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規定性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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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具象思維方法（我的《方法論和政治經濟學》一文已初步涉及），我們會從一個新的角度和高度重新審視17世紀至今的主要發達國家的社會整體變動過程，也會重新審視描述這個變動過程的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理論。這個所謂的新角度依然是檢討處理經驗材料的抽象思維方法的準確性，并在此基礎上引入混合社會的方法。本文著重談三個問題：一、是準確界定資本主義的概念和基本規律性，這是進一步科學具象思維的基礎。在這方面《資本論》總體上比較合乎抽象思維方法的要求，而后來的一些發展和修正的理論則沒能做到概念的前后一貫。二、是探討資本主義最重要的關于利潤率變化的規律在不同的假設條件下的偏離狀況，說明其變化的復雜性遠遠超出我們過去的想象，以及現實社會有可能是資本主義要素和資本主義以外的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三、資本主義與混合社會.

一、關于資本主義的規定性

(一)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

從一開始，有點機械的亞當斯密關于商品生產的描述就不同于辯證的馬克思的描述。“引出上述許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類智慧的結果。盡管人類智慧預見到分工會產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來實現普遍富裕。它是不以這廣大效用為目標的一種人類傾向所緩慢而逐慚造成的結果，這種傾向就是互通有無，物物交換，互相交易”（1）。在這里商品生產成了某種天然的普遍的人類傾向的產物（如果能這樣看商品生產倒是能給現代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理論家省不少氣力！）。馬克思的描述完全不同：“這種分工是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雖然不能反過來說商品生產是社會分工存在的條件。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會分工，但產品并不成為商品，或者拿一個較近的例子來說，每個工廠內都有系統分工，但是這種分工不是通過工人交換他們個人的產品來實現的。只有獨立的互不依賴的私人勞動的產品，才作為商品互相對立。”（2）。社會分工是商品生產的一個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商品生產的另一個必要條件就是“獨立的互不依賴的私人勞動”。這兩個條件缺失任何一個便構不成準確的商品生產的概念。

現實社會可以是商品生產要素和其它要素的混合，但任何不同時具備上述兩個條件的社經驗材料絕對不能混入商品生產的概念中去。如此強調這一點似乎多余，可我們很快會發現許多難以自圓其說的所謂理論，其拙劣的根源就在于此。

從在現實社會中作用的程度、規模、范圍等標準出發，將商品生產分為簡單的小商品生產和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生產是順理成章的。后者由于技術條件的成熟，大批量的勞動者的勞動能力也成了商品，勞動力的流動程度提高到過去任何社會形式從未達到的水平，商品生產已是社會增加財富的主要源泉。但資本主義是商品生產這一邏輯主干之上的一個支干，考察社會經驗材料能否混入資本主義概念中，還是首先要看它能否混入商品生產的概念中去，剩下的任務只是辯明它屬于小商品生產概念還是資本主義概念。

（二）商品經濟的規律性和資本主義的規律性

更深的抽象表明，商品生產者交換的不僅是具體的、實在的、有用的物品，而且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這不是心血來潮隨意做出的武斷抽象，它表明了生產商品的各種具體勞動的共性，從而也表明了用于交換的所有商品的共性或本質。只要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在量上是相等的，這些商品在抽象意義就是相同的，這是它們得以按一定比例交換的基礎。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價值的質的規定性。耗費的量不由每個具體勞動量決定，而由社會必要勞動量決定，這就是價值的量的規定性。在現實中沒有人先去計算必要生理耗費再去交換，價值規律是以供求和競爭規律的形式在市場上現實地表現出來的。社會的各個私人生產者“作為商品所有者互相對立，每個人都企圖盡可能以高價出售商品（甚至生產本身似乎也只是由他們任意調節的），所以內在規律只有通過他們之間的競爭、他們互相施加的壓力來實現，正是通過這種競爭和壓力，各種偏離得以互相抵銷。在這里，價值規律不過作為內在規律，對單個當事人作為盲目的自然規律起作用，并且是在生產的各種偶然變動中，維持著生產的社會平衡。”（3）顯然，價值規律的作用制約著商品的交換比率、每種商品的產量、勞動力在各個部門的配置。

