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的信貸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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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貨幣政策信貸傳導的理論及過程

信貸渠道是關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研究中比較新且有爭議的理論。早期由凱恩斯提出，后經希克斯等人的發展，形成了完全競爭市場條件下的貨幣政策傳導途徑理論，該理論認為貨幣供給的變動通過影響資本成本(利率)從而達到影響實際經濟變量。由于貨幣傳導途徑忽視了信息的不完全和金融市場的自身結構問題，從而受到了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信貸傳導途徑理論的挑戰。伯南克、布林德等運用信息經濟學的理論，證明了信貸配給行為是銀行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自發產物，在基礎理論上說明了信用傳導機制，即信息不對稱性催生了金融中介機構，中介機構可以提高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效率，因而對整個經濟活動產生重大影響。信用機制的建立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是借款人對銀行貸款的依存度是否足夠高，以致借款人外部融資費用的變化對其投資等行為將產生直接、決定性的影響；二是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能夠影響銀行貸款行為。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過程是(以擴張貨幣政策為例)：擴張貨幣政策→利率↓→企業凈價值↑→外部融資成本↓→投資需求↑→產出↑→GDP↑，或是擴張貨幣政策→利率↓→股票價格↑→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銀行貸款↑→I↑→Y↑。貨幣政策的變化通過影響銀行貸款的可用性，從而影響企業的投資，最終影響實體經濟。其強調的不僅是擴張性貨幣政策能增加銀行的存款，并通過銀行存款的增加起到降低債券利率的效應，更重要的是擴張性貨幣政策會使銀行的貸款增多，而增大了的信貸供給，會使投資水平上升，從而使產出也處于上升態勢。

二、我國貨幣政策信貸傳導的現狀

依據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觀點，貨幣政策所提供的名義貨幣量雖然是金融中介機構影響實體經濟部門的關鍵變量，但并不是連接實際部門和金融部門最合適的指標，因為傳導機制并不能保證名義貨幣量變動能夠全部反映在實體經濟中。在我國，出現了信用傳導機制扭曲、信貸傳導渠道不暢的現象，其體現在：

1.貨幣增長與存差同時存在。盡管2002-2006年期間，先后升息3次，兩次上升存款準備金率，但一方面，貨幣供應量仍舊增長，到2006年底，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為34.6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6.9%，狹義貨幣供應量(M1)余額為12.6萬億元，比上年末增長17.5%。另一方面，銀行系統內存在大量的存差，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統計數據，截至2006年末，全部金融機構各項人民幣貸款(含外資機構)余額為23.9萬億元。巨額存差的出現，使央行的貨幣政策大打折扣。

2.實體經濟與金融經濟結構不對稱。實體經濟結構與金融經濟結構的不對稱阻礙了貨幣政策傳導的信貸渠道。在實體經濟領域，我國已形成了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同在、大型企業與中型企業并存的二元結構。而在金融經濟領域，則形成了計劃性的正規金融體系和市場性的非正規金融體系構成的二元結構。從資金需求層面看，當前，非國有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其對資金產生了強烈需求，而國有企業對信貸需求增長緩慢。從資金供給層面看，正規金融體系中的國有商業銀行憑借其得天獨厚的“國家信譽”優勢吸收了大量存款，支配了絕大多數的貸款資金供應，但它們的資金供給在制度上仍局限于國有經濟部門，國有大中型企業是它們的主要貸款對象。而非正規金融體系中的中小金融機構由于自身規模的限制，又缺乏國家信譽做擔保，因而存款增長緩慢，貸款能力不足，對非國有經濟的信貸支持也相當乏力。雖然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正在按照市場化的原則進行經營，但由于其自身經營受到其成本、規模及政策的制約，因而無法在短期內與一些非國有經濟的中小企業建立良好的銀企關系，也就無法形成合理的資金對應關系。也正是由于資金需求結構和資金供給結構存在著嚴重的二元結構問題，使得經濟結構與金融結構不對稱，擁有我國銀行業80%以上的資產和負債的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事實上長期存在著“信貸偏向”。另外，近年來一些國有控股的股份制銀行的資金運用結構似乎與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趨同，在信貸政策的貫徹落實上出現了“能貸的不愿貸(國有商業銀行)，愿貸的貸不了的(中小金融機構)”的情況，這就直接緊縮了以中小企業為主的非國有經濟的信貸來源，也將中小金融機構游離在貨幣政策之外，導致貨幣政策在“金融機構——投資者——消費者”環節上傳導不充分，使貨幣政策難以發揮預期的作用，即使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信號是擴大貨幣供應量，企業特別是非國有經濟中的中小企業感受到的卻仍是持續的“信貸緊縮”。

