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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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前的演講中，我指明了從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一個巨大的自身消費領域所處的特有位置。從本質上說，這個領域與交換經濟完全沒有關連。直到十八世紀，甚至更晚，即使最發達的歐洲也有漏洞，這些漏洞就是很少參與整體生活的地區。它們與外界隔絕，固執地過自己的日子，幾乎完全處于封閉自守的狀態。

今天，我想談一談交換之本義，談一談我們給“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同時下的定義。使用這兩種叫法表明我們意欲將這兩個領域區別開來，在我們眼中二者不可混為一談。讓我們再重復一遍，這兩類活動——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直至十八世紀仍是勢單力薄的，人類行動的主要部分被包含、淹沒在物質生活的廣大范疇中。如果說市場經濟在擴展，已經覆蓋了很廣闊的地盤，取得了可觀的成就，它卻常常缺乏厚度。我或對或錯地將歐洲舊制下的現實稱作“資本主義”，它屬于一個光輝的、精良的、但是狹窄的層次，它還攏不住經濟生活的全部，沒有創造出——例外正可證實規律——獨有的、自身趨于普及的“生產方式”。這個資本主義通常被人們叫作商業資本主義。它還遠遠未能抓住和左右整個市場經濟，盡管市場經濟是其不可或缺之先決條件。然而，話又說回來，資本主義在國內、國際、世界范圍內所扮演的角色已是很明顯的了。

第一節

我在以前已經給你們談過的市場經濟呈現在我們面前，沒有太多含糊不清的地方。歷史學家們實際上賦予它一個顯赫的地位。大家對它皆優厚有加。相比之下，生產與消費則是勘察得仍然很不充分的大陸，對它的研究從數量而言僅屬起步而已。了解生產與消費天地并非易事。相反，市場經濟是不斷被談論的對象。它連篇累牘地充斥著檔案資料：城市檔案、經商家族的私人檔案、司法與警務文書、商會的討論記錄、公證人的記載……如此這般，叫人怎能不注意它，不對它產生興趣?市場經濟始終占據著舞臺。

此中的危險，恰恰在于人們僅僅盯住市場經濟，用大量的細節描繪它，使人意會為其存在是蔓延性的，固守不縮的，而它只不過是一個巨大組合中的一個片段。這是由它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其本性只允許它在生產與消費之間扮演一個聯系角色。這也是由下述的事實決定的：十九世紀之前，在支撐著它的日常生活的海洋和十回中有五回是自上而下地左右它的資本主義進程之間，它只是一個有些厚度與強度、有時卻很單薄的夾層。

對于市場經濟的這一局限性，感覺明快的歷史學家不多。正是這種局限性，通過對市場經濟進行的界定，給市場經濟下了定義，指明了它的真正作用。維托爾德·庫拉即是這少數幾個人中的一個。市場價格的變動，它的起伏，它的危機，其遙遠的關聯，其取齊的趨向，也就是說，一切使交易量規則的增長變為有形之物的原由都未能蒙騙住他們。庫拉有些形象的說法，其中之一是，始終應該注視井底，將視線穿透到水之深層，即穿透到“物質生活”的深層，市場價格可以觸及物質生活，卻鉆不進去，也不是每次都能帶動它。因此，一切不在兩面——即井口和井的深層——著筆的經濟史恐怕就是極其不完整的了。

這一點講明之后，我還要指出一個明顯的事實：從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市場經濟這個快速生活區不斷拓寬。拓寬的征兆，證明拓寬的標記，這就是市場價格越過空間呈現出的連鎖變化。在全世界，在對此已有許多觀察的歐洲，在日本、中國、印度，在伊斯蘭國家(也在土耳其帝國)，在美洲，特別是美洲的那些貴金屬已發揮早期作用的地方，如新西班牙、巴西和秘魯，價格都在變動。這些價格呼應得或好或壞，起伏相隨的差距有大有小，在整個歐洲，由于不同國家的經濟相互鉤連著，價格差距微乎其微，但相反，拿十六世紀末和十七世紀初的印度來說，與歐洲相比，價格上至少有二十多年的差距。

總之，說好也行，說壞也行，某種經濟已將世界各地的市場聯系起來了，這種經濟牽動的只是幾種特殊的商品，也牽動著已經周游世界的貴金屬。用美洲白銀鑄造的八字硬幣橫渡地中海，穿越土耳其帝國和波斯，到達了印度和中國。從1572年起，經過馬尼拉中繼站，美洲的白銀跨越了太平洋，通過這條新路，又一次抵達中國，完成了它的旅程。

