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的利與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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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圖分類號： F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4）17010201
1 人民幣國際化現狀
人民幣國際化是指人民幣能夠跨越國界，在境外流通，成為國際上普遍認可的計價、結算及儲備貨幣的過程。目前人民幣雖然可以在境外流通，這并不代表人人民幣已經完全國際化，但人民幣境外流通的不斷擴大最終必然會使人民幣國際化，使其成為世界貨幣。
根據《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3》指出，截至2012年第四季度，中國的人民幣國際化指數已經達到0.87，相較于前年的0.58增長了49%。雖然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處在高速增長階段，但在國際使用方面人民幣仍處在起步階段。
2 人民幣國際化的利弊分析
2.1 人民幣國際化的有利方面
（1）有利于加強國際收支調節的能力，平衡中國經濟。目前中國有一定量的外匯儲備，其實質就是對外國政府的巨額貸款，而且面臨著通貨膨脹及國家風險。人民幣國際化后可以實現貨幣之間的替代，中國利用資金又有了新的方法，這樣既可以降低國際儲備的數額，而且又可以減少中國因為使用其他國家的貨幣而引起的資源的流失。人民幣的國際化有利于我國擺脫“米德困境”問題，即我國為了保持外部平衡，從而犧牲內部平衡，如通貨膨脹率，國內充分就業率等問題。
（2）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國際貨幣體系朝著穩定與公正方向發展。美國次貸危機之所以能夠引發全球金融危機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美元是國際間的主要貨幣。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主要由發達國家主導，而發展中國家處于被動的地位。而人民幣國際化不但有利于各國儲備在幣種上進行風險的分散，而且使發展中國家有了更多的話語權，將維護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和公正。
（3）有利于減少匯率風險，促進中國國際貿易的發展。匯率變動將增加國內對外貿易企業的風險，匯率的波動會對企業的經營產生不利的影響。人民幣國際化后，在對外貿易活動中可以使用本國貨幣計價與結算，企業所面臨的匯率風險也將變小，這可以促進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越高，中國所面臨的匯率風險也就越小，中國的經濟會更進一步增長。
（4）有利于中國進一步的金融體制改革。人民幣的國際化和中國金融體制改革是相輔相成的，人民幣的國際化將促進國內金融體制改革，而國內金融體制改革也將促進人民幣國家化。
2.2 人民幣國際化的不利方面
（1）貿易摩擦增加。
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全世界主要貿易國家的對外貿易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打擊，大多數國家經濟增長停滯不前或陷入衰退。為了恢復國家經濟，各個國家紛紛出臺了一系列貿易保護措施從而導致近年來我國貿易摩擦迅速增長。我國近幾年已經成為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與多國產生了貿易摩擦。對外貿易雖然是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途徑，但我們同時還要解決貿易摩擦，這樣才能使人民幣國際化持續發展。
（2）人民幣國際化的風險。
人民幣國際化是一把“雙刃劍”，他讓我國在獲得人民幣國際化利益的同時我們必須付出相應的代價。人民幣國際化會影響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增加宏觀調控的難度。根據克魯格曼的“三角形”假說，在資本的國際自由流動、匯率制度的穩定和獨立的貨幣政策這三大政策目標中，每個國家只能同時選擇其中的兩個目標。如果一國選擇了匯率的穩定性和資本的國際自由流動，就必須放棄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人民幣國際化后，國際金融市場上將流通一定量的人民幣，其在國際間的流動會加強中央銀行對國內人民幣的控制能力。
（3）面臨“特里芬難題”。
人民幣國際化后我國將承擔維護國際金融穩定的義務，在必要時充當最后貸款人的角色，因此我國將可能面臨“特里芬難題”，即在以貿易逆差向儲備國提供結算與儲備手段的過程中，將出現本幣貶值的壓力與保持本幣幣值穩定之間的沖突。
3 總結
人民幣國際化雖然取得了一些進展，但仍處于初級階段。人民幣國際化是長期的一個發展，并不能一蹴而就，人民幣也不會在短期內完全取代美元。一國貨幣能否成為國際貨幣是由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和在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和國際金融中的影響力所決定的。人民幣國際化要建立在中國不斷發展、國際地位不斷提高的基礎之上。同時人民幣離岸市場對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十分重要，2014年一季度，從中國凈流出人民幣資金3400億元，進一步補充了離岸人民幣流動性；離岸人民幣存。款余額達2.4萬億元，占全球離岸存款的比重上升至1.51%；新發行離岸人民幣債券同比增長160%；離岸人民幣外匯交易量比去年四季度翻番，這也是2015年人民幣國際化的主題。人民幣國際化是大勢所趨，但在實現國際化的道路上困難重重，需要慎重前行，千萬不可急于求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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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巴曙松.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挑戰與路徑[R].“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背景報告，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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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民幣升值 原因 利與弊
隨著我國整體經濟實力的進一步增強以及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也越來越大,這在一定程度上將會直接影響我國經濟的發展,因此我們必須采取一定的措施來應對人民幣升值帶來的挑戰和機遇。
一、人民幣升值的原因解析
1. 人民幣升值的內部因素
(1)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
(2)我國外匯儲量大且逐年增加。從國際收支的角度來看,人民幣顯而易見地只能升值。
(3)我國利率水平相對平穩以及匯率政策的影響。人民幣利率保持穩定,這樣吸引了更多國外資金的進入以及中國在外資金的回流,從而拉動了人民幣匯率的走高。另外,就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現實而言,央行在外匯市場的操作,對人民幣匯率有決定性影響,這與西方國家普遍要求中國實現匯率市場化相矛盾。
