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鄉土文學研究的消長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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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帆等著的《中國大陸與臺灣鄉土小說比較史論》則把鐘肇政小說放到兩岸鄉土文學系列中來考察，高度評價道:鐘肇政的小說“可謂是臺灣五六十年代鄉土小說的某種極致”，“鐘肇政的鄉土長河小說具有史詩性的風格和里程碑式效果，相比之下，大陸同期尚缺少這種作品……這或許應是大陸50年代鄉土文學的一大遺憾吧!”②與此同時，大陸出版界大量引進鐘肇政作品，1983年中國廣播出版社出版了《臺灣人三部曲》，1985年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望春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鐘肇政根據日本同名電視連續劇翻譯的小說《阿信》，1986年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了《濁流三部曲》，199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臺灣當代名家精品集”，選入《八角塔下》，2004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鐘肇政編譯的《史懷哲傳》，2010年新星出版社推出鐘肇政和他人合譯的日本作家連城三紀彥的《一朵桔梗花》。王耀輝、潘亞暾、陳遼、黃重添等臺灣文學研究專家都有專文論述鐘肇政，他們大多從國族、鄉土、歷史的維度來解讀鐘肇政小說。此外，21世紀以來有關鐘肇政研究的論文尚有十幾篇，此不一一列述。這些論文高舉“民族大義”之旗，只作大陸出版的鐘肇政小說中單個文本的解讀，沒有和臺灣當下的語境相關聯，對20世紀鐘肇政研究沒有質的突破。

縱觀上述大陸鐘肇政研究，都是把他放到鄉土文學的范疇來考察，從其熱愛家鄉推演為熱愛祖國、熱愛中華民族，表現為見獵心喜、急功近利的研究心態，比如武治純說:《臺灣人三部曲》“不僅是臺灣同胞的，也是全國同胞的一部愛國主義的好教材。祖國大陸的廣大讀者在喜讀鐘肇政先生的‘大河小說’———《臺灣人三部曲》的時候，遠離故鄉的老臺胞，可以倍感親切地緬懷在臺灣的那些崢嶸歲月和戰友的往事;生活在祖國大陸的臺胞青年，也可以更進一步地了解和繼承父輩為保衛和謀求臺灣人民及全國人民幸福而奮斗的薪火;其他各省、區的同胞更將面臨一個新的課題:可以從而了解和學習臺灣骨肉兄弟反帝愛國的光榮傳統。”①這種與現實利益緊密聯系的心態，賦于文學過于沉重的使命。倒是《贛南師范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發表的曹亞男《鐘肇政與客家文化認同———以〈沉淪〉為重點的考察》，從民俗學的視角進入鐘肇政文本，顯示些許新意。從文學、政治學向民俗學、人類學轉向，是今后大陸鐘肇政研究的方向。在臺灣，威權時代是不允許“臺灣文學”這一提法的，筆者能找到的文學史版本中最早將鐘肇政入史的是周錦著的《中國新文學史》，該書對鐘肇政的評介不多也不太高，不過這在威權時代對作家顯然具有規訓的作用;其論調與大陸版一致:“他的作品，充盈著臺灣的鄉土氣息，記載了偉大民族艱苦奮斗的光榮史事，歌頌著民族和祖先恩澤。……他深愛國家，創作了順暢流利的國語的文學。他的小說，處處表現著對國家、對民族、對鄉土的一份深厚情感。”②“解嚴”后，鐘肇政研究日漸興盛。