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文學研究概況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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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作家這種強烈的地域文化意識在其文學作品中的展示，評論家多從創作主體和創作客體兩個維度展開論述。首先是針的對創作主體———作家而言，他們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對所表現的內容灌注了強烈的、地域性的情感體驗。其次是對于創作客體———作品而言，作家通過對某一特定地域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的描寫，使其作品成為“通過一幕幕風俗畫、風景畫、生活畫的鏡頭，進而集納具有獨特地域色彩的自然景觀、人文景觀、歷史景觀，進而描繪出鄉土氣息與時代氛圍交融一體的典型環境”④。不同的作家對不同的地域有著自己不同的體驗，但是作家對其所要表現的特定的地域卻有著極其相似的情感。論及地域文化對文學的影響，許多學者都不謀而合地指出這一點。何西來認為，“作家從小的地域文化傳統的接受與熏陶，他的鄉音、鄉思、鄉情，即是他的故園情結，都會以各種方式進入作品，影響他的選材，他的作品的情韻。”⑤北京大學教授嚴家炎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研究叢書》的《總序》中談完越文化對魯迅精神氣質的滲透之后，接著指出，“魯迅之外，沈從文之于楚文化，老舍之于京都文化，李劼人之于巴蜀文化，趙樹理之于三晉文化，穆時英、張愛玲之于上海文化，柳青、陳忠實之于陜秦文化，大致情形莫不如此。”⑥湖南師范大學教授田中陽認為，“特定的區域文化同樣孕育著小說家，塑造著小說家的主觀世界。尤其是區域文化中的群體思維模式和心理因素，影響著小說家的包括直覺或感受方向在內的主觀世界，諸如精神氣質，情感內涵，表情達意的方式，乃至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等等。因此他本身就成為某種區域文化的載體和體現者，以至于形成了與這種區域文化同質同構的心理定勢。”⑦西南民族大學教授賈劍秋也認為，“鄉戀和鄉愁生發于中國現代作家難以釋棄的鄉土情結。他們大多出生在鄉土村鎮，鄉土情結成為他們創作的一種動力。在創作中他們揮灑的鄉戀和鄉愁既有對生養自己的故土的眷念，又有對自己身處的現實鄉土環境的審視。在情感傾訴時由于作者曾經身處的地域、時代、生活環境的不同，對生活的體驗和悟察的程度、角度不同而有不同的情感訴求。”⑧“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⑨，詩人艾青如此深情地吟唱。文化是地域的產物，文學是性情的產物，20世紀中國文學之所以具有恒久的生命力和影響力，“是與它用敘事文學的模式書寫了作家們對古老土地的誠摯情懷讓每一個生長于這個古老土地上的人深深地感動分不開的。”⑩關于地域文化意識文學展示的第二個方面，評論家將目光主要集中在創作客體———作品上。不同地域的自然景觀、人文景觀在作家作品中的不同反映，使得20世紀的中國文學成為一幅幅異彩紛呈的“風俗畫”、“風情畫”、“風景畫”。評論家首先注意到文學作品中對某一地域的自然地理環境的描寫，這種描寫對于作家的藝術風格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南京大學教授丁帆認為，“所謂‘地域自然’，就是自然環境為地域人種的性格特征、文化心理、風俗心理、風俗習慣的形成所起著重要的決定作用。這種‘后天性’的影響，亦成為地域文化小說所關注的最重要的內容之一。”瑏瑡丁帆的觀點說明了自然地理環境在地域文化小說中的重要作用。而田中陽則認為，“不同區域的自然環境和氣候在當代小說藝術個性的形成中，起著重要的‘選擇’作用”瑏瑢，直接點明自然地理環境對當代小說的藝術個性存在著深刻的影響，持相同觀點的還有賈劍秋、何西來和湖南理工學院教授李大健。賈劍秋認為，“以鮮明的地域特色展現作者故鄉的異域風情”是構成中國現代鄉土小說的地域文化審美特征的重要因素。李大健認為，“山川景物，民風民情對文學作品的藝術品位有著客觀規定性，對于作家的創作風格的形成起著主導作用。”何西來認為，“地域文化因素作為人物活動的外部環境進入作品，大體包括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兩部分。在小說中，它們主要起一種情調、氛圍的烘托作用，讓鑒賞者產生身臨其境的感覺，以增強逼真、似真的審美效應。”瑏瑥從創作主體———作家和創作客體———作品出發論及地域文化對文學的影響，是一個常談而常新的話題。某一地域的自然景觀、人文景觀、地理環境對于作家的影響，古人就有論及。當代學者拓寬了這一研究的視野，不僅指出了作品中所包含的豐富的地域文化因子，同時更進一步指出了地域文化對作家所施及的強大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不僅體現為作家的情感體驗，同時也影響著作家的思維方式、心理結構及審美情趣。

