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博士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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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篇2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篇3

同一時期，中國的社會學家也關注城市社會問題，并開展了一系列調查研究，如滬江大學對廣東鳳凰村和沈家行的調查，李景漢對北京人力車夫生活費的調查。調查成果有影響力的如李景漢的《北平郊外至鄉村調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費之分析》、楊西孟的《北平生活費指數》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個研究》、林頌和的《塘沽工人調查》、施裕壽等人的《山東中興煤礦工人調查》等。上述調查大多是針對某一個城市進行的，但也有學者對多個城市進行調查，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嚴景耀指導學生采用人類學實地調查方法對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個城市進行犯罪調查并寫成《中國監獄問題》等專著。總的看來，這一時期的社會調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在目的上側重于社會改良的現實性目標，而忽視了以社會結構為考量的學術型目標;在方法上過于注重經驗型的社會事實，而忽視了理論的指導作用和理論建構;在內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體或某一方面的調查，而忽視了城市綜合性社會問題的研究。

在“觀點”和“方法”的提出及學科建設方面，一些社會學家在城市社會學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方法建構方面進行了嘗試，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當屬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和邱致中的《都市社會學原理》。這是兩部系統性較強的城市社會學著作①，對中國城市社會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吳景超先后獲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學士、芝加哥大學碩士和博士學位，1925年至1928年期間在芝加哥大學研究社會學，隨派克等學者從事都市社會學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學派”的真傳。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唐人街:共生與同化》，從中國人移民美國的歷史講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會結構、文化沖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時對唐人街的生活組織、幫會、通婚、同化、邊際人等進行了深刻而細致的分析。吳景超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研究都市社會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論文正是他作為“中國現代都市社會學研究開創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吳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其間出版《都市社會學》。

該書是中國最早的都市社會學研究著作。全書共計四章84頁，篇幅雖小，但內容充實。首先，深刻地探討了兩個關系，一是都市與附庸的關系，都市離不開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構成了都市區域，都市區域是研究都市經濟的基本單位。都市繁榮的標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饒程度及工業化水平。都市與附庸的關系不是看兩者的遠近，而是看兩者之間的交通，交通是溝通都市與附庸的“唯一妙法”。吳景超還對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覺觀念”進行了論述，他指出，“都市居民應該有一種自覺的都市觀念，時時刻刻去研究如何發展他們的都市，如何保有他們的附庸，如何發展他們的商業勢力到別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間是互助與競爭的關系，從互助關系看，都市之間應常通有無、貨物流通，這樣才能達成“共贏”。從競爭關系看，都市間存在貿易競爭，這種競爭是國際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見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長、人口質量及城市化問題。吳景超認為，都市人口增長的方法有三種:人口的自然增長、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擴充市區(把附近市鎮和鄉村劃歸都市)。可以說，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研究滲透著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認為，中國有大約75%的農業人口，農業生產方式落后，生產率極其低下，最經濟的辦法就是發展工業，“發展中國實業，創造中國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憐的農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閑的人，到都市中去尋生活，乃是救濟中國人口過剩問題的一個好辦法”［8］。中國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勢所趨。第三，提出了都市問題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態產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當的對策。尋找都市病態原因的方法是實地調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實”作根據，然后才可以談都市改良，談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區域的環境不同，人們的行為也不盡相同，產生的社會問題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問題一個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圖”，把社會問題的分布情況標注在地圖上，然后再根據地圖開展實地調查。①研究都市問題的另一個工具是都市區域發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學派在都市研究中綜合統計法、個案法、自傳法，以此彌補各種方法存在的缺點。最后，強調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認為，都市社會約束人類的力量還比不上鄉村社會，這是社會學要關注的問題，因為社會學的中心問題便是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鄉村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人們交往緊密，每個人的行為都受鄉村“輿論”的監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約束人們行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會是一個陌生社會，人們互不相識，“輿論”的約束力較小，個人行為的自由度較大，沒有完備的約束手段。除了“輿論的制裁”之外，人們的行為還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會較之鄉村社會，以道德律令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顯薄弱許多。因而既要重視道德、宗教、輿論、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視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應該說，吳景超在《都市社會學》中提出的觀點、思想和方法是對現代文明都市發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國社會學發展史上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不僅具有較強的學術意義，更具有重大的社會現實價值，在當前中國的城鎮化和城鄉發展一體化的現實背景中，其意義更加凸顯。與吳景超作為知名社會學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雖然獲得過社會學博士學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規劃專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從暨南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期間也在上海江南學院講授“都市社會學”課程，因資料匱乏，故自制講義，先作《實用都市社會學》，后著《都市社會學原理》。1934年，兩本著作相繼出版。《實用都市社會學》共15講，詳細論述了都市的形成、意義、公共建筑、工業區域、商業區域、住宅區域、市政交通、衛生、金融機構、文化、人口、政治組織、行政、政黨、職業團體、流蕩與寄生階層等。該書僅僅是對都市構成要件的分類概述，在應用社會學視角方面卻有所欠缺。《都市社會學原理》恰好對此進行了彌補。

《都市社會學原理》共10章，首先對城市社會學的學科發展、學科定位、研究范圍及研究方法進行了論述。作者認為，都市社會學是闡明都市社會的組織，并科學地論究它的發生、發展、變化和消滅，而理論地探尋其構成及進化的內在的必然關系的科學。都市社會學研究對象，不僅僅是都市的物理形態，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態條件下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廣義的都市社會學可以分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會歷史學、都市社會構造學、都市社會政策學。而狹義的都市社會學僅指都市社會構造學，范圍包括都市社會經濟構造、社會構造、政治構造、文化構造。都市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學的方法和倫理的方法，哲學的方法主要是不帶成見地觀察事物、收集資料、觀察事物之間的關系，倫理的方法則是對所收集的資料進行準確而非謬誤的解釋并作出推論。

其次論述了都市社會的起源、分類、進化、環境、構造、人口、政策、發展趨勢等內容。其中論述最為深刻的當屬都市社會與農村社會的關系。邱致中先生認為，都市社會存在于社會整體之中，都市社會是從農村社會發展而來的，其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地和農村社會相互影響。在不同歷史階段，都市社會與農村社會之間的關系是不一樣的，在物物交換的時代，都市社會附屬于農村社會，都市內部還帶著農村的性質;在以貨幣為媒介的社會中，兩者的關系從交換形式上，是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的，從交換的性質上看，又是相互對立的。從人口變化來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經濟的發展而增多，農業的落后使農村人口減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會吸收農村人口，不僅從數量上吸收，還從質量上吸收，一切農村里的優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離開落后的農村，集中到進步的都市去。再從政治文化看，資本主義一切政治與文化，都支配著整個農村社會。現代農村與都市之間交互影響，或者說是一個矛盾的循環，農村社會的經濟沒落與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會的經濟繁榮和文化興盛，這是矛盾的一面;農村社會的經濟沒落與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會的經濟恐慌和文化畸形，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對于都市社會問題，主要有人口問題、勞動問題、婦女問題、兒童問題、妓問題、犯罪問題、衛生問題等。這些社會問題是由社會內部矛盾所產生的，有著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決都市社會問題就要找出并改革蘊藏在社會內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還從四個方面討論了都市社會學史等，即美國芝加哥學派城市研究的產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內容;都市社會學的雛形及其發展;都市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情況;都市社會學發展現狀。

總的來講，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呈現了一些很有見地的新觀點和較為科學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會學原理》則在學科發展史、研究對象、理論、方法、發展趨勢等方面有所建樹。邱致中的《都市社會學原理》晚于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以下簡稱“吳文”)5年出版，期間并未出現中國學者撰寫的城市社會學著作。因而邱致中編寫《都市社會學原理》的時候，參考資料極為匱乏，必然會對吳過深入的研讀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會學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結合孫本文對吳文的評價，進一步闡述了其貢獻和不足。在貢獻方面，主要表現為兩點:一是注重社會學的觀點，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吳氏僅僅介紹了都市研究的大體內容(都市的經濟、人口、區域和控制)，以及中國的都市研究，并沒有在學科意義上探討都市社會學之所以成為學的根據。

篇4

【關鍵詞】信任 高等教育

基金項目：陜西省教育廳項目（2013JK036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咸陽師范學院校級項目（11XSYK33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系既是人類生存發展的重要條件，也是人們的一種基本交往方式；既是人們社會關系的基本紐帶，也是人們合作關系得以建立的前提。在學術界，研究者從不同學科對信任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在其他學科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歸納了高等教育領域內對信任問題的研究成果。

高等教育信任的理解

信任研究往往被局限于心理學領域中，人們把信任看成是存在于個人內部的性格特質，或一種經過社會化而形成的相對穩定的人格特征。羅特爾指出，“信任是個體對另一個人的言詞、承諾以及口頭或書面的陳述之可靠性的一般性的期望，即信任是對他人言行和品質方面可靠性的信任”。心理學家薩貝爾對信任的研究則取得了較大的突破，因為他將信任的研究引向了從關系結構來理解。薩貝爾認為，“信任是交往雙方共同持有的并對于雙方都不會利用對方之弱點的信心”。而盧曼從新功能主義的視角出發，將信任看作一種社會關系結構，信任不僅僅只是心理學意義上微觀的“人際信任”，而是宏觀的“系統信任”，是建立在法律、制度等預防性和懲戒性的措施和機制的基礎之上。這種認識不僅突破了以往信任研究中存在的局限，而且為信任研究提供了一種經典性范式。此后的研究者基本都是沿襲著盧曼的思路，從社會關系結構和非單純人際角度理解信任。當前，政治學理論中提出的“政府信任”則是對信任問題的開拓性理解。對政府信任的研究顯然是一種對機構與組織的信任，這既是方法論上的突破，也是對信任客體視野的開拓。高等教育機構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和政府監管下的事業機構理應是公共信任的客體，人們則站在主體立場上審視和研判高等教育并在此基礎上考慮是否信任它。

