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統編教材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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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多的史論文章所引用的史料常與史實不符。統編語文教材中《過秦論》《六國論》《伶官傳序》等都有這類問題。有些問題在課本注釋中有簡要說明，有的在語文教學中引起爭論（這些爭論也見于報刊雜志）。《過秦論》中敘述戰國四公子，統率了不同時期的各國20位名將進攻秦國，是不可能有這樣的歷史事實的，但是作者為了反襯秦的強大，為了說明“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的論點，有意采用了夸張的手法。這是作者為了闡明自己的觀點，因而沒有考慮其是否符合實際。這種情況正如朱一新《無邪堂答問》中所說：“諸子發攄己意，往往借古事以申其說……冀以感悟時君，取足達意而止，亦不復計事實之舛誤。”先師余嘉錫先生也認為“（劉）向之為學，雖非后世之考證家，然博極群書，尤熟于《左傳》……豈不知司馬子反、葉公子高、令尹子西與昭奚恤非同時人？然所以采之者，取其‘惟善以為寶’之意耳……雖時代名氏之不合，然不可不謂之善言理也。”所以讀這類文章應側重理解作者所論之“理”，不必拘泥于史實是否真實。

然而上述課文中因史實舛誤而引起對某句或某詞的誤解，則是在教學中應探討的問題。

《六國論》中“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中的“速”常見義項有“招致”和“迅速”兩義。先秦典籍中兩義就同時存在。“速禍”的“速”，如果勸迅速”義，就今天來解釋應該說是正確的。秦滅六國是秦國的既定國策，滅燕只有先后之分，并無招惹與否之別，不刺秦，秦也必然要滅燕，刺秦正貽秦以迅速滅燕的口實。但是這不符合蘇洵的原意。蘇洵引用荊軻刺秦，強調的是招來禍患。蘇洵把六國分為三種類型：賂秦的韓、魏、楚，與嬴的齊和抗秦的燕趙，而燕之所以滅亡是由于荊軻刺秦而招禍。后文也說“刺客不行……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因此就蘇洵《六國論》的本意說，“速”用的是“招致”義，不然，豈不是把今人的觀點加之于古人了嗎？再說，蘇氏頗著重于六國滅亡的先后。其實六國相繼被滅不過短短九年時間而已，蘇氏所以強調時間早晚，也是為了證明賂秦者先亡，不賂秦者不致先亡或不致于滅亡的論點。

歐陽修《新五代史·伶官傳》前的一段議論，主要論點是：盛衰之理在于人事，強調后唐莊宗寵信伶人導致國家滅亡的史實。其中一句說：“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如果把這句中的“困”字理解為“圍困”，也不合史實。《伶官傳》記了四個伶人：敬新磨、景進、史彥瓊、郭從謙（門高）。敬新磨以詼諧諫莊宗，無劣跡，謀反殺死莊宗的只是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和他指揮的軍隊，并非數十伶人，所以這里的“困”理解為“困惑”“沉溺于某項事物”較為合適。這和最后“智勇多困于所溺”的“困”同義，而且也是呼應的。

因此閱讀或講解這類文章時，第一，要著重講作者所說的“理”，也就是作者所持的論點，不必糾纏所引某事是否真實；第二，在某些詞句上要根據全文論點來作解釋。

因事及人，以評論人物為主的史論又是另一種情況。史傳后的作者論贊且不說，自唐宋以來的史論則多是評論人物之得失，且大多數是表示了作者與一般不同的見解。蘇洵的《管仲論》責管仲不能臨死薦賢；蘇軾的《賈誼論》譏賈誼不善處窮，“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識不足”；王世貞《藺相如完璧歸趙論》認為藺相如完璧歸趙乃一時之幸；以及《晁錯論》《豫讓論》《信陵君救趙論》等，都無悖于史實，而能言之成理。閱讀這類文章對培養求異思維能力是有效果的。

也有一種史論讀起來頗有意思。侯方域的《王猛論》，說王猛“及其不得已而見用于異國，猶忄卷忄卷不能忘晉，蓋識大義者也。”“猛存則以秦存晉，猛亡猶欲以秦存晉”。持論實在讓人感到勉強，但仔細想來就會恍然大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