的時期,其中50%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即30%~50%的區間為加速推進時期,而50%~70%為減速推進時期。河南省目前仍處于城鎮化加速推進的區間。這表明在今后一段時期內,以河南為主體的中原經濟區將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同時加速推進的“雙加速”時期。尤其是,城鎮化推進的速度預計會更快。
在這種“雙加速”時期,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很容易與農業和糧食、生態和環境產生沖突,從而造成工業化、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不協調的局面。沿海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區的經驗教訓值得深刻反思和總結。這些地區過去也曾經是我國重要的糧食主產區,自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推進不斷吞食著大片農田,耕地面積大幅度減少,糧食生產呈現萎縮狀態,農業現代化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從1978年到2010年,浙江和廣東的糧食播種面積分別下降了63.3%和50.1%,糧食產量則分別下降了47.5%和12.8%。目前,廣東、浙江等地已由過去的糧食主產區轉變為糧食主銷區,而把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重任轉移到了中西部地區。
中原經濟區是我國重要的糧食主產區,在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中具有重要作用。為此,應該認真吸取珠三角和長三角的經驗教訓,在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程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進程,積極探索不以犧牲農業和糧食、生態和環境為代價的“三化”協調發展新路子。這種“三化”協調發展符合中國的國家戰略要求和河南的省情,對于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破除城鄉二元結構、促進中部崛起和區域協調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三化”協調是一種符合科學發展觀的新理念,其核心是實現新型工業化、綠色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互動融合、協同發展。一是“三化”同步推進。即同步推進新型工業化、綠色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使三者的速度、規模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二是“三化”互動融合。以新型工業化帶動城鎮化,以綠色城鎮化促進工業化,以工業化、城鎮化提升農業現代化,以農業現代化保障工業化和城鎮化,實現“三化”互動、融合發展。三是“三化”協同發展。以新型工業化為主導,構建現代新型產業體系,為城鎮化提供強有力的產業支撐;以綠色城鎮化為引領,建設產業集聚區,引導產業向園區集聚,為工業化提供空間載體;以農業現代化為基礎,建設規模化、標準化、商品化的糧食和農產品生產基地,為工業化和城鎮化提供基礎保障。在“雙加速”條件下,推進“三化”協調著重要抓好以下工作:
首先,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新型工業化是與傳統工業化相對應的概念,其基本特征是以信息化為支撐、節約資源、環境友好、生產效率高、注重自主創新、充分發揮人力資源優勢、共享工業化成果。新型工業化的核心是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現代新型產業體系,提高工業化的質量。對中原經濟區而言,重點是發展現代高效農業、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積極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建成全國重要的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基地、中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先導區,為中原崛起提供堅實的產業支撐,把中原經濟區建設成為支撐中部崛起、引領中西部經濟發展的國家級新增長極。目前,河南省已經確定建設180個產業集聚區。今后重點是引導人口和產業協同集聚,向有條件的城鎮和產業集聚區集中,推動產業集聚區向園區化、特色化、集群化、生態化方向發展。