20世紀中國文學的地域文化審視

地域文化對作家的影響，除了某一地域的自然景觀之外，還有其歷史沿革、民族關系、風俗民情、生活狀態、語言鄉音等重要因素。換言之，較之于自然條件，由歷史形成的人文環境的種種因素對文學的影響更為復雜、深刻。20世紀中國文學中，作家在對特定地域人文景觀的描述中，往往隱含著作家“改造國民性”的深思。武漢大學教授樊星認為，文學的地域文化研究不止于“究天人之際”，同時也應當通過地域文化揭示民族性。

(一)評論家指出風俗民情對于文學作品的重要性。田中陽從“對文學個性化形成的價值”、“對小說無限的、永恒的魅力”、“與文學的認識功能相通”等三個方面全面展開論述，深刻揭示出區域風俗民情對文學的影響:“對于文學，尤其是敘事藝術的小說來說，區域文化中的風俗可能是最重要的了。區域性風俗對文學、尤其是對小說的內容和形式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瑏瑧嚴家炎在論及20世紀中國鄉土小說流派時認為，“風俗畫對于文學，決不是可有可無的。無數藝術實踐的經驗證明，文學作品寫不寫風情民俗，或者寫得深沉不深沉，其結果大不相同:它區分著作品是豐滿還是干癟，是親切還是隔膜，是充滿生活氣息還是枯燥生硬。世界上許多生活底子雄厚的大作家和大作品，都是注意寫風俗民情的。”

(二)評論家將作品中的風土習俗分為“丑陋”和“美好”兩種類型。“丑陋”和“美好”反映出作家在表現這兩種風俗時所蘊涵的不同的思想感情，體現作家不同的審美傾向，但作家文化審視的視角卻都是鮮明的。在表現“陋俗”的作品中，評論家指出:“作家在鄉土文化的反思中，將代表鄉土固有文化靈魂的民俗作為焦點審視，通過一定的民俗來反映歷史文化積累的塵垢，從文化積淀中探查國民性的病根和社會衰朽的病源。”關于這一點，評論家列舉出一系列的作家:從現代的魯迅、鄉土小說流派的諸位作家、茅盾、巴金、老舍、蕭紅、趙樹理到當代的韓少功、鄭義、賈平凹等人。在對個體作家作品的評論中看到，作家的作品經由描繪風土習俗而顯示出文化審視。如評論家對魯迅作品的評價:“他將鄉土小說的創作與國民性問題的探索聯系在一起，將鄉土人物的命運與對中國文化的批判聯系在一起;將民俗風情的描繪與文化審視的目的聯系在一起。”而關于“美好的風土習俗”，評論家認為:“作家筆下的鄉土風俗表現得美好、優秀、富有人情，閃爍著文明智慧之光，為異域風情涂抹著明麗斑斕的色彩。”除了表現“明麗斑斕的色彩”之外，“美好的風土習俗”之中也隱含著作家的文化審視。評論家同樣從個體作家入手，指出魯迅、廢名、沈從文、孫犁、汪曾祺等人的創作“以淳美鄉俗寫美好人性”，從而揭示出“一個民族常綠的童心”。

(三)評論家指出在作品中直接描繪某一特定地域的風土習俗表現的僅僅是“風俗的表層”。評論家指出了20世紀中國文學對風土習俗的深層表現，以及由此體現出的更為深刻的文化審視。他們認為，“風俗的深層是以人的意識形態表現出來的，它是內隱的，看不見，摸不著，存活于人的心理世界中。”瑐瑣因此，文學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與風土習俗有很大的關系。“每一個人，從他誕生的那一刻起，他所面臨的風俗便塑造了他的經驗和行為。”評論家通過對阿Q、祥林嫂、閏土等人物形象的分析，認為他們的性格命運與浙東的風土習俗緊密相連，“在異域風情畫中展示鄉土人物的生活與命運，為小說人物性格的形成，提供了廣闊深邃而富有個性特點的文化背景。”同時，在這些人物身上，傳達出魯迅深刻的文化審視:“將中國文化的積垢作了剔膚見骨的揭露”，為“追溯弱國衰民產生的癥結，探索國民精神的改造，造就富有生機的現代文化開辟了路徑”。當然，從地域文化這一角度去審視20世紀中國文學，提到的作家還有很多，賈劍秋在《文化與中國現代小說》一書中，以地域為標準，劃分出浙江作家、中原作家、荊楚作家、關東作家、臺灣作家、西南作家，對諸位現代作家的文化審視，多以風俗民情環境中的人物形象分析為切入點。樊星在其專著《地域文化與當代文學》中，論及沈從文、韓少功，均指出其人物形象塑造中楚地的風俗民情對其施及的影響，以及由此表現出作家的文化審視———“實現中華民族‘人與人關系的重造’”，“‘重鑄和鍍亮’‘民族的自我’”。