3.金融機構絕大多數集中在大中城市和東部地區，中小城市和中西部金融機構很少。近幾年，國有銀行基層分支機構在農村和中小城市紛紛撤并(見表1)，縣級機構僅為存款機構，無貸款權，地方中小金融機構的發展未及時跟上，致使在縣級出現了一些金融服務的空白，從而造成單個銀行體系“體系性退步”這一“非理性”結果，個體成本節約導致了宏觀成本增加，從而加劇了信貸服務機構的分布不平衡和貨幣政策傳導的結構性矛盾。

三、我國貨幣政策信貸渠道傳導不暢的原因

1.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微觀傳導機制的金融主體對貨幣政策反映不靈。金融機構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承擔了中央銀行和企業、居民的中介，在存款貨幣擴張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央行擴張性貨幣政策只有得到商業銀行的積極響應，并以信貸投放等形式加以貫徹，才能達到貨幣供給增加的效果。但是由于我國現行的金融體制存在諸多問題，商業銀行對貨幣政策的信號反應遲鈍，致使貨幣政策在金融機構中傳導受阻，其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利率結構不合理，商業銀行缺乏動力貸款。一是存款利率與貸款利率差距過大。2006年8月，一年存款利率為2.25%，同期貸款利率為5.76%，對個人貸款還可以上浮10%，銀行只拿出不到一半存款放貸便足可支付存款利息；二是準備金存款利率過高，截至2006年7月底，商業銀行準備金方面，總準備金余額一般在2.3萬億左右。按照1.89%的法定準備金利率，以及1.62%的超額準備金率，央行的年利息開銷在300億元上下，各大商業銀行均可坐享這部分收益。據社科院一研究人員的初步推算，僅工商銀行每年的準備金利息收入便可高達50億元以上。準備金存款利率過高，使金融機構放貸的惰性較強，往往將居民、企事業單位存款作為超額準備金存在中央銀行吃利息

(2)過度強調風險防范，致使基層商業銀行活力不足，對貨幣政策反映不靈。一是嚴格的風險管理制約了基層行的信貸擴張能力。近幾年來，國有商業銀行逐步完善了信貸管理體制，但責任約束過度，其弱化了基層信貸人員的信貸擴張潛力及政策的傳導效果。二是管理體制滯后，削弱了基層行自主經營決策能力，導致基層商業銀行活力不足。作為實行一級法人高度集中管理的國有商業銀行總行，均制定了各自的信貸政策，將信貸重點投向資金流動性強、經營效益好、銀行收息率高的優勢重點企業，忽視了一大批有一定市場潛力且發展前景較好的中小企業和私營企業，造成信貸投向集中。

(3)不良資產比例過高，客觀上壓抑了商業銀行貸款積極性。根據2006年底的統計數字，中國主要金融機構不良貸款合計為4.54萬億元，為貸款余額的7.5%。為此，商業銀行對貸款條件等信貸制度作出嚴格規定，對放款進行嚴格約束，但在促進貸款、調動貸款積極性方面缺乏相應的激勵機制。

(4)國有商業銀行的體制轉軌還沒完成，市場化程度還不高，傳統的運作模式與市場化模式相摩擦，大大消耗了銀行系統的能量，從而使貨幣政策的信號在銀行系統內衰減。目前仍然是直接的行政指令管理與間接管理并行，有些指導性的管理會演變為指令性的管理，從而也削弱了銀行的活力，運作模式和管理體制上的矛盾，往往會造成市場信號與政策信號的不一致，并引起銀行行為的紊亂和預期效果失誤，最終使貨幣政策的效果大受影響。

