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價值論文范文10篇

1儒家人本哲學的產生和形成

儒家人本哲學的發展和確立與我國古代人本思想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商朝以前，統治者為了加強對人們思想的控制，強化王權統治，在意識形態領域對鬼神大加尊崇[1]。《禮記•表記》中也有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到了西周時期，人們對鬼神是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并把人們的行為和意愿看做是天、神意志的代表,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2]，“民之所欲，天必從之”[3]。進入春秋以后，“重人輕神”的思想逐步形成。春秋中期已出現“以人為本”的思想，由當時輔佐齊桓公稱霸的宰相管仲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4]”，道出了人民在國家穩固、安危中的根本地位。之后到了春秋末期，儒學創始人孔子在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和重視人在宇宙的中心地位和在社會的主體地位，并結合自己的學說，創立了人本主義哲學。儒家人本哲學重視對人性的認識，認為人不僅具有生物屬性，還具有社會屬性和道德屬性。儒家人本哲學的核心概念是“仁”，“仁”者，愛人。要做到“仁”，就要做到以下5點：恭、寬、信、敏、惠。具體來說，就是推己及人，也就是遵循“忠恕之道”。“修齊治平”在儒家人本哲學中體現了“修己安人”的待人之道。

2儒家人本哲學的現代意義和價值

2.1儒家人本哲學的人性觀與現代人類醫學

人具有運動性語言中樞和知覺性語言中樞的特殊結構，人是以語言擁有世界的動物，人們通過語言的交流，可以引發情感、開放內心世界；同時，人也是唯一可以被語言符號傷害以及患語言疾病的動物，而且，人還是唯一可以通過語言符號醫治的動物[8]。人的疾病與健康，不僅僅涉及到生理、心理或社會某一個單一層面，而是他們的整合，且三者密切聯系，相互影響。根據現代衛生組織對健康的定義，只有當三者是一種和諧統一的良好狀態時才是現代意義上的健康。而某一方面的疾患都會牽涉和影響到其他方面，如心理或生理疾病所致社會功能損害和缺失，還有社會關系引發的心理和生理問題等。所以，與動物醫學不同，人類醫學除了自然科學性外，還具有人文性質。醫生在給患者看病時，不僅要看到患者的生理層面，而且要看到其社會層面和心理層面。隨著現代社會和醫學的發展，人們已逐漸認識到這一點，現代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提出就是很好的例證。

2.2“仁”的人本哲學與現代醫學人文關懷

軍事醫學科技評價的理論基礎

根據科學社會學理論，評價是根據特定目的、針對客觀事物、進行主觀判斷的認識活動。評價屬于人類的認識活動。有組織的評價則屬于社會行為。評價的目的有二:一是揭示價值;二是促進價值實現。評價包括對科學性、準確性、合理性的“事實認識”評價和對有無價值、價值大小的“價值認識”評價。評價受到評價主體的價值取向、認識能力、公平精神，評價方式的理論、技術、方法、程序，以及評價客體的可識程度、價值顯度、指標效度等三大類因素的影響［1，2］。科技評價是科技范疇內的評價活動。科技評價是對科技活動及其產出和影響的科技、經濟和社會價值進行判斷的認識活動。科技評價既是科技共同體運行的內在自洽機制，也是科技管理部門實施管理和決策的重要手段。科技評價是由科技評價機構或組織，針對委托方的明確目的和要求，遵循一定的原則、程序和標準，運用科學、可行的評價方法，對科技活動的行為和事實做出獨立、客觀、科學的價值判斷的一種專業化和規范化的科技活動。從認識活動的主體角度看，科技評價是用科學的評價理論、評價方法、評價程序進行的價值認識活動;從認識活動的客體角度看，科技評價是針對具有科學和技術特征的對象進行的價值認識活動［1，2］。科技評價是建立在多學科理論交叉基礎上的管理實踐活動。從科技評價活動的目的特征看，其理論基礎是科學社會學;從科技評價活動的范疇特征看，其理論基礎是科學管理決策學;從科技評價活動的目標特征看，其理論基礎是哲學的價值論和認識論、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從科技評價活動的方法特征看，其理論基礎是分類學與比較學;從科技評價活動的工具特征看，其理論基礎是計量學理論(數理統計學、文獻計量學、技術計量學、經濟計量學、知識計量學等);從科技評價活動的過程特征看，其理論基礎是邏輯學、信息分析學、知識管理學理論［1，2］。科技評價是一個復雜的體系。按照科學系統論的思想，科技評價體系包括3個部分:評價主體、評價客體、評價活動。評價活動則包括評價程序、評價指標、評價方法、評價結果、結果應用等，體現評價的主客關聯。其中，評價程序通常是首先明確“評價目的”、選擇“評價主體”，再由“評價主體”根據“評價目的”確定“評價目標對象”及其“評價準則”，再將“評價準則”解析為“評價指標”，繼而根據“評價指標”選擇“評價方法”，再根據“評價方法”確定操作和技術程序，最后得出“評價結論”［1］。軍事醫學的科技評價，遵循科技評價的基本原則，也具有軍事醫學科學技術實踐活動的自身特殊性。

