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困局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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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當代資本主義在堅守資本主義根本制度的前提下進行了多次自我調整。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主義“挽救”了資本主義，也給資本主義帶來“滯脹”危機；新自由主義克服了“滯脹”危機，卻加劇了貧富兩極分化，遭到了民眾強烈反抗，引發了執政者的執政危機和社會危機。當代資本主義兩難困局的理論啟示是，在不觸動資本主義根本制度的情況下，資本主義的自我調整不可能真正“醫治”資本主義的“病癥”，社會根本制度的變革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路徑；當代資本主義在兩難困局中顯露出不可逆轉的歷史過渡性質，調整不是在強化“正統”資本主義的“元素”，而是在為社會主義因素的產生發揮著催生作用。

關鍵詞：當代資本主義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兩難困局

當代資本主義在堅守資本主義根本制度的前提下進行了多次自我調整，試圖以此克服其固有矛盾。對于當代資本主義的自我調整，國內外學者有不同的評價和解讀。一些西方學者認為，調整使“困擾著資本主義的噩夢，仿佛都已經迎刃而解，不攻自散。”“如今資本主義經過大量改革之后，已經全然改觀，再也認不出它的本來面貌了。”調整使資本主義成了“終結歷史”的理想樂園。針對上述觀點，國內一些學者提出了反駁，認為調整只是資本主義統治策略的改變，“帝國主義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這些特征，不僅沒有改變，而且變本加厲，表現得更為突出，更為尖銳。”資本主義的調整“在不折不扣地證明著資本主義的腐朽性。”如何評價和解讀當代資本主義的自我調整，涉及到對當代資本主義歷史進程的正確認識和我們對待當代資本主義的戰略選擇。因而，這一問題尚需深入考查，立論有待于完善和深化，同時也還需對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和趨勢做進一步的把握。

一、當代資本主義的兩次重大調整

早期資本主義社會是一種以生產資料資本家私人占有制為基礎的，把工人當成雇傭奴隸的野蠻資本主義社會。它實行單一的資本家私人占有制度，推行著野蠻而殘酷的剝削方式，它使社會生產處于無政府狀態，社會在企業破產、銀行倒閉、大量工人失業等破壞性震蕩中，在反復地破壞生產力的過程中進行著惡性循環。20世紀30年生的經濟大危機，使美國有3750家銀行倒閉，140萬家工商企業破產，1700萬人完全失業，約有3400萬人沒有任何收入，全國18569家銀行總共庫存現金不過60億美元，卻要應付410億美元的存款。這表明，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度“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為利潤而生產的制度已經死亡”。

為了避免死亡，資本主義的決策者做出了無奈的抉擇：放棄早期資本主義的傳統模式，對資本主義進行根本制度框架內的調整。凱恩斯主義者們為資本主義社會開出了“起死回生”的藥方。第一，“非自愿失業”的存在，不可能通過勞工市場的自動調整而消失，因為“非自愿失業”存在的根源是社會有效需求的不足。第二，需求本身會創造供給。因此，國家政府應對經濟活動進行干預，刺激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蕭條期間，政府應當增加它的支出，這不僅僅是用于救濟，而且是為了公共工程。這樣做將有助于抵消私人企業的衰退。當繁榮恢復時，政府的收入將增加，用于救濟和公共工程的支出將迅速收縮。這時，盈余將代替以前的赤字，它將被用來償付在蕭條時期所發行的無利息負擔的國庫券或被出售的債券。”第三，“當商業活動正在衰退，或者停滯和處于低水平時，……減稅和預算赤字與其說是不穩定的政策，不如說是穩定的政策。”“在這樣一個時刻，政府應當盡可能多地支出，盡可能少地征稅。”

與凱恩斯主義相呼應的是羅斯福新政，其最為鮮明的特點是國家對經濟的干預：由國家整頓、加強和管理銀行、信貸和貨幣制度；開征高額累進的財產稅，建立社會保險制度，舉辦救濟事業，以此防止資本過分集中，緩解貧富差距；規范勞資關系，適當提高勞工的社會地位；政府干預經濟，國家投資興辦公共工程，推動工農業復興。