國外高等教育領域研究信任問題的路向

國外高等教育領域的信任研究自20世紀后期興盛起來，相對于上述研究成果來說，高等教育領域內的信任研究大多是應用性研究，即將其他學科就信任問題的一般理論運用到教育活動中，用以解釋信任對教育機構的日常活動以及與教育相關的諸多關系的意義。依照他們所關注的問題和研究視角來梳理，可以歸納為三類。

1.從關注大學發展的視角探討信任對于大學內部管理的意義

其一，探討大學自身問題所導致大眾對大學失去信任的情況。前斯坦福大學校長唐納德?肯尼迪在《學術責任》一書中分析大學存在社會信任危機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大學中出現的學術不端、行為失范等現象導致大眾對大學信任遲疑；二是由于大學專業性運作造成外界對大學認知的不足，這種信息不充分危害了大學向外界作出解釋其運行的績效的能力，從而導致日益高漲的大眾對大學的不信任。為此，他指出大學一方面通過進一步完善大學內部管理機制來遏制學術不端行為的出現，另一方面大學人要養成誠實品質來重新贏得信任。Wayne A. Jones探討了大學組織模式與教工向其領導者供給信任水平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的關系這樣的問題，用于為大學領導者改善其領導實踐提供幫助，同時也為大學能很好地進行管理決策提供理論支持。

其二，研究教育機構中的人際信任問題。如Regina Dawn Woods在其博士論文中探討大學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人際信任問題，提出了改善雙方信任水平的策略模式。德國著名教育學家馬丁?K?W?施威厄多年來致力于研究教育領域的信任問題。他將信任的研究重心放在教育組織中的人際信任問題，并深究信任對于教育機構、對于班級建設和對于學生個人成長的意義，他指出“師生之間的信任是教育成功的基石，在人對人的信賴之中蘊含著學校日常生活正常運轉的巨大機遇。師生間的信任能夠幫助他們及早地認識問題并共同建設性地解決問題，信任可以創造一個積極的班級與學校氛圍”。美國學者斯蒂芬?D?布魯克菲爾德以同樣的視角探討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人際信任，并將其作為大學教師進行有效教學的策略與技能來看待。

2.從宏觀的高等教育管理過程探究信任的功用問題

Lesley Le Grange撰文探討社會信任對南非和澳大利亞兩國高等教育機構交流合作和發展學術事業的重要作用。Mike Bottery在其文章中探究政府與大學教師之間的信任問題，以發現造成政府和教師間愈演愈烈的不信任的原因，他認為這是由哈耶克指稱的福利國家權威主義過分滋生以及弗里德曼的市場化喧囂所造成的，這些因素極大地影響到教育管理機構對大學和教師的態度，進而影響到對他們的聘任與留用問題。在考察英國高等教育時，馬丁?特羅曾提出英國歷屆政府對大學信任的逐步下降，并與此緊密聯系的政府對大學的持續敵意。當政府對大學的信任度呈現出下降趨勢時，大學的自我改進就得不到外部的理解與支持，而那些用外部力量來推動大學改革的觀點便叫囂塵上。由此可見，信任對于大學發展具有顯著的外部意義。

3.研究學生（大眾）與教育機構之間的信任問題

社會學家科爾曼注意到早在1966年美國第一份全國性的研究報告就顯現出大眾對學校的信任呈現下降的趨勢，該報告披露了美國公立學校在實施教育的機會均等等一系列政策時顯露出的低效和無能。他還指出學校失去大眾信任的后果，那就是政府計劃發行教育債券和增收教育稅的議案屢遭否決，因而極大地限制了學校的教學能力。又如俄亥俄州立大學Amit K. Ghosh， Thomas W. Whipple和 Glenn A. Bryan三人認為大學要對專業程度、互動效率、合作意向、釋疑能力、利好取向、守約狀況、信息交流機制和道德理性這八個方面采取相應策略精心重塑，才能贏得學生的信任，大學也方能在競爭中得到更多的生源和教育財政的支持。在信任研究問題上，他們總結有兩個路向可以深入下去，其一為在組織層面分別研究政府教育管理層與學校管理層、政府教育管理層與校長、學生與學校、家長與學校之間的信任關系。其二是在組織內部研究教師之間、學生之間的人際信任關系。

塞浦路斯的Paul T. Gibbs從哲學視界撰文認為隨著全球化的進程，大學為贏得財政支持和迎合社會的需要將更多地提供技術性產品，這勢必造成大學以犧牲自我為手段來順從社會要求和實現自我私欲的膨脹從而舍棄自己本身所具有的審思、致學和反思的本性。他還指出，“教育并不是要去獵尋各種社會資本，而在于構建學習共同體，在這一過程中應喚起學生和老師熱切地探尋智慧并且能理智地行事”。為此，他倡導學生與老師應通過創建廣闊的學習共同體并在其中培植信任作為大學生活的追求，將信任作為學生和老師的一種存在方式。

國內高等教育領域信任問題的研究路向

在國內，目前對高等教育領域的信任問題的研究，只有較多的學術論文針對教育機構（組織）內部的信任問題以及教育機構與其他要素間的信任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綜合起來說，這些成果的研究視角大都集中在以下兩方面。

1.研究教育機構內的人際信任關系

這些研究往往從工具主義角度來理解信任，即探討如何在教育機構內主體之間培植與運用信任以提高學校管理效率和課堂教學效度。石艷基于對人際信任的關注來探討教育領域中的信任危機、信任類型和信任機制的建立等問題。王福友則探討學術組織中的信任問題，其研究立場也是基于學術組織中的人際信任。在此基礎上他分別探討了學術組織中的信任的來源、信任的實現條件以及信任對于學術組織的意義等問題。與此類似，向東春則聚集于當代大學內部學術人員和行政人員之間的信任關系，指出改善中國大學組織中的信任狀況必須培養學術歸屬感、建立信任機制和實現分工決策制度化。李曄的博士論文《師生信任及其對學生的影響》則以心理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師生之間的人際信任問題。他認為“信任是增加師生溝通、聯系師生關系的橋梁，是進行有效教育的基礎”。王平也主要探討如何在教學中建構“信任機制”問題。他在研究中所指稱的信任是“學生如何建立起對教學活動的內心期望以及對教師的專業技能、責任和義務的期待”。從研究視角來看，他既研究師生間的人際信任，也對教學活動的信任問題顯示出了關切，這就意味著他對教育領域中的信任對象稍作了擴展，除了將教育領域中的置信對象放置在與教育活動相關的主體外，還將教育活動本身作為信任對象來對待，這便突破了僅囿于教育領域中的人際信任研究傳統。曹正善的研究則從另一方面對傳統的人際信任研究作出了拓展，他通過探索信任之于教育的意義以及信任之于教育所具有的價值，并認為“信任對教育的意義在于信任是一種獨特的教育智慧”。

2.研究外部群體對大學的信任

這一視角將研究立場放置在大學外部，從社會大眾的視角來探討人們對大學的信任問題。新近有關高等教育問責與大學信任關系的研究成為這一路向的顯著反映。柳亮認為從更寬泛的社會視角來看，大眾對整個社會組織都在下降，這其間當然包括大學。“當失望成為公立高等教育系統、市場驅動的高等教育系統以及所有二者相互結合系統的一個重要問題，問責的必要就突現出來了”。通過探討問責在何種程度上破壞（或建設）高等教育系統信任的兩難問題，他指出，問責制對于大學信任來說是一把“雙刃劍”，它通過工具性手段可以使大學教育對學生的可測量指標更為清晰，同時它又會帶來潛在的破壞性，在滿足大眾的短期的功利性要求方面，也容易讓大學偏離其公共性，長此以往反而會動搖人們對大學的終極信任，影響到人們與大學的合作關系。另有研究者以選取局部地區的鄉村人為代表來探討我國大眾對大學信任的問題，通過社會調查研究來說明當前我國大眾與大學合作動力減弱、學生放棄大學教育等現象。

參考文獻：

[1]轉引自鄭也夫.信任論[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16，17.

[2]轉引自董才生.社會信任的基礎：一種制度的解釋[D].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04：20.

[3]Wayne Jones.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of Butler’ Conditions of Trust to Birnbaum’s Organizational Models： Implications for Leaders in Higher Education [J].Journal of Leadership studies， Vol.8， No.3， 2002：10-11.

篇5

1生態視野下的師幼互動研究

目前，國內外師幼互動的研究主要從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等視角出發，如社會學角度（劉晶波，1999）、情感視域（巨金香，2006）、教育機會均等視野（王文喬，2008年）等。

國內外生態學視野下的師生互動研究不多，而且主要進行中小學的師生互動研究。例如，在國外，克里斯（Angela Grease）和馬丁（Peter Martin）從生態學角度研究了中小學多語言課堂生態中的互動；薩利（SpurnSale）等人主要對中學體育課的師生互動進行調查，以研究課堂生態對學生打籃球時錯誤動作的影響。在國內，曹明海通過考察語文課堂教學這一個生態系統中的互動過程，研究互動過程中產生的種種生態行為；江光榮從社會生態學的角度考察了我國大陸城市中小學班級社會生態環境，并研究其與教師的師生互動風格及學生發展的關系。[1]

可以說，國內研究者對微觀的課堂生態系統越來越關注了，但根據生態學理論對師生互動進行系統研究的論著較少，專門研究師幼互動的更少。另外，有些研究雖然是從生態學視角出發，但在實際研究中偏離了生態學。根據生態化研究所衍生的生態學范式，教育被看成是一個由教師、學生和教育環境等構成因素相互聯系的生態系統，它要求教育研究應充分考慮系統內部以及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不能孤立看待教學系統中的單個要素。

2關于教學情境與課堂師幼互動的關系研究

在國外，情境與互動之間的關系研究在20世紀50年代已出現。Kelley和 Thibaut（1959）提出了人際互倚情境模式：人、情境和互動。該模式重視情境與人際互動或人際關系之間的相互作用。Mikulincer（1998），Wiesel quist（1999）等人指出個體互動是個體根據具體的情境結構發出行為。