軍事醫學科技評價的對象

軍事醫學科技評價體系由評價主體、評價客體和評價活動等3方面的要素構成。其中，軍事醫學科技評價主體是相對獨立的、專業的、非功利性的科技評價機構;科技評價活動是一種專業化的咨詢和評判活動;科技評價客體即評價對象。軍事醫學科技評價的對象是軍事醫學科技活動。軍事醫學科技活動的主體多元、形式多樣、結果各異，決定了軍事醫學科技評價客體的多元化特征。軍事醫學科技評價有針對科技活動組織的，如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醫院、衛勤機關、衛生部(分)隊、重點實驗室、創新群體、合同合作機構等;也有針對個人的，如科學家、工程師、技術支持人員、科技管理人員、教師、科技普及人員等。有針對科技活動不同層次或不同環節的，如針對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發展研究、工程與產業化研究，針對知識發現、知識傳播、知識普及，針對技術發明、技術應用、技術推廣、現場處置等;也有針對科技活動不同學科領域的，如衛生勤務、衛生裝備、戰傷救治、衛生防疫、疾病防控、軍隊衛生、核化生防護、海軍醫學、空軍醫學等。有針對科技活動的不同產出形態的，如論文著作、專利技術、裝備型號、醫藥產品、衛勤條令、衛生標準等;也有針對科技活動不同階段形態的，如科技活動動機、政策、戰略、規劃、計劃、方案、立項、過程、結果、效果等［1］。從系統論的角度看，軍事醫學科技評價的客體(對象)，包括軍事醫學科技活動的環境，如軍事環境、國家安全環境、國際競爭環境、科學技術環境、經濟環境、政策環境、政治環境、文化環境、社會環境等;科技系統的結構，如科技人員、科技機構、科技創新群體、科技條件、科技活動目標對象、科技發展戰略、科技計劃、科技項目、科技成果、科技活動的組織管理、科技政策、科技體制等;科技活動的功能，如軍事功能、醫學功能、經濟功能、文化功能、社會功能等;科技活動的演化，如科技活動演化規律、與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科技發展態勢等。