這些實質性的聯系、聯營網絡、買賣和運輸，怎能不吸引歷史學家的視線?在這些事物的景象面前，當時的人們為之驚愕，今天的歷史學家亦為之驚愕。甚至人類史上的第一批經濟學家所研究的不也正是市場的供與求嗎?目不轉睛的市政當局，它們奉行的經濟政策，不正是監視其市場，監視其市場的供應及市場的價格嗎?一國的君王，當他采取的行動形成了某種經濟政策的時候，該政策所涉及的不正是理應保護的國內市場和國籍旗幟嗎?所涉及的不正是與國內外市場緊緊相連的、理應推動的民族工業嗎?只有在市場這塊狹窄而敏感的區域內才有可能并順理成章地行動起來。正如實踐天天顯示的那樣，已經采取的措施在市場這個區域內都能得到反響。這終于使人們或對或錯地相信，交換起著決定性的、平衡的作用，使人們相信，交換通過競爭可以鏟平水準差，調理供求關系，相信市場是一尊看不見而甘盡義務的神明，是亞當·斯密(1)稱之為的“無形的手”，相信十九世紀的自動調節的市場是經濟的拱頂石，如果奉行“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laissezpasser)的話。

在這些論調中，有一份真理，有一份壞心，也有一份幻想。有多少次，市場被扭曲了!有多少次，價格被實際存在的或合法的壟斷集團專橫地確定了!這一點能夠忘記嗎?特別是，姑且承認市場(“市場是為人類服務的第一臺電腦”)的競爭效能，但至少應該指明，在生產與消費之間，市場僅僅是個不完善的連接件，光是它的“局部性”就足以說明它是不完善的了。我們要強調的字眼是這個“局部性”。誠然，我信奉市場經濟的效能和重要性，但我不相信它能獨轄一切。事實雖然如此，然而直至比較接近我們的時代，經濟學家仍只從市場經濟的模式和實踐推理。杜爾哥(2)認為，流通就是經濟生活的整體。同樣，遠在杜爾哥之后的李嘉圖(3)眼中的市場經濟只不過是一條很狹窄的、但很急湍的河流。誠然，五十余年以來，在經驗的教益下，經濟學家們不再為放任主義的自動效能辯護，但是，在當今的輿論和政治討論中，這方面的迷信仍然沒有消除殆盡。

第二節

在一段歷史時期內，資本主義并不總是被認可的。在關于此一時期的討論中，我竟然使用了“資本主義”這個字眼，之所以如此，首先因為我所需要的詞匯不是“市場經濟”，而是另一個字眼，用以指明一些顯然不同的活動。我的意圖決非引狼入室。歷史學家已反復使用過“資本主義”一詞，而且用得恰如其分，因此，當我也使用了它的時候，我心里明白，這個戰斗的字眼是曖昧的，可怕地載滿了現實意義，也很可能潛含著年代的顛倒。置一切慎重于不顧，我給“資本主義”這個詞打開了大門，個中倒也有些因由。

首先，在十五至十八世紀這一時段，某些進程需要有一個特定的叫法。當人們細察這些進程的時候，人們就會覺得，將它們大而化之地列入普遍的市場經濟之中，實屬荒唐。在人們腦子里自然跳出的字眼就是“資本主義”。你會覺得詞不達意，對它惱火至極，將它掃地出門，它卻幾乎立即越窗歸返。因為你找不到替代它的合適字眼，這種狀況是很凸顯的。正如美國一位經濟學家(AndrewShonfield)所說的，“資本主義”這個字眼不論如何聲名狼藉，還得使用，最大的理由就是人們畢竟沒有找出替代它的詞匯。無疑，“資本主義”一詞是有弊病的，它總引起不可勝數的爭吵和辯論。然而，這些爭吵，無論是好的、差一些的或是廢話連篇的，實際上都是無法避免的，也不可能不理這些爭吵而行事或討論問題。該詞最大的弊病在于，當今的現實生活賦予了它另外的意思。

“資本主義”一詞，從二十世紀初才開始廣泛使用。我也可能有點武斷，不過我認為，1920年出版的威納爾·桑巴特的名著《現代資本主義》(DermoderneKapitalismus)是該詞正式出臺之時。實際上，馬克思從未用過這個字眼。因此，作為歷史學家，我們可能直接犯下最大的過失：時序顛倒。有一次，一位年紀尚輕的歷史學家喊道，在產業革命之前，資本主義并不存在，“講資本嘛，有的。講資本主義，沒有!”

然而，在過去——甚至遙遠的過去——和當今之間，決不會有完全的斷裂、絕對的躍變，或者，如果喜歡的話，也可以說過去和當今之間決不會沒有沾染。往昔的所為不斷延伸到現時生活中來，也不斷擴充它。由此，許多歷史學家，且不是平庸之輩，今日都意識到，產業革命遠在十八世紀之前已初見端倪了。說服自己相信古今無斷裂的最佳論據或許就是今天一些不發達國家的景象。它們試圖進行產業革命，而且，眼皮底下就有成功的模式，但它們卻受挫了。總之，這個無休無止地被翻來覆去的辯證關系——過去，現在；現在，過去——恐怕正是歷史本身的核心，正是其存在的理由。

第三節

“資本”和“資本家”是“資本主義”的支架并賦予其含義。若僅僅用于歷史探索，只有當你把“資本主義”一詞認真地用“資本”和“資本家”兩個詞套起來的時候，你才能界定其義。“資本”是可觸知的現實，是一整套容易鑒別的資源，處于無休止的運作中；“資本家”是籌劃或試圖籌劃將資本納入連續不斷的生產進程之人，對于此一進程，一切社會皆仰賴系之。“資本主義”，大體上(也只能是大體上)是通常很少出于利他目標的這種營營不息的行事方式。

