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學者散文創作研討論文

導語：當代學者散文創作研討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論文摘要：當下的學者散文創作精品匱乏，風光不再。究其原因，大致有時代原因、藝術表現原因、學者自身原因

論文關鍵詞：學者散文疲頓原因

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學者散文曾煊赫一時，它引領中國散文創作從馬鞍形凹槽中走了出來。在這支作家隊伍中，既有季羨林、張中行、金克木等“老生代”名宿，也有余秋雨、陳平原、雷達、趙園等“中生代”中堅，還有祝勇、林賢治、余杰等“新生代”新人的加盟，他們的散文或隨筆創作，將書齋藝術融入社會文化，用學者精神灌注民眾生活的努力，大大拓展了知性美的空間，促進了文學特別是散文藝術的進一步發展。總體來看，“學者散文讓我們看到了二十世紀末中國知識分子的所思所感，看到了一代學人艱難不屈的治學人生路”①。

然而到了今天，嚴格意義上的學者散文受到了外在的各種形形色色的散文隨筆的沖擊，也受到社會文化體制的汰選；內在的由于創作者和創作方法的根本矛盾導致學者散文走向了今天的頹勢。探究其由盛轉衰的原因或可為后人提供些借鑒。

一、時代原因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余秋雨散文的出現令我們眼前一亮。當時余秋雨先在《收獲》雜志專欄刊登而后又結集出版的《文化苦旅》，雖然出現諸多的知識性缺憾和寫作技法方面的不足，但能將寫作資源定格在歷史的廢墟上，文采翩翩，暢往以思今，他的作品的出現，學者散文大受追捧，令作者和出版商大感意外，更有洛陽紙貴之勢，遂引得和者隨者接踵而至。市場、媒體、讀者與眾多被邊緣化的知識分子或仍然處在主流位置的文人共同組接了一個泱泱大觀的學者散文傳播系統。當時的學者散文之所以如此輝煌，是因為它恰好把握了當時的文化語境。當代散文在建國十七年主要是以抒情散文為主，且主要歌頌“新時代”，歌頌社會主義，歌頌朝鮮戰爭等，創作空間非常狹小，成就最大的三大家也成為散文創作的固定格式，反過來又限制了散文的發展。“”后的散文出現了藝術上散文概念的“窄化”傾向，內容上主要批判“”。這些散文多遠離作者心靈，少有作者的內心體驗和感悟，正因為此，散文批評家在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八年間開展了關于散文發展和革新的大討論，在這種期待中，學者散文應運而生，余秋雨散文的出現，肇始了文人尚可以在工具理性的旗幟之外另擇創作路徑，迎合了接受者批評家對散文新體式與散文作家身份新定位的雙重期待，其對文學發展的貢獻是毋庸置疑的。

喻大翔認為學者散文的創作主體之“學者”有這樣幾層含義：①有專業影響下的氣質和心理，迥異于不同學科的高級知識分子；②術業有專攻；③擁有自己的學識思想、思維方式和理想法則；④因其創造性的成果能夠改變本專業的歷史，影響民族、人類的精神構成與生存方式；⑤有殉道精神。這是中國文人對學者含義的界定。正因為如此，中國文人的“載道”的集體無意識依然如鬼魂附體般纏繞。這在學者散文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筆者甚至以為它是處在邊緣狀態的文人的一次集體吶喊，一次明顯的試圖回歸話語中心的努力嘗試。尤其對歷史和傳統文化弊端的批評都是羞答答地諷喻當下。以余氏為代表的學者散文，始終站在歷史的懸崖邊行走吟唱，在歷史廢墟中翻找可用以代言或者藏匿內心的包裝素材，通過對已經煙消云散的故事的重新堆砌，借以顯微闡幽，聊以遣懷，并試圖以其才情與雅趣匡正當下文壇社會的流弊，更欲以其思想與睿智來點燃各自心中隱逸已久的文學夢。近十年來的學者散文一方面反對楊朔式的載道說教的文風，摒棄其物—事—人—理的寫作模式，抵制其大而無當的“大我”情感；一方面在舊址上重建了一種同樣是抒發大我思想的寫作模式。周作人說：“言他人之志即是載道，載自己的道亦是言志。”我們學者散文大多是在“言志”的幌子下去“載道”，用散文研究專家王堯的話說：“寫作者的個人情懷、胸襟、人格在文本中越來越貧乏和格式化，而忘記了所有的文化關懷都與關懷者的精神狀態與生命的原創力聯系在一起的，沒有‘沸沸揚揚的生命熱源’就可能失去精神的個性與深度。”這種“載道”的個性和思路的模式化逐漸形成學者散文的套路模式；一旦學者散文形成穩定的創作姿態，必然處于靜止狀態，靜止的文學是沒有生命的，其前景展望也就可想而知了。

