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征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法學征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隨著行政法治建設的不斷發(fā)展，我國的行政法學研究也取得長足的進步，在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上，都有了較大程度的發(fā)展。從內容方面上進行分析，通過對行政法學十幾年來的回顧，可以看出隨著行政法制建設的不斷完善，我國的行政法學研究在各方面都取得較大成就，逐步走向成熟階段。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學者對管理論、公共權力論、平衡論、控權論、服務輪和公共利益本位論等相關理論觀點進行研究，并對行政法學基礎理論也進一步展開了深化，強化行政法律的關系，將行政權與公民權利的對立統(tǒng)一，作為行政法學研究的主要邏輯，從而構建出整個行政法學的研究體系，隨著行政法學基礎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化，行政法的本質特征也得到了認識上的發(fā)展。在90年代初期，學術界就對行政法的基本原則進行了相關討論，在行政法治原則中形成了行政合法性與行政合理性相結合。在“依法治國”觀念確立為憲法原則之后，依法行政的原則的也得到了學術界的熱烈討論，并嘗試將依法行政與行政法制進行區(qū)分，從而深化法治行政的關系。并且學術界也對國外行政法原則進行了相應研究，并從國外行政法原則中進行引用，從而對我國的行政法治原則進行補充，使得行政合法性與行政合理性原則得到了進一步結合，完善了行政法基本原則體系。在行政法學基本原則研究的基礎上，行政主體理論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展與反思，行政組織的研究自20世紀90年代便有了行政機關范式與行政主體范式之分，行政主體范式在90年代后處于主導地位，與其他行政機關反省相比，更能夠確定行政行為效率，并對行政法律責任能有明確的歸屬。但隨著學術界對行政主體理論進行研究和反思，對行政主體理論展開了更為深入的探究，并認為行政主體理論自身存在邏輯矛盾，與行政訴訟資格的聯(lián)系過于緊密。因此學者運用西方行政主體理論對我國相關理論進行調整，并逐步開始復行政組織法的研究，但整體來說，仍然較為單一。行政行為理論在近十年的行政法學研究中，得到了迅速的豐富和發(fā)展，將行政處罰作為重點內容，并在后期更為關注行政許可與行政強制的行為，傳統(tǒng)行政行為研究的深入，使得抽象行政方位得到關注，在前期重要爭論行政立法性質，后期則對行政立法的等級效力與程序規(guī)范展開研究，并開始反思行政規(guī)范性文件的性質及控制，在這一段時期內，行政行為的理論研究進一步得到了深化，并強化了行政行為分類、定義和效力等方面研究。并且隨著行政方式的多樣化，學術界也對傳統(tǒng)行政行為進行到了深化研究，開始重點關注非強制政府行為，并關于行政指導、政府采購與行政合同出版了大量論著，使得人們更為深入的認識到當代行政方式。在這一過程中，我國對西方行政法治制度和理論的研究具有重大貢獻，自90年代之后，我國豐富了對外國行政法的介紹與研究，并開始全面介紹和研究各國成熟的行政法理論和制度。在進行比較研究的過程中，我國的行政法學界也明確的認識到，我國行政法學的發(fā)展應做到傳統(tǒng)與創(chuàng)新并重，也并不能一味的照搬西方行政法制度和理論，應當根據我國的實際國情，從而研究我國法學傳統(tǒng)與西方法學傳統(tǒng)的不同之處，再對西方行政法理論和制度進行引用。

二、分析我國行政法學的未來發(fā)展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發(fā)展，我國的的行政法學研究也從幼稚走向成熟，但通過對現有研究現狀來分析，我國的行政法學研究仍然存在許多薄弱環(huán)節(jié)，低水平的重復研究現象較為突出;部分行政法學研究具有粗放式的特點;并且由于我國的特殊歷史時期影響，行政法學的學術積累較為薄弱;研究視野較為狹隘;研究方法較為單一等。根據我國行政法學研究取得的成就及不足，對我我國行政法的發(fā)展趨勢進行結合，從而展開我國行政法學研究的發(fā)展意見。

(一)開拓研究領域

隨著行政法學研究的不斷深入，部分領域的研究成果已較為突出，并且更多研究領域仍需進一步深入。行政法學的研究者應當在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將行政法學研究進行縱深發(fā)展，從行政指導、行政組織、宏觀調控行為和行政許可等問題進行強化。并且行政法學研究者也應當對新問題進行關注，從而拓展全新的研究領域。

(二)勇于創(chuàng)新

篇2

指導老師:李興中

人人都希望生活在溫馨和諧的環(huán)境中，希望世界充滿愛！其實，這并非高不可攀，難以實現。只要人人都學法用法，遵紀守法，那么，這種溫馨祥和的氣氛，就會時刻縈繞著我們。

常言道：“沒有規(guī)矩不成方圓。”法律就是調整人們行為的“規(guī)矩”。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法律的作用愈來愈重要，與人們生產生活的關系愈來愈密切。在一定意義上說，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在對外交往中，法律也是調整國與國之間關系的重要社會規(guī)范。作為21世紀主人的青少年朋友，學習、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識，是實現跨世紀宏偉藍圖、振興中華的需要，也是維護人類和平，促進世界發(fā)展的需要。

那么中學生為什么要學法，我們還可以從以下三個有關涉法的真實案例，從中或許可以得到一些啟示:

案例一：只想找回我的狗，不曾想犯罪了。大學生劉某買的兩條狼狗丟失。劉某懷疑是鄰家小孩狗娃偷的狗，便用拴狗的鐵鏈把狗娃綁回家中，關在養(yǎng)狗的鐵籠里，逼其說出狗的下落。三天后狗娃伺機逃脫并報了案。司法機關依法以非法拘禁罪將劉某逮捕歸案。在監(jiān)獄里，劉某回答記者問題時說了標題中的那段話。面對這樣的表白，我們感到：一個大學生連起碼的法律常識都不懂，犯了法還不知道。但法律是無情的，等待他的將是幾年的鐵窗生涯。

案例二：上網的害處。未成年犯小陵（化名），小學畢業(yè)后在同學的引導下漸漸迷上了上網玩游戲，開學后剛上初中一年級就經常逃學、曠課，與同學結伴去網吧。由于家庭經濟條件不好，拖欠網吧的上網費太多，網吧老板不同意其繼續(xù)玩，小陵就象生了病。為了能繼續(xù)上網，小陵和自己的上網同伴決定去搶點錢來。他們在一個臺球室搶劫一名學生的錢沒有成功后，便將他的自行車搶走，并假意帶這名學生到一個公園去玩，想再次搶劫其身上的錢，被公園的保安發(fā)現，扭送至派出所。小陵因犯搶劫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半，今年 8 月投入河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服刑改造。

案例三：在校大學生張亮維權案 。某在校大學生張亮收到家信，得知家中跑運輸的汽車被同村田某偷開翻入溝中，修理費花去 2000 多元，停運損失達 1500 多元。田某堅持只付修理費，對其他損失概不負責。張亮運用所學法律知識回信告知家人，田某侵害行為造成的損失包括：現有財產的損失，如修理費；失去的可得利益，如汽車正常運輸時的純收益。于是建議到法院。最終張亮家人勝訴而得到賠償。

篇3

關鍵詞：行政法學基礎理論內涵范疇

一行政法學基礎理論問題的提出在1978年以前，我國的行政法學研究尚處于“史前階段”，行政法的研究幾乎為空白。1978年決定實行改革開放以來，行政法研究卻成了法學領域最具有活力的，這得益于政府職能的轉換，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變和法律實踐。1983年，也就是我國行政法的創(chuàng)建階段，<<北京政法學院學報>>刊發(fā)了應松年教授、朱維究教授撰寫的<<行政法理論基礎的探討>>一文，此后學界對此問題的研究幾乎再也沒有中斷過，倍受學者的關注。武漢大學周佑勇教授甚至認為，行政法基礎理論的研究標志著我國行政法學已經沖破傳統(tǒng)的規(guī)范分析，走向理性思維的發(fā)展階段。⑴

對行政法學的基礎理論的研究，已經形成了比較豐富的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管理論、控權論、平衡論、服務論、公共利益本位論、控權論、公共權力論、新控權論、控權加平衡論、控權加服務論、行政職責本位論⑵等等。這些研究，對于深化對行政法的認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這些觀點當中，承載了我國行政法學者對行政法價值的考量與本質的理性探究。在行政法教材中，對這一問題的闡述也多放在“行政法的概念”一節(jié)，目的顯然，為了彰顯“什么是行政法”這一問題的本質所在，也就是，行政法何以為行政法？