當“全部產品或至少大部分產品采取商品的形式”（4）時，商品生產就到了資本主義階段。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大體上每個生產者擁有自己的數量不多的生產資料，并且用它們來生產商品；現在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都是商品了，生產資料屬于一些人，出賣勞動力來干活的是另一些人。資本主義仍符合商品概念的一般規律性，但特征性的東西已開始出現，一般規律在具象時有了修正的必要。

新增的價值已不象以前那樣全部歸生產者所有，而是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歸死勞動——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可以稱作剩余價值；另一部分歸活勞動的所有者，可以稱作勞動力價值。兩者量的劃分的斗爭從資本主義產生起就沒有停止過，但只要這種斗爭主要是靠價值規律為基礎的自由的市場契約來調節的，這種斗爭就還是商品經濟概念和資本主義概念能概括的經驗材料。

又由于生產資料不僅總規模擴大了，而且各行業所用的死勞動和活勞動的比例也不象以前那樣大體相差無幾了，各行業利潤率均等性的假設和剩余價值率均等性的假設還基本符合對經驗材料不完全歸納的判斷，資本有機構成則沒有任何做均等假設的基礎了。這時，跨行業的商品價格等于價值（剔除掉供求不平衡因素）和利潤均等的價值規律的表現形式就不正確了。必須修正為：所有行業的利潤總額和總價格，還是等于以前的剩余價值總額和價值總額。價值就轉化為生產價格，價值規律就轉化為生產價格的規律。以上就是商品經濟概念和資本主義概念的基本的規定性。它對政治制度結構的基本要求就是私有產權和契約自由。

（三）利潤率的下降趨勢

馬克思用抽象思維方法得出的資本主義利潤率下降趨勢的規律，是想用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范疇內的作用要素而不是這兩個概念所能概括的范圍以外的、價值規律管不著的作用要素，來說明資本主義的歷史性和被替代的必然性。在這里人類的主觀能動性和價值判斷、價值追求被明顯地擺列一個次要的位置，起作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要求助于人們的價值判斷和主觀追求歷來被馬克思視為庸俗的和空想的。馬克思愿意看到是資本家把資本主義推向滅亡。“利潤率是資本主義的推動力；那種而且只有那種生產出來能夠提供利潤的東西才會被生產出來。英國經濟學家對利潤率下降的擔憂就是由此產生的。……在這里，以純粹經濟學的方式，就是說，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在資本主義理解力的界限以內，從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立場出發，表現出資本主義生產的限制，它的相對性，即表現資本主義生產不是絕對的生產方式，而只是一種歷史的、和物質生產條件的某個有限的發展時期相適應的生產方式”（5）。即使對馬克思這樣的抽象思維大師，我們也要試圖鑒定他的抽象思維過程。

我們可從（S，是剩條價值率，s是剩余價值，v是可變資本，q是資本有機構成，c是不變資本，p是利潤率）推導出p以q和S，表示的函數式：要想使P有不斷下降的趨勢，必須是二種情況之一：（1）S，下降同時q不下降或者S，下降的程度高于q下降的程度；(2)q上升S，不上升或者q上升的程度高于S，上升的程度。

馬克思顯然排除了S，下降的情況。就第二種情況而言，馬克思得出利潤率下降的結果就必須先做兩個假設之一，即q上升S，不升或者q上升的程度高于S，上升的程度。馬克思認為q上升比較符合經驗材料（情況可能不是如此簡單，后面會論及），兩個假設就變為S，不上升或者上升的程度低于q上升的程度。就是說利潤率下降趨勢的規律是隱含著這兩個假設條件的。這個規律的正確與否取決于這兩個暗含的假設與現實經驗材料對照的結果。在《資本論》整個第十三章對這個規律的描述中，都沒有有意識地將假設與經驗材料相對照的部分。在隨后的第十四章作用相反的各種原因中將S，的提高作為了一個起相反作用的修正因素。這樣，實際上馬克思的假設又變成S，上升的程度低于q上升的程度。

只要能證明這個假設比較符合現實的長期趨勢，利潤率下降趨勢的規律就真的是資本主義范疇內的、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資本主義的消亡就指日可待，這個論證過程是比較嚴密的抽象思維過程必須要求的。

