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課文補正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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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俊榮先生的《高考之前話稱謂》（見《中學語文教學》1996年第4期）一文對古代的稱謂現象作了比較系統的歸納總結，可算是中學古代文化常識助學的一篇佳作。然其在某些方面尚有疏漏，個別處說法亦似可商榷，因而還很難完全解釋清楚中學語文教材中涉及到的一些稱謂現象，也不能完全適應高考的要求。鑒于此，茲作如下補正：

一、姓氏。任文未述。上古時代，“姓”和“氏”是兩個不盡相同的概念。姓是由母系氏族社會而來的族號。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嬴等皆從“女”旁，即可視為母權社會在“姓”上之烙櫻同一族中，子孫繁衍多了，分成若干分支散居各地，每一支又有了一個特殊的稱號，就是“氏”。《通鑒·外紀》中說：“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可見姓和氏的關系。高中語文教材《之戰》中說：“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這里的“同姓”就是鄭、滑兩國，它們與晉國同為姬姓國，是一姓（即周王室，姬姓）之下的三個不同氏（分支），猶如三個同父母的弟兄；而秦國則是嬴姓，是周王室的異姓封國。所以，秦襲鄭滅滑，晉就認為是對自己“無禮”，（盡管兩年前，它還伙同秦國圍攻了鄭國）于是以此為借口，在伏擊了秦軍。

周代，貴族女子稱姓，用來“別婚姻”（南宋鄭樵《通志·氏族略序》。下同不注），姓同則“婚姻不可通”，以防男女同姓結婚，后代不興旺。因而，貴族女子姓比名更重要，可以無名，但不可無姓。若嫁給了別國的國君卿大夫，也要將娘家的姓放在丈夫的謚號或國（邑）名或氏的后面，用來構成自己的“大號”。如《之戰》中的“文嬴”，她是晉文公之妻，秦穆公之女，因而丈夫的謚號“文”就在前，娘家的“姓”就在后。有的，還可以接在后面加“氏”字，舊時已婚婦女稱謂常如“趙王氏”，“姚姜氏”者可能即源于此。

貴族男子則稱“氏”，用來“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論語·季氏將伐顓臾》中的季康子（名肥），是魯國大夫，魯哀公時權臣，因而就稱為“季孫氏”，又叫“季氏”。《庖丁解牛》中的“庖侗，只有名“侗，而無氏，因為他身份低賤：庖者：廚師也。《柳敬亭傳》說：“如優孟搖頭而歌”，這個“優孟”也只有名“孟”而無氏，“優”是“優伶（演員）”之意，身份亦低賤。

氏來源較復雜。可以封國封邑為氏。如《之戰》中的“原軫”，本氏“先”，因受封于“原”，就又以“原”為氏了。《屈原列傳》中說屈原是“楚之同姓”，意即屈原本與楚王室同姓“羋”；后因其祖上受封于“屈”邑，所以又以“屈”為氏。也有以官名為氏的。《五蠹》在注釋“共工”時就說：“（共工）傳說為上古主百工事的官，其后人以官為姓（即本文的‘氏’、下同不注）。還可以所居地名為氏。像復姓“南官”、“東郭”等即如此；《之戰》中的秦軍統帥“百里孟明視”，其姓“百里”本也是地名。另外，以技為氏或以祖先的字、謚號為氏的情況也有；不一一贅述了。

戰國以后，姓氏漸合而為一，已不分了。清顧炎武《日知錄》中說：“姓氏之稱，自太史公始混而為之。《本紀》于秦始皇則曰‘姓趙氏’，于漢高祖則曰：‘姓劉氏’，上自天子下至走夫販卒，人人也都有姓了。

二、表字。古代除以“子”起字尊稱男子外，還用“元、公、德、文”等褒義詞起字尊稱或美稱男子。如：陶淵明，字元亮；周瑜，字公瑾；劉備，字玄德；《五人墓碑記》中提到“太史文起文公”，“文起”也是字。

三、別號。任文將稱人的官職，做官的任所、籍貫、郡望、齋名、謚號等也當作“別號”，似可商榷。

關于別號，“工具書”中說法不一，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別號）是人的名和字以外的自稱”，如《現代漢語小詞典》；一種以為（別號）是人的名字以外另起的稱號”，如《現代漢語大詞典》。稱官職、籍貫、做官的任所、謚號等多半不會是自稱，這是很容易明確的；那是不是可以看作另起的稱號呢？就叫人費思量了。

一些影響較大權威性較高的典籍對此說法或傾向倒很明確。王力先生主編的《古代漢語》中說：“后來有人以為稱字稱號還不夠尊敬，於是稱官爵，稱地望（出生地或住地），例如杜甫被稱為杜工部，王安石被稱為王臨川。”（《古代漢語》第三冊，966頁）可見，它是把稱人的官爵、地望與別號區別開來的。《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雖沒有這樣明確的文字說明，但在實際處理上，其傾向也是如此：介紹到的人物，有別號的，多作了交代，如李白，自號青蓮居士；王安石，晚號半山。沒有別號的，也都沒有用稱官職、籍貫、做官的任所等來代替。可見稱號與稱官職、籍貫、地望等并不是一回事。