軍事醫學科技評價的原則

根據科技評價理論，軍事醫學的科技評價應遵循的基本原則包括:①遵循科技評價的共性原則。即合理、科學、公正的原則。合理是指每個科技評價的項目設置、目的導向、可能后果、社會影響等必須符合科技和社會發展的總目標;科學是指每個科技評價活動的理論、方法、技術、程序、控制、監督等必須符合科學社會學規范;公正是指每個科技評價活動的過程、結果、效應等必須符合科學共同體和社會公眾的普識價值觀和愿景。②體現科技評價的個性特征。軍事醫學的科技評價既與軍事、醫學、科技領域的評價有相同之處，也具有軍事醫學自身的性質、環境、目的等差異，具有個性化和特殊性。軍事醫學的科技評價與一般醫學科技評價最主要的不同之處，在于特別強調軍事價值的目的導向。③反映軍事醫學的發展與變化。軍事醫學在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科技水平、戰略目標、價值取向等是不斷發展和變化的，科技評價的背景和基礎也必須相應地適應和調整。④符合科技評價的共識準則。根據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針對不同評價客體的不同評價項目，可以沒有統一的標準，但是必須具有針對該特定科技評價項目的共識準則，這是實施任何特定科技評價項目的必要前提。除上述基本原則外，軍事醫學科技評價還必須充分考慮到以下3項特殊性原則:一是要根據軍事醫學的科學、技術、工程等不同特征要素，建立相應的分類評價準則和指標體系;二是要高度關注軍事醫學的科學、技術和工程要素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三是要特別關注軍事醫學的價值要素在科技評價中的導向作用［1］。軍事醫學科技評價的基本要求包括:①項目設置合理;②理論方法科學;③技術操作最優;④程序規范嚴謹;⑤組織監督嚴肅;⑥結果客觀公開。“獨立、客觀、公正”、“科學”、“外部評價”等，均屬于理論方法科學的范疇;“可行性”、“最優化”等，均屬于技術操作最優的范疇;“回避”則屬于組織監督的范疇。

摘要：目前，我國學術界很多人認為，馬克思寫于19世紀后期的《資本論》已經完全過時，應該用西方主流經濟學完全取代《資本論》，作為一種唯一正確的現代經濟學占領我國的經濟學術領域，并成為我國制定經濟政策的唯一依據。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他們還引用一些經過選擇的國外學者的評論，以證明他們的觀點是世界公認的。本文針對上述情況，對國外學者對《資本論》的看法作了客觀概述，論證了《資本論》研究在當代、在中國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國外學者；《資本論》；批判性；科學性

如何看待馬克思及其《資本論》和如何看待及其思想一樣，是一個直接關系到如何評價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如何選擇我國未來的社會制度和道路的重大問題。蘇東巨變以后，馬克思主義在世界上曾一度陷入低潮，原先一些號稱馬克思主義者的人也紛紛加入了指責《資本論》的行列，加上國外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對《資本論》的有意貶低，一時間給人一種國外學者全都認為《資本論》不是學術著作、已經過時，只有作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新古典范式才能解釋現代經濟問題的片面印象。本文試圖對國外學者對《資本論》的看法作些客觀概述，為人們全面了解國外學者的看法提供一些參考。

一、一部揭示社會經濟矛盾和運動規律的著作

馬克思的《資本論》是一部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分析角度和方法很不相同的著作。西方主流經濟學撇開了現實社會中人們在財產、社會地位、特長等方面的差異，在一種人人平等、公平競爭的假設下，用一種把工人與物質生產要素相等同的辦法，推論出了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是一種充滿和諧公正的經濟體制的結論。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不同，《資本論》是一部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矛盾和運動規律的著作。由于《資本論》所論述的問題觸犯了主要憑借財產所有權獲得收入的資本主義社會統治階層的既得利益，在它誕生后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主要是國外的一些非主流經濟學家給了它較高評價，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對它主要是采取用沉默來抵制、用批判來否定的態度。

但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以后，特別是20世紀20至3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大危機以后，一些西方主流經濟學家開始對《資本論》采取“研究”的態度，一些試圖發展主流理論的經濟學家甚至還對《資本論》做出了某種肯定。例如，英國經濟學家瓊?羅賓遜等就肯定了《資本論》在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矛盾和運動規律方面的學術成就。

論文關鍵詞：教育；技術；客體主體化；主體客體化

論文摘要：在價值論視野中，教育與技術之間其實是主客體之間的一種關系。本文首先分析了價值的主體和客體，然后通過探討主體客體化與客體主體化的雙向運動來把握教育技術的關系。