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第14章中沒有直接地全面地接著說明這個假設，從而完成論證，而是換個角度換個假設前提，用完全不同的方式來說明利潤率下降趨勢的規律：“在這里——大多數有益于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方法都是如此——引起剩余價值率增加的原因，包含著這個結果：所使用的總資本為一定量時，剩余價值量將會減少”，“從而使利潤率減少。”（6）。但是馬克思沒有看出，“引起剩余價值率增加的原因”同時也使他的新假設“所使用的總資本為一定量”中的一定量變得不“一定”了，變小了。社會總資本的平均有機構成提高，同時也意味著不變資本的貶值和有機構成的下降。這個新開辟的論證同樣無法說明利潤率下降是一個長期趨勢。有人會說：不變資本貶值馬克思已作為修正因素之一，在具象過程中說明了，這是抽象思維方法的慣例。但是具象不是再一次分別把各修正因素與本質因素的關系羅列出來，這是舍象過程的任務，它必須在可疊加的假設條件下，綜合說明本質因素和6個相反因素共同作用時的總結果。即使不精確，也必須判斷各個力的強弱和方向，從而判斷合力的方向，做不到這一點就沒有完成抽象思維方法的要求，所下的結論就是沒有科學依據的。馬克思意識到了這一點，他有些含糊地“把一般利潤率的下降視為是一種傾向的下降”（7）。”

我并不是據此斷言說資本主義沒有利潤率下降的趨勢，我只是斷言包括馬克思在內的理論家到目前為止并沒能證明這種趨勢是資本主義范疇本身所必然帶來和資本主義范疇可以概括的所謂客觀規律。利潤率的變化有多種可能性，有些是資本主義因素引起的，有些是資本主義以外的因素引起的，強調這種區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后面還會論及利潤率變化的極端復雜性。

（四）壟斷和帝國主義

由于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加劇，隨著資本主義不斷積聚和集中，各個生產行業的企業數目大大減少。這些在競爭中幸存下來的企業，規模大都十分龐大，接下來的競爭更可能帶來的將是兩敗俱傷，而不是某一方的完全勝利。這時在大資本家頭腦中占上風的已不是資本主義范疇的規定性和準則，更不是商品生產范疇的規定性和準則，而是過去封建領主們慣用的劃分勢力范圍的封建契約，這是完全不同于以價值規律為基礎的市場契約的一種超經濟的契約。這種封建契約有企業同盟、卡特爾、托拉斯、完全合并等多種形式。從此現實社會已不再象此前近100年那樣接近于較單純的資本主義社會，而主要成了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的混合社會。這種混合在大約幾十年的時間內全面觸及了消費品市場、生產資料市場、資本市場甚至勞動力市場。劃分新增價值的另一方——勞動力出賣者靠自由市場原則調節自己利益的機會被大大削弱了，他們面對的是聯合起來的蔑視市場的資本所有者，他們現在的地位用工奴來描述毫不為過。

我們再次強調，嚴格的抽象思維方法一定能判明壟斷資本主義社會是資本主義要素和資本主義以外的要素混合的結果，決不能把一切現象材料都裝進資本主義范疇內。不能把壟斷看成資本主義的一個階段，因為在抽象思維的意義上找不出壟斷概念和資本主義概念的共性，說明它們的關系不是抽象思維方法所能完成的任務。

馬克思是在壟斷產生之前完成他的經濟著作的，因此在《資本論》中沒有這方面的分析。列寧等人用新的經驗材料來發展和修正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理論時，最大錯誤就是沒有仔細審查新材料是否具有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概念的共性，沒有共性就不是抽象思維方法所要求的修正和具象，而是一種雜亂的堆砌。并且它所造成的概念的混亂為我們將要進行的混合社會的科學具象思維方法設置了極大的障礙。

同樣，帝國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的一個階段，而是資本主義、封建主義、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甚至種族主義相混合的現實社會的一個階段。

二、關于利潤率的變動和資本主義危機

我們認為利潤率p=S，(1-q)絕不是簡單地呈現一種下降的趨勢，其變動的極端復雜性一方面體現在抽象思維模式下p作為因變量在S，和q的作用下有多種變動的理論可能性；另一方面體現在科學具象思維模式下p、S，q還是互相影響和互動的。作用于p、S，q的有些是資本主義要素，有些則是資本主義以外的要素。

