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文化論文范文10篇

一

影視文化之所以成為當代審美文化的主流，最主要的原因是現代高科技的發展提供了影視視覺文化的廣泛傳播的可能，但這也與現代人的生存方式有關。城市化、都市化的擴展使現代人之間越來越隔膜、越來越陌生。這就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對話和溝通越來越成為一種迫切的需要;而這種交往、對話和溝通的最簡便的方式便是通過直接的形象欣賞。當代審美文化也就適應人們的這一生存方式而向視覺文化轉化。現在人們到處可以看到形象，感受到形象，甚至觸摸到形象。有的研究者將這種形象稱之為“意象形態”，作為意識形態的對舉形態而出現，這深刻地概括了當代審美認知從“反映”到“反應”，從理性愉悅到感性娛悅的轉變。以“意象形態”為其表征的審美文化當仁不讓地在社會審美文化舞臺上成為主角，那些業已成為當前人們生活方式、生存范式所必不可少的享受需要的電視、電影、卡拉0K、MTV、廣告藝術、時裝表演等，正是意象形態的基本承載主體。在高度緊張忙碌的現代都市生活中，快節奏、高速率改變了人們的時間概念，多數人已無暇去淺吟低唱、品嘗玩味，去細細咀嚼、推敲和尋索那些潛藏在語詞和概念背后的意蘊，無暇進行精細的心靈內省和思想反芻。“形象”能夠消除以往人們對待外部事物的距離感和隔膜感，例如電視幾乎能將整個世界的“形象”搬進人們的客廳和臥室。精采紛呈的電視圖像使觀眾的審美需求得到很大的滿足，極大地豐富了家庭生活。

審美情趣日益多元化和視覺文化成為審美文化主流的發展趨勢，不斷向影視業提出新的要求，也不斷為影視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空間。人們審美情趣的多元化發展要求影視業提供盡可能豐富的審美文化品種，滿足不同的審美文化需求。

二

當前世界影視文化在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影響下，已經完全進入商業化運作軌道。改革開放中的中國影視文化一方面受全球影視業商業化的影響，一方面受國內改革，特別是業內改革的影響，也越來越商業化了。商業化一方面為影視業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內在的不竭動力，為影視生產的多樣化提供了動力資源，促進了影視產品的多元化發展;但另一方面，一切以利潤為中心的影視業也出現了一些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的、抑制影視文化多樣化健康發展的不良傾向，即在影視審美情趣多元化的總體趨勢下，也呈現出一些影視作品類型化、單一化等不良傾向，嚴重影響著影視審美藝術的發展，影響著影視藝術的質量提升，影響著影視文化的社會功能的健康發揮。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在商業化的影響下，影視產品越來越呈現出新的類型化

影視文化之所以成為當代審美文化的主流，最主要的原因是現代高科技的發展提供了影視視覺文化的廣泛傳播的可能，但這也與現代人的生存方式有關。城市化、都市化的擴展使現代人之間越來越隔膜、越來越陌生。這就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對話和溝通越來越成為一種迫切的需要;而這種交往、對話和溝通的最簡便的方式便是通過直接的形象欣賞。當代審美文化也就適應人們的這一生存方式而向視覺文化轉化。現在人們到處可以看到形象，感受到形象，甚至觸摸到形象。有的研究者將這種形象稱之為“意象形態”，作為意識形態的對舉形態而出現，這深刻地概括了當代審美認知從“反映”到“反應”，從理性愉悅到感性娛悅的轉變。以“意象形態”為其表征的審美文化當仁不讓地在社會審美文化舞臺上成為主角，那些業已成為當前人們生活方式、生存范式所必不可少的享受需要的電視、電影、卡拉0K、MTV、廣告藝術、時裝表演等，正是意象形態的基本承載主體。在高度緊張忙碌的現代都市生活中，快節奏、高速率改變了人們的時間概念，多數人已無暇去淺吟低唱、品嘗玩味，去細細咀嚼、推敲和尋索那些潛藏在語詞和概念背后的意蘊，無暇進行精細的心靈內省和思想反芻。“形象”能夠消除以往人們對待外部事物的距離感和隔膜感，例如電視幾乎能將整個世界的“形象”搬進人們的客廳和臥室。精采紛呈的電視圖像使觀眾的審美需求得到很大的滿足，極大地豐富了家庭生活。

審美情趣日益多元化和視覺文化成為審美文化主流的發展趨勢，不斷向影視業提出新的要求，也不斷為影視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空間。人們審美情趣的多元化發展要求影視業提供盡可能豐富的審美文化品種，滿足不同的審美文化需求。

二

當前世界影視文化在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影響下，已經完全進入商業化運作軌道。改革開放中的中國影視文化一方面受全球影視業商業化的影響，一方面受國內改革，特別是業內改革的影響，也越來越商業化了。商業化一方面為影視業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內在的不竭動力，為影視生產的多樣化提供了動力資源，促進了影視產品的多元化發展;但另一方面，一切以利潤為中心的影視業也出現了一些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的、抑制影視文化多樣化健康發展的不良傾向，即在影視審美情趣多元化的總體趨勢下，也呈現出一些影視作品類型化、單一化等不良傾向，嚴重影響著影視審美藝術的發展，影響著影視藝術的質量提升，影響著影視文化的社會功能的健康發揮。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在商業化的影響下，影視產品越來越呈現出新的類型化