縱觀人類歷史，人的價值并不是一開始就能被人發現和認同的，而是伴隨著人類對自身認識的深化和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被人認識到的。由于社會的高度技術化，人的價值在近代以來一直沒有得到更充分的發揮，即使到了20世紀后期，對人的價值的發揮仍然受到各種的困擾。從教育的本質出發可知，教育自身是直接與人相關的，這就不難理解有學者將教育看成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唯一途徑，認為教育有責任不斷提高人們對人自身價值的認識，幫助人擺脫受技術奴役的困境，使人充分認識到人的主體地位、人的個體的獨特尊嚴。這樣，人、教育與技術的關系也就蘊涵其中了。

一、對價值本質的理解

value(價值)一詞來自拉丁語valere。從詞源來講，這個詞的詞根的意義十分模糊，其意義遍及所有方面，從“是好的”到“具有體力或勇猛”。它在14世紀進入英語，可直到19世紀，該術語幾乎只與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有關，意指物的價格或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的人類勞動。從19世紀末開始，在新康德主義者、叔本華、尼采的哲學中，該術語的意義擴張了。同時，以價值為研究對象的學說即價值學(valuetheory)或價值論(axiology)開始得以系統發展。目前價值論主要有三種觀點，即客體價值論、主體價值論和關系價值論。客體價值論的持有者認為，價值就是客體，或是指客體本身，或是指客體的某方面的屬性或功能。主體價值論者認為，價值的產生取決于價值主體，即取決于人。他們突出強調了價值的主觀性，并進而提出了“價值是人”的哲學命題。無論是客體價值論還是主體價值論，最大的不足在于理論上的片面性。前者強調了價值的客觀性卻忽視了人，后者突出了人的作用卻忽視了客體對人的影響。因此，學術界更多的學者提出：價值應該是主客體的統一，應從主客體的關系出發來理解、把握和界定價值。為此，我們從關系價值論出發，嘗試探討教育與技術的關系。

1價值的主體

【關鍵詞】醫學倫理學；教育；現狀；對策

【摘要】隨著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綜合醫學模式的演變，醫療矛盾逐步由“技術型”向“服務型”轉化，許多新的醫學倫理問題應運而生，醫學倫理學越來越受到各國醫學教育界的關注。

【Abstract】Synthesizesthemedicinepatternalongwiththebiomedicinepatterntothebiological-psychology-societytheevolution，themedicalserviceiscontradictorygraduallyby“thetechnology”to“theservice”thetransformation，manynewmedicineethicsquestionarisesatthehistoricmoment，medicineethicsmoreandmorereceivesthevariouscountries’medicineeducationalcirclestheattention.

【Keywords】Medicineethics；Education；Presentsituation；Countermeasure

隨著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綜合醫學模式的演變，醫療矛盾逐步由“技術型”向“服務型”轉化，許多新的醫學倫理問題應運而生，醫學倫理學越來越受到各國醫學教育界的關注。

1醫學倫理學教學現狀

論文關鍵詞:體育經濟學運動員人力資本價值

論文摘要:將運動員作為一種資本的概念和提法一直被我國經濟理論界所忽視或者回避，其價值構成更是難以度測。針對運動員人力資本的特性，試圖從勞動價值論這一角度出發，探討其價值構成，據此合理投入運動資本，優化資源分配，促進社會進步、經濟發展。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和資本市場的逐漸形成和確立，勞動作為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人為本”“科教興國”成為我國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中強調人的因素的兩個戰略性策略選擇。我國運動員人力資本擺脫不了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受市場經濟法律法規尚未健全的制約。雖然我國運動員人力資本的主體正在由單一的政府撥款轉向多元化，但是還存在種種問題，尤其是運動員人力資本價值構成難以度測的問題。

1運動員人力資本概念及“勞動價值論”內涵

1676年，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創始人，統計和國民收人核算專家威廉·配第將戰爭中武器和其他軍械等物資的損失與人類生命損失的比較，首次嚴肅地運用了人力資本的概念。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者亞當·斯密100年以后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對人力資本以及教育的經濟意義做了較為深刻的理論闡述，這些研究結果是人力資本思想萌芽的主要理論來源。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舒爾茨和貝克爾為代表的“現代人力資本理論”基本形成。