地域文化場中的20世紀中國文學精神

文化與文學有著天然密不可分的關系。文化是人類智慧的產物，文學則來自于人類的社會生活，來自于人類的審美創造。所以，文化是文學的“源”，文化孕育著文學。同時，文學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既是文化的文本影像，又是文化傳承的載體。因此，對于地域文化與文學關系的探討，許多學者都認為研究某一特定地域的文學，需要將其置于特定的文化場中。“我們試著將地域文化或地域文學看作一個具有生命力的‘地域文化場’或‘地域文學場’。”瑐瑨中國地域文化鮮明的特征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作為對文化現象的概述，就是指各種文化和諧的發展，而又各自保存自己的特色，中華文化是我國各個民族共同創造的，由多個地域文化構成，因此它既有共性，又有個性。”瑐瑩在共性方面，有評論家指出:“不同的地域文化之所以能夠和諧相處，是因為它們之間有相同的文化因子，這就是儒家思想。”瑑瑠由此，20世紀中國文學所具有的共同的精神，就是作家深沉的憂患意識和深刻的理性精神。而更多的評論家從個性不同的地域文化場出發，發現了其中蘊涵的不同的中國文學精神。深圳大學教授陳繼會的研究注重對20世紀中國小說文化精神的探討，他將20世紀的小說放置在中國這樣一個大的地域文化場中進行解讀，“是把中國現代小說的創作及其特征置于整個中國現代社會和文化框架中來尋找并闡釋其中所包含的意蘊的。”

在此基礎上，陳繼會認為，20世紀中國小說的文化精神是“民族靈魂的拯救與重建”瑑瑢。而樊星將中國的地域文化區分為“北方文化場”和“南方文化場”，指出北方厚實的黃土地讓作家的筆分外沉重，因此，在“北方文化場”中孕育出的文學精神是“苦難成全了堅忍”的苦難意識，是“剛烈的自由魂”。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是格外沉重的現實生活，是堅忍不拔的抗爭意識。而“南方文化場”孕育出的文學精神則表現為一種神秘、奇麗、狂放的浪漫主義精神，在作家的筆下，這種精神化為對青山綠水酣暢淋漓的描寫，對原始、神秘的民間文化的全景展現，是文學想象力的飛升。在兩個大的地域文化場的區分之外，樊星同時也劃分出許多更小的地域文化場，如“齊魯”、“秦晉”、“東北”、“西北”、“中原”、“楚地”、“吳越”、“巴蜀”等，并以“悲愴”、“悲涼”、“神奇”、“雄奇”、“奇異”、“絢麗”、“逍遙”、“靈氣”對不同地域文化場中的文學精神作出了較為精確的闡釋。田中陽對于這幾大地域文化場中所孕育出的文學精神的論述則更為具體，如，他認為三秦地域文化場所孕育出的文學精神表現為一種“為文學獻身的悲壯精神”和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而同屬北方齊魯作家的文學精神就是一種“好漢”精神。南方的吳越之地孕育出的文學精神則是“求異求奇求精”，湘楚文學則表現為“浪漫”。