觀眾審美情趣的多樣性決定了影視制作的多樣化。這既是大眾審美文化豐富性的要求，也是影視作為一種藝術審美形態的要求。藝術的審美價值首先在于鮮明生動的個性化。電影電視藝術作為一種審美形態，只有具備鮮明獨特的個性特征，才能獲得真正的美學價值。歌德指出，“顯出特征的藝術才是唯一真實的藝術。只要它是從內在的、專注的、注重個性的、獨立的感情出發，來對周圍事物起作用，對不相干的東西毫不關心，甚至意識不到，那么，不管它是出于粗獷的野蠻人之手也好，還是出于有修養的敏感的人之手也好，都是完整的，有生命的”①。然而，影視作為大眾文化傳播的主要方式，其審美情趣多元化發展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收視率、票房率等影視市場機制的影響。影視的產業化發展勢頭要求把收視率、票房率作為影視生產的重要導向。影視的市場實踐證明，只有滿足數量最大的一類觀眾群的需求，才能獲得最大的收視率和經濟效益。而類型化的電影作品可以有效地避免創新所致的商業風險，避開文化市場競爭中的不利因素。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節目部主任米契爾·丹曾指出，一個節目的成功與否僅僅根據其在收視率方面的競爭情況，而3/4以上的新節目注定要失敗。這表明，審美品味的創新意味著要承擔很大的風險，所以電影電視節目都傾向于模仿過去的成功作品，以保證收視率和經濟效益。在收視率競爭日益激烈的社會氛圍中，電視審美品味不迎合最大數量的觀眾的需求是不現實的。正如，美國電視制片人F.齊夫指出，“我們全都很了解美國公眾的口味，他們需要的是消閑的娛樂品……我們不搞高雅的東西，我們的產品要面向最大多數的觀眾。他們是電視機的最大買主。他們買了電視機，啤酒商就會來找電視臺了。啤酒商需要吸引的是卡車和出租車司機，普通人，他們對那些少數人喜歡的歌劇、芭蕾和交響樂不感興趣”②。為此，好萊塢生產的電影幾乎完全按照若干成功作品模式進行類型化制作，并擴展成一種全球性的影視生產模式。

【論文摘要】進入新世紀，我國的影視藝術呈現出強勁的發展態勢和巨大的潛力路和反思之后如今，我國的影視文化在經歷了一段時期的.彎不斷走向成熟、健康和完善，表現出濃郁的當代性、生活化和平民化特色，最終走向對中國傳統美學的回歸。

【論文關鍵詞】時代性;文化的主導權;平民化;生活化

有人說.，影視作品“平實化意識的自覺是對中國傳統美學的承繼，有利于打造電視劇的民族文化品牌”，作為一個影視藝術愛好者和華夏五千年悠久文化的追隨者，筆者認為很有必要對當代影視文化與中國傳統美學的關系給予足夠的重視。

誠然，影視藝術是諸多藝術類型中最具時代特性的一種藝術樣式。影視藝術的時代特性一方面是由其賴以生成和發展的基本條件決定的，另一方面也取決于其內在的美學品格。影視作為一種文化既具有其他藝術樣式難以比擬的發展前景和潛力，也是接受范圍最廣的藝術形式，同時由于其市場化、商業化的特點，影視作品也成為最受大眾影響的一種藝術形式。影視文化作為一種具有突出的審美意識形態特性的社會現象，其市場形態表征著社會發展的基本狀況與內涵，同時，影視藝術的發展與衍變又勢必受到民族審美心理、倫理道德水準等諸多方面的制約和影響，因此，某一國或者某一民族的影視藝術要健康、繼續的發展就必須同時兼顧到以上諸多因素的影響。