舒爾茨最早提出了人力資本的理論體系，對經濟發展的動力做出了全新的解釋，是人力資本學說的奠基者和第一創始人;貝克爾則為人力資本理論分析提供了基本的概念框架。我國學者對人力資本理論的研究，起步相對較晚，尚處于人力資本理論的學習和探索階段，沒有形成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和廣泛認可的概念內涵，而關于運動員人力資本的系統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其內涵尚無定論。

一、職稱論文規定的反思

迄今為止，各職稱系列（專業）仍沿襲傳統的、滯后的職稱論文規定，評價效果不甚理想；乃至評價機制本身的缺陷，所帶來的導向偏差及其負面作用，已經直接影響到職稱評審的質量和聲譽，須予以認真反思。

職稱論文規定，涵蓋了所有職稱系列（專業）中、高級職務，界面過大，層面過寬，不切實際。

國家制定并實施的工程技術、農業技術、衛生技術、各類教師、經濟專業等計29個職稱系列（專業）。目前為止，會計、審計、統計、經濟、衛生等專業中級職務任職資格，采取“以考代評”獲得，論文條件被自然免除，其余的仍要求論文作為申報評審的必備條件之一。

評價各類專業技術人員，確需執行同一性、普遍性的評審標準，方可起到綜合平衡的作用。但是，切不可忽視不同職稱系列（專業）之間、即使同一職稱系列（專業）中、高級專業技術人員之間的差異性、特殊性。

僅舉科學研究人員與藝術專業人員為例。社會科學研究人員、自然科學研究人員，主要從事基礎理論、應用基礎和應用技術研究，工作性質有較強的探索性、挑戰性和創見性。其研究課題、水平能力、創新思維、應用價值、科研成果、業績貢獻等，通常以學術論文、論著等方式反映出來。對科研系列中、高級專業技術人員，尤其破格申報副研究員、研究員的對象，要求高水平、多篇數的專業論文，實不為過。但是，藝術專業職務（藝術等級）則不然。

【關鍵詞】刑法學刑法哲學刑法理論

【內容提要】與司法刑法學相對應的是立法刑法學，不應否認立法刑法學的必要性。基礎刑法學是立法刑法學與司法刑法學的基礎科學，但基礎刑法學并非刑法哲學，也不是學科大雜燴。在核心刑法學之外，還有邊緣刑法學。刑法哲學是關于刑法的哲學，也是關于刑法學的哲學，將刑法哲學與刑法學相分離具有重要意義。

刑法方法論的研究近年來成為刑法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然而，任何方法都是服從于、服務于一定目的的，就是說方法從來不是自我決定的，而是受目的支配的。一種刑法理論未必是哲學式的，而刑法理論觀則必屬于哲學問題，只不過不是一般哲學問題，而是刑法哲學問題。本文試對此進行探討。

一、司法刑法學的理論與方法

刑法是司法法，而不是行政法。[1]這并不是一個價值判斷，而是一個事實判斷。因為，自有人類社會以來，無論是習慣刑法，還是成文刑法，其唯一的實踐模式就是司法模式，只不過這種司法模式的具體內容及其與行政之間的關系都經歷著歷史的演變。

應該說，在這方面，我國刑法學者具有高度共識，即致力于為正確解釋和適用刑法而從事理論研究，是刑法學者的基本使命。但是，萬萬不要以為，在這個領域，刑法理論觀已然成熟和沒有問題了。筆者認為，在高度共識之下掩蓋著一個嚴重通病，即沒有真正從刑法是司法法的事實判斷出發建構面向司法的刑法理論。⑶

對于一種相對長期存在、據此可以認定獲得了特定時代人們之認可的法律制度或法律規則，應如何理解？應如何考查其歷史的意義以及更重要的是如何恰當地審視這些制度或規則與我們當下生活世界的相關性？這個問題是當代轉型時期中國法學研究中一個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的一般性問題。它涉及的問題不僅是應如何理解和考察我們的歷史，更重要的是我們今天應以及能如何進行法律制度上的創新和改革；它也還涉及到如何理解外國的法律制度，其中包括我們正試圖借鑒的工業上先進的國家（這是我們目前比較關注的），以及在我們看來那些發展中乃至最不發達國家的法律制度（盡管這往往進入不了當代中國法學家的視野）。

