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政治文化現狀及發展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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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生參與型政治文化的內涵及特征

“政治文化”這一概念是由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提出的。在對政治文化的特征進行研究時，阿爾蒙德和維巴以個人對政治體系的輸入和輸出，以及作為政治主體的自我對各種認知取向、情感取向、評價取向出現的頻率，將政治文化劃分為三類:“村民型政治文化(TheParochialPoliticalCulture)、臣民型政治文化(TheSubjectPoliticalCulture)、參與型政治文化(TheParticipantPoliticalCulture)。”［2］17－19參與型政治文化具有自身特定的規定性。“在參與型政治文化中，社會成員對政治系統以及政治輸入和輸出，都有著明確的意識，個體成員對自身在政治系統中的角色地位也有著清楚概念的一種文化。”［3］269由此可見，作為政治文化的亞文化，大學生參與型政治文化是指青年學生在大學時代對于自身在政治系統中的權利與義務關系、責任及能力大小具有較為清晰的認識和較高評價的文化體系，是大學校園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具有較強能動、制衡、溝通機制的政治文化，大學生參與型政治文化具有如下三個特征。第一，強調“自主人格”。政治人格一般由政治品格、政治資格、政治尊嚴三要素構成。通過與臣民型政治文化相比較，參與型政治文化的三要素與之存在巨大不同:前者的政治品格處于壓抑狀態，而后者呈現自尊自重狀態，可以將內含的認知情感充分調動;前者的政治資格飄忽不定，難以自主把握參與主動權，而后者有自主的參與資格;前者的政治尊嚴被肆意踐踏，而后者的尊嚴能夠得以維護。可見，臣民型政治文化中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灌輸，個體政治人格幾乎難以主動體現;而參與型政治文化的自上而下強行灌輸色彩淡化，自下而上渠道通暢，參與者的主觀能動性得到肯定。在大學生參與型政治文化中，大學生對自身的政治主體身份較之前有了更明確的認知:他們是自由的政治活動主體，不依附于任何人;具有獨立的政治人格，以自己的政治意愿行事而不屈服于外在的權威。“自主人格”鑄造著合格的大學生參與型政治文化的參與主體，有效防止滑向臣民型政治文化的深淵。第二，強調“政治輸入與政治輸出的并重原則”。在臣民型政治文化與參與型政治文化中，臣民或公民都受到“政治輸出”如政府政策制定、政治行為約束等直接影響，但二者的顯著區別在于“政治輸入”過程中的作用大小。在臣民型政治文化中，人們更多地關注政治輸出而非政治輸入，此時政策是由上層政治權威決定，這就意味著這是一條單向度的自上而下的政治輸出過程。而參與型政治文化則不同，它強調政治輸入與政治輸出之間的協調對等，即傳統的單向度的官方灌輸式的政治輸出過程轉變為雙向度的互動式政治輸出過程，公民不僅在意政策結果，也關注政策制定過程之中公民政治意愿的吸納程度。大學生參與型政治文化一改傳統的“只注重對政治結果的關注”，將“重輸出輕輸入”的格局進化為“輸入輸出并重”，強調大學生作為政治參與主體在政治輸入方面的獨立性與實效性，切實保證大學生的“政治人”身份。第三，強調“理性參與的政治心態”。雙向度的互動式政治輸入輸出過程，使得公民的政治意愿能夠很大程度得到滿足，然而要使得每位公民的政治愿望都能實現又顯得不太現實。在公民的政治意愿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他們以什么樣的態度去回應政府成為區分臣民型政治文化與參與型政治文化的重要指標。在參與型政治文化中，公民為了保證政治秩序的有效運行自覺地強調“理性參與”。大學生在政治參與過程中，既能夠將參與意識、權利意識、自主意識運用于日常政治行為之中，又能在政治意愿受阻的情況下自覺地以協商精神、寬容精神、包容精神來正面回應。