其次,加快推進綠色城鎮化。河南人口多,城鎮化水平低,人口轉移壓力大,耕地保護任務重。因此,河南省的城鎮化必須走資源節約、低碳減排、環境友好、經濟高效的綠色城鎮化道路,把城鎮集約開發與綠色發展有機結合起來。一是充分發揮鄭州的核心和龍頭帶動作用,突破行政區劃的限制,構建鄭州大都市區,使之成為中原經濟區的核心增長極;二是推動鄭汴同城化和中原城市群一體化,強化各城市之間的分工協作,構建面向城市群一體化的主導優勢產業鏈,培育群體競爭優勢,逐步形成城鄉一體、互動融合、錯位競爭、協同發展的良性格局;三是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發展步伐,特別是要按照城市的標準加強小城鎮建設,完善基礎設施,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強化產業支撐,促使其向專業化、特色化、生態化方向發展。
第三,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作為全國的糧食主產區,河南省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首先要確保推進糧食生產現代化,全面提高糧食生產能力,打造全國糧食生產核心區。除了加強糧食主產區建設外,還應配套抓好糧食儲備、中轉、交易和金融等環節,將河南建設成為國家糧食儲備、中轉和交易中心。在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前提下,積極調整農業生產結構,建立一批規模化、標準化、商品化的特色農產品生產基地,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步伐,健全農業技術推廣服務體系,強化產前、產中、產后服務,依靠專業化和規模經營來提高收益。
第四,搞好長效機制的建設。同步推進“三化”協調發展是一項巨大的系統工程,涉及諸多方面的體制機制創新,難度大、任務重,必須通過改革探索建立制度化的長效機制。重點是圍繞“三化”協調發展,加強綜合配套改革,積極探索建立有利于“三化”協調的新型體制機制,如工農城鄉利益協調機制、土地節約集約利用機制、農村人口有序轉移機制、耕地和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等,將河南省建設成為全國“三化”協調的示范區,為全國同類地區提供經驗,充分發揮其引領、示范和標桿作用。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研究生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系主任、
教授、博士生導師。)正確認識和處理“三化”協調發展中的幾種關系 王永蘇
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是建設中原經濟區的核心內容,對于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實現富民強省具有重要意義。科學推進“三化”協調發展,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以下幾個方面的關系。
一、工業化與城鎮化的關系
工業化與城鎮化是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關系。從工業與服務業的關系看,工業是服務業大發展的
基礎和前提,城鎮化的持續推進為科技、教育、文化、衛生、商貿、物流等服務業的發展提供了規模條件,服務業的發展又為工業的結構升級和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環境,可以說城鎮是工業化發展的載體。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的初中期,工業化在經濟發展中處于主導地位,到了工業化城鎮化的中后期,經濟增長的主導因素開始從工業化向城鎮化轉變,工業在經濟中的比重開始下降,服務業的比重持續上升,逐漸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就河南全省看,當前仍然處于工業化城鎮化的中期偏前階段,發展工業仍然是多數地方加快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但必須明確,當今的工業化已經不是與城鎮化分離的農村工業化,而是與城鎮化有機結合、融為一體的工業化,是以城鎮為依托,以工業集聚區為載體,以特色產業集群和基地為目標,以新城區為方向的工業化。
二、工業化城鎮化與糧食安全的關系
