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調查報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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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喜歡成都想繼續在成都生活
市民幸福感指數是社會運行狀況和民眾生活狀態的“晴雨表”。為了解XX年成都市民的幸福感狀況,成都市社會輿情調查研究中心在XX-XX年連續調查的基礎上,開展了此次調查。調查選擇側重市民個人幸福感的各項指標,制定出了測評體系,包括五方面十大指數內容:
市民的生存狀況(如收入滿意度指數)
市民的生活質量(如居住條件滿意度指數、健康信心度指數、家庭生活幸福指數、交通出行便利指數等)
市民的身心狀況(如精神狀態指數)
幸福感對比(如生活質量方面與過去的對比、對未來的預期)
人際關系及城市認同(如人際交往和諧度指數、城市認同感指數等)
調查方式:采用了cati計算機輔助電話訪問的調查方式,對18周歲及以上、在成都市五城區及高新區居住超過3個月的居民(包括成都戶籍的本地人和長住成都的外地人)進行了抽樣調查。
調查結果:報告表明,XX年市民的幸福總指數(3.54)與XX年(3.50)基本持平,幸福感自我評價指數(3.67)較XX年(3.48)上升0.19分;對XX年生活感到幸福的比例(56.8%),較XX年(46.1%)上升了10.7%。而市民對成都的認同感指數(4.03)較XX年(3.97)上升了0.06分。其中,市民對成都的留置意愿指數(4.61)和喜愛度指數(4.29)最高,分別有近九成受訪市民表示喜歡成都和想繼續在成都生活,各項指數均達到較高分值。
八成多市民:家庭生活“幸福”
在涉及到市民幸福感的十大具體指數中,較之XX年也發生了變化,最高的是家庭生活幸福指數(4.13),最低的是收入滿意指數(2.97),除交通出行便利指數較XX年降幅較大外,其它指數均較XX年上升或持平。其中尤以社會治安滿意度、收入滿意度、人際關系和諧度、生活質量提升、家庭生活幸福五大指數較XX年有所上升。
社會治安滿意度指數:3.50,較XX年的3.43上升0.7分。57.6%的受訪市民認為XX年成都的社會治安好,僅11.5%的受訪市民認為不好;
收入滿意度指數:從XX年的2.91上升到2.97。34.2%的受訪市民對目前的收入感到滿意,32.8%的受訪市民表示不滿意;
人際關系和諧度指數:3.89,較XX年的3.83上升0.6分。72.8%的受訪市民感到和周圍的人相處“愉快”;
生活質量提升指數:從XX年的3.14上升到3.43,42.5%的受訪市民認為生活質量與XX年相比“提高”了,53.5%的受訪市民認為未來生活質量“會有較大幅度的提高”或“有所提高”,僅有3.3%的受訪市民認為“會有所下降”或“較大幅度下降”;
家庭生活幸福指數:從XX年的4.0上升到了4.13,81.5%的受訪市民覺得家庭生活“幸福”;
生活總體滿意度、居住條件滿意度、健康信心度和精神狀態四大指數:與XX年相比保持穩定;
交通出行便利指數:較XX年降幅明顯。分析認為,這與私家車增加,重要交通要道如人民南路改造、地鐵施工等因素有關。隨著XX年我市交通緩堵政策措施的出臺和實施,如智能交通指揮系統的投入運行,以及重點路段改造的完成,地鐵和輕軌的陸續建成,在成都交通出行將更加便利。屆時,該指數將得到提升。
15種職業人群家庭主婦最幸福
調查報告對15種職業人群的幸福感作了對比,其中家庭主婦、公務員、離退休人員、企業公司管理人員、私營企業主五類職業人群幸福總指數高居榜首,而又以家庭主婦“感覺最幸福”,幸福總指數達3.9。相對而言,企業公司員工、商業服務業員工及工人的幸福總指數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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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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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劉次林.教師的幸福[J].教育研究,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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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幸福,作為人生的目標和權力,具有恒久而長新的意義。人們一切的行為都在受幸福模式的影響。自1967年,WannerWilson的《自稱幸福的相關因素》發表后,國外的學者對這一塊的研究很多,例如:Bradburn提出的幸福評估的情感取向模式;Andrews和Withey隨后提出的主觀幸福感的第三個維度-認知維度,極大的完善了幸福感理論;之后的學者如Mckennell和Atkian對幸福感中認知成分和情感成分的區分,進一步細化了幸福感理論[2]。國內的學者例如:邢占軍整合以往幸福感的研究,結合我國的文化背景,提出了體驗論主觀幸福感;苗元江嘗試著整合主觀幸福感與心里幸福感的概念框架與測評指標,建構綜合的、統一的幸福感理論框架,提出幸福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快樂與意義的統一、享受與發展的統一。但是,幸福感理論的跨域研究卻相對來講較少,特別是幸福感理論在酒店行業的運用和研究較少,本文從幸福感理論出發,結合酒店基層員工的幸福感現狀,探究如何提升員工幸福感,從而提升酒店員工的工作效率,減少員工的流失率等問題。
一、幸福感理論體系
(一)幸福感理論的相關概念
幸福感主要分為兩大體系,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主觀幸福感(SWB)專指評價者根據自訂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的總體評估。其評價指標主要分為情感維度和認知維度,情感維度包括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而認知維度主要是指生活滿意度。主觀幸福感理論主要是以快樂論為基礎。心理幸福感認為幸福并不只是情感上的體驗,而更應該關注個人潛能的實現。國外學者Waterman將心理幸福感感分為兩種:一種是人格展現的幸福,指一個人全身心投入到生活中時,一種意識到自己的潛能充分發揮,自我得以展開,進而有助于達成自我實現的體驗,是實現自我的愉悅。另一種是盡情享樂的幸福,指在活動中體驗到自己的生活或心理需要得到了滿足。兩種幸福感理論根據不同的研究取向,對幸福感的理解不同。但是有整合的趨勢。