在國內，柳夕浪（1998）指出“情境與人的活動之間存在著交互作用關系，它總是由人構建的，創造出來的，又反過來影響著人的行為”。[2]袁維新（2002年）認為在課堂教學中，教學情境是影響師生互動的重要外部因素。[3]張更立（2003年）據其觀察發現，現實的教學情境，的確存在著師幼互動的差異性，包括師幼互動力度、師幼互動性質及互動中表現的情感（肯定或否定）。[4]于世華（2006）指出課堂教學中普遍存在著豐富的情境變換，而教學情境一旦變化，師幼互動方式將不同。[5]

國內外的相關研究表明，教學情境與課堂師幼互動存在著相互作用或關系，教學情境影響著師幼互動，師幼互動行為也在無形中反作用于教學情境。但是教學情境與課堂師幼互動之間存在的具體而生動聯系，缺乏相關研究，需要我們進一步探討。

3教育情境下的師幼互動研究

3.1不同教育情境下的師幼互動比較研究

教學情境作為教育情境的下位概念，是指集體教學活動這一類教育情境下的具體情境。因此，對教育情境下的師幼互動行為研究進行綜述，值得綜述并借鑒。

關于不同教育情境下師幼互動比較研究，國內比較豐富，研究者主要是將教育情境劃分成若干種類型，并比較其中若干種教育情境下的師幼互動。研究內容主要是師幼互動行為的外部特征（包括互動的發起者、互動頻數、互動方式、互動主題、互動結果、互動性質、互動主體構成等）（張博，2005；巨金香，2006；何文和傅敏敏，2008；葉子，2009；黃娟娟，2009）、比較不同教育情境師幼互動質量（劉暢，2012；田芳，2012）。研究方法主要采用自然觀察法，或觀察與訪談結合，其次是采用測量法，如基于CLASS課堂互動評估系統、弗蘭德斯互動分析系統等。在研究結論上，普遍指出不同教育情境下的師幼互動外部特征和質量存在或大或小的差異，張博基于四種教育情境下師幼互動的比較研究，指出師幼互動頻數與活動類型密切、活動規則的約束強度有關。[6]

3.2集體教學情境下的師幼互動研究

目前，深入探究集體教學情境中師幼互動的研究不在少數。具體研究對象包括：第一，數學、語言、科學等特定領域集體教學情境下的師幼互動行為（王燁芳，2005；陳曉、馬莉，2006；曹遷、劉晶波，2009；周利亞和張莉，2011；曹高慧，2012）；第二，某類教學情境下的師幼互動行為（劉暢，2010）；第三，集體教學活動下師幼互動研究，如互動行為特點、互動策略、互動模式構建及互動質量等（張育嫻，2003；葉筱菲，2004；孔凡云，2011；黃娟娟，2012）。可以看出，集體教學活動中的師幼互動研究內容及對象廣泛而深入，采用的方法多樣，包括個案調查法、案例分析法、觀察法、訪談法、測量法等。

在相關研究結論中，大部分研究結論一致：課堂師幼互動的發起者主要是教師，課堂上呈現典型的教師控制――幼兒接受型的師幼互動；師幼互動以事務性為主，情感流較少；以傳遞固有知識技能、維護班級秩序為主；以師個互動和師班互動為主；教師的負面情感強；互動模式單一等。與大部分的研究結果相異，劉暢在觀察集體教學情境下的合作學習活動時，卻發現師個互動占絕對優勢，師組互動的比率也達到32.24%。[7]同時，張育嫻通過訪談和觀察實習老師，得出“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都會在不同教學情境下采取不同的互動策略”的結論；[8]王燁芳經過個案調查，指出數學教師在教學互動中存在觀念和行為上的差異。[9]

4對已有研究的評述

國內外關于互動行為的研究廣泛。隨著研究生態化行動的興起，環境因素及背景因素引起關注，學前教育的研究者們開始關注環境或生態與個體之間的聯系，開始探究不同教育情境或特殊情境下的師幼互動情節本身。越來越多研究者意識到集體教學活動中存在不同的教學情境，并發現教學情境與師幼互動之間存在著一定聯系。但是，相關研究忽略了對具體教學情境下的師幼互動描述和解釋，沒有進一步探討教學情境與課堂師幼互動行為的生動而具體的聯系，這或許正是不同課堂師幼互動研究結論存在差異的原因之一。

參考文獻：

[1]江光榮.班級環境及其與教師風格和學生發展之關系.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01.

[2]柳夕浪.社會情境與社會職能訓練[J].教育研究，1998（10）.33～38.

[3]袁維新.論教學過程中的師生互動[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2（22）.2～3.

[4]張更立.試論幼兒教育教學情境中的民主化[J].學前教育，2003（9）.14～16.

[5]于世華.課堂教學的情境變換[J].當代教育科學，2006（5）.31～32.

[6]張博.幼兒園教育中不同活動背景下的互動行為分析[J].學前教育，2005.17～20.

[7]劉暢.合作學習活動中師幼互動特點的研究[D].東北師范大學，2010.

篇6

關鍵詞:生態責任；合作博弈；旅游

從國際方面說，不管是《寂靜的春天》公開出版，還是政府的公共政策中出現 “生態環境”這一名詞，但在此之前的環境污染（如倫敦煙霧事件等）已經對社會公眾的身心健康構成了嚴重的威脅。但是不管怎樣，生態危機的出現，已經嚴重的影響人民的生活，當然隨之出現的種種跡象已經給人類敲響了警鐘。美國社會學者萊斯特•R•布朗（Lester Brown）先生也鄭重地指出：“我們花很多時間為經濟赤字而煩惱，但是威脅我們經濟長遠前景的是生態赤字。經濟赤字是我們彼此之間的借貸，生態赤字卻是我們取自于子孫后代”賈中成在他的博士論文中提出寫作的初衷正是來源于此。當然作為當今經濟增長熱點的旅游業，其生態責任的研究便成為重點。

一、合作博弈的評述

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s）又被稱為聯盟博弈(coalitional games)。其主要是指在博弈中，若協議、承諾或威脅具有完全的約束力且可以強制執行的，合作利益將大于內部成員各自單獨經營時的收益之和，同時對于聯合體內部應存在具有帕累托改進性質的分配規則。也就是說合作博弈是針對結果而言，是把合作視為先驗條件或者前提而對聯盟收益分配的處理，且所有局中人接受與其他局中人甚至競爭對手共同努力爭取更多收益。其大致可分為可傳遞效用博弈（聯盟成員的效用可以疊加）與非傳遞效用博弈（效用不具有編輯支付性質）。合作博弈強調的是團體理(Collective Rationality)，強調的是效率(Efficiency)、公正(Fairness)以及公(Equality)。在合作博弈的框架下才會有出現“雙贏”的可能，它通常能獲得較高的效率與效益。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一）生態責任的國內外研究

西方發達國家沒有提出生態責任的概念，但是其同樣關注政在環境保護方面的責任，其更注重的是生活中的生態問題。但是，綜觀西方發達國家對政府在生態問題方面的責任研究，我們就會發現，他們似乎不太重視基本原理，范疇和科學體系的探討，而比較重視對人類經濟社會未來發展和所謂的“全球問題”的研究，他們較早的認識到生態問題的嚴重性，所以他們在這方面的研究也比中國起步早些。

國內對生態責任的研究并不是很早，謝菊（2007）在論生態責任中提出生態危機已向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提出了巨大挑戰,政府、企業和普通公眾等生態責任主體必須切實履行各自的生態責任：政府應該倡導正確的生態觀，完善政府生態制度，推進生態和諧的法制建設；企業從綠色消費，綠色生產，和企業間的生態和諧入手來從而達到個體、社會、生態的三贏效果；公眾應尊重并崇尚自然，、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另外通過環境NGO來推進中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李外禾（2007）在論政府在經濟可持續發展中的生態責任中提出在政府在經濟社會中作用，進一步深化了有關責任政府的相關理論，為建立新型的政府奠定了理論基礎是對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完善和補充。它著重從人與自然和諧的角度出發，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定位為“政府調控行為，科技能力建設和社會參與”三位一體的系統復雜工程，深化了可持續發展系統觀的相關理論。李晶（2009）在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政府的的生態責任研究中分析了政府生態責任缺失的原因以及在建設生態文明中政府應具備的責任，必須堅持以科學發展觀指導經濟建設，發展循環經濟，在經濟發展中實現生態保護；其次，加強對國民的生態教育，營造生態文化與道德體系，再次，健全政府生態制度；另外，推進生態保護的法制建設；最后，強化生態國際合作，注意保護國家的生態資源不被掠奪，警惕各種掠奪生態資源的形式，防止國家的流失，維護國家的環境權和發掌權。畢鐵居，吳紹琪（2006）在和諧社會與政府生態責任體系的構架中從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三方面介紹了和諧社會遇到的問題，從而提出了構架制度化的生態責任政府，首先政府樹立新的生態觀念，倡導正確的生態價值觀，矯正錯誤的自然觀念，堅持代內公平、代際公平與自然公平的辨證統一，堅持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辨證統一；其次，建立生態責任政府，完善政府生態責任，，明確資源產權關系，建立廣泛的資源環境有償使用制度等張存良（2007）在和諧社會中政府的生態責任中，提出政府實現領導者生態責任問責制和豐富政府生態責任履行方式等措施馮清（2007）在旅游業可持續發展中的政府生態責任研究中對旅游業可持續發展、政府、生態責任等概念進行了界定，并對相關理論進行了闡述，在此基礎上又列舉了政府生態責任引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分析了我國旅游業發展過程中存在的諸多生態問題及其原因，通過研究分析得出結論，政府生態責任的培育應做好以下工作:加快相應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走生態管理制度化的道路;在實現旅游資源“兩權”分離的基礎上，加強政府監管力度:加大科學合理的規劃與開發力度;加強宣傳教育，培養生態意識、樹立生態文明的觀念;抓住時機，大力推進生態旅游等措施宋寶莉.揭r紋.竇玉凱（2007）在企業承擔生態責任：構建和諧社會的第一步中，運用企業生態責任戰略地圖模式，分析之處企業承擔生態責任從長期看能夠增加企業價值，并探討了應如何增強企業的生態責任意識賈成中（2009）在企業生態責任的經濟學分析中認為，人類的經濟活動的直接執行者――企業的行為是直接影響人與自然關系的關鍵性因素，只有改變企業的行為模式，通過制度性約束改變企業的經營理念，變原來的“經濟人”為“社會人”，再向“生態人”過度，從思想上徹底改變，才是解決環境問題的根本。并據此得出結論：企業變“經濟人”為“生態人”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必然趨勢，是社會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人類社會活動對自然的一種責任體現。企業承擔生態責任是一個系統工程，首先，宏觀層面的政府政策引導將是企業生態責任實現的重要因素，即使是限制性政策也會為企業帶來無限商機；其次，產業政策、區域性政策以及行業協會管理等中觀經濟環境的完善和發展，是政府宏觀政策制度作用于企業微觀行為的“中介”傳遞功能實現的保證；最后，企業自身能力和素質的提升，是實現企業生態責任的內生決定因素，企業生態化建設是企業生態責任的實現路徑，同時，消費者等利益相關者的綠色選擇等外生變量亦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姚海靜（2006）在企業生態責任的哲學基礎研究中就企業生態責任的哲學基礎這一問題展開討論，從人性的視角分析企業生態責任的正當性，指出企業本質不是純粹的經濟組織，而是人性實現的場所。人性是企業責任的哲學基礎，人性的生態本質決定了企業必須對自然界承擔道德責任。從四部分來分析企業生態責任的哲學基礎:首先，企業生態責任的提出;其次，從企業本質著手尋求企業生態責任的正當性;再次，從人性異化的角度分析企業生態責任缺失的根源;最后，論述人性限度內的企業生態責任。