2. 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因素
由于我國已經加入了WTO,我國的涉外貿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也大大的增加,西方國家以及日本的發達國際經濟體,為了自身利益的考慮,對我國采取了一系列的貿易手段,其中采取各種措施促使人民幣升值就是他們經常使用的一種經濟和政治手段。
二、人民幣升值的利與弊
1. 人民幣升值的有利因素
(1)有利于降低進口的成本。當人民幣的升值幅度大于進口產品的漲幅的時候,就會促使產品以便宜的價格進入,就會有利于降低進口的成本。
(2)有利于企業走出去。由于人民幣的升值,導致在國內的新增投資成本上升,國內企業為了降低成本和規避風險,將會走出去,到國外辦廠,這樣促進了我國企業的國際化發展。
(3)有利于催進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人民幣適當升值,將會有利于推動我國的出口企業,提高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促進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從而改善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
2. 人民幣升值的不利因素
(1)人民幣升值,不利于出口。對于出口企業而言,其盈利水平與本外幣的匯率水平密切聯系。人民幣持續升值,將會導致生產成本的提高和企業利潤的下降,從而影響企業出口的積極性。
(2)導致國內就業和失業壓力加大。當人民幣持續升值的時候,我國的一些出口型的企業就會遭受重大打擊,特別是一些勞動密集型的出口企業,嚴重影響了勞動力的就業,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很大的失業壓力。
(3)影響金融市場的穩定。由于人民幣的升值,財政赤字必然會增加,這將會影響貨幣政策的穩定,另外,國際游資和熱錢會通過各種方式和手段進入我國,容易引發貨幣和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造成不良影響。
(4)通貨膨脹的壓力加大。
(5)影響外資的引進,加速資本外流。人民幣的升值,將會導致以美元為股本金的外商投資企業,兌換人民幣的能力減小,從而導致外商投資的成本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投資的競爭力。所以說,人民幣的升值不利于我國引進外資,將會導致對外資吸引力的下降,并加速資本的外流,減少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
三、如何應對人民幣升值
1. 引導公眾形成有利的預期。當前,在人民幣預期升值增大的情況下,如何做到預期的穩定,這對保證我國金融市場安全和減小人民幣升值壓力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同時,政府要樹立自己的良好的信譽,發揮穩定匯率的決心,通過政策的配套保障以及國際關系的協調來進一步的降低人民幣的升值壓力。
2. 擴大內需,減輕本幣升值壓力。這就要求積極正確的引導資本的流向,防止盲目的投資,尤其要防止資產和經濟的泡沫化,保證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
3. 采取有效可行的宏觀經濟措施,抑制通貨膨脹。事實上,在抑制通貨膨脹的所采取的措施中,如果單純的依靠凍結物價等措施是不可取的,這直接會導致價格更快速的上漲。引發通貨膨脹的進一步惡化。那么具體要如何做才可以呢?我國需要采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發揮市場自動調節價格的走勢的優勢,進行資源的合理配置。
4. 利用金融手段規避外匯變動風險,增強貨幣政策的調控能力。
我國金融業要精心制定自身管理風險和承擔風險的策略,大力發展匯率風險規避工具,密切關注預期變化,加強預期指導,使我國經濟保持持續穩定的發展。
5. 出口企業要提高技術優勢,優化產品結構,增強國際競爭力。出口企業要以人民幣的升值為機遇,進行生產技術的改造和創新,加強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出口產品的結構,提高出口產品的檔次和科技含量。同時,要加強成本控制,在保證質量的基礎上,不斷地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6. 加強國際資本流向的監控。在當前我國資本項目管制的背景下,由于國際收支中開放的經常項目已經成為國際游資流入流出的重要途徑,所以,要著重加強對經常項目下國際資本流向的監管,防止套利性國際游資的大進大出及其對貨幣政策產生的不良干擾。
結束語:總之,面對人民幣升值這一問題,我們必須要冷靜思考,積極應對,制定合理的實施方案,通過匯率改革,來積極應對人民幣升值,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認清和適應日益復雜的國際經濟形勢,進而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
參考文獻:
篇3
關鍵詞：全球經濟失衡 外匯儲備 人民幣升值
2011年2月18日至19日，二十國集團（G20）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法國巴黎舉行，“全球經濟失衡問題”被列為會議的首要議題之一。自2005年2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全球失衡”進行概括以來，全球經濟失衡問題就備受國內外專家學者的關注，2008年經濟危機以后，關注程度更是有增無減。本文在簡要綜述了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后，重點從與利弊兩方面探討在當前新形勢下，全球經濟失衡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試圖讓人們對全球經濟失衡有更客觀和理性的認識。
當前關于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國內外專家學者各抒己見，并沒有達成共識。目前共有如下幾種主流觀點：世界主要經濟體內部經濟結構的失衡、全球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美中之間不平衡的貿易政策、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南北經濟失衡以及人民幣匯率被低估。
全球經濟失衡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
對失衡原因的探索有助于我們認識全球經濟失衡，而全面了解當前全球經濟失衡對我國的影響，更利于我國采取正確的調整對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總裁 Rodrigo de Rato（2005）認為，全球經濟失衡會對世界經濟增長帶來破壞。然而，目前對失衡的調整也已經成為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外部風險。其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如下：
（一）外匯儲備問題
近年來，我國外匯儲備迅速增長，截至2010年底中國外匯儲備累計為2.85萬億美元（見圖1）。面對巨額的外匯儲備，由于我國外匯管理體制的不完善，大量的外匯儲備只是用于債權投資，收益率較低，造成了大量資源的浪費；加之當前為應對經濟危機和復蘇國內經濟，發達國家大多實行低利率政策，外匯資產的收益就更低，外匯儲備的增值保值越來越困難；再者，巨額的儲備使我國貨幣錯配問題越來越嚴重，細微的匯率變動都將導致我國巨大的外匯貶值損失。