在這里，關鍵的字眼是資本。在經濟學家的研究中，“資本”的含義更被強調為“資產”。它不僅指積蓄的錢，還指先前一切勞動所取得的可資利用或已被利用的成果。一幢房子是資本，入倉的小麥是資本，一艘船、一條公路也是資本，但是，一項資產，只有當它參與再生產的進程時，才稱得上資本，金庫里不使用的錢便不再是資本，同樣，不開發利用的森林也不是資本，以此類推。這一層意思就說到這里，那么，就我們所知，難道真有一個社會未曾積累過、也不去積累資產，不把資產有規律地用于勞動生產，并且不通過勞動重建資產，不使資產開花結果嗎?在十五世紀，西方最簡陋的村莊也有它的道路，也有清除了石塊的田野、種了莊稼的土地、籌劃安排的林子、磨房、存糧……歐洲舊制度下各國經濟的統計表明，一年勞動的毛值與資產總體(在法文中我們稱為patrimoine)之間的比例為一比三或一比四，這也正是凱恩斯所認可的現代社會的經濟應有的比例。如此說來，每個社會都積累了三到四年的勞動成果，儲存在一邊，用以進行順利的生產。當然為此只是動用部分的積累，決不會動用百分之百的積累。

這些問題暫時講到這里。你們對此和我一樣熟悉。好了，我現在該給你們解釋的只剩下一點了：我如何才能有根有據地將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區別開來?

當然，你們不會期待我作出下述這種毫不含混的區別：一層是水，另一層是浮在水面的油。經濟現實永遠不可能支撐在簡單的物體上。你們不難理解，至少有兩種形式的所謂市場經濟(甲與乙)，只要稍加注意，哪怕只從它們建立的人際、經濟和社會關系來看，這兩種形式即可識別。

我把市場的每日交換、當地的或者近距離的貿易歸入第一種形式(甲)之中：譬如說，小麥和木材流向附近城市；我甚至把范圍更廣的貿易也歸入這種形式之中，只要這些貿易是定期的、可預見的、常規的、向大小商人放開的：譬如，在十七世紀，波羅的海地區的糧食從革但斯克賣到阿姆斯特丹；再譬如，歐洲從南到北的食油和葡萄酒貿易——我想到了每年到伊斯的利亞地區(克羅地亞)采購白葡萄酒的德國大車隊。

第一種形式的交換沒有出其不意的因素，是“透明的”，每個人都了解其來龍去脈，人們也大致承受得起其一貫有分寸的利潤。在這方面，一個鎮子的市場所提供的便是一個好的典型。它首先匯集的是生產者——農家男女、匠人等——和買主，其中一些人是本鎮的住戶，另一些是鄰村的居民。在買主與生產者之間，不時有中間商出現，最多也就是兩三個人。在有機會的時候，中間商通過囤積的手段攪亂市場，支配市場，左右價格。一個小轉賣商甚至可能違反規章而去鎮口迎堵農民，以低價收購他們的食物，然后高價出手：這是一種初級的欺騙行為，它在鄉鎮周圍，尤其在城市周圍普遍地存在著。當這種行為擴展時，便造成了物價的上漲。在一個我們想象的理想鄉鎮，其貿易是有條例的，是公正的、透明的——如同德國成語“眼對眼，手接手”所說的那樣，即使在這里，逃避透明與監督的乙式交換也不可能絕對沒有。再如，販賣波羅的海地區小麥的大型車隊所做的貿易是一種透明的貿易：在始發點革但斯克的價格曲線和在終點阿姆斯特丹的價格曲線是同步的，商人的利潤既有保證，亦頗適度。但是，倘若地中海地區發生饑饉，如同1590年出現的情況，我們就會看到代表大客戶的國際商人讓海輪改變慣常的航線，所載之貨運至里窩那或熱那亞，價格必然增加二倍或三倍。在此情況下，甲式經濟便讓位于乙式經濟了。