（二）博弈論的國內外研究現狀

隨著博弈論在中國的發展，研究者運用博弈論來研究旅游現象和問題，博弈的經濟模型的方法也被引人了旅游研究中(以經濟管理和應用數學專業為最多)。由于經濟模型能更為全面、更為便捷的反應研究對象的特性.因此，簡單的博弈經濟模型的在旅游研究上的運用是這一階段的代表。相關博弈模型研究主要以有限博弈和純策略博弈為主(局中人具體明確了一個非隨機性的行動計劃，即選擇一個策略的機率為100%，其它則為0，其中田喜洲、王渤(2003)建立不完全信息條件下旅行社與消費者對產品選擇的博弈模型，運用成本理論和博弈樹(序貫博弈)進行分析得出提高旅游市場效率的最佳策略選擇以及齊子鵬、黃昆(2003)建立旅行社間的價格競爭博弈模型并進行需求分析得出納什均衡策略集合，用以解釋旅行社業發生價格競爭的原因和價格聯盟終遭解體的原因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到了2004年以后，博弈模型的建立又向前邁近了一步。2004年以后的研究由有限博弈向重復博弈發展，同時由原來的純策略博弈向混合策略博弈(局中人可以按照一定的概率，隨機地從純策略集合中選擇一種純策略作為實際行動，即選擇一種策略的機率為0.4的條件下，選擇其它策略的機率相加為0.6發展。如:田喜洲(2004)通過建立旅游市場監督人員與旅行社，運用在完全信息條件下靜態博弈分析后，得出混合戰略納什均衡策略，來解決旅游市場效率低的問題而梁藝樺，楊新軍(2005)通過合作博弈與競爭博弈的優劣對比，運用合作博弈的研究方法，對旅游企業產品建立模型進行分析。并用合作博弈對旅游企業模型研究，提出單純的合作戰略或競爭戰略已經不能適應日趨復雜的區域旅游活動，合作競爭戰略才是新階段我國區域旅游活動開展的首選策略春宇，黃振方，舒小林（2009）在旅游地利益主體博弈關系變遷的演進論解釋中對現今旅游地利益主體關系研究成果進行梳理,辨析其研究現狀與不足,提出以旅游地演化理論為指導,從時空角度動態審視旅游地利益主體博弈關系的演化過程及其規律性、演示其關系的演化軌跡與邏輯內涵,在此基礎上構建了旅游地利益主體博弈關系演化理論研究框架,促使旅游地利益博弈達到一種能夠實現自我調節的動態均衡狀態。

三、結論

伴隨著旅游業飛速發展，旅游景區的生態安全已經成為當今社會普遍關注研究的重點，生態責任的研究已經成為近幾年的熱點，但是當前對生態責任的研究，基本上歸屬于純理論學科領域，還沒有構架起通向實踐領域、指導生態保護實踐的橋梁，不論是理論界還是在實踐過程中，對生態責任的研究只是局限于政府或者企業或者社區居民或者旅游者單個生態責任研究，并沒有就政府，企業，旅游者和社區居民四者之間構建一個和諧的生態體系，對旅游景區的長遠和諧的發展和解決當代民生問題的實踐并沒有搭建一個明晰的生態平臺。在建設和諧社會的視野中，如何確保生態和諧，如何構建生態和諧的責任體系，政府，企業，旅游者，和社區居民應該承擔哪些生態責任，怎樣實現其責任及其這四者之間的應建立怎樣的合作關系來確保生態和諧等等問題，都是現階段旅游景區所迫切需要解決的理論與現實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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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田喜洲.旅游市場監督博弈分析【J】經濟經緯，2004-03-040】

[16]梁藝樺、楊新軍.區域旅游竟合博弈分析,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2005-02-023】

篇7

關鍵詞：環境設計;環境設計理論;環境美學

一、成就與問題

2012年中國教育部公布了新的學科目錄，藝術學成為獨立學科，下設音樂、美術、設計學等門類。在學科目錄中，“環境藝術設計”更名為“環境設計”，與工業設計、工藝美術等專業并列成為設計學門類下的專業之一。之前，環境設計專業已經幾經更名：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成立時期，為室內裝飾（1957年）、之后為建筑裝飾（1958年）、建筑美術（1962年）、室內設計（1980年）、環境藝術設計（1988年）、環境設計（2012年）。其中，1988年專業名稱從室內設計改為環境藝術設計的初衷是將設計范圍由室內擴大至室外，包括建筑內部與外部空間設計、中小尺度的公共環境與景觀園林設計等，這一調整，也是當時國內外形勢所導向，有其必然性和深遠意義。而2012年“環境藝術設計”再次更名為“環境設計”，其初衷應該是希望該專業在教學目標上更強調“環境”而淡化“藝術”。這在藝術學下的設計學科已有先例，“工業設計”也曾將“工業美術設計”中“美術”二字去掉，以強調“工業”的重要性。回顧歷史，1957年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室內裝飾系成立之初，全系中心工作是為國家建設中的重點工程服務，主要從事室內與建筑外立面設計。這一期間著名的成果有人民大會堂、中國歷史博物館、民族飯店等室內設計與建筑裝飾設計作品。經歷最初成功后，1960年—1975年是該專業的低潮期，全中國每年十名左右的建筑美術專業畢業生竟然難以對口分配，當時能到城市公園綠化部門工作算是較好待遇。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中國啟動改革開放，出現由于對環境設計需求劇增而產生的設計真空，使設計學科的天平向室內設計等專業傾斜，并持續給環境設計專業帶來了近四十年的發展機遇。與同時期重要建筑常由國外建筑師領銜設計不同，大量國家級建設項目的室內外空間設計幾乎全部由中國自己培養的設計師完成。大量的設計實踐，取得了令人驚奇與矚目的成就，并使一大批室內設計師和景觀設計師快速成長為環境設計專業中堅力量。幾個約略數字可以概括這一時期的發展：全中國開設環境藝術設計專業的大專院校由1977年之前的一所，增至現在的一千余所；每年培養的該專業畢業生由1977年之前的十幾人，增至現在的十余萬人；2000年后，全國與環境設計相關的設計或生產從業人員維持在一千萬人左右，產值年均二萬億元以上。[1]如果說環境設計的輝煌成果源于其一直倡導的設計實踐，那么存在問題也在于由于偏重實踐而欠缺對專業理論的梳理與研究。環境設計專業大多設在美術或設計類院校、少部分設在工科院校中，環境設計教學的理論主要是從藝術學、建筑學、風景園林學等學科理論“拿來主義”式的應用，自有的專業理論一直沒有形成體系。以作者所在的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環境藝術設計系為例，本科學生在低年級的理論課程為藝術哲學、藝術史、設計史等，高年級的理論課程為設計程序、建筑史、園林史等。針對環境設計專業自身理論研究的不足，使得學科發展與教學實踐出現一些問題，如：環境設計專業的學術地位與其對社會的巨大貢獻不相匹配；對專業水平的評價標準在藝術學、建筑學、風景園林學各自評價標準之間游走，缺乏本專業自成體系的評價方法與理論；部分學生或專業人員缺乏恒長的專業自信，難以終身投入環境設計事業等。

二、專業定位與理論依托

環境設計是由“環境”與“設計”二詞構成，“環境”是對“設計”的定位與約束，“設計”是對學科與學術方向的表達。環境是個總體概念，從尺度區分，可以被表述為宇宙環境、地球環境、國土環境、生態環境等“大環境”；也可以被表述為城市環境、社區環境、建筑環境、室內環境等“小環境”。在教育部學科目錄中對環境設計服務范圍的解釋是“公共建筑室內設計、居住空間設計、城市環境景觀與社區環境景觀設計、園林設計等”，明確地表述環境設計專業研究所指的環境為“小環境”。無論是“大環境”或是“小環境”，“環境”是環境設計專業的關鍵詞，是專業研究的的核心概念。研究環境，是要研究在環境之中的所有關聯者，包括人、其他生命共同體、物與事等各個要素在環境中的關聯關系與變化關系。關于理論與實踐孰先孰后問題，某些特定學科中，是理論指導實踐，如在物理學、化學等理科研究中。在建筑設計學科中，理論與實踐是交互跟進的。而在環境設計專業，實踐先行、理論跟進是目前設計專業的一般常態。在當代學科互動的大背景下，藝術設計學學科的理論體系也在進行著交叉、重構的重大調整，原有的藝術學、建筑學、園林等經典理論與原則也被不斷質疑和重新詮釋。基于此，作者認為，在環境設計的專業理論探討與教學過程中，除了已有的藝術學、建筑學、風景園林學等學科理論外，應加入對當代環境學、生態學、人類學、地理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研究，特別是強化對環境學與美學交叉研究的成果——環境美學的研究，應使環境美學成為環境設計專業的重要理論依托。對環境美學的深入研究，特別是彌補當代環境美學對中、小尺度環境與美學關系研究的空白與不足，可能是環境設計專業建構自主專業理論框架的主要基礎與路徑。