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主義使資本主義走出了“死亡之谷”，找到了緩解經濟危機的辦法。此后雖然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依然頻頻發生，但像1930年代那種使資本主義“窒息”的滅頂之災再沒有出現，相反卻使資本主義迎來了1950—1960年代的“黃金時代”。

盡管如此，凱恩斯主義并沒有使資本主義擺脫噩夢，它給資本主義又帶來了新的“痼疾”。要使資本主義擺脫經濟危機的折磨，凱恩斯主義的對策就是政府干預經濟，進行公共投資，刺激需求，構建社會福利制度，保障民眾的基本生活，使之具有一定的有效需求能力。所有這些都需要增加政府開支。問題是，政府的錢從何而來？在通常情況下，解決這些開支的途徑有兩條：一是增加稅收，二是用經濟高漲時的財政收入盈余來“補償”經濟危機時政府投資造成的虧空。然而，戰后資本主義的實踐表明，由于經濟危機頻頻發生，政府頻繁采用公共投資，拉動需求的“反危機”手段，再加上歐洲各國實行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制度，致使經濟高漲時的財政收入盈余根本“補償”不了政府頻繁投資和龐大的社會福利造成的虧空。這樣一來，資本主義便一步步地陷入了經濟困境：稅賦的日益加重抑制了投資的增長和勞動的積極性，進而使經濟發展趨緩，失業壓力增大；財政開支日益增大，致使政府財政負擔越來越重，財政赤字急劇增加，進而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

上述經濟困難在戰后資本主義社會中年復一年的累積，終于釀成“癌變”——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并存的經濟危機爆發。1973—1975年經濟危機其間，美國、日本、西德、法國、英國、意大利的工業生產指數分別比危機前的最高點下降了15.3%、20.2%、12.9%、13.2%、4.7%和13.5%。1974—1979年美國經濟年均增長率只有0.7%，1980年只增長0.2%。伴隨著經濟的衰退，失業率急劇上升。美國、西德、英國的失業率分別從危機前的4.6%、1%和2.2%上升到危機時的9.1%、5.2%和4.9%。

本來，經濟危機的常規表現是生產相對過剩，商品滯銷，經濟衰退，通貨緊縮。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進行公共投資，拉動需求，放松銀根，刺激經濟增長，就能見到成效。但這次經濟危機出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新情況：在生產急劇下降的同時，物價卻大幅度上漲，通貨膨脹加劇。危機期間，美國、日本、西德、法國、英國和意大利的消費物價指數分別上升7.4%、18.9%、12.7%、43.9%、19.1%和24.6%。此后，通貨膨脹成了資本主義各國的痼疾。在“滯脹”危機面前，凱恩斯主義失靈了。正如美國學者哈伯勒（G.Haberler）指出：“如果我們遇著一種老式的跟物價下跌在一起的經濟衰退，那末萬事如意：多開支一點，物價下跌和產量降低就將被扭轉過來。但是失業和通貨膨脹的結合卻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如果我們向經濟衰退作戰，我們就刺激了通貨膨脹，而如果我們向通貨膨脹作戰，我們就刺激了經濟衰退。”

在凱恩斯主義失靈的大背景下，主張全盤私有化、市場自由化、政府角色最小化、社會福利弱化的新自由主義成了取代凱恩斯主義的“救世良方”。

20世紀80年代，美英等國的決策者改弦更張，相繼將新自由主義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開始了第二次政策調整。瑪格麗特．撒切爾甚至把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哈耶克作為“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最重要的哲學導師”，并全盤接受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主張。

撒切爾政府全力推行私有化，削減社會福利，放松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管制，“推行了一場強化資本主義制度的運動”。在“私有化無禁區”的政策推動下，英國于1980年代掀起了私有化浪潮，將大批國有企業的財產賣給私人，大大縮小了國有企業的規模和作用。從1979至1989年，英國先后出售50余家國有企業的國有資產，總額達250億英鎊。〔有40%的國有經濟被私有化。與此同時，撒切爾政府將減少社會福利和對富人的征稅視為刺激經濟增長“最顯而易見的原則”。在撒切爾夫人執政時期，英國對資本收入征稅從最高稅率98%降到40%，政府的社會福利開支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大幅度削減到22%。

