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西方管理因素及人文動因論文

導語：淺談西方管理因素及人文動因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理性化是西方管理模式的基本特點，是西方企業取得成功及其管理學繁榮發展的根本動力。文章在對管理理性化形成的制度因素分析的基礎上，認為制度因素并不是管理理性化形成的充足條件，而人文因素才是管理走向不同模式的內在驅動力，西方的人文精神才是管理理性化形成的動因。

關鍵詞：管理理性化；制度因素；人文動因。

回顧西方企業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看到它們能有今天的成功以及引以自豪的管理理論體系，完全是和它們在管理中所體現的理性化密不可分的，這種理性化正是西方人文精神在管理領域的集中體現。可以認為，在西方管理學體系中，理性一直以來都占據著核心地位，人們對理性的假設是普遍存在的，并具體表現為科學化、制度化、科層化等外在形式。[1]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認為，近性資本主義的產生是與各種理性的制度因素及西方特有的人文因素、文化結構分不開的。而在西方管理中所體現的理性化因素則完全植根于這種理性的資本主義精神，因此我們在對管理理性化的形成機制進行探討時也離不開制度和人文這兩個層面的因素。

一、形成管理理性化所必要的制度因素

（一）商品文明與經濟理性的形成

管理文明根源于成熟的商品文明，管理理性化產生的先決條件是理性經濟環境的存在，由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完全演進是西方管理學形成的社會歷史背景。在商品文明中，每一個經濟主體都遵循“理性人”、“經濟人”的假設，其行為都是基于個體利益最大化的原則，這種經濟理性決定了企業管理行為必然呈現出理性化的色彩。

（二）產權制度的法律保證

產權明確才能權責清晰。一個在法律上強有力的產權制度能夠明確界定交易邊界，有助于規范經濟主體的行為，使其形成穩定的收益預期，從而提高社會合作效率。產權制度在市場經濟中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夠通過制度的力量塑造出有著強烈逐利欲望的健康經濟主體，使企業的財產權和剩余索取權有著明確的收益人，保證企業所有者的各種經濟行為是出于自身利益考慮的理性行為。

（三）企業家和職業經理階層的出現

管理理性化造就了企業家和職業經理階層，反過來，這一階層的形成又成為保持管理理性化的重要基礎。企業家不是一個實體概念，而是一個職能概念；不是一個持久不變的職業狀態，而是一個不斷變動的理性選擇。因而，不論是熊彼特，還是其他經濟學家，都是從職能上來定義企業家的。比如，熊彼特就認為企業家是從事“創造性”破壞的創新者，突顯了企業家理性精神的核心和實質。

（四）健全的人才交流市場

從整個社會來看，健全的人才交易市場能夠保證每一個企業的活力。沒有人才的合理流動，也就無法實現市場對人力資源的配置效率，從而直接導致企業的用人行為缺乏理性。只有在一定的人才市場壓力下，企業內部才能按照規范化、科學化、標準化的原則建立起人力資源的管理體系，才能實現在企業發展的同時獲得個人的成長。因此，合理自由的人才流動是企業管理行為及其員工工作方式理性化的基本保證。

（五）完善的價值評價機制

企業中一套良好的價值評價機制不僅有利于引導企業的經營行為，而且能夠極大地調動員工的積極性。通過價值評價機制可以促使企業克服短期行為，從而理性地將企業的近期利益和長遠目標結合起來。同時，對于企業員工而言，完善的價值評價機制將價值創造和價值分配有機地聯系起來，通過業績考核在企業內部建立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對每個成員的價值和貢獻進行全面、準確的評價，促使每個成員的工作行為趨于理性化，以達到整體利益和個人利益雙贏的局面。

二、人文因素才是形成不同管理模式的內在動因

上述各種制度層面的因素對于管理理性化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它們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共同引導管理理性化的產生和發展[論\文\網LunWenNet\Com]。但是，我們在廣泛窮詰各種制度條件之后，發現這些并不是管理理性化形成的充足條件，應該看到，在一些社會中這些因素并非完全闕如，但依然很難在管理中形成理性化，比如中國在經歷二十多年的改革實踐后，可以說上述制度因素已經有了一定的發育，但管理理性化因素在企業中仍然遇到很大的障礙。而在西方社會里，當這些制度因素一旦具備以后，管理理性化也就順乎歷史潮流地自然表現出來，為了探究這其中的巨大差異，我們必須把研究的目光投向能夠表現不同社會文化的人文因素。

應該看到，人文因素才是管理的母體，它是管理走向不同模式的內在驅動力。正如美國學者丹尼爾·雷恩（Daniel）所說的那樣：“管理思想不是在沒有文化的真空中發展起來的，管理人員往往會發現，他們的工作總是受當前文化的影響。”[2]不同社會的文化背景、人文因素會產生不同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人際交往方式，因而其管理思想、管理行為和管理手段也就各有差異。我們可以認為，人文因素作為一種內生變量在東西方不同企業管理模式的形成過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是人文文化、倫理文化，它強調人性本善，長于協調人際關系，追求群體的和諧。和西方的防范性管理不同，東方管理具有引導性的特點，即通過特定的途徑，使員工接受企業準則和倫理，從而形成自我管理、自覺管理的特點。這一管理不妨稱之為“柔性管理”，其最大的優點就是突出了人性的重要性，加強了對人基本信條和價值理念的關注，但是，在以“情”為紐帶進行管理的同時，忽視了“法”的重要性，增加了企業管理中的隨意性和主觀性，表現為管理行為散而亂，并且依賴群體的惰性思想，抑制了個人創造力的發揮。[3]