法條主義無法承擔這一任務，盡管法條主義（或概念法學或形式主義）的進路對法律的專業化和職業化訓練并對常規時期法律的運作具有重要的、幾乎是不可替代的意義。[注釋1：這三者在某種程度上實際是一個東西，只是在中國一般稱其為“法條主義”或“概念法學”，而在美國，至少是在波斯納那里被歸結為形式主義。波斯納曾對形式主義法學以及——更廣闊地——對一般的形式主義進行了細致地講道理的分析，指出了其弊端以及優點。見RichardA.Posner，ProblemsofJurisprudenc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0]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法條主義將法條作為不可質疑的權威，要求社會生活都服從法條。這種方法往往適于一個相對穩定的時代；而當代中國正處于變革時期，無論是社會生活還是規制社會生活的法律制度都處于——有時是急劇的——變動之中，并且作為社會生活系統內部一個組成部分的法治也必須同社會生活的其他部分相互協調。當代中國的法律制度研究必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法條主義，這并非學術本身的邏輯要求，而是學術所附著的生活世界使然。同時，中國法學如果要想真正形成學術研究的傳統，也必須超越法條主義，因為學術發展本身不可能來自學術資料本身。事實上，自近代以來，中國法學界一直在進行著這種超越法條主義的努力，特別是近20年來，中國發生的巨大變革和社會變遷，已使得許多法學家不再滿意法條主義，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尋求一種新的研究法律制度的進路和方法。

但是，現有的中外傳統的法理學著作對法律研究方法一直缺乏足夠的系統關注和理論分析。傳統的法理學著作很少提及方法問題（更不用說討論了），偶爾提及，也往往非常粗略和概括；既沒有結合具體實例的細致分析，也未能提出一種具有方法論意義的系統表述，只是籠統地提一些方法甚或是命題。近年來，在美國，新制度經濟學的方法論為基礎，法律經濟學分析實際上已經形成了比較系統、規范且卓有成效的方法論論述，但是法律經濟學分析對數據要求的標準很高，對經濟學素養要求也很高，其方法難以在傳統的法律研究中普遍沿用，特別是在當代中國的法律界。廣義的法律社會學實際是由多個交叉學科構成的，無法形成或尚未形成統一的、便利法官和其它法律人運用的研究進路和方法。而狹義上的法律社會學（sociologyoflaw）更多借助了社會學、人類學的實證調查方法，盡管有助于理解特定社會中的法律和制度，可供法學家參考，但對于大批受傳統法學教育的、強調操作的法律人來說，出于學科傳統和研究時間的限制，實證研究的方法似乎也缺乏足夠的相關性。要尋求一種與法律人有更多相關性的研究進路和方法，因此，在放開眼界的同時，又不能不重視法律界已經形成的、哪怕是有明顯弊端的學科傳統。

本文就是這樣的一個努力，它試圖提出一種我暫且稱為“語境論”的進路。這一進路堅持以法律制度和規則為中心關注（在這個意義上，它與職業法律人偏好的法律形式主義有許多一致之處），力求語境化地（設身處地地、歷史地）理解任何一種相對長期存在的法律制度、規則的歷史正當性和合理性（因此它又與法律社會學、哲學闡釋學具有一致之處）。就態度而言，這種語境化一方面擁有法條主義一般說來容易表現出來的尊重既定具體法律制度的特點，同時又要求或至少是隱含了對任何具體法律制度的學術的而不僅僅是政治的批判態度；并且，也正是由于這種對于學術的強調，這種進路在一定意義上也隱含了某種建構的因素，而并非完全是批判法學的“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戰略。就總體而言，這一進路反對以抽象的、所謂代表了永恒價值的大詞來評價法律制度和規則，而是切實注重特定社會中人的生物性稟賦的以及生產力（科學技術）發展水平的限制，把法律制度和規則都視為在諸多相對穩定的制約條件下對于常規社會問題做出的一種比較經濟且常規化的回應。在這個意義上，特別是當從宏觀上考察時，這種語境論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是一致的，但它不是對歷史唯物主義概念、命題或原則的簡單搬用或重復；它有哲學的因素，但它本身不是哲學，也不強調哲學，而是強調細致、具體地考查和發現社會生產方式以及受社會生產方式制約的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對法律制度的塑造和制約。