只要在交換中升級，第二種形式的經濟便占了主導地位，在我們的眼前便畫出了一個顯然不同的“流通范圍”。英國歷史學家指出，從十六世紀起，在傳統的公開市場（publicmarket）身旁，他們稱之為的私下市場（privatemarket）日漸擴大著影響。為了強調二者的不同，我特意把它叫作“反向市場”。說實在話，這個市場不正是尋求掙脫傳統市場的那些極為礙事的規則嗎?流動的商人，上門的收購人徑入生產者的家中。他們向農民直接購買羊毛、麻、活畜、皮革、大麥或小麥、家禽等。他們甚至預先訂購剪羊之前的羊毛、還在地里長著的小麥。一張普通的條子，在村子的客棧里，或者就在農家中，簽了字就等于訂了合同。然后，他們將收購的貨物用車輛、牲口或小船運至大城市或輸出的港口。這種情況在世界上比比皆是，巴黎四周如此，倫敦四周亦如此，塞哥維亞是羊毛集散地，那不勒斯是小麥集散地，普利亞是食油集散地，南亞諸島是胡椒集散地……流動商人不親赴農戶的時候，便與賣主在集市的外側約會，或者，最常見的情況是在一家客棧攬生意：客棧于是成了貨流的中繼點，運輸的驛站，這種類型的交換用個人之間的交易替代了集體市場的正常狀況，而個人交易的條件又隨著當事人各自的處境而任意變化。在英國，由于對賣主所簽具的條子有不同的解釋而引發的大量官司清清楚楚地證明了這一點。顯然這是些不平等的交換。在這些交換中，市場經濟的根本規律——競爭——大失其位；在這些交換中，商人占了兩項優勢：其一，他斬斷了生產者和最終獲得商品者之間的關系(只有他了解商業鏈兩頭的市場條件，因此，只有他對可以指望的利潤心中有數)；其二，他有現款，這是他的主要理由。就這樣，在生產與消費之間便拉開了商業長鏈。這條長鏈的效率保證了它的存在。尤其在大城市的供應方面，由于它有效率，當局對它便聽之任之，至少對它放松控制。

然而，這些鏈條拉得越長便越能避開規則和慣常的控制，資本主義的進程也就越加清楚地凸顯出來，在Fernhandel(德文，意為遠程貿易)中，它展現得很鮮明，并非只有德國的歷史學家從中看到了交換生活的頂點。Fernhandel是個絕妙的自由操作的領域，它長距離運作，這使它不受通常的監視或者避開監視。在有需要的時候，它的行動可由科羅曼德爾海岸(印度)或孟加拉沿海直至到阿姆斯特丹，由阿姆斯特丹直至波斯、中國或日本的某家銷售商店。在此廣闊的經營區內，它有選擇的可能，它選擇最能生利的買賣：安得列斯群島的貿易不是已經利微了嗎?這沒有什么了不起，就在同一時刻，在印度所做的區間貿易或對中國進行的貿易保證了雙倍的利潤。扛槍的人換換肩就行了。由于遠程貿易經手人只有幾個，從這些豐肥的利潤中便積累起巨額資本。并不是任何人想擠便能擠得進來的。相反，地方貿易分散于眾多的受款人之手。譬如，在十六世紀，葡萄牙的國內貿易，若論其總量和所料想的全部款額，遠遠超過胡椒、香料和的貿易。但是，這種內貿經常采取以貨易貨的形式，表現為使用價值。香料貿易則直屬貨幣經濟。只有大批發商從事這種經營并在手中集中了超常的利潤。?牡覽硪彩視糜詰迅J貝撓⒐?BR>在世界所有的國家，總有一伙大批發商從蕓蕓商人之中脫穎而出，一方面，這批人的范圍很狹小，另一方面，他們在從事其他活動的同時總是與遠程貿易聯系在一起的，這決非偶然。在十六世紀之后的德國，在十三世紀之后的巴黎，在十二世紀之后、可能更早的意大利城市里都可以看到這種現象。在西方出現第一批批發商之前，伊斯蘭國家就有了tayir，即進出口商人。tayir從他們的商號里(已經實行坐商)指揮著經紀人和人的活動。tayir和市場里的hawanti（小店主）不可相提并論。印度的阿格拉，在1640年的時候，還是一個大城市，一位旅行者記述道，在那里被稱為sogador的人“正是我們在西班牙稱之為商人的人，但在他們之中，有些人則冠以Katari這種特殊的稱呼，它是這些國家中經商者的最高尚的稱號，其意為‘極其富有、威望崇高的商人’”。在西方語言中的詞匯也標明了此類區別。“批發商”（Negociant）就是法國的Katair；Negociant一詞出現于十七世紀。在意大利，mercanteataglio(零售商)與negoziant(批發商)之間差了十萬八千里。在英國亦然，零售商是tradesman，批發商是merchant，后者在英國的港口首先經營出口和遠程貿易。在德國，天壤之別存在于小作坊主(Kramer)和大商人(Kaufmann或Kaufherr)之間。

不用說，在伊斯蘭國家也好，在基督教國家也好，這些資本家都是君王的朋友，是國家的同盟者或者是不擇手段利用國家的人。他們很早地、一貫地超越“本國”的界限，和外國商人串通一氣。他們千方百計為自己的私利搞鬼，通過操縱信貸，也通過在好錢和壞錢之間進行偷梁換柱的取巧把戲。金幣銀幣值錢，是好錢，用于大宗交易，流向資本；銅幣不值錢，是壞錢，用于發工資和日常支付，流向勞動。這些人有著信息、智力和文化優勢。他們攫取周圍一切可取之物——土地、房產、定期租金……他們依仗著壟斷或者必要的權勢，十居其九能夠擊敗競爭對手。誰會懷疑這一點?一位荷蘭商人寫信給他在波爾多的一個伙計，叮囑他保守他們計劃的機密，否則的話，“在這筆買賣上如同在其他許多買賣一樣，只要有人出來競爭，那就無水可喝了!”最后，由于資本雄厚，資本家才得以維持其特權并包攬了當時的國際大生意。一方面，因為在那個運輸緩慢的時代，做大買賣，資金流動的周期必然很長：投入的金額需要數月、甚至數年才能連同利潤收回。另一方面，因為在一般情況下，大商人不僅僅動用他的資本，還借助于信貸，即借助于別人的錢。總之，資本是流動的。佛羅倫薩附近的普拉托城中的商人弗朗切斯科·迪·馬爾科·達第尼所遺留下的檔案向我們揭示，從十四世紀末開始，匯票已往來于意大利各城市和歐洲資本主義熱點之間：如巴塞羅那、蒙彼利埃、阿維尼翁、巴黎、倫敦、布魯日……他們的這一套玩藝就像今天巴塞爾(Basel)國際清算銀行的絕密會商一樣與平民百姓毫無干系。