美國的里根政府則將現代貨幣主義學派和供給學派的主張作為“里根經濟學”的基本主張。他們認為，第一，“通貨膨脹和低速增長是政府龐大化的產物”。貨幣當局須實行“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防止政府從通貨膨脹中獲得非法收益，消除社會經濟生活中搞通貨膨脹的動機。第二，政府應通過減稅實行“供給管理”，“供給自動創造需求”。供給學派的代表者吉爾德指出：“竭力從富人那里拿走他們的收入，就會減少他們的投資，而把資金給予窮人，就會減少他們的工作刺激，就肯定會降低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并限制就業機會”。

正是上述理論使里根政府把降低稅率、削減福利、減少政府干預當成施政的關鍵詞。1981年，聯邦政府對一個收入最高的公民征收的所得稅最高可達75%，1989年，所得稅的最高稅率降到33%。〕里根政府堅持認為，“給窮人的越多，就會降低對于勞動的刺激。”〔因此，在政府的預算方案中明顯削減社會福利和公益事業。

上述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對于克服“滯脹”危機確實產生了效果。美國經濟從1982年開始回升，1983年增長3.4%，1984年增長6.9%。從1982年底到1987年初，美國經濟保持了50個月的低速增長。通貨膨脹率也由1981年的10.4%降為1982年的3.9%。此后，1983、1984年的通貨膨脹率均為3.8%，1985年為4%，1986年為3%。英國在撒切爾夫人當政的十年中也創造了經濟奇跡。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在2%以上。其中，1982至1988年經濟增長在3%以上；通貨膨脹率由1980年的19.7%，降到1986年的3.3%，此后，通脹率一直低于歐盟的平均水平。所以有人說：“撒切爾革命”“最為顯著的功績是治愈了長達百年的‘英國病’，英國經濟終于甩掉了‘歐洲病夫’的帽子”。

然而，新自由主義也不是靈丹妙藥，它雖然在克服“滯脹”危機上有所成效，但它給資本主義帶來的“副作用”更加嚴重。

首先，新自由主義導致貧富差距的擴大和強資本、弱勞工態勢的加深。美國自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以來，貧富兩極分化日益加劇。據《商業周刊》報道：美國最大的900家大型跨國公司1999年的利潤增長率為19%，而這一年美國的勞動力成本只上升了1.8%，工人的收入與公司利潤明顯不成比例。1978—1995年，美國非農業生產性雇員小時可支配工資與可支配收入是下降的，盡管這期間公司的利潤大幅度增長，但直到1999年，非農業生產性雇員的收入仍低于1970年代水平。與此同時，民眾的社會福利水平也明顯降低。根據1999年美國“預算與政策優先性中心”公布的報告，1995年美國88%的貧困兒童可以得到食品券，到1998年則降到70%。1999年，美國食品券月平均開支為1850萬美元，遠低于1996年的2550萬美元。1980年代后期，法國把1258種藥品的報銷數額從70%降為40%，同時還限制百分之百報銷醫藥費的人數其次，新自由主義遭到民眾的激烈反對，導致社會危機頻發。由于新自由主義政策使中下層民眾利益受損，美歐各國民眾將新自由主義理解為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復活了的野蠻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在市場經濟、加強競爭、優勝劣汰的口號下使資本更加富有、窮人更加貧困”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故此，新自由主義的推行導致了一次次的社會危機。

2003年5月，法國掀起了反對新自由主義改革政策的全國性抗議、罷工浪潮。近80個城市交通受到影響，80％的航班取消，巴黎的郵政、公交幾乎癱瘓。這股浪潮甚至波及德國、意大利和奧地利。示威人群高喊：“退休制度，社會保險，我們曾為贏得這些福利而戰，我們也將為捍衛它們而戰斗！”類似的游行示威及罷工在法國接連不斷。2005年10月4日，展開有100萬人直接參與的全國大罷工，2006年掀起300萬人的罷課、罷工浪潮。值得深思的是，77%的法國民眾支持罷工。