行政法學基礎理論問題的探討，在一定程度上等價了“行政法理”的的命題，凡是一種基礎理論，它對于學科的影響是全方位性的，這區(qū)別了我國早期行政法對行政法規(guī)范的分析。正是因為行政法基礎理論的問題的重大性，使這一問題在行政學界有不少的爭議。盡管理論成果眾多，但是并沒有形成一種主流的觀點，也或者說沒有形成流派。一元價值論強調對一個問題的正確回答只有一個，而一元價值論受到后結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追問，我們對于行政法學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鑒了國外行政法研究的成果，而西方后現代主義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卻又是全方位性的。后結構主義和后現代所關心的是多元價值，這些多元的價值本質上必須是異質的。⑶我們如果要形成真正的系統(tǒng)的行政法學體系，就必須對基礎理論承載的方法論功能進行反思。

筆者認為，要對行政法的基礎理論探討，必須首先認識這一問題的內涵是什么，只有了解了問題的實質，我們才能在這一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二行政法基礎理論問題的內涵誠如以上所述，行政法基礎理論對于行政法學科的影響應該是全方位的，這種全方位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行政法理”。筆者認為，行政法基礎理論至少應該回答了以下問題：

1行政法的概念，也就是什么是行政法行政法的概念是行政法學遭遇的第一個問題，如果第一個問題不能展開，或者表述含糊的話，就很難想象對行政法學研究的角度。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也表述了行政法學的價值，對實際的影響是：我們需要一門什么樣的行政法學？或者說，我們所期望的行政法應該是怎樣的？正因為對行政法學這個本質的問題很難全面或進行本質的闡述，有的學者刻意回避了行政法概念本質的表述，從行政法的表現形式入手進行。⑷

2行政法學基礎理論決定了行政法學研究的領域以行政法母國法國為例，最初采納的是公共權力說，但是隨著行政的發(fā)展，一些行政行為很難依據這個標準納入法律視野，以布朗戈案件為轉折，狄驥建立了的公務說，隨著行政職能的擴展，傳統(tǒng)的公共權力和公務說已經不能說明整個行政活動，于是出現了公共利益、新公共權力等多元標準說。對我們來說，這一問題的回答也直接關系到整個行政法學學科體系的建構，一個學科體系應該包括哪些內容？每部分的內容應該涵蓋哪些法律？例如，依據什么原理把行政訴訟法納入行政法學體系？⑸行政程序法應該納入哪一部分進行研究？如果缺乏行政法學基礎理論的指導，行政法學只能是一些雜亂材料的堆積，行政法學研究者也只能是眾多法律現象的“倉庫管理員”。同時，行政法學體系應該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它能兼容將來行政行為更多的不確定性發(fā)展，將一些新的行政行為及時納入行政法律的視野，而不必忙于修正得以建構行政法學體系的基礎理論。

3行政法學基礎理論應該成為行政法原則的理論支撐當今行政法學界和務實界對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已經達成了很大的共識，即行政法的原則為行政合法性原則和行政合理性原則，然而這兩個原則卻是建立在對國外行政法比較研究的基礎之上，缺乏“本土化”的理論支持，以合法性原則為例，對這一原則的理論支持僅是憲法上的“法治原則”，“合法性原則淵源于法治原則并以后者為基礎，但法治原則屬于憲法原則，合法性原則屬于行政法原則”⑹。以憲法原則推演出行政法原則并沒有錯，但是我國是一個缺乏法治傳統(tǒng)的國家，不像西方國家一樣有著“契約論”和“自然法”的等理論的支撐，坦白說，我們根本沒有自己獨立的體系化的理念，在某種意義上，“”一詞被賦予了工具性價值，單以憲法第五條來作為行政合法性原則的理論支持未免顯的有點勢單力薄。

4行政法學基礎理論應當符合行政理念的發(fā)展趨勢在大陸法系國家，公法私法是傳統(tǒng)上對立的兩極，但隨行政職能的擴張演變，筆者認為“公法私法化”已經初露倪端，仍以法國為例，在80年代以前，行政機關在行政合同方面享有較對方合同當事人有無可比擬的優(yōu)越權，包括對行政合同履行的指揮權、單方面變更合同權、合同解除權、對方違反合同的制裁權⑺，行政機關享有超出一般民事權利的權力，表現了強行政權力色彩，而在近二十年法國行政法的發(fā)展中，行政合同與往昔相比已經變的“面目全非”，“現在行政合同完全適用合同法（法國行政合同方面有公共工程特許合同，占用公產合同和公共采購合同——筆者注），行政機關與對方當事人地位平等，不再享有特權，行政機關違約必須承擔責任，過去實行過錯責任，現在國家更多承擔無過錯責任”；在近20多年的法國行政法發(fā)展中，公共服務部門也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競爭力，不要求政府撥款，做到自治自足，而且公眾與國家獨立存在⑻。還例如，傳統(tǒng)行政法學認為行政強制的單方性、高權性、命令性、支配性，這種傳統(tǒng)的觀念源自于大陸法系國家行政行為權力性和不可處分性，而有學者出于對公共利益的全面考慮，對參與型和互動型的行政理念的關注，對這種傳統(tǒng)的觀念進行了置疑，認為行政強并非絕對沒有和解的必要性及可行性⑼。而有觀點認為，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分離和互動發(fā)展，奠定了法治運行的基礎，中國要真正走上法治，就必須重構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確立多元權利基礎、公權力權威和良法之治，并實現依法治國與市民社會理性規(guī)則秩序的回應契合⑽。有學者更指出，透過市民社會的建構逐漸確立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元結構，并在此基礎上形成良性互動關系，才能避免歷史上反復出現的兩極擺動，推進中國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改革⑾。

三行政法學基礎理論中的范疇對行政法基礎理論研究的范疇，筆者認為主要包括1現代行政理念與行政職能行政理念與行政職能的轉換是行政法學領域的一個老問題，現代的行政已經從管理的行政向服務的行政轉變，從命令的行政向合作的行政轉變，從強權行政向弱權行政甚至非權力行政轉變，我們需要思考的是，是什么內在的動力推動著行政理念與行政職能的轉換？有無規(guī)律可循？

2個人與群體在西方思想史上，我們不難發(fā)現“個人”與“群體”是許多思想家進行敘事的角度。，如共和主義阿倫特關于“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對立，個人自由主義的旗手哈耶克關于“個人主義”與社會的對立⑿。公民個人權利與行政權力、公民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入題都應從這個角度入手。

3公共利益與公民個人利益?zhèn)鹘y(tǒng)的行政法觀念認為公共利益與公民個人利益的沖突是現代社會最常見的現象之一⒀，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的關系因對憲法關于為公共利益而對征用的補償的修改再次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界定的標準是什么？這個詞匯給人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神秘，而法律要求的不能是很含糊的表述，任何很含糊的表述都會成為權利或權力濫用的借口。用法律給“公共利益”進行規(guī)范的表述已經顯示它的必要性⒁。而且我們也需要全面對傳統(tǒng)行政法觀念中的公共利益于個人利益的關系進行分析，究竟是否公共利益與公民個人利益之間存在著不可消弭的張力？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愛爾維修認為道德就在于“最大多數人的利益”，他說：“道德主義者不斷地譴責人性中的惡，但這只能表明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是多么無知。人并不惡，他們只是由其利益所驅動。道德主義的譴責自然不可能改變人性中的這種動力。需要譴責的不是人性中的惡，而是立法者的無知，因為他們總是把個人利益放在與共同利益對立的位置上。”⒂

在處理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問題上，應該沖破傳統(tǒng)上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對抗的這種慣性思維。我們認為行政機關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當某項為公共利益進行的行政任務因個人利益的阻礙而難以完成時，行政機關可以采用其他路徑完成，如果采用的路徑可以完成這項任務但成本過高或者除非公民個人對公共利益做出“特別犧牲”才能完成任務的話，也應該重新考量公共利益本身，公共利益是一些公共的資源，如果量化平均分配的話，公眾中每個人分的的份額是否非常可觀？也或者公共的利益是一種遠期的利益，大部分公民個人對應該分配的這份利益不是非常急需或者近期的意義不是非常重大，這種因為公共利益做出“特別犧牲”的個人卻因此遭受了重大的損失的話，那么這種“特別犧牲”應該就是非正義的。同時，公共利益也不是一元化價值的載體，是多元價值的聚合體，如果為了某一兩種價值的實現而犧牲了其他的價值，那么這種“公共利益”也是非正義的。

4公民個人權利與行政權力公民個人權力應該是行政權力行使的界限，對這一點，國內和國外的行政法學都給于了應有的尊重，也是當代行政法學的軸心所在。筆者以前比較贊成以行政權為核心建構行政法學體系，但是應該注重“效率”與“公平”，功利主義代表邊沁把功利原理稱“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或最大福樂原理”，這也應該是當代行政理念之一，同時要注意被羅爾斯所批判的功利主義對“效率”和“公平”的埋沒：只癡迷于社會的整體利益而漠視弱勢者的自由權遭受的惡待⒃。相對于強大的行政權力，公民個人權利當屬弱者。特別是我國在經濟蓬勃發(fā)展，人民的物質利益快速增長的時期，我們應當特別尊重非物質方面的權益。筆者認為，應該擴大行政訴訟法的受案范圍，把被行政權力侵犯的其他非人身和財產的權利納入救濟范圍。

