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思想政治工作社會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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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政治社會化的范式啟迪；“政治社會化”視域下思想政治工作現有模式的缺失；“政治社會化”視域下思想政治工作新模式的建立方略三個方面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政治社會化”至今還沒有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定義、政治社會化”在目標和功能上至少有兩個層面、“政治社會化”的實施方式和途徑具有濃厚的社會化色彩、“政治社會化”范式的核心蘊涵在于改變了傳統政治權力的運行方式、思想政治工作價值定位失衡、思想政治工作實施過程的封閉性、思想政治工作機構的缺位、明確思想政治工作的價值定位、強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公民意識，型塑開放的公民意識是新時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等。具體請詳見。

論文摘要：“政治社會化”理論范式的啟迪是使政治權力的運行在目標、功能、實施方式上都具有了公共性、開放性、社會化的特征。以此為批判性視域，建立于革命和計劃體制時代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在新的社會系統中有價值定位失衡、實施過程封閉以及組織機構缺位的局限和缺失。新時期思想政治工作在價值定位上應是整體主義和以人為本的平衡，其核心應是型塑健康的公民意識，組織實施應走社會化的道路。

論文關鍵詞：政治社會化整體主義公民意識社會化

一、政治社會化的范式啟迪

“政治社會化”首先是由美國學者戴維·伊斯頓1958年明確提出的，并伴隨著西方學者對政治文化和政治教育研究的深化逐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然而，“政治社會化”至今還沒有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定義。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就“政治社會化”提出了種種解釋，國內有學者把它們歸納為五種觀點，即社會教化論、個體學習論、文化傳承論、政治傳播論、社會環境論。…盡管其定義存在著歧義紛爭，但是，我們還是能夠從中大致厘清“政治社會化”所具有的一般范式蘊涵。

要而言之，“政治社會化”在目標和功能上至少有兩個層面：就目標而言，它通過傳播政治信息、宣傳政治知識、進行政治教育等過程，強化政治體系的合法性基礎，維系整個政治體系的平衡與和諧。另外，“政治社會化”使個體了解政治信息、獲得政治知識、形成與現代民主政治相吻合的政治態度和價值觀、掌握參與社會政治生活的基本技能，從而塑造現代社會所要求的健康、參與的公民人格。正如美國教育部國際研究學院院長所說：“我們學校的任務就是教學生政治社會化技術，或者叫公民技術，中國叫德育或思想政治教育，我們叫公民教育，叫政治社會化。”

“政治社會化”的實施方式和途徑具有濃厚的社會化色彩。“政治社會化”就其生長土壤而言，它只能發達于高度分工的社會體系中，沒有高度的社會分工，“政治社會化”就沒有多維度的媒介系統。“政治社會化”就其實施而言，無論是政治信息的傳播、政治教育的途徑還是民眾對政治活動的參與，都要借助于許多正式和非正式的組織機構。這些組織機構包括以政府為代表的公共權力機構、家庭、社團組織、傳播媒介等。對于“政治社會化”的具體實施方式，人們強調得比較多的是象征、政治參與和非政治態度傳遞。象征是指以某種物體為政治共同體的符號象征，通過對該象征物的紀念、崇拜、禮遇等活動，以培育人們對共同體的認同感和神圣感；政治參與是指通過動員、引導人們參與政治生活實踐，親身體驗政治信念，踐行政治規則，從而感悟政治生活的意義，塑造作為政治共同體成員應有的人格素養，了解和感受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公民的權利、義務和責任；非政治態度傳遞是指通過教育、期望、理想、習俗、禮儀、娛樂等形式和手段，不以直接的政治教育為目的而又能實現政治社會化目標的活動。

因此，“政治社會化”范式的核心蘊涵在于改變了傳統政治權力的運行方式，在目標上不僅僅把維持政治共同體的秩序作為自己惟一的目標，而且也把塑造健康、獨立、參與的個體作為自己的目標；不再使政治權力的運行限于傳統的政治領域，而使之與社會實現雙向互動；在組織方式上，“政治社會化”通過各種社會性機構實施“或明或暗”的政治教化，使政治教育更具有開放性、公共性，拓展了教育途徑，優化了育人環境。因而“政治社會化”使政治不再僅僅是屬于少數社會精英的專利，政治權力的運行具有了與現代民主政治相契合的品格。

二、“政治社會化”視域下思想政治工作現有模式的缺失

市場化改革的根本性推動和計劃體制社會的解析，使我國的社會結構變遷呈現出多元化的整體性變革特征，各社會階層的利益和價值訴求不再是單一的、被動的，而是多元的、自主的，國家權力的運行不再是單向和不可抗辯的，而是受約束和可以預期的；國家權力對社會不再是直接全面的控制，而是民主化和社會化控制。思想政治工作實質上是一種意識形態權力的運行方式，而國家形式的意識形態權力的運行必須契合該國具體的社會結構，順應該國整體的權力運行邏輯。因此，運用“政治社會化”范式，對立基于革命和計劃體制時代的我黨思想政治工作在新的社會系統中的局限和缺失進行反思是富有意義的。