一、電視文化的時代性

一在現有的諸多藝術種類中，電影和電視無疑最具有時代性的。電影和電視在當代藝術文化的發展中，無論其表現形式、藝術語言，還是其文化意蘊，都體現出濃郁的創新意識和時代特征。筆者認為，影視文化的時代性特點，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藝術與商業并重。1895年，盧米埃爾兄弟第一次向社會售票在巴黎卡普辛路14號大咖啡館的地下室里公映電影《工廠的大門》標志著電影的誕生。影視藝術自誕生之日起便和市場有了割不斷的聯系，經由百余年的運作，已成為一門具有鮮明市場特性的藝術。同時，由于影視作品通俗性、大眾性特點，以及其藝術表現形式與內涵的豐富性，使得影視作品同時具有了娛樂與審美的雙重功能。綜觀當代的影視作品，不難發現，娛樂的未必是優秀的、美的，但優秀的作品之中必定有娛樂的成分，只有關注藝術接受者，讓廣大觀眾得到愉悅感和滿足感一，與其審美經驗和審美期待產生共鳴，影視作品才有市場，也才有能力繼續運作。因此，影視文化的娛樂功能顯然大于文學等藝術種類，只有在將市場牢牢把握的同時關注文化內涵，才能算是優秀的作品。第二，傳播的迅速和受眾的廣泛。影視文化，特別是電視，其傳播區域的廣泛和速度的迅捷顯然是無以倫比的，由此也帶來了藝術信息的極大增殖，以及人們對現代傳播媒體的高度重視;.同時由于影視文化藝術作品傳播的迅捷和覆蓋區域的廣泛，影視作品，特別是電視作品，幾乎在面世后的第一時間就會受到社會的關注，觀眾的審美情趣與接受心理以及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念等方面的評判，這些因素也對影視文化極大的壓力和挑戰;第三，對現代科技的倚重。作為現代科技發展的附屬產物的電影與電視藝術，愈來愈離不開最新科技成就的促動;每一項對藝術可能產生影響的科技成果，幾乎都會同步地運用于電影電視的制作與傳播之中。因此，可以說影視藝術作品體現著時展的脈搏和大眾審美理想和接受心理變化的曲線，影視文化的健康發展首先必須在二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90年代以來的這一時期，對于中國歷史來說，不僅是公元紀年意義上的世紀轉折，同時也是經過20世紀一百年艱難求索以后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的世紀轉折，因此，處在這一轉折時期的中國影視文化既是這一特定時期的歷史產物，同時也是這一時期的歷史見證：一方面，我們可以從這一特定時期的歷史語境來觀察和闡釋這一時期的影視文化，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通過這一時期的影視文化來理解和分析這一特定時期的社會語境。意識形態的多元走向、政治/經濟體制的變革潮流、文化/藝術的啟蒙傾向以及社會/心理的個性化趨勢構成70年代末期直到80年代后期這一階段的主導特征。而從80年代末開始，中國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一方面執政集團通過機制修復和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強化加固了政治的一體化體系，另一方面已經形成慣性運作的經濟的國際化和市場化，又使市場經濟邏輯滲透和影響到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各個層面。政治一體化要求與經濟市場化趨勢相互纏繞、制約，并逐漸完成了從相互矛盾到相互協作的轉化。與此相關，中國民眾本世紀以來經久不衰的政治熱情開始淡化，功利和實用觀念日漸成為民間主導意識。與此同時，本來就受到了創傷性狙擊的知識分子的啟蒙運動和啟蒙理想基本失去了社會基礎和文化效果，人文知識分子原來的社會角色和文化立場出現了分化和轉換，一部分人自覺融入政治一體化機制，另一部分人則進入市場運作機制，文化啟蒙作為一種第三角色被邊緣化，甚至被壓抑為一種集體無意識。這樣一種社會/歷史狀態，不僅作為一種背景，而且也作為一種力量，直接控制、作用、影響著90年代以來的中國影視文化，為這一時期中國影視文化留下了鮮明的時間性印跡。因而，處在這一世紀轉折時期的中國影視文化，既與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后期的中國影視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同時也有著相當明顯的變化和區別，作為這一時期的文化遺產，后來者將從這一時期的影視現象中意識到中國影視文化是如何在政治意識形態/文化工業機制/知識分子立場之間的張力場中審慎而艱難地確定自己的生存空間和發展策略的，無論是歷史的局限或是歷史的得天獨厚都將在這些影視文本中得到一份真實的記錄，即便或者只是真實的癥侯的記錄。

90年代中國影視文化的政治意識形態化傾向

回顧90年代以來的中國影視文化，我們會很容易地發現：主旋律意識的不斷升溫，五個一工程對影視創作的引導性作用日益擴大，意識形態標準在電視飛天獎和電影金雞獎、政府華表獎評選中的重要性越來越重要，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熱和各種英雄模范、好人好事題材熱方興未艾，廣電部重點國產影片成批推出……，這些共同構成了中國影視文化的一道道風景。與前一時期各種政治觀念、文化形態、道德思想以及美學流派的喧嘩和騷動明顯不同，相對整一化的主流政治意識形態傾向的強化是這一時期中國影視文化的一個明顯特征。

這一影視文化局面的出現是與國家政權強化了對影視文化的調控力度直接相關的。90年代以來，由于政治意識形態領域一些矛盾的加劇，西方國家外部壓力的增強，啟蒙文化解構了原有政治理想、信念以及道德傳統而形成的價值真空，市場化與既存體制之間的裂縫所帶來的腐化現象的加重，同時也由于商品經濟對整個社會價值觀念的沖擊，都對中國既成的政治/道德秩序形成了挑戰。所以，從1989年召開第十四屆三中全會確立了中共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以來，中央越來越強調政治體制的穩定和政治權威的維護，政治覺悟、大局觀、穩定意識成為政治意識形態的基本要求。199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提?在全民族牢固樹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牢固樹立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的堅定信念，號召加強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的思想道德建設，要求文學藝術要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理想、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這表明，執政黨對文化發展的指導性和支配性再次獲得了強化。在加強了對文化藝術業的總體調控的同時，國家政權也加強了對影視文化的具體規范。90年代以后，執政機構對影視文化巨大的傳播覆蓋面和感性的傳播滲透能力越來越重視。黃金時間電視節目?主旋律化、正面宣傳為主、鼓勵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淡化海外境外節目、保護中央電視臺的中央權威地位、加強電影劇本的審批和電影生產的規劃、制定嚴格的電影審查制度、國家和電影管理管理機構先后頒布《電影管理條例》等法規等，都是國家政權加強影視文化調控所采取的具體措施。因此，處在世紀轉折時期的中國影視，不僅是一種大眾傳播媒介或者文化生產工業，更是一種特殊的政治意識形態。正是這一社會語境，明顯地強化了這一時期中國影視文化的政治意識形態傾向。