5與行政法行政法素有活憲法、小憲法、動態(tài)憲法之稱，行政法是憲法最重要的實施法，觀念、制度、價值以及制度的設置對行政的發(fā)展的作用自然也應該納入行政法學的視野，也是行政法學基礎理論同樣不可回避的問題。

6本土法律資源與國外法律資源不可否認，對國外行政法的比較研究對我國行政法學的發(fā)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當前我國建設的實際，要根據我國的歷史傳統(tǒng)、行政法的發(fā)展現狀、以及我過當前的建設實際相結合，唯有此，才能更好地利用對國外行政法比較研究的成果，也才能更好地為我過當前的法治建設把脈，找到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行政法與行政法學的發(fā)展路線。

參考目錄：

⑴周佑勇：<<行政法理論基礎的反思與整和定位>>，載<<法律科學>>，1999（2）

篇4

關鍵詞：網絡文化中職學生影響措施

互聯(lián)網的日益普及，使網絡文化迅速形成，作為“第四媒體”的網絡，已經廣泛地滲透到當代社會的各個領域，不僅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建設與社會發(fā)展產生深遠影響，而且也極大地左右著當代中職學生的成長。網絡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使他們開拓了視野，更新了觀念，為中職學生的學習、生活和娛樂提供了便捷的渠道。但事物有利必有弊，網絡給學生帶來了種種好處的同時，也帶來了負面影響。由于網絡上的內容擁有多元化和多樣性，不同的民族觀、價值觀、宗教觀、道德觀強烈的撞擊在一起，加上網絡無序、虛擬、隱蔽的特性和網上不良信息的傳播，導致部分中職學生出現了思想混亂、道德感弱化、責任感下降、網絡成癮等問題。因此，加強網絡文化建設，探索網絡環(huán)境下學校德育教育工作的新思路，正視問題，正向引導，對促進中職學生健康成長具有重要意義。

一、網絡文化的積極影響

1.改善人際交往關系

網絡文化為中職學生進行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交流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自由空間。通過網絡可以實現與眾多素不相識的人廣泛交往，大大地豐富了人際交往的渠道。虛擬世界能夠滿足現實社會中難以實現的愿望,相互之間能真實的表達自己的情緒和思想，有益于培養(yǎng)學生的參與意識和平等意識。所以網絡文化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職學生的性情，使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心態(tài)變得平和，縮短了心理距離，特別在緩解心理壓力，調節(jié)同學之間關系等方面，更顯示出優(yōu)越性。

2.拓展知識視野和思想空間

網絡所形成的各種文化的共享局面，使我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速度接

觸到全世界各種各樣的信息。鼠標一點就可以獲取自己喜歡的各層次、各專業(yè)的知識，不斷豐富自己的思想，極大提高了未成年學生的判斷能力和現代意識，開闊了視野,促進了其思想觀念的更新，為他們全面了解社會開辟了新的窗口。他們可以在網絡上了解到書本上、課堂上所沒有的新知識。網絡文化的全球性與超越時空性，讓中職學生可以通過網絡了解到近在眼前，遠在天邊的人和事。

3.提高了綜合素質

網絡文化大大提高了中職學生的知識占有量，增強了其思維的多樣性、靈活性。全方位多角度地接觸網絡文化,有助于知識的及時補充與更新,可以改變以往接受知識的滯后現象。網絡實現了人類文化的互補。它不僅是知識的傳播載體,更為文化和思想交流提供了“陣地”，網絡文化的共享性大大刺激了學生的求知欲望，激發(fā)出他們創(chuàng)新意識和探求新知的濃厚興趣，為中職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載體及機遇。

二、網絡文化的消極影響

1.價值觀取向多元化

網絡的多元化，對中職學生的價值觀產生了重大影響。文化的沖突、各種價值觀的沖突,導致他們的價值取向更加多元，價值選擇更加困惑。學生在接受時會感到目不暇接，有時會不分青紅皂白地囫圇吞棗，有時甚至飲鴆止渴，最終導致喪失是非、美丑的判斷標準與判斷能力。較大地影響了學校德育育人的環(huán)境，使青少年在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時面臨很多新的困難。

2.人際交往的親和感下降

網絡提供給我們新的情感溝通方式，而中職學生恰恰容易在這種交往中獲得成就感和滿足感。甚至感受到自身價值和終極關懷，從而陷入“網”中，產生虛擬的依賴感而不能自拔；另一方面一旦出現網絡交往的失敗，往往容易對現實社會的人際交往產生懷疑、敵意甚至悲觀的態(tài)度。因此，長期通過計算機做媒介與人交往，容易導致無視幸福存在、精神麻木和道德冷漠的現象。

3.道德意識呈現弱化趨勢

網絡文化可以使學生以虛擬身份在網上選擇信息，參與活動，發(fā)表言論。網上行為空間的自由度大于現實社會的自由度，網絡中暗藏的大量不健康信息和網絡相關法規(guī)不健全，管理不夠有力，技術支撐不強，這些情況極易導致少數中職學生道德水準和審美情趣的下降，使道德失范現象嚴重。這些孩子往往認為觀念“越新、越奇、越異”就越好，對談論理想、信念以及社會傳統(tǒng)倫理道德等觀念毫無興趣，甚至認為是“不識時務”。久而久之，這些人的道德品質不但會失去“本”，而且會丟掉“根”。

三、應對網絡文化消極影響的措施

網絡使得青少年與世界聯(lián)系更加廣泛，網絡文化對正在成長的中職學生來說，其影響力正處于初期，應及時采取相應的措施，加強教育和引導，充分發(fā)揮網絡文化的積極作用，使他們成為網絡文化的最大受益者。

1.重視校園網絡文化建設

充分認識校園網絡文化建設的重要性。通過網絡上的非強制性的，春風化雨式的教育方法，將其滲透在校園文化的各項活動中，達到教育目的。讓學生在多元化的價值體系中學會鑒別，學會選擇。校園網絡文化的健康快速發(fā)展，離不開優(yōu)秀的校園網絡，校園網為學校德育工作拓展了廣闊的空間。健全校園網，高度重視校園網絡文化建設，有利于中職學生在網絡時代健康成長。

2.加強網絡道德教育

提高中職學生的道德意識和道德認知能力，減少網絡不道德行為，特別要發(fā)展青少年的道德判斷能力、道德選擇能力和道德自律能力。隨著網絡文化不斷滲透，學校應該有針對性地把網絡道德教育作為日常德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普及網絡道德知識，加強網絡安全教育，健全學生網絡道德行為規(guī)范。沒有規(guī)矩不成方圓，無論是現實社會，還是虛擬的網絡社會，都需要法律和道德來規(guī)范。

3.引導學生科學合理地利用網絡文化

篇5

一、深化思想認識，在增強公務員學法用法的內動力上下功夫。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只有認識上的到位，才有行動上的自覺。從公務員學法用法的現狀來分析,既有值得肯定的積極的一面,也有不盡人意的地方,思想認識有偏差,“我要學”的自覺性不高，依法辦事能力不強等問題仍然比較突出。為此,要從深化認識入手，解決內動力問題。首先要引導公務員認識到學法用法是落實執(zhí)政為民的本質要求。從本質上講,依法行政是新時期如何按照黨的根本宗旨,處理好政府與人民群眾、政府管理與市場經濟機制、行政公權與人民大眾私權的關系問題。作為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是人民的公務員，要真正把執(zhí)政為民的要求落實到依法行政的具體工作中，就必須學法、懂法、守法，強化為國執(zhí)法、為民執(zhí)法的責任感和自覺性,在處理各種矛盾中堅持依法公正、公開、公平，做到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最大限度地實現好、維護好廣大群眾的合法權益。其次要引導公務員認識到學法用法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客觀需要。胡總書記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市委楊書記強調，無錫要實現“十一五”發(fā)展目標，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離不開一個良好的法治環(huán)境。可見，學法用法、依法行政是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作為公務員，只有具備良好的法律素質，才能履行職責，干好工作。從當前社會矛盾的性質來看，雖然大多是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但行政機關、執(zhí)法人員如果不能及時依法處理和妥善解決，就可能使自發(fā)的、零散的、輕微的利益矛盾轉化成為有組織的、嚴重的、群體性的對抗性事件，直接影響到社會的穩(wěn)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寧。所以，我們要站在維護社會平安、促進社會和諧的層面上來思考，努力創(chuàng)造自覺學法用法、嚴格依法行政的良好局面。第三要引導公務員認識到學法用法是促進和維護經濟發(fā)展的有效手段。大量實踐表明，改革開放要不斷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有序運行、健康發(fā)展，需要法律的調控、規(guī)范和保障，需要廣大公務員更多地學習和掌握市場經濟方面的法律法規(guī)，轉變哪些與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行政方式和管理模式，學會運