目前尚無博士論文，而自1993年起相關的碩士生論文已有28篇③，其中《臺灣人三部曲》、《魯冰花》、《插天山之歌》、《怒濤》和《綠色大地》等鐘肇政單部長篇小說被列為專文研究對象，另有《大壩》、《大圳》和《八角塔下》等三部分別與臺灣其他作家小說合并研究，而短篇小說未見專文論述;“解嚴”后臺灣多元主體社會的面貌在此得到充分反映。學術論著有:1999年11月6日真理大學臺灣文學系主辦“福爾摩沙的文豪———鐘肇政文學會議”并出版相關論文集，黃秋芳《鐘肇政的臺灣塑像》(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錢鴻鈞《戰后臺灣文學之窗———鐘肇政六百萬字書簡研究》(文英堂出版社，2002年)和《臺灣文學的萬里長城———鐘肇政六百萬字書簡研究》(文英堂出版社，2005年)，陳萬益主編《八十大壽紀念文集大河之歌———鐘肇政文學國際會議研討會論文集》(桃園縣文化局，2004年)，楊和穎主編《鐘肇政的文學影像之旅》(桃園縣文化局，2005年)，彭瑞金《鐘肇政文學評傳》(春暉出版社，2009年)，彭瑞金主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匯編•鐘肇政》(臺灣文學館，2011年)。2004年，《鐘肇政全集》38卷出齊。

“解嚴”后，鐘肇政投身到社會活動中，身價日漲，1990年就任“臺灣筆會”第三任會長，同年任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創會理事長;1992年獲“國家文藝獎特別貢獻獎”、第五屆客家臺灣文化獎;1994年任寶島客家電臺榮譽臺長;1996年任“國家文藝基金會”理事;1998年3月任臺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董事長，9月任平埔族學會籌委會名譽主委;1999年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藝獎”、文學臺灣基金會臺灣文學獎、真理大學臺灣文學家牛津獎;2001年接受臺中文化學院頒發的榮譽博士學位，獲“中國文藝協會特別貢獻獎”;2007年獲客家委員會授予的客家貢獻獎;2012年獲嘉義大學頒發的名譽博士學位。作家身價此起彼落，背后的推手是時代語境的變化。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率先進行臺灣文學研究，接二連三地推出各種版本的臺灣文學史，讓臺灣地區文學界及其教學、研究機構自嘆弗如。不過，文學無可避免地帶有意識形態色彩，從大陸發表關于鐘肇政研究的論文看，鐘肇政是充滿抗日英雄情結的民族主義者。而在臺灣，“解嚴”后人們對鐘肇政的小說進行重新解讀，試圖剝離開鐘肇政文本中固有的中華文化認同，葉石濤、彭瑞金、錢鴻鈞等右翼本土論者的評論文章，尤其是錢鴻鈞的系列論文如《〈插天山之歌〉與臺灣靈魂的工程師》、《〈怒濤〉論———日本精神之死與純潔》、《〈戰火〉論———日本精神與塞達卡精神》等相繼出爐，鐘肇政被形塑為臺獨文學和鼓吹殖民現代性的領軍人物。有人調侃鐘肇政的《臺灣人三部曲•插天山之歌》中的男主人公“要回來做一些抗日的工作，結果什么都沒做，跑到山里面，就把山里面一個女孩子肚子弄大了”。鐘肇政以“后見之明”緊隨著說:“這部作品寫的就是這樣簡單的故事，事實上可以用一個字來代表，就是‘逃’，當然表面上逃，日本人要來抓他，確實有幾位朋友告訴我，你在寫什么日本人抓男主角，不是吧!是寫國民黨要抓你吧!把我內心的話點出來了。確實的，就是寫我內心里面在掙扎，要怎么逃?怎么逃?逃過國民黨的警備總部的毒手?這是那樣的心態下經營出來的作品。”①他順水推舟地加以發揮，說當時他被臺灣“立法院”列為臺獨三巨頭之一，心里無比的恐慌，所以趕寫了《插天山之歌》發表在《中央日報》。“我覺得我的作品在黨報這樣發表，可能黨在肯定我吧!那么你們這些警備總部不會比黨更大，總不會抓我、不會恐嚇我。果然，我想的好像沒錯的樣子，我就從來沒有被叫去問話。”②在臺獨洪流的裹挾下，鐘肇政改變了自己的立場。臺灣鄉土派的右翼發展成本土派，最后又蛻變成臺獨派，因此被大陸的臺灣文學研究者所拋棄。大陸原本以鄉土派為正統來描述臺灣文學發展脈絡，鐘肇政由此被“捧紅”;語境變了，鐘肇政也因此被“棒殺”。