學者散文在出現之初曾經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成為一時之盛，各出版社競相以各種名目策劃出版老、中、青散文家的作品，甚至大量重復選題，這種轟炸式、掠奪式的出版也使得讀者很快產生閱讀疲勞，甚至厭倦。在今天這樣一個社會文化轉型時期，這樣的行為無異于自我毀滅。這大概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捧殺”。在市場經濟體制逐步深入和完善的今天，人們開始正視和面對相對庸常的日常生活，心態也日趨平淡。社會意識形態日趨多元化，宏大敘事的作品遭遇冷遇，所以學者散文這樣陽春白雪式的作品自然就曲高和寡了。

二、藝術表現手法的原因

學者散文剛剛興起的時候有兩大文學現象不容忽視。其一是中國現代散文的大量重印、再版，據不完全統計，近十年間再版重印的二十至四十年代的現代散文作品書籍的印數，已遠遠超過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三十年間中國散文書籍印數的總和。其二是“老生代”散文創作的勃興。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與“文化反思”的步伐同軌，一批被稱為“老生代”的學者開始創作實踐，以此為標志，當代散文在向“五四”現代散文的回歸中逐步得以拓展。對這兩個現象以往評論界大都只注意到其積極的方面，即對“五四”優秀散文傳統的回歸和承傳；而忽視了以現代散文為創作范式所導致的對現代散文簡單因襲效顰的傾向。我們知道，散文特別是學者散文是新時期以來散文“自我”真正回歸的產物。當年，一大批散文家面對新時期以來特別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散文的沉寂和危機，開始思索散文的出路，呼吁散文的變革。散文家王英琦說：“我們這些搗鼓散文的人，該干的事卻是如何抓住良機，不被上漲的行情漲昏了頭，真正指導散文從老套子中解放出來，開始散文創作的新紀元。”②大批初入門樓的學者們舍棄了當時已陳舊為“老套”的六十年代“三大家”(楊朔、秦牧、劉白羽)的散文路子，而向半個世紀前那些具有健康的人生蘊涵、高度的藝術成就和優雅的審美品格的現代散文吸取養分和靈性。上述的兩個現象的意義在于前者為學習效法提供了藍本，而后者為成功模仿指明了方向。細察世紀之交的學者散文，無論題材、神韻、思想、言語，還是社會心態、生命體驗、文化判斷，都與傳統的現代散文有莫大的承繼關系，形成有趣的散文回歸現象。比如汪曾祺直接師承沈從文、廢名，張中行和黃裳分明得益于周作人，林非的創作與魯迅散文關系密切，余秋雨、周濤的“文化散文”(或曰“大散文”)與梁遇春、林語堂的文風有莫大的聯系。