工業化水平決定農業現代化和糧食安全水平。工業為農業提供農機、化肥、農藥等現代生產資料,水利、道路等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也主要依靠工業,現代設施農業就更離不開工業。改革開放以來,在耕地面積減少、農村青壯年勞力大量進城打工的條件下糧食產量持續提高,糧食畝產從過去的200多斤提高到現在的近1000斤,主要得益于工業化水平的提高和農業科技進步。如果我們的工業化水平提高到能夠把大量中低產田改造成高產穩產田,我國的糧食安全是能夠得到保障的。
城鎮化同樣有利于糧食安全。城鎮化促進農業的規模化,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農村改革以后大量農民進城務工經商,不僅大大增加了農民收入和農業投入,也促進了農村耕地承包權的流轉,擴大了農業生產經營規模,強化了農民的種糧傾向,顯然比把農民局限在農村更有利于糧食安全。
必須樹立系統的糧食安全觀。從全局和長期看,重視和確保糧食安全是完全必要的,但把工業化城市化與糧食安全對立起來,以糧食安全為理由阻礙、遲滯工業化城市化的觀點、做法是錯誤的。改革開放以前我們長期強調“以糧為綱”,也沒有解決溫飽問題;改革開放以后政府不再直接干預農民的生產經營,糧食安全狀況卻遠遠好于強調“以糧為綱”的年代。這充分說明糧食安全問題不僅僅取決于耕地面積和糧食生產本身,而是一個涉及諸多方面的系統工程。
從世界范圍看,工業化城市化水平與糧食安全正相關,與糧食風險負相關。我國的糧食問題,主要還是工業化城市化水平太低,補農帶鄉的能力太弱,農民向城市轉移太少、太慢,農業規模太小。因此,必須在保障基本農田、節約用地的前提下加快工業化城鎮化。同時加大財政特別是中央對農業的轉移支付力度,建立健全補農帶鄉的長效機制。
三、加快經濟發展與加快發展方式轉變的關系
河南的基本省情仍然是人口多,基礎弱,人均水平低。雖然經濟總量排全國第5位,但從人口第一大省的地位看,經濟規模不大的問題仍很突出。河南經濟結構不優、發展方式粗放、企業競爭力不強的問題比較突出,資源環境約束越來越緊,不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就難以提高發展速度、實現可持續發展。因此,必須把加快發展與加快轉變有機結合起來,在發展中謀轉變,以轉變促發展,堅持加快工業化城鎮化進程。
四、加快城鎮化與防治“城市病”的關系
并不是加快城鎮化必然產生“城市病”,而是城市規劃建設管理水平滯后于城市化發展的需要,規劃的前瞻性不夠、建設投入太少,導致了“城市病”。城鎮是工業和服務業的載體,加快城鎮化是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低成本改善民生的必由之路。因此,必須把加快城鎮化進程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經濟結構升級的基礎工程來抓,大幅度提高城鎮化在工作大局中的地位,以城鎮化統領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防治“城市病”是加快城鎮化不可回避的突出問題。應當明確,產生“城市病”的根本原因不是城市化發展太快了,需要降下來,而是我們規劃建設管理城市的水平提高太慢了,亟須提上去。因此,在城市化問題上,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盡快提高城市規劃建設管理水平,改革城市投融資體制,增加城市建設投入,用改革開放發展的辦法解決城市化進程中的問題。
五、保證建設用地與保障耕地紅線的關系
“三化”協調的根本要求是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的同時耕地面積不減少,糧食生產能力不斷提高,其中耕地不減少是一條不能逾越的“紅線”。因此,在非農建設用地大量增加的條件下如何保證耕地面積不減少就成為三化協調的關鍵問題。由于城鄉二元體制還沒有完全消除,農村改革還不到位,有利于農民轉讓農村宅基地和耕地承包權的體制機制和政策尚未形成,導致進城農民工不愿意轉讓農村宅基地,加上農村土地整治復耕的責任落實不到位,利益補償機制不健全,從而影響農村土地復耕。因此,必須確立動態的耕地紅線觀,統籌城鄉土地利用,建立健全城鄉耕地的占補平衡機制。
(作者為河南省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河南省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加大“三化”協調發展先行
先試力度 喻新安
一、在城鄉資源要素配置方面先行先試