這種傾向的直接體現就是主旋律影視創作成為這一時期最重要的創作現象。首先，革命歷史題材、特別是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影視作品的數量和規模都發展迅速。1991年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70周年、1995年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形成了兩個高潮，八一電影制片廠先后推出的《大決戰》、《大轉折》、《大進軍》（8部16集），李前寬、肖桂云執導的《開國大典》、《重慶談判》，丁蔭楠執導的《》等是這類作品的代表，這些影視作品以其得天獨厚的題材優勢、舉世罕見的制作規模以及精益求精的創作態度，將視野投向今天正直接承傳著的那段創世紀的輝煌歷史和今天還記憶著的那些創世紀的偉人。歷史在這里成為一種現實的意識形態話語，它以其權威性確證著現實秩序的必然和合理，加強人們對曾經創造過歷史奇跡的政治集團和信仰的信任和信心。……主流政治期待著這些影片以其想象的在場性發揮歷史教科書和政治教科書無法比擬的意識形態功能?（1）其次，古典和近代歷史題材大量增加。有的是歷史人物題材，如孔子、李時珍等人的傳記作品，有的是歷史事件題材，如《北洋水師》等，還有的是古典文學名著改編的題材，其中的代表作品是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拍攝的大型電視連續劇《三國演義》、《水滸》、《東周列國》等，這些作品都以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宣傳中國歷史、表達愛國主義精神為基本視角，用中國文化的歷時性輝煌來對抗西方文化的共時性威脅，用以秩序、團體為本位的東方倫理精神的忍辱負重來對抗以個性、個體為本位的西方人文觀念的自我擴張，用帝國主義對近代中國的侵略行徑來暗示西方國家對現代中國的虎視耽耽，用愛國主義的歷史虛構來加強國家主義的現實意識，歷史的書寫被巧妙地轉化為了對現實的政治意識形態建構的支撐和承傳。第三，出現了一大批以政治性事件和英雄人物為創作題材的影視作品。如以共產黨優秀干部為題材的《焦裕祿》、《孔繁森》，以各行各業模范典型為題材的影片《蔣筑英》、《軍嫂》等，它們都將人物置身于艱難困境之中，敘述他們那種任勞任怨、兢兢業業的政治信念、道德品質、價值觀念，試圖將他們塑造為當代社會的政治和道德榜樣，以說服和引導觀眾認同現實秩序和自我的社會位置。

這一時期，影視文化的政治意識形態傾向的強化還體現為創作上的一種倫理化趨勢。中國具有悠久的國/家、政治/倫理一體化的傳統，國家政治通過社會家庭倫理進入現實人生，倫理的規范性和道德的自律性通過這種一體化而轉化為對政治秩序的穩定性的維護和說明，政治意識形態的一元化借助于對倫理道德規范和典范的肯定而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產生聯系，這正是90年代以來中國影視文化的倫理化傾向越來越突出的政治意識形態原因。這種倫理化傾向體現為三個層面：

90年代以來的這一時期，對于中國歷史來說，不僅是公元紀年意義上的世紀轉折，同時也是經過20世紀一百年艱難求索以后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的世紀轉折，因此，處在這一轉折時期的中國影視文化既是這一特定時期的歷史產物，同時也是這一時期的歷史見證：一方面，我們可以從這一特定時期的歷史語境來觀察和闡釋這一時期的影視文化，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通過這一時期的影視文化來理解和分析這一特定時期的社會語境。意識形態的多元走向、政治/經濟體制的變革潮流、文化/藝術的啟蒙傾向以及社會/心理的個性化趨勢構成70年代末期直到80年代后期這一階段的主導特征。而從80年代末開始，中國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一方面執政集團通過機制修復和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強化加固了政治的一體化體系，另一方面已經形成慣性運作的經濟的國際化和市場化，又使市場經濟邏輯滲透和影響到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各個層面。政治一體化要求與經濟市場化趨勢相互纏繞、制約，并逐漸完成了從相互矛盾到相互協作的轉化。與此相關，中國民眾本世紀以來經久不衰的政治熱情開始淡化，功利和實用觀念日漸成為民間主導意識。與此同時，本來就受到了創傷性狙擊的知識分子的啟蒙運動和啟蒙理想基本失去了社會基礎和文化效果，人文知識分子原來的社會角色和文化立場出現了分化和轉換，一部分人自覺融入政治一體化機制，另一部分人則進入市場運作機制，文化啟蒙作為一種"第三角色"被邊緣化，甚至被壓抑為一種集體無意識。這樣一種社會/歷史狀態，不僅作為一種背景，而且也作為一種"力量"，直接控制、作用、影響著90年代以來的中國影視文化，為這一時期中國影視文化留下了鮮明的"時間性"印跡。因而，處在這一世紀轉折時期的中國影視文化，既與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后期的中國影視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同時也有著相當明顯的變化和區別，作為這一時期的文化遺產，后來者將從這一時期的影視現象中意識到中國影視文化是如何在政治意識形態/文化工業機制/知識分子立場之間的張力場中審慎而艱難地確定自己的生存空間和發展策略的，無論是歷史的局限或是歷史的得天獨厚都將在這些影視文本中得到一份"真實"的記錄，即便或者只是真實的"癥侯"的記錄。

90年代中國影視文化的政治意識形態化傾向

回顧90年代以來的中國影視文化，我們會很容易地發現："主旋律"意識的不斷升溫，"五個一工程"對影視創作的引導性作用日益擴大，意識形態標準在電視"飛天獎"和電影"金雞獎"、政府"華表獎"評選中的重要性越來越重要，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熱和各種英雄模范、好人好事題材熱方興未艾，廣電部重點國產影片成批推出……，這些共同構成了中國影視文化的一道道風景。與前一時期各種政治觀念、文化形態、道德思想以及美學流派的喧嘩和騷動明顯不同，相對整一化的主流政治意識形態傾向的強化是這一時期中國影視文化的一個明顯特征。