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當下學者散文寫作在解脫“三大家”老套的同時，又帶上了現代散文的“新套”。魯迅當年曾指出，正因為白話散文作家們處處自覺與舊式散文相比照、競賽，故而在藝術上就“特別提倡那些和舊文章相合之點”，而不知不覺受其所代表的傳統審美觀念的局限。藝術追求上偏于性靈、沖淡、閑適、幽默一路，不免有些狹窄，在思想的深度和力度上則更顯不足，并最終導致三十年代所謂的小品文危機。現在，這種前車之鑒并沒有引起當下學者散文家們的警醒，簡單模仿，一味遷就，藝術的更新也就不容易迸發和深化，當下學者散文家犯的是三十年代散文家們同樣的錯誤。典型的如余秋雨散文就存在歷史資料、考證證據、說理議論過多的現象，雖然使其作品具備了強烈的理性色彩，對表現作家文化選擇的自覺是有益的；但也明顯帶來了一些副作用，如作品過于沉重，有呆板和概念化的傾向，好為人師傾向和貴族優越感。對周濤的散文也有評論家認為，“有理性過強，思想太密集，而難免使得構架粗疏空泛，寄托、附麗思想的底座(材料、具象)不夠堅實有力”③。這一評價是不無道理的。當下學者散文家由于效顰現代散文而顯露出的藝術表現手段的貧乏可見一端。

三、學者散文作家自身的原因

對于學者從事散文創作，陳平原先生有深切的體驗：“作為學者，當然主要以專精的學術著述貢獻于社會；撰寫文化評論，在我，主要是保持‘人間情懷’的特殊途徑。并非鄙薄此類文章，而是深知其中甘苦。一般說來，專門著述需要含英咀華，沉潛數載，發言時心里大致有譜，反而是此類不吐不快，一揮而就的短文容易‘露餡’，故實在不敢掉以輕心。”④可見，寫作學術專著與創作散文隨筆是兩種有著不同話語表達方式的寫作行為。對大多數的學者來說，在要求“嚴謹”的學術專著和追求“灑脫”的散文隨筆之間，要選擇而且能較好地把握“兩副不同的筆墨”確非易事。換句話說，學者所長畢竟是在“嚴謹”的學術專著上，所習慣使用的語言方式主要向知性、非感性傾斜，而這一點必然與散文藝術特有的感性語言發生沖突和矛盾。余光中說：“如果才氣不足以驅遣學問，就會被其所困。只能湊出一篇穩當然而平庸之作，所以愈是學富，就更必須才高，始能寫出真正的學者散文”⑤，當下學者散文的寫作困境由此產生。

學者們深厚的知性要轉為輕靈的藝術，就存在一個主體性張揚的問題。文學創作中的主體性，對作家而言，指的是人的精神結構中所包含的人類良知，體現著對人類本質的終極關懷，敢于為真理而孤獨地面對廣袤世界的意志力，以及能夠穿越時間之迷霧而洞察歷史詭計的銳利思想，始終保有一顆“童心”，主體性的種種因素綜合起來就是作品所具有的思想力度。余光中認為，作為寫作散文的學者，需要一個“含英咀華，出經入典，文化熏陶有素，卻又不失天真，常保諧趣的心靈，這種心胸坦對大千，以萬象為賓客，富于內且溢于外”⑥。可見作為一名優秀的學者散文家，不僅要有豐富的知識，廣博的識見，而且應對人生、社會有著深刻的洞察、清醒的認識。學者們擁有的豐厚的知識資源，只有牽住靈魂的衣角，才能化蝶為藝術的精魂在散文的天地中詩意地棲居，孵化出切合時代和生命的散文精品。然而恰恰是在這些方面，成為不少學者散文家的缺失。孫紹振就此嚴厲地批評說：“看似獨立的學者智性散文，如果不甘心照搬抽象語言，就不能不依附于抒情和幽默……王小波繼承了錢鐘書的批判傳統，藝術開拓的氣魄和才華不可一世，可他深刻的智性靈魂也沒有離開以‘佯庸’為特點的幽默。張中行、周國平倒是實在，干脆就不管智性和感性的根本沖突，一味用智性話語來書寫，其結果是智性越是富厚的地方，藝術卻越是稀薄到如大鍋清水湯。”⑦這些批評雖然嚴厲，倒也切中肯綮。