一要構建起“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通過公共財政等手段,阻止農業農村資源要素外流,實現工業和城市對農業和農村的反哺由單向轉向雙向、由不對稱轉向對稱、由反哺收入為主轉向反哺要素為主,進一步催生農業農村內部活力,增強農業農村自我發展能力。二要建立有利于資源要素向農村配置的激勵機制。要綜合運用財政貼息、財政補助、獎勵、投資參股、擔保和保險、減免稅費、購買服務等政策工具和激勵措施,積極鼓勵和引導外國資金、銀行資金、社會資金投入農業農村發展,引導資金、技術、人才、管理等要素向農村流動和聚集,使城鄉共享現代文明,促進城鄉市場開放統一,生產要素有序流動,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三要健全城鄉統一的生產要素市場。逐步實現城鄉基礎設施共建共享、產業發展互動互促。要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改革和完善土地征用制度,確保農民在土地增值中的收益權,確保土地增值收益主要用于農村建設,防止在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忽視農業現代化、城鄉發展嚴重失衡的問題。切實促進城鄉經濟社會文化相互滲透、相互融合,逐步實現城鄉社會統籌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二、在土地節約集約利用方面先行先試
一要堅持走內涵挖潛和集約節約用地的路子。主要通過編制實施農村土地整治規劃、規范推進村莊整治和改進農用地整治項目管理、健全各類建設用地標準體系、加強土地供應政策調控、推進存量建設用地挖潛和集約利用、加大閑置建設用地清理處置以及強化土地利用計劃指標管控等措施,健全農村土地整治、節約集約用地和強化監督管理機制。二要推動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等制度創新。抓好以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征地制度和農村宅基地有償退出制度為主要內容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建立農村土地交易制度為主要內容的土地
有償使用制度改革。三要穩步開展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控制指標內,省政府可以調控各市土地年度利用計劃;探索建立重點建設項目省域內跨區域補償耕地機制;探索建立財政投入與社會投入相結合的土地開發整理多元投入機制;構建以保護農民權益和推進農村發展為核心的土地動態調控管理機制。
三、在農村人口有序轉移方面先行先試
一要加快城鎮化步伐。繼續發展大中城市,實現農村人口向大中城市的二三產業分流,成為城市的常住人口和永久性勞動者。大力發展中小城鎮,包括把縣城建設成為中等城市,這是農村人口轉移的重要領域。積極發展新型農村社區,使之成為農村的集貿中心、加工中心和居住中心。二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逐步取消戶籍城鄉分置制度,建立統一的戶籍管理制度和以身份證管理為核心的人口流動制度,使農民工在社會保障、子女上學、就業、培訓等方面和城鎮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實行“兩銜接”“兩置換”,鼓勵農民進城,即探索建立城鄉對接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對上交農村承包地的,置換為城鎮養老保險,為其計算一定時限的城鎮養老保險交費;對上交宅基地的農村居民,置換為城鎮住房,獎勵其一定的城鎮住房面積。三要完善人力資源市場機制。建立規范、功能齊全的職業介紹服務機構,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包括信息咨詢、職業介紹等方面的綜合服務,使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更加規范有序,更加富有成效。培育和完善人力資源市場,使分散的小農戶與大市場連結起來,促進勞動力有序流動和合理使用。
四、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等方面先行先試
一要優化政府結構和行政層級。按照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和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要求,繼續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合理調整機構設置,優化人員結構,做到職能與機構相匹配、任務與人員編制相匹配。精簡和規范各類議事協調機構及其辦事機構,健全部門間協調配合機制。二要加快推行省直管縣(市)改革。科學合理劃分省與市縣的職責權限邊界,確保政府履行職能準確完整到位。三要提升政府執行力和公信力。完善科學民主決策機制、加強行政執法、改革行政審批制度。建立自查、督查和社會評議相結合的工作機制,建立重大決策后評估制度,嚴格行政問責,嚴肅責任追究。形成權責一致、分工合理、決策科學、執行順暢、監督有力的行政管理體制,實現行政運行機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規范有序、公開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轉變。