（二）增加國內流動性并加重通貨膨脹
在現行的外匯管理體制下，不斷增加的外匯儲備使央行被動投放大量基礎貨幣，造成國內流動性泛濫，引起物價上漲。 2011年2月26日，易綱在第24次CMRC朗潤預測報告會上表示，到2010年底中國外匯儲備累計為2.85萬億美元，中國央行拋出了近20萬億元人民幣來對沖。2010年M2余額為72.6萬億元，比上年末增長19.7%；M1余額為26.7萬億元，增長21.2%；流通中現金（M0）余額為4.5萬億元，增長16.7%。易綱認為“貿易順差過大是通脹的源頭”。面對通脹的壓力（見圖2），央行理應更加收緊貨幣政策，但過緊的貨幣政策可能導致經濟發展速度的驟降，也使央行的貨幣政策陷入兩難。
（三）經濟結構和資源保障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結合自己的資源優勢，實行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并在我國的經濟崛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初步計算，2010年人均GDP4383.74美元，中國經濟實現了較大發展。但這種戰略已經不能適應我國現在的經濟發展形勢。在多年的發展中，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和資源保障壓力增大等問題越來越突出。一方面，在以往我國為鼓勵出口賺外匯，更多地支持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使國內資源更多地流向對外部門，結果導致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擠占了內向型經濟的發展空間，經濟發展對出口的依賴較大，國內經濟結構失衡。當外部市場下滑時，國內經濟便受到較大影響，經濟發展的風險也逐步增大。再者，我國目前經濟總體發展水平較低，處于國際分工的低端位置，出口的產品耗費了我國大量資源，2010年全年能源消費總量32.5億噸標準煤，比上年增長5.9%，其中原油消費量增長12.9%、天然氣消費量增長18.2%。主要原材料消費中，鋼材消費量7.7億噸，增長12.4%；精煉銅消費量792萬噸，增長5.1%；電解鋁消費量1526萬噸，增長6.0%。使我國的資源保障壓力不斷增大。
（四）貿易摩擦
進入新世紀以來，雖然經歷了2008年金融危機，使我國出口有所下滑，但每年仍有巨額的外貿順差，2008、2009、2010年三年的外貿順差分別為2981億美元、1957億美元和1831億美元。中國對美的大量貿易順差，使貿易摩擦也越來越多。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09年，中國出口產品共遭受116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總金額約127億美元。2010年全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共發起58起調查，其中有19起調查被訴方涉及中國企業，占調查總數的1/3。部分美國政客和經濟學家將美國從中國進口制造品視為其巨額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不斷擴大的貿易逆差誘發了美國國內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抬頭。自美國2010年10月啟動對中國的清潔能源有關政策和措施301調查以來，我國面臨的貿易摩擦從深度和廣度上都發生了變化，已經從過去的反傾銷、反補貼、特保等方面，向產業政策等更高層次轉變。
（五）人民幣升值壓力
自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后，在美國的高壓下，日元大幅升值，使全球經濟失衡問題得到了暫時的緩和。現在，在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問題上，除不斷制造貿易摩擦外，美國最希望的就是簽署第二個 “ 廣場協議”即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因而隨著全球失衡的加重，人民幣的升值壓力越來越大。2011年2月，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分別重提人民幣匯率法案，以圖實現人民幣的快速升值，人民幣匯率問題逐漸政治化。我國提出的主動性、漸進性和可控性的人民幣匯率改革，實施的難度不斷加大。
（六）熱錢涌入
快速增加的巨額外匯儲備和不斷增加的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加了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刺激大量熱錢流入中國。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的《跨境資金流動監測報告》顯示：2010年“熱錢”凈流入355億美元，占外匯儲備增量的7.6%，占當年GDP的0.6%，并且在過去十年中，“熱錢”年均流入中國近250億美元，占同期外儲增量的9%。2003年至2010年，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強化，“熱錢”合計凈流入近3000億美元。雖然流入的數額與我國的外匯儲備和GDP相比并不大，但熱錢的涌入特別是集中涌入個別行業，仍然增加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和宏觀政策調控的難度。
全球經濟失衡對中國經濟的正面效應
雖然全球經濟失衡對世界、對中國經濟都有重大不利影響，已經到了必須要調整的地步，但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其對我國也有一定的正面效應。
為應對將來可能的國際收支逆差轉變作準備。據王宇（2006）所述，經濟失衡是在國際分工中，中國等國家與美國比較優勢實現的不同步，才造成“貿易失衡”或“經常項目不平衡”。因此經濟失衡是臨時的，可以隨著美國比較優勢產業未來的出口增長而得到彌補。相反，中國大量的外貿順差未來可能轉變為貿易逆差。另外，隨著中國老齡化的到來、人口紅利的喪失，以及各項制度的健全所引起的居民消費的上升，中國不再可能保持現在的儲蓄率，根據國民經濟恒等式，中國的順差便可能減小并可能出現逆差。雖然這兩種轉變是漫長的，但中國需要有所準備。
為進口和對外投資提供了基礎。在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過程中，需要大量進口國外先進科學技術和戰略能源物資，為我國的工業化提供新動力和基礎。再者，要實現真正的中國崛起，我國也必須加大對外投資，在世界范圍內獲得更好的經濟發展優勢。無論是進口還是“走出去”，龐大的外匯儲備必然為其提供堅實的基礎。
就業問題。2010年，我國出口總額15779.3億美元，其中以加工貿易方式出口7403.3億美元，加工貿易的比重近50%，而加工貿易的背后是約60萬條生產線及附帶的3億勞動大軍，2010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1%，全年農民工總量為24223萬人（見圖3）。在當前城鎮仍有大量失業人員、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的形勢下，保持適當規模的出口對我國的就業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具有重要意義。