學者散文家還有最致命的缺陷是不能很好處理與讀者的關系，無法轉變慣有的“傳授”姿態，他們與讀者的關系不是心有靈犀體驗共享，而是缺少對自己的反省，不斷膨脹自我在敘述歷史時的權力，塑造著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無所不能的作者形象。圍繞著“施加/接納”和“布道/接受”的二元傳播模式按圖索驥，這種根深蒂固的毒素必然制約著散文的寫作。學者散文作家身上體現的兼學者、作家而為一的努力成為一個“眾聲喧嘩”而難以賦形的高蹈。當下的學者散文家們值得警醒。

在散文藝術方面，陳平原先生說：“有學問而不囿于學問，能文章而不限于文章；在知性與感性、思想與情懷、文學與學術、厚重與輕靈之間，保持一種‘必要的張力’。”⑧張力的顯現，即學者散文美學修辭的本質體現，應該是很多學者創作散文的本質追求，它代表著文人對散文新體式的思考。而近十年的學者散文創作鮮有臻于平原先生所說的“保持一種必要張力”的完美之作，有的學者為文不失真性情真體驗真詩性而缺乏理性升華或批評反思意識；有的學者為文含有相當高的學術素養和理性思辨而失去散文的審美屬性和文學特質；更有甚者因為刻意雕琢欲求張力顯現而使得文章文氣斷裂、結構松散、況味寡淡以及精神貧弱，這些都違背了散文的藝術創作規律。

對于散文，在詩歌、散文、文學批評和翻譯所謂“四度生命空間里”肆意行走的余光中這樣理解，它“以融合情趣、智慧和學問的文章為主，反映一個有深厚文化背景的心靈，往往令讀者心曠神怡，既羨且敬。面對這種散文，我們好像變成歌德的艾克爾曼，或是聆聽約翰生博士的鮑斯威爾。我所期待的散文，應該有聲、有色、有光，應該有木屑的甜味，釜型大銅鼓的騷響，有旋轉自如像虹一樣的光譜，而明滅閃爍于字里行間的，應該有一種奇幻的光。一位杰出的散文家，當他的思想與文字相遇，每如撒鹽于燭，會噴出七色的光”⑨。余光中是學者散文大家，視野接通古今中外，神思暢游四仞八極，才情橫溢、文采飛揚。單單從他那篇名文《聽聽那冷雨》，便能窺探出真正學者散文的藝術魅力：首先是結構上起承轉合自如毫無捏造之痕；其次，詩意盎然的意象“冷雨”的創造，在冷寂凄迷的氛圍中甚有古典意味，與中國傳統文化中認為聽雨最佳境界之竹樓瀑布聲、空山破廟處、燈殘人清時遙相呼應；次之，語言華麗優美而不濃膩，顧盼嫵媚而不生硬，跌宕多姿而不詭譎；再次，各種修辭手法如比喻、通感、疊字、引用、排比相得益彰毫不做作；最后，在和諧的音律中我們聽到冷雨下作者的心聲——鄉愁是一種集體無意識，是一種超越時空亙古不變的文化和生命意識。當下國內的學者散文要想獲得一種超越，應由此獲得一些有益的啟示。

①袁勇麟.《當代漢語散文流變論》[M].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39頁.

②王英琦.《散文三味》[J].《散文》，1997年第10期.

③佘樹森，陳旭光.《中國當代散文報告文學發展史》[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70頁.

④⑧陳平原.《游心與游目·小引》[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頁.

⑤⑥⑨余光中.《散文的知性與感性》[J].《羊城晚報》，1994年7月24日.

⑥孫紹振.《當代智性散文的局限和南帆的突破》[J].《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