這一影視文化局面的出現是與國家政權強化了對影視文化的調控力度直接相關的。90年代以來，由于政治意識形態領域一些矛盾的加劇，西方國家外部壓力的增強，啟蒙文化解構了原有政治理想、信念以及道德傳統而形成的價值真空，市場化與既存體制之間的裂縫所帶來的"腐化"現象的加重，同時也由于商品經濟對整個社會價值觀念的沖擊，都對中國既成的政治/道德秩序形成了挑戰。所以，從1989年召開第十四屆三中全會確立了中共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以來，中央越來越強調政治體制的穩定和政治權威的維護，政治覺悟、大局觀、穩定意識成為政治意識形態的基本要求。199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提?"在全民族牢固樹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牢固樹立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的堅定信念"，號召加強"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的思想道德建設，要求文學藝術要"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理想、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這表明，執政黨對文化發展的指導性和支配性再次獲得了強化。在加強了對文化藝術業的總體調控的同時，國家政權也加強了對影視文化的具體規范。90年代以后，執政機構對影視文化巨大的傳播覆蓋面和感性的傳播滲透能力越來越重視。黃金時間電視節目?"主旋律"化、正面宣傳為主、鼓勵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淡化海外境外節目、保護中央電視臺的中央權威地位、加強電影劇本的審批和電影生產的規劃、制定嚴格的電影審查制度、國家和電影管理管理機構先后頒布《電影管理條例》等法規等，都是國家政權加強影視文化調控所采取的具體措施。因此，處在世紀轉折時期的中國影視，不僅是一種大眾傳播媒介或者文化生產工業，更是一種特殊的政治意識形態。正是這一社會語境，明顯地強化了這一時期中國影視文化的政治意識形態傾向。

這種傾向的直接體現就是"主旋律"影視創作成為這一時期最重要的創作現象。首先，"革命歷史題材"、特別是"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影視作品的數量和規模都發展迅速。1991年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70周年、1995年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形成了兩個高潮，八一電影制片廠先后推出的《大決戰》、《大轉折》、《大進軍》（8部16集），李前寬、肖桂云執導的《開國大典》、《重慶談判》，丁蔭楠執導的《》等是這類作品的代表，這些影視作品以其得天獨厚的題材優勢、舉世罕見的制作規模以及精益求精的創作態度，"將視野投向今天正直接承傳著的那段創世紀的輝煌歷史和今天還記憶著的那些創世紀的偉人。歷史在這里成為一種現實的意識形態話語，它以其權威性確證著現實秩序的必然和合理，加強人們對曾經創造過歷史奇跡的政治集團和信仰的信任和信心。……主流政治期待著這些影片以其想象的在場性發揮歷史教科書和政治教科書無法比擬的意識形態功能?"（1）其次，古典和近代歷史題材大量增加。有的是歷史人物題材，如孔子、李時珍等人的傳記作品，有的是歷史事件題材，如《北洋水師》等，還有的是古典文學名著改編的題材，其中的代表作品是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拍攝的大型電視連續劇《三國演義》、《水滸》、《東周列國》等，這些作品都以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宣傳中國歷史、表達愛國主義精神為基本視角，用中國文化的歷時性輝煌來對抗西方文化的共時性威脅，用以秩序、團體為本位的東方倫理精神的忍辱負重來對抗以個性、個體為本位的西方人文觀念的自我擴張，用帝國主義對近代中國的侵略行徑來暗示西方國家對現代中國的虎視耽耽，用愛國主義的歷史虛構來加強國家主義的現實意識，歷史的書寫被巧妙地轉化為了對現實的政治意識形態建構的支撐和承傳。第三，出現了一大批以政治性事件和英雄人物為創作題材的影視作品。如以共產黨優秀干部為題材的《焦裕祿》、《孔繁森》，以各行各業模范典型為題材的影片《蔣筑英》、《軍嫂》等，它們都將人物置身于艱難困境之中，敘述他們那種任勞任怨、兢兢業業的政治信念、道德品質、價值觀念，試圖將他們塑造為當代社會的政治和道德榜樣，以說服和引導觀眾認同現實秩序和自我的社會位置。

這一時期，影視文化的政治意識形態傾向的強化還體現為創作上的一種倫理化趨勢。中國具有悠久的國/家、政治/倫理一體化的傳統，國家政治通過社會家庭倫理進入現實人生，倫理的規范性和道德的自律性通過這種一體化而轉化為對政治秩序的穩定性的維護和說明，政治意識形態的一元化借助于對倫理道德規范和典范的肯定而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產生聯系，這正是90年代以來中國影視文化的倫理化傾向越來越突出的政治意識形態原因。這種倫理化傾向體現為三個層面：

【內容提要】

審美情趣日趨多元化，影視文化日益成為審美文化主流;審美文化的市場化、商業化，使受制于收視率、票房率的影視文化出現類型化、單一化等傾向，抑制著影視文化的質量提升和多樣化的繁榮。影視業必須重新建構自己的美學特征，特別是從文學藝術中吸取精華，才能提高藝術品味，獲得藝術生命。

社會的發展使當下的審美情趣日趨多元化，使影視文化日益成為審美文化主流;但審美文化的市場化、商業化發展，又使受制于收視率、票房率的影視文化出現類型化、單一化等傾向，這些傾向抑制著影視文化的質量提升和多樣化繁榮。在這樣的大趨勢下，影視業必須重新審視自己的審美價值體系，特別是從文學藝術中吸取精華，才能提高藝術品味，獲得藝術生命。