經濟增長。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發展是第一要務。龐大的人口規模、就業、環境污染以及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等社會問題越來越突出，這些問題都需要中國在發展中解決。雖然經濟發展對出口的依賴較大，加大了我國經濟的發展風險，但鑒于國內消費短期內難有突破性的增長，投資已經產能過剩，經濟轉型難以短期到位等現實情況，擴大出口和保持一定貿易順差對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仍然難以替代。據統計局初步測算，2010年GDP為397983億元，比上年增長10.3%；凈出口扭轉了2009年對經濟增長的負拉動趨勢，拉動GDP增長0.8個百分點。
增強對外匯市場的干預能力和經濟風險的抵抗能力。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在牙買加體系中，匯率頻繁波動，加上國際巨量投機資本的沖擊，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風險越來越大。為促進貿易和投資的平穩發展以及國民經濟的穩定，我國需要頻繁干預外匯市場，以維持匯率的大體穩定，而大量的外匯儲備是其必備的基礎。
為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提供了基礎。近年來，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人民幣在我國周邊國家和港澳地區的使用越來越廣泛，人民幣逐漸實現周邊化，國際化進程在逐步加快。 在實現國際化的進程中，為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兌換要求，要求一國政府必須要有充足的國際儲備尤其是外匯儲備。我國巨額的外匯儲備，為人民幣走向國際化之路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結論
全球經濟失衡對中國來講是把“雙刃劍”，有弊也有利。面對全球經濟失衡，中國有責任和義務也有必要，為失衡的調整做出貢獻。但近來，美國和一些國際組織越來越強調外部世界對失衡的影響。毫無疑問, 強調外部世界的目的還是要其他國家更多地分擔失衡調整的風險。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應該正確判斷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失衡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其對我國的影響，對全球經濟失衡有更加客觀和理性的認識，以選擇恰當的調整戰略與調整途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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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2011年全球經濟“相同的通脹，不同的加息”將是最大的看點。從各國的加息態度和動作，我們也能觀察出貨幣博弈的斑斑痕跡來。
中國因通脹第五次加息
國家統計局7月9日的最新數據顯示，6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漲幅6.4％，創出34個月來的新高，超過5月份CPI漲幅，再創年內新高。此前兩天，中國人民銀行7月7日將金融機構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分別上調0.25個百分點，其他各檔次存貸款基準利率及個人住房公積金貸款利率相應調整。這是2011年以來第3次加息，也是金融危機之后的第五次加息，中國正處于加息周期之中。
歐元緊跟中國步伐再加息
歐元區，自2010年11月以來，通脹率一直高于歐洲央行制定的’接近但低于2％”的通脹目標，6月通脹率初值2.7％。就在人民銀行宣布加息不過12小時，歐洲央行宣布自7月7日起加息0.25％至1.5％。2011年4月歐洲央行宣布將基準利率上調25個基點，至1.25％，該行近3年來首次升息。此次宣布加息后，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召開新聞會指出，利率仍偏低，需要避免物價上漲演變成全面通脹壓力，利率變動有助于控制通脹預期，在不確定性升高的環境下，成長前景的風險大致平衡，歐洲央行的責任是維穩物價。
英國、美國仍按兵不動
盡管英國CPl同比升幅2011年1至5月份大多時候位于4％之上，遠高于央行2％的目標水平。人民幣加息、歐元加息宣布之后，然而7日英國央行宣布維持05％的現行利率水平。英國央行自2009年3月以來直維持這基準利率，相比對通脹率居高不下的擔憂，英國央行顯然更擔心經濟增速的放緩。
美國5月CPI同比上漲3.6％，2008年10月以來最大漲幅。美國不計食品與能源價格的核心CPI5月環比上漲0.3％，2008年7月來最大漲幅。6月22日，美聯儲(FED)主席伯南克(BenBernanke)表示，盡管美聯儲在6月議息會議中繼續對未來經濟形勢作出了樂觀預期，但其依然秉承’較長段時期內“維持極低利率政策的立場。目前，美聯儲基準利率仍然0－0.25％，這一利率水平是自2008年12月17日起，已經保持了2年又7個月。
人民幣再加息的利與弊
從國內形勢看，由于當前商業銀行存、貸款名義利率遠低于市場利率水平，加息有助于校正我們所面對的存款負利率，一定程度將理順價格傳導，從而抑制通脹。同時，在流動性依然過剩的背景下，進一步的加息，也釋放出抑制投資過熱的信號，從而引導投資者不盲目投資。
然而，人民幣存貸款利率上調也會對我國經濟減速，較高的利率水平更會帶來熱錢不斷涌入。值得注意的是連續五次加息后，我們的整個社會融資成本增加較大無疑增加了主要行業的綜合成本，這也會定程度產生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國倡導的大力發展小企業和做好三農支持，也會因融資成本的增加，造成一定程度的融資難。
此外，本次加息之后，5年期以上的基準利率突破7的歷史心理高位，達到7.05％，房貸利率已升至最近10年來的最高水平。多次加息對個人住房貸款產生了疊加效應，一方面用利率的上調來抑制房地產價格的效果將顯現，但同時存量購房者貸款還款負擔進一步加重，如以20年期一百萬貸款額來計算，第一套房增加的月供149.63元，第二套房增加的月供168.86元考慮到2010年10月份之前的大部分房貸利率仍可7折，對于這部分存量房貸來講，在2012年開始執行新利率之后，僅2011年三次加息的疊加影響，將會使100萬20年貸款月供增約400元，商業銀行個人住房貸款風險將增加。
從國際視野看，貨幣是一個國家的資本，貨幣博弈的根本手段是利率和匯率的博弈，而通過利率去影響匯率，從而獲得更大收益，是發達國家在每輪經濟周期中最終取得最大利益的主要法寶。
篇5
眾所周知，一國外匯儲備的存量來自國際收支順差的積累，而國際收支持續順差通常則是該國對外經濟實力占優勢的客觀反映。因此，面對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趨勢，我們不能僅僅囿于外匯儲備本身的數量增減而評判其利與弊，而應結合我國對外經濟實力的變化來分析其得與失。以此而論，筆者認為，我國外匯儲備的增長是我國經濟持續發展帶來的必然結果，也是我國對外經濟實力逐步增強的重要標志，而且只要我國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的勢頭，我國的對外經濟實力還會繼續增強，這就意味著我國外匯儲備還將保持繼續增長的趨勢。