1982年3月，借陳若曦返臺之機，臺灣鄉土派南北作家在高雄舉行一次會議，試圖彌合彼此間的縫隙。充當這次會議召集人的，除陳若曦外，另一個就是鐘肇政。被公推擔此重任，說明鐘肇政是個比較沒有南北偏頗的作家。臺灣鄉土派作家的分裂由來已久。1977年5月，葉石濤在《夏潮》發表了《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陳映真就針鋒相對地在1977年6月的《臺灣文藝》革新版第二期上發表《“鄉土文學”的盲點》，由此拉開南北作家分裂的序幕。1981年10月，在第二屆“巫永福評論獎”評審會上，陳映真力推詹宏志，葉石濤則舉薦彭瑞金，南北之爭表面化、白熱化。道不同不相與謀，1982年的聚會是一次徒勞的努力，南北作家由此分道揚鑣。其實，在1977－1978年鄉土文學論爭中，尤其在中后期的膠著激烈的階段，鄉土派作家也曾協同戰斗過，他們凝結成“想像的共同體”，共御外敵。鐘肇政并沒有熱心參與這場論戰，不過，他提出“風土文學”這一新概念:“‘鄉土’不只是鄉下的、泥土的，也可以包括水泥的、鋼筋的———它們都不出‘生命’的輻射范圍。在這樣的范圍內，擷取生命的真實(或云真實的生命)，這應是鄉土文學成長的藝術胚胎了”①;“我認為‘鄉土文學’如果要嚴格的賦予定義，我想是不可能的，沒有所謂‘鄉土文學’。用一種比較廣泛的眼光來看，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鄉土的，沒有一件文學作品可以離開鄉土，我看到的許多中外的文學作品，百分之九十九還是有它的鄉土味。或者，我不如說，那是一種風土。……‘鄉土’，人人的眼光都放在那個‘鄉’，說那是鄉下的、很土的，這種說法我是不能贊同的。那么‘風土’呢?你在都市里頭也可以有一種風土，不管你說你的作品是什么世界路線的，但也離不開風土。”②鐘肇政這一簡短的論述，擴大了周作人、魯迅所倡導的“鄉土文學”概念的外延，產生極大的影響。從這段論述中，也見出鐘肇政具有虛懷若谷的胸懷，不以某種預設的立場和觀念來束縛自己，標榜自己。鐘肇政自學成才，其創作風格與學院派夏濟安麾下的現代派迥異其趣，大多是寫實的、鄉土的，而不是為知識人的精神私史作傳③。但是鐘肇政從不固步自封，而是以海納百川的氣度吸納其優長，創作出《溢洪道》、《中元的構圖》、《大機里靈潭》等小說，運用意識流手法，深入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展現其如椽巨筆的異彩。鐘肇政還敢于向新領域拓荒，比如原住民書寫和生態寫作，早在1978年，他就發表了臺灣生態文學的濫觴之作《白翎鷥之歌》。鐘肇政樂于為人作嫁衣裳。1957年4月23日至1958年9月發起編印《文友通訊》共16次，為困頓中的臺籍作家鼓勁，為鐘理和的稿件尋找出路;1964年始協助吳濁流編輯《臺灣文藝》;1965年為紀念臺灣光復20周年，獨自編輯《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10冊(文壇社)和《臺灣省青年文學叢書》10冊(幼獅書店);1976年毅然接過吳濁流的棒，獨力編輯《臺灣文藝》;1978年8月至1980年2月任《民眾日報》副刊室主任兼副刊主編……在長期的編輯實踐中，鐘肇政兢兢業業，以發現、培養青年作家為職志，很多作家都是在他的鼓勵鞭策下寫出一部部作品，因此得到很多人的尊崇。張良澤說:“上帝造人，鐘肇政再造張良澤”;宋澤萊在臺灣文壇上高叫“誰怕宋澤萊”到處挑釁，對鐘肇政卻畢恭畢敬:“在這個文壇上，有兩個人我是不會對他們說半句閑話的，一個是陳映真，一個是鐘肇政，他們是我文壇上的母親，對我恩惠有加，我不會批評他們，否則宋澤萊就不是宋澤萊”④;東方白則譽之為“臺灣文學之母”。開放的文學觀念，豐沛的創作成果和卓著的編輯實踐，堆積成鐘肇政在臺灣文壇的巨峰，作為戰后第一代本土作家，他的歷史地位是無法抹殺的。陳芳明在《臺灣新文學史》中言之鑿鑿地說:“在文學史上，他(鐘肇政)的地位穩如磐石。”⑤