用法律手段管理社會、處理經濟事務，協(xié)調各種矛盾,自覺依法行政。同時，公務員在履行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職責中，可以更好地運用

法律武器與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的違法行為作斗爭，依法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和人民的合法權益，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順利發(fā)展。第四要

引導公務員認識到學法用法是提升行政機關形象的重要舉措。行政機關直接面對社會和公眾，服務對象是廣大的普通百姓，作為公務

員，你的一言一行不僅僅體現個人的綜合素質，更是代表一級政府、反映一個部門的整體形象，依法辦事的水平關系到行政機關的聲譽，

依法辦事的結果關系到人民大眾的利益。所以，公務員一定要強化學法用法的緊迫感和責任感，進一步提高工作標準，牢固樹立權力

就是責任、執(zhí)法就是服務的理念，防止和克服由于不懂法、不守法帶來的“越位、錯位、缺位”等行政不作為、亂作為現象的發(fā)生，以

自己的實際行動維護機關的威信，樹立良好的形象。

二、嚴格落實制度，在增強公務員學法用法的約束力上下功夫。

制度帶有根本性、長期性和強制性。經過20 年的普法宣傳教育，從中央到地方都創(chuàng)建了一系列管用的制度，對推動全民普法起到了促進作用。如人大加強對擬用干部任前的法律知識考試工作，實行一票否決制，真正做到不懂法者不為官；組織人事部門建立起領導干部和公務員學法檔案，把學法作為干部和公務員培訓的必修課；有的單位把公務員學法列入年度工作規(guī)劃，作為重要內容全程跟蹤考核；還有的定期組織檢查考評，及時通報情況等等。對于被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制度，一定要一以貫之地堅持抓下去，同時也要不斷創(chuàng)新制度，以制度創(chuàng)新推動公務員學法用法落實。針對以往的經驗教訓，這里著重強調兩項制度。

（一）嚴格考核制度。現在有的單位、部門雖說建立了公務員學法用法考核制度，但執(zhí)行過程中不夠認真嚴格的問題仍然存在；有的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上級提出要求了考一考，領導想起來了考一考，比較隨意，缺乏規(guī)范性。為此，一定要針對本單位公務員的實際情況，進一步建立完善考核機制，除上級或主管法制宣傳教育部門統(tǒng)一組織外，各單位每年至少要組織一次有關法律法規(guī)知識

考試，做到全員參加、全程監(jiān)控、嚴肅認真，并建立檔案做好登記。 （二）要嚴格獎懲制度。實踐證明，把獎懲機制貫穿公務員學法用法全過程，做到學法用法的優(yōu)劣與公務員的獎懲結合起來，與公務員評功評獎、晉職晉級相掛鉤，是一種很必要也很管用的辦法和手段，關鍵在于落實起來是否“頂真”，不搞“下不為例”。如果堅持做到真獎真罰，就一定能收到好的效果；否則，只能是當口號喊、當標簽貼的形式主義東西。因此，獎懲嚴明是促進公務員學法用法工作不斷深入的有力措施之一。

三、狠抓領導干部，在增強公務員學法用法的帶動力上下功夫。

俗話說得好：“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總結這幾年學法用法的經驗做法得出，哪個單位領導重視、模范作用發(fā)揮好，哪個單位的普法工作就有聲有色、扎實有效，反之就流于形式走過場。所以，領導干部一定要自覺帶頭學法用法，以實際行動帶動大家營造學法用法的濃厚氛圍。一是要帶頭學。有的領導干部對學法不感興趣，缺乏自覺性、積極性，往往以工作忙、事情多作借口，要么經常不參加法制教育，要么僅僅報個到、登個記，該干什么還是干什么，被動應付；還有的喊起來響當當，做起來靜悄悄，表里不一，極大地挫傷了大家的積極性。因此，領導干部一定要身體力行帶好頭、作好表率。二是要帶頭講。建立落實領導干部講課制度，除上級安排法制講座外，各黨委、黨組成員每年至少要上一次課、講一次法。這樣做既能促使領導干部本身認真學習、鉆心備課，又能調動大家學法的熱情。三是要帶頭考。領導干部不能只當考官不當學員，要放下架子、一視同仁參加法律知識考試；要克服讓人替考、叫人的弄虛作假行為，經得起群眾的監(jiān)督，做自覺學法用法的模范。

篇6

一、重視財政法基礎理論研究

任何一門學科要想獲得較大的發(fā)展與繁榮就必須首先在基礎理論上下工夫，沒有一個堅實的基礎理論做支撐，任何學科都不可能獲得長足的發(fā)展。

財政法學是以財政法及其與財政法相關的一切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的法學學科。我國財政法學基礎理論研究是相當薄弱的，大多基礎理論問題都沒有進行深入的探研，而只是停留在借鑒法理學、部門法學和財政經濟學的一般理論成果的基礎上。可以說，尚沒有提出具有中國財政法學特質的基礎理論學說。甚至有些基礎理論問題尚未引起人們的重視或關注，如財政法學方法論、財政法學體系、財政法范疇、財政權力（利）、財政法行為、財政法責任等。

我國財政法學尚沒有得到較大的發(fā)展與財政法學基礎理論研究的薄弱和欠缺有著直接的聯(lián)系。沒有基礎理論的支撐，財政法學就是蒼白和無力的，它只能停留在對現有的財政法律文件的淺層次注釋和評價的層面，只能對財政法制建設提供一些零星的立法建議和完善措施，這種方法和思路使財政法研究注定只能隨著我國的財政法制建設亦步亦趨，而始終落后于實踐。由此，我國財政法學研究成果的價值是暫時性的、應急性的，而不可能是長遠的、穩(wěn)固的。

法學是一門應用科學、實踐科學，作為部門法學的財政法學，其應用性和實踐性更強，再加上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指導，很多學者都傾向于與實踐緊密相連的研究，但往往忽視了純理論研究的價值，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前提是有理論存在，在根本沒有理論存在的情況下，所謂的聯(lián)系實際，就只能是就事論事，其理論的抽象性和普適性都要受到極大的限制。理論研究的價值不是眼前的，也不是暫時的，而是長遠的，當然，理論出臺之后，其最終的生命力還是需要由實踐來檢驗的。

要鍛造財政法學與眾不同的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法，必須依賴于財政法學基礎理論研究的加強。只有較科學的財政法學基礎理論，才能將財政法學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使之不僅關心在財政收入、財政支出、財政管理過程中的具體問題，更會著意將財政法置于整個國家法律體系的大環(huán)境中，確立財政法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有機的處理好財政法與其他法律部門如何協(xié)調的問題等；也只有較科學的財政法學基礎理論才能使財政法內部發(fā)展為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科學體系，使概念與概念之間、原則與原則之間、制度與制度之間環(huán)環(huán)相扣卻又領域分明。可以說，財政法學理論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財政法立法的質量和財政法實施的效果，也決定了財政法學能否在我國成為一門獨立的法學學科，以及財政法學自身研究的進展和步伐。

財政法學基礎理論的研究，首先應當重視法理學，也就是要進行“財政法的法理學研究”，將財政法的理論及研究條理化、體系化和規(guī)模化。一方面要將法學上的一些共性問題，如價值、效力、功能等置于財政法的具體環(huán)境中深入研究，使其為財政法學基礎理論的完善做出貢獻；另一方面也要著力從財政法自身出發(fā)，對財政法的起源、原因、性質、功能、價值，以及主體間的相互關系等展開法理分析，為其尋找法理淵源。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抽象的法理可以用來指導具體的財政法活動，而從具體的財政法制度和概念中也能總結出一般法理，這樣才能引導財政法學走向成熟。財政法學基礎理論研究還應關注財政法在憲法上的含義和要求。除了增加理論深度的法理學和提升效力位階的憲法學以外，財政法學還應該多借鑒國家學說、政治學、財政學、公共選擇理論、社會學、歷史學，以及新興學科等相關學科的先進成果，以豐富自己的理論殿堂。

二、拓展財政法研究領域

任何一門學科要不斷發(fā)展，不斷取得新的成果，就必須不斷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就必須從中不斷發(fā)現新問題，解決新問題，財政法學也不例外。

財政法學是一門年輕的、開放的、尚處于成長、上升期的新學科。謂其年輕，是因為它不象民法學和刑法學一樣擁有悠久的歷史淵源；謂其開放，是因為它與經濟學、政治學以及其它法學學科等存在多方面的交叉與融合；謂其成長和上升，是因為它的應用和發(fā)展空間無限廣闊。目前，財政法可研究的領域尚有很多，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的領域也有不少。當然，未開墾的領域并不等于學科一定會向前發(fā)展，這就要求我們的研究人員具有開拓創(chuàng)新的精神以及不畏艱難險阻的毅力和勇氣。