三、理論研究的重點

作者認為，當代環境美學與傳統美學的思辨與論爭對環境設計發展有著重要影響，環境設計理論研究的一部分重點應從此處開始。傳統美學是以藝術為主要研究對象，運用哲學觀點探討藝術問題，運用藝術來探討美的哲學。傳統美學源遠流長，18世紀，由于康德的思想體系和啟蒙主義運動，美學開始擺脫對宗教的附屬地位，繪畫、音樂、舞蹈、藝術與設計等在此背景下獲得長足發展。時至今日，傳統美學是中國乃至世界大部分國家藝術與設計教育的主要理論來源，傳統美學的審美認知經驗和藝術規律，如對稱、均衡、節奏、對比、變化、統一等形式美原則一直左右著藝術與設計的審美方法和評價模式。長期以來，傳統美學認為：高層次審美是通過對靜止的藝術作品“無功利靜觀”而獲得，而欣賞自然環境是無法達到“無功利靜觀”的。自然環境可以被普通大眾欣賞，而藝術美只能被藝術工作者創造，并被藝術“熏陶”，懂得“美學趣味”的鑒賞者所感知，所以，藝術美始終高于自然美。自然美被置于藝術從屬地位的另一個觀念是作為傳統美學分支的“如畫性”（Picturesque）美學觀，“如畫性”環境就是適宜入畫的環境，其主旨是像欣賞風景繪畫一樣地欣賞自然環境。在此理念下，自然環境被貶低為欣賞“如畫性”環境的客體與素材，畫家從大自然中挑選出諸如高大偉岸的樹木、曲折有趣的小路、婉轉的河流、巍峨的遠山、神秘的建筑等入畫，而人們依此“美學趣味”對大自然進行有選擇的欣賞。“如畫性”環境支配了人們的環境觀與欣賞文化，并在十九世紀浪漫主義運動中達到頂峰。應當客觀地承認，“如畫性”美學觀對人們認識自然美、保護自然起到一定的歷史作用。直至當代，這一美學觀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人們的環境審美模式，成為整體與深刻地理解生態環境的“障眼油畫布”，即使是專業人士，如環境設計專家或設計者在評價設計作品水平高低時經常有意無意地將“如畫性”作為評價依據。當代環境美學對傳統美學將自然美置于藝術美之下和“如畫性”美學觀的批判構成了其理論建構的起點。當代環境美學認為：自然環境是一個整體，所存在的一切都有其內在聯系與存在意義，都是美麗的，而非只有“如畫性”才是景觀；自然環境的美不僅在于傳統美學所關注的形式、線條、色彩或構圖，也在于隱藏在自然表面下的生態關聯帶來的健康的美。因此，將環境審美定義為風景畫一樣的主觀審美是一種不成熟表現；除了“如畫性”景觀，包括濕地沼澤、雪山沙漠、海洋深處、平凡的日常景觀在內的一切自然環境都應該成為審美對象。應借助生態科學、地理學、自然史等知識幫助人們對自然環境進行正確、深刻的鑒賞。在此基礎上，當代環境美學提出“自然全美”的理念，倡導培養人類對于自然環境具備包含倫理關懷和整體意識的新審美觀。自然全美理念打破了傳統美學對自然環境“有選擇審美”的舊有意識，使當代環境美學與環境學、生態學一道，站在了哲學理論研究的最前沿。環境美學是銜接藝術學與環境學的重要橋梁，對環境美學理論體系的深入分析與參與研究是環境設計專業教育與理論工作者不可回避的選擇。當代全球學者對環境美學理論的研究尚屬開端，其在宏觀目標與大尺度自然環境（大環境）領域的研究比較深入，但對城市環境、人工技術環境以及中、小尺度環境（小環境）與美學關系的研究多有欠缺，對這些理論盲區的探討，應是當代環境設計專業理論建構的主要課題。

四、專業理念的再調整

以人為本，為人類生活而設計，是設計界一直遵循的定理。設計界據此理念，在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為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福祉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在當代，以人為本的信條正在逐漸被動搖。與以往思想觀念的變革經常開始于藝術界或設計界不同，這一次變革的聲音始于生態學界，尤其是深層生態學。1973年，哲學家阿倫•奈斯發表了《淺層生態運動和深層、長遠的生態運動：一個概要》一文，該文對當代人類面臨的整體環境問題進行思考，開創了當代環境理論研究的重要領域。深層生態學主要有以下幾個觀點：首先，反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與邏輯思維，“深層生態學所持的是一種整體主義的環境思想，是把整個生態圈乃至宇宙看成一個生態系統，人類只是該系統的一部分，是生態圈網上或內在關系場中的一個結。人類的生存與其他部分存在狀況緊密相連，因此，人類無權破壞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如果自然受到損害，人類也好不了。據此，人類應該對與自然的關系作批判性思考，并對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根本性變革。”[2]其次，在對待自然資源與自然倫理問題上，深層生態學主張人類不是地球的主人，只是客居大地的居住者，地球資源由生態圈所有生命共同體共享，因此，作為具有強勢的人類應該自覺發展一種使用較少資源滿足基本需要的生活方式，當對資源的需求與其他生命共同體的基本需要發生沖突時，人類要學會謙讓。再之，在環境教育問題上，深層生態學認為要通過教育的方式使大眾認識到當代消費經濟的不可持續性，人類從自然環境中索取已經非常多、日常消費品已足夠充足，應該認識到當前社會發展模式、人類價值觀都是生態危機的主要根源之一，并將重點放在對環境的保護而非開發上。改變危機的方法只有對現有社會、經濟、文化模式的深刻改造。在對待人類發展與建設問題上，深生態學呼吁應該最小而不是最大地影響環境與生態（最小干預原則）。對必須的建設行為應“手段簡樸，目的豐富”（Simpleinmeans,richinends）。[3]世界范圍內的環境惡化已經持續幾十年，不僅沒有改善，反而愈演愈烈，這種狀況加速了深層生態學觀念在學術界、理論界和普通大眾中的認同感與支持率。深層生態學理念對設計界的影響早已存在，無論是理念探索、藝術創作，還是設計作品都有越來越多的人關注生態與環境問題，并從各種角度回應環境保護、生態圈生命共同體繁榮與共存等時代問題。作者認為，環境設計專業作為以“環境”為本的設計專業，應當率先從宏觀整體考量設計的本質與當代目標，適時審視“以人為本”原則是否仍可詮釋環境設計的全部責任？是否應該把對生態環境、全生態圈與生命共同體的整體利益作為新的服務目標加入專業理念中？

結語

通過全文分析，作者有以下幾個結論：第一，環境設計專業是中國特有的專業，在國外學科目錄中沒有與之名稱相同的專業，而在中國，它是具有本土特色、在特定歷史時期創建，并逐漸發展成熟的獨特學科專業。第二，環境設計專業有以設計實踐為主的專業特征，設計實踐的多元與豐富，是該專業對國家、對社會的重要貢獻。第三，環境設計專業的進一步發展與提高，需要有其專業自身理論建設及學術支撐。除了已有的藝術學、建筑學、風景園林學理論基礎外，也要融入對當代生態學、環境學、地理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的深入探討與研究。第四，建立在對傳統美學反思與批評基礎上的當代環境美學應成為環境設計的重要理論依托，對其研究與發展，應該是環境設計專業建構自主專業理論框架的主要路徑之一，而對“以人為本”理念的質疑與修正，體現出環境設計專業對當代全球關注的生態環境保護目標的同步共行。本文試圖通過梳理環境設計發展脈絡，嘗試對其學科專業理論建設進行深入思考。文章定有偏頗之處，希望得到關注、批評與討論，以共同促進環境設計專業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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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 “回流式”市民化 “接替―融入”路徑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深入，農民市民化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老一代農民工“融不了城，回得了村”的狀況，使得他們在農村―中小城市（縣城）―大中城市流動往返的鏈條上最終選擇了返回農村。當下，新生代農民工“融不了大城，回不了村”，他們在農村―中小城市（縣城）―大城市流動的鏈條上不知歸宿在哪。這不僅是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現實問題，也是一個需要闡釋的理論問題。

結構化理論與新生代農民工“回流式”市民化

許多學者對市民化的含義都給予界定。陳映芳（2003）、馬用浩等（2006）從狹義角度認為“市民化”是指農民、進城農民工等獲得作為城市居民的身份和權利的過程，比如選舉權、受教育權、社會保障等。文軍（2004）從廣義角度認為市民化就是從農民轉變成市民并獲取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各方面權利，進而全面轉向城市市民的過程。①

吉登斯結構化理論認為，結構具有制約與使動的雙重性。不應將結構等于制約，結構總是具有一定使動性，使動性指的是為行動者提供一批具有意義、價值的手段或選擇，但這種選擇顯然受到了高度的制約。②社會結構本身具有再生產和變遷的雙重性質，結構再生產與結構變遷都是行動建構的結果，社會結構是行動的中介。③結構化理論為新生代農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機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理論解釋框架。外部結構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既有制約又有使動，個人主體的意愿、能力把結構中的規則與資源進行轉換，使之成為他們市民化服務的各種條件。大中城市的制度安排、輿論態度及經濟環境等外部結構因素制約著新生代農民工通過自身的各種策略性途徑、行動實現市民化的目標。但是中小城市的外部結構，比如身份戶籍取得難度較低、市民化成本不高、輿論態度的接納等為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提供了有利條件和空間，作為市民化的主體行動者，他們的目的性市民化行動具有強大的能動性，不斷再生產或維系原來的大中城市外部結構，同時也推動著中小城市結構的變遷，擴展了行動者自身在市民化地域進行選擇的空間。