二、當代大學生參與型政治文化發展現狀

大學生參與型政治文化不僅具有其特有的特征，隨著社會的包容度與異質文化的傳播，其價值特征也在發生著變化。當代大學生參與型政治文化在不斷深化拓展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兩重性特征。(一)政治敏感度提高，但政治效能感弱。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及大眾傳播媒介特別是新媒體的廣泛應用，大學生政治參與突破舊有的時間、空間制約，對國內外政治事件有了更多的了解及更高的關注程度，提高了大學生的政治敏感度。沈壯海教授等《2016年度大學生思想政治狀況調查分析》顯示:“94．1%的大學生支持國家改革創新發展之路，86．3%的大學生認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我國發展進步的根本保證’，51．4%的大學生支持在校大學生參與民主選舉、游行示威和政治監督等政治活動，67．8%的大學生表示愿意參與上述政治活動。”［4］這表明大學生對于國家時事政治更為關心了解，政治敏感度較高。作者2016年在本校所進行的調查統計結果也顯示出大學生政治敏感度逐年提升，與此結果具有一致性(見圖1)。圖1大學生政治敏感度調查雖然越來越多的大學生認可自己“主體人格”的政治品質，強調較以前有更多的個人意志表達，政治敏感度不斷上升，但對于自己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國家與政府政策時，大都持懷疑態度，直接導致他們主動參與意識較低，政治效能感較弱。“政治效能感指一定的個體或社會群體對自身影響政治體系的能力和對政治體系就其要求作出回應的心理認知。”［5］政治效能感與大學生政治參與熱情呈正相關，政治效能感強的大學生政治參與意識更強，更愿意參與到學校乃至社會的治理當中，并希望在政治傳播過程中扮演一定的政治角色;而政治效能感弱的大學生則會遠離政治行為，變得政治冷漠或政治不作為。在調查中發現，大學生對自身在政治系統中能否發揮作用及作用的大小表示懷疑，他們不相信政府會對他們的政治輸入做出有效反應，因而往往更傾向于消極地服從政治體系。(二)加強自己在政治輸入端的影響，但政治參與能力略顯不足。阿爾蒙德在政治文化類型區分時規定了4個常量:“作為一般對象”“輸入對象”“輸出對象”“作為對象的自我”［2］17。臣民型政治文化在第一項與第三項表現突出，而參與型政治文化四項都是高頻率出現(見表1)。隨著政治文明的推進，大學生的公民意識逐漸增強。他們由原先被動的政策輸出接受者開始向主動的政策輸入者轉變。隨著生活經驗、知識閱歷的增長，他們比以往更關心自身政治利益的維護，不再是被動的“信息接收者”，開始加強自己在政治輸入端的影響，他們積極投身于政治實踐，如班級內部選舉、校園社團選舉、網上時政調查成為他們在大學階段主要的政治實踐行為。他們開始了解社會政治事務，并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完善政治認知，練就政治能力。然而與這種“高政治意愿”相對應的卻是“低參與能力”，這種參與能力的不足成為大學生參與型政治文化進一步發展的桎梏。首先，參與能力不足表現為部分大學生政治認知能力不足。“政治認知是政治主體對于政治生活中各種人物、事件、活動及其規律等方面的認識、判斷和評價，即對各種政治現象的認識和理解。”［3］265我國大多數社會成員基本政治常識和知識體系首先是來源于“政治”教育，大學生也不例外。但就大學生目前的政治教育而言，除相關學科之外，其余如專業學科并沒有進行系統的“政治”教育，自身政治理論基礎薄弱，政治主體意識薄弱，難以形成自身政治價值判斷，政治分析、政治表達能力不夠，政治知覺、政治印象存在片面化、非理性化，存在“人云亦云”現象。其次，參與能力不足表現為政治實踐能力不足。當前大學生政治實踐能力不足，一方面是政治認知能力不足所致。政治行為是政治認知的直接向度指向，政治認知直接影響并決定公民在政治事件中自己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大學生政治認知能力不足，使得自身的政治實踐行為存在問題，或是政治冷漠，政治參與不足，亦或是“參與爆炸”，引發無序的政治參與。另一方面是受限于自身政治經驗的缺乏。在校大學生作為“學生”用在學業方面的時間與精力比重最大，難以抽出和投入更多時間精力用于專門的政治實踐經驗的鍛煉。同時大學校園內可供學生參與政治生活的空間狹小，渠道單一，層次較低，黨團組織生活，學生干部成為大學生最主要的政治參與活動平臺;至于參與政府治理、進行政治選舉的機會更是微乎其微。學生社團又多以學術研究為主，無法滿足大學生政治參與的意愿，綜合因素使得大學生政治實踐機會極少。政治實踐機會的匱乏造成政治經驗的缺失，政治經驗的缺乏反過來又制約政治實踐能力的提升。長此以往，大學生的政治實踐能力難以得到鍛煉提高，也就必然導致了政治參與能力的不足。(三)政治參與認知與行為脫節，理性參與有待提高。目前，多數大學生對于社會發生的簡單現象有著較為準確的政治分析與判斷。在目睹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之后，渴望去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他們認可黨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領導核心作用，對于腐敗深惡痛絕，渴望公平正義，愿意積極投身政治實踐。然而在正確的政治認知背后，卻存在實際政治行為與基本政治價值判斷相背離的情況。他們在行為選擇上明顯表現出知行脫節:雖然厭惡腐敗，但倘若通過行賄能夠解決自己的問題，不少同學表示自己會選擇這種方式;雖然追求公平正義，但在班級、學生會、社團內部選舉時，依然會去“拉票”;雖然認可國家的“精準扶貧”計劃，但在問到“是否愿意下鄉進行幫扶”時，很多同學選擇了沉默。與此同時，在部分大學生中也存在著政治冷漠、政治犬儒現象:有些大學生熱心公益事業，但卻疏離黨、團組織生活;有些大學生側重關注國內外政治熱點問題，卻對自己身邊的日常具體政治事務視而不見;有些大學生對于政治理論類的社團抵觸強烈。政治冷漠與行為選擇的功利化已成為制約大學生參與型政治文化發展的障礙。