（一）在p不反作用于S，和q以及S，和q不相互作用的假設條件下，P在理論上上有11種變動的可能性。

（1）S，上升且q下降時，p上升；(2)S，上升且q不變時，P上升；(3)S，和q都上升，但S，的上升快于q的上升時，p上升；(4)S，和q都上升，但S，的上升慢于q的上升時，p下降；(5)S，不變且q下降時，p上升；(6)S，不變且q不變，p不變；(7)S，不變且q上升時，p下降；(8)S，和q都下降，但S，的下降快于q的下降時，p下降；(9)S，和q都下降，但S，的下降慢于q的下降時，p上升；(10)S，下降且q不變時，p下降，（11）S，下降且q上升時，p下降。

利潤率下降趨勢的規律只是其中（4）的情況。前面已提到，關于這個規律的唯一性的證明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與其堅守一個不能證明的簡單化了的所謂規律，不如承認利潤率變化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并以此為起點展開豐富的實證的研究，歷史地描繪出利潤率變化的實際狀況。

上面11種情況的每個假設條件，在沒有經過仔細的對照之前，都不能冒然斷定它與實際不符。例如，馬克思認為q的上升一般來講比較符合經驗材料，而實際上q的變化也非常復雜。當我們從微觀角度考察時，技術進步往往直觀地帶來有機構成的提高。但是從宏觀的和較長期的角度看就不一定如此：第一部類長期的技術進步會帶來一定實物量的不變資本存量的貶值，也包括第二部類不變資本存量的貶值，數學上很容易證明，當C下降時，也是下降的；彌補存量損失后的利潤部分下降幅度更大，從而利潤率也是下降的；在新增價值的劃分上，也是下降的。緊接著的應該是第二部類的技術進步所帶來的消費品的貶值，全社會在維持絕對生活水平不變的情況下v降低了。明顯上升，新增價值的劃分中也上升；也上升。

從長期來看，考慮到技術進步會由于微觀單位的競爭推動而成為影響兩個部類生產的長期的和主要的因素，全社會的q,S，p更傾向于隨著兩個部類技術革命的更迭而呈現一種上下波動的變動狀態。而絕不是單純的上升或下降。

技術的進步所帶來的生產率的提高可以是一個工人推動更多的機器，但不一定是一個工人推動更多的機器的價值。這是宏觀角度和微觀角度的重要區分。馬克思也提到過的不變資本貶值絕不能擺在一個次要的修正因素的地位，它是和勞動力貶值同樣重要的并且交替出現的因素。

（二）在現實中的p絕不僅僅是S，和q的被動的因變量，它的水平和變化反過來直接影響S，和q的水平，S，和q也是在時刻相互影響和制約著對方的水平。例如用相對剩余價值的方法來提高S，往往就伴隨著q的提高，但它們的具體的相互作用關系可能比想象的要復雜得多。此外，現實社會的q,S，p還會受到種種市場契約天法調節的資本主義以外的因素的影響。由于這種復雜性，我們肯定得不出某種P的單一趨勢的規律。因此面對多變量共變的情況時，單純的抽象思維方法的確無能為力，求助于科學具象思維方法是一種有益的嘗試。

（三）到目前為止，關于資本主義自動走向滅亡有兩大核心理論。一個是前面已分析過的在資本有機構的提高快于剩余價值率的提高的假設條件下得出的利潤率下降的規律，關于這個規律的證明是缺乏說服力的；另一個是假設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必然帶來剩余價值率的提高，這樣就必然帶來消費不足這種資本主義市場無法自我調節的生產比例失調問題。按比例生產是一切社會生產的共有規律，如果資本主義最終帶來的是生產不能按比例進行，資本主義的滅亡就無可爭議。

我們仍用馬克思的方法把社會生產分為兩大部類：生產生產資料的第I部類和生產消費品的第ц部類。我們先把剩余價值分為四個部分（8）；第一，適量的消費支出，數目剛夠把資本家的消費維持在前一期的水平，記作SC；第二，資本家消費的增長額，記作S△C；第三，資本家用來擴大可變資本的積累，記作Sav；第四，資本家用來購買追加的不變資本的積累，記作Sac.為了保持擴大再生產的均衡條件，就必須使所有代表對不變資本需求的項目的價值（生產價格）等于不變資本的總產量的價值（生產價格），并使所有代表對消費品需求的項目的價值等于消費品的總產量的價值。用等式可表示如下（字母右下角的數字1和2表示生產部類）：c1+sac1+c2+sac2=c1+v1+sc1+s△c1+sav1+sac1