(二)影響幸福感的相關因素
影響幸福感的因素有很多,主要來講:1.個體的氣質和健康。個體氣質的差異會導致幸福感的高低。通常來講,外傾氣質個體容易體驗積極的生活事件,因而幸福感高于內傾氣質個體。個體的身心健康也是影響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健康狀況特別是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依賴于個體對所處環境的感知,當處于一種無能為力,壓抑的境況是,將會對主觀幸福感產生消極的影響。2.收入。研究表明,收入的增加會使主觀幸福感短暫的增加,且當收入不能達到自己的主觀期望時,主觀幸福感就會降低。3.工作。工作是影響個人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其中融洽的同事關系、良好的工作環境、暢通的上升渠道、合理的工作時間和薪酬制度等等都是影響幸福感的因素。4,婚姻。已婚的人群幸福感指數普遍高于未婚人群,且已婚男士的幸福感高于女士,這可能跟婚后的社會角色變化,女性要承擔更多的家庭事務有關。
二、經濟型酒店員工的幸福感現狀及其影響因素
(一)經濟型酒店員工的幸福感現狀
幸福指數是指衡量幸福感的主觀指標值。了解幸福感指數更有利于企業了解員工心理,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根據2009年經濟型酒店行業幸福指數調查報告可知(見下圖),經濟型酒店員工的幸福指數平均得分為3.02分,最高的幸福指數與最低幸福指數的人群所占比例低于8%,可以看出經濟型酒店行業整體的幸福感處于一個較為穩定的狀態。其中在3分的幸福指數中,男性所占比例為39.26%,女性為34.55%。男性的幸福感要高于女性,這是因為男性在激烈的競爭環境和壓力之下,其工作適應能力高于女性,因而在工作中的成就感也要高于女性;且酒店的一線員工通常以女性居多,繁重機械的體力勞動使其幸福感降低。就分值來講,以3分的幸福指數所占的比例最高,說明經濟型酒店員工的幸福感整體處于一個中等的水平,感覺特別幸福和不幸福的人群都只是占到少數。(見圖1)
(二)影響經濟型酒店員工幸福感的因素
1收入和薪水
根據幸福感理論可知,收入是影響幸福指數的重要因素之一。在2009年經濟型酒店員工幸福感指數調查報告中顯示,有3.68%的員工在年收入低于三萬的情況下,覺得自己的幸福感指數為0;有超過50%的員工在年收入大于30萬時幸福指數為5;且當幸福指數為3時,感到幸福的人群比例數隨著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是當年收入為15萬到30萬時,此趨勢停止增長。由此可見收入是影響員工幸福感的重要指標之一,對于酒店基層員工來講,收入越高則幸福感越高。而越往高層,酒店管理者則會關注其他影響幸福感的因素,比如職位的上升空間,酒店的文化與自己價值觀的匹配度等等,且因職位越高則壓力越大的緣故,此時,收入對幸福感的影響就會降低。
2工作環境
工作環境是影響酒店員工幸福感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它包括以“物”為主的硬性工作環境和以“人”為主的軟性工作環境。前者指物理的工作環境、工作的時間、工作的強度以及假期等因素;后者指團隊協作、同事關系、以及上級管理者的管理辦法和風格等。其中基層員工更關注硬性的工作環境,如工作時間、假期等問題;而對于中上層管理者來說,良好的團隊協作氛圍、和諧的同事關系以及自己認可的管理風格則是影響幸福感的重要因素。這種不同主要來源于不同的工作職位有不同的要求,基層員工主要以重復的體力勞動為主,影響他們幸福感的因素主要是身體的疲憊,所以更加關注工作時間、工作強度的合理程度;而中上層員工工作職責主要以決策和管理為主,需要團隊的配合和上級的支持,所以更看重軟性的工作環境。
3.自我價值的實現(工作滿意度)
根據馬斯洛需求理論可知人的最高需求為自我價值實現的需要,主要表現為工作帶來的滿足感和自己對社會利益的回報上。酒店的員工特別是酒店中上層員工,在滿足自己基本的生理需要的基礎上,會他們更加關注酒店工作帶給他們的成就感和自我價值實現的程度。這與酒店的文化理念、企業愿景和職業發展通道是分不開的。良好的公司經營理念、順暢的職業發展路徑對酒店的中上層員工的幸福指數有很大的影響。
三、經濟型酒店員工幸福感指數的提升途徑
(一)合理規劃員工的薪酬制度
收入是影響員工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且根據相關調查可知,相對收入比絕對收入對幸福感的影響大,所以建立公平且富有競爭力的薪酬制度是經濟型酒店提升員工幸福感指數的可行路徑之一。公平的薪酬管理制度是把薪酬和績效相連,在以往崗位等級工資制度的基礎上更加注重員工的工作業績和工作潛力,增強考核指標的透明性,使員工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工作業績、工作目標以及和同事之間的差距,從而更好的激發員工熱情,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滿意度,進而進一步提高員工的幸福感。富有競爭力的薪酬制度是指在同行的薪酬制度比較之下有自己的競爭優勢。通常來講,同一個行業的不同企業之間的薪酬差距不大。有競爭性的薪酬是指在絕對收入之外的福利部分有自己的競爭力,例如:公司的休閑活動、節日娛樂、餐補等,這些是增強員工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二)優化工作環境,實行人性化管理
優化工作環境是指在工作時間上合理的安排班次、時間以及休假等問題,注重一線員工的身心健康。例如酒店的一線員工以女性居多,要考慮到女性員工的工作心理:以家庭為重。因此酒店要幫助女性員工做好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平衡,增強文化的認同感,減少工作壓力,以及重視女性基層員工的安全等問題。對于中高層員工,酒店要注重對企業文化,團隊協作,管理風格等的培訓,為中高層管理者建立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從而增強對工作的滿意度和幸福感。在管理中做到以人為本,將員工的利益與企業的利益相融合。尊重員工的本性并順其自然加以引導,注重其創造力,提供員工具有競爭力的發展平臺以及良好的激勵制度。在工作上用制度管理員工,用業績激勵員工;在生活上用真情感動員工[11]。