新生代農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是主體因素與外部結構因素互動的結果，是行動主體依靠自身的積極行動去適應城市生活的一個過程，也是制度安排、經濟環境、大中城市輿論態度推力以及中小城市外部結構性空間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吸納過程。

新生代農民工“回流式”市民化理性化的過程

隨著城鄉經濟社會的發展，由流動到遷移激發進城農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同時，我國“漸進式”的改革開放政策等外部條件，為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創造了廣大的空間與條件。

“回流式”市民化是新生代農民工對自身所擁有的市民化能力及生活境遇不斷反思、調節的能動選擇的結果。在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看來，人類社會的個人行動是一個具有反思流的行動模式。在具體的社會實踐活動中，個人的行動是一個具有目的或意圖的能動行為，這樣的一個能動行動包括動機的激發過程、行動的合理化過程和行為的反思性監控過程等三個方面，這是一個不斷積累、不斷調整的過程。自從社會轉型為農村人口提供了流動的空間和可能以來，進城農民工成為一個能動的行動主體，他們在外出務工、職業獲得及“回流式”市民化的過程就是一個具有意圖的行為，不僅他們對自己所作出的行為具有明確的動因，而且他們作為行動者能夠不斷地將自己的行動加以合理化調節，并不斷對自己的行動進行反思性監控，這是一個不斷累積成長、不斷調節定位的過程。

“回流式”市民化是新生代農民工“利益整合-發展理性”的行動邏輯的結果。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農民外出務工的動因和發展目標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對于農民動機及其行為邏輯的研究，學者從不同視角進行過多層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總體而言，關于農民經濟動機及邏輯，經典理論大約有三種學說，分別是生存動機、利潤動機、效用動機和結構論等。④在老一代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的行動邏輯區別上可以概括為生存―貨幣邏輯和利益整合―發展理性邏輯兩個分析框架。新生代農民工在個體特征和市民化意愿及能力方面遵循的是利益―發展的行動邏輯。利益―發展的行動邏輯中的利益不僅包括個人利益還包括家庭利益，發展也不僅包括個人的發展還包括家庭發展的內容。在個人與家庭、結構與行動之間來遵循他們的利益―發展的行動邏輯，這是他們選擇“回流式”市民化的內外環境互動的結果。

“回流式”市民化是新生代農民工對自己市民化能力和外部環境間反復權衡與社會定位的動態建構的結果。在新生代農民工回流式市民化的情境中，他們作出最終的決定是綜合考量多種因素的結果。大部分是為了某一個具體目標，比如，小孩的上學問題、老人的養老問題等。當然從新生代農民工主體的角度來講，最終能否成功回流，還需要一定的條件，比如自身的市民化經濟條件、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等，這個條件是歷史和現實情況所設定的社會情境和個體生命歷程中生活事件的發生。這種反復權衡的過程是一個個體的生命歷程、家庭和社會歷史性條件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社會歷史性條件即國家對小城市戶籍制度的放開、縣域經濟的發展和國家城鄉一體化發展戰略條件。

新生代農民工的“回流式”市民化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也是他們重新進行自我社會定位的結果。不管在經濟收入、接受知識能力水平、城市社會生活實踐還是從個人綜合素質層面來說，新生代農民工相對于一直滯留在農村社會的農民來說具有明顯的優勢，在農村社會中應該說是處于核心位置的群體，但是由于他們沒有在農村社會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經驗，導致他們在農村也處于邊緣化位置。然而，他們在大中城市“在場”卻也處于邊緣化位置，主要表現在職業選擇、勞動報酬和社會保障等方面處于劣勢地位。在這樣的一種社會情境下，新生代農民工如何追求自己的價值也會影響他們的選擇。很大程度上來說，他們選擇“回流式”市民化在主體因素上主要是因為對這種“缺場”邊緣與“在場”邊緣的權衡，他們自身的社會定位是影響其城市化路徑選擇的主體性因素之一。

“接替―融入”的市民化路徑

新生代農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是一種接替原來居住在小城市居民向上流動后留下的空間位置的行為。社會流動在現代社會是一種常見的合理的社會現象，社會流動總的趨勢是社會各個階層不斷地往上流動，當然也有一些是水平流動。原來居住在小城市的居民由于自身積累的人力、經濟和社會資本為他們向上流動提供了資源，他們向上流動的行動邏輯也從早期的生存邏輯、經濟邏輯發展到了發展理性邏輯⑤，與此同時，國家各種有利于人口向上流動的機制也在不斷頒布和貫徹落實，在個人向上流動意愿、能力和國家宏觀政策的合力作用下，為原來居住在小城市的居民提供了向上流動的可能和渠道。

新生代農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是一種主動建構型的城市融入。隨著社會經濟條件的發展，新生代農民工的物質生存環境有了一定的改善，同時，他們的社會生存環境也在不斷改善。新生代農民工不僅在現代生活方式，而且在市民化地域選擇上的主動建構都表明他們在城市社會制度性和城市居民排斥面前已經不再被動，而成為能動的行動主體。他們不同于老一代農民工像候鳥一樣往返于大城市―中小城市―農村的流動鏈條上。他們有了更強的進城意愿和融入城市的能力，各類城市戶籍有差別的變遷、城鄉建設一體化的浪潮給新生代農民工提供了向上流動的渠道，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他們不斷建構自己的市民化自主探索路徑。總的來說，新生代農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是行動主體嘗試的一種“接替―融入”的市民化路徑。

（作者單位：江西師范大學政法學院；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項目“社會轉型時期新生代農民工城市社會適應問題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1YJC840024）

注釋

①[澳]馬爾利姆?沃特斯：《現代社會學理論》，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第59頁。

②王志浩：“農民工流動行為結構化維度分析”，《學習與探索》，2010年第4期。

③胡杰成：《農民工市民化研究―一種社會互構論的視野》，2009年，華中師范大學博士論文。

篇9

一、作者及作品簡介

安妮特?拉魯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院教授，2014年任美國社會學協會主席。1974年，安妮特獲得加州大學圣克魯斯分校社會學學士學位，1978年、1984年分別獲得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碩士與博士學位。她的研究領域集中在社會分層、家庭教育、民族志研究和兒童研究，代表著作有《不平等的童年》、《家庭優勢：基礎教育中的社會階層與父母干預》、《社會階層：它是如何發揮作用的？》，《選擇家庭，選擇學校》即將付梓。

二、著作介紹

《不平等的童年》是安妮特?拉魯的一部最重要的作品，重點討論“社會分層對人生機會的影響”這一話題，并挑戰當下美國關于社會不平等的流行觀點。美國社會相信命運掌握在個體手中，認為成功與個人的天賦、能力、品質、特性有關。也就是說，一個人可以通過自己的才能、努力和辛勤勞動創造人生機會，取得成功;而那些失敗的人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們在天賦、能力和努力程度上有差別。這些文化信念為美國人對如何看待不平等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框架結構，并以此來審視社會生活中的不平等現象。而安妮特質疑這種將人生機會完全與個體特性關聯的觀點，并從個體與社會結構的關系解釋社會生活的不平等現象。她指出，我們生活在一個資源分布極不均等的社會，有些資源會通過代代相傳延續這種不平等，并將眼光轉向家庭，認為家庭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會有規律、有系統地塑造孩子的生活體驗和人生成就。也就是說，家庭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與擁有的社會資源會通過一定的方式影響和塑造個體人生機會。

在章節的結構安排上，安妮特主要通過日常生活的組織、語言的使用、家庭與公共機構的互動等三部分有序地鋪呈數據資料和相關論點。

第一部分講述不同社會地位的家庭在日常生活組織方面的差異，包括孩子的衣食住行、生活節奏、家境等。中產階級家庭的日常生活緊張而忙碌，家長為孩子安排了大量有組織的活動，如踢足球、打棒球、打籃球、游泳、彈鋼琴、拉小提琴、參加話劇團等，孩子的非正式活動如看電視、與兄弟姐妹在院子玩耍等相對較少，并且他們很少會在孩子面前提及金錢和經濟問題，在日常花銷方面有充足的財源。工人階級和貧困家庭的孩子的日常生活相對是自由而閑散的，由大量非正式的自由活動構成，如看電視、到親戚家串門、在街上玩耍、騎自行車等。他們參加的有組織的活動，如打籃球、學校合唱團和主日學校等非常有限，而且在這些家庭中，錢是一個經常被討論的話題，家長為滿足一家人的衣食住行盡量節省，孩子也非常清楚家庭的拮據經濟境遇。然而，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困家庭的日常生活差異只表現在參與的有組織的活動數量上，這使得不同社會地位的孩子逐漸生成不同的生活技能。

第二部分展示日常生活中語言使用的階層差異。中產階級家庭會培養孩子的語言表達能力，而工人階級和貧困家庭則強調語言的實用性，在與孩子的交流中常會使用指令性語言。在中產階級家庭中，父母會通過日常生活中的磋商發展孩子的詞匯和表達能力，培養他們講道理和談話的技巧，鼓勵他們和成年人交流并自信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例如，亞歷山大在看醫生時表現出來的優越感，就是通過他運用語言控制醫生對他的看法來塑造和發展的。但這種方式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常會導致日常家庭生活出現大量的討價還價和牢騷抱怨。在工人階級和貧困家庭中，語言的使用是為了實用，主要不是為了培養孩子的說理能力。家長與孩子交流時常會使用指令性語言，如去洗澡，而非進行大量磋商。例如，麥卡利斯特女士不會試圖擴大哈羅德的詞匯量，不會刻意培養他的語言天賦，也不會通過講道理告訴他如何做。她只是給孩子一些簡短而清晰的指令，要求他們順從和執行。哈羅德也很少會挑戰大人發出的指令，也不會試圖同父母理論或磋商。正因如此，孩子很少會跟大人討價還價，沒有機會學習新的詞匯，也沒有機會練習如何跟大人協商一些事務與提出或總結自己的想法、觀點和理由。安妮特指出，正是不同社會地位家庭的語言使用，造成他們的孩子在學校教育中的受益程度不平等。學校教育優先重視詞匯量、知識量和說理能力，所以中產階級家庭和學校教育實現語言契合，使他們的孩子可以在日常生活的語言訓練中增益各種形式的“資本”，而工人階級和貧困家庭的孩子由于日常生活中沒有相應的語言訓練，他們就會在學校教育中處于弱勢。