v1+sc1+s△c1+sav1+v2+sc2+s△c2+sav2=c2+v2+sc2+s△c2+sav2+sac2

化簡后得：C2＋Sac2＝V1＋Sc1＋S△c1＋Sav1其中方框內所含項目就是簡單再生產的均衡條件。以簡單再生產的情況為例，C2＝V1＋Sc1，如果第一部類的剩余價值率不斷提高，就意味著等式中V1在不斷縮小，理論上不能由此就推導出這樣的結論即等式C2＝V1＋Sc1不再成立了，簡單再生產的比例已被破壞了。因為顯然還有理論上的替代辦法；Sc1不斷加大，并且Cz在實物結構上適合加大了的Sc1的情況。即勞動力出賣者減少的消費由資本家增大的消費替代了，這時等式仍舊成立，簡單再生產仍是按比例的。按比例生產規律本身不能證明剩余價值率的提高會是一個按比例生產的破壞因素。

按比例生產是超商品經濟的一切社會生產的共性，是更抽象更一般的規則。它對現實生產的要求只是有前后一貫的、系統的生產比例，并且再無其它要求。至于現實中按比例生產的多樣性則是由這個抽象規律以外的作用要素形成的。重視這種區別是嚴密的抽象思維方法所要求的。

馬克思曾嘲笑這種把資本家變成一個只關心使用價值的善良市民的假定是把資本主義最實質的東西—筆鉤銷了。但是最先一筆勾銷資本主義的是剩余價值率不斷上升且不再受資本主義調節的假定，是前一個荒謬產生了后一個荒謬，當你假設剩余價值率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而持續提高時，你就已經假設剩余價值率由市場法則調節而上下波動的資本主義已不起作用了，你就已經假設資本家不是資本家了。但無論如何，我們證明“有效需求不足不能直接導致對按比例生產規律的破壞的演繹推理是無懈可擊的。杜岡那個著名的一個工人操作全部機器的假說無非也是想說明同樣的問題，但不幸他始終沒能說透。就純粹的資本主義作用要素而言（抽象的、理論上的），V和S的劃分是由市場契約調節的，資本主義不僅是資本家的資本主義，也是勞動力出賣者的資本主義，就不考慮外來因素的純模型而言，按比例是可以由市場調節來完成的。

但是越來越頻繁的V或S一方借助資本主義以外的作用力量來參與新增價值的劃分的作法，使得比例問題也不可能單有市場調節來完成了。資本主義以外的因素的介入使單純的資本主義市場契約原則失靈了。但如果這時出現了生產不能按比例進行的罪惡，承擔責任的不應是純資本主義概念所概括的東西。而是那些資本主義以外的混合要素。在資本主義模型下，生產的按比例是要不斷經過市場調節才能達成的，特別是V和S的劃分比例，即剩余價值率，當V過多S過少時就會出現產品不足，市場通過價格變化能把它們的比例調整過來；當V過少，S過多時，就會出現消費不足，產品過剩，市場同樣能把它們調整過來。但如果有一些超經濟因素引起V或S的過多或過少時，市場就成了多個作用力中的一個，V和S的最終比例是取決于多個力的合力，而不僅僅是價值規律的力量。但不能由此說價值規律（生產價格規律）就過時了，它仍是重要力量之一。

（四）資本主義危機

資本主義是一種理論抽象模型，它不等于現實社會。如果人類社會在某一時期比較接近資本主義模型，那只表明現實社會患了某種程度的社會偏執病。人類社會正常的和長期的情況就是各種抽象模型的混合社會。