大陸版臺灣文學史，在充分肯定鐘肇政大河小說所塑造的抗日英雄形象和所弘揚的民族精神的同時，對其逐漸抬頭的“臺獨”意識有所警惕，如劉登翰等人主編《臺灣文學史》鐘肇政專節末尾寫道:“文學演變的過程一再提示，一個作家獲得相當成就與影響之后，可以超越自己，取得新的成功，可以止步不前，處于強弩之末;也可以走向反面，在自己身上抹黑。歷史的發展，將繼續為作家作出新的判斷”①;古繼堂則說得更為直白:“鐘肇政是臺灣文壇的前輩作家，他在創作中展示出的思想和心理狀況一直是比較強健的，但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之后，在‘臺獨’勢力的影響下，他卻發生了某種政治轉向，附和‘臺獨’的觀點和言論。從而導致了其人生和創作上的否定，釀成一出悲劇，非常令人惋惜。我們期待他再次地民族覺醒和認同。”②這些都試圖運用“文學史的權力”，發揮其“規訓與懲罰”的作用。然而，事實證明，這是無濟于事的，“在‘大陸武力威脅論’與‘大陸吞并臺灣論’的宣傳下，島內的‘中國’概念與‘中國意識’逐漸被嚴重‘污名化’，進而讓‘中國意識’在臺灣島內逐漸消失，代表‘中國意識’的祖國意識在今天的臺灣已淡化，‘臺灣意識’成為臺灣社會的主流意識”③。兩岸各說各話，因而對鄉土派作家的研究也存在不可忽視的落差。大陸某些學者為了凸顯鐘肇政的“民族意識”和“祖國情懷”，有意或無意地誤讀鐘肇政的小說，如:“《濁流》描寫日本帝國主義瘋狂推行‘皇民化運動’，陸志龍在那‘皇民化’的濁流之中，默默接受‘帝國臣民’的頭銜，喝了一口又一口的混濁之水。他迷惘，但卻不是壞死;他彷徨，但不投靠;他隨波逐流，但不認賊作父。例如他愛上了日本軍官的妻子谷清子，兩人擁抱接吻，到了失去主宰，將要發生性關系的時刻，突然打住。決不混淆中國人和日本人，侵略者和被侵略者這條根本的界限，因為兩者是不可能結合的。”④這段論述可能是把這個情節與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里男主人公胡太明愛上日籍女教師內藤久子卻因文化差異而自卑自穢的情節混淆起來，從而落入中國式的思維陷阱:“由于‘性’與個體的快樂和幸福密切相關，而中國傳統卻剝奪了它的個人性，把它納入一個設計得十分縝密的理想體系里，只有在與種族興亡、國家安危密切相關的情況下才能得到公開和正式的談論。”⑤這段論述首先是對文本進行歪曲。查《濁流》相關情節，是這樣描寫的:是夜，陸志龍與谷清子單獨在一起，突然空襲警報大作，嚇壞了的谷清子情不自禁地投到陸志龍的懷里，兩人自然而然地纏綿起來，當高潮即將到來的時刻，警報解除了，陸志龍恢復了理智，放開了谷清子，然而隨即后悔了，“我真不曉得臨到緊要關頭，竟然這樣地退縮了一步是該或不該，是幸或不幸。不能否認，我的行動使我有某種控制了自己后的純潔的感覺，它滿足了我的自尊心———也許那只是無謂的虛榮心吧，然而在失去一個大好機會的懊悔感之前，它卻顯得那么渺小而微不足道。我真有些不曉得怎么處身才好。”⑥其次，把谷清子等同于侵略者也是一種謬論。谷清子原是日本本島一位美麗的小學教師，和一個同事相親相愛，戰爭爆發后，男教師接到召集令狀出征，不到半年就戰死了。兩年后，一個返鄉度假的大學生愛上了她，使她如枯井之心再起波瀾，笑容重現在她臉上。他們預定他一畢業就結婚，可是正在籌備婚禮時他竟又被征兵了，在被遣往南洋的途中沉船而死。從此，她認命，認為沒有一個人可以逃脫命運的掌握，也認為她不能再愛任何人，愛了人就會使這個人發生不幸，因此決心終生不嫁。可是，那時日本人丁嚴重匱乏，大家認為早婚，多育多產也就是報國之道。于是她連這么一個可憐的決心都不能貫徹了，否則將挨人們的白眼，職位也可能不保。剛好有人來提親，于是她只身遠嫁到臺灣來，到陌生的地方，投向一個陌生人的懷抱，一了百了。她不再愛任何人，也不敢愛，或許正因為她對丈夫沒有一點愛情，所以他出征快兩年了一直安好無恙。