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語文教學文化取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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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文學觀”倡導走出“純文學觀”的狹小天地，將文學視為一種文化存在，把文學放在宏觀的大文化背景下進行研究。以“大文學觀”視野和思維來改革和創新大學語文教學，將使大學語文課增添無限生機和活力，尤其充盈著濃郁的文化情趣，從而成為真正有文化、有趣味的幸福課程。

關鍵詞：大文學觀；大學語文；文化取向

大學語文作為高校普遍開設的一門人文基礎課程，其重要性已不言而喻，但重要卻不受重視。其原因除了因為大學語文不是“專業”課外，更主要的是由于目前的大學語文課大多缺乏新意，仍然像應試教育下的中學語文教學那樣，總是在字詞、語法、修辭以及作家生平、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寫作特色等上面打轉，把內涵豐富的文學作品拆解成了眾多的知識碎片，而唯獨缺乏“文化”品位，讓學生聽起來味同嚼蠟。鑒于此現狀，有必要以“大文學觀”視野來改革和創新大學語文教學，讓大學語文課成為有文化、有情趣的幸福課程。

一、“大文學觀”的倡導和涵義

我們今日所稱“文學”，其實是源自西方文論的“純文學”概念，它在一般情況下只把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幾種審美文體當作文學，如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現代漢語詞典》對“文學”所下的定義就是：“以語言文字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觀現實的藝術，包括戲劇、詩歌、小說、散文等?！边@種文學觀念被稱為“純文學觀”而被中國學界普遍接受?！凹兾膶W觀”以現代科學理性發掘了文學區別于其它學科的獨特之處，即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的特性，也就是文學性，強調了文學作為學科的獨立價值。但另一方面，顯而易見，這種源自西方的“純文學觀”與中國古代文論史上的“雜文學觀”相抵牾，所謂“雜文學觀”，就是提倡文、史、哲不分家，不僅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審美文體屬于文學，舉凡經學、史學、諸子哲學乃至文字學等都屬于文學的范疇。因此，自20世紀80年代起，一些中國文學研究者嘗試著對純文學史模式進行調整，主要表現為調合西方“純文學觀”與中國古代“雜文學觀”的沖突，從而提出了“大文學”概念。如傅璇琮先生在其主編的《大文學史觀叢書》（含著作5種，現代出版社1990年出版）總序中說：“應該打破文學史研究的、舊有的狹隘格局，開闊視野，把文化史、社會史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學史的研究，打通與文學史相鄰學科的間隔?！标惒?、董乃斌兩先生也在他們主編的《宏觀文學史叢書》（含著作7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總序中強調要“更注重于宏觀研究所必備的整體思維條件，也就是不把研究對象孤立和割裂開來看待，卻是視其為有機構成的整體，力求把握其內在的血肉相連的貫通脈絡”，并“就文學與某一相關的學科領域展開交叉性研究”。這些著作非常鮮明地體現了“大文學”觀念的研究思路，那就是：將文學視為一種文化存在，以原有的“純文學”界定為內核，以文化相關性為原則擴大文學研究的邊界，把文學放在宏觀的大文化背景下進行研究，從而打破“純文學觀”長期堅持的文學內部研究；在方法上強調跨學科交叉研究，舉凡史學、經學、哲學、理學、民俗學、宗教學、文化人類學以及舞蹈、音樂、美術等都可以作為文學研究的切入點，文學與這些學科的關系都可以進行探討。[1]當然，首先明確提出“大文學觀”這一概念并進行理論闡釋的是著名學者楊義先生，他認為中國文學已經走過了三個階段，并稱之為“文學三世說”：“古代文史混雜、文筆并舉，奉行的是‘雜文學’的觀念；20世紀接受西方‘純文學’觀念，把文學祛雜提純，采用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四分法；到了世紀之交，文學開始懷著強烈的欲望，要求在文化深度與人類意識中獲得對自己存在的身份和價值的證明，從而逐漸形成了一種‘大文學’的觀念?！盵2]“大文學觀”的涵義，就內含于“大”和“文學”二字之中：“一方面，它以‘文學’二字，標志著汲取20世紀引進西方純文學觀念的實踐結果，強調文學的獨立價值和學科的科學性”，“另一方面，它以一個‘大’字，標志著對20世紀純文學觀念的實際性超越，走出純文學觀，看取無限廣闊而豐富的人文存在，超越在提純過程中對文學與整個文化渾融共處的自然生成形態的人為閹割”，合而言之就是，“大文學觀去純文學觀的閹割性而還原文學文化生命的完整性，去雜文學觀的渾濁性而推進文學文化學理的嚴密性，并在融合二者的長處中，深入地開發豐富深厚的文化資源。[3]要之，“大文學觀”強調把文學和文化作為一個生命整體來看待，以豐富多彩的文化存在和寬闊的文化視野來研究文學。