現實社會不等于資本主義，現實社會的危機也不等于資本主義危機。在理論上探討資本主義危機，如果在概念上搞不清這種區別，接下來的錯誤和混亂就不言白明了。

資本主義危機就是因為利潤率跌至其普遍水平以下或工資水平跌至其普遍水平以下所引起的流通過程的中斷。因此，資本主義危機應當如魯道夫·希法亭認為的那樣，是一種比例的失調。只要剩余價值率、資本有機構成、利潤等指標的影響因素還是市場契約原則可以調節的，資本主義危機就也是在資本主義范圍內可以調節歸位的。如果支配這些指標的還有某些超經濟的非資本主義的原則，我們的思維要下的第一個結論就是現實的危機不等于資本主義危機。單純調節資本主義危機的市場方法就無法單獨完成調節這個現實危機的任務，起作用的應是某種混合的方法。例如，1929年危機就主要是由壟斷造成的新增價值的劃分長期有利于資本所有者引起的。危機持續時間長，破壞力極大。至少有兩種解決危機的途徑可供選擇，一種是繼續維持新增價值劃分有利于資本家的狀況，同時將產品結構調整為可將工人消費不足的部分由資本家的消費或投資來替代，接下來還必須有人口減少、超級消費形式的出現（如太空旅行等）等經濟政治配套條件。人類社會否定了這種選擇，而采用了解決危機的第二種途徑：通過國家機器等手段改變新價值劃分明顯不利于工人的狀況，使比例重新回歸。毫無疑問，這兩個辦法都不是解決資本主義危機的市場方法能單獨奏效的。

就純粹的理論上的資本主義危機而言，“如果資本主義的發展離不開利潤率下降趨勢，或離不開消費需求越來越落后于生產要求的趨勢，或者兩者都離不開，那么，這個制度的毛病就可望隨歲月的推移而加劇，而資本主義關系變成社會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桎錮的時候，也必然同黑夜跟隨白晝一樣，非來不可。既然這樣，周期地打斷社會經濟生活的危機，就的確必須看作是現存社會體系的死亡象征”（9）。

正如我們前面看到的，剩余價值率、資本有機構成和利潤率隨著全面技術進步在兩個部類交替出現而呈上下波動狀態，資本主義至少不會因為那兩個原因而滅亡，資本主義危機也不是資本主義趨于滅亡的象征。

但我們絕不是由此得出資本主義永遠起主要支配作用的結論。由于單位價值所代表的物質量越來越大，資本主義自動調節的社會物質代價也越來越大，資本主義方式可能會因為這種日趨增高的社會調節成本而逐步不再是歷史舞臺上的主角。此外，按照需求交替理論（參見《方法論和政治經濟學），人類社會始終存在著物質、創新、依附、平等、自由這五種基本需求，區別只是量的不同格局而已，資本主義將這五種需求都價值化了，應該承認，價值化是一種精巧的制度系統，它為五種需求都留下了發展空間。但是，在現代人類五種需求新格局的條件下，資本主義系統或價值化制度系統，已不可能單獨包容或衡量人類的五種基本需求，這就是為什么發達國家明明在改進五種需求的格局方面取得了進步而經濟增長率等價值指標卻始終低迷和令人喪氣。再不接受新的概念系統，人類社會簡直就要失去方向感了！這些是資本主義在特定條件下不合理性的根源。顯然這種不合理性還是來源于人類社會的價值判斷和價值追求，而不是單有資本家就可以把資本主義推進死胡同。并且，這不意味著資本主義已具備全面消亡的條件，無視這一點，只能得到以另一種不合理或不完全全合理法則代替現在的不完全合理法則的結果。

在現實社會，當自由競爭導致資本日益集中時，資本主義調節成本日益增高的不合理性可能帶來兩種不同的超資本主義力量在和資本主義法則對抗。這兩種力量的任何一種達到某種極端程度時就現實地表現為資本主義的滅亡（也可能是不合理地滅亡）；這兩種力量沒有出現極端程度時就現實地表現為它們和資本主義法則相互混合共同作用的混合社會狀態。

這兩種力量一種是封建主義力量，具體表現為大資本家為限制競爭而采用的封建領主劃分勢力范圍式的超經濟契約；另一種是社會產義力量，具體表現為勞動者通過工會或國家機器而實現一種超越資本主義市場法則的平等性的分配。

資本主義與這兩種主義的關系并非截然不可過渡。如當自由競爭導致資本集中到一定臨界點時，資本家很容易放棄資本主義法則而選擇封建主義法則；再如，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力的價值就是維持勞動力所有者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資料的價值。那么“所謂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圍，……本身是歷史的產物，因此多半取決于一個國家的文化水平，……”（10）。如果接著演繹下來，當一個國家的公眾的文化水平要求稍多一點平等也是“必不可少的需要”時，資本主義的勞動力價值中也就會有一點社會主義的要素，資本主義顯然向社會主義原則過度了一步。現實社會中的關系本沒有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標簽，當歷史按時序發展到一定條件需要將某種社會關系制度化和穩定化時，才有了這些主義的區分。