類似法國那樣的抗議示威和罷工活動，在他國家也都頻繁發生。為抗議深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改革措施，德國民眾于2003年進行了抬棺游行；2005年掀起示威抗議運動。成千上萬的民眾走上街頭，抗議政府“對社會弱勢群體過于強硬與無情”。英國民眾的罷工、抗議活動連年不斷。2006年3月28日，大約150萬英國地方服務業人員舉行了英國80年來規模最大的一場全國大罷工。抗議政府對“退休權利的侵犯和養老金的削減”。

民眾的示威和罷工運動連年發生，此起彼伏，社會矛盾加深，社會危機頻發。這是西方國家將新自由主義作為“救世良方”時所未曾料到的。

二、當代資本主義面臨的兩難困局

資本主義為擺脫經濟危機、社會危機的困擾和走向滅亡的厄運，進行了多種嘗試、探索和自我調整。然而，在堅守資本主義根本制度條件下的調整，并沒有使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迎刃而解”，也沒有使資本主義“全然改觀”，相反，這種調整使資本主義陷入了無法解脫的兩難困局：

要逃避1930年代那樣的經濟危機和滅頂之災，就必須按照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取向對資本主義進行自我調整。而這種調整卻使資本主義陷入了“滯脹”危機。要使資本主義擺脫“滯脹”危機，就須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取向向“自由”資本主義復歸。而這種復歸又加劇了貧富兩極分化，遭到了民眾強烈的反抗，引發了執政者的執政危機和社會危機。搞凱恩斯主義導致“滯脹”危機，搞新自由主義遇到民眾強烈的反抗，導致全面的社會危機。左右為難、“回天乏術”。

就西方各國橫向比較而言，資本主義也面臨兩難困境：要使經濟持續增長、具有活力需走美國式的資本主義道路，但美國式的資本主義社會公平正義“指數”太低。“在美國競爭包含的機會要比德國或法國大得多，不過不公平的程度也大得多。”反之，要使社會比較公平與和諧，需堅持歐洲大陸的資本主義模式，但這又會導致經濟增長乏力，失業率居高不下，遭受“緩慢的經濟增長速度和較低的效率”的折磨。何去何從，難以決斷。

兩難困局使資本主義主流社會產生了兩難的心態：堅持凱恩斯主義，經濟發展受阻；摒棄凱恩斯主義，社會矛盾激化；推行新自由主義，民眾強烈反對；摒棄新自由主義，經濟失去活力。在左右為難、前后矛盾之中，資本主義的決策者們合乎邏輯地磨光了原有的棱角：在資本主義政治光譜中原本代表右翼勢力的政治人物開始轉向“中右”立場，原本的左翼政治集團開始持“中左”立場。“激進”與“保守”的劃分幾乎已無實質性意義。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出現動態均衡態勢：統治集團的各個主流派別都只能做出折中性、妥協性的政策選擇：既不敢（或不愿）完全摒棄凱恩斯主義，同時也有意接受新自由主義，其決策中既有凱恩斯主義的影響，也有新自由主義因素。然而，這種折衷性的選擇仍無法使資本主義擺脫困境。其直接后果是：經濟依然低迷不振，失業率居高不下，同時貧富兩極分化加劇，社會危機頻發。如此困難的形勢實際上折射出的是資本主義“無可奈何花落去”的無奈境地。