(三)合理的人事制度,明確員工的職業發展途徑和上升空間
篇4
又是一份調查
2000年12月23日,《生活時報》稱:“月收入的多少是否與人們的幸福程度有關呢?調查表明,北京家庭人均月收入在500~1500元時,感到幸福的比例最高;金錢和地位并不太為百姓所看重;收入太低,生活保障受到威脅時,人們的確很難感到幸福,但家庭人均月收入超過1500元時,人們的幸福感比例卻開始下降。”
央視著名主持人張泉靈說過:“ 我們做過一份調查,2006年的北京,月入4000元后幸福感隨收入增加而增加,過7000元后反下降,月入1.5萬元幸福感等同1500元的,月入1萬元最不幸福。”
2013年伊始,調查報告“月薪多少才能讓你在生活的城市里不惶恐?”新鮮出爐,數據顯示,上海、北京、深圳等一線城市需9000元左右,而成都、大連等二線城市則在5000元上下浮動。
誰被標簽了
不去討論13年來這些數據的可比性,也不去思索這些數據出自哪一個研究機構,這些都不重要。它們能夠存在并廣為流傳,起碼說明了深入人心。每每從金融機構出來,“擁有金錢,才能擁有尊嚴的生活”讓人脫胎換骨,繼而壓力倍增。
每次熱鬧的討論中,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自然總會成為眾矢之的,圍城內外的人都覺得生活在這些城市生不如死——月入9000元才能不擔驚受怕,據說這是個正經八百的調查結果。我們不知道月入9000元以下的人是不是真的都很恐慌,但很顯然,這個數字確實引發了不小的恐慌。月收入遠遠達不到標準的幸福小兩口再也張不開嘴、笑不出聲,因為不少月入萬元以上的朋友都感到岌岌可危:“9000的上榜了,我們也不遠了”,而他們捧著不過萬的工資卡,感受著被標簽的苦楚。
冷暖自知
本是一份調查,不必計較很多,所謂冷暖自知,一個人覺得幸福,不是因為擁有得多,而是因為計較得少。其中的多與少,誰人能分清楚。經濟學中描述幸福感的無差異曲線本來就是一種假設,何來量化?幸福是對生活的感受,它源于對生活的態度。一個人不認同自己的生活,缺少感受幸福的眼睛和心靈,就算浸泡在蜜罐里也不會覺得甜蜜。雖然今天的生活中物質已經是不容回避的內容和條件,但認為物質的豐富只能帶給人衣食無憂,卻不能保證讓人感受到快樂。
舉個簡單例子也許能說明問題。數據表明,當前人們的收入與20多年前相比,基本增長10倍以上,但人們的幸福感隨之比20年前翻了10倍嗎?張泉靈的反思不無道理,2006年隨著收入的增加,人的幸福感反而下降,月收入1.5萬元的人的幸福感等同于月入1500元的人。
有人會說,月入1.5萬元的人和月入1500元的人的幸福感絕不會相同,個種滋味也許只有這兩種收入相差10倍的人自己才能明白。但有一點是肯定的,10倍的收入換來10倍的幸福不成立,工作的壓力、消費提升的壓力、孩子擇校的壓力、交際應酬的壓力、競爭攀比的壓力、擔心疾病而失去一切的壓力,融匯在一起必然會增加體力的消耗、心神的枯竭。收入只有1500元的人沒有更多選擇,反而會勤勉努力,慢慢改善,體會到了平平常常的幸福和每天進步的喜悅。
要你的平常心
篇5
【關鍵詞】主觀幸福感;大學生;提高途徑
自實行高校擴招政策以來,我國大學生數量持續增長,隨之而來的是大學生面臨的學業、就業等各種壓力逐漸加大。在這種情況下,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狀況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特點和趨勢。通過對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研究,找到提高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有效途徑,可以培養他們樹立理性的人生觀,用正確的方式追求科學的幸福目標。
為了解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相關狀況,我們以煙臺職業學院為例,進行了相關調查。調查內容包括煙臺職業學院學生主觀幸福感的現狀、特點、相關因素以及他們處理困難問題的方法等。調查結果表明:我院2%的學生感覺很痛苦,8%的學生感覺較痛苦,49%的學生感覺處于中間水平,38%的學生感覺較幸福,3%的學生感覺很幸福,幸福感位于中上水平的學生人數占總人數的90%左右,這說明當前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總體狀況較好,感覺很痛苦或較痛苦的學生只占10%左右,在分析影響幸福感的原因時,我們發現價值能力、壓力狀況和人際關系狀況是影響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最重要的因素。
在對調查報告進行全面分析以后,我們認為,可以從以下條途徑提高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
一、營造以大學生為主體的民主氛圍
在民主型教養方式下成長起來的大學生,其主觀幸福感及各方面滿意度所得分數均高于在其它教養方式下成長的大學生,而且他們往往采取積極成熟的方式處理問題,這表明民主氛圍有利于大學生的健康的成長,有利于提升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因而,我們應當創造以大學生為主體的民主氛圍,引導其采取積極成熟的應對困難和問題的方式,從而提高其主觀幸福感。
(一)倡導健康、積極的校園文化生活。學校應盡其所能開展多樣多彩的校園文化活動,為大學生提供健身和娛樂、求知、認識社會、服務社會和社會交往的機會,例如組織一些高水平的講座,安排一些高格調的課程,舉辦一些高品位的活動等;校園文化標志是建設校園文化的重要途徑之一,從校園建筑、校訓和校園環境等校園文化標志建設上下功夫,在潛移默化中做好校園文化的建設。此外,搞好大學生社團,也是建設和諧校園、提高大學生綜合素質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
(二)營造和諧的師生關系。良好的人際關系氛圍是學生體驗幸福感的必要保證,也是社會支持影響主觀幸福感的良好詮釋。大學生在加強以班級、寢室為單位的交往之外,也應重視與老師的交往。高校的教師和學生工作部門應針對學生的興趣愛好組建各種興趣小組、協會等,以促進不同性格、不同年級的學生之間相互了解和溝通,拉近彼此的距離,增強彼此的熟悉感,引導他們形成健康、良好的人際吸引,促進人際交往形成一種積極的狀態。更為重要的是老師與學生交流時,應保持價值中立,使學生暢所欲言,創造和諧的交流氛圍。