2.企業的市場化程度不高。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體、貨幣政策傳導的客體，是貨幣政策傳導的微觀基礎，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是否能夠有效地作用于經濟主體，不僅取決于中央銀行、金融機構等金融部門，而且取決于企業行為的市場化程度。當前，我國國有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尚未完全建立，風險和利益約束機制不健全，且有相當一部分企業適應市場變化的能力較差，經濟效益持續低迷，資金占用結構不合理，使用效果差，這些不僅影響了金融機構的經營績效，也弱化了貨幣信貸政策對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

3.居民個人對貨幣政策反映不積極。分析其原因為：受傳統消費觀念影響，居民超前消費意識不濃；受收入水平限制，居民消費難以擴大；受社會保障體制影響，居民儲蓄意愿仍然較強；受消費環境制約，目前尚未形成新的消費熱點；受個人信用制度建設滯后影響，消費信貸難以全面拓展；受改革不透明影響，居民的預期與貨幣政策意圖相悖，信貸難以全面拓展；受改革不透明影響，居民的預期與貨幣政策意圖相悖。有關資料表明，我國儲蓄存款近三年分流的主要去向是股市、國債和外匯資產等三方面，而增加消費的并不多。

四、完善我國貨幣政策信貸傳導途徑應采取的措施

1.加快國有商業銀行內部體制改革，建立現代金融企業制度。逐步完善商業銀行內部法人治理結構；強化國有商業銀行的成本約束和利潤考核機制，使國有商業銀行把利潤目標的實現與金融風險的防范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實現最佳利潤目標的同時，實現貨幣政策的順暢傳導。此外，加強金融監管，完善外部約束。在剝離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基礎上，對金融機構的主要業務指標的真實性進行檢查，撤銷少數難以救助的金融機構，維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大力支持商業銀行發展中間業務，加強銀行、證券和保險三大金融監管當局的協調與協作。

2.推進企業改革，完善貨幣政策傳導的微觀基礎。企業是貨幣政策的最終作用對象，他們對貨幣政策反應的敏感性決定著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預算約束程度和管理水平直接影響著貨幣政策能否發揮效應。而長期以來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和管理不善造成的效益低下，是造成我國貨幣政策傳導下游梗阻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了支持貨幣政策的有效傳導，應盡快轉換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機制，提高企業整體素質，增強企業信用觀念，引入競爭機制和成本約束機制，使企業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場主體和投資主體。

3.建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的建立是疏通銀行與企業之間的關系，拓寬中小企業間接融資渠道的關鍵。由于信息不對稱，加上中小企業自身規模與經營實力較小，銀行不愿向中小企業提供貸款。因此，通過構建完善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一方面向銀行提供申請貸款的中小企業的真實信用水平，另一方面提升中小企業的信用水平，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可能性。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可以考慮建立多層次的支持中小企業融資信用擔保體系。我國中小企業融資擔保體系可設計為由地(市)、省、國家三級機構分層次組成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擔保業務以地市為主，再擔保業務以省、國家為主。凡符合國家產業政策、有市場和發展前景的、有利于技術進步與創新的各類中小企業的銀行貸款，均可列入擔保范圍。在建立擔保機制的同時，也要保證擔保基金的充足和穩定，基金來源可以通過政府財政撥款、基金會員交納會費、向社會公眾和法人單位募集資金、發行債券等多元化渠道籌資。

4.大力開展消費信貸，改善公眾的預期，為貨幣政策的順暢傳導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國家一方面應著力縮小收入差距，減少低收入群體的比重，加大投資工具的宣傳力度，提高證券資產在個人金融資產中的比例；另一方面，應加快社會保障、教育、住房、醫療等多項制度的改革，引導居民的消費預期。只有努力改善消費和投資環境，通過發展對居民個人的信貸業務，擴大居民參與金融活動的深度，鼓勵金融創新，才能改變居民金融資產過度集中于銀行儲蓄的局面，增強對利率反應的敏感性，使貨幣政策產生預期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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