經驗表明，作為一國經濟實力變化的結果，外匯儲備的增減具有客觀性和必然性，并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除去個別儲備貨幣發行國和一些石油生產國的外匯儲備規模及數量增減與其經濟實力相關程度較小外，大部分國家外匯儲備的變動都是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狀況和對外經濟實力變化的必然反映，一國的外匯儲備政策雖然可以影響外匯儲備的增減變化，但這種影響只能是暫時的，影響力度也是有限的，它并不能改變外匯儲備隨一國經濟實力而變動的客觀規律。我國建國以后外匯儲備的變化軌跡就是有力的佐證。建國以后，由于外匯極為短缺，我國一直實行極其嚴格的外匯管制，試圖以此增加外匯收入、減少外匯支出。增加外匯積累。但由于經濟落后、實力薄弱，這些政策措施并沒有給我國帶來國際收支的長期巨額順差，也沒有帶來外匯儲備的大量積累，從1950年到1979年的30年間，外匯儲備的數量一直在個位數以內徘徊。1980年甚至出現外匯儲備-12.96億美元的現象。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同樣實行嚴格外匯管制，但由于經濟實力不足，外匯儲備增長速度也十分緩慢，從1981年到1990年，經過千年積累，我國外匯儲備才由27.08億元增加到110.93億美元。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我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和經濟實力不斷增強，我國外匯儲備才開始加速增長，特別是進入21世紀后的幾年中，盡管我國采取了諸如放松外匯管制、沖減外匯儲備增加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人民幣升值等措施，但作為經濟實力進一步增強的必然反映，我國外匯儲備不僅沒有減少，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增長，以致2005年底達到創記錄的8188.72億美元的規模。上述現象說明，在外匯儲備與經濟發展狀況和經濟實力的函數關系中，經濟發展狀況和經濟實力是自變量，外匯儲備則表現為因變量。只要我國經濟增長是健康的，只要我國經濟實力是快速增強的，外匯儲備的增加就是必然的。如果忽視外匯儲備對經濟發展的這種依存關系，一味刻意打壓外匯儲備的增長，最終必然付出抑制經濟增長的代價。
二、外匯儲備的增長為人民幣自由兌換奠定了物質基礎
無論從中國經濟金融發展的趨勢考察，還是從人民幣自身的演變規律分析，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并最終走向國際化，都將是人民幣發展的必然趨勢和目標。貨幣自由兌換國家的經驗表明，一個國家擁有的國際儲備資產數量與其貨幣的兌換性具有很高的正相關關系。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時代美國之所以能夠維持美元與黃金的兌換，就是因為美國集中了當時資本主義世界近60%的黃金儲備。中東一些產油國的貨幣之所以能夠自由兌換，并不是因為其經濟多么發達，而是因為其儲備有大量的石油美元。同樣，多數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實行嚴格的外匯管制，禁止或限制本國貨幣的兌換，根本原因也在于其外匯短缺、儲備匱乏。我國外匯管制的演變過程也證明了外匯儲備和貨幣兌換性之間所具有的這種正相關關系。計劃經濟時期和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外匯儲備的極度短缺使我們不得不實行嚴格的外匯管制，完全禁止人民幣的自由兌換；改革開放以后，外匯儲備的逐步增長，才使我們有條件于1994年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下有條件可兌換；此后由于我國外匯儲備有了進一步積累，我們才于1997年正式接受第八條款，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完全可兌換；2002年以后，也正是由于我國外匯儲備繼續高速增長，我國才開始出現人民幣資本項下管制放松的跡象，如放寬部分資本項下的購匯限制、放寬企業購匯對外投資的限制等。這充分說明，雄厚的外匯儲備實力是實現貨幣兌換的物質基礎和先決條件，當我們欣喜于人民幣經常項目完全可兌換的同時，絕不能忽視或否認外匯儲備快速增加所立下的汗馬功勞。更何況我國目前所謂的人民幣經常項目完全可兌換還不等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的貨幣自由兌換，人民幣資本項下也仍然實行較嚴格的外匯管制，這就意味著人民幣距真正的完全自由兌換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而要最終達到人民幣在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下真正完全自由兌換的目標，外匯儲備還必須有進一步的積累。那種一方面贊成將完全自由兌換設定為人民幣的終極發展目標，另一方面又對外匯儲備的增長憂心忡忡的觀點，顯然是忽略了外匯儲備與貨幣兌換性之間所存在的內在相關關系。
三、外匯儲備的增長為我國防御金融危機提供了物資力量
受改革開放后多種因素的影響，我國金融領域積累起了巨大的潛在風險，其突出表現就是金融機構不良資產數額巨大，國有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過低。例如，據較為保守的估算，債轉股之前，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高達17000億元左右，約占總資產的39%；1999年剝離近14000億元不良資產后，到2001年底四家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率又升至25.4%；經過2003年貸款總量高速增長稀釋后，2003年底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仍達20.36%，不良貸款余額高達19168億元。而根據2000年的數據，世界前20大銀行的壞賬率僅3.27%；即使亞洲金融危機時期，東南亞各個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也只有6%：花旗銀行和匯豐銀行分別只有2.7%和3%，中國的不良貸款率大約是這些比較有效益的銀行的不良資產率的8倍。就資本充足率而言，2001年農業銀行為1.44%，工商銀行為5.76%，建設銀行為6.88%，中國銀行為8.30%。2002年底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平均資本充足率不足6%，除中國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達8.15%外，其余三家銀行分別為建設銀行6.91%，工商銀行5.54%，農業銀行則更低。到2003年底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又降為平均4.61%，而美國花旗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則達12%。為了降低日益嚴重的金融風險，也為了提高“入世”后國有商業銀行的競爭能力，2004年1月，國務院宣布動用450億美元(相當3720億元人民幣)外匯儲備為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補充資本金。經過這次補充之后，兩家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都達到了巴塞爾協議關于資本充足率的要求。盡管對于動用國家外匯儲備注資國有商業銀行的做法，理論界的質疑聲不絕于耳，但一個客觀的事實則是，通過注資國有商業銀行，外匯儲備實際上充當著降低金融風險物資后備的重要角色。假如我國沒有充足的外匯儲備積累，我們便不可能通過外匯儲備的動用實現對急需增加資本金的國有商業銀行的注資，這至少會拖延國內金融風險消減的過程。