(三)和諧民主的家庭氛圍。在家庭生活中,父母應增加與子女的交流和溝通。和諧的交流氛圍,可以使大學生會感到溫暖、安全,心理不會受到壓抑,還會使大學生重新認識自己,根據新的認知來調整自己心態,適應社會。
(四)充分相信大學生有自我實現的能力。不論是家庭方面還是學校方面,都應充分相信大學生有自我學習和自我實現的能力。家長和老師應給予大學生充分的自和決策權,相信他們的選擇和判斷力,鼓勵大學生果敢自信地去實現自己的理想。家長和教師應當擔任引導者,而不是決策者。
二、引導大學生形成正確的價值導向
價值觀對主體的行為有著深層的導向作用,引導大學生形成正確的價值導向,有利于他們采取正確的應對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是使大學生能夠理性的認識幸福與金錢的關系。
(一)教育學生淡化物質目標。使大學生在清貧的學習生活中體驗到快樂和幸福,而不被單純的物質世界所累,需要教育大學生理性的看待現實與理想的差距,教他們如何在平淡的生活中生存并發現快樂和幸福;使他們認識到在現實生活生存,的確需要一定的物質做基礎,但擁有大量金錢財富并不是人生的唯一追求,更不是幸福的唯一標準。
(二)樹立教育工作者的榜樣作用。大學生不同于高中生,除了已經設立的高校德育教育外,教育工作者特別是同大學生接觸最為密切的老師應當為學生樹立好的榜樣,淡化物質目標,以其高尚的人格魅力來引導大學生,潤物細無聲地使他們形成正確的觀念和思維模式。
(三)加強大學生的幸福觀教育。幸福在于身心健康,富有活力;在于精神高尚,內心和諧;在于獨自體會,與人共享;在于不懈奮斗,勇于創造。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就業環境中,在價值觀的判斷和選擇方面,大學生應當更加關注自我價值的實現,而不是金錢等物質財富的多寡與得失。
三、提供必要的社會支持
為大學生提供有效、可利用的社會支持資源,對于提升其應對困難的能力,提高其自我成就感,增強其主觀幸福感具有重要的意義。高校有必要、有義務為大學生提供各種客觀和主觀支持,指導學生學會主動尋求和利用社會支持的幫助。具體方法主要有:
(一)營造關愛氛圍。大學生的需要是雙重的,在需要客觀物質幫助的同時如何給予他們精神依靠是提升其安全感,增加積極情感的大問題。廣大師生要有良好的品德,多互相關心幫助,創造友善溫暖的集體大家庭。學校、教師和同學之間應密切關注,給與無私的關愛和幫助,使學生切身體會到老師和同學無私的愛,體會到社會的優越性,從而樹立信心,以積極的態度對待人生。
(二)關注特殊群體。每個學生有各自不同的特點,需要給予不同的支持。比如為經濟困難的學生制定助學貸款制度、學費緩繳制度以及入學綠色通道;對人際交往不適的學生進行人際交往技巧的指導,開展團體輔導和講座等。
參考文獻
篇6
醫護人員診療艾滋病的行為及需求調查
2005-2009年江西省撫州市暗人群HIV及相關知識和行為變化趨勢
2000-2008年貴港市艾滋病感染情況分析
HIV-1感染中的白介素-2免疫治療作用
預防性傳播疾病的新藥:殺微生物劑的研究進展及應用前景
MSM人群HIV/STD新發感染及其影響因素研究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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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例HIV/AIDS患者接受AZT+3TC+EFV治療不良事件的分析
HIV-1感染者CD_4~+T淋巴細胞及其各亞群細胞增殖和消亡情況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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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例HIV/AIDS病人肝臟損害的臨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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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門協作開展流動人口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問題和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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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2人次艾滋病咨詢熱線電話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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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省四市MSM人群艾滋病相關高危行為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湖北省艾滋病流行特征及趨勢分析
北京市豐臺區2002-2008年性傳播疾病流行趨勢分析
艾滋病抗病毒治療藥物副作用探討
醫科大學生參與社會艾滋病防治宣傳教育的社會實踐模式探討
POL干預方法在MSM人群艾滋病防治中的應用
2008年廣西南寧市部分男男者健康體檢情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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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例兒童因廢棄注射器造成HIV非職
艾滋病神經系統機會性感染85例臨床分析
以耳鼻喉科疾病住院的10例HIV感染者臨床分析
哈爾濱市南崗區2004-2007年艾滋病與各種報告性病疫情分析
12例HIV職業暴露情況分析
方城縣3例艾滋病母嬰傳播病例的調查報告