二、“大文學觀”對大學語文教學的啟示

“大文學觀”提倡把文學放在文化背景下來考察，以博大的文化胸襟和獨特的文化視點對文學進行研究，對當下的大學語文教學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首先，“大文學觀”倡導對文學進行文化研究，可以為大學語文教學改革創新提供新的思維和視野。因為“純文學觀”提倡“純”而不雜，所以它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一種“小文學觀”，這就導致文學闡釋時視野狹小，方法單一，致使傳統的語文教學，教師們幾乎都是沿用時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內容、藝術特色、后世影響這種“五段式”模式解讀作家作品，忽略了文學發展的多維形態及多層意義的深度闡釋，將文學孤立于文化語境之外，把文學原有的豐富內涵及意義縮小了。因此，大學語文不應該是中學語文的簡單延伸，不應該讓學生把已經熟悉的東西再重新咀嚼一遍，而應該讓他們在學習乃至重溫文學經典名篇的過程中，有新的理解、新的感受、新的收獲。以“大文學觀”指導大學語文教學，將文學視為一種文化存在進行探究，正可以以“大”救“小”，打破“純文學觀”長期堅守的文學內部研究方法，從而擴大了文學研究的邊界和內容，讓學生在文學閱讀和闡釋活動中，獲取文化知識，提升文化素養，感受人文魅力。無疑，這是一種新的文學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必將為大學語文教學改革創新起到有益的啟迪和促進作用。其次，利用“大文學觀”倡導的文化研究方法，可以對文學作品進行更全面、更深刻的闡釋?！按笪膶W觀”不僅繼承了古代“雜文學觀”文、史、哲不分家的優良傳統，而且把研究的視角延伸到了文、史、哲以外更為廣闊的學科領域；而且它與傳統的文學史綜合研究方法不同，即它不是簡單機械地羅列影響文學發生發展的政治、經濟、制度、哲學思潮、社會風尚等各種文化因素，而是將文學與這些文化因素融為一體，找出其內在的深層聯系，將文化因素與文化思維作為一種文學研究的視角、手段和方法，將文學放在文化的整體存在和深刻層面中進行廣泛、深入的挖掘。比如，聞一多先生從文化人類學視角考察《詩經》中的婚戀詩，認為詩中的“風”、“虹”、“云雨”等詞是描寫男女性關系的隱語———“風”指“性欲的沖動”，“虹”是“男女交合的象征”，“云雨”更是男女性交的常用詞語。[4]陳寅恪先生《元白詩箋證稿》一書則從歷史文化視角研究元白詩歌，既以史證詩，通過史事研究詩作，又以詩證史，將詩作所涉及的史事一一清理，做到了對詩意和史意均有準確的把握?？梢?，對文學進行文化考察，我們可以見到文學中的一些“原生態”東西，使文學現象和文學文本意義得到更全面、更深刻、更真實的呈現。再次，對文學進行文化探究，有助于消除文學闡釋中的歧義，甚至糾正某些錯誤。北京大學龔鵬程先生曾在《有文化的文學課》一書中說過一個有趣的例子：2005年7月，臺灣新黨主席郁慕明訪問北京某高校，該校領導致詞時引用《詩經•豳風》中的“七月流火”一語致歡迎詞，說：“七月流火，但充滿熱情的豈止是天氣。”令輿論大嘩。因為這個“火”指的是大火星，“流”是向西落下。所謂“七月流火”，是說七月大火星往西沉了，天氣開始轉涼了，與“熱情”毫不相干，所以接下來一句說“九月授衣”，意思是九月該換上寒衣了。這是因為，《詩經》中的歷法用的是夏歷，而夏歷的七月相當于我們今日的九月了，所以天氣已開始變涼。[5]可見，掌握文化知識，有助于糾正望文生義的錯誤解讀。