商品世界或交換世界就這樣被嚴格地等級化了，從最卑微的職業——腳夫、裝卸工、小商販、運輸者、水手，到出納員、店主、各種經紀人、高利貸者，直至批發商。一眼看上便使人驚異之事，就是專業化，即勞動分工。勞動分工隨著市場經濟的進展，迅速增強，波及整個商業社會，但處于頂層的批發商——資本家卻是例外。職能分解的進程是一種現代化，它首先并且僅僅表現在下層：各種手藝人、店主，甚至商販都專業化了。但金字塔的頂尖卻并非如此，直至十九世紀，實力雄厚的商人可以說從不局限于某一種經營活動。當然，他是商人，但從不只干一種行當，他隨機應變，一會兒是船主、承保人、貸款者，一會兒又是借款人、金融家、銀行家，甚至是實業家或企業經營者。在巴塞羅那，十八世紀的時候，零售商店總是專業化的：出售的或是粗布，或是呢絨，或是香料……財發大了，有朝一日變成了批發商，他就立即從專業化走向非專業化。從此之后，一切力所能及的好生意他都做。

此種越規行為經常被注意到，但通常的解釋卻不能令我們滿足：人們對我們說，商人在不同的方面進行分散經營，為的是減輕風險：做紅染料賠了，靠香料賺；錯過了一樁生意，那就靠換匯或向某農民借錢收息贏利……總之，他遵從一則法國成語的忠告，即“不要把全部雞蛋裝在一只籃子里”。

對此，我認為：

——商人不實行專業化，其原因在于，在他所能觸及的范圍內，沒有任何一個行當有足夠的油水可以將其全部的活動攏固。人們往往以為，往昔的資本主義由于缺少資金而財單力薄，花了很長的時間進行積累才得以枝繁葉茂。然而，商務函件或商會的備查文書在相當多的情況下顯示，一些資金找不到投入的場所。資本家于是有興趣置地，土地是保值之物，擁有土地在社會上亦頗光彩，資本家有時也有興趣購置收益頗豐的、以現代方式進行經營的土地，在英國，在威尼斯或其他地方都是如此。資本家或者受誘在城市倒賣房產，還可能謹慎而再三地涉足工業領地，如進行礦產投機(十五—十七世紀)。但是，意味深長的是，除了個別例外，商人對于生產體系不愿入股，而是滿足于使用把活計外派到承攬人家中去做的辦法，即puttingout的辦法，來控制手工生產，以便保證更好地銷售。與工匠和puttingout系統相比，工場直至十九世紀只不過是生產領域中的一個很小的部分。

——大商人經常更換經營活動，這是因為高利潤不斷地從一個部門向另外一個部門轉移。資本主義的實質就是隨行情而變。現今也還是如此，資本主義的巨大能力之一是它很容易適應形勢與進行轉產。

——大商人的經營活動只有一種有時具有專業化的傾向，那就是金錢交易。但是，它的成功從未為時長久，好像是經濟大廈沒有足夠的力量支撐這個經濟尖端一樣。佛羅倫薩銀行，曾輝煌一時，但在十四世紀便敗落在巴爾迪家族和佩魯齊家族手里，到了十五世紀又改落在梅迪契家族手里。從1579年起，熱那亞興辦的普萊桑斯金融交易會變成了幾乎全歐洲的匯劃結算所，但是，熱那亞銀行家非凡的作為持續了不到半個世紀，至1612年便銷聲匿跡了。在十七世紀，阿姆斯特丹獨點了歐洲信貸流通的鰲頭，但這一番經歷到了下一個世紀以失敗而告終。只是到了十九世紀，在1830—1860年之后，金融資本主義才取得了成功，因為這個時候，銀行已掌握了一切，既控制了工業，也控制了商品，而且，從總體來說，經濟已經發展得相當茁壯，最終撐得起金融建筑了。