在當前經濟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國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不僅來自國內金融業風險的積累，還來自強大的國際投機資本的沖擊。因為，在不斷加深的經濟金融全球化浪潮中，金融的連接效應日益強化，金融危機的傳導效應與傳導速度早已超出人們的反映能力與駕馭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充足的外匯儲備無疑可以成為應對國際投機資本；中擊、防御金融危機的不可缺少的資源武器。1997年席卷亞洲的金融危機中各國不同的遭遇更彰顯了外匯儲備在抵御投機資本沖擊、保護國家經濟利益中的重要性。當年泰國如果有足夠寬裕的儲備資金，金融危機可能就不至于惡化、蔓延為整個區域的金融災難；韓國如果有充裕的儲備資產，也不至于淪落到政府號召國民出賣手中金銀飾品給國家，以便換取美元、幫國家渡過難關的境地。相反的情況則是，中國香港地區雖然也受到投機資本的沖擊，但其擁有的大量儲備資產以及政策策略的有效性卻成為香港保衛戰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我國當年也正是因為有一千多億美元外匯儲備的支撐，才使我國政府有底氣在國際投機資本的猛烈沖擊面前做出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并由此在國際上樹立起負責任大國的良好形象。很難想象假如沒有充足的儲備做后盾，香港會成功狙擊國際投機資本的沖擊，人民幣會在周邊國家普遍陷入金融危機的環境下獨善其身、保持穩定。雖然亞洲金融危機已成為過去，但未來世界經濟金融的發展仍然充滿不確定性，一旦遇到適宜的環境，國際投機資本仍有可能再次興風作浪，由此引發新的區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未雨綢繆，繼續保持并不斷充實我國的儲備力量，以防患于未然。那種一看到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就大聲叫停的觀點，無異于“好了瘡疤忘了疼”，更類似于剛剛取得一役之勝便“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因而是很不妥當的。
四、外匯儲備的增長對擴大需求，促進就業和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
1996年是我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的一個轉折點。此前，我國經濟領域存在的主要矛盾是需求過旺、通貨膨脹；此后我國經濟運行中的主要問題則演變為需求不足、通貨緊縮。經濟運行特征的這種變化迫使我們將注意力從以前的治理通貨膨脹轉移到擴大總需求上來。總需求由國內需求和國外需求兩部分構成。國內需求主要包括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國外需求則通過進出口來體現，即國外需求的凈額表現為進出口的差額。因此，要擴大總需求，實現增加就業、促進經濟增長的目標，就必須同時擴大國內投資、消費需求以及國外需求。擴大國外需求的實質是在政策措施上鼓勵多出口，并盡可能地少進口，以便實現貿易收支的正差額(即順差)。而在不考慮資本賬戶和經常賬戶中其他項目收支的情況下，貿易項下的順差必然引起外匯儲備的增加。因此，外匯儲備的增減變化實際上反映著擴大外需政策的有效程度。如果外匯儲備是持續增加的，就說明進出口保持著持續的正差額，國外需求的凈額在不斷擴大，這對增加國內就業、促進經濟增長就會發揮積極作用；相反，如果外匯儲備是減少的，就說明進出口出現了持續的負差額，國外需求的凈額在減少，這必然會對國內就業和經濟增長產生不利作用。1996年后，我國外匯儲備持續快速增加，由1050.49億美元增加到2005年底的8188.72億美元，這意味著我國擴大外需的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因為，即使按照現行匯率計算，10年中增加的7138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也相當于增加了大約57000多億元人民幣的國外需求。可以想見，如果沒有這70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增量，我國至少要在需求不足、通貨緊縮的道路上艱難前行更長的時間。
當然，依靠擴大貿易順差、增加外匯儲備來解決總需求不足和通貨緊縮問題，并不是一種十分理想的方法，就本質而言，這種擴大外需的政策帶有“以鄰為壑”的特征，它引發的一個重要結果便是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和經濟摩擦。因此，從長遠來看，擴大總需求仍要以擴大國內需求為主。但是，拋開外匯儲備增長所涉及到的這種國際經濟金融關系不論，如果僅從我國自身的利益來衡量，我們不得不承認，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為我國擴大總需求、增加就業、促進經濟增長立下了汗馬功勞。
五、我國外匯儲備的規模并非多到不可容忍的限度
面對80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存量，很多人發出了外匯儲備“過多”的警告。作為一般常識，筆者也非常認同“外匯儲備并非越多越好”的金融學定理，但對于我國目前外匯儲備已經超過可容忍限度的觀點，筆者卻不敢茍同。
1.以3個月的進口額作為衡量外匯儲備是否過多的標準并不科學。對于任何國家，最理想的狀態無疑是將外匯儲備保持在“最優”規模以內，使之既不過多也不過少。但問題在于，并沒有一個現成的模式或標準來衡量一國外匯儲備的規模是否“最優”。國際上通常將滿足3個月的進口額作為判斷的標準，如果按照這一標準衡量，以2005年我國進口額6601億美元計算，我國只需保持1650億美元外匯儲備即可，現有的外匯儲備確實已經“過多”。但是，筆者認為，這一標準并不科學，理由是：首先，它僅僅考慮到外匯儲備對進口的保障作用，而忽視了其他國際經濟交易對外匯的需求。眾所周知，進口雖然是對外匯儲備的最大宗需求，但并不是唯一的需求，除了進口之外，勞務的輸入、對外債務的歸還等同樣需要有外匯儲備的保障。如果再考慮到抵御國際投機資本沖擊、應對金融危機、應付各種突發事件以及未來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等所需保有的儲備量，則很難說我國現有的外匯儲備已經“過多”。其次，3個月的進口額只是外匯儲備的最低警戒線，并不是外匯儲備“最優規模”的標準，因此，以此為依據說明我國外匯儲備已經過多并不恰當。第三，各國具體情況不同，很少有國家完全按照這一控制標準來規劃本國外匯儲備的存量，但并沒有證據表明凡是不符合這一標準的外匯儲備存量都是非“最優規模”。鑒于以上原因，筆者認為，用3個月的進口額這一單一、固定的模式作為衡量我國外匯儲備是否“最優”的尺度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2.我國外匯儲備占GDP的比重并不是最高的。一般的觀點將外匯儲備占GDP的比重不超過10%作為衡量外匯儲備是否過多的標準，筆者認為，這一指標也只能作為外匯儲備的最低警戒線，并不能用來衡量外匯儲備是否過多。而且，各國的這一指標相差懸殊，沒有跡象表明超過這一指標的國家的外匯儲備就是過多的(見表1)。
從表1可見，中國內地外匯儲備占按名義匯率計算的GDP的比重雖然高達46.19%，但占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的比重卻只有10.78%，在上述各國和地區中是最低的。盡管IMF對人民幣幣值或購買力有過高估計之嫌，但起碼說明我國外匯儲備并非很多人想象的那樣已經多到“不可容忍”的程度。況且，即使按照公認的10%這一標準衡量，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都·同樣遠大于這一指標，其中香港和臺灣的這一指標更是高得驚人，但他們并沒有像我們這樣“驚恐萬狀”。相比之下，我國一些學者面對不斷增長的外匯儲備所表現出來的“驚慌失措”實在讓人難以理解。