一

影視文化之所以成為當代審美文化的主流，最主要的原因是現代高科技的發展提供了影視視覺文化的廣泛傳播的可能，但這也與現代人的生存方式有關。城市化、都市化的擴展使現代人之間越來越隔膜、越來越陌生。這就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對話和溝通越來越成為一種迫切的需要;而這種交往、對話和溝通的最簡便的方式便是通過直接的形象欣賞。當代審美文化也就適應人們的這一生存方式而向視覺文化轉化。現在人們到處可以看到形象，感受到形象，甚至觸摸到形象。有的研究者將這種形象稱之為“意象形態”，作為意識形態的對舉形態而出現，這深刻地概括了當代審美認知從“反映”到“反應”，從理性愉悅到感性娛悅的轉變。以“意象形態”為其表征的審美文化當仁不讓地在社會審美文化舞臺上成為主角，那些業已成為當前人們生活方式、生存范式所必不可少的享受需要的電視、電影、卡拉0K、MTV、廣告藝術、時裝表演等，正是意象形態的基本承載主體。在高度緊張忙碌的現代都市生活中，快節奏、高速率改變了人們的時間概念，多數人已無暇去淺吟低唱、品嘗玩味，去細細咀嚼、推敲和尋索那些潛藏在語詞和概念背后的意蘊，無暇進行精細的心靈內省和思想反芻。“形象”能夠消除以往人們對待外部事物的距離感和隔膜感，例如電視幾乎能將整個世界的“形象”搬進人們的客廳和臥室。精采紛呈的電視圖像使觀眾的審美需求得到很大的滿足，極大地豐富了家庭生活。

審美情趣日益多元化和視覺文化成為審美文化主流的發展趨勢，不斷向影視業提出新的要求，也不斷為影視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空間。人們審美情趣的多元化發展要求影視業提供盡可能豐富的審美文化品種，滿足不同的審美文化需求。

【內容提要】

審美情趣日趨多元化，影視文化日益成為審美文化主流;審美文化的市場化、商業化，使受制于收視率、票房率的影視文化出現類型化、單一化等傾向，抑制著影視文化的質量提升和多樣化的繁榮。影視業必須重新建構自己的美學特征，特別是從文學藝術中吸取精華，才能提高藝術品味，獲得藝術生命。

社會的發展使當下的審美情趣日趨多元化，使影視文化日益成為審美文化主流;但審美文化的市場化、商業化發展，又使受制于收視率、票房率的影視文化出現類型化、單一化等傾向，這些傾向抑制著影視文化的質量提升和多樣化繁榮。在這樣的大趨勢下，影視業必須重新審視自己的審美價值體系，特別是從文學藝術中吸取精華，才能提高藝術品味，獲得藝術生命。

一

影視文化之所以成為當代審美文化的主流，最主要的原因是現代高科技的發展提供了影視視覺文化的廣泛傳播的可能，但這也與現代人的生存方式有關。城市化、都市化的擴展使現代人之間越來越隔膜、越來越陌生。這就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對話和溝通越來越成為一種迫切的需要;而這種交往、對話和溝通的最簡便的方式便是通過直接的形象欣賞。當代審美文化也就適應人們的這一生存方式而向視覺文化轉化。現在人們到處可以看到形象，感受到形象，甚至觸摸到形象。有的研究者將這種形象稱之為“意象形態”，作為意識形態的對舉形態而出現，這深刻地概括了當代審美認知從“反映”到“反應”，從理性愉悅到感性娛悅的轉變。以“意象形態”為其表征的審美文化當仁不讓地在社會審美文化舞臺上成為主角，那些業已成為當前人們生活方式、生存范式所必不可少的享受需要的電視、電影、卡拉0K、MTV、廣告藝術、時裝表演等，正是意象形態的基本承載主體。在高度緊張忙碌的現代都市生活中，快節奏、高速率改變了人們的時間概念，多數人已無暇去淺吟低唱、品嘗玩味，去細細咀嚼、推敲和尋索那些潛藏在語詞和概念背后的意蘊，無暇進行精細的心靈內省和思想反芻。“形象”能夠消除以往人們對待外部事物的距離感和隔膜感，例如電視幾乎能將整個世界的“形象”搬進人們的客廳和臥室。精采紛呈的電視圖像使觀眾的審美需求得到很大的滿足，極大地豐富了家庭生活。

審美情趣日益多元化和視覺文化成為審美文化主流的發展趨勢，不斷向影視業提出新的要求，也不斷為影視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空間。人們審美情趣的多元化發展要求影視業提供盡可能豐富的審美文化品種，滿足不同的審美文化需求。

論文關鍵詞：韓國影視文化視點文化價值

論文摘要：韓國影視在儒家傳統文化的保存和現代化以及商業化的過程中成為重要媒質。中國是泱泱文化大國在社會的轉型期傳統文化卻被慢慢湮沒。社會文化淡漠。價值取向模糊。分析比較韓國的文化視點和文化價值總結發展經驗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韓流來襲

在世紀之交的中國滄桑巨變中，“韓流”洶涌而來。“韓流”的產生絕不是平地風云，唯有在文化多元共處的框架中，謀求多元文化之間的對話交流，求同存異、相互學習、共同發展，才是比較理想的文化互動模式。外來文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融合后的多元文化結構，是韓國近代歷史中文化領域發展的極大成就，這種文化結構也成就了韓國的影視產業。