271名娛樂場所女性從業人員艾滋病知識 態度 行為分析
老年人感染HIV的風險不容忽視
牙周炎癥可能會激活潛伏的HIV
美科學家發現抗HIV的天然抗體
HIV-1感染對麻疹疫苗接種效果有影響
抗HIV藥物可以抵御新的感染
到2050年人類有望根除艾滋病
三唑類抗真菌藥與抗逆轉錄病毒藥物之間的相互作用
艾滋病疾病進程的影響因素研究綜述
HIV/AIDS相關進行性多灶性腦白質病研究進展
第二屆全國艾滋病臨床影像學研討會暨培訓班征文通知
2009年《中國艾滋病性病》雜志征訂啟
篇7
關鍵詞老年人 主觀幸福感 人口學因素 社會因素 心理因素
主觀幸福感是個人對自身生活質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認知性的整體評價,是反映個體生活質量的重要綜合性心理指標,主要包括正性情感、負性情感和生活滿意度三個維度。有學者將生活滿意度作為衡量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關鍵點之一,研究認為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呈正相關。根據聯合國調查報告顯示,在未來幾年內世界老齡人口年平均增速為2.5%,在此期間,我國老齡人口年平均增速己超過世界老齡人口年平均增速的0.8%。根據我國第四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調查狀況結果顯示,我國老齡工作仍面臨相當嚴峻的問題。“未富先老,未備先老”“老年群體自殺率高于其他群體仍是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截止到2017年2月23日,在中國知網數據庫中,分別以老人與主觀幸福感作為關鍵詞,按照篇名進行檢索,得到相關文獻44259條和4352條,而以老人主觀幸福感作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則只有62條。大多數都把社會因素作為影響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主要影響因素進行研究,涉及到心理影響因素的文獻很少。基于此,我們嘗試對已有的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相關研究文獻進行系統梳理,明確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這對于幫助提高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品質有一定的社會實踐價值和現實指導意義。
1人口學因素
人口學因素包括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以及經濟收入情況等個體基本特征與情況的分析。在進行人口學因素的調查時,國內外學者多認為對老年人幸福感存在較大影響。但也有個別研究得到不同的結果。
性別對于老年人幸福感沒有顯著影響。曹堅等學者在對年齡進行多重差異檢驗實驗中,把年齡分為60~65,66~75,>75低中高三組。通過單因素方差分析發現在總體幸福感上未見顯著性差異。而曹新美等人通過個案訪談、問卷調查等方法發現老年初期(50~60歲)與其他三個年齡階段無顯著差異,而老年后期(71~80歲)和晚期(81~99歲)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的差異可能是由于研究群體不同,或年齡劃分標準不一而引起的。
而除性別外,老年群體的年齡與其主觀幸福感呈u型關系,即個人的主觀幸福感會出現年齡“拐點”,但也有部分研究調查發現,年齡因素對于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并不顯著。
王紅等人認為,老年人的身體健康狀況和在社會生活中的參與程度對其主觀幸福感有一定的影響。身體相對較好,且在社會活動中活躍程度較高的老年人要比身體相對較差和社會生活參與度低的更幸福。這是因為老年人在參與體育鍛煉或感興趣的文化娛樂活動可以維持較好的社交關系,保持積極的情緒體驗。身體健康情況好的老年人能夠更好地參與豐富的社會生活。
婚姻作為人類的生活重大事件之一,它是人類心理上亟待滿足的一種需求,婚姻可以給人帶來滿足感與歸屬感,不同的婚姻狀況會給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造成不同影響。學者張偉鋒則認為婚姻相對幸福的老年人比起婚姻一般或者離異喪偶的老年人來說更加幸福。
此外,在現實生活經驗中,我們知道受教育程度較高的老年群體往往能夠在以往的生活經歷中獲得較好的工作機會和更多的經濟收入,王服興等人在進行人口學變量影響分析中發現,老年群體的受教育程度與孤獨感呈負相關,而孤獨感與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呈負相關。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主觀幸福感越高。
生活來源及其保障是老年人幸福感的主要影響因素,有退休金的老年人對健康的擔心程度少,對生活滿足,所以其總體幸福感高。這類人群對于自身的生活狀況都較為滿意,其主觀幸福感的測量結果較高。有相關研究表明,物質上富足的老年人主觀幸福感要顯著高于經濟拮據的老年人。也有研究發現收入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是有限的。
2社會因素
社會因素即老年群體可利用到的外部資源――社會支持和社會比較,如政府資助、朋友關系等。擁有良好社會支持的老年人可以提高自身的主觀幸福感,良好的社會支持能夠在物質和精神上給予老年人更多的支持,對于老年人悅納自我,以及提高他們的自我效能感有著極大的積極作用。當老人生活中出現應激事件時,良好的社會支持可起到阻止和緩解作用。養老金作為社會支持中重要形式的一種,邊際效應估計結果表明,擁有養老金的老年人自身的“非常幸福”的概率可以提高6.60%,國內學者魯元平等人發現醫療保險、基礎教育和社會保障等公共支出對個人的主觀幸福感存在積極影響。社會的支持程度以及其他各因子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有較好的正向預測力,這與國外研究得出的結果一致。
徐佳明等人研究表明,不同的養老模式會使老年人擁有不同程度的主觀幸福感。多代同堂的居家養老模式可以有效緩解老年人的抑郁傾向,老年人的生活滿意程度增加,從而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也隨之增加。