3.我國外匯儲備占流通中貨幣的比例并非過高。一般的觀點還將外匯儲備占流通中貨幣的比例不超過40%作為衡量外匯儲備是否適度的一個標準，并以此證明我國外匯儲備已經過多。對此，筆者的觀點早：第一，同上述兩個指標一樣，外匯儲備占流通中貨幣的比例只能作為判斷外匯儲備是否適度的一個參考數據，并不足以成為衡量外匯儲備是否過多的絕對標準。第二，即使按這一標準衡量，也不能認為我國外匯儲備已經過多，因為我國內地的這一指標同樣不是最高的。2005年底我國大陸M1為10.73萬億元，M2為29.88萬億元，按現行匯率計算，外匯儲備大約折合7.05萬億元人民幣，其占M1和M2的比重分別約為65.7%和23.6%。而同期香港外匯儲備卻相當于其流通貨幣的6倍多，約占港元貨幣供應M3的41%。面對如此高的這一指標，香港尚無外匯儲備“過多”之慮，我們又有什么理由為外匯儲備“過多”而焦心呢?第三，還應看到，國際上一般認為人民幣匯率存在低估現象，如果將現有8000多億美元外匯儲備按照IMF確定的購買力平價進行折算，其折合的人民幣數額要遠遠小于7萬億，外匯儲備占貨幣量的比例也要比按名義匯率計算的比例低很多，甚至可能出現低于40%的局面。這說明，在匯率扭曲的情況下，按照名義匯率進行折算所得出的外匯儲備占貨幣量的比例具有很大的誤導作用，它并不能作為我國外匯儲備過多的依據。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結論：第一，外匯儲備的增長既是我國經濟實力增強的必然結果，又對我國經濟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那種將巨大的外匯儲備存量視為沉重包袱的觀點是極其錯誤的。第二，我國外匯儲備盡管已逾8000億美元，但并沒有足夠證據表明外匯儲備已經“過多”，那種以所謂國際公認指標為依據說明我國外匯儲備過多的觀點是極其膚淺的。第三，外匯儲備的增減有其自身的規律性，一國貨幣當局能夠控制的空間并不很大，只要外匯儲備增長的同時，國內經濟運行狀態良好，就應當認為這種增長是正常，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如果刻意為減少外匯儲備而采取什么措施，最終的結果只能是損害經濟的正常運行。
參考文獻：
篇6
中國已經進入資本時代,即企業價值是以市值來衡量的時期,也稱市值時代。中國企業是越來越受到國際產業資本、國際金融資本們重點關注的商業合作目標、并購目標、有資產升值空間的投資目標。在資本時代,本土CFO面臨著難得的發展機遇和挑戰。CFO需要用金融思維和資本邏輯重新審視中國企業的價值,從企業全局利益和整體發展戰略選擇對提升企業價值最有幫助的資本合作方式,客觀地評估與不同資本間合作對企業價值提升的利與弊,平衡企業戰略發展與資本化進程中可能出現的財務風險,推動企業資本運作后的財富增值、股東的長期價值回報。
國際產業資本
跨國產業資本是最早進入中國市場的,它們最早意識到中國市場的潛在價值和資源優勢,看重的是中國企業現有的價值和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在價值和規模,最具代表性的國際產業資本是各行業中領先的跨國公司。中國市場高成長性和國內市場快速發展的上漲勢頭為中外投資人提供了可觀的投資回報和收益。跨國產業資本出于全球利益的整體考慮,尤其是上市型產業資本,即 母公司是整體上市公司的跨國公司時,需要理性評估國際產業資本的投資特點和價值邏輯如下:
收購并尋求絕對控股權,至少控股權不低于51%以上。IAS 國際會計準則、FAS美國會計準則,對集團公司合并子公司財務報表有明確的最低控股比例,因此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國際產業資本對收購目標最低持股比例大多不低于51%,多數情況是100%絕對控股。多數跨國公司在全球重點市場中投資的經濟體大多是100% 絕對控股。
國際產業資本全球資產、市場布局和整體戰略定位,任何有規模的跨國產業資本都會從全球利益和全球產業布局的現實利益考慮實施收購后的重組和新產品、組織結構的調整。完成收購本土企業后,該企業產品戰略、市場開發、組織結構和公司發展定位必然優先服從集團在全球的整體商業利益。
跨國產業資本將收購目標定位在優質、有潛力有價值成長空間的本地公司。收購后將該資產并入母公司資產名下,合并到母公司財務報表中。至此,本土被收購目標公司未來成長價值會在跨國公司母公司市值和股價中得到充分體現。出于市場競爭的需要,跨國產業資本不會輕易讓在華控股的公司擁有完全的自主發展,一定程度上有規模的本土企業選擇與行業中領先的跨國產業資本進行股權交易時,其自主發展產品、對外拓展全球業務的空間會受到“合約”限制和約束。
國際產業資本大多是已經在資本市場中發展多年的跨國企業,它們對本土企業價值的認識和潛力的發展不僅僅只局限在產品、市場和技術層面,也從資本層面評估、判斷本土企業的資本價值。
價值邏輯:多數行業領先的國際產業資本,都是整體上市型公司,在以市值為衡量管理層業績和股東價值的成熟資本市場中,國際產業資本的市場價值取決于公司名下資產的收益和預期的增長率,贏利穩定和高增長性的資產是維持和穩定母公司市值的核心價值因素。價值邏輯是:購入、兼并市場中有成長價值和預期可實現較高贏利的資產、并入集團總資產組合中,穩定和推動公司的整體市場價值。
【案例分析】
達能娃哈哈的商業利益博弈主要是集中在資本層面:股東間針對資產的控制權和收購資產所需付出的成本。從該事件的起因和最終雙方達成和解協議止都是圍繞著資本進行的。
該案例提示企業人,股東之間發生的圍繞資本的爭議和利益博弈,沒有絕對意義上的誰對誰錯之分,按正常商業、資本邏輯,雙方都是從自身利益出發,尋找對方的弱點,為資產爭奪博弈中占得輿論和公眾的同情。但商業性糾紛最終是以事實和證據做為法律和國際仲裁的依據。達娃間商業合作是在中國引進外資大背景時代中外商業合作早期的結果,中外方不同的價值觀、對資本的不同理解和文化差異在一定程度上注定會在中外合作伙伴上出現利益摩擦和爭端。合資后期,中外股東間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中方想尋求自主發展和擴大發展規模,外方則尋求控制更多的資產并入達能全球資產名下提升達能集團價值。
達能與娃哈哈集團合資經營的公司,達能占51%的股份,合資公司審計后財務報表合并到達能集團全球財務報表中,成為達能集團最重要的資產。合資公司業績自2007上半財年之前一直是達能集團向全球股東宣傳和重點披露業績貢獻的核心資產之一。如果按達能集團設想的按凈資產價格收購51%娃哈哈獨立經營公司股份,一旦該資產納入達能全球資產中會提升達能集團整體市場價值和股價,最大的收益人將是達能集團管理層和達能全球股東。
2009年9月30日,達娃雙方向公眾宣布最終和解協議中明確了達能向娃哈哈轉讓持有51%合資公司的股份。最終這起引發廣泛關注的跨國商業糾紛以完全商業的方式收場。國際跨國公司認可、尊重本土企業的價值和市場地位。本土企業以開放和自信的胸懷向全球伸出合作和歡迎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有更輝煌的發展期待。此刻兩家企業彼此相互間尊重對方、祝福各方都有更輝煌的未來。達能最終向哇哈哈轉讓全部股權并以不太高的溢價出讓也是出于綜合評估該商業事件最終的結果可能對其全球資本價值的影響,以完全商業方式和解不會傷害達能股價,同時達能實現轉讓資產的現金和資本收益,年報中能向股東做出商業性解釋和交代。
今后雙方可以按照各自的優勢和市場定位重新規劃和繼續各自公司在中國市場的戰略定位和市場策略。達能集團是全球領先的產業資本,已經開始重新定位在中國的市場戰略、重點項目進行直接投資、打造一流的運營團隊,結合達能全球資源優勢和對中國市場整體更清晰的認知,相信達能一定能在中國的食品、飲料市場中占有重要地位。最終結果為娃哈哈集團進行資本運作提供了必要的資產、業務資源,娃哈哈也將面臨后合資時代的新企業戰略的定位和資本化進程中企業治理結構的完善和產權結構的合理調整。
【案例分析】
華宇物流,國內公路運輸服務業領先企業。該企業最終選擇向荷蘭天地(中國)有限公司(簡稱TNT) 以13億元人民幣的價值轉讓股份。自此華宇物流正式成為TNT 的全資控股子公司,公司更名為“天地華宇”。當初華宇高層選擇產業資本的理由是重視產業型大公司的物流能力,因此放棄了多家國際金融資本入股的機會。由此,華宇物流徹底失去了資本化可能。 按專業人士評估,華宇公司如果當初選擇與國際金融資本合作,該企業資本價值會是當初收購價格的多倍。