韓劇中有著濃厚的溫情和鮮明的儒家道德，恰如其分地填補了國內目前的道德空白。韓國既有悠久的歷史傳承又經濟發達，既古老又現代，既傳統又先進，世界韓國研究者有一個共識：“儒教傳統是韓國迅速發展的重要因素。”儒學的“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和“學而優則仕”的為學之道，在韓國深入人心。并演化為注重教育的傳統。劇中所體現的儒教傳統，那種森嚴的長幼尊卑關系、幾代同堂的生活方式以及孝順父母、重視家庭、謙恭有禮的人生態度，讓人感受到濃郁的東方文化傳統。

二、韓國影視的文化視點

[摘要]和諧文化作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黨加強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精神支柱和具體方式。影視文化作為文化意識形態之一，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文化中起到獨特的作用。影視文化作為精神文化傳播，要緊緊圍繞黨的方針和政策，不僅僅是娛樂受眾的工具，同時也是培養愛眾的一個重要渠道。影視文化作品中所傳達的平等正義、誠信友愛、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等理念正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和諧社會的中心內容和體現。

[關鍵詞]和諧社會和諧文化影視文化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的一個重要議程是研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問題。我們黨在會議上明確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任務，就是要求全黨同志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更加自覺地加強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使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建設與和諧社會建設全面發展。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體現，也是新世紀中央領導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認識的一次飛躍。

中共十六屆六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文中簡稱《決定》)，在《決定》中全面分析了我國當前形勢和任務。研究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若干重大問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歸根到底實惠于民，是使我們廣大老百姓在物質上、精神上、以及生存環境上等有顯著的改善和提高。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這種局面的最終形成，是需要我們全社會的支持，全人民的努力。《決定》共分八個方面，其中在第五方面明確指出：要建設和諧文化，鞏固社會和諧的思想道德基礎。這可以說是對廣大文化工作者在現階段提出了非常明確的工作指導目標。

“和諧文化”在我國有著悠久的傳統和歷史，從孔子時代起，“大同世界”、“天下為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和諧理念就已經表現的淋漓盡致。和為貴、和氣生財等思想同時也為歷代先賢所推崇。中共中央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和諧文化是全體人民團結進步的重要精神支撐。要積極發展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文學藝術事業，堅持正確導向，弘揚社會正氣”。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王能憲曾經說：“建設和諧社會，最重要的因素是人，而文化正是直接作用于人的，直接決定著人的思想、人的行為。所以說，和諧文化正是和諧社會的靈魂所在。”這些論述無疑表明：和諧文化是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離開了和諧文化，就無從建設和諧社會。和諧文化，是我們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思想以文化形式外化的一種表現和展示，也是加強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精神支柱和具體方式。影視文化作為文化意識形態之一，同樣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文化中起到獨特的作用。因為影視文化作為精神文化傳播，要緊緊圍繞黨的方針和政策，不僅僅是娛樂受眾的工具。同時也是培養受眾的一個重要渠道，影視文化作品中所傳達的平等正義、誠信友愛、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等理念正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和諧社會的中心內容和體現。

那么，影視文化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和諧社會中具有哪些作用呢?

90年代以來的這一時期，對于中國歷史來說，不僅是公元紀年意義上的世紀轉折，同時也是經過20世紀一百年艱難求索以后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的世紀轉折，因此，處在這一轉折時期的中國影視文化既是這一特定時期的歷史產物，同時也是這一時期的歷史見證：一方面，我們可以從這一特定時期的歷史語境來觀察和闡釋這一時期的影視文化，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通過這一時期的影視文化來理解和分析這一特定時期的社會語境。意識形態的多元走向、政治/經濟體制的變革潮流、文化/藝術的啟蒙傾向以及社會/心理的個性化趨勢構成70年代末期直到80年代后期這一階段的主導特征。而從80年代末開始，中國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一方面執政集團通過機制修復和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強化加固了政治的一體化體系，另一方面已經形成慣性運作的經濟的國際化和市場化，又使市場經濟邏輯滲透和影響到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各個層面。政治一體化要求與經濟市場化趨勢相互纏繞、制約，并逐漸完成了從相互矛盾到相互協作的轉化。與此相關，中國民眾本世紀以來經久不衰的政治熱情開始淡化，功利和實用觀念日漸成為民間主導意識。與此同時，本來就受到了創傷性狙擊的知識分子的啟蒙運動和啟蒙理想基本失去了社會基礎和文化效果，人文知識分子原來的社會角色和文化立場出現了分化和轉換，一部分人自覺融入政治一體化機制，另一部分人則進入市場運作機制，文化啟蒙作為一種"第三角色"被邊緣化，甚至被壓抑為一種集體無意識。這樣一種社會/歷史狀態，不僅作為一種背景，而且也作為一種"力量"，直接控制、作用、影響著90年代以來的中國影視文化，為這一時期中國影視文化留下了鮮明的"時間性"印跡。因而，處在這一世紀轉折時期的中國影視文化，既與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后期的中國影視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同時也有著相當明顯的變化和區別，作為這一時期的文化遺產，后來者將從這一時期的影視現象中意識到中國影視文化是如何在政治意識形態/文化工業機制/知識分子立場之間的張力場中審慎而艱難地確定自己的生存空間和發展策略的，無論是歷史的局限或是歷史的得天獨厚都將在這些影視文本中得到一份"真實"的記錄，即便或者只是真實的"癥侯"的記錄。