“她常常想，如果她在那短暫的結婚生活期間對他萌生了愛，那么他一定不可能活下去的，不是他就是她，必定一個人遭遇不幸。這就是她的不可動搖的信念了。”因此，面對陸志龍熾熱的愛，她把感情封凍起來，決不讓它泛濫。慘痛的婚姻生活，使谷清子變成日本的“祥林嫂”，自認是克夫的“掃帚星”。最后，她被校長當成禮物送給州視學，因懷孕而自殺。這個人物形象增添了《濁流》的思想深度，使小說對戰爭、對軍國主義罪惡的控訴入木三分。把她同侵略者劃等號，十足的荒謬。再次，隨意拔高男主人公的思想境界。小說中陸志龍時年十九，尚未歷經人生的淬火，其思想是極其不穩定、不成熟的，小說中只是描寫其愛國思想和民族情懷的萌芽;而他同谷清子的戀情更與此毫無相關。由此可以見出，做臺灣文學研究，由于時空等諸多因素的阻隔，如果再戴著“有色眼鏡”作浮光掠影似的瀏覽，所作的評論將離真相不能以道里計。尹雪曼就曾憤激地說:“今年(一九九六)四月廿二日，南京社科院的陳遼先生，應邀來臺訪問。送了一本他主編的《臺灣港澳與海外華文文學辭典》給我。當我翻到介紹我的那條條文時，十分驚訝撰文者張鷹先生對我的評語。他說:尹雪曼‘對臺灣鄉土文學始終持否定態度，并且發表文章詛咒鄉土文學。’這真是天大的冤枉!當時，我即向陳遼先生提出抗議，請他務必更正;并說明我根本沒有寫過反對鄉土文學的文章，更不用說‘詛咒’了。如果張鷹先生看到過我所寫，或‘詛咒’鄉土文學的文章，盼他說明在哪兒什么報刊何時刊載?如果張先生說不出來，請他主動承認錯誤并道歉!人，不能信口開河;文人尤其不能亂開荒腔!當時，陳遼先生沒有說什么，現在，我要重復我的抗議!”①短短一段話，尹雪曼連用三個感嘆號，可見其憤懣之極。假設鐘肇政看到前引的評述，可能也將提出抗議。

鐘肇政鼓吹臺獨乃至殖民現代化的作品主要是長篇小說《怒濤》。這部小說使鐘肇政在藍綠的政治版圖上一下子翻轉了顏色。小說發表后，“臺獨文學宗師”葉石濤②十分興奮，寫下《接續“祖國”臍帶后所目睹怪現狀———臺灣人的譴責小說〈怒濤〉》(《自立晚報》1993年3月5日)，歡迎鐘肇政歸隊，彭瑞金寫下《值得仔細聆聽的憤怒聲音》(《民眾日報》1994年12月26日)，陳萬益寫下《誰會料想三月會作洪水———二二八小說〈怒濤〉與〈反骨〉合論》(《于無聲處聽驚雷》，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6年，第103頁)等等。目前，臺灣地區已有兩篇碩士論文以此為題，即董砡娟的《鐘肇政小說中反殖民意識之研究———以〈臺灣人三部曲〉、〈怒濤〉為例》(臺東大學教育研究所，2007年)和劉玉慧的《歷史記憶與傷痕的書寫———鐘肇政〈怒濤〉研究》(中興大學文學院臺灣文學研究所，2010年)。大陸學者朱雙一則通過史料鉤沉、文本細讀和作品產生的時代背景分析等多個維度，對《怒濤》崇日仇華思想予以嚴厲的批判。③更重要的是，在臺灣地區，有一股“文學臺獨”勢力，趁機給鐘肇政染色，從意識形態出發，對他以前的小說進行重新解讀，從蛛絲馬跡中尋找出“綠”色素，加以渲染烘托，把他染成一個一登文壇就是“綠”色的人物。事實上，鐘肇政小說大部分寫于“解嚴”之前，無法寫出與主流意識形態相左的作品，當下的論者不得不乞靈于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這些解讀大多是不靠譜的，因為這些小說當時并沒有產生如此這般的影響，舊作重提，生拉硬扯，都是為營造當下的話語場域服務。哲學家DavidCarr早已指出這種“后見之明”的歷史研究方法的害處:“歷史研究者不只能夠根據過去事件的實際后果來看待它們，而且他們經常無法避免這么做。歷史闡述中的興趣與價值，經常正在于重新找回一種對事件的觀點，而這種觀點是由于我們的后見之明(hindsightfulwisdom)才使得我們看不到的。馬丁•路德并沒有什么計劃、預想、或者企望那個他的行動所激發的新教的宗教改革。看待這樣一個人的行動，就像他看待它一樣，小心謹慎地將我們所知道后來發生的事情全部凍結不論，無疑應該是歷史的想像(historicalimagination)的最困難技藝之一。