另外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不是單向的，一些主義在一定歷史時期的作用可強可弱，可接近于零，但這不意味著在以后的歷史時期這種主義就永遠不再發揮作用了。起根本作用的規律是我在《方法論和政治經濟學》一文中描述的需求替論。

混合社會必須是一個完整系統的混合，才會有相對穩定的狀態，這包括所有制（產權制度），國家制度和意識形態等。

（五）所有制、國家制度

我們把人類現實社會按一定標準分為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科技主義或它們的各種混合形式，這有兩個層次的含義，一方面是指人類社會冠以某種主義的追求和實現追求的條件使該主義對社會的作用力日益顯現出來，成為影響社會發展變化的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之一和內在力量之一；另一方面是指這種內在要求或內在力量只有以所有制、國家制度、意識形態等形式予以制度化以后，才能完整地、系統地和穩定地表現出這種主義的全部內容和發揮出全部的作用。第一個層面是第二個層面形成、穩定和變化的基礎或內生力量；第二個層面決定第一個層面能否充分地現實地發揮作用，從而甚至也決定了不同民族在某一時期不同的發展方向和道路。

資本主義最基礎的制度是建立和保護排他性私人產權的所有制。資本主義“所有權是對于物有絕對無限制地使用、收益及處分的權利”（11）。在使私人產權有效地發揮作用，必須不讓未獲授權的個人使用它，并且運用資產的全部獲益和成本都應歸屬于資產的所有者。只要不是純粹的資本主義，都可能需要用某種超經濟的政治辦法來決定資產的運用和獲益。

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正常運轉還需要另一些外在制度為條件，這些制度允許并保證自由締約和確定明晰的權利和義務，這些外在制度就是法律和國家強制。它們“都立足于公共的強制執行組織（法院、警察、檢察員、監獄）。統治者和議會曾普遍使自己成為可信賴的第三方，來保證契約的履行。因此外在執行機制往往增強著締約伙伴的信心”（12）。但這些外在執行機制在保證資本主義所有制的同時，也在侵蝕著資本主義所有制，以至現實的產權制度往往不是純粹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資本主義排它性的對財產無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外分的權利無時無刻不在受到國家的限制。絕對排他性資本主義所有制從它產生那天起就不是純粹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而是某種混合的所有制。只不過在一定階段，頂多這個混合的所有制比較接近純粹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而已。

作為強制手段的國家的概念有兩種表面看來截然不同的表述：一種認為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壓迫工具；第二種認為國家是代表整個社會利益的機關，是各種利益的調節器。

其實，至少當資本主義成為主要社會力量時，國家的統治工具的作用和利益調節器的作用是一種抽象思維方法下的抽象和具體的關系。前者是國家概念的實質、本質，后者則是這個本質經過某種修正后的具體表現形式。在人類社會早期，國家的抽象本質幾乎沒有修正地就表現為階級壓迫的工具，調節器的作用頂多只在統治階級內部發生。階級與階級之間界線分明，并且難以逾越。到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國家概念從抽象到具體的思維過程要加入多種修正因素，以致于抽象中的直接階級對立，在具體表現形式中不那么容易一眼看出，除非加以抽象化。這些修正是：a、階級間的共性因素較早期多，例如都是政治上的自由人。b、階級之間的轉化較早期容易，階級概念的承載人極不穩定，例如管理職業化和經濟的科技化都是低層階級升入高層階級的渠道。再如股票市場又使普通人可以成為股東等等。因此國家概念在形式上只能表現為各種利益的一種公正的調節器。但是透過具體形式，還是能發現（用抽象力）國家歸根到底是對具有資本家素質的人群極為有利的強制機器，它是追求和信奉以自由締約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產權關系的人群的選擇結果。這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實質。

民主程度越來越高的國家制度，一方面是各種社會力量作用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向新的混合社會發展的切入點。它總是以自由締約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排它性產權關系的必不可少的保護機器；它同時也是削弱排他性資本主義產權關系并使社會邁入混合狀態的超經濟的雙刃劍。

三、資本主義與混合社會

“我們在理論上假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是以純粹的形式展開的。實際上始終只存著近似的情況。”（13）。