1．思想政治工作價值定位失衡。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是做人的思想工作，但是做人的思想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革命年代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凝聚人心、團結力量，使人們的思想統一到先進的革命理論和立場上來，以便步調一致，完成革命任務。計劃體制時代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將社會成員的思想統一到一致的計劃上來(國家計劃、單位計劃)，以便完成上面下達的計劃任務。這兩個階段思想政治工作的價值定位具有共同之處，即都是為了整體，因而是一種整體主義的價值定位，這是與我黨當時所處的歷史階段和要完成的歷史任務相切合的。但我們也應該看到，這種價值定位遮蔽了人，把個體當作整體的工具和手段，抹殺了人的個性，壓抑人的正當需求，它“不是去煥發人的潛力和能力，不是維護人的個性發展，而是把人的欲望、需求和利益都看作是罪惡的淵藪”(石義斌，2000)。同時，這種整體性的價值定位不能培育獨立、自主、負責任的公民意識，而“公民意識不僅僅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礎，它同時也是在我們這個信念崩潰的時代里建立一種普遍性的精神價值的基礎。因而可以說，公民意識的培育正是我們時代精神文明建設的核心任務”3j(瑚’，因此，思想政治工作整體性的價值取向雖然有利于社會的秩序和穩定，但卻扼殺了進取心和創新能力，使人們喪失了發揮自己創新能力的愿望，從而與現代市場經濟的本質不相容。

由于整體主義的價值定位，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標內容顯得單一、狹隘、抽象。雖然有論者提出過思想政治工作要以人為本，要尊重人的需要等等，但由于沒有在價值定位上作出根本性的整體矯正，也只能是對思想政治工作作出局部的工具論意義的調適。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價值定位上整體主義和個體主義、國家本位和人本位之間的嚴重失衡，使其在實施過程中呈現出只見整體不見個人、只見國家不見公民的特征，很難契合市場社會的內在要求。

2．思想政治工作實施過程的封閉性。思想政治工作往往采取從國家——單位——個人的自上而下的線性模式。在這個模式中，單位是核心，國家雖然處于權力的最頂層，但其意圖只能通過單位來實現，國家和個人是很少直接照面的，國家對于個人而言似乎是遙遠的、抽象的，因為個人的利益主要由單位來直接體現和滿足，“單位制度既是單位壟斷個人生存資源分配的制度，也是國家權力壟斷資源分配的制度”。以單位為核心樞紐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的主要缺失是其封閉性：首先在范圍上，能有組織地實施思想政治工作的往往只是國家機關、公有制經濟主體以及國有事業單位，而絕大多數的非公有制企業、中介組織等由于沒有黨組織的存在，思想政治工作基本上處于空白狀態。其次，單位在開展思想政治工作時往往“立足于本單位實際”，換句話說，單位往往為了本單位的利益而置換思想政治工作的本真使命。思想政治工作的實施過程具有濃厚的“單位本位”色彩，國家權力一旦進入單位，就被過濾掉了國家性和公共性。由此而來的第三點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是封閉的，即一方面它只指涉具有本單位身份的人，外單位或單位外的人與本單位的思想政治工作毫不相干，另一方面思想政治工作主要培育了封閉、狹隘的“單位人”，這與開放、多元、自主的現代社會要求相去甚遠。

3．思想政治工作機構的缺位。思想政治工作一般由單位內的黨組織作為主要的實施機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于單位性質、種類的同質和單一，黨組織的建設是普遍化的，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至少在形式上可以普遍開展。新形勢下涌現出了大量的新型組織，尤其是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一般沒有黨組織存在，也就意味著缺失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實施機構。另外，即使是在公有制經濟組織中，原先黨組織承載的思想政治工作功能也不同程度存在著剝落和弱化現象。這與這些組織在市場經濟中的性質有關。追求利潤最大化是市場經濟中經濟組織的本性，達到這個目的的途徑無非是“開源節流”，一方面擴大經營規模，另一方面降低成本。降低成本的重要方面就是優化組織內部的結構和功能，盡可能地去除與經營活動“無關痛癢”的機構和功能。許多企業在進行內部改革中，被裁撤或分流的機構和人員往往是政工機構和人員，即使保留了這些機構和人員，其功能也發生了變異，可能讓這些機構和人員去從事與企業經營直接相關的廣告、策劃或文秘工作。