拓展研究領域的方法和思路有多種，可以借鑒其他部門法學研究的課題與領域，從而發(fā)現本學科需要研究的課題與領域，也可以深入財政法制建設的第一線，通過采訪、觀察、訪談、調查等方式發(fā)現新問題，并以此為切入點，開拓一片新的研究領域，尋找財政法實踐急需解決的理論問題。

拓展財政法研究領域實質在于發(fā)現問題，而發(fā)現問題最重要的是方法的問題。方法是達到目的的基本路徑，科學的研究方法對于豐富一個學科的理論體系，提升該學科的整體研究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財政法學是一個融法學、經濟學和政治學與一體的綜合性學科，即使在法學內部，它與其它學科的交叉與融合也十分明顯。因此，在研究方法方面，其選擇具有開放性和發(fā)散性，加強對財政法學方法論的研究是當務之急。自然科學的發(fā)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種自然科學方法的采用，近些年出現的“經濟學帝國主義”傾向，實際上也是得益于經濟學方法的廣泛運用，經濟學方法的獨特性也就奠定了經濟學在人類各門學科中的重要地位。財政法學乃至于法學，要想樹立自己學科的地位，就必須在研究方法（如規(guī)范分析法、價值分析法、經濟分析法、歷史分析法和比較分析法等）上下工夫，就必須創(chuàng)造出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

為拓寬研究領域，財政法學應注意加強與法學其他學科的聯(lián)系，加強彼此之間相通點的研究。財政法與憲法、經濟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訴訟法、國際經濟法、國際私法等關系非常密切，我們從中能夠找到跨部門合作研究的共性問題。今后，財政法學必然在加強自身基礎理論研究和制度建設的基礎上，在跨學科研究方面不斷深入拓展。除此之外，中國財政法學還應該大力加強外國財政法、國際財政法和比較財政法的研究，廣泛地借鑒國外財政法立法和執(zhí)法的先進經驗，吸收國外財政法學研究的最新成果，豐富和發(fā)展渴望進步的新世紀的中國財政法學。

三、挖掘財政法研究資源

一門學科要想取得長遠的發(fā)展，就不能把目光局限在本學科的領域之內，而要從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發(fā)展的高度出發(fā)，去不斷拓展自己的研究領域，不斷挖掘自己的研究資源。

在我國各門法學學科

發(fā)展都比較落后的情況下，制約各個部門法學發(fā)展速度的主要因素就是研究資源的多寡。在我國的部門法學中，民法學之所以能夠率先發(fā)展為一門比較成熟的學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民法學有豐富的研究資源，大量國外的先進民法典的翻譯，大量國外民法學著作的引進，都為我們民法學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研究資源。同樣，行政法學之所以能夠在短時間內興起并逐漸走向繁榮，除了我國加強行政法治建設的現實需求外，豐富的研究資源的引進也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刺激因素。

比較起來，財政法學的研究資源的確是稀缺的。目前我國尚沒有引進幾部象樣的外國財政法文件，也沒有翻譯幾部象樣的外國財政法學著作。沒有充足的財政法學研究資源，我們研究的視野和研究的水平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就難以充分有效的借鑒和利用國外特別是發(fā)達國家財政法制建設的經驗和成果，這樣我國的財政法制建設也只能在低水平狀態(tài)下徘徊，財政法學發(fā)展的速度緩慢，也就不難解釋了。

研究資源的獲得不能等待他國或他人來提供，只能靠財政法學者自身的努力，去不斷學習，不斷挖掘財政法的研究資源。當然，這需要我們的財政法學者具有堅實的外文基礎以及孜孜不倦、埋頭苦干的精神。如果我們能夠組織力量在短期內翻譯一批國外先進的財政法規(guī)范性文件，翻譯一批國外著名的財政法學著作，再從我國臺灣地區(qū)引進一批財政法學著作，那么，我國財政法學研究的繁榮將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對于國外的學術專著和具有代表性的立法文件，應全面收集，建立外文財政法資料中心。對其別具有理論價值和應用價值的，國家應投入必要的資金，并積極組織人員翻譯出版。由于這不僅是翻譯者個人完成科研任務的問題，而是關系到中國財政法制建設和財政法學整體的發(fā)展，因此，凡是具有能力的單位和個人都應當支持這一偉大的事業(yè)。至于我國臺灣、香港和澳門地區(qū)以及其他華語國家的財政法學資料也應該利用各種機會收集和整理，并建立中文財政法資料中心。設想中的外文財政法資料中心和中文財政法資料中心可設在財政部或有條件的科研機構和大學內，有關資料不能為某一個或幾個單位所壟斷，應該面向社會開放，最大限度的發(fā)揮其效應。

四、加大財政法研究合作與人才培養(yǎng)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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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困境”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進程逐步加快，各類市場主體日趨成熟壯大，主體之間的“所有制邊界”越來越模糊，體制內的矛盾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關注，經濟主體的行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來越多地受到微觀利益沖突的影響，人們對經濟制度的關注程度正在逐漸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教師不得不大量增加對體制與機制的解讀，進而推演經濟制度的量變與質變。盡管說從現象到本質的認識方法符合理論認知的一般邏輯，但是，過多的現象解讀很可能誤導或弱化學生對“經濟制度”這一核心理論的掌握。比如，在解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問題時，學生的興奮點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會保障、公平效率、價格機制等緊密結合社會實踐的命題上，而對于這些體制機制與生產資料所有制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缺乏熱情。這種現象經常導致教學過程陷入“顧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決辦法是先講制度后講體制，把體制看作是制度的實現形式，很少有教師能夠在講解體制問題的基礎上，繼續(xù)深入解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公有制之間的關系問題。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現得尤其明顯。受到課時量和教學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師都安排了較多的課時解讀資本主義制度的現狀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fā)展問題，相對而言，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量變與質變，以及對市場經濟造成的公有制主體地位變化等重要理論命題則“沒有足夠的時間”予以解讀。在一些經濟學科排名較高的“211學校”中，由于課時充足，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困境稍顯緩和，但是也同樣面臨著“體制重于制度，現象多于本質”的教學難題。造成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國內外的社會經濟環(huán)境、政治經濟學理論發(fā)展，以及各高校對政治經濟學課程的定位等，但是從教學角度看，最直接的問題還是教學的方式與方法。面對“有限的課時、復雜的背景和龐大的理論體系”，講好這門課的關鍵在于：凝練教學目標，歸納內容體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位一體”教學法，即確立“意識形態(tài)教育、方法論教育和理論知識教育”三位一體的教學目標，并以此為導向確立內容體系和教學方法。

二、政治經濟學教學目標中的意識形態(tài)定位

政治經濟學應該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學目標？這不僅要取決于政治經濟學在學科體系中的地位，還要取決于社會需求以及理論體系本身的特點。從學科地位來看，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特殊的地位決定了政治經濟學必須承擔意識形態(tài)教育的任務。對此目標，部分教師認為意識形態(tài)教育的任務應歸口于思想政治學科，而不應該放在經濟學科。這種認識最主要的誤區(qū)在于對意識形態(tài)教育的界定過于狹窄。意識形態(tài)教育不僅僅是思想政治學科的任務，而是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共同任務，這一界定不僅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教育的要求，而且對資本主義和其他社會制度同樣適用。以西方經濟學為例，這些年來，中國學生和西方經濟學的學者都很推崇西方經濟學的教育，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認為西方經濟學注重分析工具的運用，而沒有明顯的意識形態(tài)說教。其實，了解西方經濟學的人都知道，現代西方經濟學體系是效用價值論和功利主義哲學觀的結合體，其解釋力集中表現為：以稀缺性為基礎，以資本要素配置為核心，進而說明按資分配的合理性。在這一理論體系中確實沒有意識形態(tài)教育的痕跡，但是整個理論體系無一不是為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合理的。由此可以推出一個結論：社會科學的科學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識形態(tài)教育，正相反，社會科學是否具有科學性，很重要的一點在于能否科學地解釋意識形態(tài)的合理性。這一點正是我國政治經濟學學者應該借鑒和學習的。由此，我國的政治經濟學教育不僅不能忽視意識形態(tài)教育，而且應該把意識形態(tài)教育作為首要目標，科學地凝練和發(fā)展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增強對勞動價值論、階級性和經濟制度的專業(yè)解讀。

三、政治經濟學教學目標中的方法論定位

政治經濟學是國內大部分財經類專業(yè)的基礎理論課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學的第一個學期開課。作為基礎課，傳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學目標的重中之重。對于應該講什么樣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異。從現有的教材版本來看，大部分教材傾向于對馬克思科學抽想法的解讀，而對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帶而過的方式。科學抽想法固然是馬克思經濟學體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卻不應該是政治經濟學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數學方法在內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釋政治經濟學理論和認識社會實踐活動方面都有同樣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課程的開篇增加對研究方法的介紹，使學生真正理解政治經濟學相對于其他學科的基礎地位。此外，受西方經濟學的影響，部分學者傾向于認為傳授分析工具應該是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教育的重心。從根本上講，這種理解沒有錯，但卻忽視了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本身的特點。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整體性很強的理論體系，各部分之間都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關聯(lián)性，對政治經濟學理論（包括對分析工具）的解讀必須聯(lián)系整體認識局部，不能斷章取義。這就要求在講授過程中，首先要給學生建立前后關聯(lián)的整體思維方法，讓學生在整個邏輯體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運用和作用。為此目的，在方法論教育方面，既要注意專業(yè)術語和分析工具的講解，還要注意思維方法的傳授。