(作者為河南省社科院院長、研究員,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理事長。)
新型城鎮化引領“三化”協調發展的幾點認識 耿明齋
一、何為新型城鎮化
要知道什么是新型城鎮化,一定是首先弄清楚什么是舊的城鎮化。舊的城鎮化有三種模式:一是以市場經濟為背景的開放及要素自由流動式,大致上說,這是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城鎮化的路徑;二是以計劃經濟為背景的封閉及要素行政配置式,這以前蘇聯東歐和中國改革開放前的時期城鎮化發展的模式為代表;三是市場化進程中無序拓展式,這以改革開放后我國沿海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的城鎮化模式為代表。這里要多說一句,為什么說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的城鎮化是無序拓展的?因為這些地區在上個世紀80年代工業化開始加速發展時,城鄉隔絕的二元結構尚未被打破,農民自己辦的工業企業進不了城,不得不在村上鎮上聚集,人口和相應的服務業也在這些村上鎮上聚集,村鎮隨之也就變成了大大小小的城鎮。小城鎮連片對接就使得這些大大小小具有城市形態的區域單元填滿了整個空間,但卻沒有整個城市空間的規劃,因此也沒有強大的中心城區和完整的城市功能。
相對于上述三種舊的城鎮化模式,新型城鎮化新在何處就容易弄清楚了。大致上應該包含三個要素:一是有規劃的,即根據人口空間遷徙的基本趨勢確定城市建設的地點、類型與規模;二是開放的;三是集約的。
二、何謂“引領”
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理解“引領”的含義。
一是城鎮化是三化協調發展的“結”和“扣”,三化協調發展所面臨的問題都集中在城鎮化上。工業化推進所需要的項目落地空間和相應的基礎設施及現代公共服務體系需要城市來提供,農業現代化的應有之意是土地規模經營,實現規模經營的前提是要有更多的農民離開土地進城。所以,要進一步推進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實現三化協調發展,就必須先解開城鎮化這個“結”和“扣”。
二是走在前面。工業化是現代化的起點和源動力,城鎮化是工業化的結果,這也是提城鎮化引領三化協調很多人不太能接受的原因。實際上。工業化和城鎮化在現代化過程中的重要性及先后次序是分階段的。在現代化初期,工業化自然居于主導地位,但進人中期以后,城鎮化就會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就河南目前的情況來說,城鎮化需要走在前面,不僅是工業化已到了中期階段,更重要的是工業發展的技術條件和制度條件都與中國工業化起步階段相比發生了很大變化,沒有先行的城鎮化,工業化很難向前推進了。就技術條件來說,現在的工業項目需要較高水平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來來支撐,所以需要依托功能更完善的城市來發展。就制度條件來說,18億畝耕地紅線的硬約束已經不允許你隨便在什么地方建工廠了,必須依托城市。
三是把滯后的補上來。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是我們國家現代化進程中一直存在的問題,河南也不例外。除了城市建設水平低、功能弱之外,最典型的表現是隨著工業和城市的發展,大批農民的就業非農化了,生活方式和生活空間也基本城市化了,但農民的身份卻沒有改變,沒有真正實現從農村向城市的遷徙,成為候鳥族,這就是所謂的農民工現象,河南這樣的農民工就有2000多萬。這不僅影響工業化的質量和效率,也與現代化的初衷是人的全面發展的理念相悖。提出城鎮化引領,有助于推動這些滯后的問題盡快解決。
三、如何“引領”
我認為,“引領”就是要著力解決兩大問題:一是要讓農民“進得去”,就是要真正解決進城農民的戶籍、住房、就業、養老、醫療、教育等社會身份和社會保障問題,使進城農民真正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務,充分融入城市,真正轉化為市民;二是要讓農民“出得來”,就是要大規模推動農民進城,最有效的辦法是加大城中村、城邊村、被產業聚集區涵蓋的村和其他有產業支撐區域的村城鎮化改造的力度,實現整村城鎮化。同時也要探索推動一般農區單戶居民向城鎮遷徙的條件和機制。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推動農民進城過程中一定要把農民在農村原有的利益,主要是土地增值收益完整地留給農民,推動農民進城不能以剝奪農民的權益和利益為代價。
四、如何劃分或形成區域城市板塊
城市的空間結構和功能結構如何設定?也是回答城鎮化如何引領所不能回避的問題。這個問題有兩個層面,其中一個層面是就中原經濟區全局來說,如何劃分或形成區域城市板塊?