三、當代大學生參與型政治文化發展路徑選擇

參與型政治文化是民主政治穩定發展的精神內核和內驅力，大學生參與型政治文化的建設發展更是事關未來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及社會秩序的穩定。如何選擇大學生參與型政治文化發展的合理路徑，保證其適應社會發展規律、大學生成長成才規律，減少兩重性對大學生參與型政治文化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成為擺在我們面前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提升政治認知，破解“信念模糊”問題。思想是行動的先導，理論是實踐的指南。切實改善提高大學生參與型政治文化建設成效，首要著眼點就是提升大學生政治認知。只有形成積極理性的政治認知，培養大學生形成現代政治意識，增強大學生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才能確保大學生政治參與的有序進行，才能保證大學生參與型政治文化在正確的軌道上不斷發展。因此，提升政治認知需要從兩個角度著手。一是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教育，尤其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政治價值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也已經發生了轉變，我們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所有的這一切都是中國“強起來”的表現，這一切都歸因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正確指引。通過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教育，特別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強化大學生歷史使命感，增強大學生民族自豪感與自信心。二是擴大開放意識，正面回應西方外來政治文化。在全球化的今天，試圖封閉自我獨自發展已經變得不可能，在文化領域也是如此。對于西方外來政治文化，我們不能扭扭捏捏，躲躲閃閃，必須“文化自信”，正面回應，堅持國際化與民族化相統一的原則，科學評價、合理借鑒。有了“文化自信”的底氣，主動擴大開放意識，引導學生正面回應評價一切的外來文化，這樣的政治認知教育才能使大學生以充足的底氣與自信來參與到政治實踐過程中來。(二)拓寬參與渠道，鍛煉政治實踐能力。“政治實踐是客觀世界達之于人們主觀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識的最重要的橋梁，比起政治社會化的其他媒介來，它更具有根本的意義。”［6］只有通過自身的政治參與實踐，大學生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自由”“平等”“民主”“理性”“包容”等這些參與型政治文化的基本價值元素，提升他們對公民意識的感悟，并逐步學習政治參與技能，了解參與程序，進而養成政治參與習慣。正如有學者所言“廣泛的政治參與也能提高人們的政治效能感，減少人們對政治與權力的疏離感，培養對公共問題的關注，有利于形成一種積極的、富有知識的并能對政府事務具有敏銳興趣的公民，從而有助于一個參與性社會的形成。”［7］大學生參與型政治文化的培育植根于政治實踐活動之中，因此豐富參與渠道便是應有之義。一方面，作為高校，應充分利用并開發校外資源，利用政府和社會力量來拓展大學生政治參與渠道。如通過開展寒暑假社會實踐活動，鼓勵學生深入社會、深入基層以了解我國基本政治現狀，了解基層社會治理、社區治理;在一些特定節假日，如“一二九運動”“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等，利用社團組織校內外活動，通過基層活動來鍛煉自身政治實踐能力。另一方面，在“互聯網+”時代，依靠網絡的便捷性、靈活性，傳統政治參與過程中的時間空間限制已不再成為制約因素，大學生可以充分利用微博、微信、QQ、貼吧等多種形式就多種政治議題“發聲”。在網絡政治參與過程中，增強大學生對政治生活的理解，提升其政治參與技能，以更好地培養大學生參與型政治文化。(三)完善政治回應機制，“暖心工程”增強政治效能感。當前我國電子政務系統建設處于初級階段，信息資源共享不對等，溝通渠道不夠通暢，大學生對于自身在政治系統中的作用持懷疑態度。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大學生向政府進行政治表達的積極性，也降低了大學生政治參與的政治效能感。因此，完善政治回應機制，加大信息“供給側”改革，使大學生在政治參與過程中不斷獲得回應，滿足他們對政治信息的適當獲得感，便顯得尤為重要。一方面政府應積極構建公開透明的“回應型政府”，順應互聯網時代大學生對于政治治理的新要求與利益新訴求的大背景，及時政府權威信息，完善政府電子系統構建，通過在線交流使大學生信息需求與政府信息公開達到和諧對接的效果，進而獲得大學生的信任與支持，提高政府網站對于大學生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作為與大學生利益最直接關聯的高校自身也應完善利益訴求回應機制，完善監督管理體系，設置“校長信箱”，加強網絡平臺建設，對大學生密切關注的問題及時回應，激發大學生政治參與熱情，樹立規范參與意識，從而保證大學生參與型政治文化的健康發展。

作者:趙強 單位:太原工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