90年代中國影視文化的政治意識形態化傾向

回顧90年代以來的中國影視文化，我們會很容易地發現："主旋律"意識的不斷升溫，"五個一工程"對影視創作的引導性作用日益擴大，意識形態標準在電視"飛天獎"和電影"金雞獎"、政府"華表獎"評選中的重要性越來越重要，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熱和各種英雄模范、好人好事題材熱方興未艾，廣電部重點國產影片成批推出……，這些共同構成了中國影視文化的一道道風景。與前一時期各種政治觀念、文化形態、道德思想以及美學流派的喧嘩和騷動明顯不同，相對整一化的主流政治意識形態傾向的強化是這一時期中國影視文化的一個明顯特征。

這一影視文化局面的出現是與國家政權強化了對影視文化的調控力度直接相關的。90年代以來，由于政治意識形態領域一些矛盾的加劇，西方國家外部壓力的增強，啟蒙文化解構了原有政治理想、信念以及道德傳統而形成的價值真空，市場化與既存體制之間的裂縫所帶來的"腐化"現象的加重，同時也由于商品經濟對整個社會價值觀念的沖擊，都對中國既成的政治/道德秩序形成了挑戰。所以，從1989年召開第十四屆三中全會確立了中共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以來，中央越來越強調政治體制的穩定和政治權威的維護，政治覺悟、大局觀、穩定意識成為政治意識形態的基本要求。199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提?"在全民族牢固樹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牢固樹立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的堅定信念"，號召加強"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的思想道德建設，要求文學藝術要"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理想、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這表明，執政黨對文化發展的指導性和支配性再次獲得了強化。在加強了對文化藝術業的總體調控的同時，國家政權也加強了對影視文化的具體規范。90年代以后，執政機構對影視文化巨大的傳播覆蓋面和感性的傳播滲透能力越來越重視。黃金時間電視節目?"主旋律"化、正面宣傳為主、鼓勵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淡化海外境外節目、保護中央電視臺的中央權威地位、加強電影劇本的審批和電影生產的規劃、制定嚴格的電影審查制度、國家和電影管理管理機構先后頒布《電影管理條例》等法規等，都是國家政權加強影視文化調控所采取的具體措施。因此，處在世紀轉折時期的中國影視，不僅是一種大眾傳播媒介或者文化生產工業，更是一種特殊的政治意識形態。正是這一社會語境，明顯地強化了這一時期中國影視文化的政治意識形態傾向。

這種傾向的直接體現就是"主旋律"影視創作成為這一時期最重要的創作現象。首先，"革命歷史題材"、特別是"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影視作品的數量和規模都發展迅速。1991年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70周年、1995年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形成了兩個高潮，八一電影制片廠先后推出的《大決戰》、《大轉折》、《大進軍》（8部16集），李前寬、肖桂云執導的《開國大典》、《重慶談判》，丁蔭楠執導的《》等是這類作品的代表，這些影視作品以其得天獨厚的題材優勢、舉世罕見的制作規模以及精益求精的創作態度，"將視野投向今天正直接承傳著的那段創世紀的輝煌歷史和今天還記憶著的那些創世紀的偉人。歷史在這里成為一種現實的意識形態話語，它以其權威性確證著現實秩序的必然和合理，加強人們對曾經創造過歷史奇跡的政治集團和信仰的信任和信心。……主流政治期待著這些影片以其想象的在場性發揮歷史教科書和政治教科書無法比擬的意識形態功能?"（1）其次，古典和近代歷史題材大量增加。有的是歷史人物題材，如孔子、李時珍等人的傳記作品，有的是歷史事件題材，如《北洋水師》等，還有的是古典文學名著改編的題材，其中的代表作品是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拍攝的大型電視連續劇《三國演義》、《水滸》、《東周列國》等，這些作品都以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宣傳中國歷史、表達愛國主義精神為基本視角，用中國文化的歷時性輝煌來對抗西方文化的共時性威脅，用以秩序、團體為本位的東方倫理精神的忍辱負重來對抗以個性、個體為本位的西方人文觀念的自我擴張，用帝國主義對近代中國的侵略行徑來暗示西方國家對現代中國的虎視耽耽，用愛國主義的歷史虛構來加強國家主義的現實意識，歷史的書寫被巧妙地轉化為了對現實的政治意識形態建構的支撐和承傳。第三，出現了一大批以政治性事件和英雄人物為創作題材的影視作品。如以共產黨優秀干部為題材的《焦裕祿》、《孔繁森》，以各行各業模范典型為題材的影片《蔣筑英》、《軍嫂》等，它們都將人物置身于艱難困境之中，敘述他們那種任勞任怨、兢兢業業的政治信念、道德品質、價值觀念，試圖將他們塑造為當代社會的政治和道德榜樣，以說服和引導觀眾認同現實秩序和自我的社會位置。

這一時期，影視文化的政治意識形態傾向的強化還體現為創作上的一種倫理化趨勢。中國具有悠久的國/家、政治/倫理一體化的傳統，國家政治通過社會家庭倫理進入現實人生，倫理的規范性和道德的自律性通過這種一體化而轉化為對政治秩序的穩定性的維護和說明，政治意識形態的一元化借助于對倫理道德規范和典范的肯定而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產生聯系，這正是90年代以來中國影視文化的倫理化傾向越來越突出的政治意識形態原因。這種倫理化傾向體現為三個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