我們應該順便指出，這個問題不只局限于敘事史(narrativehistory)的范圍，它不只是與一個遙遠的歷史人物‘同情共感’(empathizing)的問題而已。心態史或概念史，亦即Foucault所啟發的那種歷史，也類似地拒絕將過去的事件(包括理論或著作)僅僅當成后來發生者的前驅前兆，以便排除事后領悟的洞見。因此牛頓的理論，必須考慮到他所屬時代的宗教的宇宙論來觀察，而不僅僅被視為我們自己的時代的物理論之先驅而已。”①然而臺獨論者卻以“后見之明”發現的幾條論據沾沾自喜，有人前拉，有人后推，恍惚之間鐘肇政隨波逐流了。類似的光復初期作家不只鐘肇政一人，而是成片地“倒戈”，因此林燿德從道德的層面痛心地說:“任何一個作家/批評家都必須誠懇地面對生命發展的軌跡，承認過去的謬誤和愚昧;最恥辱的莫過于篡改身世，為了今天的政治局勢和時代潮流而刻意掩飾遮蔽昨日的意識形態。”②而蕭阿勤則以游勝冠的《臺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為例，從方法論的角度提出質疑:“游勝冠強調，‘臺灣意識的潛流’，并沒有因為不能公開而消失，在光復初期它表現為‘堅持’，50年代是‘潛隱’，到了60年代，我們看到它已經成為臺灣本土作家的主要意識形態。……在如此隱喻下對于臺灣意識、臺灣文學、或臺灣文學本土論發展的社會過程之理解，不免帶有相當程度的歷史目的論與演化論的傾向。”③這些本末顛倒的做法令人遺憾，兩岸的臺灣文學研究常常變成了意識形態之爭、意氣之爭、利益之爭，為此牽強附會，而毫不顧惜學術風范。早在1989年，劉登翰就曾指出，大陸的臺灣文學研究，在起始時期被戴上一定的政治使命，要求它為“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發揮應有的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環境和氣候的制約，經過10年的探索之后，出現了一個要求擺脫最初得益于政治、最終又困囿于政治的回到文學和文學研究自身的動向，要求從政治本位走向文學本位，“建立一種超越意識形態界限的對文學自身獨立人文價值的研究”。④然而，20多年又過去了，這種動態并沒有得到長足發展，這種要求也還只是個夢想。在文學日益被邊緣被冷落的新語境下，有些臺灣文學研究者還主動貼上“政治”的標簽，乞求回光返照。

鐘肇政是臺灣光復后的第一代本土作家，經歷了臺灣幾次最大的歷史變革，其寫作生涯長達半個多世紀，各個時期產生的作品的語境也迥然有別。因此，考察鐘肇政的文本，不能用靜態的眼光，關鍵要回到歷史的現場，既要看到鐘肇政有底層認同、庶民寫作的一面，也要看到他還有鼓吹殖民現代性、本土主義意識形態的另一面，把文本和語境密切關聯起來，才能更清醒地認識這個作家復雜的整體。在兩岸進行深度溝通與對話的新語境下，經濟、政治、文化乃至軍事等諸多領域都拓寬溝通的渠道，加大互動的力度，相形之下，曾一度作為開路先鋒的文學似乎落伍了。鐘肇政等鄉土作家研究都具有“接著說”的廣闊話語空間，我們應發揮文學特有的審美功能，在理解、尊重臺灣地區當下多元主體新語境的基礎上，創造深層對話的機緣，尋找兩岸的最大公約數，而不是自設“雷區”繞著走。有人似乎帶著幸災樂禍的旁觀態度說:“大陸學者之所以過分推崇鄉土文學，是因為鄉土文學受過國民黨御用文人的圍剿，自然要對鄉土文學刮目相看。可后來鄉土文學陣營發生了裂變，在‘統’‘獨’兩派斗爭中，眾多鄉土文學作家倒向‘獨派’一邊，這對有些論者過高評價他們，無異是莫大的諷刺。后來大陸學者意識到這個問題，已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正。”⑤問題是矯枉過正偏離了正道，現在該是回過頭來重新審視的時候了。

作者：賴一郎單位：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