必須對本文標題中的一些關鍵詞加以強調和說明。首先，本文強調的是法律制度層面的研究進路，在這一層面上，法律往往是相對長期穩定的社會規范，與法律條文并不等同，有時甚至完全沒有或無需正式條文的規定（習慣）。因此，這一研究進路關注的不是具體的法律條文，也不是個別的司法活動，而是一個社會制度化處置社會常規性問題的方式。其次，希望讀者注意，本文強調語境論是法律制度研究的一種進路，而不是唯一的或最佳的進路。因此，這一進路并不意味著對其它研究進路（包括法條主義進路）的否定和排斥，相反，它歡迎法律研究的其它進路和視角，只要能有效地說明和解決問題。但這并不因此意味著本文作者采取的是一種簡單到沒有原則的“兼容并蓄”的態度，籠統地談“兼容并蓄”，如果不是因為言者缺乏智識能力（分不清理論之是非），就是因為媚俗、沒有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感。也正是基于此，本文將在對目前中國法學界比較流行的、同樣旨在超越法條主義的兩種主要法學研究進路提出理論上的分析批評。第三，盡管有種種危險，本文還是試圖對語境論的進路提出一種略為“公式化”或“程式化”的表述，以求這一進路不停留于一般命題，使之有可能更操作化、程序化或具體化，成為一種方法或類似于方法的東西。但我必須承認，這種努力不僅有可能失敗，這種公式化的表述也有完全可能成為一種新教條。因此，我提醒讀者，本文對這一進路所作的方法論概括，只是試圖幫助讀者在其它法律制度問題研究上運用這一進路，是為了獲取這種研究能力的一種聯系或訓練，而并非獲得恰當或真確結論的保證；它更多是一種入門指南，而不是一種操作手冊。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上，真正有洞見的研究成果，至少是很難（如果不是完全不能的話）嚴格依據某一操作規則而獲得。因此，讀者只應把這種方法論表述作為獲得“語境論”和思考問題方式的一個或許有但不必定有幫助的過程；做人過河拆橋是不道德的，做學問過河拆橋則是提升自己能力之必須。

為避免方法論的討論“玄學化”或過分“概念化”（這常常是難免的），討論必須有所附著。為此，本文特別以分析中國傳統社會的婚姻制度作為展示這種研究進路和方法的范例。通過分析中國傳統社會中在婚姻家庭問題上的那些在今天看來具有法律意味的制度，我希望展現這種分析進路和方法的有效性和解說力。但是，由于本文的中心論題是法律制度研究的進路和方法，因此我又必須提醒讀者，不要過分注重本文對中國傳統婚姻制度的分析結論，而是這種分析的“路數”；有關婚姻制度的分析結論仍然是一座過后就可以拆的“橋”。但是這并不意味本文對中國傳統婚姻制度的分析完全是虛構的，沒有經驗材料支持，因此是沒有意義的。的確，本文中談及的中國傳統婚姻制度是“理想型”的構建，即它不等于某個朝代或某個地區的具體的婚姻制度，但是，它是有一定的經驗材料支撐的。讀者完全可以根據自己掌握的史料對這一“理想型”的某些細節提出質疑，但是一般說來，這既不影響這一理想型的構建，因此并不影響本文的方法論討論的意義。