一些文獻資料涉及到了Festinger提出的社會比較理論。Festinger的社會比較理論對于各領域中的滿意感判斷都有較強的預測能力,社會比較理論認為從縱向比較的角度看,在農村老年群體當中,生活條件相對于五年前變得更好者的主觀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較其他農村老年人要高,在對未來五年生活有著更好預期的農村老年人身上也得到了同樣的結果。從橫向比較的角度來說,將自己的生活水平與親朋好友對比之后,生活狀況較差的農村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顯著低于其他老年人。同時,農村中的熟人社會特征會讓在這生活的老年人衡量幸福感的方式單一化,即主要通過與周圍人群的對比來衡量。這樣也會對其主觀幸福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此外,子女因素也會對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造成影響。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有無子女、子女比例、數量、是否孝順都與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存在顯著的相關性,這種現狀在農村老年人身上表現得更為顯著。大量的研究表明,有子女的老年人主觀幸福感要遠高于無子女的老年人主觀幸福感,子女數量在兩個以上的老年人總體幸福感顯著比另兩組要高;有一個或者兩個子女的老年人在焦慮方面有較高的得分情況。子女對老年人的尊敬、愛護程度也會對其主觀幸福感產生一定的影響。所以,當子女孝順,并且能夠經常對老人表示關懷和支持的時候,老人的幸福感就會上升。
3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是指與老年個體所具有的人格特征有關的一系列因素。有關研究發現人口學因素和社會因素對個體的主觀幸福感有一定影響,但是這種影響主要是通過個人特征來發揮不同程度的作用。
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與個人人格特質的相關程度較高,人格特質會影響到個體的正性情感、負性情感及生活滿意感,因而影響到個人的主觀幸福感。有研究顯示,外向性與幸福感、正性情感、生活質量以及自覺健康存在著積極的作用,而神經質則相反,會對幸福程度產生消極的影響。
唐丹等人發現自我效能感對于主觀幸福感能夠起到直接影響的作用,而一些其他變量,如社會支持和健康狀況則要通過自我效能間接地對主觀幸福感產生主要影響。一般認為高自尊的老年人擁有較高的主觀幸福感,低自尊的老年人擁有較低的主觀幸福感。王大華等人經過研究發現對于物理環境的控制感也會影響到主觀幸福感中的正性情緒,對于主觀幸福感中的正性情緒有著預測的效果。
沈烈蓉等人進一步發現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的兩個關鍵點在于自我控制感和控制欲水平的差值,人際控制欲越高意味著個體存在的負面情緒越多,人際控制感越高意味著則認為其正面情緒越多。自我較和諧、內部沖突較少的老年人其主觀幸福感較高。
4小結與展望
本文基于文獻研究的方法,分析了老年人的人口學因素、社會因素、子女因素以及心理因素對其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發現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并非獨立,而是相互聯系相處影響的。那么各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究竟如何?該怎樣利用影響因素提升老年人主觀幸福感?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從理論借鑒和社會層面來說都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意義。未來我們應針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研究,進一步探索影響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因素,槲夜實現高品質晚年生活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持。
在研究對象方面,現有的學者進行研究的群體在地區和范圍上有局限性,他們往往忽略各群體問的聯系和差異,且對于農村老年群體和非居家養老群體的關注較少。
篇8
如果我現在說一個致力于提高員工福利和幸福感的公司,其人力資源管理效率會比那些成天焦慮著如何壓縮成本和克扣工資的公司更高、甚至總體成本更低,恐怕很多老板都要跳出來翻個白眼,啐一口:“呸,胡說八道!”
在人口紅利上建立起來的中國速度使人們長期以來堅信,內部福利是企業掙夠了錢、衣食無憂后才該考慮的問題,它哪怕不是可有可無,至少不是公司成長期的增長促進因素。
然而,問題換一個角度來計算,結論也許會不一樣。
哈佛大學研究員Shawn Achor在他的《幸福的好處》一書中告訴企業管理者們,態度積極的員工不但在生產力、銷售力、工作熱情等方面優于態度消極的員工,而且他們的流動率更低,也更節省醫療費用——積極樂觀的銷售人員的業績表現高于悲觀的同行37%;而擁有積極心態的醫生診斷成功率比消極的醫生高50%。
管理者自然也知道這一點。現在所有企業招聘幾乎都傾向于那些生活態度樂觀積極的求職者。但管用嗎?哪怕最嚴謹的入職前人格測試都沒有用!你一定會發現,在那些氛圍不佳的公司里,天性最幽默開朗的年輕人也會在日復一日的工作和人際矛盾中被不斷消耗,最終湮沒在組織文化當中。別忘記社會心理學家一直警告我們:由組織系統形成的環境因素對人的影響總是會蓋過其天性。
也就是說,如果你希望職員總是充滿熱情和創意地工作,而且很少生病請假、動用醫療保障,那么,打造一家“幸福的公司”比招聘一百個樂觀的員工管用;不僅如此,幸福感還會使你的公司在21世紀殘酷的“人才戰爭”中大獲全勝。
瑞典優興咨詢(Universum)用它多年來持續不斷的研究成果支持了以上觀點。這家國際知名的調查及管理咨詢公司每年會定期在歐美19個國家進行畢業生問卷調研,并在各國權威網站及媒體公布最佳雇主排名。
現在我們可以看看這些有著雇主品牌的公司都是誰了,他們在“人才戰爭”里做了什么?