自本世紀初開始謀劃中原崛起戰略以來,這個問題就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由于城市板塊劃分
及發展定位問題一直沒有解決,省域內區域發展之間潛存的矛盾也時不時地會浮現出來,甚至成為發展政策爭議的焦點。中原經濟區戰略的謀劃邏輯上似乎也有這樣的考慮,就是通過中原經濟區的概念,把省轄18城市都放到一個平臺上,然后再來重新界定各自的功能定位和發展方向。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中原城市群的范圍也被重新審視,提出了中原城市群至少包含18城市的概念。重要的問題仍然是如何在全域范圍內科學地界定和劃分城市板塊。
《國務院關于支持河南省建設中原經濟區的指導意見》為該問題的解決指明了方向。首先,《指導意見》明確提出以鄭汴一體化和鄭洛工業走廊為軸,南北向緊密聯結許昌、焦作、新鄉3市,成為城市密集區,這實際上就是中原經濟區核心區的概念。其次,是對差不多每個省轄市在功能定位和發展方向上都給了說法。循著這個思路,我認為,整個省域內的城市版塊結構應該如此劃分:即鄭汴洛焦新許核心板塊、安濮鶴豫北板塊、洛平濟三豫西板塊、商周駐信漯豫東南板塊和南陽豫西南板塊。周邊四板塊各自自成中心,又與中央板塊呼應互動,就會形成分工明確、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共享、功能互補、產業互動、既有競爭又有合作的良性發展局面。同時,周邊四大板塊又可以通過與各自相鄰的省外區域緊密連結,形成共享和互補互動的發展關系,將中原經濟區與周邊區域的發展對接,使中原經濟區融入到整個全國的發展格局中來,獲得更多的外部助力。
(作者為河南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河南大學省級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
新的區域政策導向與中原經濟區建設思路 李小建
一、省內區域上升到國家戰略標志著新的區域政策導向
近5年來,全國有30多個省內區域的發展上升到國家層面的戰略。這些區域所在的省區,基本上覆蓋了全國。從改革開放以來的沿海發展戰略,到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中國的區域政策基本上以省際大尺度為單元。區域經濟政策主要解決國家層面的問題。這些政策對促進具有共性的大區域發展,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最近幾年,國家對省內區域的關注,隱含著中國區域政策的小尺度區域化,從而使區域政策更加具有針對性。國家針對各個區域的特殊問題和優勢特點,出臺具體的政策,更有利于中國這樣的區域多樣化非常突出的大國的各個區域的協調發展。
1 較小區域的區域政策可更好關注區域發展階段的差異。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各區域之間的發展基礎、發展條件存在很大差異。與其相關,各區域在發展速度、發展進程上也明顯不同。主要表現之一就是在同一時刻,不同區域往往處于不同發展階段。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區域有不同發展特點,有不同的政策需求及其他環境需求。如果全國實施完全一致的資源政策,可能會帶來十分矛盾的結果,對一發展階段區域非常適宜的政策,對另一發展階段的區域就不那么適宜了。針對較小區域的區域政策,可以很好的解決這樣的問題。從而更好的體現區域公平
2 較小區域的區域政策更有利于各區域優勢的發揮。不同區域有著不同的優勢。基于國家優勢的發展設計,并不一定是區域層面的最優設計。區域發展的最優設計,應注重充分發揮每一個區域的優勢,針對這種優勢,設計相應的發展戰略、發展途徑和舉措,進而建立不同類型區域的發展理論。
3 較小區域的區域政策更利于促進落后地區的發展。區域發展的差異客觀存在。由于多種原因,一些地區處于較為落后狀態。有些落后地區覆蓋較大區域,較多落后地區并不連片。如在東部發達地區中也有落后地區,甚至東部沿海地區內的區域差異比東部與中西部的差異更大。從區域經濟研究的角度考慮落后地區的發展時,可從明確落后地區的發展條件和所處發展階段的特點人手,根據這些發展條件和階段特點思考落后地區的發展機理、發展路徑。2011年11月中央扶貧工作會議,就十分關注連片貧困地區的發展問題。比如,思考如何激發落后地區各種行為主體的積極性,使他們參與到區域的發展中來。如在農村地區,如何調動農戶的積極性,促使農區發展;進而建立基于農戶的農區發展理論。在山區由于交通困難、信息不暢、資源貧乏等原因,造成連片貧困區,可以通過生態移民、扶貧移民等措施來解決發展問題。還可研究通過加強區際聯系,促進落后地區借助發達地區的力量實現發展等等。