我現在總結如下：有兩種類型的交換，一種是普通的、競爭性的、幾乎是透明的；另一種是高級的、復雜周密的、具有支配性的。兩類活動的機理不同，約束的因素也不同，資本主義的領域所包含的不是第一類活動，而是第二類活動。我并不否定可能有一種既狡滑又殘酷的明火執仗的鄉村資本主義。莫斯科的達林教授對我說，列寧甚至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中，若一旦將自由歸還給鄉村市場，它便能夠發育出資本主義的整棵大樹。我也不否認存在著由店主們實行的某種微型資本主義。格申克隆認為，真正的資本主義脫胎于此，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力量對比可能成形并且存在于社會生活的一切層次。但是，歸根結底，初始的資本主義鋪展、顯示力量、呈現于我們面前的地方是社會的上層。只有在巴爾迪、雅克·科爾、雅各布·富格爾、約翰·勞或者奈克爾等家族的高度上方可探索并或許能了解到什么是資本主義。

通常，人們對于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不加區別，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二者從中世紀至今總是同步發展的，是因為人們經常將資本主義說成是經濟進步的驅動力和經濟進步的充分的展現。其實，一切都馱在物質生活的巨大脊背上。物質生活充盈了，一切也就前進了，市場經濟也就藉此迅速地充盈起來，擴展其關系網。資本主義一貫是這種擴充的受益者。約瑟夫·熊彼特把企業家奉為天降的神明，我不認為他說得有理。我固執地相信，整體運動才是決定性的，一切資本的輕重大小首先取決于支撐它的下層經濟。

第四節

資本主義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權，然而，沒有社會的積極協從，其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它必然是社會秩序的一種現實，甚至是政治秩序的一種現實，甚至是一種文化現實。因為，要做到這一點，全社會必須以某種方式，帶著或多或少的清醒意識接受資本主義的價值。當然，情況并非一貫如此。

一切密集的社會都可被分解為幾個“組合”：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級制度。只有與其他“組合”聯系起來，滲透到其他“組合”之中并且也向其他“組合”敞開大門的情況下，經濟這一塊才能被理解。這些“組合”既有單獨的行動，也有相互的作用。資本主義是經濟“組合”中的一種特殊的和部分的形式。上述的“組合”相互為鄰而又相互滲浸，只有以此為據，資本主義方可得到充分的解釋。

所以說，現代國家并沒有造就資本主義，而是繼承了資本主義，對資本主義時好時壞。時而允其擴展，時而斷其生機。當資本主義與國家趨同，當它即是國家之時，便是它得勝之日。在資本主義第一個大發展階段，在意大利的城邦中，如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薩，掌握政權的正是財主中的佼佼者。在十七世紀的荷蘭，攝政貴族為了生意人、批發商和出資者的利益，甚至根據這些人的指示來統治國家。在英國，1688年的革命標志著工商界的登基，如同荷蘭一樣。法國則晚了一個多世紀，經過1830年的七月革命，工商資產階級才穩穩當當地主了政。

國家根據自身的均衡狀況和自身的抵制能力對于金錢世界采取支持或反對的態度。文化與宗教的情況亦然。從原則出發，作為傳統力量的宗教對于市場、金錢的使用、投機、高利貸等方面出現的新事物總是說不。但是，教會對此卻有些順應。教會口頭上也是不斷地說不，到后來對于世事迫切的需求終于說了行。簡言之，教會采納了aggiornamento(意大利文，意為入時)，aggiormento是個較新的用法，當時的說法是modernisme(modernism，現代主義)。奧古斯丁·勒諾代回顧說，圣·托馬斯·阿奎那(1225—1274)確立了第一個應運成功的現代主義。不過，如果宗教，或曰實質上的文化，相當快地撤除了障礙，但卻堅持了強烈的原則上的反對，尤其對于有息貸款，將之譴責為高利貸。有人甚至過于匆忙地認定，若沒有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這些顧忌是消除不了的，還認定，這正是北歐國家臻至資本主義的深刻原因。馬克斯·韋伯認為，從字眼的現代意義上來講，資本主義不多不少就是新教的產物，或更恰當地說，就是清教主義的產物。

所有的歷史學家都反對這種難以捉摸的論點，盡管他們做不到將其徹底放棄。此一論點不斷在他們面前再現。然而，該論點顯然是錯誤的。北歐國家只不過取代了地中海老的資本主義中心長期而出色地占據過的位子。它們無論在技術上還是在工商業的操作上，都沒有任何創新。阿姆斯特丹仿效威尼斯，正如此后倫敦仿效阿姆斯特丹，紐約仿效倫敦一樣。此事的關鍵每次都是世界經濟重心的轉移，轉移的原因是經濟因素，并不涉及資本主義固有的或秘密的性質。在十六世紀的最末期，由地中海向北海的最終轉移正是一個新興國家對衰老國家的勝利。此外，其規模亦今非昔比了。隨著大西洋的興起，全面的經濟、各種交換、貸幣的儲存都擴大了，這也是市場經濟充滿活力的進展。市場經濟忠于阿姆斯特丹的約會，此后便背負起資本主義更大規模的建樹。最后，依我之見，馬克斯·韋伯的錯誤主要在于一開始便夸大了資本主義的作用，將其視為現代世界的創導者。