四、政治經濟學的教學目標中的理論知識定位

政治經濟學最基本的教學目標是理論知識教育。政治經濟學理論知識教育是意識形態(tài)教育和方法論教育的基礎和載體。沒有理論知識教育，意識形態(tài)和方法論就是空中樓閣。同時，所謂的意識形態(tài)教育和方法論教育都要融于理論知識教育當中，而不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獨立的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課時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統(tǒng)地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全部內容，而只能通過精選凝練，形成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結合社會經濟實踐，理論聯(lián)系實際地解讀馬克思的部分理論內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論發(fā)展，這種方式已為國內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經濟思想的升華。馬克思經濟理論歷經兩個世紀而不衰，除了科學嚴謹的理論體系之外，還有其立意深遠的經濟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學過程中結合理論知識升華經濟思想，則很容易陷入“解釋力困境”。可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知識教育不僅要包括經濟理論與經濟實踐，還必須包括經濟思想。

五、化解教學困境的幾點建議

1.內化意識形態(tài)教育。在現有的政治經濟學課程體系中，對資本主義部分的解讀基本貫徹了馬克思的研究邏輯，但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部分的解讀則缺少對勞動價值論的貫徹。基于此，解讀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問題（特別是經濟制度問題），有必要首先分析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特別是國有經濟的勞動過程），在生產過程中分析公有制條件下的價值創(chuàng)造、價值增值，以及價值分配問題。進而突出勞動在公有制條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為基礎，凸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差別和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

2.推動方法教育與理論體系的融合。對于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來說，政治經濟學不僅僅是一門理論課程，還應該是一門方法論課程，學生希望通過學習，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識”意義的認識方法。基于這樣的要求，政治經濟學應該強調“專業(yè)術語”、“分析工具”與“思維方法”三位一體的方法論教育。為此目標，一方面必須強調政治經濟學專業(yè)術語的規(guī)范性，既要反映理論體系的嚴謹性，又要反映相關應用學科的時代性。另一方面必須要求學生增強對專業(yè)術語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運用矛盾運動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讀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發(fā)展演變，讓學生更加準確地理解社會主義制度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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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發(fā)展至今表明，管理學包括行政管理學的理論和實踐都必須融匯各學科領域的知識成果才能完善和豐富自身的知識體系。如今，隨著“新公共管理學”的興起和傳統(tǒng)公共行政學派的衰落，公共管理學包括行政管理學在更廣闊的定義和更強的使命感的召喚下，必然要追求價值的多元化。作為展現柔性技能知識的行政管理學只有具備多學科性和跨學科性才能產生行之有效、富有開創(chuàng)性并具有影響的理論。所以，行政管理學理論研究的方法不是簡單的演繹或歸納，而是采用各學科知識后的綜合發(fā)展。行政管理學所研究問題的復雜性也決定著其必須運用多種學科知識成果和分析方法來應對。行政管理學教育離不開處于高級知識層級且與之緊密聯(lián)系的法學方法論的支撐。我們發(fā)現，西方在管理思想發(fā)展上頗有成就的大師，同時也在法律思想上有著不朽的建樹，知識的融通和多樣性發(fā)展說明二者在學科的哲學思維上一脈相承。法學方法論具有規(guī)范性，法學的研究和法律的適用都必須進行嚴格謹慎的推理。具體到可被借鑒的法學方法論體系的法律方法上，行政管理學教育應當建立用法律思考行政管制問題的思維，以法律中的程序正義為追求，樹立用法律衡量事物的標桿，還應當深入思考事件和決策的法律意義。其次，還應在追求法治的價值角度上，讓學生學會在法律范圍內解決沖突糾紛的法律技能。服務型政府的管理理念預示著行政管理學需要不斷借鑒和參考法學方法論。即不僅在政府的行政管理，而且在企業(yè)的行政管理中都開始運用法律研究方法進行研究。在行政管理學摒棄了靜態(tài)主義研究模式且面臨更多待解決問題的今天，其與法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追求民主科學的價值特征。亞里士多德認為由于行政自由裁量的模糊性，公共管理者需要依賴實體規(guī)范。他還認為，公共管理者在做出不可避免的行政自由裁量決定時必須理解其行為的命令精神。可見，政府的施政追求，行政管理學研究的目標不再僅僅根植于效率和效能，其應當與要承擔起捍衛(wèi)人民、個體尊嚴、社會公正的責任的實踐呼應起來。在不斷強調民主科學的行政管理的今天，行政管理學教育應當借鑒法學不斷追求從程序性問題上展開思考，讓學生理解在行政管理的績優(yōu)性之外還要理解程序的正當性和權利義務的合理性。

二、理論知識的融合

在行政管理學教育與法學理論知識的融合方面，最容易想到也最具直接互補互促性的當屬行政管理學與行政法學知識的互動。雖然處在不同的學科劃分體系，但是行政管理學教育中必須有行政法學理論的參與。因為從行政管理學和行政法學各自產生的時代背景來看，各自的完善對于彼此的發(fā)展程度都有著很大依賴，社會對于行政管理活動的要求與兼顧法治與管理、公平與效率是不謀而合的。在“法治化行政管理”成為重要課題的當下，行政效率的提高不能離開法律的控制框架。具體而言，行政管理學研究行政組織機構的設置與安排，如何管理內部行政人員以及行政組織之間的關系問題;而行政法學知識的滲透則為行政管理學在保障基本權利上完整覆蓋社會公平的含義，行政法學從著手闡釋行政權限的范圍、行政權力的行使以及對行政侵害的救濟。余敏江、杜文娟指出行政程序的合理設計、公共管理的司法審查問題及公共管理的行政法治化問題等都是可以從法律思維角度思考的包括行政管理在內的公共管理問題。隨著時代的變革，傳統(tǒng)政府與社會開始呈現劃分模糊的趨勢，而同時諸如協(xié)會、行會等介于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第三方機構”的出現都需要行政法對相應機構的地位性質、權力來源以及相關的監(jiān)督制約機制給出答案。

在新公共行政學和公共選擇理論不斷被提及和參照的今天，政府職能的轉變、“行政權力”的多方行使已經日益明顯而迫切，也都為法學視角下的行政管理學提供了契機。因此，在行政管理學教師隊伍結構中有一定比例的法學教師參與，提供包括公法原理、行政法學在內的相關法學課程如法理學、憲法、公務員法等作為必修課程是非常必要的。唐樺指出，應當在公共管理學科中，建立以行政法學為主，以調整公共權力包括行政權力在內的相關領域的法律學科為輔的公共管理法律知識體系。在美國公共管理教育已經采用法律思考途徑開設課程的影響下，我國的行政管理教育更應思考將符合中國政府體制的法律理論體系作為公共管理學教育的有益補充。通過法律思維的培養(yǎng)和法學基礎的學習，可以使學生養(yǎng)成通過法律途徑思考行政管理活動的合法性和在法律基礎上分析公共政策的思維模式，并且懂得以程序和規(guī)則依法行政的重要性，這對于培養(yǎng)具有扎實理論知識的行政管理人才至關重要。除政府行政管理之外，企業(yè)行政管理也應在行政管理學中有一席之地，企業(yè)行政管理教育同樣離不開法律角度的研究和實踐。首先，作為企業(yè)管理者不僅要有管理內部組織的技能，還需有對外部環(huán)境的敏感度，這包括關注外部的法律制度，使企業(yè)的內部規(guī)章制度與外部的法律制度相適應;其次，法律制度制約企業(yè)管理包括企業(yè)行政管理的范圍和作用，管理的決策不能忽視對法律制度的研究。目前，企業(yè)管理包括企業(yè)行政管理已經運用法律方法展開了研究和實踐，當代管理者愈加離不開法律思維和法律技能，在未來，企業(yè)模式的轉變將為企業(yè)管理包括企業(yè)行政管理與法學的互動帶來挑戰(zhàn)。因此，企業(yè)行政管理教學不能只注重技能的應用型人才培養(yǎng)，還應在教育中融合包括法學在內的多種知識，使之成為復合型人才以適應企業(yè)組織特別是大型企業(yè)集團的需要。