2011年Universum全球最理想雇主商科的前五位分別為Google、KPMG(畢馬威)、PwC(普華永道),Ernst & Young(安永)、Deloitte(德勤);而工科排名前五位則為:Google、IBM、Microsoft、BMW(寶馬)和Intel(英特爾)。其中Google無愧為最亮眼的雇主明星。從2009~2011年,它已經連續三年蟬聯全球商科及工科雙料冠軍。在2012年最新出爐的各國排名中,其在奧地利、丹麥、芬蘭、德國、荷蘭、挪威、西班牙、瑞典等國的工科排名均輕松奪冠,商科排名也基本名列前三。
如果你聽說過Google那全球聞名的公司福利和人性化管理體制,就一點都不會奇怪它為什么會如此受青年求職者的向往了。這家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公司一直以為員工提供豐盛到華麗的免費餐點與零食而聞名于世;它同時在公司提供兒童保育服務,鼓勵員工在工作間隙看望自己的孩子;為員工提供乒乓球桌和視頻游戲廳,幫助員工在工作期間獲得休息。而最近CPO拉茲洛·巴克還不經意間透露,Google對去世員工會提供特別的優厚福利。
從Universum多年來的排名結果可以看到,那些總是榜上有名的企業,Google、IBM、寶潔等,都在提供員工福利、營造友好工作氛圍上表現卓越。
更重要的是,這些久負盛名的跨國集團正在進一步使用Universum的調查結果來調整招聘政策及人力資源結構——有證據顯示這使他們實現了生產能力、效率和質量的改善,甚至對盈利產生切實而持久的影響。
這一套邏輯在中國同樣適用。今年6月的2012中國大學生理想雇主調查報告結果顯示:中國銀行和寶潔公司已連續數年坐上中國商科學生心目中理想雇主的第一和第二把交椅;變化較大的是,今年花旗銀行人氣激增,躍升了7位勇奪季軍;Google則首次進入前十(它2011年的排名是第18名)。在工科排名中,蘋果居于榜首,本土企業華為成為榜眼。
雖然中國大學生心目中的理想雇主與歐美學生相比,呈現出一定的差異性,但大方向是一致的。英美學生最關注的是專業培訓和發展、友好的工作環境以及富有創造性和活力的工作氛圍;而中國學生主要關注的因素包括進一步學習深造的贊助經費、個人表現被認可、富有競爭力的底薪、富有競爭力的福利等。
篇9
稅收最高國丹麥為何是“幸福考試”的狀元?
2012年4月2日,聯合國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院共同《世界幸福報告》。作為聯合國首次以幸福為主題的世界性排行榜,這份長達170頁的報告以10分為滿分比較了全球156個國家和地區人民的幸福“成績”,丹麥以接近8分的得分位居榜首。
國力不是最強,國民也不是最富,丹麥何以贏得“幸福考試”的狀元?
此次的幸福大調查顯示:收入水平與幸福指數不存在絕對的正比關系,但是“幸福的國家確實都比較富裕”。丹麥人均GDP為56000美元左右,排行世界前五;平均工資僅次于瑞士。但是工作時間卻是全球最短的國家:根據丹麥《貝林時報》刊登的瑞士銀行調查報告披露的數據,丹麥處在平均工資收入水平的工人,年工作時間為1658小時,比西歐國家少100小時,比東歐國家少167小時。
大街小巷閑庭信步的丹麥人很容易使人認定這是個慢節奏的國家,其實不然。無論社會生活還是商業領域,丹麥都是個高速高效運轉的機體。而信任感在這種運轉中起到加速器的作用。比如:哥本哈根地鐵基本不設檢票口,更甚少遇到檢票員。不要覺得公共交通免費也是丹麥高福利的一項,價格最低也要三歐元的地鐵票,購買全憑自覺,但事實上幾乎沒有丹麥人會逃票。超市里自助結賬臺比人工結賬臺多,顧客選好東西后自行掃條碼并刷卡付賬,而大多數中小型超市大門口連防盜器都沒有。
丹麥社會在這種人與人之間高度信任的環境下,節約了設備和人力成本,也使生活更加便捷。
丹麥無疑是世界上收稅最高的國家之一。占據國家稅收一半的個人收入稅(所得稅)最高稅率達到68%,商品的消費稅為25%。稅收雖然高得驚人,但豐厚的稅收被政府用來維持豐厚的福利體系,也讓丹麥人交得相對心甘情愿:丹麥人享受終身醫療和免費九年義務教育,大學生可以領到政府的補助;如果失業(三年內工作總時間不到52周)則可按照前三年平均收入的90%領取失業保險,并可參加政府開辦的多種“下崗再就業”培訓。即使在2009年歐洲金融危機后,丹麥也一直保持很低的失業率。
丹麥以“殺富濟貧”的方式,解決貧富懸殊,也降低了可能引發的社會不安定。
哥本哈根大學社會學家彼得·古內拉克曾做過一項調查,結果表明幸福感高的丹麥人的共同感受是:身處環境中接觸到的人社會地位、價值觀和財富與自己類似,同時在生活中感受到“安全”。
美國《國家地理》雜志特派記者丹·比特納在他的新書《去最幸福的四國找幸福》中展示了一位叫簡的42歲丹麥垃圾清運工的生活狀態:每周工作21小時,年薪8萬美元,業余時間健身、訪友、輔導孩子功課,開著奔馳,偶爾干點副業,每年帶家人去希臘度假……這就是簡口中“雞蛋黃般幸福”的生活,也是最普通丹麥人的寫照:富足、安逸。
丹麥還是世界上第一個給予婦女投票權的國家,也率先允許同性戀結婚。
美國:有信仰、工作著的人幸福感最強
大多數人在對美國人真實生活狀態和價值觀缺乏了解的情況下,容易下“美國人=無拘無束+成功富有”的定義。但著名經濟學家、美國企業研究所主席阿瑟·C·布魯克斯總結說:信仰、工作、婚姻、慈善、自由才是組成美國人幸福生活的要素。
在美國社會生活和價值觀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國社會調查顯示:有者中43%認為自己是幸福的,而無者中只有23%。美國是個多宗教國家,80%以上國民信奉基督教,另有天主教、猶太教、佛教和摩門教等。教會除了供信徒們學習教義、參加儀式外,觸角延伸至國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基督教青年會YMCA幾乎在每個城市設有其管理的健身房,為國民提供覆蓋最廣、設備齊全、價格低廉的運動場所。