東西方文化都有其積極的一面，不能絕對地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種，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兩者都有不利于管理發展的消極因素。在中國企業飛速發展的今天，一方面我們要肯定和承認東方管理模式中積極因素，而另一方面，我們企業中表現出來的嚴重缺乏管理理性的現象卻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注意和思考。而管理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是近代工業革命與西方文明相結合的產物，自弗雷德里克·泰羅（FrederickW.Taylor）提出科學管理以來，管理學的發展便始終帶有西方理性化人文精神的全息特征。因此，我們應該分析一下西方人文精神在其管理理性化的形成過程中是如何發揮巨大的驅動作用的。

三、西方人文精神與其管理理性化

（一）西方傳統的個人自由主義

個人自由主義原來的含義不過是指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人權，后來發生了重大的社會意義轉變，西方人把個人自由主義貫徹到經濟和政治制度中，成了西方傳統精神中最為獨特的理想主義。個人自由主義強調以人為本位的人權、民主、自由、平等，強調個人成就和個性至上，在西方看來，只有靠個人去奮斗、拼搏和冒風險，而不是利用投機取巧、歪門邪道的方法創造出來的成就才是真正的本領，因此在具體的行為表現上更趨于理性化和個性化。西方人對自由的探求側重于向外，以發現世界和改造世界為達到自由的途徑和手段，這就促使人們去創新和進行發明，人們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技術，而很少考慮某個專家或權威的理論和看法，所以科學文化在西方得到廣泛的傳播。基于這種個人自由主義，西方人反對在前人的成就中去探索有利于事業發展的東西，而主張進行獨創。在這種個人自由主義的人文精神下，理性得到了孕育，企業家階層以其創新精神在社會范圍內迅速崛起，為企業的發展和理性管理的形成提供了動力。公務員之家

（二）西方“天人相分”的思維觀

西方思維方式傾向于天人相分（主客相分）。長期以來，西方哲學史上占主導地位的是二元論，亦即認為世界是由物質和精神兩個各自獨立、性質不同的本原構成的。早在古希臘時代，先哲們就將人與自然分割開來。古希臘早期的哲學家們關注的對象主要是自然，而人本身則在哲人們的視野之外。到蘇格拉底時，他已經認為“心靈是唯一值得研究的對象”。也正是由此開始，西方文化中就出現了關心人與關心自然的分野，這也正是“天人相分”思維方式的體現。尤其是到了中世紀，人不但與天相分，而且成了天（亦即神）的奴婢和臣民。近代以來，隨著人性的解放和科學的發展，人們不僅把無形的天（亦即神）踩在了自己的腳下（如尼采“上帝死了”的宣言），同時，還開始向有形的天（即自然）開戰。伴隨著人類征服自然過程中的節節勝利，科學精神與理性分析亦得以發揚光大，在近現代的西方文化中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并影響到了包括企業管理在內的諸多人類行為。“天人相分”這種在對立中求統一的思維方式使西方人對客體的分解能力強，具有分解思維、邏輯思維的特長，善于將事理細密解剖和層層推衍。西方的管理理性化正好符合了西方人的這種思維方式，這也正是為什么泰羅制這種科學管理方法能夠在美國推行開來的原因之一。

（三）韋伯宣揚的西方資本主義精神

韋伯是第一個積極宣揚西方資本主義精神的學者，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不僅把資本主義看成是一個經濟制度范疇，而且把它當作一個文化學范疇。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的形成是以歐洲理性主義為精神基礎、以理性的具體核算為集中體現的，具有一套獨特的價值觀念、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的文化體系。這種理性的資本主義精神表現為合理而有系統地追求預期利潤并節制消費的態度，并且以勞動為義務，以履行個人的職業責任為天職。其理性之處，不在于增強人們對金錢的欲望，“資本主義更多的是對這種非理性欲望的一種抑制，或至少是一種理性的緩解”。[4]而在于為個人盡心盡力做好本職工作提供一種倫理上的約束力。所以，西方資本主義精神不僅能培育出嚴格的自我約束力，激勵人們以理性的態度對待他們的世俗工作，而且能在近代經濟秩序中培育出合法地賺錢就是美德的價值觀念。這種勞動和賺錢的態度最適合于資本主義的經營，而資本主義經營也正是從這種資本主義精神中吸取其最合理的精神動力。同樣，作為社會人文精神在企業管理領域的縮影，西方管理中的理性化就充分體現著這種合乎理性的資本主義精神。

參考文獻：

[1][瑞典]斯文·艾里克·肖斯特蘭。管理的兩面性——雅努斯因素[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

[2]董四代。文化觀念創新和管理革命[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

[3]王明江。東西方企業管理差異的文化探源[N].中國企業報，2001-02-15.

[4][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彭強，黃曉京譯。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