三、實踐的多重性

在行政管理專業(yè)實踐教學環(huán)節(jié)，注重用法律思維和應用法律技術對行政管理案例進行深入分析，相對于單純灌輸法學理論知識而言，實踐課堂注重討論、發(fā)言甚至辯論的形式，能發(fā)揮學生的積極性和能動作用，這有利于學生真正學會從法律思維角度理解和掌握行政管理的精神和技能。同時，在實踐中，學生亦可應用管理知識于法律，多角度的思考立法的科學性和效率。目前，行政管理專業(yè)的實踐教學、社會實踐項目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實踐一樣，難以突破形式大于內容的瓶頸，更難以看到培養(yǎng)具有實踐能力人才的效果。在完善高校行政管理學教育實踐教學模塊時，在建立和創(chuàng)新實踐教學體系的同時，也應將法學與行政管理學的互動關系納入考慮。李邵平，何曉華在談到面向公務員的MPA教育中指出的一些理論關注點，值得在行政管理學實踐教育中有所思考。比如，多重主體的執(zhí)法問題、相對集中處罰權問題、職能交叉的執(zhí)法問題等，必然都不是只有在行政法學與行政管理學閉門造車又自說自話的情況下就能得到答案，也不會在紙上談兵中得到解決。管理包括行政管理學科的復雜性必然帶來其實踐的復雜性，實踐與理論的結合也許更利于問題的解決和創(chuàng)新。因此，在行政管理學教育實踐項目中，應當綜合思考理論和實踐的焦點和熱點，設計有利于此類問題解決的社會實習和社會實踐。

四、總結

篇9

一、孔孟的“學思結合”思想

孔子重視學習，也重視思考，主張學思結合，其學思結合的教學思想集中體現在“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中，話雖簡潔，內涵卻豐富有見地，揭示了學和思的內在聯(lián)系和辨證關系。“學而不思則罔”強調思考的作用，只知讀書卻不會用腦思考就會陷入困惑、惘然無所得，孔子強調讀書必須思考，要求學生多聽、多思、多問，即“多聞闕疑”“多見闕殆”，既要多聞多見，又應隨時發(fā)現問題，有存疑的精神。孔子主張：“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尤其是“疑思問”，在教學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學生只有認真思索，才會產生疑惑，有疑則生問，有問則求解，通過對答疑解問的探索，學生不僅增長了知識見聞，還培養(yǎng)了發(fā)現、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思而不學則殆”著重學習讀書的重要性，如果不讀書只是空想，懷疑不安在所難免，就會使人精神疲憊，只思不學也是有害的。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孔子重視好學、樂學，他認為好學應該表現于實際行動中，“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其實他好學還不夠，還要樂學，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孔子不僅對學生這樣要求，自己也是一個沉醉于學習而不知疲倦的人，《論語?述而》記載：“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史記?孔子世家》中也說：“發(fā)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綜而述之，孔子重思重學，認為學思二者互為條件、互相促進，是學中有思、思中促學的緊密聯(lián)系的統(tǒng)一體，只有將學習與思考有機結合起來，才能收到最佳的學習效果。

孟子繼承并發(fā)展了孔子的“學思結合”思想，他不僅主張學生積極主動地學習，而且主張學生善于思考，在思考中充分發(fā)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對學生而言，學習時只有善于思考，才可能達到融會貫通、心神領會的境界，才可能取得較大的學習成就。孟子認為，學思結合的過程就是一個學習和懷疑圣書圣言的過程，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對前代文獻典籍和已有之見，不輕信，不盲從，經自己的思考而有所棄取。孟子還說：“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這把孔子所重視的“闕疑”精神向前推進一步，不是提倡懷疑一切，但“疑”與“思”有一定聯(lián)系，不疑則不思，在這個意義上提倡懷疑，是啟發(fā)思維的起點。孔孟的學思結合思想啟發(fā)我們：教學不僅要培養(yǎng)學生善于學習的能力，也要培養(yǎng)他們善于思考的習慣，更要培養(yǎng)他們敢于和善于懷疑的精神和勇氣，不唯書、不唯上、不唯師，要讓他們形成自己獨到的見解和獨特的思維，這與語文新課程的“思考?領悟”、“質疑?探究”閱讀目標相吻合，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們重讀孔孟的學思結合思想，對于指導新課程的語文閱讀教學仍有深刻的啟示。

二、對語文閱讀教學的啟示

（一）在學“問”中啟迪思維

閱讀教學不是要引導學生探求對文本的解讀結果，而是要關注學生在閱讀文本時感受、思考的經歷過程，在學“問”中啟迪思維。李政道說：“求學問，需學‘問’，只學答，非學問。”教學究竟為了達到什么目的？是教給學生知識還是發(fā)展學生的思維，這似乎是一個不需要論證的問題。然而現實的情況卻是，教學材料及其蘊含的知識被誤解為目的本身，而學生思維的發(fā)展幾乎成為“教學的荒地”。我們要培養(yǎng)學生善于問“蘋果為什么掉在地上”，而不是使他們只擁有“蘋果是掉在地上”這一知識。在閱讀教學中，教師們都有啟發(fā)學生思考的意圖，常常提出一系列“連接緊密”、“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細碎問題，讓學生在課本中尋求既定答案或用自己的話表述出教參教案上的預設答案，當學生的回答與教師心目中的標準答案有出入時，教師常因其“不準確”或偏離了教學目標，亦或課堂時間有限等原因而不置可否或不加理會；而當學生的答案吻合教案上的預設答案時，教師往往顯得興高采烈并對其大加贊賞。學生都有希望被肯定、體驗成功的愿望，教師這種只肯定“標準答案”的反饋行為必然會強化學生去尋求統(tǒng)一的既定答案的行為，使閱讀中啟發(fā)學生思維的過程變成學生揣摩教師教學意圖的過程。

孔子很重視學生問，說：“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無未如之何也已矣。”孔子的教學是答問教學，學生提問，孔子回答或組織大家討論，討論解決不了，就請教在這方面專業(yè)知識的人。正如孔孟的“學思”思想所示，要培養(yǎng)學生敢于問、善于問的勇氣和精神，發(fā)現問題比解決問題更重要，常有疑點，常有問題，才能常有思考，常有創(chuàng)新，才能將學生引領到人類精神的縱深處，于尋常處見出不尋常，“忽于湖底見青山”。新課程的語文教學倡導思考領悟、發(fā)現創(chuàng)新，閱讀教學應成為學生“研讀文本――提出問題――思考問題――促進認知”的循環(huán)過程，從而達到閱讀促進人的發(fā)展的真正目的。在閱讀教學中，嘗試鼓勵學生自己提出疑問，在對文本具體解讀后，留出時間和空間讓學生質疑問難，既加深了對文本的理解又促進了學生思維的發(fā)展。例如筆者教學《天上的街市》時，在朗讀初品了詩歌后，沒有按慣常的學生循著教師的提問理解文本的教學過程，而是鼓勵學生從自己的閱讀體會中思考質疑，品味詩歌。學生們思維活躍、發(fā)言積極踴躍，提出了諸多有價值有創(chuàng)意的問題，其中很多都能促進對文本的深入理解，令人驚喜。茲舉幾例：1.天上的明星現了，為什么是“點”著無數的街燈，而不用“亮”著？2.詩歌短小卻用了四個“定然”，一個“定”，是否嗦，抑或別有用意？3.天河為何變成了“淺淺的”，而不是“深深的”？4.修飾流星的量詞不用“棵”而是“朵”，是否詩人筆誤？5.將“你看”“不信”后的逗號去掉，感覺朗讀意味有不同，請老師指導。6.“課文簡析”中說詩歌的主旨是表達對理想生活的向往，我認為是對理想社會的向往，老師怎么看？……這些對語言、主題，甚至是標點的思考無不閃爍著學生個性思維的火花，將來源于學生的疑，交予師生共同思考討論、交流情感、碰撞思想，以問引讀，以問促思，使閱讀課堂由機械的“訓練場”轉變?yōu)閷W生思維的“綻放地”。

（二）在“爭鳴”中促進思維

袁振國教授說過：“文科是主觀感受的表達，是內心情感的流露，是個人見解和智慧的展現。文科教育的真正價值在于獲得這種感受，體驗這種情感，理解這種見解，轉化這種智慧，最終形成自己的豐富的精神世界。”①閱讀教學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引導學生感悟文本、升華情感、抒發(fā)生命體驗的過程，語文不同于理科的對科學真理的歸根究底、對精準答案的孜孜以求；語文教師不能跟隨理科教師“求甚解”的步伐，而應該以悠閑漫步的輕松姿態(tài)引領學生步入理解的“多岔道”，引導學生在課堂上各抒己見、“百家爭鳴”，激發(fā)學生個性思考，鍛煉他們的思維能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法國文學家法格說過，讀書就意味著和別人一起進行思維，剖析別人的思想，剖析與自己雷同或對立的思想。“學習”只能浸潤于“差異”之中才能成立。在“差異”中重新編織營生的意義和關系，才是“學習”的本質所在。②以這樣的學習觀指導閱讀教學，就應該尊重個體的認識差異，在閱讀課堂中要營造民主平等的對話氛圍，改變過去“教材主宰教師，教師主宰學生”的傾向，讓每一位學生成為對話中的平等成員，尊重差異，寬容失誤，激發(fā)思考。