三、當代資本主義兩難困局的理論啟示

第一，當代資本主義的兩難困局是資本主義難以“自救”的預示。兩難困局的出現表明，在不觸動資本主義根本制度的情況下，資本主義的自我調整不可能真正“醫治”資本主義的“病癥”。戰后資本主義各國所推行的凱恩斯主義，實質上就是在不觸動資本主義根本制度的情況下通過政府干預，來緩解社會階級矛盾和社會經濟矛盾。由于凱恩斯主義對資本主義制度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不觸動根本制度，因而不可能克服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的根本矛盾。不僅如此，由于凱恩斯主義頻頻通過政府干預為資本主義緩解矛盾，結果使資本主義經濟運行嚴重背離客觀經濟發展規律，產生出“滯脹”怪胎，資本主義固有矛盾進一步加深。

198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統治者又舉起了新自由主義旗幟，實質上就是要使資本主義從當今的“社會資本主義”退回到早期的“傳統資本主義”，從“文明”的資本主義退回到“野蠻”的資本主義。統治者企圖靠扼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主義因素，靠腰斬工人階級長期斗爭的勝利成果來找回資本主義的經濟“效率”。新自由主義實際上就是市場原教旨主義同社會達爾文主義現代版的結合形式。不幸的是，新自由主義非但未能醫治資本主義的“病癥”，反而激化了社會矛盾，引發了民眾的激烈反抗，造成了頻頻發生的社會危機。

由此證明，無論凱恩斯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只是資本主義的“止痛劑”，根本解決不了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企圖依靠凱恩斯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微調”就能讓資本主義成為“終結歷史”的理想樂園，不過是資本主義主流社會自欺欺人的幻想。

第二，當代資本主義的兩難困局是社會主義必然性的預示。兩難困局的出現從反面說明，解決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和資本主義痼疾的唯一路徑，只能是社會根本制度的變革，正如恩格斯所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部機構在它自己創造的生產力的壓力下失靈了。”“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暴露出自己無能繼續駕馭這種生產力。另一方面，這種生產力本身以日益增長的威力要求消除這種矛盾，要求擺脫它作為資本的那種屬性，要求在事實上承認它作為社會生產力的那種性質。”即由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由生產資料的社會占有取代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這是克服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家私人占有制矛盾的根本途徑。

第三，當代資本主義在兩難困局中顯露出不可逆轉的歷史過渡性質。近百年來，資本主義經過多次調整，尤其是經過凱恩斯主義調整，畢竟有了重大的變化。當代資本主義各國推行凱恩斯主義的過程，實際上是借鑒社會主義成功做法的過程。這一過程離社會主義不是越來越遠，而是越來越近，它不是資本主義合理性的顯示，而是社會主義必然性的預示，它不是在強化“正統”資本主義的“元素”，而是在為社會主義因素的產生發揮著催生作用。在凱恩斯主義經濟架構下的資本主義社會，在不斷產生著社會主義因素的同時事實上已發生了部分質變。

其中，國有經濟、合作經濟的發展，意味著“資本主義正經歷著向混合經濟類型的社會經濟組織或社會資本主義的轉變”；合作經濟實質上是“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一種過渡形式”。對國民經濟的計劃調節表明，“資本主義社會的無計劃向行將到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計劃生產投降”，“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讓位于按照社會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收入再分配均等化政策和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制度的推行，“只是表明了一個事實：在舊社會內部已經形成了新社會的因素”。所有這些，“使人類異常迅速地接近了社會主義”，“在這個最新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前進一步的每項重大措施中，社會主義都直接地實際地顯現出來了。”

而新自由主義在歐洲“碰壁”的事實則表明，長期以來歐洲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的社會主義因素和歐洲工人階級為謀求解放不懈斗爭的勝利成果已經成為歐洲社會文明的一部分，成為歐洲民眾的價值選擇和生活方式。據巴黎競賽畫報1996年的統計，有70%以上的法國人認為，法國應該走一條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應當屈從一個所謂自然的資本主義模式”。這說明，企圖讓資本主義從社會資本主義（帶有社會主義因素的資本主義）退回到野蠻資本主義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當代資本主義的歷史過渡性質已經具有了不可逆性。

作者簡介：胡連生，男，1953年生，遼寧遼陽人，現為南京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碩士生導師。曾主持國家課題、教育部課題、江蘇省課題，獲省級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一項。出版專著2部，數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