中學語文教材在介紹古代稱謂時也是把稱號與稱官爵、籍貫、齋名、謚號等區別開來的。（請參見高中語文第五冊229頁）事實上，教材在具體介紹某個人物的稱謂時也是這樣做的。看下面幾組例子：

陸游，號放翁；歐陽修，號醉翁、六一居士；梁啟超，號任公。有別號的，基本上作了交代；不止一個別號的，也介紹出來了。

韓愈，自謂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蒲松齡，世稱聊齋先生；歸有光，世稱震川先生。對這三個人分別稱郡望、齋名、住地，但不說是“號”，而是冠之以“世稱”。

黃宗羲，號南雷，世稱梨洲先生。既有“號”又有“世稱”，區分得很清楚。

由這三組例子可以看出，教材中對“號”與“世稱”（即稱人的官職、籍貫、齋名、謚號等）是有較嚴格的區別的。

需強調的是，對于古代的稱謂現象，無論是教學還是高考，都應以教材為本為依據。因而，我們就應該充分尊重教材中的觀點，而不能把稱籍貫、官職、郡望、齋名、謚號等籠而統之地看作是別號。

四、謚號、廟號。謚號是古代帝王、諸侯、卿大夫、高官大臣等死后，朝廷根據他們的生平作為給予的一種稱號。謚法常有三：用文、武、昭、景、宣、惠、元、平、康、明等表褒揚，如漢武帝劉徹，一生多殺伐，以武經略天下，故謚號“武”；用靈、厲、煬等表批評，如《納諫與止謗》中提到的周厲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暴厲多疑，故謚號“厲”；用懷、慰、哀等表哀憐，如《屈原列傳》中的楚王，屢被張儀等欺騙，終客死于秦，讓人可憐，故謚號“懷”。除朝廷給謚外，一些有名望的學者死后，其親友門人也可給謚，叫私謚；陶淵明之謚“靖節徵士”即如此。

帝王未死或剛死未及定謚，則無謚號。《之戰》中晉君剛死，未及下葬和定謚，故文中稱“死君”；至于“文嬴”（“文”為晉文公謚號）則為史家追述之詞，為行文方便而改的。給謚一般在下葬之時，也有死后一段時間才追贈的，叫贈謚或追謚。《五人墓碑記》中說周順昌死后“贈謚美顯，榮于身后”，是準確的，因為周順昌死于明熹宗時，直到崇禎皇帝上臺后才平反給謚（謚為忠介）的。岳飛謚號“武穆”也是如此。

漢代起，有功有德的皇帝還有廟號：稱“祖”曰宗；但后來已濫，不問功德，幾乎無帝不“宗”了。每一朝代的第一個帝王，常稱為太祖、高祖或世祖；以后的嗣君多稱為太宗、世宗、仁宗、高宗等。

唐以前，對歿世的帝王，多稱謚號；唐以后，多稱廟號，也有謚號廟號兼稱的。

對于已死帝王的稱謂，是謚號還是廟號，我們可以根據上述內容來判別。帝王未死時，則可稱為“大（dà）王”、“陛下”、“皇上”等等。教材中多有這樣的稱呼，不再列舉。

五、年號。年號本是封建帝王紀年的名號，始于漢武帝。后來，每一個朝代每一個新帝即位，都必須改換年號，叫改元，這一年就叫“改元某”或“某元年”……有的皇帝遇到喜慶吉祥之事，也往往更改年號；改元多的皇帝，一生中會有多達十幾個的年號。但也有的皇帝，自即位至去世（或離位）只用一個年號。如唐太宗李世民，一生就只用過“貞觀”一個年號，因而人們又常稱他為“貞觀天子”，明清兩代的皇帝也多只用一個年號，因此，人們一般不稱他們的謚號廟號，而習慣用其年號來代稱。如明世宗朱厚在位45年，一直用“嘉靖”作年號，后人就多稱他“嘉靖皇帝”；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歷在位60年，也一直用“乾隆”作年號，后人也多稱他“乾隆皇帝”．

六、排行．唐以后的詩文中還多用排行來代稱名，如韓愈《祭十二郎文》中的“十二郎”，就是他的侄子老成，其在同曾祖兄弟中排行十二；《雨霖鈴·寒蟬凄切》的作者柳永，排行七，故人多稱其“柳七”。

除上述稱謂現象外，由于人的身份、關系的不同，尚有敬稱、謙稱、賤稱、泛稱（平稱）、諱稱等，以及與之相對應的一些修飾詞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