第三部分論述家庭與公共機構互動過程中的階層差異。安妮特強調每個個體都生活在一定的社會結構中，依據一定的規范和習慣與公共機構互動。中產階級家庭與公共機構之間的界限是流動的，家長可以在這條界限的兩側來回穿越，果斷自信地干預、調解孩子的生活。這種方式會帶來兩種收益，一是孩子會獲得一套與公共機構互動的詞匯，并認識公共機構取向;二是這套溝通詞匯會使他們與公共機構的互動更加個人化，符合自身的具體需求。工人階級和貧困家庭的家長在與公共機構打交道時，常常期望機構工作人員能承擔起領導的角色。他們尊重公共機構工作人員的專業技能，對他們恭順而非苛求，尋求他們的指導而非提出建議。但這種恭敬態度的背后潛藏著一些抵制成分，家長會當著孩子的面指責教師的不公平、不可信賴，并鼓勵孩子違反學校紀律，如讓孩子在教師看不到的情況下打那些襲擊過自己的孩子。這種抵制還帶有一些敵對色彩。因為當學校職員認為孩子在家遭到虐待時，他們有權采取相應的行動，告知有關機構將孩子從家里帶走。

在與公共機構的互動中，中產階級會通過搜尋各種機會，替孩子激活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但社會生活的復雜性及社會地位傳輸技巧的差異，會讓資本的激活并不總是產生收益。具體到教育領域，主要有三方面原因會造成文化資源的運用失利。第一，家長的干預可能會讓孩子感到壓抑和不自在，降低他們努力學習的動力，無法很好地激發學習熱情。第二，家長和教育工作者在定義“有幫助的行為”上存在差異，家長做出的位于教育工作者定義之外的行為會被忽視或懷疑。如經常不在學校表格上簽名的家長會被認為是的。第三，在社會地位資源相當的家長中，總有一些家長要比其他家長能更有效地激活利用資源。

安妮特通過這三個范疇的家庭活動，總結出不同社會階層家庭教養的文化邏輯：中產階級家庭傾向于采用協作培養（concerted cultivation），注重培養孩子的潛力，強調孩子要參加有組織的活動，發展他們的語言和說理能力，主動干預學校教育。在這個過程中，中產階級的家長會向孩子傳輸差別優勢（transmission of differential advantages），讓他們逐漸生成一種優越感，積累不同形式的文化資源。由于這些兒童的教養標準與公共機構推崇的教養標準有很高的兼容性和一致性，他們將來步入社會時，可以通過一定的激活方式，將這些資源轉化為具有不同形式的價值。工人階級和貧困家庭傾向于采用成就自然成長（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讓孩子經常與親戚或鄰居家的小孩一起自由玩耍，很少參加有組織的活動。他們不會刻意培養孩子的語言能力，在家中使用指令性語言，很少與孩子商量、講道理，在與公共機構打交道時常處于被動、順從的地位。在這個過程中，孩子會逐漸生成一種局促感，沒有習得公共機構所倡導和培養的能力，在未來的成年生活中可能會順延家庭的社會地位及與公共機構的互動方式。安妮特強調，日常生活中的互動細節正是社會階層形成過程的生命線，勾勒出不同社會地位的家庭傳輸階層優勢的機制。

三、主講者評論

我現在是北京師范大學博士二年級的學生，正準備博士論文的開題。家庭教育一直是我比較感興趣的領域，也一直嘗試著解釋為什么不同的家庭中成長的孩子會走向如此不同的人生。在學習中，我看過很多關于社會結構再生產的研究文章，大多探討家庭的社會資本、文化資本與學校文化內在的連續性，論證社會結構是如何通過學校教育的途徑實現復制的。但它們并沒有從根本上觸動我，打動我。家庭仍然是一個“暗箱”，我們不知道它究竟對孩子做了什么，才最終導致他們走向不同的人生。在一次閱讀中，我驚喜地發現安妮特?拉魯的《不平等的童年》喚醒了我，仿佛讓我看到我和我的家庭的影子，看到父母辛勤養育的不易，也看到社會地位帶給他們的局限、無奈和悲哀。換句話說，安妮特的書就像是一種“預言”，我們會看到家庭、父母以及父母為孩子做的事情，也會看到不同的家庭培養出的不同孩子，預示著孩子將來的社會地位及人生命運，但彼此并不是絕對的因果關系。

《不平等的童年》一書包含大量生動活潑的事例，通過這些事例，我們可以反觀個人的成長經驗和中國本土社會現象，思考家庭教養方式與個人發展機會之間的關系。比如：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父母是通過哪些教養方式培養我們的？父母注重培養我們的哪些能力、品質？這些培養方式是否讓我們維持、獲得、突破一定的社會地位？我們還可以思考，什么樣的家庭可以世代沿襲富貴，而什么樣的家庭“富不過三代”;什么樣的家庭會世代受苦受窮，而什么樣的家庭會“出貴子”。以前在討論“富貴與貧窮”的問題時，我們習慣性地從“個人主義”視角思考問題，從個人的特性、品質、勤勉程度來評判他們的成功與失敗，家庭、父母則是隱性的，或很少起作用。當然也有一些言論強調家庭、父母很重要，但我們不知道這些在何種意義以及哪些方面上有重要性。閱讀完《不平等的童年》，我們就知道要學會轉換思維，看看家庭、父母在這個過程中能起到什么作用，能在哪些方面起作用，以及怎樣發揮作用，而安妮特給出的答案是：有組織的活動、語言的使用、與公共機構互動的技巧。

然而，安妮特的《不平等的童年》并沒有讓我因此而駐足。中國社會從來就有“砸鍋賣鐵都要供出孩子”的貧苦家庭，父母的艱辛、掙扎、堅強、隱忍、意志、智慧等品質讓他們通過各種顯性、隱性的方式培育孩子，讓孩子最終走向不同的人生。這一直都深深地打動著我，鞭策著我，一定要探尋家庭培養機制的秘密通道。每一個家庭、每一位家長都應根據自身的具體情況，勾勒一個合情、合理、合經濟、合文化的育兒框架，為孩子創造更好的人生機會。

討論

觀點一：家庭價值觀念傳遞階層差異

一位在工人階層家庭中長大的同學談道，他的父母教給他的最重要的價值觀念是誠實。他小時候特別喜歡到電子游戲廳玩游戲，還會對父母撒謊。有一次，他正在游戲廳中玩游戲時，突然背后有人揪住他的耳朵，他說：“別揪了，我正玩著呢。”沒想到更用力地揪住他的耳朵的那個人正是他的父親。于是，他老老實實地跟著父親回家。一路上，父親一句話也沒說，回到家先讓他吃飯，沒想到的是吃完飯就開始拿出皮帶抽打他。打完后，他的父親就跟他說了一句話：“人可以什么都沒有，但不能撒謊。”父親的這一句話一直指引著他走到現在。他認為，協作培養和成就自然成長這兩種教養方式并不是兩條平行線，分屬兩個社會階層，二者之間有一定的交織成分。

但一位出生在知識分子家庭的同學卻認為，工人階層主要傳遞是與非的價值觀念，孩子們學到的可能是線條式的思維方式，并且家庭不會那么細致地卷入孩子的生活中。她是在中產階層家庭中長大的，她的父母是按照自己的成功方式來培養她，教給她的是一種辯證的思維方式。比如，用辯證的方式看待誠實與謊言，可以說善意的謊言等。在面對具體生活過程時，個人選擇則是價值觀念的實踐過程，如在大學應選擇參加什么社團，是藝術團，還是辯論隊等。

安妮特在本書中指出，中產階級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會逐漸生成優越感，而工人階級和貧困家庭的孩子則會逐漸生成局促感。一位在鄉鎮教師家庭中長大的同學結合自身的經歷和中國社會經驗，認為“優越感”和“局促感”這兩個詞不太貼切，應該換為“自信感”和“自卑感”。他認為，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會逐漸形成自信感，如果一個人的自信感比較強，他會更主動、積極，而且耐挫力會很強。這種耐挫力非常重要，它能夠支撐一個人在失敗后能夠繼續嘗試、努力，直到獲得成功。而工人階級和貧困家庭的孩子會在成長中逐漸生成自卑感，對一個自卑的人來說，他在挫敗后很容易選擇放棄，甚至陷入自我詛咒之中。

一位同學結合自己在云南縣城的調研經歷談道，不能絕對地看家庭處于哪個社會階層，應該動態地看家庭在當地社會環境中所處的地位。例如，云南縣城的工人階級，或者有教師收入的家庭就屬于當地的社會地位相對較高的階層，他們的孩子在各方面的發展可能會比北京市中產階層家庭的孩子還要更好一些。

觀點二：社會地位傳輸的封閉性與開放性

安妮特在書中強調，不同社會地位的家庭通過協作培養和成就自然成長這兩種家庭教養方式，給孩子傳遞出不同的特質，發展成孩子潛在的資源與價值，在一定程度上也預示著社會地位的結構復制。因此，我們就社會地位傳輸的封閉性與開放性展開相關討論。