三、“大文學觀”與大學語文教學的文化取向舉隅

下面以“大文學觀”提倡的文化方法解讀文學作品的具體例子，來說明它應用于大學語文教學的具體方法及重要意義。首先，從儒家文化視角分析曹操《短歌行》的“求才”思想。詩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以今人眼中卑污的烏鴉比喻人才，殊難理解。實際上，烏鴉在古代多是正面形象，尤其在漢代，因為據傳烏鴉有反哺之性，烏鴉的地位十分神圣，“烏鴉成為儒家孝道的象征”，并且是漢以孝治天下的“形象化的象征”和“代言人的角色”，漢代孝道倫理因之可稱之為“烏孝社會倫理”。[6]故許慎《說文解字》釋“烏”為“孝鳥也，象形”。我們今天還可看到，山東嘉祥武氏祠的東漢石畫像中，有多幅宣揚孝子行孝的畫像，其中有一個孝子被畫成烏鴉的樣貌，這便是取烏鴉“知反哺之義”的意思。[7]這其實在“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一句中已暴露了人才的身份。《毛傳》釋云：“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鼻嗌骂I的袍衫是古代讀書人的典型裝扮，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讀書人基本上都是儒生。故《短歌行》其實表達了曹操求“儒”若渴的心愿。其次，從佛教文化視角解讀韓愈《師說》文中“解惑”的涵義?！稁熣f》對教師職能下過一個非常經典的論斷——“師者，所以傳道、受（授）業、解惑也?！彼^“傳道、授業”就是今天所說的“教書育人”，但為什么韓愈還要拈出一個“解惑”呢？這個“惑”，顯然不屬于“道”與“業”方面，因為“道”、“業”之“惑”，可以在“傳道、授業”時加以解決。而且，韓愈在文中多次強調這個“惑”字，如“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等等。這“解惑”一語其實與佛教有關。在佛教文化中，“惑”是指人因俗世的誘惑而引起的一切煩惱，如“見惑”、“思惑”、“理惑”、“修惑”、“惑得”、“惑染”、“惑障”等等?！杜R濟錄》說：“達摩大師從西土來，只是覓個不受人惑底人?！币虼?，余英時先生認為，韓愈所謂“解惑”，意思即禪宗常說的“迷惑”，其反面即是“悟解”，所謂“傳道解惑”，就是達摩“傳法救迷”之意。[8]所以，韓愈強調教師在“傳道”、“授業”外，還必須負擔起“解惑”這一重要職責，幫助學生開釋因名利、欲望、貪念等等而導致的心智、心性上的迷惘和迷惑。[9]再次，從民俗文化視角分析賀知章名詩《詠柳》中的修辭運用。詩云：“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絳。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痹娭邪选按猴L”比作“剪刀”，非常新奇，意趣盎然，深受讀者好評，但實際上這個比喻是以當時流行的裁剪迎春花樹的習俗為背景的。古代每當立春日來臨時，人們有一系列的迎春活動，其中有一種很流行的習俗就是用彩絹制作迎春花樹，叫做“彩花樹”或“宜春花”。如唐宋之問《奉和立春日侍宴內出剪彩花應制》詩云:“金閣妝仙杏，瓊筵弄綺梅。”詩題已說得非常明白:這“仙杏”、“綺梅”就是立春日用彩絹剪制而成的“彩花樹”。而柳樹常常是迎春花樹中少不了的題材，如唐劉憲《和立春日內出彩花樹》詩云：“柳色梅芳何處所，……剪彩花間燕始飛”，即寫立春日燕子在禁苑的彩花柳中翻飛的景象?？梢?，唐時確實存在用碧綠的彩絹“裝成”的“萬條垂下綠絲絳”的柳樹，而且這柳樹是用剪刀裁制出來的，賀知章不過是用大家習見的彩樹來比喻真的柳樹罷了。[10]唐人立春日制作宜春花樹的習俗，今人多已不知，故覺得詩歌特別新奇有趣。最后，我們從語言文化視角分析《紅樓夢》中王熙鳳的性格?！都t樓夢》第3回寫林黛玉初進賈府時，王熙鳳這樣對林黛玉表示問候和關心：（王熙鳳）又忙拉著黛玉的手問道：“妹妹幾歲了？可也上過學?現吃什么藥？在這里別想家，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訴我。丫頭老婆們不好，也只管告訴我。”如果僅從語言內容本身來看，王熙鳳的問語顯得細致、周到，充滿關懷備至之情。但語言文化學中有“真性詢問”與“假性詢問”之分:“真性詢問”目標單一，指向明確，尤其是語速平緩適中，停頓適當，留有反隙空間；“假性詢問”則與此相反。以此可知王熙鳳的問語是典型的“假性詢問”，雖問了一連串問題，卻目標雜蕪，指向不具體，且語速如梭，快如連珠炮，毫無間頓，根本不容對方思考和回答，從中足以見出王熙鳳的虛偽和假仁假義的性格。[11]以上從哲學、宗教、民俗、語言等文化視角對一些文學名篇進行闡釋，都得出了新奇而深刻的結論，可以說是意蘊深長?？梢?，“大文學觀”提倡把文學置于大文化背景下進行文學研究，舉凡政治、歷史、哲學、宗教、制度、民俗、語言、心理、藝術，乃至具體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文化，都可以成為文學研究的切入點，這對于大學語文教學之激發趣味，增添生機和活力，進而促進改革創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與應用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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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楊琳.漢字形義與文化[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2：157-158.

[11]周建成.王熙鳳的“假性詢問”[J].中學語文教學，1999（3）.

作者:易思平 單位:深圳信息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