孔子是一位帶著問題來啟迪學生思維的老師，他鼓勵學生發(fā)表不同意見，如孔子曾公開批評過其喜愛的弟子顏回：“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無所不悅。”他主張：“當仁，不讓于師。”孟子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這啟示這我們：閱讀課堂上不能對學生的觀點錙銖必較，學生的獨特見解閃爍著他們個性思維的熠熠火花，要創(chuàng)造開放的課堂氛圍，激勵學生各抒己見，勇于質疑，自由表達自己的見解和思想。對于老師、教材、教參，學生們要不唯師、不唯上，善于探異求新，獲得新的體驗、新的發(fā)現。例如筆者在教學《傷仲永》探究文章主題時提出問題“仲永由天資過人的神童淪為平庸無奇的‘眾人’，誰之過？”，學生們經過思考探究，激起爭鳴。有學生認為是“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huán)謁與邑人，不使學”，父親的目光短淺、貪圖錢財讓仲永失去學習的機會；有學生則認為過錯不全在仲永父親，而在仲永自己，因為仲永十二三歲時只是“不能稱前時之聞”，這時他若發(fā)奮學習，還是有成才的機會；有的學生更是認為邑人要承擔責任，“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是這種盲目追捧的世風害了仲永。經過學生思維的碰撞，《傷仲永》的主題豐富了，有后天教育對人成才的影響，有自己主觀努力對成才的作用，也有針砭當時家庭與社會不重視人才培養(yǎng)的時弊等等，這些理解遠遠超越了教參解讀的一種結果。讓學生“百家爭鳴”，使課堂成為學生的論壇，這樣不僅突破了閱讀教學的平面化，也開掘出促進學生思維的有深度的語文課堂。

（三）在“合作”中拓展思維

閱讀的意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學生與文本、學生與教師、學生與學生的交流對話過程，但一些閱讀課堂中，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交往成為閱讀教學的主要形式，有時甚至是唯一形式，“在課上禁止學生的交往；在課上學生雖同處一室，但他們的活動是各自孤立地進行的，因為每個人均只為自己學習和對自己的學習負責”，③生生之間缺乏有效的交往、溝通、互動和合作，學生成為集體生活中的“單干戶”和“孤獨的個體”，這禁錮了學生思考的集思廣益，也束縛了學生思維的縱深發(fā)展。新課程倡導合作學習，課堂教學要建設“學習與生活共同體”，為“互動、互補、互助”提供舞臺，學生們在其間合作學習，拓展了思維的深度與廣度，正如英國作家蕭伯納說：“兩個人在一起交換蘋果與兩個人在一起交換思想完全不一樣。兩個人交換了蘋果，每個人手上還是只有一個蘋果；但是兩個人交換了思想，每個人就同時有兩個人的思想。”

孔子主張多交友學習，曰“三人行，必有我?guī)熝伞保皹范噘t友”，要利用“三人行”的機會多察、多思，促進自身的發(fā)展完善。今天的合作學習就是對它的繼承和發(fā)展，與友合作能匯集多角度的思想，突破個人思維的局限、拓寬視野、增長見識、建構解決問題的策略。閱讀教學中，合作學習不應熱衷于活動氣氛的表面熱烈、活動形式的花俏多樣，而實際上有名無實，有形無神，沒有真正引發(fā)學生情感共鳴、思維碰撞。語文教師不要交流文本中現成的、相對固定的知識，或流于表面的感受，應選取對文本理解有分歧，或答案開放不唯一，或具有知識的廣延性和思維的深刻性的問題作為合作學習的內容。例如在教學《孔雀東南飛》時，組織學生合作學習探討男女主人公愛情婚姻悲劇的原因，學生們群議后決定從三個角度分組合作：劉蘭芝、焦仲卿自身原因；焦母的強棄、劉兄的強逼；封建禮教與“情”的矛盾。學生們閱讀文本、查找資料、合作探究，如對于焦母強棄蘭芝的原因，學生們合作整理出了眾多觀點：無子嗣說、戀子情節(jié)說、感情隔閡說、嫉妒惱恨說、門第觀念說等。在有效的合作學習中，創(chuàng)設思想自由馳騁的環(huán)境，起到了“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應，產生了高于個體先前認知水平的新思維，即引起了學生彼此思維的有效碰撞，加深了解讀感悟，激起了頭腦“風暴”，優(yōu)化了閱讀教學效果。

孔孟的“學思結合”思想對我們的啟示遠不止于此，我們應更深入地理解體會并更好地指導語文閱讀教學。“悟處皆出于思，不思無由得悟”，閱讀教學中，要引導學生“學問、爭鳴、合作”，學生只有邊閱讀邊思考，在閱讀中思考，在思考中閱讀，才能激起學生情感的共鳴、思維的碰撞，實現對文本的理解和建構，學生的思維思想才得以發(fā)展，閱讀的意義才得以真正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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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袁振國著：《教育新理念》，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

②佐藤學著，鐘啟泉譯：《學習的快樂――走向對話》，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

篇10

（一）理論考試評價

統(tǒng)一對兩組學生進行理論測試，成績以百分制評分。與傳統(tǒng)教學比較，P<0．05

（二）開題報告評價

對兩組學生規(guī)定時間內完成的開題報告進行評價，評價結果以優(yōu)秀、合格、不合格表示。與傳統(tǒng)教學比較，P<0.05

二、討論

（一）循證醫(yī)學指導下CBL教學能有效提高教學效果

GreenML將循證醫(yī)學描述為“慎重、準確和明智地應用當前所能獲得的最好的研究依據，同時結合臨床醫(yī)生的個人專業(yè)技能和臨床經驗，考慮患者的價值和愿望，將三者完美的結合制訂出患者的治療方案”。現代醫(yī)學教育因為循證醫(yī)學的出現而出現了一種新的教學模式，循證醫(yī)學應用于臨床教育時，會提供一種以問題為基礎的自我教育學習方式，其基本的解決步驟包括：依據臨床病歷資料提出需要解決的問題；依據提出的問題尋找最好的臨床證據；評價證據的真實性、合理性和實用性；結合病人的具體情況和臨床專業(yè)知識將現有最好的成果應用于病人的診斷及診療決策中。循證醫(yī)學可為多因素疾病的預后及有效治療提供有力的指導，眾多研究者認為循證醫(yī)學是臨床醫(yī)學教育發(fā)展的必然趨勢，它必將逐步取代傳統(tǒng)的經驗醫(yī)學。以病例為基礎的學習(casebasedlearning，CBL)模式是基于以問題為基礎的學習(problembasedlearning，PBL)模式發(fā)展而來的全新教學方法。1969年Barrows教授首先創(chuàng)立了以學生自學為中心，老師為引導者，自我指導學習及小組討論為教學形式的PBL教學法。循證醫(yī)學和CBL教學都強調：尋找發(fā)現問題、查找參考資料、解決問題的循環(huán)式學習方法。因此循證醫(yī)學導向下采用CBL教學是打破傳統(tǒng)教學模式，提高教學效果的有效方法。

（二）循證醫(yī)學指導下CBL教學可激發(fā)學生創(chuàng)造性思維

目前我國的醫(yī)學教育，無論是本科生還是研究生，仍然沿用的“理論學習、臨床見習再臨床實習，最后直接接觸臨床”的模式。這種模式有它循序漸進的道理，但是卻忽略了理論和實際結合思維能力培養(yǎng)以及學生自己分析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yǎng)。而且目前我們的教材大多落后于實際醫(yī)學前沿發(fā)展，傳統(tǒng)的理念固然重要，但是接受醫(yī)學最前沿發(fā)展動態(tài)對于醫(yī)學生，特別是研究生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只有了解和掌握了最新的知識才能激發(fā)其創(chuàng)造性思維。缺乏創(chuàng)造性這也是目前我們的教育所面臨的困境。在神經外科專業(yè)而言其醫(yī)療技術和理念更新很快，如果僅僅是停留在書本上的知識，那將永遠不可能有自己的創(chuàng)造性成果和獨特的見解。因此而對于神經外科研究生來說重要的是要學會查閱并運用最新的醫(yī)學證據來驗證并給出最佳的治療方案，而不僅僅是對傳統(tǒng)經驗積累的思考。這正符合循證醫(yī)學的理念和要求。而對于導師，也不能再停留在傳統(tǒng)的教學模式，而是要運用更為開放和互動的教學方式，例如CBL、PBL等教學法進行授課，這樣才能“授之以漁”。有學者在本科臨床教學中運用循證醫(yī)學取得了良好效果，也說明了循證醫(yī)學對于醫(yī)學教育得重要性。而在我們的前期工作中在本科生實踐教學中引用CBL教學法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循證醫(yī)學指導下CBL教學更易調動師生的積極性和互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