閱讀《國家、社會階層與教育：教育獲得的社會學研究》（劉精明著）時，鄭新蓉教授將中產階層和底層之間的界限比喻為一個井蓋，而這個井蓋并不完全封閉，總有幾個小洞口，底層可以透過洞口看到井蓋之上灑落的陽光。這說明底層可以通過個人特質、勤勉努力和貴人扶持等方式實現社會流動。而安妮特的《不平等的童年》將我們的視角轉移到家庭領域，其意義與價值在于引發我們思考：什么樣的“富門”可以維持富貴，什么樣的“富門”卻只能維持“三代”，而又是什么樣的“寒門”可以培養出“貴子”。

在生活中，總有一些人能突破底層社會地位的限制，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所以，社會結構并不能完全決定人們在社會中的位置。雖然學校是國家的機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復制社會結構的功能，但教師和家長不是機器，他們在個體實現社會流動上具有重要的能動作用。

在這一方面，一位博士生認為，安妮特提出這些觀點，是對布迪厄理論的反思和批判，在論證家庭關系是如何符應與公共機構的對應關系。鮑爾斯?金蒂強調家庭場域和學校場域的符應，而安妮特主要強調家庭和公共機構的一個預演。他還提出，在當今社會要改變底層命運，是否可以復制中產階層或突破階層的“貴子”成功經驗，讓其在底層階層中傳遞，實現跨階層的社會流動？

觀點三：從書本回歸個人經驗

一位在大學從事中文教學的女教師在反思子女教育中的不成功之處時，指出她很重視培養孩子的閱讀能力，但這恰恰是讓她倍感失落的地方。她的兒子對軍事、航空方面的圖書很感興趣，但她認為應該培養孩子在詩歌、文學方面的興趣，這對孩子將來的發展更重要，所以從小就給孩子買相關磁帶和書籍，令她奇怪的是，她兒子一直都很排斥。她反思是因為自己在培養孩子上的很多細節化的內容沒有建構起來，只是給兒子買很多書，跟他說什么時間應該看什么書，并沒有跟他展開進一步的交流。

一位在職女博士談道，她一直將書中的內容與“我是怎么成為我自己的”這個生命歷程勾連起來，同時將“我怎么讓我的孩子成為將來的他”的育兒經驗勾連起來。她說她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她和愛人總是用成人的對話方式跟孩子對話，久而久之，孩子也就會學會成人之間的對話方式了。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

備忘

讀書可以讀深、讀淺，有時也可以像吃蘋果一樣咬一口地讀。但是，真正的讀書應該要看到書的背后，看到書的理論來源，跟所有的學術淵源掛鉤。同時，也要聯系個人經驗，可以是自我的經驗、群體的經驗，也可以是我見聞到的經驗。我在讀這本書時，會不斷地回想自己的育兒經驗，但作為一位母親的我的閱讀和作為一位學者的我的閱讀，是很不同的。

篇10

關鍵詞：土地利用；特點；方法

中圖分類號： C35 文獻標識碼： A

一、土地利用規劃的特點

1、公共政策屬性

土地利用規劃是基于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而產生的，具有與社會經濟同步演化的特點。總結國際上土地利用相關規劃的特點，土地利用規劃總體上可分為以科學和理性為特點的藍圖規劃階段、系統綜合為特點的過程規劃階段以及倡導人的社會價值理念為特點的參與式規劃階段。中國處于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階段，規劃更應該采用過程規劃模式，土地利用規劃不僅是描繪未來變化的圖景，更重要的是通過行動綱領和政策的制訂，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變化，引導社會經濟和環境的發展方向、行動步驟，促進社會經濟在客觀規律和規劃的綜合作用下，符合未來發展的要求。因此更具有政策屬性，在某種程度上，土地利用規劃成為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工具或者一部分。

2、綜合性

綜合性不僅僅是指傳統意義上的自然、社會、經濟和生態的綜合，部門的綜合，多學科的綜合，更強調作為政治、經濟、環境、社會與土地利用空間相互作用基礎上的綜合。中國的土地利用規劃編制過程中也經過大量的社會經濟調查和預測，在規劃的內容中也有社會經濟的內容（人口、GDP等），但是這些社會經濟的分析、預測及結論均未很好地轉化為規劃的組成部分，或者并沒有有機的結合進規劃內容之中，兩部分是脫離的。而實際上，土地利用規劃是將社會經濟和環境發展的內容轉化為空間層次的內容，土地利用規劃通過協調和調節土地使用關系，建立社會經濟和環境要素在土地使用上的關系，為社會經濟和環境發展提供空間支持。因此，土地利用規劃的綜合性體現在土地利用系統和社會經濟和環境系統的相互作用之中。

3、空間層次性

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使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財權、事權等方面有了不同劃分。具有鮮明政治經濟特點的土地利用規劃也相應的有所不同。土地利用規劃的空間層次性體現在不同層級的土地利用規劃有不同的目標、內容、方法和保障手段等。

二、土地利用規劃方法

土地利用規劃的方法取決于規劃的理論或模式。首先，不同發展階段的土地利用規劃方法有所不同。需要指出的是，新方法的產生并不意味著舊方法的失效，隨著問題導向的土地利用規劃的發展，方法也在不斷地發展之中。其次土地利用規劃的要素綜合性和學科集成性決定了其方法的多樣性，總體上可分為普遍的方法和具體的方法兩個層次。

1、土地利用規劃方法比較

原國家土地管理局制定的《縣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編制規程》規定土地利用規劃必須在土地利用現狀分析和各類用地需求量預測的基礎上綜合考慮社會、經濟和生態效益，協調各部門和產業間的用地矛盾。但《規程》中沒有給出具體“綜合協調”的方法，導致實踐操作中，地方只是將各類用地需求預測結果拼湊成一個規劃方案，提出了各類用地間的矛盾，而對于如何解決這些矛盾，即如何進行矛盾的“綜合協調”這個本質而關鍵的問題卻懸而未決。為了有效利用土地資源，保證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生態環境，減少人為因素對土地利用主觀隨意性的干擾，就必然要依靠科學合理的規劃方法。下表從土地利用規劃方法取決于規劃理論的觀點出發，對土地利用規劃方法進行總結。

基于土地利用規劃理論的土地利用規劃方法分析

理論基礎 理論分支 規劃方法

地理學 人地關系論

區位論

地域分異理論

地理信息系統 土地適應性分析、土地潛力評價

土地集約利用、土地規模效益、級差地租分析

土地利用分區、土地用途管制

元胞自動機(CA)分析法，多智體(NfAS)分析模型

經濟學 經濟增長論

運籌學理論

自然資源價值理論 成本收益分析法

博弈論方法、線性規劃法、目標規劃法

資源環境經濟核算法

管理學 非理性理論

外部性理論

行為科學理論 有限性規劃法、彈性規劃法

環境影響評價分析、外部性內部化方法

行為分析法

生態學 種群生態學理論

景觀生態學理論 生態位方法

景觀格局分析法

哲學 可持續發展理論

低碳經濟理論 生態足跡方法、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測度方法

碳源(匯)分析法

社會學 公共關系理論 交互式方法、參與式方法

心理學 實驗心理學 決策分析法

系統科學 系統工程 系統動力學分析法

2、土地利用規劃方法

從土地利用規劃的特點而知, 意識形態和經濟體制對土地利用規劃起著根本性的制約作用。探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和與此相關的土地利用變化規律, 土地利用規劃管理的特點是創新土地利用規劃方法的重要基礎。進而發展以下方法:

1.加強土地評價

從土地利用規劃的空間性出發, 土地資源的空間配置需要以評價為基礎, FAO 土地利用規劃指南強調土地利用規劃作為最佳土地利用的選擇, 是以土地計價為基礎的, 而且不包括自然的適宜性評價, 也包括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評價, 如農業生態區方法, 以及基層規劃服務的土地評價, 如土地評價和立地評價, 以及包括土地不同層次上的生態經濟評價, 方案的環境影響評價等在內的土地評價系列方法都可以為規劃的協調和決策提供科學支撐。

2.建立土地利用變化與社會, 經濟發展關系的模型

工業化, 城鎮化的加快與農用地尤其是耕地的減少的雙向過程是一個客觀的規律。但由于土地資源的有限性, 這種雙向的過程不會是線性的, 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 土地利用結構會出現相對平穩狀態, 既土地利用變化和社會經濟發展具有偶合關系。在不同國家和地區有不同的表現形式, 尤其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 使這一過程變得更為復雜。為此, 借鑒“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蓋變化的驅動力模型”, 引入投入產出的宏觀經濟模型, 度量區域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態, 考察地區變化的城鎮化速率, 通過典型地區的案例研究提取所需參數, 建立動態經濟, 發展土地利用變化的耦合關系模型, 可為這一復雜過程的分析找到解決的方法。

3.建立土地利用變化與生態環境演變的模型

土地生態環境的演變與土地利用規劃引致的土地利用結構和布局的變化及土地利用方式的選擇是密不可分的, 基于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土地利用的規劃應以不導致土地生態環境的退化或不超時土地資源的生態安全為基礎。為此, 需要建立土地利用變化和生態環境演變關系的模型, 合理確定土地生態安全標準下的土地利用模式。國際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蓋變化的研究, 把土地利用引起的環境效應作為重要內容, 并主要在微觀和小流域尺度上建立相應的模型。借鑒這一方法, 建立不同利用尺度的土地利用變化和生態環境演變關系模型以及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 為尋找土地資源生態安全下的土地利用方案提供有效的途徑。

4.制定土地用途管制分區的法則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 土地利用規劃轉向以技術領域為重點轉向非技術領域為重點的趨勢。基于土地利用規劃作為政策工具的特點, 土地用途管制作為基層土地利用規劃的主要方法為核心內容, 其本質是制定一種土地用途管制的規則, 或者說是法規。盡管土地用途分區管制法在國外比較成熟, 但其特點是一個國家的基本政體、法律傳統、歷史基礎、經濟體制、社會發展階段、自然資源和條件的稟賦以及文化背景都密切相關。基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階段特點, 分析中國進行土地用途分區的背景, 在探討不同地區用途分區法令化的可能框架基礎之上, 制定土地用途分區的法則, 使之真正成為土地利用規劃的重要方法之一。

參考文獻

[1]梁鶴年.簡明土地利用規劃[M].北京:地質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