但是，實質問題并不在此。實際上，資本主義的真正命運是在同社會各種等級制度的較量中決定的。

一切發達的社會都允許幾種等級存在，我們也可以把它稱之為幾個階梯，這些階梯可供人們從樓底向上攀登。住在樓底、在貧寒中生息的是基層的大眾，即納爾·桑巴特所說的Grundvolk。等級分為宗教的、政治的、軍事的、各種錢財的。根據時代和地域的不同，在等級之間，有敵對，有妥協，有同盟。有時甚至混亂不清。在羅馬，十三世紀的時候，政治等級和宗教等級匯為一體，但是，在城市周圍，土地和畜群造就了一個危險的大領主階級，而與此同時，教廷的銀行家——即錫耶納人——也爬到了很高的地位。在佛羅倫薩，十四世紀末，過去的封建貴族與新起的商業大資產階級已經合二為一，組成了英氣勃發的錢財集團，理所當然地也攫取了政權。相反，在另外的社會環境中，政治等級制度能夠壓倒其他的等級制度：中國的明朝與清朝便是如此。歐洲舊制度下的法國君主政體亦如此，只是不像中國那樣明顯與一貫而已。在很長的時期內，法國的君主政體只準商人、哪怕是富有的商人扮演一種無威望的角色，而將貴族的決定性的等級制度推至一線。在路易十三統治下的法國，通往權勢的道路是接近國王和宮廷。窮酸的呂宋教區的主教黎世留的真正生涯的第一步是當上了皇太后瑪麗·德·美第奇的指導神甫，由?吮闃比牘⒉⒓方蘇迫ㄕ叩男∪ψ印?BR>有多少社會便有多少實現個人野心之路，也就有多少成功的典型。在西方，盡管孤立的個人成功并不少見，歷史卻頻頻不休地重復同樣的課程，即個人的成功幾乎總應記在某些大家庭的賬上，這些家庭警覺審慎、專心認真，拚了老命也要一點一滴地增加自己的財富和影響。他們的抱負與耐心配合，長期鋪展。如此說來，是不是應該贊頌一下那些“繼世長”的家族，贊頌一下名門的榮光和功德呢?我之所以講這些，為的是突出我們從總體上稱之為的西方“資產階級”的歷史。我們使用的“資產階級”這個詞是“很晚”才被人們所接受的。資產階級是資本主義進程的推動者，是日后成為資本主義的牢固的等級制度的創造者和利用者。在實際中，為了確立其財富和勢力，資本家們輪番或同時依靠商業、高利貸、遠程貿易、官府和土地。土地的價值是可靠的，此外，超出人們的想象，土地為其擁有者在社會上建立一種顯耀的威望。如果你們注意研究一下這些淵源流長的家系，注意一下慢慢積累起來的家產和榮譽，你們就差不多懂得了歐洲是如何從封建制度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的。封建制度是領主家族分享基礎財富——土地財富——的一種持久的形式，即一種在其結構中的穩定的秩序。“資產階級”，延綿幾個世紀，寄?謖飧鎏厝ń準叮址炊運盟拇砦蟆⑸莩蕖⒂問趾孟小⑷狽υS酶呃陌旆ǎ崛×慫牟撇鈧兆杲男辛校緩筧諍掀渲小R慌什噠庋閃耍硪慌俳釉倮鰨⑵鴣宸媯匭巒度臚畝氛W苤納淺詰模鶴什準段搜首約憾莼僂持謂準叮謖夥矯嫠薔霾換嵐帳值摹5牽什準兜納仙腔郝模哂心托牡模潯Ц旱氖迪鐘勺鈾鏘嗉膛Γ喲謁錚鎘執櫻扌菸拗埂?BR>此類社會，從封建社會派生出來，自身還處于一種半封建狀態，它是一種這樣的社會：財產、社會特權都相對地受到庇護，由于財產是、至少想讓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家族在一種相對的安定中尚可享受財產與特權，每個人大體上各歸其位。財富得以積累，家系得以成長與維持。在貨幣經濟的幫助下，資本主義最終得以浮現，所需要的正是這種平靜的或相對平靜的社會之水。這樣做，資本主義摧毀了上層社會的某些堡壘，當然是為了修筑有利于自身的、同樣堅固的與持久的新堡壘。

家財孕育經千日，光彩成就一朝至，在過去和現在，這種現象對我們來說是太熟悉了，以至于我們難于意識到這實際上是西方社會的一大特點。只有當我們置身境外，放眼歐洲之外的社會所展現的不同景象之時，我們才能真正看清此點，在歐洲之外的這些社會里，我們稱之為，或可以稱之為“資本主義”的總要遇到很難或者不可逾越的障礙。通過對比，這些障礙成了我們進行全面解釋的引子。

我們且把日本社會放在一旁。其發展進程與歐洲大體一致：封建社會日漸損蝕，資本主義社會最終脫胎而出。再者，日本乃商業豪門傳世最久之邦：其中一些形成于十七世紀，至今仍興旺發達。但是，西方社會和日本社會是比較社會史上幾乎自動由封建秩序轉入金錢秩序的唯一例子。在其他地方，國家、身分特權和金錢特權的地位殊異，我們正是從這些不同之處謀求教益的。