三、“政治社會化”視域下思想政治工作新模式的建立方略

1．明確思想政治工作的價值定位。根據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埃米爾·涂爾干在《社會分工論》中所闡述的觀點，社會團結有兩種不同的類型，一是機械團結，它是在不發達的社會結構中產生的，是建立在社會中個人之間的相同性與相似性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社會聯系，其特征主要有：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甚小，集體成員情緒感受類似，價值觀類似，信仰也類似；由于人與人之間沒有分化，這樣的社會呈現高度的一致性；人與人之間保持相似性和相同性，是以集體湮沒個性為代價的；

它明顯的客觀標志是“鎮壓的權力”，即對差別性、異質性的強制壓抑，“壓制法”是這類社會主要的法律形態。二是有機團結，它是在發達社會結構中產生的，是建立在社會分工與個人異質性基礎之上的一種社會聯系，其主要特征是：社會上個人與群體存在著顯著差異；社會分工錯綜復雜，社會的基本任務以各種曲折的方式由人們共同完成；專門化分工的結果是人們相互依賴性的增長；法律規制的主要類型是“恢復法”、“協作法”。因此作為社會整合方式之一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須要確認和尊重不同社會階層及個體的多元利益和價值訴求，其運行路線不應是自上而下的單向灌輸，而應是回應性與對話性的交流活動。維護我黨在思想理論戰線的主導和權威地位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應有使命，但純粹的居高臨下的整體主義價值取向將會使正確的理論信息抽象化、教條化，增加其不可接受性。只有在確認和尊重不同階層及個體異質性的利益和價值訴求的基礎上，使整體主義與以人為本達致有機平衡，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契合于社會多元的正當需求，其生命力才得以真正煥發，才會獲致社會和諧與有機團結的功效，才符合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內在品性。

2．強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公民意識，型塑開放的公民意識是新時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公民意識對于一個健康社會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公民意識主要表現為一種公共意識，它包括政治上的參與、對所屬共同體的認同和忠誠；法律上的制度認同感、規則意識和契約意識；道德上的自我負責與社會責任感；它還應包括負責任的環境與生態倫理等等。因此，新時期思想政治工作在目標內容上必須調整到公民教育上來，以型塑公民意識作為自己的核心，這是市場經濟和民主法制的必然要求。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型塑健康的公民意識必須做到三個到位：首先是觀念到位，必須以與時俱進的觀念理解現代社會中國家與社會、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系，即市場經濟的全面深入造就了開放的現代社會，在個人與國家、社會與國家之間應該形成健康協調的互動關系；其次是運行機制到位，加快進行與現代市場民主社會相適應的政治體制改革，使國家權力的運行更加民主化、法治化，另外，對現有專門性思想政治工作機制進行改革，使之更具有公共性、開放性，打破“單位”局限、所有制局限；最后，教育到位，在各級各類教育中轉變教育觀念，使健康的公民教育真正落實到位。在學校教育中必須加強關于公民教育的實踐性訓練，使公民觀念真正滲透到學生的日常生活中，真正成為他們生活信念的組成部分。

3．建立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機制、組織實施的社會化是新時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保障。公民意識的培育是一項宏大而復雜的社會整體性教育工程，是封閉、自足的“單位”難以承載的，以“單位”為核心樞紐的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塑造封閉性的“單位人”，因此必須變革封閉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思想政治工作實施應該由能超越本單位利益界限的機構承擔，即實施機制應具有社會公共職能色彩。首先，執行國家公權力的機構和公務人員應對思想政治工作負有更大的責任，他們的職能行為應該既是履行法定職責，又是面對社會公眾進行思想政治工作。因為一方面他們以黨和國家代言人的身份傳遞著政治思想信息，另一方面，其職務行為本身能對公眾的行為形成制度性的規制、預期和引導，從而塑造人們的意識信念。公權力機構及其公務人員的“以身作則”應是思想政治工作最有效的機制之一。其次，廣播、電視、報紙、出版物是構成公共輿論的主體，應該成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陣地之一。它們可以適時地傳遞黨和國家的理論、方針、政策，同時也反映公眾的吁求，引導公眾非正式地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從而潛移默化地形成健康的公民意識。再次，要激活和發揮工會、共青團、婦聯、消費者協會、居民社區、村民自治組織的應有功能，讓這些群眾社團和社區組織真正體現、維護所屬會員的利益，使之成為其最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最后，從教育層面而言，要加強學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礎性地位，充分利用和發揮學校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形成“公民意識”的奠基作用和強化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作為我黨的優良傳統和經濟工作的“生命線”經過數十年的建設，積淀了許多有益的資源，我們必須一方面發揚光大這些資源，并在新的社會形勢下對之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另一方面，要適應新的社會需求，轉換視角，惟其如此，思想政治工作才能煥發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