4 較小區域的區域政策更針對性解決特殊地區的問題。特殊問題地區包括資源枯竭地區、老工業基地地區、糧食主產區、城鄉一體化區、民族地區等。應該針對這些相關地區所存在的主要矛盾,研究其形成原因和解決途徑,并進而在理論層面進行凝練,為相關決策提供支持。事實上,有些特殊問題是社會不公造成的,這些區域實際上承擔了應該有更多的區域承擔的負擔。譬如,長期以來,資源型區域為國家的經濟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伴隨著資源枯竭,這些地區原有產業萎縮,職工下崗,并可能出現如礦區沉陷、環境污染、生態惡化等問題。糧食主產區保證了國家糧食安全的同時,為國家生態建設也做出了重要貢獻。但農產品所固有的社會公益性,導致了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遲緩。較小的區域政策,可針對這些區域的特殊性,給予較好的解決方案。
二、中原經濟區“三化”協調發展的新思路
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應該是一個整體,只是表現為經濟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不同側面。比較成熟的社會應該是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自然協調地發展,互相促進互相融合。工業化本身促進農業現代化,工業積累反脯農業,兩者相伴而生。兩者的發展自然導致城市化,因為真正實現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后,人口就業主要是在工業和第三產業,居住地也主要是在城市。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多數證明了這種同步現象。
為什么我國的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呈現特殊的不同步發展?這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特殊背景密切相關。一是中國的多數人口生活在農村,農民是中國社會的主體;二是中國實行特殊的工業化,1978年以后,隨著改革開放,中國的農村工業化發展迅速,這就使得其城鎮化水平遠遠落后于工業化。由于大量的人口仍然滯留于農村,人均的農業資源占有量遠遠不能適應規模經營的需要,使得農業現代化非常困難,再加上工業化進程中沒有足夠的資金支持農業,農業技術進步緩慢,農業的現代化水平也遠遠滯后,也就形成了中國特有的“三化”不協調現象。
解決“三化”不協調問題,可從多方面人手。以下從村鎮格局調整和建設談點思路。
中國當前各地農村居民點具有不同的格局,但總的來說,還是以分散為主。從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對居住環境要求的角度,從現代科學技術對自然環境的利用角度,從各種土地資源的最佳利用角度考慮,這種居住格局中有些問題值得我們反思。
一是居住的適宜性與耕作適宜性之間的倒置。從人們當前的居住需求看,地勢稍高點的地方居住適宜性更好。但是當前中國農村的現實是農民大多居住于平地和谷地,耕作則爬山坡。這種狀況一定
程度上導致了居住適宜性和耕作適宜性的倒置。但在先規劃后發展的地區卻出現了與此不同的景觀。人們的居住地和鄉村聚落在山坡上,山坡下的平地、谷地用于農業耕作。如果將這種土地利用結構引入我國農村地區,會在很大程度上解決我國人居用地和耕種用地的矛盾。
二是分散的居住格局與基礎設施規模門檻之間的矛盾。當前農村居民點大多呈分散分布的空間格局,居民點的人口規模較小,但是農村的各種基礎設施的配備都具有的規模門檻,沒有達到一定的規模門檻就會形成這樣一種奇怪的現象:要么沒有基礎設施,要么基礎設施沒有充分利用。現在一些地方要么沒有學校要么有學校沒有學生,醫療設施的配備也是如此。因此,當前農村分散的居住格局與醫院、學校、道路、垃圾污水處理等基礎設施配備形成矛盾。
三是農村居民點功能與農業專業化生產要求的矛盾。當前這種分散的農村聚落分布必然形成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不協調發展。如果要實現“三化”協調發展必須改變這種分散的農村聚落分布格局,一些地區的新型農村社區規劃也正是要改變聚落分布、增加聚落規模,通過新型城鎮化帶動“三化”協調發展的關鍵路徑,也是必須要走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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