隨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西部文學的倡導，評論者也越來越注重從西部文化場出發去探尋西部文學的精神。著名評論家李星對孕育出西部文學精神的西部文化場作出了確切的定義:“我們認為對文學創造具有巨大影響的仍將是由其地理人文環境、多民族文化，特別是宗教文化所制約西部人的生命意識、生存意識、人生意識，正是他們構成了綜合性的西部精神和西部意識的核心，決定了西部的文化精神特征。”瑑瑥云南教育學院教授余斌認為，西部文學之魂表現為憂患意識，在憂患意識之中包含著流亡情結。這里的西部文學之魂實際上就是指一種文學精神。著名文化學者肖云儒則認為，西部文學精神存在四對矛盾，“它們在性質和形態上都不盡相同。歷史感和當代性是一種縱向精神反差，憂患意識和達觀精神、民族主體意識和心態雜化色彩是一種橫向精神反差，這三個對子一般不具有明顯的進步與落后的分野。而封閉守成和開放開拓這個對子，則常常可以歸結為進步與落后的性質。整體上看，它們在西部處于兩極震蕩之中，具體情況又很復雜。四對矛盾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以不同比例、不同形態對立統一著。”這些學者從西部文化場的角度對西部文學精神的探討，對西部文學的發展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還有評論家從山與水、城與鄉等不同的角度劃分出不同的地域文化場，并指出其中蘊涵的不同的文學精神，如趙園在《北京:城與人》中，將北京作為一個獨特的地域文化場，指出老舍、鄧友梅、劉心武、韓少華、汪曾祺、陳建功等人所受的北京文化的影響:“北京魅力是內在于人生的，內在于居住古城中分有其文化精神的人們的人生的。”而北京文化場中諸位作家共同的文學精神則體現為:文化展示中的理性態度;在似與不似之間的審美追求;介于俗雅的平民趣味等。瑑瑩當然，從地域文化場的角度研究20世紀中國文學的精神還有待進一步深入，卻為地域文化與文學關系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

地域文化與文學關系研究的意義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學者們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地域文化研究多側重于文學作品的題材、主題、人物、語言與地域文化等，多集中于分析作家儲存于記憶中的富于地域特色的人、事以及生活情景，認為這些從少年到青年初期的生活，加之作家成年后的人生經歷，是作家作品地域特征形成的重要原因。而某地的民俗文化則是影響作家作品審美特征的重要原因。這種文化學批評的角度，有助于我們從總體上把握作家與地域的關系，深入審視文學在不同階段的藝術表征及其內在含蘊，歸納揭示其深層的藝術精神和審美特質。因此，從地域文化角度研究20世紀中國文學至少具有以下四個方面的意義:突顯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民族文化屬性，突顯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地域文化屬性，突顯了20世紀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獨特性，突顯了主流視野之外的地域文學的價值。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地域文化研究，還僅僅處于起步階段，這種研究還可以有多種可能性:

(一)可以從原型批評的角度去研究。特定地域中總是蘊涵著豐富的文化原型，諸如古代的神巫、精靈、圣賢、鬼神、仙佛、神話，等等。這些文化原型常常被作家以獨具匠心的藝術構思寫進作品中，融化為作品的題材、主題或人物。有的研究者已經注意到這一點并作出了相應的研究，如對韓少功“尋根”小說的研究中，注重巫詩傳統對其產生的影響，同時，還應該注意到文化原型對作家個性的影響。可以說，從原型批評的角度去研究20世紀中國文學與地域文化的關系，對于我們進一步挖掘文學作品的文化內涵及意蘊，有著積極的意義。

(二)可以從文化象征符號的批評角度去研究。每一個地域的文化之中總是積累著許多廣為人知的文化象征符號。這些象征符號，往往存在于某一地域的日常生活、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民間藝術以及方言中，它們常常存在于作家的潛意識里。當作家創作之時，這些文化象征符號往往被作家自然而然地寫進作品中，從而創作出獨具個性的象征符號———人物形象。比如，魯迅筆下的阿Q、祥林嫂、閏土，均是帶著浙東文化特征的藝術象征符號;而沈從文筆下的女性形象與張承志筆下的女性形象在人物性格上大相徑庭的原因，也與文化象征符號有關。

(三)可以從地域文化中的方言入手去研究。一個地域的文化必然有一種與之對應的方言相連接。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文學又是語言的藝術。生長于某地的作家，從思維方式到心理結構都受到這一地域方言的影響，其創作就會自覺不自覺地摻雜著地方方言，從而使作品也具有地域特色。有不少評論家看出了這一點，認為方言對作家藝術風格的形成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評論家將關注的目光只集中于方言對作家表層的影響，只看到文學作品中作家運用了方言，而對方言施于作家深層的影響，諸如對作家的思維方式、心理結構、審美情趣的影響卻未能全面省察。應該說，從方言的角度研究20世紀中國文學，有待進一步深入。總之，從地域文化視角研究20世紀中國文學，從淺層到深層，從單面到多面，從零星到繁多，到世紀之交已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機，而且日趨深化。隨著時間的推進，從地域文化的角度觀照和探究20世紀中國文學，必然會為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和更為別致的路徑。

作者：李小紅單位：西北民族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