有兩個原因導致馬克思沒能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實際的混合狀態的規律性給予充分研究：一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越是發展，它同以前的經濟狀態的殘余混雜不清的情況越是被消除，這種近似的程度（理論上的資本主義模型與現實社會，引者注）也就越大。”（14）。雖然以前的經濟狀態的消除也是一個漸變的過程，并且在資本主義發展早期，現實社會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都是資本主義社會和以前的封建社會的一個混合社會，但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資本主義經濟已是發展的趨勢，它對現實社會的作用已接近于決定性的作用。馬克思專注于資本主義理論模型的研究，實際上就近似地等于對他所處時代的現實經濟的研究。二是在方法論上單一的抽象思維方法實在無法勝任對幾個完全不同質的概念混合和交織在一起的規律性研究。它除了能說明現實經濟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等的混合經濟以外，無法進一步得出有意義的通例性的結論。

資本主義到了成熟期以后，現實經濟的新的混雜不清的情況又出現了。資本主義理論模型和現實經濟的近似程度又開始出現由大變小的情況。在資本家方面開始出現求助于封建主義的傾向，在無產者方面開始出現求助于社會主義的傾向。如果要求馬克思的理論應對將要出現的新的混合狀態做出解釋和預測，那是對理論家的苛求。馬克思的后人作了各種企圖以單一抽象思維方法描述新現象的嘗試，這種方法論就決定了他們都討厭混合狀態，于是出現了信奉資本主義的陣營，也出現了信奉社會主義的陣營，他們最初都試圖通過現實的消滅對方來恢復社會的單一狀態，但這個結果未能如愿出現。到了20世紀40年代和20世紀80年代兩個陣營分別從內部開始了政治家們的對峙的松動，兩個單一社會都先后出現了混合的狀態。但探討混合規律的系統理論仍舊沒有出現。馬克思和他以前及以后的理論家以抽象思維方法為基礎對封建主義模型、資本主義模型、社會主義模型等的理論構建是人類思維的寶貴財富。我們現在要做的是以這些抽象思維的結晶為出發點，采用科學具象思維方法進一步探討混合狀態的規律。因為混合狀態是和現實社會近似程度最高的情況。

一個相對穩定的混合狀態不僅是經濟的制度化的混合，也是政治、文化的混合，我們更愿用混合社會這個概念來描述這種范圍廣泛的混合。如果要對資本主義發展做一個粗略的階段劃分，我傾向于認為：a、14世紀中期——16世紀中期，貿易和小商品生產繁榮，這個時期是以封建主義制度體系為主的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等的混合社會。b、16世紀中期——18世紀中期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勢均力敵，矛盾比較尖銳。c、18世紀中期——19世紀70年代，是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階段，是資本主義逐漸占上風的混合社會。特別是到了這一時期的后一階段，強大的資本主義制度體系和意識形態，使現實社會幾乎接近純粹的資本主義理論模型。d、19世紀70年代——20世紀30年代，科技主義開始形成獨立的意識形態。由于大資本的形成，大資本家最先摒棄資本主義規則而采用了封建領主式的劃分勢力范圍的壟斷方法，單純的資本主義規則已無法保護小資本家和無產者的利益。無產者也開始借助社會主義的平等規則而不是單純的資本主義自由契約規則加入社會選擇過程。這一時期主要是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科技主義等的混合社會。資本主義和大封建主義的力量占伏勢。e、20世紀30年代至今，壟斷的封建主義受到一定程度的?拗疲且宰時局饕邐饕α康淖時局饕濉⑸緇嶂饕濉⒖萍賈饕宓鵲幕旌仙緇帷?/P>

當回頭看我們走過的歷史時，我們的思路比較清晰，因為時間已幫我們做了大量的抽象工作。在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共存的幾百年間，我們已習慣于把當時的社會理解為一個混合社會，能歷史地和辯證地看待封建主義制度體系和資本主義制度體系。但我們卻不能把這種歷史的和辯證的方法運用到我們這個時代，來理解多種矛盾的產生和變化，在這里我們更習慣于形而上學。我們不能容忍存在一個社會的鴨嘴獸。但現實社會的確是鴨嘴獸，以科學具象思維方法為基礎的混合社會理論有可能是一種突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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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馬克思：《資本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三卷，275頁，著重號是引者所加

（7）馬克思：《資本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三卷，274頁

（8）保羅·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83頁

（9）保羅·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論》，北京商務印書館，第1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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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柯武剛、史漫飛：《制度經濟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46頁

（13）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5卷，195-196頁

（14）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5卷195-196頁