中國目前還處在企業資本化進程的發展期,國內優質品牌和企業相對稀少,隨著多起引發廣泛爭論的資本并購事件被媒體和輿論的廣泛放大,國內人士對知名品牌的跨國并購越發敏感和關注度大增,非經濟因素對企業間并購的阻力遠高于成熟市場。 成熟市場中,大部分上市類公司價值已經得到市場的認可和定價,單靠企業自身的有機增長已經很難為股東實現新增價值,此時需要依靠外部資本的介入為企業注入新的運營活力和管理機制, 激活該資產價值的同時為股東提供溢價轉讓股權的機會。例如達能集團2007年現金收購NUMICO公司,2008年英博公司收購百威啤酒。原股東可以通過轉讓股權實現套現,獲取資本溢價收益。
國際金融資本
中國企業在資本化進程中,國際金融資本的推動力更為強勁,它推動了中國大批新型企業和潛力企業的融資上市,成就了一批在新型產業和國際資本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本土新型企業。與2001年入世而來的市場接軌不同,這一時期稱為國際資金涌動而來的國際資本接軌。國際金融資本開始認識到中國發展潛力的大勢,爭相涌入中國本土企業,特別是新型民營企業合作,推動了中國企業與國際資本的接軌。
金融資本進行產業投資的意義
投資的是本土企業未來的價值。全球性的資本過剩加速了國際資本全球范圍內的快速流動,國際投資性基金和資產管理公司立足于資產價值的增值產生的財富效應,決定了他們對優秀企業潛力價值的認識,充分利用對全球主要經濟體價值的橫向比較,因此國際金融資本是對中國企業潛在價值充分的重視和預先的價值發現。
價值取向和目標上,金融資本和本土企業是趨同的,本土企業有自主發展的空間,通過資本持續放大企業價值。本土企業能借助外部資源和人才完善企業治理結果,推動企業高度發展、增長強勁、競爭力的全面提升與金融資本投資人共同分享財富增值。本土新型產業中的行業領先者,如百渡、阿里巴巴、盛大網絡的成功都是本土企業中最具創新能力的企業家與國際金融資本間完成的國際資本合作對接,這些企業成為中國新經濟行業領域中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領先企業。
國際金融資本對一流中國企業的投資也是對中國一流企業家的投資,它們從技術層面判斷一家企業的市場價值、戰略價值、股市成長潛力價值的成功運作,而投資成功的最大因素是它們準確地判斷了中國企業家的真正價值。
國際金融資本對中國企業的投資具有很強的財富示范效應的同時也為中國本土企業向成熟化、規范化、透明化、制度化的新型企業加速轉型和綜合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上有所促進,這種正面效應在國際市場上產生了重大影響,使得更多的國際資本和資金開始關注和打算投資中國企業。
著名企業咨詢專家、北京和君創業公司總載李肅先生多年從事中國企業咨詢,以其親身參與大量中國企業與國際產業資本、金融資本股權交易的親身經歷認為“中國企業選擇與國際金融資本合作, 在更適合中國企業自主發展的同時,又能避免產業出現行業被外資控制的威脅”。這也代表了社會精英對中國企業對外合作模式和選擇最適合本土企業能自主創新與持續發展的深刻反思,尤其是忠告和建議國內企業人對中國企業未來價值的認知。
價值邏輯:國際金融資本主要是以“財務投資人”或“戰略投資人”的身份對目標國內企業進行資本投資,更看重的是企業的未來價值,與企業共同分享未來的成長價值的同時,實現資本性投資增值和收益。金融資本更關注投資資產的成長性和投資資產的收益回報。企業自主發展的勢頭和方向與投資人的利益價值趨向不矛盾。
本文精選有代表性的國際金融資本投資策略和案例如下:
【案例分析】
凱雷亞洲增長基金: 主要是針對中國民營企業的投資。
投資策略:首先是發掘、投資擁有出色企業家及成功運作的本地管理團隊的企業,向行業中高增長型企業投入資金和其他方面的幫助在中國不做控股收購,并不僅僅是因為遇到保護主義的挑戰,而是更適合本地的投資策略。堅信本地企業家和管理團隊駕馭市場的能力和優勢。
以戰略投資者身份進入公司董事會,介入公司戰略的制定。 評估公司戰略和發展方向,提供獨立建議、完善企業運營效率和效益。
“保母型投資哲學”,也可以叫教練型投資哲學。首先把投資人放到企業家的角度,觀察企業家需要什么? 他們的目標是什么? 充分認識到本土企業家、管理團隊的價值和對本土商業、市場、渠道、人脈資源的獨特優勢的同時,為投資的企業提供增值所需的資源、智力、外部市場信息和商機。
投資決策的考慮:投資決定是基于內部對于資源和回報的綜合分析做出的。
【案例分析】
新東方海外上市
當初新東方籌劃和運作企業上市融資時,對公司價值的評估和預測,國內外機構和新東方管理層有不同的觀點,從最初的7億元〜8億元人民幣到20億元〜50億元的討論都有。2004年12月美國老虎基金出資2250萬美元,以戰略投資人的身份入股新東方,占新東方10%股份,并與新東方簽定優先認購權的合約條款的約定。 按當時老虎基金的評估做參照,新東方市值遠高于20億元人民幣以上。新東方上市后,公司價值達到23.8億美元,老虎基金的投資回報率有10倍之多。
如果以國內思維和價值意識,相信不會有人想像到新東方現在的市值。金融資本的價值恰恰能預見中國企業未被挖掘的潛在增值空間和價值潛力。為中國新型行業的成長和迅速成規模起到價值發現、利用杠桿攪動企業財富價值的同時為企業向成熟型公司發展模式和治理結構發展成為有行業競爭力的領先型企業。
趨勢:本土企業與金融資本攜手進行“全球資源整合”
大部分金融資本都將投資重心放在對本土企業國內資源的挖掘和培育上。隨著越來越多國際、國內資金的介入,投資項目的競爭越發激烈,投資回報率趨于平穩,該類投資者不單單只是“財務投資人”,對專業化要求更高,投資操作難度更大。適合于有國際化資源和運營管理經驗的大型投資性公司。技術、資源、國際化管理經驗,實現全球化運作和國際資源的整合。協助國內企業整合有技術特點的歐美中小型企業,實現國內資源與國際資源間優勢互補,提升國內企業整體制造水平和創新能力。絕大部分美歐的中小型企業都是非上市型公司,擁有行業中積累多年的技術和產品開發資源受限于美歐市場的整體趨于增長放緩,該類型企業生存空間受到市場挑戰。中國市場對高端制造產品的需求和成本、人力資源的優勢會整合成新價值。
與金融資本合作過程中CFO價值的體現
企業資本化進程中,尤其與國際資本的對接與合作過程中,也對本土CFO職業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挑戰和機遇。本土CFO需要在意識和管理理念上由傳統性財務思維向金融型財務思維的提升和知識結構的完善,完成角色上的轉變。
財務融入金融
企業資本化運作是企業財務融入“金融”。價值邏輯已經由以成本型為主轉為對企業未來價值評估和預測的價值估值模式。傳統型財務主要是以成本為主,關注企業內部的運營效率和效益。價值時代,對企業價值的影響不僅僅來自企業內部的資產、資源的使用效率和效益,CFO不僅需要關注外部因素對企業未來價值的影響,更要關注行
業性公司整體價值趨勢和行業公司在金融資本市場中的表現,這些對評估企業未來價值有意。
CFO 價值的體現
溝通:與投資人交流和介紹企業商業模式、預期價值走勢和企業潛在的價值趨勢和潛力。與金融資本投資人的交流是CFO重要的工作之一,交流過程中也是給投資人全面評估CFO整體素質和帶領公司提升競爭的能力。因此,CFO需要更多關注企業的商業模式、企業資源的總體運行狀況和資源配置,公司的商業發展前景和有價值的投資領域與商業機會。這些對投資人客觀了解公司價值和發展潛力及CFO 本人的認可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企業自身價值的內部評估和業績預期判斷對企業未來幾年贏利能力和資產價值增長的判斷和價值趨勢。與金融資本的合作過程是雙方對“目標商業利益”的承諾與利益索取。金融資本出于對實際收益利益有更現實的利益回報要求,企業在選擇與金融資本的資本合作過程中,金融資本對企業中短期經營目標和投資回報更有相對苛刻的硬性業績指標的強制性要求。因此CFO需要協助CEO整體對公司未來幾年的業績增長速度和收益回報率做出充分的判斷和可行性分析,避免出現對自身業績過高的承諾。
整體規劃、安排企業融資和資本安排
企業資本安排與融資是與企業未來業務規模的發展和行業整體走勢密切相關的。CFO可為企業做出前瞻性的資本安排和融資規劃,能為企業自身發展與宏觀經濟整體走勢、行業整體發展趨勢形成價值正相關邏輯聯系。在經濟和金融資本市場還處在恢復期,安排企業資本化整體策略和資本安排能為企業未來價值成長提供更充分的發展和增值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