大學生“能力”的自由全面發展，自然包括道德認知能力、道德判斷能力、道德踐履能力等道德能力的發展，大學生個體道德能力建設對于促進和提升其個體道德能力發展與完善具有重要作用。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大學生個體自由全面發展需要和諧與發展的社會關系，而和諧與發展的社會關系則需要大學生具備正確處理個人與社會關系的道德能力。大學生個體道德能力建設能夠幫助大學生提高道德認識能力，增強道德判斷能力，提升道德踐履能力，使大學生更好地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促進其“人的社會關系”的自由全面發展，進而使大學生在高度和諧與發展的社會關系中自由而全面地發展自己，成長為社會主義合格接班人。

大學生個體道德能力建設是高校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校園的重要內容社會主義和諧校園主要是指校園內部各種要素處于一種相互依存、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狀態，主要表現為校園組織結構要素和諧、教育環境和諧、教師間人際關系和諧、師生關系和諧以及自我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的和諧。大學生作為高校社會主義和諧校園創建的重要主體，其個體道德能力的缺失，必然會對高校社會主義和諧校園的構建產生多方面的不良影響。如，由于大學生公德意識淡漠，公共場所亂丟垃圾、隨地吐痰等行為造成高校校園環境不和諧；個別大學生不守公共秩序，在寢室從事打電話、唱歌等影響其他同學休息的行為導致其人際關系不和諧，也影響高校社會主義和諧校園的構建。同時，從根本意義上講，大學生個體道德能力建設就是要造就和諧的個體，就是要使大學生有健全的道德人格，具備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完備的個體道德能力，使其能夠合理地處理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從而實現大學生的心理和諧、人際關系和諧、個人生活的和諧。因此，大學生個體道德能力建設是高校建設社會主義和諧校園的必備條件與內在要求。

大學生個體道德能力建設是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建設的內在要求社會主義和諧文化，是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以追求和諧價值為指向，以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為目標，以和諧心理、和諧理念與和諧精神為核心內容的一種精神文化。總書記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這一論述不僅指出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征，而且還是一種廣義的文化和諧。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建設從根本上講是人的和諧，即人與自我、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相處。故此，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建設的關鍵就是要注重人的素質的提高和全面發展，培育人們的和諧文化精神，其中思想道德建設是這種和諧文化精神培育的重要內涵。和諧文化建設離不開道德建設，社會文化的和諧離不開人的道德素養的提高。大學生群體作為國家和民族的未來，他們的精神風貌、道德狀況關系著整個社會風尚的發展，也關系著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和諧文化的建設。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建設需要加強大學生個體道德能力建設，提升大學生群體的道德能力水平，改善大學生思想道德狀況，通過大學生道德素養與道德能力的提升，進一步對全社會成員的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形成輻射與影響，促使全社會形成昂揚向上、文明和諧的精神文化氛圍，有力推進社會主義和諧文化的建設。

大學生個體道德能力建設的可能性

（一）理論可能性

首先，馬克思主義道德觀為大學生個體道德能力建設提供了理論指導。馬克思主義道德觀認為，道德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的一種，它是調整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行為準則和規范的總和，依靠社會輿論、人們的信念、傳統習慣和教育起作用。道德是在人類社會一定的生產方式中產生，受經濟關系的制約，并隨著社會經濟關系的變化而變化。道德具有歷史性和階級性。當前，隨著我國經濟關系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社會正處于全面轉型期，整個社會成員的道德觀念、道德風貌也發生了變化，總體上來講，社會成員的道德水平在進步、提高，大學生的個體道德能力也在提升。但不可否認的是，社會上有不道德事件發生，大學校園也存在道德行為失范、個體道德能力缺失的現象，這說明社會的思想道德建設仍需要加強。同時，馬克思主義也認為，道德是人的需要的產物，人的需要包括兩個方面：物質需要與精神需要。物質需要、利益的需要、交往的需要為道德的產生提供了外部條件和基礎；精神需要尤其是人對道德的需要則是人區別于動物的一個標志，是人之為人的根據。大學生群體作為社會的精英群體，他們自身存在著對高尚道德的需要與渴求，大學生個體道德能力建設也正是對大學生這種精神需要的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