書歸正傳，且談中國與伊斯蘭國家。在中國，向我們提供的不完善的統計留下的印象是自上而下的社會機動性較歐洲更大。這倒不是因為擁有特權的人數相對更多，而是社會的構成遠不如歐洲穩定。科舉是敞開的大門，開放的等級。雖然這些考試并不總是在絕對公正的環境中進行，但社會各界皆可應試，比十九世紀進西方名牌大學不知方便了多少倍。科舉打開了通往高官厚祿之路，實際上是社會游戲的重新分牌，是恒定的NewDeal(新政，新的分配局面)。晉升至頂峰的官位從來都是暫時的，弄得好，最多也不過是終生受用。他們在任時所斂之財很少能夠奠定一個在歐洲稱得上的大家族。再說，過分富有，勢力過大的家族定將受到國家的懷疑。在法律上，國家是土地的唯一擁有者，只有國家有權向農民征稅，對于礦、工、商企業看得很緊。盡管商人與腐敗的官吏在地方上共謀，中國的國家政權從來都毫不懈怠地反對資本主義的自由伸展。每當資本主義在有利的條件下成長之時，它最終就會被可以稱為極權(totalitarian，該詞并非當今理解的貶義)的國家所制服。中國的真正的資本主義處于中國之外，譬如說在東南亞諸島。在那里，中國商人可以完全自由地行事與作主。

在廣闊的伊斯蘭國家，尤其在十八世紀之前，土地的擁有是臨時的，因為土地在這些國家同樣屬于君王。歷史學家使用舊制下的歐洲語言說，在這些國家里，好處(即終生得到的利益)是有的，家族采邑是沒有的。換言之，領主權，即土地、鄉村、地租，是由國家分配的，如同加洛林王朝過去之所為，受益者一死，領主權重新由國家支配。就君王而言，這是一種酬賞士兵和騎士、保證他們效力的方式。領主一死，其采邑和一切財產便重歸伊斯坦布爾蘇丹或德里的大莫臥兒。可以說，只要權在手，這些大君王便能夠像換新衣一樣地更換統治圈子和精英階級，這個權，他們不可能不用。社會的頂峰因此經常更新，大家族不可能牢嵌不動。最近有一份研究十八世紀開羅的材料告訴我們，大商人無法維系一代以上。政治社會將他們吞噬殆盡。在印度，商業生活比較穩固，那是因為商業生活的發展處于上層變化無常的圈子之外，處于商人和銀行家階級的護欄之內。

講了這些之后，你們就能夠更好地理解我所闡述的相當簡單的、也許正確的論點：資本主義的推進與成功需要有一定的社會條件。它要求社會秩序有某種安定，要求國家政權的某種中立，或某種寬容，或某種殷勤。就在西方本身，這種殷勤討好的程度也有差異：由于廣泛的社會原因和歷史的原因，譬如與英國相比，法國一直是一個更不贊同資本主義的國家。

我想，這個觀點不至引起嚴重的異議。相反，一個新問題自動提出來了。資本主義需要有一種等級。但是，在一個審視過成百上千個等級社會的歷史學家的眼中，等級制度本身到底是個什么東西?在這些社會的頂峰都形成了一小撮特權者和負責人。這便是昨天的現實：在十三世紀的威尼斯如此，在舊制度(AncienRégime)之下的歐洲如此，在梯也爾先生的法國也是如此。在1936年的法國，人民群眾提出口號，譴責“二百家族”的權力。在日本，在中國，在土耳其，在印度，情況亦然。這仍是今日的現實。甚至在美國，資本主義并沒有創造各種等級制度，它只是利用這些等級而已，正如它并未創造市場或消費一樣。從長遠的歷史觀點來看，資本主義是一個晚間來客。當它到達的時候，一切早已安排就緒。換句話說，等級這個問題的本身已將資本主義超越，事先就支配了它。非資本主義社會可惜也未能革除等級制度。

這一切引發著漫長的討論。在這里，我試圖對此介紹，不求結論。因為，這肯定是個關鍵問題，是問題中的問題。要不要打碎等級制度?要不要消除人對人的依附?1968年，讓—保羅·薩特說要打碎，要消除。然而，這真的能做到嗎?

注釋：

(1)亞當·斯密(AdamSmith1723—1790)：英國著名經濟學家。所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是第一部完整的政治經濟學大著作。他主張自由放任，反對政府干涉，認為自由競爭就會增加國民財富。

(2)杜爾哥(Turgot，1727—1781)：法國經濟學家，路易十六在位時曾任財政總監，試圖進行經濟大改革，取消了內部關卡，主張商業與工業自由，由于阻力巨大，終遭失敗。

(3)李嘉圖(DavidRicardo，1772—1823)：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在當時的經濟學界居于領導地位。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引起了他對經濟問題的興趣。其代表作為《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分析了社會中三個階級，即地主、工人和資本家在社會產品分配方面的規律。他使經濟學的研究系統化了，然而他把經濟學的范圍規定得比亞當·斯密狹窄得多。

費爾南·布羅代爾（1902—1985），法國歷史學家，主要著作有《菲利普二世時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區》、《法國經濟社會史》、《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

楊起，學者，現居北京。有譯著多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