與此同時,宗教為美國人提供了更多、更方便的接觸慈善、做善事的機會和方式。美國長期規律性做義工的人更是超過50%。美國人從“給予”的行為中獲得極大滿足。數據顯示,“感覺幸福的美國人”中,捐贈者比不捐贈者多43%,志愿者比非志愿者多42%。
大多數美國人重視家庭和婚姻,諸多美劇中塑造的“今天A明天B”的自由輕率的愛情觀與真實生活其實差距頗大。子女是否健康成長也是美國父母們幸福感高低的重要因素,這點與中國是極為相近的。美國的父母們會為了確保子女的身體健康購買昂貴的有機食品而自己只吃普通的;也會為了孩子能上個好一些的學校不惜傾囊而出爭搶好學區的房子。但大多數美國人卻沒把老年幸福寄托在子女身上,他們只是指望子女能夠自食其力,別在成年后還回來伸手找他們要錢。
篇10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了2011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以下簡稱“藍皮書”)。藍皮書對城市競爭力的測評今年納入了“幸福感”指標。在294個城市中,石家莊市居民幸福感排名第一。接下來分別是臨沂、揚州、承德、濱州、萊蕪、鶴壁、包頭、北京等地。北京在幸福指數一項上排名第9。而最幸福的是省會城市石家莊。上海的分值則與其發達程度相背離,并且排名一直在退步,從2001年的第20名滑落至2010年的第205名。調查中,人們最不滿意的是城市交通狀況。全國35個大中型城市居民對本城市交通狀況表示滿意的比率不到三成。
同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都是國家的權威機構,政府的智囊,卻得出完全不同的排名。這樣的幸福指數和排名受到了社會的關注和熱議,人們不知道這樣的排名是怎樣得出的,為何兩份排名完全不同,甚至互相沖突。事實上,這僅是關注點的表面。從其深層次考量,幸福是什么,幸福可以量化嗎,可以測量嗎?“幸福不是一連串生硬的數字,而應該是讓人們親身感受并且認同的事實”。回到社會層面,幸福與社會公平、福利保障、個人實現等等因素都息息相關。如何把抽象的“幸福”分解量化成各種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指標成為越來越多政府議題的關注焦點。
對于這樣一份貌似科學,實際忽悠成分很大的測算和排名,還是有很多所謂的專家、學者為之背書的。根據報告,有學者認為,北京等大城市主觀滿意度靠后,可能與生活節奏很快,生活成本高等有關系,像銀川生活質量主觀滿意度靠前,可能與城市小,生活節奏舒緩有關。“(銀川)騎著自行車10分鐘可能就能兜一圈。”就滿意度(主觀)指標而言,東部沿海地區城市并沒有顯著高于西部地區。這可能與西部城市居民生活更加便利,生活、環境改善幅度較大等有關系。目前城市居民生活質量與期望值存在差距,居民主觀滿意度偏低與通脹率高、高房價、社保水平低、生活節奏快有關。“這也說明快速的經濟增長并沒有帶來生活質量主觀滿意度的提高。”
為了顯示這次藍皮書測評的科學性,重點長卷的調查中涉及的指標則包括家庭和睦狀況、人際關系狀況、未來生活和社會發展信心、災害防范狀況、居住狀況、社會治安狀況、教育狀況、環境衛生狀況、當前的社會保障制度、就業狀況、社會醫療保健條件、社會道德風氣、經濟收入狀況、交通狀況。有關幸福感排名采用的是問卷調查的方法。幸福感的指標包括未來生活和社會發展的信心、居住狀況、環境衛生狀況、交通狀況、社會醫療保健條件、就業狀況。我們知道,幸福是一種體驗,是一個整體,這樣切割出來的幸福,還是幸福嗎?
美國著名心理學家賽利格曼提出了一個幸福的公式:總幸福指數等于先天的遺傳素質加后天的環境,再加你能主動控制的心理力量,英文表達是:H=S+C+V。他把先天的遺傳素質排在很重要的位置,這可以作為心理學的測評內容,通過總幸福指數來測評這個人的心理健康狀況。但如何把先天的遺傳素質(S)、主動控制的心理力量(V)作為社會學的測評內容,作為測評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幸福指數的內容,不僅錯上加錯,走入死胡同,而且會將其帶入莫衷一是的爭論中。因此,將先天的遺傳素質帶入幸福指數的測評內容,是難以測評的,也背離了倡導幸福指數的價值和意義。
究竟什么是幸福呢?幸福是一種心理體驗,既是對生活的客觀條件和所處狀態的一種事實判斷,又是對于生活的主觀意義和滿足程度的一種價值判斷。福建省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閩榕表示,新概念“幸福競爭力”是一個難度非常大的問題,因為主觀因素比較多的指標,而在研究中容易把主觀性的指標“一刀切”。他認為,幸福感是一種心里的感受,不能用一種指標體系進行評價和衡量幸福感,而要通過不同的層次來評價和排列,“這樣更加科學一些”。對此,陳家澤認為,幸福與美學有極大的相似處,它是主觀建之于客觀,是因參照系數不同而各異的個體感覺。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提出一個“幸福方程式”,其表達:幸福=效用/欲望。在他們看來,幸福還包含通過充分發揮自身潛能而達到完美的體驗。在馬斯洛需要層次和自我實現理論的基礎上,產生出自我決定理論:人們能否體驗到幸福,取決于那些與人們的自我實現需要密切相關的一些基本需要的滿足情況。所以,幸福感又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價值感,它在更深層次上體現出人們對人生價值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